1931—1933年，尼赫鲁在被囚狱中期间，给他女儿写下了大量讲述世界史的书信，这些书信日后结集出版，形成《尼赫鲁世界史》（Glimpses of World History）一著。书中有关一战后成立的国际联盟的论述，可多少折射出尼赫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对于国际秩序问题的看法。国际联盟的构想本源于美国总统威尔逊的倡议，它被视为美国的自由国际主义或威尔逊式国际主义的代表，威尔逊提出这一构想的部分原因是为了跟苏联共产国际主义理念在世界的传播相竞争。的确，国际联盟的理念在刚被提出之际，对第三世界精英的思想冲击是巨大的，不但其倡导的民族自决原则推进了亚非被殖民地的民族主义觉醒，并且其所宣扬的世界各国平等合作的目标，不仅唤起了当时中国的精英人士如康有为、王宠惠等人的大同共鸣，陈独秀甚至称威尔逊为世界第一个好人，而且也同样获得了尼赫鲁的称赞。国际联盟要求“在公正与尊重的基础上建立关系，促进世界各国物质和精神上的合作，避免未来发生战争”的主张，与1945年4月发表在联合国成立大会上的《联合国宪章》所倡导之“大小各国平等权利”、“彼此以善邻之道，和睦相处”、保证“公共利益”等战后新秩序的设想在信念上是相连续的。对于见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普遍创痛的尼赫鲁而言，国际联盟提议以平等公正和友好合作的新国际秩序代替国家间相互征服的旧国际秩序是一种进步，它得到了尼赫鲁由衷的认同。尽管日后的实践证明，国际联盟仍不过是大国维护和争夺自身权力与利益的工具，所谓民族自治和关于公正与尊重的承诺仅仅是一纸空言，但是，国联的理念本身毕竟刺激了像尼赫鲁这样的第三世界精英对理想国际秩序的向往，为他们未来形成自己的新国际秩序想象、论述与追求产生了某种启蒙作用。尼赫鲁1944年在狱中所撰《印度的发现》（The Discovery of India）一著，就在反思第二次世界大战惨痛灾祸的背景下，再次对世界的友好合作取代世界的相互征伐做出了自己的论证和展望。尼赫鲁站在亚非两洲亿万人民的处境与立场上，对未来建立一个新的更理想的世界秩序表达了尤为迫切的追求意愿。尼赫鲁实际很好地呼应了十年以后亚非的万隆国际主义精神在新的冷战背景下涌现的心理根源。1955年的万隆国际主义是那些拥有被殖民、被压迫经验的第三世界首次就世界秩序提出的不同于大国观点的叙述与想法，其对民族平等和团结友爱的新国际联合秩序的追求也是对联合国关于战后世界秩序设计的推进，是第三世界为战后的世界秩序改变注入了不一样的干预力量。由于在帝国主义的霸权统治之下第三世界各国有着共同的痛苦体验，在大国争战的格局中也都往往沦为被利用或被牺牲的炮灰，因此他们对于促进真正的世界和平、改造现有的世界秩序，莫不有着同样切身的需求与动力，这些为第三世界国家与人民创造了患难兄弟般的同情纽带和锁链，后者为他们在东西方大国的冷战对峙体系之外努力建立团结友好和相互平等的新国际共同体秩序，奠定了深厚的情感连带和实践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