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金融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当前诸多国家持续的高通胀成为政策核心关切。
2021年4月以来美国通胀各项指标均持续大幅超出各界预期。
2022年2月10日， 美国劳工部公布1月份美国CPI和核心CPI同比增速分别为7.5%和5.98%，创下1982年以来新高; 此外，美国PCE和核心PCE同比增速2021年12月分别录得5.79%和4.85%，是1982年6月以来的最高值;2021年12月美国PPI同比(季调)增速9.8%，也已持续三个季度超过6%。
然而2021年11月之前，美联储主席和美国财政部部长对通胀的描述一直是“通胀是暂时的”，直到2021年11月的国会陈述上美联储主席鲍威尔首次承认“是时候放弃通胀‘暂时性’这个词了”。
事实上，2021年美国所有通胀指标同比增速已持续三个季度超过美联储设定的2%的长期目标，很大程度证伪了美联储“通胀暂时论”。
于是，2021年11月以后美联储开始严肃对抗通胀，并且持续高烧的通胀迫使美联储货币政策急转弯:疫情之后美联储原计划每月购买的资产规模为1200亿美元，2021年议息会议美联储计划2021年11月和12月每月缩减150亿美元的资产购买规模，2022年1月起每月缩减资产购买规模加码至300亿美元(包括200亿美元国债和100 亿美元机构抵押担保证券)，最终将在2022年3月份结束资产购买。
2021年11月鲍威尔主席还强调 “(2022年)每次议息会议都可能加息”。
那么美联储紧缩的货币政策是否能够解决美国的高通胀
供需矛盾叠加货币因素推高美国通胀
笔者认为，美国通胀高企是供需两方面矛盾叠加货币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2021年以来美国通胀持续攀升，除了2020年因疫情导致通胀低基数，首先与美联储超级量化宽松和大规模财政刺激措施双管齐下，以及针对家庭和各州的定向措施有关，这与以往美国的量化宽松主要是由美联储购买机构的有价证券很大程度不同。
全球罕见疫情之下纾困计划是必要的，极大地缓解了疫情对美国居民的生活和生产的冲击。
一方面，财政和货币纾困资金直达实体经济直接提高了居民可支配收入和企业的再投资能力，形成了直接购买力和投资或存货，对消费和投资需求形成支撑。
此外，由于美国疫情反复，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催生了疫情之下的预防性动机，提高了美国居民的储蓄倾向。
由于疫情期间美国一部分人永久离开劳动力市场，疫情之下参与劳动的风险溢价提高，还有部分地区工会力量强化了劳工的薪资议价能力。
2022年以来美国劳动力薪酬小幅提升，若劳动参与率不及劳动力永久离职的速度，那么美国劳动力市场薪资可能还将继续提高，这可能是薪资-通胀螺旋式上涨的原因。
美国仅靠货币政策难以解决通胀
美国通胀数据持续大幅上升约两个季度之后，美联储开始纠偏。
由于美国联邦储备法和美国国会赋予的美联储权力所限，美联储控制通胀只能从货币政策入手。
但当前美国通胀显然已经远非货币因素，直接压力来源是美国面临的供应链矛盾和劳动力市场错配矛盾。
当然，控制通胀美联储收紧过剩的流动性是必要的，但仅依靠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来应对疫情下的通胀问题是不够的。
迫于通胀压力，美联储2021年12月议息会议宣布2022年3月结束Taper(缩减购债规模)，并且年内可能开始加息，下半年也可能开始缩表。
但抗通胀的紧迫性使得美联储急转弯，一度引发市场震荡。
美联储的两大目标是否满足美联储紧缩政策的条件
但美国劳动参与率仅恢复到了疫情之前八成左右，当前美国还存在职位空缺较大，一些劳动力疫情之后因提前退休、健康因素等从劳动力市场永久消失的情形。
按照疫情之前美联储最大化就业的标准，当前美国劳动力市场不属于典型的充分就业情形。
这意味着美联储充分就业的标准与疫情之前可能已经发生了改变，这符合常识。
由于劳动力市场短期已经无法回到疫情之前的状态，因此即使美国劳动参与率尚未恢复到疫情之前，美国仍可能阶段性实现“最大就业”。
通胀方面，美国所有通胀指标均已远超目标水平。
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的外溢效应
预计2022年美国通胀率中枢将有所下降，全年CPI同比增速或在3%-4%的水平。
当然，若拜登政府做经济方面的有为政府，如加大国内外供应链协调、降低贸易逆差大国的关税、提升劳动力市场的职位供需匹配度、加大芯片市场供给等，多措并举配合美联储货币政策控制通胀，那么美联储紧缩货币的幅度和频率就不必过于紧迫，美国经济复苏和全球金融市场消化美联储货币正常化的压力将获得更多空间和余地。
总之， 维持美国经济保持长期增长，提高劳动生产率，维护金融市场稳定，也是美联储的职责所在。
因此为了抑制通胀而牺牲美国经济复苏甚至金融市场的稳定，也是不现实的。
美元是全球储备资产，因此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对其他国家资本流动、资本市场表现以及货币政策无疑是会产生外溢效应的。
自2021年9月美联储议息会议开始计划收紧流动性时，伴随着美债收益率大幅上行到当前2%(2022年2月)左右，美国三大股指在2021年9月、11月和2022年1月出现较大震荡。
在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可能造成的影响方面， 中国央行货币政策四季度执行报告已经明确提出“以我为主”。
由于10年期美债收益率上行导致中美利差收窄，当前中美利差收窄对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影响有所钝化，但中美利差收窄对跨境资本流动可能产生一定影响，这也是美债收益率三波大幅上涨时期中国股市出现调整的重要原因。
相对而言，美国货币政策收紧对中国债市也有影响，但影响明显不及股市显著。
10年美债近期快速上行超过2%，主要发达国家国债收益率也大幅上行，全球负收益率主权债券规模大幅缩水。
中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也有所上升，但相对而言调整的幅度较为有限。
因此，2022年在海外资本市场因全球央行货币政策收紧而动荡的情形下，中国主权债可能成为全球避险资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