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宗的财富与现代金融制度的诞生
龙秀清的《西欧社会转型中的教廷财政》，主要论及11世纪到17世纪，也就是从克吕尼革命到反宗教改革，罗马教廷的财政收支、结构机制，以及其与北意大利早期资本主义的互动，对这段历史感兴趣的人来说，此书值得一读。
公元9世纪后，维京人、马扎尔人与撒拉森人的反复侵扰，使查理曼传下的帝国四分五裂。
为了抵御他们，西欧各地从此城堡林立，一旦敌袭，领民便躲进有着坚固城墙，储藏大量物资，易守难攻的城堡之中。
这一时期，欧洲各地商旅断绝，只有罗马教会有动力将支离破碎的各地联系在一起，为了使各教区统一在共同的教会法规之下，教会频频派出使节与各地发生联系，这些在当时毫无利益可图的行为成为日后罗马教会的权力基础，而各教区为了自己的产业在秩序瓦解后不被世俗领主侵夺，也乐于寄名于罗马教宗之下，酷似当时的自由民成为领主附庸的原因。
可以说，罗马教会是查理曼后欧洲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集权“国家”，教宗通过引进罗马法对抗日耳曼君侯的习惯法，以强化教宗的威权，成为12世纪、13世纪法王等世俗君主引进罗马法强化王权的范例与先声。
在这一过程中，教宗的权力日渐膨胀，从世俗君主随意废立的傀儡，到授职权之争中与原来的宗主神罗皇帝分庭抗礼，再到英诺森三世时期短暂的凌驾于世俗君主之上，成为整个欧洲的领袖。
11世纪起教宗权力的扩张使其从欧洲各地获得了大量的收入，不再局限于中意大利的教宗国，变得比所有天主教君侯更加富有，而可支配资金的增多，又反过来促进了教宗地位的抬升，教宗后来权势的衰落，也与收入下滑分不开关系。
教宗的收入可分为属世与属灵两个部分，属世收入包括:教宗世袭领与教宗国的收入，是教宗作为封建领主可以获得的直接、间接税和各种封建特权。
受教宗保护与享有豁免权的教会团体交纳的保护金，即上面提到的修道院等教会团体，为了保护自己的产业以免教俗贵族干预，选择寄于教宗名下而交的保护费，但这笔钱数量有限，只是象征性的，以体现教宗与修道院的主从关系。
教宗世俗封臣的贡金，伴随教宗权势的上升，许多世俗君主因为各种原因而自认为教宗的封臣，获得保护，为此缴纳贡金。
彼得便士，由英格兰、北欧各国、波兰和德国北部交纳，但从未波及到法国。
对教廷来说没有多少财政价值，但其政治意义不言而喻。
属灵收入包括:所得税包括什一税与协助金，是对整个欧洲或者某一地区教职界年收入的课税。
教俸税，包括:授职费，由高级教士在枢机会议上得到教宗任命或批准时交纳，分为与枢机团平分的圣职评议费和由教廷官员分享的小费两部分，由于数额巨大，随着教宗授职权，即从世俗君主那里获得的各国高级教士任命权范围的扩大成为教廷丰裕的财政来源。
出缺之果、不法收入与褫夺权，分别是从某一圣俸在出缺后直至被新人持有这一期间的收入、教士因不合宗教法规持有圣俸而交的罚金、教宗对未立遗嘱而死的教士的遗产的处置。
规费，包括:文秘费，即文秘署因起草与签发各种公文和指令，以及14世纪起特赦法院签发赦罪文书收取的手续费，通常按公文的长短而非恩惠的大小收费。
捐赠，包括:献给教宗的礼金与遗赠、罗马城内诸教堂祭坛的祭品，以及圣战捐款和遗赠。
第一项最为重要，在整个中世纪可能都是教宗的重要财源，但因为进的都是教宗私库，故无法弄清总量。
依靠鼓吹圣战、赦罪权及成为整个西欧宗教界和部分世俗国家的领主而享有的征税权，11世纪以后巧立名目，变着法捞钱的教宗一跃成为整个西欧最富有的君主，直到法王通过强化王权迎头赶上。
总而言之，大分裂使得教宗对西欧各国的征税权落入君主手中。
这导致教宗在财政上日益依赖教宗国的收入，尽管随着经济增长，教宗的收入也在上升，17世纪末高达248万银斯库迪，然而属灵收入变得极其有限，仅限于意大利地区。
11世纪授职权之争以来王权与教权并存，并且教宗始终试图站在王权之上的二元体制，在此被打破。
教廷对地方教会的控制十分脆弱，萎缩回中意大利的地方君主，极端依赖教宗国的领地收入。
虽然时代已经不利于罗马教会，但旧势力永远不甘就此退场，而要维持教宗们的权势所需的巨大开销，在属灵收入锐减的当下，迫使教会财政机制转型，于是凸显出更多的早期资本主义色彩。
事实上教廷本身就是早期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源头，在13、14世纪教宗建立了以圣库为首遍及欧洲的征税体系，导致分布于全欧各地的流动资金涌入当时已较为发达的意大利，
相对于同时期的其他君主而言，教宗的财政此时是非常健康的，13世纪、14世纪的每任教宗皆有100万佛罗林的结余，这一时期可能也唯有教宗可以做到收支平衡并拥有巨额的财政结余。
于是，来自全欧洲的资金，提供了资本产生所必须的原始货币积累，而意大利银行家对教廷财政体系的广泛参与，促进了银行业和金融技术的发展，逐渐形成以发达的金融资本投资产业，产业再回馈金融的早期资本主义体系。
然而在教会大分裂后，教会财政基础全面萎缩，教宗却没有放弃其不切实际的理想，于是在对土耳其人以及后来的新教徒的圣战，和对各国君主的资助导致的财政收支的缺口越来越大，为了解决赤字，教宗不得不采取新的财政措施，包括卖官鬻爵、信贷，于是不可避免的带来了大量的债务，自15世纪始，债务成为教廷财政政策的核心问题，教宗的财政史几乎变成了一部借贷与信贷史。
在财政赤字的刺激和拥有当时全世界最发达的金融业的背景下，1526年，克莱门七世创设了公共借款，创立的真正的政府公债制度，以便从更广大的市场上获得贷款。
大分裂后，由于失去从全欧洲吸血的能力，教宗如此之巨的用于战争、债务等不具再生产能力的借贷主要来自意大利商人、银行家的巨额资金，这必然会影响他们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投资。
可以说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16世纪、17世纪意大利资本主义的衰落，除了地理大发现导致欧洲经济重心与商贸路线由地中海转移至北大西洋沿岸外，也与教宗们疯狂的财政政策密切相关，它通过稳定的利息吸引了商业巨头、金融寡头们的巨额资金，使其不能进入资本主义的运行中。
这一局面后来在西班牙、法兰西身上相继上演，君主为了霸权与野心穷兵黩武，使原本应流向工商业的资金被挥霍一空，也沉重打击了本国的金融业，最终国穷财尽，将霸主的地位拱手让给了最晚参加帝国霸业的英格兰。
而教宗的野望也使得教会失去了教宗国的民心，因为他们是教宗财政包袱的唯一承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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