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心证主义与法定证据主义相对。
法定证据主义是指证据方法法定，证据力受法律的限制，并借此约束法官的事实认定的原则。
而自由心证主义作为一种证据制度是指证据的取舍，证据的证明力以及对案件事实的认定等法律不预先加以成文规定，由法官、陪审员按照自己的良心理性形成内心确信，对案件事实进行自由评断的一种证据制度。
自由心证制度的要义有二:(1)自由判断原则，即证据的证明力由法官自由判断，法律不做预先规定，法官判断证据证明力时，不受外部的任何影响或法律上关于证据证明力的约束;(2)内心确信，即法官必须依据证据，在内心“真诚地确信”，形成心证，由此判定事实。
在自由心证范围内，无论法官达到何种认定，均不产生违法律的问题。
在理解自由心证主义时，需要注意的是，自由心证主义赋予法官充分的自由，所以在自由心证的范围内并不产生事实认定违法的问题，但其作为一项制度性原则具有一定的内在限制:
(1)构成自由心证基础的资料必须合法取得;
(2)心证的形成必须遵循一般的逻辑法则或经验法则，证明标准一定程度上是对自由心证原则的限制。
我国目前有关证据的规定要求强调实事求是原则的运用，但在司法实践中，司法人员总是通过自己的内心活动来对证据和事实进行判断。
在德国，法官可以自由评价证据，但并不意味着法官可以任意对待证据;自由评价证据的事实并不意味着他可以对诉辩双方提供的证据价值任意否定。
西方国家的诸如传闻规则、意见规则、补强规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心证公开制度等都不能不说是对我们的良好启发。
认识存在着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辩证关系，是一个由相对真理到绝对真理的过程。
列宁指出;“认识是思维对客体永远的、没有止境的接近”。
所以，就一定的认识阶段而言，我们只能得到一种相对真理的结果。
同样，诉讼中的认识也只是“个别实现和每次的实现”，对案件的认识只是一种相对的真实或法律上的事实，而不可能是绝对的真实。
这既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理性所在，也正是程序法的独立价值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