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配本质上是一种野蛮而落后的制度，为何却被宋朝统治者奉为圭臬
刺配制度是我国古代一种较为残忍的刑罚，由于缺少史料支持，它的出处实在难以考证。不过虽然无法追根溯源，但刺配制度的巅峰在宋朝却是学界公认的。
宋代时，统治者在五代十国时期的刺配基础之上再次创新，不仅继承了古代的黥刑还对杖刑和流刑两种刑罚加以融合并推陈出新。刺配因而成为宋代法律制度中最具代表性的刑罚方式。
尤其是在宋太宗时期，刺配的应用逐步扩大，有关刺配的皇帝诏令也日益增多，并且被记录在具有宋代立法特色的“编敕”中，刺配由此成为宋朝的特色刑种。
秦朝，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秦朝统治者为了更好的控制全国的思想，结束战国时期思想混乱的社会问题，便将法家思想确立为治国安邦的官方思想。之后，秦朝统治者更是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严刑峻法，其中就包括中国最为古老刺配制度---黥刑。
一直到汉代，汉文帝、汉景帝进行刑制改革，才在正统刑罚序列中废除传统肉刑。但肉刑虽费，刺配之法却一直保留着。随着刺配之法在刑罚中使用的次数越来越多，使用的范围越来越大，它也逐渐地为一种新的刑罚制度，被广泛的应用于各种犯罪的审理处罚中。
根据所犯罪行的罪名、轻重不同，所刺配的时间、地点远近不相同，刺字的内容、部位、大小和深浅各不相同。
《唐律疏议》中就曾确定使用流放来替代死刑，作为减死的刑罚。但是，流刑的执行往往与附加决仗以及刺面相互结合，这便是中国古代刺配制度的标配刑罚。
需要注意的是，刺配刑罚并非正式形成于唐代，因为五代中的后晋以刺配代替黥刑，成为黥刑复活的标志。
这一时期，战事不断，社会人口大幅度下降，刑罚的执行以刺配来取代死刑，可以有效保存农业生产的劳动力与战备力量。宋代以后，刺配无一例外地被用于刑罚实施中，并得到进一步强化，成为常用刑罚执行方式之一。
宋朝是建立在五代十国的战争废墟之上的王朝，因此，它的建立也十分具有五代十国的特色。其创立者宋太祖赵匡胤本是后周大将，借着周世宗柴荣驾崩的机会，在众将的支持下发动政变，才得以建立大宋王朝。
不过也正因如此，宋朝建立以后，宋太祖赵匡胤十分担心自己的江山也会被他人窃取，因此想方设法削弱大臣尤其是武将的权力，同时加强中央集权，将地方权力收归中央，再将中央权力集中到皇帝个人手中。为了达到这种政治目标，宋代统治者采取了很多行之有效的措施。
首先是削弱丞相的权力，在宋朝，丞相不仅没有了批阅公文的权力，其行为也要受到监察机关的监督。
另外，宋朝从宋太祖开始便有意以文制武，形成独特的文官政治。在文官政治下，个人再也无法通过战争取得官职，武人的地位一落千丈。而且宋朝的地方官员一律不得由武将担任，以防止武将势力做大。
最后，宋朝中枢还严格控制地方的军事、经济大权，努力营造地方依附于中央的政治结构。为此，宋朝在创立之初就在全国设置了若干个路，各个路的长官由中央直接下派监督管理各下属州、府的事务。此外，宋代的御史台还专门派出了观察使对各地进行监察。
坦白地说，这些措施确实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皇帝的权力也保障了中枢对地方的掌控力。但大幅度削弱地方实力和压制武将却直接导致了宋朝边防力量和军事实力的衰弱。自宋朝创立起，边疆战事就一直不断，而宋朝中枢却没有足够的力量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只能消极防御。
长期的消极防御给宋朝的财政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哪怕是以商业繁荣著称的宋朝也难以支撑销金窟一般的边防支出。正是在这种现实压力下，宋朝皇帝才不得不考虑适当充实地方实力。而刺配制度便是其中的一个主要手段。
在宋朝的国家刑罚体系中，刺配的适用范围十分广泛。《宋史・刑法志》曾经记载：
“配隶之人，盖有两等”
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刺配最初适用于两类犯罪，一是“斗殴杀伤”的小民百姓；一是“犯赃贷命”的文武百官。之所以如此规定，有着极其深远的政治意义。
宋代帝国的建立者是通过发动军事政变的方式夺取国家政权的，在帝国根基稳定后，统治者为防止地方权力尤其是军事力量过大而影响中央政权有序运行，在全国厉行“重文轻武”与“强于弱枝”的立国之道。
加之农业社会需要足够数量的劳动力维持农业生产，所以，民间发生的斗杀事件成为宋代律法重点打击的对象，即“斗杀当死”。
但是，为体现统治者的仁政，帝国司法官员对于这类行为往往并不施加刑杀，而是以刺配代替。因此对于事些死刑犯,宋代统治者在建国以后作为常刑的政治目的就是为了补充军队实力，增强军队的战斗力。
在法律意义方面，宋代之所以将这种兼具耻辱刑和肉刑性质的刑罚作为常刑，一方面是沿表了宋刑统制定之时的“临下以简，必务哀矜”的方针,虽然残酷，但是相对于死刑而言肉刑还算一种相对温和的刑罚。
较之古代中国其他封建王朝的官僚构造，宋代文官占据国家官僚体系的绝对比重是其显著特征，大量文官设置以及对应监督官的循环增加导致宋代庸官现象突出。
同时国家财政收入难以承受帝国巨额的社会管理支出，这就为北宋埋下了积贫积弱的祸根。为此，以重法惩戒官员贪污腐化，减少国家财政收入的恶性流失，成为司法工作的重心。
两宋时期是我国商品经济快速发展时期，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但社会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严重，使得这一时期侵犯财产犯罪逐渐增加。“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很好地说明了该类犯罪所具有的严重社会危害性。
开宝八年，刺配刑罚开始用于惩治“盗贼”犯罪的司法实务中。不过，这里存在与现代刑事立法的不同之处，这也很好地说明了在古代封建社会，法律更多地成为帝国统治者维护威权统治的有力工具。
虽然刑罚执行方式的发展是个漫长曲折的过程，但刑罚的文明化是其主流演变趋势，这也体现着一定历史条件下，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政治经济制度等方面的良性上升。
盛行于青铜时代的野蛮肉刑在封建社会发展的中期再次复活，这一非正常的司法现象背离了社会法制发展的根本规律，为此，这里有必要立足于整个肉刑复活的客观历史环境，以刺配刑罚为思考契合点，探寻催生肉刑复活的基本因子。
刺配制度之所以能够在宋朝得以产生和发展，是有其历史原因和社会存活环境的，虽然他将黥墨之刑从废弃的肉刑历史中拉回来，是对肉刑的复辟，使其具有刑罚上的倒退性。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其最初的出发点———“消除五代沉疴，宽刑减罚，特贷死命”的想法是有利于刑罚和社会发展的。
刺配之法的滥用并非其创立者的本意，而且这一制度的运用也为宋朝统治下的社会活动起到了一定的保护与促进作用。
刺配刑是种兼具着肉刑和耻辱刑的刑罚方式，这类刑罚在汉代以后就很少被适用，而在宋代却成为了法定刑，这主要有两个方面的考虑：在政治方面刺配刑的意义早期是为了体现统治的“恤民”，而到了后期逐渐成为充实军队实力的方式。而在法律方面,刺配刑的适用主要是为了减少死刑的适用。
在宋代早期，由于折杖刑的广泛推行，杖刑和死刑成为刑罚体系的两大主体。统治者为了改变这种轻重两分的局面，纠正畸形的刑罚结构，就增加了刺配刑的适用频率，刺配刑逐渐转化为法定的刑罚。
另一方面，阶级矛盾也进一步延伸到帝国统治集团内部，帝国官员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国家体制后，由于自身职业操守缺陷，以及整个政治环境的压抑，贪污腐化问题十分严重。为了保存国家根基，统治者严惩贪墨，对于贪官污吏不惜以野蛮肉刑惩处，以整顿官场、维持统治秩序。
总的来说，虽然刺配是一种野蛮而落后的制度，但它却有效维护了宋朝的统治，为宋朝的经济文化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所以，在明白刺配制度落后本质的基础上，也应该认识到其独特的制度优势对宋朝社会的深远影响。
参考文献：《宋史》
《宋会要》
《宋刑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