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四五十年代是指中日面临的共同社会危机是什么?
19世纪中期以前，中日两国都实行闭关锁国政策，19世纪四五十年代西方列强入侵中国，19世纪中期日本也遭到列强入侵，两国都面临沦为半殖民地国家的厄运。但是由于两国统治者采取了不同的决策，致使两国出现截然不同的结果。日本逐渐强大起来。  （1）中国统治者闭关自守，拒绝学习西方的先进文化，并对中国人民的各种救国救民活动进行镇压，最终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日本政府积极引进、学习西方先进文化，实行了明治维新，摆脱了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家的危机，走上了资本主义道。（2）闭关自守只能导致落后，要实行改革开放，积极采用人类的一切文明成果来发展自己，改革对社会的发展有巨大的推动作用，一个国家要持续发展，就要不断改革。（3）日本是一个岛国，国土资源有陷，国内资源匮乏，因此，日本人常有对国家和民族前途的忧患意识和危机感，为了不使自己的国家落后，他们非常善于学习外国。因为在古代中国在世界范围内属于先进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各方面领先世界，日本人学习中国，就是在学习先进；大化改新。
西方是资本主义的故乡，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特有产物。所以从19世纪以来，经济危机几乎是欧美国家的家常便饭。通常认为，从1825年英国发生世界上第一场经济危机开始，这种危机就经常造访西方国家，大约每十年发生一次，如1837年、1847年、1857年和1866年都有发生。进入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后，危机更为频繁，直到走向世界大战。两次世界大战均与经济危机有关，或者说都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直接产物。在众多的危机中，美国人特别把1837、1872、1893、1907和1929年这五次经济危机称为大萧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照样不能避免危机的袭击。我国有学者指出，战后西方经历了四次普遍性的危机:1948-1949年、1957-1958年、1973-1975年和1979-1982年。危机造成了生产力的倒退、大量工人失业、社会动荡等。但危机对资本主义的影响是双重的，即一方面它们在某种意义上威胁着资本主义的生存，特别是1929-1933年的大萧条，但另一方面，它们又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以现在的眼光看，以往的危机对资本主义生存的威胁都不太严重，危机后总是走向新一轮的发展。实际上，通过危机，它消除了一些不利于自身发展的落后的东西，比如淘汰一些落后的生产力，然后通过竞争进入新一轮的繁荣。进一步的观察还能发现，紧随着危机而来的新一轮的经济发展动力，往往来自新生产力的投入使用及国家或企业的经济管理水平的提高。所以，至少在19世纪里，可以说经济危机也是资本主义实现发展的方式之一，舍此它就无法达到淘汰旧的、落后的生产力的目的。当然，这些都是事后的分析，就当时的西方各国来说，它们走出危机的方式颇值得我们注意。大体上讲，有这么几种:1、政府为稳定社会而在一定程度上照顾穷苦百姓的基本生活，启动内需，增加就业。这是西方国家发展史上常用的抗危机的办法。早在1848年革命中，法国的临时政府就曾成立国立工厂，当时巴黎加入国立工厂的失业或无业的劳动群众曾多达12万人。不管他们原来的职业如何，他们都参加修桥铺路、扫街种树等工作。法国临时政府还通过一些规定，如不超过10法郎的典当物品均归还主人（这种物品一般都是贫苦群众的生活必需品），废除中间包工，劳动时间减少一小时（巴黎减至11小时）等。此外，还规定取消零售酒税，废除旧日因无力付清债务而产生的民事拘禁。这些措施的目的都是尽可能使普通劳动人民和小有产者能够生活下去。此类措施在以后的危机中日趋成熟，最典型的举措可从罗斯福新政中看到。但从源头上看，这些做法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上半叶。2、通过改善管理和提高科技水平，促使产业升级来渡过危机。同时，在保证资本对劳动的统治的前提下，适当调整生产关系，缓和社会矛盾。19世纪下半叶，危机频繁袭击西方各国，但这并不妨碍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全面展开。汽车工业、石油工业、钢铁工业、化学工业等一大批新兴产业，及托拉斯、康采恩等许多新的企业组织和管理方法都是这个时候兴起的。某种程度上，第二次工业革命可以看成是对危机作出的积极反应。股份公司的大规模扩张和普及也在这个时候，现代企业制度在这时开始全面形成。可以说，这是一个大发展和大动荡的时代。3、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上面的一些措施也可归结为寻找新的增长点。这种新的增长点有时通过政府干预来实现，有时通过企业或发明家有意无意的创造来实现，但也有的时候是偶然发生的。1848年，整个欧洲都似乎陷入了革命的漩涡当中，马克思曾分析最先进国家的工人有可能通过革命取得政权。但不久后，他们就发现，资本主义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浪潮。其主要原因，竟然是1848年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发现的金矿和1850年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发现的金矿，分别称之为旧金山和新金山。正是这两个金矿的发现，使1848年的革命高潮迅速衰退，因为大批失业工人和谋求发财的人涌向这两座金山，欧洲变得“安全”起来了。同时受到黄金的推动，资本主义进入了长达10来年的新一轮的繁荣。马克思曾就此说道，1848年美国加利福尼亚金矿的发现，使“世界贸易第二次获得了新的方向”。他还认为其意义比法国二月革命还要大，其带来的成果比发现美洲大陆还要多。也许,金矿的发现是必然的,但金矿在什么时候发现，却具有偶然性。所以假如这两个金矿晚十年发现，那么19世纪中期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可能达不到那样的繁荣，可能要更多地经受危机的折磨。不过，像这样的带有戏剧性的世界经济的新的增长点，在今天大概不太会出现了。以上几种途径，或多或少都能见到政府干预的影子。所以西方国家历史上渡过经济危机的最基本的办法，就是国家越来越大规模地干预社会经济生活。我们通常都知道上世纪30年代初的罗斯福新政，而这种干预其实是从19世纪慢慢发展起来的。从上面的分析还可以看到，19世纪以来西方国家渡过了众多的危机，他们克服危机的手法多种多样，往往是多种并用。随着资本主义的成熟，他们使用这些方法也日趋完善。但总是有危机发生。不管控制和应付危机的手段多么完善，危机的发生与危机的治理一样，都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看来，危机是市场经济的伴生物，不能希望没有危机的市场经济。但有远见的政府，可以适当把危机控制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所谓可以接受，就是在面临危机时，政府拥有足够的机智和敏捷，使普通百姓仍然能保证基本的生活水平，同时经济结构能得到有效的调整，为下一轮的发展做好准备。在较好的情况下，危机期间一个国家还可能保持较低速度的发展。只有安全地渡过危机，才有可能较快地走向新的繁荣。 （王加丰/浙江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