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点 | 我国加入《取消外国公文书证要求的公约》对中方律师办理国内民事诉讼的影响
2023年3月8日，中国驻荷兰大使谈践代表中方正式向《取消外国公文书认证要求的公约》保管机关荷兰外交部递交加入书，这标志着中国正式加入《公约》。2023年11月上旬，该《公约》将在中国生效实施。《公约》的主要作用在于简化公文书跨国流转程序、便利国际经贸和人员往来。那么该公约对于中国律师办理国内民事诉讼有何影响呢？《取消要求外国公文书认证的公约》Convention Abolishing the Requirement of Legalization for Foreign Public Documents，于1961年10月5日通过，自1965年1月24日生效。公约只适用于公文书（Public Documents），即涉及公务的文书，以私人身份作成的处理私人事务的文书不属公约适用的文书范围。在起草公约时，究竟采用“公文书”（public documents）还是采用“官方文书”（official documents）的表述，曾经十分纠结，官方文书有时除了指政府公文之外，还可能指向企业或其他组织体决策机关发出的各类文书。公约最终采用“公文书”（public documents），但又因无法用概念方式予以界定，公约第1条第2款采用列举方式明确所指“公文书”的范围。即：在适用本公约时，以下文书认为是公文书：（一）与一国法院或法庭有关的机关或官员发出的文书，包括检察官、法院书记官以及执行员发出的文书；比如法院发出的传票、判决、裁定、各类通知等（二）行政文书；比如行政决定、行政处罚、行政通告等。（三）公证书；公证书在国外有些公证机构在法院内设，有些是由律师办理，也有些是独立公证机构，他们作成的文书不管内容是否涉及私人，均应视为公文书。（四）以私人身份签署的放在文件上的正式证书，诸如登记批准书、日期签证及签字证明书。虽以私人身份签署，但文件本身是附着于特定证书上，也视为公文书。但是，本公约不适用于：（一）外交或领事人员做成的文书；外交领事本身就具有认证的职能，再行证明也无必要，所以作了排除处理。（二）直接处理商务交易或关税事务的行政文书。因其直接处理相关商务事宜，再进行证明当无必要。外国当事人提供给法院的形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的证据，若属于证明诉讼主体资格的证据，应履行相关的公证、认证或者其他证明手续；对其他证据，由提供证据的一方当事人选择是否办理相关的公证、认证或者其他证明手续，但人民法院认为确需办理的除外。对当事人提供的在我国境外形成的应履行相关公证、认证或者其他证明手续的证据，应当在所在国公证机关公证，并经我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或履行中国与该所在国订立的有关条约规定的证明手续。但如果其所在国与我国没有外交关系，则该证据应经与我国有外交关系的第三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再转由我国驻该第三国使领馆认证。外国当事人在我国境外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应当履行相关的公证、认证或者其他证明手续。对于未履行相关手续的诉讼代理人，人民法院对其代理资格不予认可。有三种例外的情形（1）外方当事人在民事诉讼办案人员于中国境内面签可不办理公证认证，但需提供相应证明。如果外方当事人在办案人员面前签署的授权委托书无需办理公证认证或者其他证明手续，但作为自然人的外国当事人在人民法院办案人员面前签署授权委托书时，应出示身份证明和入境证明；外国法人、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代表该法人、其他组织在人民法院办案人员面前签署授权委托书时，除了向办案人员出示自然人身份证明和入境证明外，还必须提供该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出具的能够证明其有权签署授权委托书的证明文件，且该证明文件必须办理公证、认证或者其他证明手续。（2）经我国公证机关公证的外国当事人在我国境内签署的授权委托书无需办理境外公证认证或者其他证明手续，但境外当事人是外国法人、其他组织时，还应向法院提交外国法人、其他组织出具的办理了公证、认证或者其他证明手续的能够证明其有权签署授权委托书的证明文件。（3）外国当事人将其在特定时期内发生的或者特定范围的案件一次性委托他人代理，人民法院经审查可以予以认可。该一次性委托在一审程序中已办理公证、认证或者其他证明手续的，二审或者再审程序中无需再办理公证、认证或者其他证明手续。（一）在我国大陆无住所的香港当事人从内地以外寄交或托交的有关诉讼材料，需经我国司法部委托的香港律师公证，同时应当由中国法律服务（香港）有限公司加盖转递专用章；（二）在我国大陆无住所的澳门当事人从内地以外寄交或托交的有关诉讼材料，需经我国司法部派驻澳门的中国公证员公证，同时应当由中国法律服务（澳门）有限公司加盖转递专用章。（三）在我国大陆无住所的台湾地区当事人从台湾地区寄交或者托交的有关诉讼材料，应先由当事人在台湾经当地公证机构出具公证书，经海峡交流基金会（海基会）转递至大陆海协会，再转递至使用该证明材料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公证机构或者中国公证员协会，确认使用。如果海基会直接寄交省级一下公证机构或个人及其他主体均不具有证明力。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历史原因，拟加入的《取消要求外国公文书认证的公约》已经在港澳地区生效，是否因为我国整体加入该条约后，港澳地区证明程序发生改变呢？目前来看似无必要，首先该证明程序也是简化后的“公证+中国法律服务公司”转递方式，本身比条约规定更为简便，而且这本身是主权国家范围内的证明规定，该证明方式进行调整应无必要。根据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境外形成的证据，需履行“一公证一认证”的手续。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修订后的《证据规定》（以下简称“新《证据规定》”），明确区分私文书证与公文书证，并将公文书证的形式认定手续简化为仅需“一公证”，对于不涉及身份关系的私文书证则一般通过庭审质证来检验其真实性。疫情期间在审理案件中出现公证认证的客观困难，人民法院就公证认证情形作出调整，跳过该流程直接进行质证以确认是否必须补办。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三）》“对于一方当事人提供的在我国领域外形成的公文书证，因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无法及时办理公证或者相关证明手续，对方当事人仅以该公文书证未办理公证或者相关证明手续为由提出异议的，人民法院可以告知其在保留对证明手续异议的前提下，对证据的关联性、证明力等发表意见。经质证，上述公文书证与待证事实无关联，或者即使符合证明手续要求也无法证明待证事实的，对提供证据一方的当事人延长举证期限的申请，人民法院不予准许。”但根据2020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知识产权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知识产权证据规定》”），除该规定第八条、第九条所列的例外情形外，当事人以境外形成的证据未办理公证、认证等证明手续提出异议的，人民法院仍应对证据效力进行审查。鉴于《知识产权证据规定》属于知识产权诉讼领域的特别规定，且系在新《证据规定》出台后制定并生效的法律文件，应适用《知识产权证据规定》。在不具有《知识产权证据规定》规定的免除、简化公证、认证的情形时，知识产权类书证仍需遵守公证、认证形式要件。据此，对于涉外知识产权争议中的授权文件、权利证明等文书，仍建议严格按照公证、认证程序执行，以避免其因缺乏形式要件影响后续权利保护。加入该公约后，前述认证流程应当符合公约规定即可。依据是《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七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同本法有不同规定的，适用该国际条约的规定，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依据条约规定完成公证和正经后，需要附加证明书即可完成认证流程，不必经目的国使领馆再行认证。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形成的下列证据，当事人仅以该证据未办理公证、认证等证明手续为由提出异议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一）已为发生法律效力的人民法院裁判所确认的；（二）已为仲裁机构生效裁决所确认的；（三）能够从官方或者公开渠道获得的公开出版物、专利文献等；（四）有其他证据能够证明真实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形成的证据，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仅以该证据未办理认证手续为由提出异议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一）提出异议的当事人对证据的真实性明确认可的；（二）对方当事人提供证人证言对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且证人明确表示如作伪证愿意接受处罚的。前款第二项所称证人作伪证，构成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情形的，人民法院依法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