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美国哈佛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考古系、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以及皮博迪考古学与人类学博物馆联合举办了“交融和互动——西周国家政治和文化的碰撞”(ContactandInteractionintheZhouWorld——TheImpactofWesternZhouPoliticalandCulturalEnterprises)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美国、中国和欧洲多国的学者从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的角度对西周文化形成、政治及经济形态进行了讨论。
曾任英国牛津大学墨顿学院院长的考古学家、汉学家杰西卡·罗森(JessicaRawson)从西周如何借鉴邻近地区物质文化的角度,分析了西周与商文化的关系,以及西周如何将不同文化化为己用并由此塑造了自己的文化特征。她认为,西周在吸收借鉴邻近地区物质文化方面表现出不同寻常的包容性。“当西周第一次进入渭河流域并从邻近地区学习了青铜器的制作和使用后,它便成功地迈出了关键性的第一步。”罗森还表示,西周不仅夺取了很多青铜器而且还创造了新的青铜器器形,并在上面刻了铭文,“这些后来被认为是中国的特征”。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学者曹斌从器物的变化方面综合考察了西周的礼制变迁。他认为,西周贵族礼制文化的形成表现在放弃盛装奢侈品酒类的青铜器组合,改为盛装“朴素”饮食和盥洗类的青铜器组合。除了“器”的变化,他还认为,日名制作为商代的礼俗,西周后期基本消失;随着西周“赐氏”制度的形成,动物族徽在西周逐渐失去了作为古老氏族标志的意义。西周后期社会分层愈趋明显、等级秩序愈加严格、统治模式更趋中央集权化。
对于西周的政治治理,包括疆域、政治理念等,学者从不同角度做了解读。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刘绪根据出土的陶器、铜器、青铜器及遗址等考察了西周的统治疆域。他认为,西周虽崛起于西方,灭商前东不出今之陕西,但灭商后分封的诸侯国却都在新拓疆土——陕西以东的东方,西方未见分封,与灭商前周人的统治疆域相比扩张了数倍。他进一步认为,西周王朝一味地关注对东方新拓疆域的守护,而忽视对发祥之地的经略,为其亡于西方近邻——犬戎留下隐患,这不能不说是西周治国的一大失误。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方辉则以鲁北为例认为,伴随着姜太公就封于齐,鲁北地区旧有的商代晚期政治格局发生重大变化,旧的中心消失了,新的中心则被重新规划和安置。他表示,“以济阳刘台子、高青陈庄、临淄河崖头、招远曲城及归城、西庵等为代表的西周早期遗存,它们有的是城址,有的是贵族墓地,清楚地显示了周王朝对鲁北地区的统治策略”。为了稳定该地区的形势,姜太公采取的是“因其礼,简其俗”,即在尊重本地传统的基础上采取适当的统治措施,并且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
公元前10世纪是东亚大陆经济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考古学教授罗泰(LotharvonFalkenhausen)没有单纯从经济维度考察西周经济转型——从以王朝中央为中心的分配方式转向一个更加分散的、更加市场化的经济模式。他认为,还存在很多经济之外的因素,比如宗教、文化以及社会政治领域的因素与经济模式紧密相关,在某种程度上深刻影响甚至塑造了西周经济的变化以及发展。
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哈克(YitzchakJaffe)则从饮食角度分析了西周社会经济变化。在他看来,通过考察当时的饮煮习惯、烹煮器具,比如吃什么、吃的人是谁、和谁一起吃、如何吃、一天吃多少以及烹调习惯的变化等,可以了解当时的社会关系、经济结构变化等。与会学者认为,这是一个很新颖的研究角度,但也会有很多局限和挑战,比如样本是否具有一般代表性、如何对残留物进行鉴定等。
在此次研讨会上,来自中西方的多国学者展现了不同的研究方式。方辉对记者表示,中国的考古学者一般从文献、年代史的角度进行梳理研究,欧美考古学者更多地从人类学、社会学角度进行研究。但近年来,中国考古研究人员的方法也在发生变化,趋于多样化。随着考古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及细化,越来越需要多学科的合作,比如与材料学的合作等。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在很多学者看来,西周是中华文明的根源,西周的礼制文化基本奠定了中华文明的基础,它因此吸引了考古学家特别是那些对中华文明起源充满兴趣的学者。罗泰对记者表示,关于西周的文献不算完整,但是有很多发掘出的器物,所以对西周的考察非常吸引考古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