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是工资增长的物质基础。在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共同作用下劳动生产率快速提升，更是工资水平持续提高的直接源泉。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制订目标除了极大限度地促进经济增长之外，就是促进居民收入特别是就业者的工资水平与国民经济同步协调增长。该计划目标提前实现后，受持续乐观情绪影响，日本政府在随后制订的经济计划中为经济增长设定了更高的目标，希望国民经济与国民收入的均衡快速增长状态能够继续保持下去。但是，不曾预料的石油危机和随之而来的世界经济危机打乱了原来的部署，日本经济快速发展势头被迫中断。
说明：本表根据日本公布统计数据综合计算，各项指标数据均已剔除价格变动因素。
1963～1972年石油危机发生的前十年间，日本GDP年平均递增速度为9.7%，仅比整个六十年代平均水平略低。同期，就业者人均GDP年平均递增速度为8.3%，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年平均递增速度更是高达10.7%。这说明在经济增长的同时，社会总体劳动生产率水平也得到快速提升，其中制造业劳动生产率水平提升速度更快。与之相随，是全行业实际工资和制造业实际工资水平提高速度均超过7%，虽然低于经济增速，但已经使就业者工资水平从明显低于发达国家的状态一举提升到与发达国家总体水平大体相当的状态。尽管前几年GDP增长已经开始波动下行，但1973年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速度却高达17.6%，当年全行业实际工资和制造业实际工资的增长还在进一步加速，不仅高出六十年代整体水平，而且与经济增速开始走低不相匹配。
石油危机后的十年，是日本经济增长震荡下行的十年。1974～1983年间，经济增长速度和劳动生产率实际提升速度都大幅回落，不及前十年提升速度的一半，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速度甚至只达到前十年整体水平的1/3。同期，全行业实际工资和制造业实际工资增长速度的滑落状况更是出人意料，十年间的年平均递增速度只分别达到1.4%和1.3%。
1963～1972年，日本名义GDP和名义工资都呈现两位数高速增长，GDP和就业者人均GDP年平均递增速度分别为15.8%和14.3%；大行业名义工资和制造业名义工资年平均递增速度分别为13.1%和13.2%。同期，CPI年平均增速为5.4%，一直处于比较温和的通胀状态。在1973年，日本名义经济增长和工资增长速度突然拔高，两者都超过20%。其中，有经济快速增长余波的影响，但受石油危机直接冲击的影响更为突出，否则CPI也不会一年上升到15.6%的水平，并在此后多年出现物价指数持续高企的滞胀状态。
1974～1983年，日本名义GDP和名义工资增长双双回落到10%以下，大行业名义工资和制造业名义工资的增长速度基本与经济增长同步，但均超过就业者人均GDP的上升幅度。值得注意的是，将1973年前后十年情况进行对比，GDP、就业者人均GDP和工资平均增速的名义值回落程度大大小于实际值回落程度。1974～1983年，GDP、就业者人均GDP、全行业工资和制造业工资的平均增速的名义值比前期分别回落了40.5%、41.3%、29.8%和31.1%，但这几项指标增速的实际值却分别比前期回落了58.8%、62.7%、80.3%和81.9%。这说明，在经济增长转折期，名义经济增长和名义工资增长比实际经济增长和实际工资增长的滑落时间要滞后一些，滑落速度要慢一些，滑落程度要小一些。究其原因，一是前期投入各类经济要素的产出增长效应会继续显现出来；二是前期经济快速增长的乐观预期会导致名义工资增长保持惯性；三是在更多依赖内需拉动经济增长和促进经济转型过程中，保持工资持续增长不可避免。可以发现，当年危机来临和经济减速时，日本国内增加工资唿声依然高涨，又由于那几年物价涨幅很大，不仅工会及企业员工在“春斗”时要价很高，而且最终协商确定的工资增幅也特别高，1973年高于20%，1974年甚至高于30%。正是由于后期名义工资增长仍然保持了一个较快的速度，加上随后而来日元汇率持续上升，使得日本制造业工资水平在80年代初与美国拉平。
由于经济秩序和分配秩序还算完备，以及社会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在经济发达国家当中，日本工资分配差距相对较小，在经济高速增长期并未出现差距扩大情况。但是，在经济增速逐步下滑过程中，工资分配差距开始波动，出现了逐步拉大迹象。有幸的是，这一时期的工资差距在逐渐上升到发达国家一般状态时又渐渐稳定下来，没有出现持续恶化趋势。
根据表3观察，1970～1990年的20年间，日本大行业中工资水平最高行业与最低行业的差距由1.55倍波动上升到1.67倍；制造业内部工资水平最高行业与最低行业的差距由2.52倍持续上升到3.12倍。大行业工资差距上升幅度较小，制造业行业工资差距上升幅度较大。这说明，日本制造业行业受经济发展减速、石油危机冲击和日元汇率上升等不利因素影响相对较大一些，给制造业内部不同行业生产经营带来较大震荡，从而影响到工资差距的变化。
在这20年间，日本大行业中工资水平最高行业一直是电热气水供应业，工资水平最低行业一直是商业饮食业，中间没有出现行业更替。在制造业内部行业中，1970年工资水平最高行业是钢铁业，工资水平最低行业是服装业；但1980年以后，工资水平最高行业开始由石油煤炭业取代，而服装业却仍然是工资水平最低的行业。这种情况说明，经济形势的变化，对不同行业生产经营条件与环境的影响程度并不相同，因此对各行业工资增速变动的影响也不相同，进而可以从工资差距的变化中反映出来。
从表4中可以发现，1976～1985年，日本大行业工资差距有所拉大，不是受工资水平最高行业的工资增速偏快影响，而是由工资水平最低行业的工资增速较慢造成的。因为在这十年间，电热气水供应业的工资增速并不高，尚不及大行业工资增长的平均值；但商业饮食业的工资增速倒是各行业中最低的，仅相当于全行业工资增长速度平均值的86.7%。
从表5中可以发现，1976～1985年，日本制造业内部行业工资差距之所以拉大，一方面是服装业这个工资水平最低行业的工资增速在各行业中最慢，比制造业工资增速平均值低0.6个百分点；另一方面是石油煤炭这个工资水平最高行业的工资增速偏偏是各行业中最高的，比制造业工资增速平均值高出1.2个百分点。行业工资水平一旦出现这种变动，工资差距扩大的速度就要更快一些，变动程度也会更大一些。
不同规模企业的工资水平存在明显差距是客观现象。在同行业中，规模小的企业工资水平总要低一些，规模大的企业工资水平总要高一些。这是由不同规模企业生产率水平梯次分布规律所决定的。一定时期内，不同规模企业工资差距扩大或缩小，表面上是工资增长速度不同的结果，实际上受到生产率提升能力的内在制约。在1976～1985年间，日本制造业不同规模企业间的工资水平差距呈现出逐步扩大的趋势。从1975～1985年，制造业中30～99人企业工资水平相当于500人以上企业工资水平的比率，由68.7%降低到62.9%；制造业中100～499人企业相当于500人以上企业工资水平的比率，由82.9%降低到77.1%。从工资增速看，制造业中30～99人企业工资年平均递增速度为5.7%；100～499人企业工资年平均递增速度为6.1%；500人以上企业工资年平均递增速度为6.8%。这说明，在日本经济减速期，中小企业的工资增长速度明显比大企业慢一些。
从表6中可以发现，这十年间制造业小型企业工资增长速度略快于中型企业，但中小企业整体工资增长要明显慢于大企业。这种现象可以从观察不同规模企业生产率增速的差异性上得到相应解释。这十年间，日本制造业不同规模企业的生产率增速明显呈现从低到高的梯次分布状况。这说明，大企业依靠更快的生产率增速支持了更快的工资增速。由于这一时期，日本CPI年平均上升幅度近5%，所以当时中小企业依靠努力提高生产率水平只能勉强做到不让员工实际工资降低并略有增长。
一些日本企业家在回想当年情形时仍记得，企业当时深受国际石油价格成倍上涨和经济高速增长期人工成本大幅上升的双重压力，企业随时都要面对产品成本大幅上升的压力。在全球经济陷入危机时，只靠提高产品价格解决不了问题，用降低工资福利办法压低人工成本也不行。最终，企业还是依靠千方百计提高生产率较平稳地渡过了这场危机。比如，作为当时核心产业，重化工业承受的成本压力最大，日本产业结构被迫出现调整。但出人意料的是，这一时期这些备受打击的重化工业提高生产率的速度却是各行业中最快的，都接近10%或在10%以上，大大增强了企业危机承受力和市场竞争力，不仅有效缓解了物质成本和人工成本双重压力，还使这些行业工资增长仍然保持在各行业领先水平。实际上，正是由于这十年间日本大多数行业的生产率增长明显快于货币工资增长，无论是汽车、家用电器和精密机器等新优势行业还是传统重化工业行业，其相对人工成本水平不仅没有随之上升，反而出现了不同程度降低，为经济稳定增长和社会整体安定提供了有利条件。
我国经济新常态下的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是积极主动的新的战略抉择，与日本上世纪70年代遭受危机的被动应对明显不同。而且近期国际市场资源价格回落，国内CPI持续低位，部分环境条件对经济平稳“换档”较为有利。但是，经济增速降低仍然会对企业工资分配产生某些负面影响，需要我们在借鉴国际经验基础上认真应对。
一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期，需要继续扩大内需和提高劳动报酬比重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发展，近期先让货币工资增长适当高于GDP或人均GDP增速，更有利于今后长期保持劳动者实际工资增长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对提升民众信心也有帮助。
二是引导支持各类企业工资均衡有序增长，防止趋于缩小的工资差距回升反弹，抑制尚未缩小的工资差距继续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