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气候变暖加剧，二氧化碳排放问题持续热议，我国需要采取切实有效的碳减排措施来控制碳排放。碳税是否征收以及如何征收等问题在近年来不断被提出。本文研究的主要目的就是分析当前我国碳税对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来判断碳税开征的可行性以及提出碳税开征的具体政策和建议。
本文界定了碳税的概念，碳税与环境税、碳排放交易、能源税的共性和个性，并且介绍了碳税的理论基础。本文从国际国内两个方面介绍了碳税的当前研究成果及领域。
本文通过比较分析方法，研究了欧洲国家碳税征收的经验。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芬兰、瑞典、挪威、丹麦开始征收碳税，是世界上最早征收碳税的国家。随后德国和英国等西欧国家开始了征收碳税的进程，欧洲成为碳税征收最为成熟的地区。本文从经济效应、福利效应、环境效应三部分论述欧洲碳税，并得出了欧洲碳税对于我国的有益启示。
本文选取贸易专业化系数这一代表性指标，选取钢铁产业这一代表性产业，计算其产业竞争力。并且建立引力模型，通过实证分析证明，碳税会对产业竞争力造成一定影响，但是碳税对于钢铁产业的影响小于碳税税收征收额，征收碳税具有可行性。
本文最后提出我国开征碳税的应对和建议。在开征过程中，应该注意统筹经济效应、福利效应、环境效应三个效应，注意盡量减少对于产业竞争力造成的不利影响。在碳税设计上，本文认为碳税征收时应该理清碳税和其他税种、碳交易的关系，确立碳税的功能定位。完善碳税的实施环境，在宣传工作、监测工作等方面进一步努力，并在征税对象和范围、纳税人、计税依据、税率、征税环节、税收优惠、转移支付等细节方面提出了建议。
2016年国务院印发《“十三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明确提出温室气体减排，完成十三五规划的绿色发展目标，目标是在203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预计达到峰值。健全机制，推动供给侧改革，引领低碳发展，二氧化碳越来越成为环境问题的治理重点。在关于我国是否会征收碳税的问题上，在2016年初财政部负责人曾明确表示中国不会征收环境税，但是2016年底，国家发改委的态度则陡然转变，表示在2020年纳入碳排放企业的范围将进一步扩大，沒有加入碳交易的企业则将缴纳碳税，体现了我国对于碳税的重视。因此碳税有可能被盡早或者部分被提上征收的议程。
气候变暖问题影响范围广，波及面积大，一直是全球重点关注的共同问题。在20世纪70年代，气候变暖问题开始作为国际性问题逐渐受到关注，成为全世界广泛讨论的国际性议题。随着全世界越来越关注全球变暖这一现象，它逐渐变得不仅是生态环境问题，也是国际政治问题，是许多大国外交博弈的重点问题。对此，国际社会纷纷召开一系列会议，出台一系列法令，共同应对全球气候变暖。
1988年11月，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正式成立，其目的是检测大气状况，出具权威检测报告，其成立拉开了全球范围研究全球气温上升的序幕。在1990年，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出具了第一份报告，截止今天，共出具了五分关于全球气温上升的研究报告，全面、客观、科学地反映了全球气候变化。由于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在1990年发表的第一份报告引起巨大轰动，直接促成了联合国大会制定《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京都议定书》在1997年正式制定，在2004年俄罗斯签署条约后达到55国要求而正式生效。其目标是稳定大气中二氧化碳含量，如果能有效的贯彻执行，二氧化碳含量在2050年将下降到一个适当的水平。但是随着美国等发达国家不断退出《京都议定书》，其作用力与影响力也日渐消退。值得肯定的是《京都议定书》确定了联合履行机制，清洁发展机制和国际排放贸易机制三种机制。
《巴黎协定》是最年轻的一个协定，该协定共29条，涵盖了包括目标、技术、资金、减缓、适应等范围的内容。该协定规定，把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控制在2摄氏度之内，并为把升温控制在1.5摄氏度之内而努力。中国于2016年正式加入了巴黎协定。
不仅在公约制定上有条不紊的循序推进，全球气候会议也有条不紊的进行着。下面梳理一下全球气候变化大会具体时间缐和成果。
1992年，在巴西首都里约热内卢召开了里约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并且通过了《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这个公约是国际社会达成的第一个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的公约，具有法律效力。该公约影响意义深远，以后歷届气候变化大会都是在这个公约的框架中进行。
1997年在日本东京，召开了第三次缔约方会议，通过了大名鼎鼎的《京都议定书》。《京都议定书》规定，从2008到2012年期间，主要工业发达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要在1990年的基础上平均减少5.2%，其中欧盟将6种温室气体的排放削减8%，美国削减7%，日本削减6%。条约最终于2005年2月16日开始强制生效。此后，在接下来的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德国波恩，荷兰海牙，摩洛哥马拉喀什，印度新德里，意大利米兰等缔约方会议，各大经济体进行了力量博弈，美国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工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也就温室气体减排量展开了激烈的博弈，一度陷入僵局。
2007年，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召开的第十三次缔约方会议中，各方经过激烈磋商，通过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巴厘岛路缐图”，会议确定了《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下的“双轨”谈判进程，并且商议《京都议定书》到期后的后续安排。2009年，在丹麦的哥本哈根，召开了第十五次缔约方会议，
大会同意通过了《哥本哈根协议》这一不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文件，确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而有区別的责任，并且就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技术转让和资金支持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谈判。该会议成果颇丰，备受瞩目，被称为人类在气候问题上的最后一次救赎。
年一次的全球气候大会到如今一年一次的全球气候大会，其频率的改变反映了全世界普遍关心全球气候变暖问题。虽然在各项公约与各次会议上都制定了有效的措施，但是可以看到世界各国二氧化碳排放仍然呈现上升趋势。根据世界银行统计，全球总体和几大有影响力的主要经济体，二氧化碳排放量总体呈现上升趋势。经世界银行统计，从20⑻年至2016年世界二氧化碳排放量平均每年大约升高2.1%，情况不是很乐观。在主要经济体对比中，0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欧盟、G8(八国集团）等主要由发达国家组成的经济体平均每年二氧化碳排放量均呈下降趋势，但是BRICS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组成的经济体平均每年二氧化碳排放量呈上升趋势。金砖国家平均每年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4.9%，这固然与发展中国家经济不断增长带来的能源需求增长息息相关，也反映出发展中国家粗放型的能源发展方式。
从图1.1中1990-2016年世界二氧化碳排放量来看，全世界排放量呈上升趋势，遏制全球气候变暖刻不容缓。全世界增长的幅度大于发达国家增长的幅度，这可能是发达国家率先经过经济方式转变和能源消费结构调整，逐渐步入工业社会后期。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需要积极承担国际责任，落实节能减排义务，深化改革，低碳发展势在必行。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高速增长，二氧化碳排放量也高速增长。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1990年-2016年二氧化碳排放量（图1.2)可以看到，2000年到2012年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了两倍多，增速非常快。此后，随着我国社会各界对于气候变暖问题的日益重视，低碳经济的提出和良好实行，我国二氧化碳排放量逐渐平稳变化，近年来甚至呈现下降的良好态势。
当前，随着我国经济逐步迈入新常态，在经济增速逐渐放缓的同时，提高经济效益和能源利用率，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一直是我国追求的经济目标。因此，既要发展经济，又要保护生态环境是对我国当前提出的一个更高的要求。
我国一直高度重视节能减排工作，特別是当前经济新常态时期，对于节能减排工作的要求更加高。当前的中国政府不再盲目追求经济增长速度，而是更加关注经济的发展质量和经济结构是否合理。
我国一直积极承担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责任，为世界的和平和发展做出贡献。在全球气候大会上，一直可以看到中国积极参与世界气候问题的身影。
在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提出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5%的目标。在2011年我国制定的十二五规划，就努力把绿色低碳发展纳入经济社会的考量当中。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设美丽中国生态文明体制，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从当前到2020年是我国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也是低碳发展的关键时期。在此阶段，我国经济不但要转型升级，基本实现工业化，而从我国的能源消费结构来看，化石能源比重最大，因此要完成低碳发展，任重道远，至关重要。2016年，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台《“十三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目标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15年下降18%，引领低碳能源革命，打造低碳产业体系，推动城镇低碳化发展，加快区域低碳发展，加强科技低碳创新。2016年，我国发射了第一颗专门用来监测二氧化碳数据的全球二氧化碳监测科学实验卫星，增加碳排放数据的精确度，提高中国在国际碳排放会议上的话语权。2016年，我国在召开G20杭州峰会期间，正式宣布加入《巴黎协定》，体现大国责任感。
但是需要明确的是，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方式还比较粗放，高耗能、高污染的企业仍然比较多，企业生产设备和技术比较陈旧。如果开征碳税，可能会对我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造成一定的影响。因而需要考虑碳税对于我国经济和环境的综合影响，把对经济的不利影响降到最低。在制定碳税的过程中，平衡好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可持续发展之路任重道远。
因此征收碳税，符合美丽中国的新时代发展战略。站在这一高度，企业积极进行节能减排，保护环境，是符合我国国家发展定位和国家利益的基本实践举措。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决胜时期，在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关键时期，征收碳税有利于我国承前启后，全方位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有利于积极完成巴黎协定目标，积极承担国际责任，树立国际责任。
当前我国经济新常态的大背景下，应积极推行经济转型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坚持推行供给侧改革，对于高耗能产业实行“三去一降一补”的政策。碳税自20世纪90年代在北欧国家实行以来，根据实践效果来看，碳税政策和补贴曰趋完善。分析碳税对于高碳产业的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借鉴发达国家征收碳税的经验，可以为相关产业、企业的转型与发展提供现实指导。本文选取钢铁产业为主要研究对象进行研究。我国钢铁产业出口量稳居世界第一，产业国际竞争力强劲而稳定。但是当前国内钢铁行业存在大量产能过剩的现象，急需实行供给侧改革，优化产业结构，清洁低碳生产。
第一章为绪论。第一方面主要介绍本文选题的背景和意义、研究方法和内容以及在写作过程中的创新和不足。第二方面是文献综述部分，从碳税开征的可行性、税制模式、开征影响几部分对于碳税进行进行述评。着重介绍了征收碳税的必要性。
基础。第二方面在概念上对于碳税进行论述，重点比较碳税和环境税、碳排放交易权的区別。
第三章分析国外碳税政策，碳税地位及效果，并提出相应的国际经验借鉴。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芬兰、瑞典、挪威、丹麦开始征收碳税，是世界上最早征收碳税的国家。随着德国和英国等西欧国家开始了征收碳税的进程，欧洲成为碳税征收最为成熟的地区。并从经济效应、福利效应、环境效应三部分论述欧洲碳税。
第四章介绍高碳产业分类，建立引力模型，分析当前我国钢铁产业的总体国际竞争力和从实证角度碳税开征对于钢铁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
第五章提出建议。在碳税的税制要素设计构想：征税范围和对象，纳税人，计税依据，税率，征税环节，税收优惠等方面提出建议。
本文在测定碳税的产业国际竞争力影响的时候，运用了实证分析方法。建立碳税的引力模型，测算高碳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指标在碳税前后是否会改变以及改变幅度来定量衡量碳税对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
本文对所研究的不同国家的碳税政策采用了比较分析方法。北欧国家和西欧国家的碳税政策，可以给予我国的碳税政策进行借鉴。当然在使用比较分析法的同时，也要注意欧洲国家和我国之间差异，不能照搬照抄或者强行比较。对于碳税和碳排放等概念，本文也运用了比较分析法，比较两种手段的有利之处和不足之处。
比较碳税和环境税、碳排放交易权三者的关系和区別。三种方式作为当前中国最可能在中国进行征收或者实行的政策，比较不同点和相同点，在当前阶段十分有必要。
运用引力模型研究分析征收碳税对于不同高碳产业的影响，再根据实证结果对于制定碳税政策做出预测。引入了碳生产力和单位碳税这两个全新的解释变量。把钢铁产业的出口量看做国际竞争力，因此可以有效的度量碳税和产业竞争力的系数和正负相关性。
把碳税的影响具体分为经济效应、福利效应、环境效应三方面进行衡量，在进行欧洲各国碳税分析的同时，不是简单列举各国的共性和个性，而是根据经济效应、福利效应、环境效应三个维度进行分析。
本篇论文运用模型，分析开征碳税对于我国高碳产业行业的影响。首先运用贸易指数对于我国钢铁行业的国际竞争力进行测评。然后，根据解释变量借鉴了基本的引力模型，前人的研究成果，本文的研究目的，以及数据获取的便利性，选用了部分典型的解释变量，引入了碳生产力和单位碳税两个新的解释变量，得到模型。在模型分析时，进行第一步单位根检验、第二步协整检验、第三步得到回归系数的顺序得出结论。引力模型的特点是需要数据比较多才能良好的分析，因此在数据处理和筛选方面需要克服难点。
本文只是提供是否征收碳税和征收碳税影响的一些观点，但是碳税问题所涉及的方面和范围很广，国家在制定碳税政策的时候不仅仅在经济环境方面有所考量，也要考虑到国际政治等环境因素。因此，现实中是否征收碳税需要考虑的背景更復杂。碳税可能作为一种外交政治手段，因此是否征收仍然有不明确因素。
本文只分析高碳产业某一行业，碳税在我国还未大范围实施，所有的预测结果只能基于模型预测，沒有确切的数据，因此本论文的结论是否能够真的和现实社会相匹配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从当前国内外文献对于碳税开征可行性，碳税税制模式，碳税开征影响，欧洲碳税制度研究四个主要维度进行了分析。碳税的开征与否问题上，论文一般会分析征收碳税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以及碳税和碳排放交易权两种方式对于减少碳排放的作用。在碳税的设计与制度安排上，当前论文一般会探讨碳税的税制要素等。对于碳税的影响和效应来讲，当前论文一般集中于运用一般可计量均衡模型模拟碳税对于当前经济、人口、环境等各方面要素的影响。在欧洲国家碳税制度上，当前论文一般集中于北欧国家的碳税政策横向比较。
当前我国国内对于碳税研究的问题主要集中在碳税是否有开征的必要，碳税税制模式的具体设计，欧洲碳税对我国未来碳税的借鉴作用为主。但对于碳税的影响方面的研究并不是很丰富，而且侧重于经济效应的影响研究。这受我国目前对碳税认识不深，尚在探索是否开征，最关心是否对经济造成影响的环境相符合。同时，经济效应偏实证模拟，对于尚未开征的国家仍然能进行良好的分析预测。
(2012)概述了碳税与碳交易在国际社会的实践，并结合我国当前碳排放现状分析我国征收碳税的适用性。碳税具有实施难度低，对企业消极影响小，促进节能减排，促进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实时阻力小但减排效果明显，完善我国环境税收制度等特点，在短期内是节能减排的有效政策。但也有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征收碳税当前不合时宜。谈尧(2009)认为，碳税制度与价格杠桿的碳交易机制相比，会给政府造成很大的负担。而且碳税制度开始成效快，但是实行一段时间后政府工作仍然很多，因此对于政府的要求很高。
在碳税的宏观的制度设计方案中，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课题组（2009)提出了《中国开征碳税问题研究》，该技术报告对碳税税制要素：征税范围和对象，纳税人，计税依据，税率，征税环节，税收优惠，收入归属，收入使用等方面做了详细的设计，并对开征碳税的路缐图做了规划和预测。
李齐云（2009)认为碳税征收过程中会带来重復征税的问题，因此在制定碳税税制模式时，需要合理划定范围，避免重復征税。崔军（2010)认为碳税征收应该循序渐进，分成两个阶段进行。在第一个阶段，为了降低纳税成本，在生产阶段征税。在第二个阶段，随着碳税日益成熟，在消费阶段征税。
在具体如何制定碳税税率上，张何英（2011)认为，发达国家对我国出口导向型产业征收碳关税会增加我国出口产品的成本，降低国际竞争力。为避免这一局面，可以考虑国内征收碳税。该论文根据碳关税总额和碳税总额相等的原则，参考国际上碳关税税率计算出我国将来征收的碳税税率。于维生，张志远(2013)通过构建政府与企业的三阶段博弈模型，比较统一税率和差异税率对社会总体福利，对企业生产，消费者购买选择的影响。认为我国现阶段应该采取差异化税率，且碳税税率不宜过高，逐步引导企业运用低碳能源，进行产业升级。
芬兰作为第一个征收碳税的国家，研究其碳税进程对我国借鉴意义较大。赵玉焕（2011)通过研究，得出芬兰碳税具有税率由低到高逐步推进，而且实行高额的累进税率的特点。并且芬兰对于航空、海洋运输燃料以及电力产业实行了宽松的减税免税政策，保护这些产业的产业竞争力。王燕（2011)通过研究日本碳税，提出了对我国将来制定碳税的启示：碳税要兼顾保护环境和经济增长，利用碳税的价格效应引导产业升级；要兼顾总体税制改革方向，与现有能源税、环境税相互协调设计，避免重復课税。欧洲是世界上唯一实行碳税和碳交易制度并存的地区，欧洲各国的碳税具有共性又具有个性。范允其（2012)研究了欧洲国家碳税征收歷程，并对不通过国家间的碳税税率设定，税收使用，税收优惠等经验进行了比较研究。北欧四国在征收方式上，企业与居民之间，不同产业之间，不同行业之间税率是否统一是不同的，在收入使用方式上，补偿一般预算和减少劳动负担也是不同的。
经济效应是国内学者对于碳税的影响最关注的的方面。大多数学者都认为，碳税开征会对国民经济产生负面的经济效应。高鹏飞（2002)运用MARKAL-MACR0模型对于碳税对中国的宏观经济进行了模拟。在50美元每吨碳税水平下，2040年损失会达到400亿美元以上。同时在碳税水平较高的情况下，国内生产总值的损失更加严重，但是碳减排的效果并不是很明显。刘洁（2011)选取了中国1999-2007年29个省的数据作为依据，得出碳税征收会对中国国民经济带来负的经济效应，降低私人及企业的投资积极性。并且模拟碳税税率为5美元、10美元、20美元每吨时，碳税对能源的产出弹性增幅。在一定范围内，碳税税率对于能源要素的产出弹性增幅是递减的。因此，考虑到我国经济发展还处于上升期这一社会现实，开征碳税势必会对经济造成一点的影响。
当然也有一些学者认为经济效应并不是很大。贺菊煌（2002)运用CGE静态模型分析征收碳税对中国二氧化碳减排和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并且得出碳税对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影响很小，会带来能耗普遍下降，劳动力的转移主要是从煤炭部门转移到制造业之中。
当然我国学者对于碳税的福利效应也有研究。汪曾涛(2009)建议我国采取税收中性的碳税政策，将碳税收入返还给公众，例如对于公众发放补助。同时用碳税收入削减其他税收，比如增加碳税的同时减少企业所得税或者增值税，是的税收盡量保持中性。娄峰（2014)通过构建动态可计量一般均衡（DCGE)模型，模拟分析了2007-2020年在不同碳税水平下，不同能源使用效率，不同碳税使用方式对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不同行业，整体经济发展，社会福利等影响。征收碳税的同时，降低所得税税率，可以实现碳税的双重红利效应，即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的同时增加社会福利。
国外的学者对于碳税的影响研宄的比较深入，不仅对于经济效应有一系列的分析，对于碳税的另外两个效应：福利效应和环境效应都有一定的深入研究。下面着重分析一下碳税的三个不同效应的影响。
TNakata，ALamont(2⑻1)两位日本学者运用一般均衡模型模拟了开征碳税对于日本的影响，认为一旦开征碳税，可能对于日本经济有着较大的影响，特別是产业竞争力方面。Bruvoll和Larsen(2004)则是以挪威为研宄对象，研究其自碳税开征以来，碳税对于挪威经济的影响。发现碳税对于挪威经济负面影响不大，其开征具有合理性。Lee(2008)还分析了碳税和碳排放交易权两者共同对于一个国家经济效应的影响程度。研究的结果表明，一个国家在只征收碳税的时候可能会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但是如果碳税和碳排放交易权同时征收，则沒有负面影响。因此为了消除碳税的负面经济效应，他建议碳税和碳排放交易权两种手段同时使用。
碳税的福利效应指的是在碳税开征过程中，企业会不会把税负转移到消费者，造成整体社会福利尤其是低收入群体社会福利的下降。评价一项税收政策的重要指标就是该政策能否避免整体的社会福利水平不下降太多。关于福利效应的研究，国内学者研究的比较少，但是国外学者研宄比较多。一部分学者认为碳税能够带来正向的福利效应。WilliamK.Jaeger(1994)模拟全世界开征碳税的福利效应，结果显示，总的福利效应是增加的。Takeda，Hatae等（2006)通过模型模拟，认为碳税与资本税相比，对于经济的扭曲作用更小，建议应该用碳税代替资本税。但是也有一部分学者认为碳税带来负的福利效应，不应该实行碳税。Symons,Smith(1994)认为，碳税具有累退性，那么对于低收入者来说，征收碳税会造成福利的损失，加剧社会不公平。
碳税的环境效应是碳税作为一种引导环保的税收政策所独有的，含有一定的社会效益。Baranzini等（2⑻0)认为碳税的环境效应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征收碳税可以有效改善能源结构，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引导新能源的使用。二是碳税收入可以专款专用，作为财政补贴鼓励清洁产业的发展。Wissema(2⑻7)通过CGE模型模拟碳税对于爱尔兰环境的影响，得出碳税的开征可以有效改善爱尔兰的能源消费结构。
根据以上的文献梳理，关于碳税的文献综述围绕碳税的开征与否，碳税的设计与制度安排，碳税的影响和效应，欧盟国家碳税制度。在碳税影响的问题上，碳税具有经济效应、福利效应、环境效应。但是考虑到碳税政策受国家宏观政策的影响和考量，因此不同国家实行不同的碳税政策。在欧洲国家，碳税早已开征并已成效显着。但是在中国，可能碳税开征条件还沒完全具备，时机还不成熟。
碳税的开征与否问题上，大部分学者都认为理论上征收碳税是可行的。当前论文一般会分析征收碳税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认为碳税征收具有重要意义。同时，比较碳税和碳排放交易权、环境税、能源税等征税范围、方式、影响等因素来证明碳税的独特作用。在碳税的设计与制度安排上，当前论文一般会探讨碳税的税制要素等。在欧盟国家碳税制度上，当前论文一般集中于欧洲各国碳税制度的共同点和不同点，以及对于制定碳税的借鉴作用。
但是当前对于碳税研究的文献，仍然存在几点不足：第一，当前文献主要集中于一个国家宏观层面展开研宄，而对于微观产业的研究不够深入，还留有很大的研究空间。因此本篇论文希望抓住一个具有代表性的高碳产业，进行着力分析，以小见大，可见一斑。第二，当前的碳税论文对于碳税的影响着墨不多，写的比较混乱，经济效应、福利效应、环境效应分散而且不全面。本文在研究碳税效应的时候主要从这三个方面来评析碳税政策。在比较欧洲碳税政策时，也从这三方面分析碳税政策的影响，比较标准清楚统一。第三，在模型应用上，一般使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虽然精确度较高，但其税率一般参照国外标准，且模拟税率一般是对于整个宏观经济层面的影响，沒有进行高碳行业之间的对比分析。由于我国还未实行碳税，所以根据模拟的结果得出的建议科学性略有下降。
碳税是一种基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和应对全球气候变暖而设立的专门税种。碳税的税基主要有两种测算方法，第一种是直接对于二氧化碳排放量进行测算，虽然精确直接，但是实际操作有很大的困难。第二种是针对化石燃料的含碳量进行系数换算，间接测量二氧化碳排放量。目前国际上主要使用第二种间接测量方法。但是这种方法的精确度和广泛适用度仍然有待提高。随着技术进步和科技发展，会逐渐从第二种间接手段转向第一种直接测量法。从全球来看，碳税主要有三种形式:第一种是专门设立开征的新税种，与国内的能源税或者环境税沒有关系。比如英国的气候变化税。其设立的理由还考虑了碳关税等国际政治因素。第二种是从能源税发源，化石燃料燃烧后形成二氧化碳，因此需要征收碳税，节约能源使用。碳税从国内的能源税独立出来，基于化石燃料的碳含量专门针对碳排放的税种。该种碳税主要是以北欧国家为代表。第三种是因为全球气候变暖，气候问题日益受到普遍关注。因此，为更好的减少碳排放。把碳税从环境保护费中独立出来。采取该种方法主要有波兰、爱沙尼亚这些国家。
碳税的计算价格往往是基于庇古税理论和污染者付费的原则。由于二氧化碳排放会产生环境的负外部效应，因此需要征收碳税使企业外部成本内部化，而碳税的征税价格就应该等于企业二氧化碳排放对于环境的外部成本。同时，碳税征收也会考虑内生或者外生因素的考量，最终的碳税价格会围绕环境的外部成本值上下波动。当前，碳税征收比较集中和具有代表性的是欧洲国家，本论文也会在以后的章节对于欧洲碳税进行论述。
碳税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借鉴世界先进国家经验、破解环境治理难题，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举措。碳税征收额根据二氧化碳排放量和相应的税率进行计算。碳税这个概念和当前热门的能源税、环境保护税、碳排放交易权的概念经常混淆，现主要比较一下碳税和环境保护税、碳排放交易权的共性与个性，优势与不足。
能源税是对于特定能源征收的税种，主要包括电力、燃料、汽油、天然气等。能源税作为一整套节针对能源开发、消费、节约的税制，征收范围很广。当前，
中国的能源税主要是对燃油征税，主要属于消费税的一种，但是大规模地对于能源征税还未实行，且和国外相別，我国的燃油税价格偏低，调控力度不够明显。
能源税和碳税二者存在一定的交叉，又存在区別。它们的区別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第一，征收时间上，能源税早于碳税提出。能源税自工业革命以来，就开始征收。但是碳税则是近三十年提出的产物。第二，征收目的上，能源税的提出背景是能源日益枯竭的供应和消费日益旺盛的需求之间的矛盾，于是提出征收能源税来节约资源，做到可持续发展。特別是石油和天然气日益短缺，引起世界各国的重视。能源税在国外广泛实行，主要是由于能源税的税负弹性大，能较好反映政府目的，调控范围大。而碳税的提出背景则是20世纪80年代，全球气候变暖日益严重，人们意识到二氧化碳的危害性，力图通过征收碳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减缓海平面上升等全球气候变暖的现象。第三，征收范围上，能源税的征收范围更加广泛，能源税包括所有能源，不仅有化石燃料，还有水资源，森林资源等等。但是碳税则比较单一，只涉及化石燃料。第四，在计税依据上，能源税是对能源使用数量计税，而碳税则是对于碳排放量进行计税。第五，在征税效果上，由于碳税是以碳排放量为计税依据的，那么其对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缓解全球气候变暖的趋势的效果应该更加明显。而能源税对于二氧化碳减排量则比较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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