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晚清以降，随着华夏国族建构的自觉，愈来愈多的学人有意将黄帝追溯为中华民族的共祖，而将蚩尤视为西南边地民族的祖先。与此相异的是，抗战开始后身处北平沦陷区的孙作云，在一系列神话学论文中一再将华夏民族的始祖上溯至蚩尤，又进一步将蚩尤追溯为“中国第一位战神”。如果考虑到这些论文写作时的历史背景与作者处境，有理由认为孙作云上述写作别有寄托：通过对华夏源头的重新追溯，来曲折地表达救亡图强这一时代主题。
考察抗战时期北平沦陷区知识人的心理世界，是一件颇有意味的事情，它可以让我们看到特殊历史境遇中人物内心的矛盾与寄托。在博士论文《北平沦陷时期读书人的伦理境遇与修辞策略》中，袁一丹重点考察了周作人、陈垣、俞平伯、瞿兑之、傅增湘等抗战时期北平沦陷区知识人的内心世界，提出了“隐微修辞”这一观照视角：通过诗文典故系统或史家春秋笔法的运用，这些知识人或者为自己的选择进行辩护，或者从中寄托家国之思与黍离之悲。笔者想补充的是，除文学书写与历史叙述外，学术研究也是此一时期北平沦陷区知识人安身立命的一种重要方式。一方面，与出任伪职等政治活动相比，学术研究起码从表面看来更远离政治，更能从时代旋涡中暂时脱身而出；另一方面，作为良知尚未泯灭的知识人，通过学术研究中一些不易为人察觉的“弦外之音”，可以寄托自己对时局的思考与关怀。本文所要考察的，是中国现代神话学家孙作云抗战时期的神话研究，试图通过其表层的学术表述，发掘其掩藏在纸背的别样情怀。
抗战爆发后，随着华北的沦陷，北平学界经历了剧烈动荡：北大、清华与南开一道南下，在长沙作短暂停留后，最终迁徙至云南昆明，组建了在中国教育史上影响深远的西南联合大学；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等高校则远赴西北，在陕南山区组建了西北联合大学；燕京大学等有着英美背景的教会大学，也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或解散或南迁。与此同时，在沦陷区北平，日军加强了文化与思想控制，在原北京大学的基础上，拉拢汤尔和、周作人等附逆文人组建伪北京大学。另一方面，日军还组织各种学术机构，创办文学、学术刊物，试图对沦陷区进行思想渗透。
对于身处这一历史境遇中的北平知识分子来说，面对山河沦陷、国破家亡的局面，无疑需要做出十分严肃的抉择。许多人从家国大义出发，纷纷随北大、清华等高校南下，或继续在大学执教，为国家培养“读书种子”；或辗转国内各地，积极从事抗日救亡工作。也有一部分知识人，因为种种原因，最终选择留在北平。时在清华大学读书的孙作云便是其中之一。
受资料所限，我们对孙作云抗战时期的具体行止所知较为有限，目前对其生平记述最为详尽的，是《孙作云文集》的编者、孙作云之子孙心一。据其记述：1936年，孙作云从清华大学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后，又于此年秋天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投身闻一多门下，致力于《楚辞》研究。“七七事变”爆发时，孙作云尚未从清华大学研究院毕业。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大变故，他先是返回故里数月，1938年7月又回到沦陷后的北平，在“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任编辑，从事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工作。1941年秋，孙作云开始在(伪)北京大学文学院任教，讲授中国古代神话研究、民俗学、《楚辞》、中国古代史等课程。其间还在中国留日同学会出版的杂志社任编辑，在中学兼教国文课聊补生活的困窘。直至抗战结束后的第二年，孙作云转赴东北任教。
从上述可以看出，孙作云在北平度过了八个年头，与整个抗战相始终，见证了这座故都的沦陷与光复。实际上，孙作云的离乡背井早在抗战前已经开始。根据孙心一记述，孙作云出生于辽宁复县(今瓦房店市)，从东北大学附中毕业不久便遭逢“九·一八”事变，亲眼目睹了家园的沦陷。因为这段经历，孙作云在清华时期所发表的诗歌作品中，时时流露出深沉的身世之感与家国之思。
不过，历史的发展往往呈现出另一番情形。与清华时期对国愁家恨的书写相对照，在抗战初期，当许多知识分子纷纷南下时，孙作云却选择留在日军控制下的北平。毋庸讳言，同当时滞留北平的多数知识人一样，这一时期的孙作云与日本人操控下的文化机构有着复杂的联系。前文所提及的“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成立于1925年，系日本政府用庚子赔款所建，抗战时期实质上成为日军操控下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的组织之一。沦陷时期的“北京大学”，自然已非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而是沦为日军思想渗透的一个教育机构。所谓“中国留日同学会”，亦属抗战时期日伪所属的文化组织之一。该组织成立于1938年3月，会长是王揖唐，理事长为苏体仁，“文化部”部长为钱稻孙。上述人物，均在抗战结束后因失节罪受到国民政府的审判或通缉。该组织所办机关刊物为《中国留日同学会季刊》，由钱稻孙主持，孙作云任编辑；虽然钱氏声称编辑方针为“报报会况，谈谈学问，以联络情谊，交换知识”，但刊物中不时出现的“大东亚战争”“东亚共荣圈”等字眼，昭示出其背后的野心。
此外，考察这一时期孙作云撰写的学术论文，大多发表于具有日伪背景的刊物。据笔者统计，抗战期间孙作云共发表论文25篇(次)，其中7篇(次)见于《中国留日同学会季刊》，5篇(次)见于《中和月刊》，其他文章散见于《国立华北编译馆馆刊》《新民报半月刊》《中国学报》等刊物。《中国留日同学会季刊》前文已述及；《中和月刊》创办于1939年12月，瞿兑之任总编辑，虽然刊物名称有着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特色，但办刊宗旨(所谓“发扬东方文化，树立民众信念”)与经费来源(由具有日伪背景的出版机构“新民印书馆”提供)，无不透露出这份刊物的日伪色彩。
当然，上述所言并非有意对孙作云的民族节操提出苛责。实际上，正如部分研究者所指出，抗战时期滞留北平的文化人，多数有着生计方面的原因：“‘北京大学’的中国教员中，有甘心附逆者，但大多数教员为生活所迫，到伪校教书属于无奈之举。”在笔者看来，孙作云亦属后者之列，其滞留北平多半也是出于生计方面的考虑，尽管也在日伪控制下的机构从事文化研究，但与王揖唐、汤尔和、钱稻孙等出任伪职的甘心附逆者不可同日而语。即以参与编辑日伪刊物而言，大抵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在《中国留日同学会季刊》1943年第2期“编后记”中，孙作云写道：“我在第一期季刊的补白里选出志摩大师的《萨扬娜拉》，本想借此隐退的，想不到这笔责落到我的肩上。”我们可以推断：大好河山的沦陷，恩师闻一多的熏陶，在孙作云身上既激起强烈的国破家亡之恨，又有着不得不暂时寄人篱下的屈辱。这种微妙的历史境遇，当事人往往通过各种途径，借助“曲笔”形诸文字。抗战时期文学书写与历史叙述中的“隐微修辞”，成为滞留北平的文化人共同的表述策略。笔者想要追问的是，此一时期的孙作云，如何通过学术写作来表达类似诉求。
初入清华园，孙作云在诗歌创作之余，跟随闻一多从事《楚辞》研究。因《楚辞》一书保留了大量中国上古神话，闻一多本人也是中国现代神话学史上开宗立派的重要人物，孙作云也因此转向古代神话研究。其第一篇神话学论文《〈九歌〉山鬼考》，便是在闻一多的悉心指导下完成，又经闻一多推荐发表于《清华学报》1936年第11卷第4期。
进入抗战时期，孙作云神话研究步入新阶段，其显着特点，是从《楚辞》神话转向华夏文明起源期神话的研究，相继发表《蚩尤考》《黄帝与尧之传说及其地望》《饕餮考》《说鸱尾》等论文。综观这些文章，在孙作云看来，无论青铜彝器上的饕餮纹，还是中国古代建筑装饰上的鸱尾纹，其原型皆为蚩尤，因而《蚩尤考》便有了总纲的性质，在其神话学体系中尤显重要。本文对于孙作云抗战时期神话研究的分析，便着重围绕这篇论文展开。
《蚩尤考》分上、中、下三篇，连载于《中和月刊》1941年第2卷第4期和第5期。主标题之下，还有副标题“中国古代蛇族之研究———夏史新探”，可以看出，作者在此文中所要探讨的是华夏民族的起源问题。
上篇“论蚩尤与黄帝之战为蛇图腾与熊图腾之战”，孙作云从当时尚显时兴的图腾理论出发，在古书中旁征博引，又“以纸上材料，参以古物实证，益以民间传说”，提出一系列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作者首先运用文字学知识，援引《说文·虫部》：“蚩，虫也，从虫之声”，说明“蚩”字本义为蛇，进而推导出蚩尤为图腾社会的族徽。此外，《山海经》所载�E窳、旬始，孙作云均援引图腾理论进行观照，认为其实讲的都是蚩尤，也即蛇。又由于在孙作云眼中，龙实为蛇的变体，因而蚩尤所属部族，便以龙为图腾。与之相对，孙作云另从古籍中所载黄帝“居有熊”、黄帝“号有熊”、“黄帝为有熊”等材料出发，认为黄帝部族乃以熊为图腾。如此一来，中国上古史中有关黄帝、蚩尤的大战，孙作云有了另一番颇具戏剧色彩的解释：
黄帝使熊罴貔貅�虎及应龙攻蚩尤，果为何物乎?愚以为此种动物皆古代氏族社会之图腾，乃取象于自然界之动物以为族徽者也。换言之，熊即熊图腾部落，应龙为龙图腾部落，熊、罴、貔、貅、�、虎六者，皆以陆上动物为图腾，彼此皆为近亲氏族，其应龙乃水虫部落，与野兽部落原不相通，盖为陆兽部落之内应。黄帝有熊氏，即熊部落，其所伐之蚩尤为蛇部落，因屡战不胜，乃合全族之众以伐之，又得蛇族之应龙为内应，故乃战胜蚩尤。然则黄帝与蚩尤之战乃熊部落与蛇部落之战争，即中国历史上一幕“龙虎斗”，乃熊部落与蛇部落决定民族命运之战争也。
处于华夏历史开端部分的另一则传说“鲧禹治水”，孙作云解释为：“蛇部落灭亡之后，其人民沦为奴隶，其投降之‘应龙’族职司水土之工役，其后人竟以治水之功得以恢复天下，是即为三代之夏。”换言之，夏禹即为蚩尤的子孙。
近代以来，关于中国历史的叙述，虽有“上下五千年”之说，但真正的中华文明史，学界多认为始于夏代(关于夏代是否为信史的争论，则是更为晚近的事情)。另外，就地望来说，孙作云认为最初黄帝族居于西方，蚩尤族则据有中原(具体为今河南鲁县一带)。由上述两方面综合观之，在孙作云的叙述中，中国历史与其说始于黄帝，不如说始于蚩尤。
值得注意的是，受黄帝、蚩尤大战历史记忆的支配，在后人的印象中，蚩尤往往定格成一位不光彩的战败者形象，不过在孙作云看来，蚩尤的真正身分，不仅是夏禹的祖先(亦即华夏的祖先)，而且是华夏历史上“第一位战神”。《蚩尤考》中篇“论蚩尤为战神”，正是对这一问题的考证。
在今天许多人的心目中，黄帝不仅是华夏民族的“共祖”，而且是成就卓着的“文化英雄”，诸如衣冠、舟车、音律、医术等，悉由黄帝最先创制。相形之下，蚩尤作为西南边地族群的共祖，则被贴上不开化、野蛮、好战等负面标签。不过在孙作云看来，黄帝、蚩尤二者的文明程度恰恰相反：
蚩尤为蛇族，乃南方图腾部落，先据中原；黄帝为熊族，乃西方图腾部落。黄帝与蚩尤之战即古代图腾社会之战争。蚩尤之族，十分强大，相传武器为其所发明。此事虽不敢确定，但传说必有所本，足见其文化已有相当进步。黄帝伐蚩尤，屡战不胜，后乃合全族之师以伐之，又得应龙为内应，始败蚩尤。论其文化，或较蛇族为低。
与前文有关蚩尤族属问题的论述类似，孙作云在中篇也发挥其考据学优势，罗列《尚书·吕刑》《太平御览》《管子》等一系列文献，来证实蚩尤作为“华夏第一位战神”的身分：“蚩尤之族虽为熊族所灭，然其余威，犹令人谈而色变，因蚩尤善战，又传为兵器之发明者，故蚩尤后变为中国之战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