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信贷作为一种消费形式在我国虽然刚刚起步，但在国外却早已非常流行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消费信贷首先在美国兴起。二战后，西方一些国家的商业银行为了有效运用资金，增加利润收入，将贷款逐步从生产领域扩大到消费领域，使消费信贷成为商业银行的一项重要业务，并得到了迅速发展，消费信贷业务的收益也成为各大商业银行的重要利润来源。在我国,“量入为出”的消费观念十分盛行，所以，许多中国人都还是“零信用”记录。尽管在有些大城市人们的信用观念正在发生变化、已有相当一部分人突破了自己的“零信用”记录，但是，大多数人仍然对贷款消费持谨慎态度。
为了刺激消费、扩大内需，我国已将发展个人消费信贷提上了经济工作的议事日程，作为消费信贷参与者的商业银行和商品销售方也纷纷做出了积极的反应，出台了一系列鼓励消费信贷的商业措施，但我国目前还没有一部统一规范消费信贷活动和调整消费信贷关系的全国性法律。当前我国调整消费信贷的规范性文件，层次较低，如《个人定期储蓄存款存单小额抵押贷款办法》(中国人民银行1994年12月12日发布)、《商业银行自营住房贷款管理暂行办法》(银发[1995]220号)《信用卡业务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发布，1996年4月1日起实行)、《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房地产信贷部职工住房抵押贷款暂行办法》(中国人民建设银行1992年9月23日发布)、《关于开展个人消费信贷指导意见》(中国人民银行1999年3月2日发布)等，这些“管理办法”和“指导意见”均未达到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层次。当前城乡消费信贷业务的迅速发展，唿唤我国消费信贷法尽快出台，为城乡金融机构和有关商业企业拓展消费信贷业务，扩大国内消费需求，创造良好的社会氛围与法制环境。
本文分析消费信贷的产生与发展,研究我国消费信贷的发展概况、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并试图从营造有利于消费信贷发展的宏观环境、加强消费信贷管理、特别是在健全和完善消费信贷立法等几个方面寻找促进我国消费信贷稳健发展的途径。
2对开展消费信贷工作的商业银行、商品销售单位以及已经采用信贷方式进行消费的个人进行调查，了解在实际生活中使用消费信贷时所遇到的问题。
我声明，本论文及其研究工作是由本人在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的，在完成论文时所利用的一切资料均已在参考文献中列出。
党的十六大指出：要建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别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享有所有者权益，权利、义务和责任相统一，管资产和管人、管事相结合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为此，各级政府积极探索，取得了一定成果，也遇到了一些问题。本文探讨党的十六大在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上的实质性突破，即促进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能到位的探索；分析当前我国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现状、存在的问题以及可能出现的风险；从而提出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突破的重点，是在于机构设置、职能界定、职权划分、监管制度、资产重组和企业改革等方面；并对如何推进改革进行了探索，理论上的探索主要有：全民所有制理论的发展、国有企业功能的重新诠释、过渡性改革与最终目标的衔接等，实践上的探索主要有：对国有资产进行分类管理、明晰国有资产国家层和地方层的产权关系、完善机构设置和管理职能、合作探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国有企业经营者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优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环境等。以期通过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最终完成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大任务。
国有企业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体，是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命脉，对于国有企业及以其为主所形成的国有资产管理的好坏，直接决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繁荣和稳定。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是当前经济改革的一个重要任务，它将成为决定国有资产运营是否能成功、是否能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任务的关键。
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继续调整国有经济的布局和结构，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任务。在坚持国家所有的前提下，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国家要制定法律法规，建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别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享有所有者权益，权利、义务和责任相统一，管资产和管人、管事相结合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大型国有企业、基础设施和重要自然资源等，由中央政府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其他国有资产由地方政府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中央政府和省、市（地）两级地方政府设立国有资产管理机构。继续探索有效的国有资产经营体制和方式。各级政府要严格执行国有资产管理法律法规，坚持政企分开，实行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使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不断深化的过程中，适宜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应该满足以下三个条件：能够使国有资产的功能得以充分发挥，能够保证国有资产的安全，能够提高国有资产的运营效率。但是，从我国国有资产管理的现状来看，现行的“国家所有，分级产权”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还有许多可以改进的地方，需要在国有经济战略性重组、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中逐步解决。
根据这些条件，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重点是：在机构设置上，关键是要避免新的国有资产管理机构蜕变成行政机构；在职能界定上，关键是要明确各级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对所投资企业拥有股权，不再有行政隶属关系；在职权划分上，关键是要协调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在监管制度上，关键在于政府如何掌管资产，以及如何对政府进行监督；在资产重组和企业改革上，需要处理好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与企业改革的关系。
在上述前提背景下，分析当前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存在的问题、改革可能出现的风险，提出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突破的重点，并对如何推进改革进行理论和实践上的探索，以期通过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新突破，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最终完成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大任务，便成为本文的主旨。
对于推进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本文进行了理论和实践上的探索。理论上的探索主要有：全民所有制理论的发展、国有企业功能的重新诠释、过渡性改革与最终目标的衔接等，实践上的探索主要有：对国有资产进行分类管理、明晰国有资产国家层和地方层的产权关系、完善机构设置和管理职能、合作探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国有企业经营者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优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环境等。以期通过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最终完成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大任务。
本文共分为七章。第一章绪论，主要说明论文的背景及目的，论文的结构及主要内容；第二章主要论述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目前选择；第三章主要论述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探索情况，重点在于促进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能到位的探索；第四章主要论述目前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存在的问题；第五章主要论述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可能出现的风险；第六章主要论述改革推进的重点，包括机构设置方面、职能界定方面、职权划分方面、监管制度方面等。第七章主要论述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需要的新突破。
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是按照党的十六大报告要求，在坚持国家所有的前提下，建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别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享有所有者权益，权利、义务和责任相统一，管资产和管人、管事相结合的国有资产管理新体制。具体说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依据现有的法律法规，国有资产属于全体人民，归国家所有。国家制定法律法规，政府代表国家统一行使国有资产所有权，必要时要统一配置资源。
通过分级行使产权，明确国有资产的管理范围，中央和地方政府级行使出资人职责，管辖各自的国有资产。
政府行政管理部门与行使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分设。各级政府成立专司国有资产管理机构，经过政府授权，代表国家行使出资人职责。再由专司国有资产管理机构授权国有资产经营公司作为国有资产营运主体，具体行使其所投资企业的出资人职责。
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要求是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探索引发了国有资产实现形式问题的研究。而国有资产实现形式问题，即采取什么形式来管理、经营国有资产的问题，是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
从历史看，在历经20年的利改税、承包经营、股份制改造等诸多改革实践之后，国有企业改革已触及到产权明晰这一关键的环节。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进程中，为解决国有资产进入竞争性领域过多、重复建设以及企业效益低下等问题，我国政府提出了调整国有经济结构的指导思想：除了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计民生等关键行业和重要自然资源外，对于一般竞争性行业，通过企业出售、拍卖、产权转让、股权转让、关闭破产以及上市公司国有股向外商转让等方式，以不断调整和优化国有经济布局，收缩国有经济战线，大力改善国有经济结构。
但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任何重大举措都涉及产权变动和所有权的行使。此时，如果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仍然不顺、产权责任仍然不清、所有者仍然缺位，其结果要么资产大规模流失在所难免，要么坐失发展的机遇。随着宏观经济环境和国有企业微观状况所发生的变化，决定了国有资产管理的发展目标、发展战略和管理方式也要进行相应的调整。因此，要进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必须率先探索国有资产的实现形式。
旧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根本缺陷，在于没有实现“所有者到位”这一最基本要求，造成国有资产所有者缺位。这是国有资产发生经营性亏损，无人负责，国有资产流失，无“法”确定责任人的根本原因。
在旧的体制下，国有资产所有权被分割在不同的行政管理部门，这不仅是形成条块分割的深层次原因，而且也是国有资产产权责任主体缺位的体制性原因。当国有资产发生经营性亏损，出现国有资产流失状况时，由于管资产的不管事，可以对此后果不负责任；由于管事的不管人，同样不应负责任；管人的不管资产，就更有理由不对资产流失负责。
由此可见，所谓国有资产产权主体不明确，实质是国有资产处于无人负责状态，国有资产缺少强有力的有效监督主体。所谓国有资产所有者缺位，是缺少充分享有所有者权益，权利、义务和责任相统一的“出资人”。党的十六大针对现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存在的根本缺陷，明确提出，即将建立的新型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将是“权利、义务和责任相统一”，“管资产和管人、管事相结合”的体制。这一个“统一”和一个“结合”，匡正了原有体制中的两个“分离”。“出资人职责”、监督管理职责，明确落实到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而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对应于他所监管的那部分国有资产，是唯一的出资人，并且享有对国有资产主要经营者的任免奖惩权力。国有资产产权主体明确，国有资产所有者终将“到位”。
而且，党的十六大关于建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别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享有所有者权益的决定，并没有否定国有资产的国家所有性质，但却对只有中央政府才是国有资产出资人这一格局进行了重大改革，确认省市政府的出资人地位实现了“分级所有，分级管理”的辩证统一。
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的实质，是国有资产（资本）的优化配置。这种优化配置，不仅仅是一个对国有资产存在空间重新布局的过程，也不仅仅是一个对国有资产投入方向重新定位的过程，更重要的是，这是一个涉及到方方面面、上下左右经济利益关系的调整过程。我们越是强调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要靠市场导向来调整产业结构，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就越应当明确，关键在于要过经济利益调整这个“大关”，要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地方与企业、地区之间、部门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
现行的国有资产管理，实现在“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中。所谓“条块分割”，就其实质来说，就是把部门的局部利益、地区的局部利益，放在国家（全民）利益之上，从而使国有经济的应有优越性难以发挥，国有资本的总体运营效益低下，也使对国有资产运行监督软化。明明是国家即全民的资产，只要布局在某一行政主管部门，就成了该部门的行政附属物，成为这个行政部门的所有财产，甚至成为其“寻租”的筹码。这是国有资产难以按市场经济规律自由合理流动的深层次原因，是国有资产专业化协作难于展开，生产社会化程度不高的体制性障碍。
党的十六大，扬弃了过去那种对国有资产实行行政性分割管理的体制，把国有资产置于权利、义务和责任相统一，管资产和管人、管事相统一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手中，这就切断了国有资产布局同各个行政主管部门之间的直接经济利害关系，为国有资产布局的战略性调整，为产业结构优化，创造了现实可能性。
从党的十六大决定开始进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以来，改革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是，仍存在以下一些问题：
国资委成立后，根据全国人大授权，统一履行国有资产所有者的职责，初步解决了原先政出多门、分散管理的问题。但现实的困难或问题是，按现代企业制度运行要求，所有者的代表必须进入企业，以董事长、董事或监事的身份，行使所有者权利，监督国有资产的运营，提高资产经营效益，维护国有资产的合法权益。很显然，这一问题的解决还需要一个过程。正在构建中的新型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在坚持国家所有前提下，确立了地方政府对国有资产的“出资人”地位，这种所有权对管理权在两个层次上的统一，无疑是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上的实质性突破。但是，同时应当指出，所有权与管理权的“重合”，特别是在地方政府这一级的“重合”，应当有必要的制度安排和配套改革予以保证和规范，否则，很有可能强化地方政府的行政干预，在新形势下出现新的政企不分。
由于国有产权主体或代表“缺位”等问题的存在，在所有者、经营者和职工之间未形成有效的制约机制。这导致出现了以下一些现象：在企业改制的过程中，低估国有资产价值、低价变卖国有资产，甚至把国有资产量化给个人，私分国有资产；在企业经营财务管理中，对国有资本金核算弄虚作假，资产的磨损得不到足额补偿；等等。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损害了国家的整体利益，削弱国有经济的市场竞争力。现有的国有资产存量，是国有经济单位和其他经济单位的劳动者，在剩余劳动时间里为社会创造价值的积累，而国有资产的流失，就意味着对他们劳动成果的剥夺。同时，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会造成社会财富和收入的分配不均，形成新的社会差距，引发新的社会矛盾，酿成社会不稳定因素。这是经济体制转轨、社会转型时期必须谨慎处理的重大问题。
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片面追求所有制形式的高级化，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绝对优势，掌握着国民经济的命脉，国有资产遍布国民经济各行各业。改革开放后，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非国有经济得到迅速增长，适应了现阶段我国生产力的实际水平，但与我国的具体国情和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相比，目前国有经济仍存在分布战线过长、结构不合理、资产运营效益不高的问题。当前，国有企业亏损面较大，有些年份高达40%左右，这还不包括名盈实亏的企业，致使国家财政每年承担数百亿元的亏损补贴。因而，需要通过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对国有经济进行战略性调整，国有经济逐步退出一般性竞争行业，重点加强掌握国民经济命脉、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和领域，充分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
从以上存在的问题看，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牵动全局，因此，推进改革必须注意防范风险。
政府机构不再干预后，如果国家所有权继续不到位，这就为企业内部人控制留出了更大的空间，资产和效益的流失在所难免。
在实行“管资产与管人、管事相结合”的情况下，如果出资人机构不转变为“管资本”，而继续沿袭隶属关系式的行政干预，成为“老板加婆婆”，那么就会把企业管死，退回到改革原点。
在新的管理体制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别履行出资人职责，享有权利，承担责任。在明确了产权责任后，如果地方政府为了保护所监管企业的利益而强化区域分割、市场保护，就会为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进一步设置障碍。
如果出资人机构的权力掌握不当或缺乏监督，就会出现如争先“一卖了之”、或对经营者半卖半送等情况，很快就会把可能用于解决或部分解决对职工历史欠帐和银行不良债务的资源耗尽，那么就会进一步增加财政、特别是中央财政的负担，增加财政风险。
在政府部门不直接干预企业后，国资管理机构不能成为党委、政府、政府部门对企业行使公共管理职能的二传手。不能把政府必须承担的某些公共职能、过去政府管企业的某些做法通过国资管理机构这个“漏斗”灌到企业，形成新的政企错位，使出资人机构和企业的目标变得模煳不清。
解决以上问题的根本办法，就是继续推进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但是，这是一项牵动全局又十分复杂的改革，涉及政府机构和职能的重组，也涉及中央于与地方、各个地方政府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涉及企业制度建设，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改革。必须找到真正的改革核心，重点推进。
新的国资管理机构应该是受政府委托统一管理国有资产的特殊法人，是政府直属事业单位。在中央政府这一级，现阶段可以是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代表政府专门履行出资人职责，以资本为纽带、理顺出资关系，进行产权管理。值得注意的是，管资产和管人、管事相结合，并不是把目前各部门分散的权力拼凑到一个部门集中行使，在企业上头出现一个新的行政婆婆，来具体管理企业，对企业的具体经营活动指手画脚，重新复制出政企不分的体制格局。
各级国有资产管理机构代表国家行使国有资产的处置、使用和收益权，对所投资企业拥有股权，不再有行政隶属关系。否则，新的国有资产管理机构蜕变成行政机构，也可能重蹈政企不分的覆辙。
协调好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既要维护中央进行宏观调控过于依赖国有资产基础，又要避免中央管得过多过死，不利于调动地方的积极性，还要防止分级行使产权使地方之间拥有的国有资产数量和收益差距过大，造成地区之间经济利益新的不平衡。
在确定分级行使产权之后，如何划分中央与地方资产是一项复杂的工作。虽然十六大明确地提出了“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大型国有企业、基础设施和重要自然资源等，由中央政府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其他国有资产由地方政府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但如何界定“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和国有企业和基础设施，如何界定“重要自然资源”，仍是复杂和困难的问题。
如果按目前分级管理的现状进行简单的产权划分，贫富地区之间很难保证公平。比如中西部有的地区只剩下大军工厂和其他亏损的厂矿，完全是包袱，而沿海有的地区则会得到很多实惠。因此，在划分产权时需要作必要的调剂。而且在国有资产分家之前，必须将老职工的养老金等国企职工历史欠债从国有资产总量中剥离，由国家统一补偿。如果分别由各地区、各企业自行补偿，就会造成严重的苦乐不均。
十六大报告使地方政府明确获得国有股转让权，从而获得大部分国企改制的主导权。因此，一些地方敏锐地、充分地利用了这些有利条件，着手加快国有资产的战略性重组，谋求使一部分国有企业从竞争性领域退出，或出台、或正在酝酿国企改革政策。与此相对应的迫在眉睫的问题是，不管在退出的过程中还是在退出之后，建立公平的规则和有效的监督机制是极其重要的，这是改革目标能否实现的关键。也就是说，资产划归地方后，地方政府如何掌管这些资产，如何对地方政府进行监督，是必须面对的课题。
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为企业重组和产权制度改革开创了良好的端口，但并不能代替企业重组和改革。如何利用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变革的机遇，推动企业重组和改革，是又一重大的问题。
谋求建立新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本身就是理论和实践创新的结果。而建立新型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所包含的困难，以及它所展现出来的前景，意味着需要更多的理论、实践创新。
新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在为国有资产“分级管理”还是“分级所有”做出了一个倾向性的结论的同时，促使人们进一步思考关于国家所有制的理论。“全民所有制采取国家所有制的形式，由国家代表人们占有生产资料。”——这是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的来源。但是，在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中，全民是否包括广大农民，以及个体、私人所有者，甚至是否包括外商投资者？如果不包括，何谓“全民”？如果包括，则劳动者之间的所有制地位并不平等。这一问题争论已久，目前还没有了结。事实上，在所有者的内涵和外延都不清楚的条件下，“国家代表人民占有生产资料”变成了真正的“国家所有制”。而国家政府机构是由人组成的，具有特殊的利益取向和偏好，尤其是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地方政府和部门的利益得以确立，国家所有制以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两级所有的形式表现出来是顺理成章的。如果不承认地方的所有者权益，地方国家所有制企业和国有资产就必然是所有者缺位、无人负责，“内部人控制泛滥”和利用国有资产重组、国有企业改制、合资、产权交易等机会，挖空国有资产，致使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就无法遏制。
在承认了地方政府拥有国有资产所有权的同时，也意味着承认全民所有制理论真正的“破产”。与此同时，就必须回答国有资产和国有企业存在的真正价值，必须对国有企业重新定位。
长期以来，我国对政府投资以及由此形成的国有企业的功能没有进行明确区分，因此，在国有企业改革中，哪些该放，哪些该收；哪些该由中央管理，哪些该由地方管理；哪些该由中央行使所有者权益，哪些该由地方行使所有者权益，也就一直争论不休。
国家投资的目的可以分为两大类：基于商业目的投资和基于社会目的的投资。基于商业目的的投资，一般分布于竞争性领域，追求收益最大化，与民间投资存在竞争关系，存在着挤出民间投资的效应，未来应该在战略性重组中适当退出。而基于社会目的的投资，是为了弥补市场缺陷，一般分布于非竞争性领域，如：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涉及国家安全的领域、公共产品和服务领域（主要是基础设施）、自然垄断性领域（主要是重要的自然资源）。在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下，政府投资主要是为了弥补市场缺陷。因此，我国未来在这些领域的投资不是减少、退出，而是应该加强。
从深层含义上看，在建立新型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时，把国有资产所有者职能与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分开，意味着无论哪类国有企业，都不应该承担社会意识形态和政治的功能。但长期以来，国有企业一直被认为不仅仅是企业，而且具有意识形态和政治的意义，国有企业改革也被认为是一个敏感的政治问题，由此也致使国有企业改革难度加大。当国有企业不再承担意识形态和政治的功能得到体制上的保证后，国有企业就和其他企业一样，是市场经济的微观主体，按照政企分开、政资分开、出资人终极所有权与法人资产权分离的要求进行国有资产管理制度改革，才能取得实质性而非形式上的进展。即使是政府为了社会目的投资建立的国有企业，也只是政府弥补市场缺陷的工具，不再具有意识形态和政治的功能。这样，在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之路上会更少些意识形态和政治的羁绊。
进行国有经济战略性重组，改变国有经济布局过于分散从而制约国有经济发挥主导作用的局面，国有经济逐步退出一般竞争性领域，并允许民间资本进入一些自然垄断行业，将国有资本集中到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关键行业和主要领域，大部分竞争性领域的企业资本社会化、垄断性企业资本来源多元化、分散化，是国有经济长期的战略方向。但是，实现这一战略目标涉及面广、难度大，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做出具体的过渡性安排。建立新型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实行国有资产出资人制度，就是这样的过渡性安排，是一种次优选择。不能以为建立了这样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就解决了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问题，或者以此代替国有经济的战略性重组和国有企业改革，把过渡性改革当成最终目标。而是要以此为基础，尤其是地方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利用直接行使所有者职责的条件，推动国有经济战略布局的调整，加快资产重组和国有企业改革。
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分析从我国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特点及存在的问题，提出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突破的具体思路如下：
以资产的不同职能，把国有资产分为经营性资产和非经营性资产。按国有经济参与市场竞争与否，把国有资产的投资行业分为垄断性行业和竞争性行业。相应地，制定不同的法规，采用不同的经营方式，设置不同的机构对不同分类的国有资产实施不同管理，以不同国有资产去实现不同的目标。同时，把投资于国家安全、国计民生关系重大、垄断性行业的企业以及各主要工业部门的特大型企业的国有资产作为股权，授权国有资产经营公司来经营；把投资于竞争性行业的绝大数中小企业的资产作为债权，委托中介机构经营。
国有产权从现在的国家所有、分级管理，改变为分级所有、分级管理。把现行意义的国有资产产权分为国家层产权和地方层产权，国家层产权称为国有资产，地方层产权称为公营资产。国有资产由中央政府管理，公营资产由地方政府管理。
在国有资产管理体系中，人大和政府的分工是明确的，人大负责立法和司法监督，政府负责司法。
就国家来说，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属国务院下的与其他部委平级的独立的职能机构，专职于国有资产管理工作，委员由国务院总理提出，全国人大批准任职。
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可以采取事业部制的组织形式，每一个事业部管理一个或几个地区的授权经营机构。设立专门事业部负责管理委托经营的机构。
在机构中，应设有监督部门，负责对授权经营机构和委托经营机构的监督，以保证国有资产的安全。
地方级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改称公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国家级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保持原名称，公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与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同理操作，两级之间没有隶属关系。
委托经营机构经营以债权形成的国有资产．受委托的经营机构由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在现有的金融机中选定。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与受委托经营机构的关系是债权人一债务人的关系，债权人向债务人收取固定收益，受委托经营机构以全部资产对债务负债。
相对于第二层次的股权和债权经营，形成二种微观企业，即参股经营企业和委托经营企业。
参股企业是资产经营公司的投资企业，这些企业一般不设立国有独资公司，国有资产经营公司以股权的形式进行投资、形成多种经济成份的微观企业、企业的组织形式一般采取股份有限公司或有限责任公司。委托经营的企业由受委托机构管理，国资委按合同行使职权，重点掌握受委托资产的经营业绩及产权重大变化情况。
公有资产经营公司按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同理操作。
上面的“三层次”机构不经营公共事业的公有资产，这部分公有资产按照“市场模式”进行管理。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管理制度虽然提出，但目前尚未建立。为有利于各政府部门分清各自在国有资本运营中的监督、管理和经营责任，有利于建立国有资本运营中激励相容的监督管理机制，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管理制度建设应抓紧推进。其关键是进一步理顺各部门的职权和责任，做好有关部委之间的协调工作。同时，从深层分析，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管理制度也只是国有资本管理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还需要其他配套制度的协同推进，包括国有企业的利润分配制度、国有资本再投资管理制度的相应改革等，否则，即使建立国有资本预算管理制度，是否会“流于形式”，甚至是否会产生“新的道德风险”，也令人忧虑。
要坚持以市场取向的产权交易原则。企业产权交易由政府实行监控是必要的，出发点是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制止产权交易中的寻租行为。但依靠政府审批、指定场所交易等行政手段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反而可能产生一些负面效应。产权交易是一种市场行为，只有充分实行产权的“进场”交易，建立公开、公正、透明的产权交易机制，应尽量避免使用行政手段管理和控制，才能从根本上杜绝资产流失。
要充分发挥企业产权交易的主体作用。企业并购重组是企业追求效益追求发展的内在行为。企业根据发展、扩大规模和转换企业经营机制需要进行改组、联合、并购。然而，在有些地方，企业的并购重组成了政府行为，由政府包办代替，要求效益好的企业兼并差的企业，负担债务和人员。这种由政府“拉郎配”式资产重组和并购往往适得其反，使效益好的企业背上沉重的包袱，甚至使企业一蹶不振。政府可以指导或引导企业开展并购重组，但必须尊重经济规律，尊重企业，尊重市场，减少行政干预，让企业各行其事。
构建规范的国有资产产权交易机制，还要严把资产评估关。不管交易是在场内还是场外进行，必须由取得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对出让产权的企业进行资产评估，切实做好资产评估及确认工作。国有资产进行拍卖、出售、联营、兼并、租赁以及与外商合资合作、实行股份制改造时，凡涉及产权变动的，要以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确认的资产评估价值为依据。除完善资产评估法律法规和整顿提高现有资产评估机构外，要更新资产评估管理体制，由国资委统一管理和监督。政府有关部门应加强对国有资产产权交易行为的监督，尤其对不同所有制主体之间的联营要严格审查，确保各投资主体的出资价客观、公正、公平、合理。
国企改制中资产流失很大程度上与法律法规制度不完善有关，特别是改制具体操作中依赖的大多是政府部门的政策性文件，随意性、盲目性大，缺乏刚性约束。
从我们的现实情况来看，新一轮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在宏观层次上明确了经营性国有资产的出资人代表机构及相应的监督管理体系，但法制化管理明显滞后，至今没有一部《国有资产法》及《国有企业组织法》等基本法律。人民代表大会的立法监督权不完善，管理方式上带有浓厚的行政化色彩。总之，管人、管事、管资产的具体内涵要通过法律形式明确下来，依法监管、分工明确，这是建立我国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创新的重要条件。
从完善我国国有资产管理体系需要的角度出发，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培育和发展资本市场：深化国有企业的改革，重塑资本市场的制度基础；充分发挥投资银行和基金的作用，培育资本市场主体；大力发展企业债券市场，从根本上解决资本市场结构不合理的问题；引进兼并收购机制，进一步完善资本市场。
为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完善提供更好的环境，可抓好两个关键环节：第—，加快开征社会保障税种，确保保险费的收缴力度和水平；第二，逐步加快社会保障的全国统一体系建立。
加大力度调整国有经济的适度规模与合理布局，是完善我国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必要条件。我国国有资产的规模和分布的调整，应遵循两条原则：一是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适当原则；二是国有经济产业分布结构合理原则。在这两条原则的指导下，国有经济应逐步、有序地退出竞争性行业。
我国传统国有资产所有者职能由政府行政机构直接行使，这显然已经不适应国有资产管理新体制的要求，政府的职能应该主要向以下三个方面转变：一是强化对产权的界定和保护，为社会提供公正的服务；二是完善国有资产的管理职能；三是加强社会中介组织的建设和改革，向社会中介机构转移部分职能。
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任务，它将成为决定国有资产运营是否能成功、是否能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任务的关键。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实践，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全新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终将确立，从而最终完成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大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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