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13世纪中国农耕、游牧与工商业三大文明的对峙格局是如何形成的
| 柳平生 葛金芳
柳平生教授
葛金芳教授
作者 | 柳平生，云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葛金芳，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特聘教授
原 载 |《文史哲》
原 题 | 试析宋代海上丝绸之路勃兴的内在经济动因--兼论两宋经济结构变迁与三大文明竞争格局形成
与海外开放市场联系紧密的工商业文明在宋代江南地区茁壮成长，其意义十分重大，此举彻底改变了10-13世纪中国不同文明的竞争格局:原来中原农耕文明与周边游牧文明之间的两强之争，现在变为工商业文明、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之间的三足鼎立。
工商文明的成长与三大文明并立对峙格局的形成
在传统社会中，中原农耕文明长期面临的巨大挑战来自北方的游牧文明。
如果把中原王朝视为立足东亚的农业巨人，那么汉唐农业帝国的立国态势是“头枕三河、面向西北(草原)”，但宋代、特别是南宋的立国态势一变而为“头枕东南，面向海洋”。
史称契丹“边防乣户，生生之资，仰给畜牧，绩毛饮湩，以为衣食”。
会同九年(946)，辽太宗入掠中原到安阳河，见大桑木，愤而骂曰:“吾知紫披袄出自汝身，吾岂容汝活耶”
北宋初年，太宗下诏，“禁陕西缘边诸州阑出牲口”，如有“饥民鬻男女入近界部落者官赎之”，可见其时陕西汉人被贩与党项族酋的现象已经很严重。
钦宗靖康二年(1127)，“金人以帝及皇后、皇太子北归。
凡法驾、卤簿，皇后以下车辂、卤簿、礼器、法物，大乐、教坊乐器、祭器、八宝、九鼎、圭璧，浑天仪、铜人、刻漏、古器、景灵宫供器、太清楼秘阁三馆书、天下州府图及官吏、内人、内侍、技艺、工匠、倡优，府库畜积，为之一空”，这是女真贵族掳掠开封官、民，其中包括赵氏皇族。
金天会八年(1130)，“粘罕密谕诸路，令同日大索两河之民一日，北境州县皆闭门，及拘行旅于道，反三日而罢。
应客户并籍入官，刺其耳为‘官’字，锁之云中，及散养民间，立价鬻之。
或驱之于回鹘诸国以易马，及有卖于萌骨子迪烈子、室韦、高丽之域者”，这是南宋初年，女真贵族仍在掠、卖汉族百姓，甚至用来与回鹘交易马匹。
金崇庆二年(1213)，“忒没贞(即铁木真)遂留撒没喝(即木华黎)围守燕京，自将所降杨伯遇、刘伯林汉军四十六都统同鞑靼大军分为三路，攻取河北、河东、山东诸郡邑……凡破九十余郡，所过无不残灭。
两河、山东数千里，人民杀戮几尽，金帛、子女、牛羊、马畜皆席卷而去。
屋庐焚毁，城郭丘墟矣……鞑靼过关(指居庸关)，取所掠山东、两河少壮男女数十万，皆杀之，遂引归，其年三月也”，这是蒙古贵族掳掠北方汉族百姓在南宋史籍中留下的反映。
至于蒙古国初期耶律楚材劝导蒙古贵族减少杀伐，改向汉地百姓征收农业税赋作为立国基础的事例更是众所周知。
此后锋镝余生的汉族百姓又被掠往“人市”，被当作牲口叫卖，此类现象亦时有发生，兹不赘言。
被掠、卖至契丹、党项、蒙古、室韦、高丽故地的数百万汉族农民，其身份原先是租佃制下享有迁徙、退佃自由的佃农，遭此劫难，一朝沦为毫无人身自由的农奴甚或奴隶，这不能不说是社会发展的一大倒退。
三从政治体制的视角看，辽夏金元都在不同程度上实行过领主分封制，这与中原王朝的中央集权体制格格不入。
党项、契丹、女真、蒙古社会内部存在着大量权势显赫的氏族部落贵族，特别是上层贵族宗族往往拥有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分封制是中央政府为获其支持而实行的最为简便实用的统治方式。
如契丹贵族把接受皇帝赏赐和通过战争俘掠而得到的渤海、汉族人口，按其规模建为州、军、县、城、堡等，使其聚居，从事生产。
这种形式叫“头下军州”，是辽朝地方建制中独具特色的内容，其制“皆诸王、外戚、大臣及诸部从征俘掠，或置生口，各团集建州县以居之，横帐诸王、国舅、公主许创立州城，自余不得建城郭，朝廷赐州县额，其节度使朝廷命之。
刺史以下皆以本主部典充焉。
官位九品之下及井邑商贾之家，征税各归头下。
又“起见宗室、外戚、大臣之家筑城赐额，谓之‘头下军州’。
唯节度使朝廷命之，后往往皆归于王府。
不能州者谓之军，不能县者谓之城，不能城者谓之堡”。
事实上，这些大大小小的头下军州就成为了契丹贵族各自的封地。
其余州县官员大抵由建立者即契丹贵族自己任命……它也就能够同皇帝的斡鲁朵、契丹国家直接统辖的行政区鼎足而三，在契丹社会经济生活、政治生活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头下军州是世袭占有的，即可以作为私有财产传给后嗣子孙”，这就使其分封性质更为明显。
西夏分封制的情况在历史记载中亦有反映。
如崇宗乾顺年间，为避免外戚擅权以巩固皇权时，即取诸王分封之策。
贞观三年(1103)九月，崇宗又封其弟察哥为晋王;元德二年(1120)十一月，再封宗室景思子仁忠为濮王，次子仁礼为舒王。
金代猛安谋克制是其特有的社会编制，史称“至太祖即位之二年，既以二千五百破耶律谢十，始命以三百户为谋克，谋克十为猛安”。
女真统治者通过强制拨地、括地，把辽斡鲁朵、头下军州的土地和汉族的自耕农、部分中小地主的土地变为国家所有，然后贴上官田的标签--“牛头地”，分配给猛安谋克户耕种，这种做法在军事征服过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金世宗时，再“定世袭猛安谋克迁授格”，后又“制世袭猛安谋克若出仕者，虽年未及六十，欲令子孙者，听”，猛安谋克自此可以世袭，而其中特别有权势者更可获得大量田土，拥有封地。
元代分封制推行的范围更加广泛。
早在蒙古汗国时期，成吉思汗就将西征占领的广大地区作为“兀鲁思”(世袭领地)分封给他的三个儿子，并分别建立金帐汗国、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
第三次西征后，又建伊尔汗国。
此四大汗国与元朝保持藩属关系，但都实行世袭制，加之彼此间缺少强有力的联系纽带，故先后走上独立发展道路。
其后，蒙古统治者又在本土进行了数次括户与分土分民行动，规模较大的几次括户有窝阔台时期的“乙未籍户”(1235年)，蒙哥时期的“壬子括户”(1252年)及“丁巳括户”(1257年)，随籍户、括户而来的就是大规模的分封。
据《元史·食货志》统计，从元太宗到元世祖的半个多世纪中，共封大小“投下”159处，这些大大小小的投下都是封建领地性质，就连领地上的各级官员也由投下主自己的家臣担任，官位世袭。
对于蒙古的分封制，韩儒林先生有过很好的分析:“按照蒙古体制，所得中原汉地城子百姓，系属‘黄金家族’的共同财产，应在宗室中进行分配，各得一‘份子’(忽必);同时，对共同立国的功臣，也应以一部分给予赏赐(莎余尔合勒)，使他们分享权益，而分土分民是根据成吉思汗与宗亲约定的‘去天下了呵，各分地土，共享富贵’的原则，与之前在漠北等地推行的‘忽必’和‘莎余尔合勒’分封制度在本质上相同的。
依此制，受封者可各置封邑，自征其民，由此而形成许许多多大大小小不相统属的领地。”
这样算来，我国农商社会持续了近千年的漫长时段，这期间工商业文明的成长历尽磨难与曲折，其中尤以元朝(特别是华北地区)、明初朱元璋和朱棣统治时期(1368-1424)和清初半个世纪最为严重。
其原因各有侧重:元朝时期，蒙古统治集团带入中原地区的诸色户计、匠局制度和民族歧视政策，对工商业文明的成长显然有阻碍作用;明初里甲制、粮长制以及承袭元朝的户计制度重新把小农固着在村社中，相对于宋朝小农可以自由迁徙、自主择业显然是个倒退;至于清朝初年的“圈地”浪潮和农奴制因素的死灰复燃，更是不利于工商业文明的成长。
在元朝统治的江南地区和明朝中后期、清中叶以降等历史阶段中，农商并重之经济结构仍在顽强地扩展着自己的地盘。
不同文明之间的内在张力和历史演进的分岔路口
如前所述，宋辽夏金时期的历史舞台上同时存在着农耕、游牧和工商业这三种性质不同的文明。
这是一种不同文明同台竞争的共时性结构:在根基深厚的农业文明的周边地带，游牧文明正在勃兴;而在农业文明的内部，特别是人口稠密、交通发达、经济繁荣的江南及东南地区，工商业文明正在加速成长。
如果说沿街设店之近代城市风貌自北宋以降逐步成型、乡村地区草市和集镇如雨后春笋般急剧成长、商人子弟可以通过科举考试而释褐入仕等现象可以视为工商业文明阔步前行的表征;那么政府对盐、铁、茶、酒等民生日用品实行垄断经营、对手工业和商业实施高税率的盘剥政策、城市缺乏独立运行的生命机制，以及通过科举制度和捐钱入仕将工商业致富者揽入官僚队伍等，显然阻碍、延宕了工商业文明的成长脚步。
加之宋、明两朝统治阶级内部党争频发，统治效能大为削弱;同时由周边部族带入内地的奴隶制、农奴制残余又不同程度地死灰复燃，长期存留;无论是乡村自治势力还是自治城市，均缺乏适宜生长的制度环境。
但此后的史实表明，传统社会未能顺利跨入近代工商业文明的大门，未能顺利实现现代化，仍是滞留于原有框架之内。
其结果是两宋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开明专制”未能走向近代的“立宪共和”，农商并重的经济结构未能顺利转型为近代市场经济，工商业阶层中的佼佼者反而异化为官僚阶层，地主、官僚、商人三位一体牢固结盟。
一直要到19世纪后期传统社会才得以慢慢走向近代文明。
对此作出分析已经逸出本文论域，容待日后再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