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儒释道）的自由都是通过逃避权力来实现的，在东方人的权力体系中，在政治和伦理中全部都是对自由的打压，东方人的意志处于权力和自由的分裂和对立之中。
因为意志自由的最初阶段就是权力意志——意志通过感受到自身的匮乏，在他人的意志（价值）那里谋求自身的自由，所以意志自由的最初阶段是以异化和不自由的方式实现的。
东方人在自由的道路上过早的认识到了自由的这种内在矛盾，所以通过外在的否定直接拒斥了权力，所以东方人的自由基本都是通过否定政治和伦理，在一种虚无主义（外在的自然的虚无或内在意识的虚无）的生存论维度寻找自己的自由体验；
在权力的道路上东方人则选择了拒斥自由，通过权力的层层划分，种姓或官僚阶级的精致排列将一切积极的社会文化束缚在繁复的“规矩”之中，将“不逾矩”这种面对规训的消极结果设定为“自由”，从而将自由彻底地扼杀在权力的体系中。
西方（两希文化）思想有一种对统一性的信仰，巴门尼德的老师克塞诺芬尼和旧约圣经的主要编著者摩西都确信那种绝对的统一性超越于自然和社会政治之上，而这种信仰则被后世的大部分思想家所继承，除了少部分的如犬儒主义的思想家之外，统一权力和自由构成了西方学术的一条暗线，“权力实体”这一概念，将“权力”和“自因（自由）”的矛盾扬弃于自身之内，权力结构的演进则构成了实现自由的主要途径，直到今天也让自由和国家的关系成为了现代政治的主流议题。
反观东方，在东方古典国家政治讨论中，自由从来都不是一个政治议题，这也是当代简中键政圈争议最为集中的区域，很多对西方人不言而喻的公理对于东方传统的冲击不亚于宗教信仰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