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乡村治理的历史底色
元代实行里甲制与村社制并存的制度。
里甲的职责主要是管理户口，催征赋役，掌控治安，里正一般由上等户充任，轮流担当。
村社主要负责劝课农桑，管理农业生产，处理民众实务，其首领不具有官员身份，只行职役之责。
里正没有奉禄，但听命于地方官吏的差遣，担负“催征钱粮”和“勾摄政务”的任务。
由此可见，中国古代乡村治理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传统社会基层治理模式的变动，都与底层社会经济状况的变迁密切相关。
近代中国乡村治理的发展脉络
破旧立新、破立并举是近代中国乡村治理呈现的鲜明色彩。
这与当时从封建社会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再到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时代交替背景密切相关。
现代中国乡村治理的演进路径
调整、适应、提升是新中国成立后乡村治理运转的基本路径。
1950年至1953年乡村并立时期。
1950年中央颁布了《乡(行政村)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和《乡(行政村)人民政府组织通则》，确立了乡村并存的基层政权模式。
这一模式的特点:一是乡、行政村同为农村基层政权组织，但乡建制较小，通常由一村或者数村组成，人口覆盖多在500-3000人不等;二是乡、行政村实行议行合一。
乡、行政村的人民代表会议作为乡村权力机关存在，乡、行政村人民政府作为执行机关存在;三是在乡以上设区，作为政权实体或者县的派出机关，领导乡、行政村的工作;四是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尚不成熟、变动幅度较大，但为以后的基层政权建设累积了经验。
1954年至1958年乡政权时期。
1954年宪法颁布后，农村基层政权出现较大变更，主要体现在:一是原有的行政村建制取消，统一为乡建制，设立乡政权;二是在少数民族聚居区设置民族乡建制;三是乡政权的行政机关更名为“人民委员会”;四是乡之上不再设区建制;五是乡的规模有所扩大，且可以设置相应的下属机构。
1958年至1983年人民公社时期。
1958年下半年开始，我国进入人民公社化运动时期。
根据1959年中共中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和1978年中共中央原则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的规定，这一时期，农村基层政权存在这样几个特点:一是实行政社合一体制，人民公社取代原来的乡建制，既是基层政权组织形式，又是集体经济组织;二是人民公社的规模大于乡建制;三是实行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管理;四是强化了对乡村社会的控制，超越了社会生产力水平，阻碍了社会生产的发展和劳动者积极性的提高，也破坏了基层政权组织的正常运转 。
1983年以后的乡政村治时期。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的农村基层政权又经历了一次变革，人民公社退出历史舞台，乡建制恢复，乡再次成为我国最低层次的国家政权。
与此同时，广大农村实行村民自治制度，村成为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广大农民享有相当的自治权利，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农民的政治参与热情和生产积极性。
但是在农村税费改革前的相当一段时期内，由于国家从农村汲取资源的压力型体制没有根本改变，乡村关系发生异化，农民负担加重、农业发展滞后， “三农”危机涌现，最终催生了农村税费改革。
新世纪以后，农村税费改革的启动，使农村基层政权建设迈入新阶段，也给乡村治理带来新挑战。
基于梳理，我们发现: 第一，新中国成立后农村基层政权的变迁最终适应了中国农村现代化的需要。
乡政村治的治理模式将基层政权设置在乡一级，同时实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既保障了国家对乡村社会治理的有效性，又保障了乡村社会的自主性。
第二，农村基层政权的变革与农村土地制度的变革密切相关。
人民公社体制迎合的是农业集体化的需要，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则是乡政村治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
因此，乡村治理体系必须不断调整，以适应变化了的乡村经济社会发展形势。
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的构筑
展望面对新时代对乡村社会治理创新提出的新标准、新要求，未来乡村治理体系构筑也要有新判断。
我们认为，新时代乡村社会治理应具备几个特点: 第一，乡政村治的基本结构应该保持稳定。
大规模、普遍地乡镇撤销实不足取，服务型基层政府建设应该更加深入，以 “五个民主”为核心的社区治理内容将更加丰富完善。
第二，乡村治理更加重视共商共治。
党的领导进一步加强，党在乡村治理中的领导方式进一步改善;基层政府从管理到服务的职能转变进一步加速，协商型政府建设发力，政府、市场、社会的权责得到进一步厘清;社会力量参与乡村社会治理的空间进一步放大，协同治理的价值理念和运作方式得到进一步认可;社区居民参与乡村治理的活力进一步释放，居民融合度提高，以同一居住地为范围的新型城乡社会生活共同体将逐步形成。
第三，乡村治理的地域边界最终突破。
尽管城乡在自然地理风貌、生产生活方式上的差别仍会存在，但城乡二元结构终将消除，乡村治理终将转变为城乡基层治理。
第四，乡村治理的手段、方式和主体可选项更加多元。
乡村社会法律规制和道德约束将协同发力，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治理方略进一步贯彻落实;基层群众的自治基础和乡村社会精英的引领优势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共同推进乡村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唐鸣为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教授、博导;祁中山为信阳师范学院法学与社会学学院、中国农村社会工作研究中心讲师、博士。
本文部分内容为民政部委托课题 “我国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的历史沿革和现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