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视野中的乡村社区发展
在社会发展观及其实践上，在当代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改变，一是认识到要把社会发展与社区发展结合起来,改变以往以牺牲社区为代价的经济社会发展倾向,开始探索既能达到宏观社会经济发展目标，又不损害微观社会团结基础的发展道路;二是认识到除了经济资本和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也是发展不可或缺的要素，而且，社会资本不仅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手段，也是社会发展的重要目的之一。
这两个改变，其实也是当前我国正在贯彻的科学发展观的应有之义。
本文以社会资本为视角，探讨乡村社区建设和发展问题，提出在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必须注重社会资本因素。
一、社区、社会资本及其受到重视的社会背景
(一)社区与社会资本
在社会学中，社区是指进行一定的社会活动、具有某种互动关系和共同文化维系力的人类群体及其活动区域。
滕尼斯根据社会的不同组织模式和机制，区分了“社区”和“社会”两种类型，“社区”是基于血缘、亲属、邻里和朋友关系的人群组合，体现社区生活的主要载体有:家庭或家族，乡村或村庄，凭借和睦感情、伦理和宗教而建立起来的城市;“社会”则是经过理性权衡而建立的人群组合，如公司、大城市、民族国家、市民社会等。
社会学的传统观点认为，社区是由血缘和地缘关系连接起来的人群，社区中的经济原则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原则不同，社区的原则是为保证其所有成员的生计而相互帮助。
社会资本已成为社会科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
但由于社会资本概念所分析的对象的复杂性和难以观察性，要清楚定义社会资本的具体内涵是一件较为困难的事情，所以“社会资本”仍是一个很有争议的概念。
从社会资本的主体来看，可以分为个人、群体、组织、国家和全球等不同层次的社会资本;根据其功能，可以分为积极性社会资本和消极性社会资本;根据其性质，可以分为以家庭、社区为联系纽带的原始(传统)性社会资本和以现代组织、制度为联系纽带的现代性社会资本。
尽管还存在很多争议，但从其基本内涵看，社会资本是指社会主体(包括个人、群体、社会和国家等)间联系的状态及其特征，其表现形式有社会网络、规范、信任、权威以及为某种行动所达成的共识等。
社会资本存在于社会结构之中，它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合作进而提高社会的效率。
在科尔曼和普特南等人看来，社会资本由构成社会结构的要素组成，社会资本能为结构内部的个人行动提供便利，能够通过推动协调的行动来提高社会的效率。
社会资本是自然资本、经济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必要补充，也具有资本属性，对于经济、社会的发展不可或缺。
社会资本在许多情况下是在社会成员广泛的交往中自发地产生、在不经意间创造和积累起来的。
因此，社会资本在规模小的地方或者单位等社区情境中更容易形成，因为在这些情境中，有更多的面对面的交往、更容易建立有效的人际关系、相互了解和熟知、更具同质性。
社区内部的各种联系、信任、参与、社区规范和价值观念等，既是社区的要素，也是社会资本的重要内涵和体现形式。
可以说，社会资本既是社区发展的重要手段，也是社区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
(二)社会现代化对社区和社会资本的影响
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及其影响，是现代世界范围内开展社区建设运动的主要原因，也是社会科学中继经济资本理论、人力资本理论之后，社会资本理论兴起的社会背景因素。
在社会转型过程，随着社会开放性的增加，人与人之间交往的频率、广度和深度都增加，人们之间相互依赖的关系将会增强。
但工业化、城市化等现代化趋势也彻底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的组织形式，使得家庭、社区等原始性社会资本受到侵蚀。
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关于社区等“社会资本”的变迁，成为社会科学家探索的重要主题。
例如，孔德和托克维尔都发现，在19世纪工业社会中，那种传统的父母与孩子、牧师与教民、农民与贵族之间的关系纽带已受到侵蚀，但还没有相应的功能替代物替代这些关系的功能;迪尔凯姆认为工业社会的专业化社会分工将使得“有机团结”取代“机械团结”， 但有机团结纽带的建立并不是很容易或自然的事，经济联系并不足以减轻现代条件下个人主义的兴起和与之相伴的失范;马克思也认为，工业关系难以促进、甚至会削弱我们今天所说的社会资本，而且使得工人与其劳动，以及与他们自身相“异化”。
就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分析的那样，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
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
马克斯·韦伯也担心工业主义的潜在影响，理性化的科层制使得人们相互之间以非人性化的规则相区分。
这些社会学奠基人，都分析了一般在家庭、宗教和当地社区等亲密机构中形成的传统义务的衰落情形。
当代学者也都从各自不同角度关注那些使得当代社会中社会网络衰落的大规模、系统性因素。
先前属于家庭和邻里的事务，现在已由非个人化的国家机构所覆盖。
甚至娱乐和休闲这些活动，也都失去了其社区特征，越来越多的人“独自打保龄球”，或呆在家里看电视，或上网冲浪。
这种状况持续的结果是，就如托克维尔和奈斯比特所警告的，政府与个人之间的中间组织趋于衰退，社会走向原子化的边缘。
现代化、市场化本身是不能自发地同时促进社会资本再生产的，必须人为的加以重建或创造。
因此，社区建设已成为一种世界范围的运动，实际上是对现代化的一种补救，以重建被侵蚀了的社会资本。
因为“现代化社会需要以社区的形式维护人类的感情和情操”。
可以说，社区建设的本质在于社区社会资本的培育，一方面是如何要保持或重建那些仍有重要社会功能的原始社会资本，另一方面要致力于现代制度性社会资本的创建。
现代化过程使得家庭、邻里和社区等原有的社会资本不断受到侵蚀，而且很难得到及时有效的补充，必须通过多种途径重新建立社会资本，如增强家庭生活与养老保障的职能，或者有目的地创建一些社会组织等，以填补原始性社会资本缺失的真空。
由于社会资本的“社会性”，因此社会资本本身就是社区或社会建设的目的;另外，社会资本也具有“资本性”，投资和培育社会资本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和手段。
就如吉登斯所说的，“社区建设必须重视支持网络、自助以及社会资本的培育，使这些因素成为低收入社区经济复苏的重要资源”。
也正是因为这一原因，社会资本现在已成为社会科学的公共词汇,它“尤其为社会学家提供了更有效的概念和政策手段，从而超越了枯竭的现代化和世界体系理论，并潜在地对经济发展问题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对某些方面的传统经济观点进行了补充”。
(三)社会转型对乡村社区及其社会资本的影响
大多数形式的社会资本,都依赖于稳定性，社会组织或社会关系的瓦解，会使社会资本消亡殆尽。
个人流动将使社会资本赖以存在的相应结构完全消失。
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过程逐步摧毁了血缘、地缘、业缘等传统的关系纽带，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方式越来越屈从于利益原则和技术理性原则的需要，人与自然、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日益趋向紧张。
我们现在面临的困境是:原始性的社会资本已经遭受极大破坏，而法律等制度性的社会资本尚未普遍建立起来。
尽管中国的许多乡村社区在较大程度上还保持着传统状态，但现代化进程已给乡村社区带来巨大的冲击。
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大量乡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对乡村社区家庭等传统社会资本带来很大的影响。
农村壮年人成年在外，大部分的生活和工作时间都已经脱离了原居乡村，已经游离于乡村旧的社会关系网络，已经部分甚至全部地摆脱了乡村权力和义务系统的约束。
就如托克维尔分析的，农民久居城市，便对于乡村和乡村生活失去了关心，他们对依然留在乡村的人们的劳动和事务变得完全陌生了。
米格代尔的分析也表明，对外参与较少的乡村社区，可以通过庆典和宗教节日等社会机制创造出团结一致，但是随着对外参与的扩大，这些社会机制就会逐渐衰亡。
此外，现代化所带来现代交通通讯、机械生产工具、电视普及等方面的变化，也使得乡村社区内人们之间相互需求减少，以前形成的各种互助关系网络等社会资本都趋向弱化甚至消失。
尽管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也会给乡村社区带来新的观念和新的联系，但总体而言，传统社会资本遭受破坏，而现代组织、制度意义上的社会资本尚未建立。
乡村社区在公共物品建设等发展方面，都会因为社会资本的缺乏而面临困境。
二、社会资本与乡村社区发展
(一)社会资本在乡村社区发展中的作用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经济学家们就开始寻找让众多欠发达国家和地区也能像欧洲和北美的富国一样富有的“灵丹妙药”，如国外援助、外国直接投资、扶植教育、控制人口、根据改革状况提供贷款，或者根据改革状况减免贷款等等，但不幸的是，所有这一切都没有收到预期效果。
就其原因，发展经济学家以前提出的答案，大都注重经济技术因素方面，而很少注意到制度和社会资本等因素对于经济发展的促进或阻碍作用。
世界上许多由国家主导的发展项目和工程，由于在发展规划中忽视了发展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忽视了地方的传统，规划者对其所要改变的社会或生态所知甚少，将复杂的发展项目简单化，从而导致这些项目的失败，有许多甚至起到了相反的作用。
世界范围内的许多援助项目及其失败的原因表明，援助不能仅仅是物质的援助，援助应当起一种参谋或培训作用，促使受援助者逐渐做到自力更生，以便使农村和城市的劳动者能够重新主宰自己的生活。
还有许多案例表明，在使用捐赠或中央政府提供的资金实现现代化后，许多有效的、农民组织的系统却很快崩溃了。
例如，于1983年开始兴建、1987年完工的改善尼泊尔数以千计的农民管理的灌溉系统，但由于是由捐赠者和中央政府负责的，大部分的努力都集中于灌溉系统的物质资本而忽视了社会资本。
这种试图通过物质资本投资来增进农业生产努力的结果却是灌溉面积缩小，输水更不稳定，灌溉用户委员会不起作用，过去运作良好的农民组织也遭到严重削弱。
原因是农民自己兴建的“原始的”灌溉系统由于能够控制自然等各种相关变量的改善，反而能够比那些国家机构管理的系统实现更好和更公平的结果。
因此，社会资本逐渐被认为是全世界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世界银行组织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贫困农村地区的援助项目中，“社会资本”成为一种重要概念和理念，世界银行的社会资本研究小组对贫困与经济发展、农村与城市发展等课题都作了深入研究。
(二)社会资本与乡村社区公共物品的建设
公共物品是指一经产生全体社会成员可以无偿共享的物品，这一性质决定了公共物品极易陷入投入不足或过度利用的困境。
集体行动的困境会阻碍人们为了共同的利益而进行合作。
在如何化解集体行动的困境方面，人们有许多探索，例如，有人主张用“市场”来解决，通过建立私人产权制度来结束公共财产制度，以避免公用地悲剧和增进效率;有人则主张通过国家的途径，由中央政府机构管理某些资源，以避免过度使用。
然而，在现实世界中，由于信息不充分，往往造成普遍的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
而有些制度安排成功地克服了集体行动的困境，那些成功的范例都并不是依靠中央控制或市场机制作为其主要管理方式，而是由面临困境的社区中的人们自己确定他们的制度安排，来改变他们所处情境的结构。
社会资本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它能有效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在公共物品的创建、维护和利用中发挥积极作用。
“社会资本最重要的应用之一，就是对穷人提供持续的基本服务以及本地基础设施和自然资源的管理”。
所以，一般从社区公共物品创建、维护和利用状况也可以看出社区社会资本的存量及其运作状况。
传统的观点认为村庄等传统社区是现代化的桎梏。
实际上，社区为纠正市场和国家失败，进而支持现代经济发展，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组织原则。
由社区内人们相互影响产生的相互信任，构成了社区成员可以利用的社会资本。
相对于市场(供给私有品)和国家(供给全局性公共品)，社区的比较优势在于地方公共品的供给上，因为社区关系能有效避免搭便车，通过发展社区关系形成信任与合作，可以减少交易费用，防止囚徒困境。
信息高度不完善和司法系统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尤为如此。
因此，发展中国家为发展所设计的经济体制，不能只是市场和国家的结合，必须是包括社区在内的三种组织的结合。
当然，社区也会失灵，一方面，如前所述，社区在现代化过程中会遭受破坏，另一方面，社区的传统规范和惯例自身并非总是能有效促进发展，社区成员之间的相互信任和合作，往往是地方化的信任和合作。
大多数第三世界社区微观水平上的社会网络、规范、团结和信任较为丰富，但是政治和经济有效性水平上的社会团结和规范则相对缺乏。
乡村社区整体层次和社区与外部世界联系等方面的社会资本较为缺乏，如在社区社会信任、村庄治理以及社区公共物品的创建、维护和利用等方面，都存在因缺乏社会资本而陷入困境的情况。
这些都需要通过社区社会资本重构来加以解决。
(三)中国乡村社区公共物品供给及其困境
在漫长的传统农业社会时期，中国乡村社会公共物品的供给基本上是自我供给的体制。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为积累重工业资本，实行城乡公共物品的二元供给制度，乡村公共物品供给仍沿袭历史上的自我供给体制。
在人民公社等时期，农民被广泛动员和高度组织起来，建成了许多过去难以办到的公共事业，极大地提高了乡村社会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基础教育、医疗保健等公共产品的供给水平。
中央和地方政府以工业和城市为重心、不断汲取农村剩余资源的发展措施，导致的乡村公共物品供给困境，成为困扰和阻碍农业和农村发展的瓶颈。
从2005年开始全国各省农业税相继减免，农民的负担确实减轻了，但县乡财政和乡村公共物品供给却陷入更深的困境。
乡村公共物品供给困境除了财力投入的原因外，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支持公共物品建设的社区社会资本的缺乏。
以笔者做过田野考察的一个西北山村社区--弓村为例，这个乡村社区在水利资源建设和利用等许多方面都面临困境。
早在20世纪70年代开展兴修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运动时，弓村就修建了一个计划用作灌溉的水库，20世纪80年代以来，当地县、乡政府又多次通过财物支持进行了维修，但几十年来，弓村这个唯一的水库却从未真正发挥过作用，一直是有库无水，只是在2001年维修竣工后，注了一些水，以应付工程验收检查。
弓村水库耗费了巨大的财力、物力和人力，却未能发挥任何作用。
其主要原因在于:首先，修水库纯粹是政府行为，未经过严密论证，也未能真正发挥社区成员的主动参与性。
每次修水库，乡、村领导不是硬性摊派，就是以付工钱(或供应粮食)的方法动员村民参与，没有沟通和商讨，村民没有把修水库当成自己的事，因此在修筑时或不尽力，或偷工减料。
正是这种只把村民当作劳动力而未使其参与决策的社区发展模式，造成了村民在公共物品建设时的高参与和维护利用时的低参与，政府的投资往往是一次性的，没有水库和引水渠的维护费用，水渠被冲坏后，便无人去义务修缮。
其次，水库工程建设过程不但未能创建公民参与网络等社会资本，也未能处理好社区内原有的社会关系，在水源、水渠修建等问题上，都造成了社区内外人们之间的矛盾。
另外，在工程实施过程中，社区组织(村委会和党支部)缺乏与村民的沟通与交流，在投工报酬等问题上村干部与村民相互怀疑，失去信任，许多村民认为村干部有贪污，有的村民表示“以后再也不参加这类活动”，由此造成的社会资本缺失对社区其他公共事务也带来十分不利的影响。
作为贫困乡村，弓村的公共物品，除了寺庙为村民自愿出资和“化缘”修建外，建水库、修路、引水、通电、通电视、通电话、修学校等公共工程，都受到各级政府和组织的资助。
这些发展项目从制定计划、组织协调到项目评估主要都是政府行为，表现出政府为农民谋利益的现实行动。
但是社区的发展动力基本上仍停留在第一阶段--外源动力的输入上,内源动力并未生成或者很弱，反而形成了一定的依赖思想。
对于弓村这样的落后乡村社区来说，外部援助尤其是以政府为主体的援助是必需的，但是，这种外源动力必须要与社区内源动力相聚合，完成“二源动力的聚合转换”，将发展动力从外源推力向内在生长力转换，贫困社区才能取得可持续发展。
其中一个关键的方面就是要培育使二源动力顺利“聚合转换”的社会资本，包括利用原有的社区社会资本和创建使项目顺利进行的新的社会资本。
三、社会资本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城乡差距拉大是世界上许多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的普遍现象，而中国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则造成了更严重的后果。
当前我国现代化的最大阻力是农村的相对贫困和绝对贫困，农民的购买力低下，农村市场萎缩，使城市和工业的发展缺乏支持力量。
这又引起农产品销售不畅，市场疲软，价格下跌，出现农民增产不增收的现象。
这种恶性循环状况不但制约了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也威胁到社会的稳定。
长期以来的城乡分治政策也造成了城乡之间交流与合作的障碍，限制着农民的流动，使农民被排除在各种安全保障之外，农民因此也被局限于亲缘和地缘网络之内，限制和弱化了农民与外界尤其是与国家的联系，也导致国家范围的社会公平与社会信任等社会资本的缺失，这是对社会持续发展的最大制约，也是对稳定的最大威胁。
在新时期，党和政府提出并大力实施的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等一系列战略和政策方针，这对于转型加速期社会矛盾突出、社会公正等社会问题较为严重的中国社会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尤其是对于因城乡差距过大所引起或间接引起的社会矛盾和问题的化解来说，更具重要意义。
这必将有力地促进中国社会整体层次上社会资本的积累，促进社会公正、社会团结和社会和谐，从而也使个人更具积极性和创造性，使社会更加有活力。
尽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等措施无疑会促进中国社会整体层次的社会资本，但就乡村社区而言，如果执行不当，可能会破坏原有的社会资本，或因未重视社会资本的培育而导致政策的失败。
如果各方面的改革和制度、政策不能有效地耦合，新农村建设等举措也有可能会破坏乡村原有的社会资本，可能会引出新的社会问题。
例如，与新农村建设相应的取消农业税的改革，虽然意义重大，但由于国家税收的分享结构严重向城市、向上层政府倾斜，结果出现“免税兴费”等问题，专项资金被挪用、把项目放在不太贫困的地方，围绕农村土地的利益问题也成为焦点，借土地生财成为许多地方财政走出“赤字”困境的主要手段，这对农村的社会秩序带来了更大的隐患。
另外，如果新农村建设的资金使用和项目运作不透明和不公正，也会引发社区内部的矛盾，破坏社区社会资本。
要防止新农村建设成为外部推动运动式的，要使乡村社区成员成为社区发展的主体。
这一点可以民国年间的乡村建设运动为鉴。
由于工业化的兴起和战乱等原因，中国农村日益破败，问题日益严重和复杂化。
在当时帝国主义入侵与封建统治的状况下，乡村建设运动注定难以成功。
但其失败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乡村建设没有处理好社会资本等方面的问题，结果是出现了梁漱溟所言的“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的困境。
“本来理想的乡村运动，是乡下人动，我们帮他们呐喊。
退一步说，也应当是他想动，而我们领着他动。
现在是我们动，他们不动;他们不惟不动，甚至因为我们动，反来和他们闹得很不合适，几乎让我们作不下去。
此足见我们未能代表乡村的要求!”
“如果乡下人不动”，就不能“发生大力量”，“乡村运动天然要以农民作为基础力量”。
在工业反哺农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背景下，加大对农村的资金投入力度，增加和改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将是今后的一项重要任务。
而在这一过程中，培育支持公共物品供给与维护的社会资本，也是一项不亚于物质投资的艰巨任务。
如前文所分析的，从国内外的经验来看，如果仅仅关注物质投入而忽视社会资本培育，最终会影响到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的质量，外部援助可能会难见成效或难以促进乡村社区的持续发展。
所以，新农村建设要想取得成效，必须重视、利用和培育社会资本。
一方面，政府等外源动力输入要以社区及其成员的实际需要和现实利益出发，利用原有的社区社会资本，发挥社区组织的作用，要广泛沟通，动员社区成员自觉参与，让他们自己决策，并制定行动方案和约束规则，让社区成员成为社区发展的主体。
地方的需求以及实际地理、人文环境是一种“地方性知识”，是创建有效的社会资本所必需的。
另一方面，要通过制度创新，建立沟通和激励机制，创建使项目顺利进行的新社会资本，如社会普遍性信任、合作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