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研究︱颂歌时代的江西诗歌：五十年代中前期诗歌创作概观
颂歌时代的江西诗歌——五十年代中前期诗歌创作概观文/刘晓彬建国之初，解放战争已基本结束，国内到处满目疮痍，各项事业开始进入百废待兴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其中文艺事业在中共江西省委的领导下，展开了改旧立新的工作，省、地、市、县各级文艺机构相继成立。在建设新文化工作中取得显著成绩的同时，一批部队文艺战士和从老解放区来的革命文艺工作者与江西原有的进步文艺队伍相结合，成为了新文艺事业的骨干力量。1949年，在新创办的江西八一革命大学设立了文艺部，招收一批爱好文艺的革命青年，培育出了新江西第一批年轻的文艺工作者。同年底，江西省文联筹委会正式成立。接着，组建了省委文工团、省音工组等一批文艺机构，创办了《江西文艺》《新文艺报》《赣江歌声》等一系列文艺刊物。1951年，召开了全省第一次文代会，检查了江西自解放以来的文艺工作，总结成绩，交流经验，扩大团结，正式建立了省文联及各协会机构。1952年，召开了全省第二届文代会，大会提出“今后的文艺工作，要配合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迎接文化建设高潮。”1954年，召开了江西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员扩大会议，深入总路线学习，团结一致，为发展文艺创作而努力。[1]在此文化背景和现实条件下，新社会的文化体制经过改旧立新后得到了根本性的转变，文学生态也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一股新的文学气息开始逐步兴起，诗歌也成为了表达思想和情感的重要手段，从而使得五十年代中前期的江西诗歌得到较为迅速地发展。处在这样一个翻天覆地的变革时代之中，江西诗人队伍逐渐扩大，他们纷纷用手中的笔来欢庆解放，歌唱新中国成立，歌颂新社会，讴歌翻身当家作主后的新生活。在这样的时代文化语境中，几乎所有的诗人都加入了歌唱新生、歌唱祖国、歌唱人民、歌唱共产党、歌唱领袖的颂歌浪潮，这使得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诗坛呈现出了空前的一致性。特别是五十年代中前期，颂歌的基本主题“经历了一个从‘新华颂’到‘建设之歌’和‘生活赞歌’的延进扩展过程。共和国的建立首先唤起的是对这一历史事件本身的热情欢呼和歌颂。从各个方面汇集到五星红旗下的老中青诗人们齐声唱起了献给新中国的颂歌。”[2]比如天蓝在他的抒情长诗《中华人民共和国像太阳般升起》[3]中尽情地歌唱着新生的共和国：“让一切纪念的钟声敲响起来/让一切欢乐的锣鼓鸣奏起来/让一切威武的礼炮拉开火来/让一切庆贺的汽笛叫唤起来/让我们祖国庄严肃穆的大地/为着这欢欣而幸福的时辰欢腾起来呵/让所有工厂矿山的工人弟兄/所有农村的农民儿女/所有战壕里的战斗士兵/都立起身来欢呼/……//在这盛大而欢乐的开国时辰/人民敬爱的革命领袖们呵/万万千千你们亲爱的人民正在十倍百倍千倍地/庄严地战斗和热忱地工作//呵，中国共产党，智慧之母呵/在我们祖国大地上芸芸生殖的人民/新的国家伟力的泉源/今天获得了这样新的表现——/世界和中国人民的历史/展示了她自身所必然发展的/新的威严而慈祥的姿容//……”一年之后，天蓝又在《呵，我年轻而不可摇撼的祖国》[4]中为新中国满周岁歌唱道：“我的祖国呵，/慢慢地引向自己诞生的喜庆吉日，/亿万人民/带着繁复的斗争和浩大的工作，/走向这一周年纪念的大典。”在新中国诞生二周年到来之际，天蓝又继续在《萌动——献给祖国诞生二周年纪念日》[5]中歌唱道：“党呵，/人民新的生活的播种者，/大自然的改造人，/所有新鲜事物的酵母呵。/那么必然地牵引着历史走向光明的无穷！”为迎接新中国的诞生，芦甸在《我怎么也平静不下来》[6]中抒写道：“人民政协开幕了！/人民政协开幕了！/消息并不太突然，/但因为她的声音太强大，/使得我/怎么也平静不下来。”新中国成立后，芦甸在《歌唱我们自己的政权》[7]中讴歌道：“中央人民政府/你是人民自己创造的政权，/你是人民意志的象征。/我们拥护你/像万物迎接太阳，/像众星围绕月亮，/像江河涌向海洋……”另外，公刘的系列抒情诗《守望在祖国的边疆》《我们的国徽》《西南解放纪念章》《哎，心爱的三叶树呀》《西盟的早晨》[8]，李定坤的政治抒情诗《人民的宣告》及抒情长诗《在这明朗的日子里》[9]等，均是这一时期的重要诗作。这些见证历史的诗歌，不仅都饱含着对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强烈的感情，而且毫不掩饰对祖国的热爱和赞美。并以其富有时代精神的强大力量，对广大工农群众保持着讴歌、鼓舞和凝聚的作用。五十年代前期，江西诗人在配合“剿匪反霸”“土地改革”“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等轰轰烈烈的重大政治运动所进行的新诗创作，也取得了比较突出的成绩，出现了一批好作品。比如“剿匪反霸”方面的诗作，每当边防战士去边防线巡逻时，公刘就会提醒道：“这不是平静的国境，/在那边住着的/也不是和平的邻人，/兵士啊，你们要小心！”当战士在巡逻中发现土匪踪迹时，公刘记录道：“土匪藏在草棵里，胆战心惊，/逃？——他逃不出去，/开枪？——他不敢拼，/投降？他又企图侥幸。//战士小王心灵眼尖，/他早就看出了破绽；/天上不刮风，/为啥那边的草打颤颤？”[10]对于残匪把国外地盘当据点，四处骚扰祖国边防时，公刘在他的叙事诗《孟连河之歌》中写道：“有一次他们趁部队换防，/一直打到了孟连河上；/我们只留下一个班，/在桥头和三百个土匪对抗。//桥身被打穿了千百个窟窿，/十二个勇士却坚守不动，/他们决心要保住这座桥，/保住就梗住了股匪的喉咙。”[11]公刘也会在他的诗作中表达对强化剿匪的看法，他在《会哨》中这样写道：“这一带是边防线，/残匪像蛇一样经常爬进来；/为了不让敌人钻空子，/我们时刻都要收一收‘口袋’。”[12]又比如“抗美援朝”方面的诗作，天蓝在他的抒情长诗《平壤捷报——致朝鲜前线的弟兄们》[13]中歌颂道：“我强大的人民志愿军呵，/紧紧握着朝鲜人民军的手，/我们是革命中的生死弟兄呵，/我们都是从殖民地半殖民地翻身过来的人民。/从殖民地翻身过来的，/可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翻身过来的军队，/是勇敢无比的，/是象铁一样的，/是象钢一样的，/砸不碎的，/打不垮的，/我们硬得很呵，/亲爱的弟兄们！”这一类题材的诗作，“无论写志愿军还是写国内部队的日常生活，诗歌都不曾背离当时的颂歌潮流，而是着重歌唱战士们的崇高精神和高尚品格，歌颂人民战争的伟大力量，歌唱祖国。”[14]随着国民经济在五十年代前期基本恢复之后，从1953年开始，正式迈出了社会主义三大改造[15]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步伐。“蓬蓬勃勃的建设事业和火热的斗争生活为诗歌提供了新的素材，使诗歌的面貌焕然一新。”同时，在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的贯彻下，以及对当时的知识分子改造和深入工农兵斗争生活的倡导下，“诗人们纷纷走向建设第一线去深入生活，从中选取诗材、汲取诗情、提炼诗意。”[16]公刘、周良沛、章明等来到部队，成为“军旅诗人”，创作了一大批优秀诗歌，并结集出版。其中公刘的诗集《边地短歌》于1954年由中南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诗集《神圣的岗位》于1955年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诗集《黎明的城》于1956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长诗《望夫云》和诗集《在北方》分别于1957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和作家出版社出版，公刘这些诗歌的创作素材和灵感，均来自他在广州解放后，参加人民解放军，随部队进军大西南期间的边疆生活体验。“是1950年代天真的尖新明丽高亢，以饱满而简单的激情，讴歌着理想的未来，大张双臂热切地‘迎接美好生活中的又一个早晨’（公刘：《西盟的早晨》）。”[17]周良沛整理并编选的两部诗集《藏族情歌》《古老的傣歌》、及其个人诗集《枫叶集》于1957年分别由长江文艺出版社、云南人民出版社和作家出版社出版，记录了诗人在西藏和一些民族地区的所见所闻，以及在行军途中和边疆哨所的军营生活。章明的叙事长诗《钓鲨的人们》于1958年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诗集《三支赞歌》于1959年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等。这部诗集的“三支赞歌”是“赞颂那些栉风沐雨、日夜守卫在南大门的边防军官兵们；赞颂那些追波逐浪、藐视风险的南海渔民们；赞颂那些高视阔步、向地球开战的南方农民们。”[18]他们的这些诗歌大部分创作于五十年代前期，在赞颂时代、赞颂人民、赞颂新生活的同时，也强调了革命精神的力量和保家卫国建设新社会的追求。常以“忆苦思甜”的构思模式，将历史与现实联系在一起，并借助朴实而接地气的语言打动读者的心，从而成为了这一时期军旅诗歌的艺术表现特点。而李耕、文莽彦、郭蔚球、王一民、李音湘、朱昌勤、徐太行、梅长英等，纷纷深入农村、深入工厂，投身于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中，亲身感受时代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及新生活的日新月异，那种热血沸腾、汹涌澎湃的颂歌在他们心中油然而生，很自然就会用诗歌的形式表现出来。比如文莽彦在组诗《给矿工们》[19]中歌颂了不同岗位上的劳动者，当看到矿报记者时，他歌颂道：“你写稿就象当年挖煤一般勤奋，/每一则短讯都和矿工心连着心，/因为你与矿工分担过欢乐与忧愁，/笔头上留着矿工真挚的心意、感情。”当看女电焊工时，他歌颂道：“你走出望不见山水的闺房，/把大自然当作工厂；/你选择了这钢铁的刺绣，/爱上海蓝的火花，银白的电光。”当看到风镐手时，他歌颂道：“一座座煤山被赶出地面，/风镐手把温暖送往人间，/呵，矿工都有一双非凡的妙手，/手里有一支神奇的赶山鞭！”当看到工程师时，他歌颂道：“古老的大地曾写下珍贵的诗篇，/发亮的诗句就是一行行煤田，/为了把诗句搬到你这蓝图上，/你跑遍深山，付出了半生时间。”当看到充电姑娘时，他歌颂道：“我发现星星的老家就在充电房，/有一群姑娘在精心地保育着星星，/她们把激情注在每颗电珠里，/为矿工开垦千里煤田，日日夜夜照明。”当看到压风机手时，他歌颂道：“你抓住开关，多象个威武的牧人，/你的牧场在矿井，海阔天空，/长年游荡的风都来听候命令，/听你指挥它们为矿山做工！”又比如郭蔚球在《锦惠渠》[20]一诗中直抒胸臆：“世上有数不尽大江小河，/条条都是大地上的脉搏，/锦惠渠象一条细长的血管，/绕着曲折的田径，/匆忙地向四处奔波。/哗哗的流水呵！/你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为什么/比浩瀚的大江还要忙碌？/是干裂的土地在等着你吗？/要不，你怎么会这样快活。”同时抒发了诗人对锦惠渠[21]修建竣工后终于可以利用锦江之水造福于民的欢快和对美好未来充满憧憬的激动之情：“我望着潺潺的流水，/一幕图画在脑际掠过：/眼前是一望无边的庄稼，/再没有干旱和风灾，/家家户户洋溢着丰收的欢乐……”而且这也是一首献给高安和上高两县劳动者的赞歌：“哦，锦惠渠，请告诉我：/是谁把你打扮得这样美丽？/是谁用汗水将你开凿？/锦江，弹起你动听的琴弦吧！”另外，李耕深入农村后，与人合作的诗集《农村的诗》于1957年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作品“充满着新生活的阳光”[22]，以及徐太行的《安源短诗（三首）》《拓荒者的歌》、朱昌勤的《把这句话带到辩论会上》[23]等。这些发自肺腑的从心底自然流出来的诗作，不但感情真挚，而且充满着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当时“这类颂歌既符合生活的真实，也符合翻身解放的人民大众的审美要求。”[24]同时，全省各市（县）的工厂矿山和农村俱乐部，为了发展与繁荣业余文学创作，纷纷建立了文学创作小组，组成人员均来自各工厂企业的创作骨干和爱好文学的劳动者。因此，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岗位上，也涌现出了一批青年劳动者诗歌创作骨干，比如万里浪、张文卿、姚辉云、熊威、熊健荪、荏苒、刘齐年、缪忠雨、石华等。哪里有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哪里就有诗歌创作者的身影：在矿山，张文卿写道：“我们是光荣的勘探战士，/在深山僻野勘探矿藏，/为了给沉睡的煤炭打开牢门，/勘探工人在摸索矿脉的动向。”[25]在水库，姚辉云写道：“满天的星斗照着我们开山挖土，/徐徐的夜风为我们打扇扇凉，/为了叫水库在一个冬天成长，/我们把白天和黑夜一起用上！”[26]在工厂，刘齐年写道：“工厂里敲响了预备钟声，/进厂的工人像浪涛滚滚，/光荣榜下有一个小伙子，/盯着照片下的字儿出神。”[27]在山区医疗队，熊健荪写道：“是客人迷失了方向，/还是深山来了货郎？/呵，不！/是山区医疗队姑娘，/背药箱来到‘工地’上。”[28]在瓷都，石华写道：“太阳照耀着美丽的昌江，/江中船只排列成行，/把原料运来，把瓷器送出，/景德镇是个大瓷仓。”[29]在普通劳动岗位，缪忠雨写道：“李三嫂，陈大娘，/星期日下河洗衣裳。/‘大娘为何这样早？/清晨水冷会受凉！’/‘三嫂子，早起精神爽，/清水正好洗衣裳。/自从开了生产代表会，/你大伯越老越逞强，/今年任务要提早完成，/他和年轻人干的一个样，/天冷他也干出满身汗，/你看这堆衣裳有多脏！’/三嫂一听忙接口：/‘我那平儿的爹也一样，/日夜惦念着大工程，/找窍门忙得把吃饭忘，/混凝土浇捣要提前完成，/常把半夜当了天光。/他还叫我参加家属运碴队，/哪知我早已报名上了榜。’”[30]这些诗作，从社会主义建设到人民日常生活，从工厂到农村，从矿山到河港等等，都是创作者在劳动实践中得来的，是当时火热生活的真实反映。五十年代中前期，江西诗歌创作的成绩和发展是明显的。在具体反映时代面貌上，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有了显著的提高。期间出现了一批比较优秀的诗歌，比如上文提到的部分作品，在当时都比较受读者的欢迎，有些诗人及其作品在全国也颇具影响，比如公刘、周良沛等人的诗作，在五十年代前期的中国诗坛，受到广泛的瞩目。不过，从整体来分析，这一时期的江西诗歌，在创作上存在的问题也显得比较突出。受大环境的影响，作品的公式化概念化口号化比较严重，缺乏诗意的提炼。尽管在创作数量上有了比较大的提高，甚至有些题材诗歌的创作数量呈现出了激增的情况，特别是工矿农村题材的作品数量占据着主导地位。需要指出的是，大部分诗作存在着一个普遍性问题，基本上都缺乏生动的形象思维，创作者只是照搬一些政治术语或政治概念，不能真实地具体地形象地反映当时蓬勃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火热的新生活。有的作品，只是政策条文或政治概念或政治口号的简单分行，实际上就是一种分行的宣传品。虽然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需要这样的宣传品，也收到了比较好的宣传效果，但也不能以此为理由而忽视诗歌创作的艺术性。当然，在时代的文化语境下，一方面是许多诗人以这样的分行来代替诗歌创作也纯属是时代的需求。因为这是一个值得全体中国人激动不已的时代，也是一个富于理想和激情燃烧的时代，“但诗人的激情和诗的抒情性，诗人的理想、幻想和想象的翅膀却没有伸展出来。而是相反，它显示了很突出的写实性，而且抒情诗也大都有情节，甚至严格意义上的抒情诗并不多，而多采用了通过描写一个生活片段、一副生活图景来展示思想主题的方式。”[31]过度的叙事化和写实化，是大部分诗人在创作中的一个共同特点，也是一个共性问题；另一方面，也存在着诗人深入生活不够，对如何去认识生活、反映生活、分析生活和研究生活，及其在创作中如何表现生活的能力，还存在比较大的差距。因此，通过生动的艺术形象、娴熟的创作技巧和朴实的诗歌语言，揭示出生活本质的优秀诗作与其激增的作品数量不相称，所占比例反差比较大。这一时期的诗歌大都是单纯的，而且是清一色的“高昂、乐观、热烈和自豪”的单一情感抒发，缺乏复杂而丰富的情感。总体上看，虽然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取得了显著成果，但也明显落后于形势的发展，创作中的不足也比较突出，如果将其放置在整个中国诗坛与其他地区相比的话，那么五十年代中前期的江西诗歌版图就显得业绩平平。       注释：[1]江西省文化艺术志编纂委员会编：《江西省文化艺术志》，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15页。[2]李新宇：《中国当代诗歌潮流》，山东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2页。[3]天蓝：《天蓝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0—66页。[4]天蓝：《天蓝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7—69页。[5]天蓝：《天蓝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76—77页。[6]芦甸：《我们是幸福的》，文化工作社，1950年版，第57—60页。[7]芦甸：《我们是幸福的》，文化工作社，1950年版，第61—69页。[8]公刘：《公刘文存》（诗歌卷·第一册），安徽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依次为：第88—90页、第91—92页、第121—122页、第136—138页、第165页。[9]李定坤：《李定坤诗选》，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依次为：第14—17页、第18—30页。[10]公刘：《兵士啊，你们要小心》，《公刘文存》（诗歌卷·第一册），安徽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93—96页。[11]公刘：《公刘文存》（诗歌卷·第一册），安徽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146—148页。[12]公刘：《公刘文存》（诗歌卷·第一册），安徽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157页。[13]天蓝：《天蓝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70—75页。[14]李新宇：《中国当代诗歌潮流》，山东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5页。[15]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三个行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6]李新宇：《中国当代诗歌潮流》，山东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3—24页。[17]刘粹：《诗比人长寿——写在〈公刘文存〉编后》，公刘著、刘粹编：《公刘文存·诗歌卷（一）》，安徽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2页。[18]章明：《〈三支赞歌〉后记》，《三支赞歌》，广东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69页。[19]文莽彦：《给矿工们（六首）》，《井冈山诗钞》，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第116—119页。[20]郭蔚球：《锦惠渠》，《星火》文学月刊编辑部编：《星火诗选》，江西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00—101页。[21]锦惠渠，是1955年高安与上高人民利用锦江之水造福于民的伟大工程。在当时没有大型机械设备的情况下，两县人民仅靠肩挑背扛的原始劳作，从锦江之中拦腰筑起一座水利大坝。在高安和上高人民的精诚奋战下，数丈之高的锦江大坝和一百多公里的引水渠工程，最终仅用了一年时间就全面竣工了，有效灌溉面积13200多公顷，其中高安境内的农田就达12000多公顷。锦惠渠，顾名思义，就是锦江惠及人民的水渠，也正是因为曾经劳动人民所挥洒下的艰辛汗水，因为锦江一次次无私的惠泽，让每一个高安人对锦江这样的名字有着深厚的情感。[22]周劭馨：《江西文学创作五十年写意》，《南昌教育学院学报》1999年第3期。[23]《星火》文学月刊编辑部编：《星火诗选》，江西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依次为：第29—31页、第89—91页、第114页。[24]吴欢章：《吴欢章学术文选》，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4月版，第603页。[25]张文卿：《在我们战斗过的地方》，《江西文艺》1956年第5期。[26]姚辉云：《水库夜班》，《星火》文学月刊编辑部编：《星火诗选》，江西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94页。[27]刘齐年：《在光荣榜下》，《江西文艺》1956年第5期。[28]熊健荪：《在山区医疗队》，《星火》文学月刊编辑部编：《星火诗选》，江西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98页。[29]石华：《可爱的瓷城》，《江西文艺》1956年第5期。[30]缪忠雨：《洗衣裳》，《江西文艺》1956年第5期。[31]李新宇：《中国当代诗歌潮流》，山东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7页。刘晓彬，笔名洪老墨。江西南昌人。主要从事现当代诗歌研究，并兼及小说等其他文体。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江西作协文学评论专委会副主任，江西省社科院文研所《年度江西文情报告》编写组成员（负责每年撰写诗歌年度述评）。1988年开始发表作品，迄今已有200余万字各类作品散见国内有关报刊。出版文学理论专著《江西现代诗歌史》及评论著作《穿越时空的对话》《创作与评论需要良性互动》等多部。曾获第六届谷雨文学奖文学评论奖等多个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