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与刑罚抑或刑罚与犯罪的关系是一个古老而鲜活的命题，其中有令犯罪学家和刑法学家研究不尽的内容。本文选择累犯问题，并从判决的角度用实证的方法研究刑罚与犯罪的关系。
2002年下半年，笔者收集了某市一个基层法院的2002年1月至10月的1040份刑事判决书，以及从网站上所收集到的151份涉及累犯的刑事判决，作为自己的研究范本。
纵观我国历史上累犯罪的发展演变过程，似乎存在其自身发展的规律。这就是当犯罪普遍上升时，累犯罪也随之上升；当犯罪普遍下降时，累犯罪也随之下降。{2}当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进入社会转型期始，犯罪率、累犯率一直处于增高态势。1979年《刑法》制定时，对于累犯的前后罪间隔时间问题进行多次探讨。由于多数学者认为，从对犯罪分子改造效果来说，如果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分子，在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3年内没有再犯应判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的，可以说明得到了一定的改造，故以3年为界比较合适。1979年《刑法》规定的累犯制度自施行以来，在打击和预防累犯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1979年《刑法》颁布以来，随着社会转型期的深化，重犯、累犯率上升，致使原有的累犯制度显得苍白，显出不适应性。正是基于此原因，198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了《关于处理逃跑或者重新犯罪的劳改犯和劳教人员的决定》，在第2条规定了“刑满释放后又犯罪的，从重处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突破了1979年《刑法》所规定的累犯制度的时间条件。
1997年《刑法》修订后，构成累犯的前后罪的时间间隔由3年改为5年。原因在于：其一，犯罪人在刑满释放后的4年至5年内重新犯罪的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例如按照有关统计，犯罪人刑满释放后1年内又犯罪的占36%；2年内又犯罪的占20%；3年内又犯罪的占16%；4年内又犯罪的占16%；5年内又犯罪的占12%。可见，刑满释放后4年至5年内重新犯罪的所占比例不少。{3}其二，扩大累犯范围，体现了刑法的从严精神，是客观实践的需要。其三，符合我国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
但当笔者对所获得的案例进行研究后发现，刑法扩大了累犯的范围，并且加大对累犯的惩治力度之后，对于实践中的累犯并没有发生什么作用，具体表现为：
在对1040份刑事判决书分析后发现，其中：两次以上受到处理（包括刑罚和劳教）的有97人次：累犯作为法定的从重处罚情节的有55人次，将前科作为酌定从重处罚的情节有20人次，没有认定累犯的有22人次。{4}累犯占的比例为5.2%。再犯率为9.3%。
累犯率居高不下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是笔者认为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虽然理论上承认犯罪的原因多因化（社会原因，个人原因等），理论上也承认刑罚的主要功能是惩罚与改造，但是事实上在对出于多因化的犯罪的刑罚制度的设计中，并没有体现改造和矫正的理念，相反，刑罚是惩罚或者威吓人的工具、刑罚万能的观念依然是主流观念。即使是现在，在司法实践和寻常百姓中仍存在只承认刑罚的惩罚性，否认其改造性，或者只强调刑罚的惩罚功能，忽视其改造功能的倾向。
那么，作为犯罪反应的刑罚，就不能或是只从消除犯罪人的个人原因的角度或是只从消除犯罪的社会原因出发，而是应该综合考虑。
我国目前的累犯制度基本在司法实践中呈现机械的逻辑推理过程：个案中的被告人在被讯问的过程中被问及是否有其他犯罪行为？司法人员在做完简单的数学计算后，或认定为累犯或是加以否定，然后按照《刑法》的规定“从重处罚”。在上述1000多份判决书中，竟未见到一份判决书中对个案中累犯的从重处罚的理由进行阐述。但是一个累犯的“从重处罚”和一个具有“从重处罚”情节的初犯是否具有一些什么不同？除了量刑上的不同，是不是还有其他值得考虑的因素？这些在判决中也没有体现，是一个令人深思的现象。这其实反映了我国司法实践中的一个通病：量刑阶段只管量刑，基本不会考虑行刑阶段。我国的累犯制度非常笼统，这样的判决一出，行刑机构只能按照判决所判的实刑是重罪还是轻罪将其分别关押，根本无法实现“行刑个别化”的要求。
在3次及3次以上犯罪的20人次中，3次或者3次以上所犯的具体罪都是同一项罪名或者同一类罪名的有9个，而且基本出现在盗窃犯罪中。其余11个则涉及2个或2个以上的罪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