谶纬：时代衍生出的思想结晶
谶纬作为汉代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命运多舛，经历了由汉代的盛极一时至魏晋时期的不断禁毁，其内容神秘性与荒诞性一直被汉以后的正统学术界排斥在外。随着明清两代人辑佚，才使后人可初窥其貌，可历代学者关于谶纬的研究则显得相对匮乏。谶纬能够在东汉兴盛，甚至成为当时主导思想，《后汉书》中几乎每每可见谶纬的影响，除去汉代文化时代背景的因素，也说明其自身的内容并不止如此简单，清末民国时期经过了谶纬研究的短暂高潮，建国后又进入低谷，学界多因其过多的“封建迷信”成分而避开，研究相对停滞。八十年代以后学者对谶纬的研究逐步重视，其中不乏真知灼见。
关于谶纬研究的意义，清末刘师培在《谶纬论》中提及谶纬有“五善”，所谓“补史”“考地”“测天”“考文”和“征礼”，五者并存于纬书。除此之外，谶纬研究可以使我们对于汉代学术的系统化把握起到重要参考作用。
所谓谶纬即是把阴阳五行思想作为骨架，把天人感应神学目的论作为主体，然后附会经义与儒家思想相渗透，统万物之道，究天人之际，自成一体的庞大的神学世界观。汉代谶纬的最终生成，是“谶”与“纬”各自的源流的共同作用，谶纬是对“谶”与“纬”的融合与提升。
谶、纬起源有别，宜分开论说。“谶”为证验之类，表现为河图洛书与梦占卜筮，是帝王受天之命的神秘论证形式。《说文》：“谶，验也。有征验之书，河洛所出书曰谶。”谶”的形式表现为隐喻，可以对未来事物发展进行吉凶预判，而非张扬被大众了解。纬”与“经”相配，附会儒家经典而成。《说文》：“纬，织衡丝也。”纬书的产生依附于经书，并以阴阳五行与灾异祥瑞思想对经书进行阐释。也正由于纬书以神学观点解经的方式，大量神学内容充斥纬书，才导致谶、纬合流。
谶言作为一种独特的言说方式，它最开始只隶属于中国早期社会的巫祝群体，其他先民并无如此这般的话语权。在民智未启、莽莽苍苍的存在性境域中，率先觉醒的巫祝依据自身“生命意向性”而在世界中去展开自身，生成自我的过程中，逐步开启并认领“我”之外的显现的物和物的物性，作为存在者的存在性境域的显现活动向将要显现的纯粹形式领域凝集的唯一领受者和最终守护者，巫祝承天意而下达，禀民意而上祈，谶言就成了彰显他们特殊身份并能够及时沟通天人之关系的言说方式。在特定的历史境域下，随着存在者的生命不断展开诸如此类的活动，谶言渐渐成为中国早期社会中的一种独特的因沟通天地人神关系而带有强烈神秘色彩的历史文化现象。
谶作为一种占验吉凶的言说方式，并不是以单一的语言形式存在于历史文化之中，而是以多样化的形态存在着。谶主要有以下几个种类：卜辞、谣谶（歌谣、童谣或民间谚语）、诗谶、依傍纬书、特殊物象。
从词源上来看，纬是相对于经而言的。经的本源意义是指的是织布工具上的纵向丝线,纬则是指横向的丝线。一件完整的织品是经纬二者相辅相成的结果。儒家的社会地位，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之后,得到了空前的提高,儒家流传下来的著述典籍也成为了独尊一脉的官方之“经”。在天人感应盛行的社会条件下，许多方士化的儒生顺流而上，凭借泛滥于社会中的阴阳五行、天人感应及灾异符命等言论，来附会解释儒家经义,故而儒家的经学就与汉代神仙方术等民间思想相渗透，从而发展出一种新的思想，即“纬”。“经”既然已被用来专指儒家之经典,故此方士化的儒生们假托于孔子之手用神学迷信观念来解释经义的著作便被称作“纬”。
“谶”、“纬”出现的原因主要是封建统治者维护自身阶级利益的需要。古代“神道设教”意识浓重，统治者对人民宣称代天治理国家，在经历政权更迭时，替代者则需要一个合理的理由进行统治，谶纬的象征意义恰好能够解决统治者最迫切得到的天之符命。同时，新王朝开创之初，帝王大权在握，不至于听信异说。而随着历史的发展、自然与人为因素的影响，当社会逐渐出现危机而动乱时，统治者只好求助于神灵。“谶”、“纬”兴于哀、平之际，正是西汉转入衰落的时候。汉哀帝信谶，夏贺良等人献上“赤精子之谶”，《汉书·哀帝纪》：“待诏夏贺良等言赤精子之谶，汉家历运中衰，当再受命，宜改元易号”。哀帝降诏：“汉国再获受命之符，朕之不德，曷敢不通！”于是哀帝将建平二年改年号为太初元年，改帝号为陈圣刘太平皇帝。从这件史实中既可以看到西汉末年政权的衰落，又可以看到谶纬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王莽和刘秀是利用谶纬夺权的成功案例，刘秀将谶纬提升为官方统治思想，并于中元元年图谶天下。可见谶纬的发展与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密切相关。同时，今文经学的神秘化，儒生与方士的斗争也对谶纬的兴起起到重要作用。
汉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的改革，使经学被赋予了神圣地位。此背景下儒生以通经致用为目标。在其发展中，齐学起到了重要作用，皮锡瑞《经学历史》：“汉有一种天人之学，而齐学尤盛。《伏传》五行，《齐诗》五际，《公羊春秋》多言灾异，皆齐学也。《易》有象数占验，《礼》有明堂阴阳，不尽齐学，而其旨略同。”齐学善言阴阳五行与象占灾异，而阴阳灾异治国说融入经学，以董仲舒为代表，《汉书·董仲舒传》：“仲舒治国，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虽然在当时，武帝并不接受这种思想，但汉代对师法、家法传承的重视，使神化经学得以承接不止，加之以后皇权政治的需要，灾异祥瑞说一举成为汉代主流思想。神化经学的繁荣令谶纬之学得以迅猛发展，同时，经学与纬学常常互为诠释，郑玄注六经，杂糅今古文与谶纬则是一个典型例子，其后的《白虎通义》正是对此交融的调和与总结，而《礼纬》是谶纬学说的重要一环，与经学的紧密关系不言而喻。
秦朝的灭亡与汉朝的建立使人们一方面反思法家思想的弊端，一方面开始着手建立新的意识形态体系，《淮南子·主术训》：“刑罚不足以移风，杀戮不足以禁奸，惟神化可贵。”“神化”指儒家的神道教化、天人合一的理念。汉代经学的发轫在此背景下展开，先秦儒家材料一跃成为“经”，建元五年“置五经博士”，此后“五经”被钦定为“经典”，儒学独尊。西汉又分今、古文经学，以文字之不同而传授有异，至刘歆时增《古文尚书》等，立学官，后汉卫宏、贾逵、马融增补，今古文分道扬镳。今文经学的兴起是谶纬神学的前奏，也是经学与神学结合的开始。
汉武帝时期“大一统”思想的确立，董仲舒以“天人感应”为基础，将春秋灾变与阴阳五行相结合，《汉书·董仲舒传》言：“仲舒治国，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虽然在当时武帝并不接受这种思想，但汉代对师法、家法传承的重视，使神化经学得以承接不止，出现了经纬合流的趋势。加之儒生的地位得到提高，经学为迎合统治者的需要而吸收了方术思想；另，方士为自抬身价而依傍经学，方士化儒生与经学化方士相互碰撞，两者相互借鉴合流从而使神化儒学向更加系统化方向发展。谶纬的经学化改造使其学术地位不断上升，而经学的谶纬化内容则成为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工具，两者各得其所利。谶纬还在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间起到调和二者矛盾的作用，而后的《白虎通义》正是对三者的有效总结和发扬。
谶纬的命运随着历史的浪潮波荡起伏，在经过统治者历次禁毁后，最终走向衰败，甚至典籍只零星残存。随着古书辑佚之风的盛行，谶纬的文本终于在古今学人的努力下渐渐还原，学者关于谶纬的研究也纷至沓来。自清代到现代，学者对于谶纬研究的成果不断推陈出新，而谶纬的研究也转向更加细节的探讨。汉代是中国大一统的时代，随着政权与经济的稳定，中国进入相对的文化繁荣时期。《礼纬》中如“记日月右行”、“西王母”、“五祀”的文本与时代学潮相互比对时，可以使我们了解《礼纬》中复杂思想的来源与文本形成的时间，同时以文字学角度探讨《礼纬》三篇篇目的内涵可以辅助学人更加深入的把握文本思想。《礼纬》作为汉代礼学神化的产物，与经学、道教、政治关系密切。汉代古文经、今文经、谶纬三者相互融合，并在具体的礼祀制度中体现了汉代天人感应与阴阳灾异等神学思想对其的渗透。谶纬不仅是儒家经学的历史变体，更是道教产生的思想来源之一，《礼纬》中丰富的神学内容对道教西王母传说、鬼巫道、《太平经》的形成有促进作用。汉代谶纬思想作为汉代重要的学术思潮，在政权更迭中表现的淋漓尽致。《礼纬》的文本中充斥着丰富的“天”论与帝王治世思想，在这种背景下，统治者通常利用谶纬的思想愚弄民众，为自己登基而赢得受天之命的舆论。
[1] 张泽兵：《谶纬叙事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孙英刚：《神文时代：谶纬、术数与中古政治研究》，上海古籍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