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文里，贫困总是连在一起出现，无钱曰贫，受厄曰困。但在目前的扶贫工作中，“贫困户”这一特殊身份会给贫困群体带来另一种“困”。
中共中央“十三五”规划明确要在2020年全面消灭贫困。为完成此目标，各级政府部门投入巨大人力物力财力，而地方官员在未完成脱贫任务时，也不能轻易升迁。各级干部都被要求要有对口帮扶建档立卡贫困户，有些地方往往一个贫困户有多个部门官员的帮扶，每个官员每月都要到对口帮扶贫困户家中慰问数次。贫困户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贫困户”这一身份突然身份暴涨。被认定为“贫困户”，各种帮扶官员、措施和资金纷至沓来。
川南彝族地区是中国最贫困的地区之一，目前的扶贫措施主要侧重于基础设施修建、产业扶贫、医疗扶贫、居住扶贫。大量基础设施的完善为当地发展产业和改善生活提供基础。产业扶贫主要以提供无息或者低息贷款、提供生产资料的方式帮助农户发展核桃种植、养猪牛羊、种茶和竹子等，力图通过发展产业增收让农户脱贫致富。医疗扶贫主要针对大量因病致贫的现状，给予大病以适当的扶助，避免因病致贫。居住扶贫主要是针对彝族地区以往极差的居住条件，往往人畜不分，带来较差的卫生状况和健康隐患，由政府根据家庭人口出资予以一定的新房建设补贴，帮助贫困户住进新家。
这些扶贫方式的一个共同特点是政府官员为完成脱贫任务而急切给贫困户提供各种发展资源，同时尽量降低生活中的大额支出。对贫困户而言，这些是因“贫困户”的帽子直接无偿带来的，一旦脱贫，这些帮扶和优惠就会立即消失。因此，尽力维护“贫困户”的资格便成为“贫困户”们的首选。于是，实际上已经收入提升实现脱贫的家庭会想办法低报收入，以继续“贫困”。而已经习惯贫穷生活的家庭，则会安然享受贫困带来的各种补贴，面对各种产业帮扶也没有意愿去努力发展产业提高收入。而在彝族地区，由于大量扶贫资金的介入给贫困户带来巨大的“贫困户专属”福利，这种“等、靠、要”的思想变得尤其严重。
因此，在目前各种基础设施已经相当完善各种帮扶资金极其丰富的情况下，若想加快扶贫工作效率，贫困地区的扶贫工作势必要解决两个问题：激发贫困户自身劳动的意愿以提高收入，给予实际脱贫的“贫困户”以激励报告其真实收入。我们在乐山市五通桥区开展的“劳动收入奖励计划”对这两个问题提供了一种解决途径。
自2014年起，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便开始在乐山市五通桥区开展“劳动收入奖励计划”的试点。基于有条件转移支付的思想和借鉴美国EITC的补助方式，与中国目前普遍的直接对贫困户无偿补助不同的是，我们根据贫困家庭的劳动性收入来确定补贴金额，如果该家庭没有劳动性收入则不予以补贴。补贴力度在劳动收入很低时递增，上升到一定程度时，在一定期间内保持补贴额不变，但当贫困家庭的劳动性收入达到一定标准时逐渐递减。这样，可以鼓励有劳动能力的家庭成员更加积极地参与并更加努力工作。并且，在收入较低时给予较多补贴，让劳动者有较大动力工作提高收入。当劳动收入到达一定期间补贴额度不随劳动收入变化时，家庭实际上已经脱贫，这一劳动收入期间可以让贫困家庭保持比之前一个相对高得多的生活水准，从而稳固贫困家庭对于高标准生活水准的期望，而削弱安于贫困生活的意愿和习惯。当贫困家庭继续努力工作提高劳动性收入时，其家庭总收入会继续上升，贫困家庭会从贫困状态逐渐走向脱贫，进而走向富裕，在政府的激励下逐步完成从贫困到小康的跨越。
这种奖励方式的优点还在于，由于没有明确划分贫困户与非贫困户，实际上中低收入群体都有资格获得劳动收入奖励，因而贫困户不必担心自己因“贫困户”身份的取消而向政府低报真实收入，避免政府陷入欲其脱贫而“不得”的困境。
在对奖励对象的跟踪过程中，我们就发现一些有趣的案例。有的家庭最初安于将生活完全寄托在微薄的低保生活补助上，纳入“劳动收入奖励计划”后，开始去从事收破烂的工作以获得劳动性收入并争取奖励，有的家庭最初丈夫只从事一份固定工作，但在纳入“劳动收入奖励计划”后，在固定工作之余去街上拉载人三轮车以增加收入从而获得更多奖励。这些家庭都通过工作参与或者更努力工作大幅提高了家庭收入。
“劳动收入奖励计划”在五通桥区的成功激发了我们将其推广至广大农村地区的想法。目前，“劳动收入奖励计划”正逐渐在多个地区的农村进行推广，并涵盖了部分彝族地区，以获得在农村地区和彝族地区的实施经验，从而帮助推动脱贫攻坚目标的实现。
因此，目前的扶贫攻坚工作过于注重“贫困户”身份的认定，造成贫困户对于贫困户福利的依赖，以至贫困户容易被“贫困户”的身份所“困”住，反而难以脱“贫”。引入“劳动收入奖励计划”，淡化贫困线对家庭福利的影响，引导有劳动能力的低收入家庭积极工作，最终逐渐走出贫困，可以帮助脱贫攻坚目标的如期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