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成为中华民族抗战的前线战场，上海人民群众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空前高涨，上海社会各界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开展，文坛上一批又一批爱国作家也创作了无数抗日名篇，激励和鼓舞着中国人民军民一心，保家卫国。
随着战前文学刊物的纷纷停刊，抗战文艺运动伴随着炽烈的战火而诞生，并迅速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其中最重要的事件，是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简称“左联”。左联受中共中央文委的领导，标志着中国左翼文学运动高潮的即将到来。
这期间抗战文艺运动的勃兴，主要表现首先是一批新的文艺界救亡组织和抗战文艺团体相继出现，其次是上海作家的抗战文学创作更加活跃，“文艺为抗战服务”的主张，成为广大上海作家的普遍共识和从事文学活动的自觉指导。
在作家抗日统一战线方面，1935年底，“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成立，上海文化界三百余人联合署名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1936年10月以鲁迅为首、包括二十一位中国着名作家署名的《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标志着中国文艺界抗日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
“九一八”、“一二八”抗战以后，左翼作家在左联刊物《文学导报》、《北斗》、《文学月刊》及其他刊物上发表了不少以爱国、抗日、反汉奸为题材的作品。其中报告文学的创作显得尤为引人注目，一些作品成为这一时期的名篇，如夏衍的《包身工》。
《包身工》完全采用了写实手法，在描写包身工超负荷劳动时，他这样写道：“每天做十二小时工，平均每人要吸入0.15克的棉花絮。”“手脚瘦得像芦柴棒，身体像弓一般的弯，面色像死人一般的惨。”这些细节源于深入的调查。1935年，夏衍住在麦特赫斯德路（今泰兴路），离包身工所在的杨树浦有10多里路的距离。为了在早上5点钟之前赶到那里，就得凌晨3点起身，步行过去，才刚好能看见包身工上班的情形。这样的观察坚持了两个多月，用他后来的话说，是“做了两个多月的‘夜工’”。
这一时期的左翼文学的创作还有两个比较突出的现象：一是有不少作家写了一系列抨击国民党政府妥协投降、宣传抗日救亡的杂文，鲁迅是其中最为出色的代表。从1932年到1936年，鲁迅在《二心集》、《南腔北调集》等集子中，对侵略者和不抵抗主义进行揭露。二是一批来自东北沦陷区的青年作家加入左联，写出了大量反映东北地区人民抗日斗争的活动和老百姓在日军铁蹄下困难生活的文学作品，他们被称为“东北作家群”，其中比较出色的是萧军和萧红。萧军的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为上海的左翼文学注入了崭新的活力，是他的成名作和代表作。萧红的《生死场》1935年出版后同样震动了上海文坛。
“七七”事变后，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全民族的持久抗战成为现实。1937年7月28日，由上海文化界各方面代表组成的“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成立，掀起了文化界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
“八一三”战役打响后，在硝烟中诞生了一批新的文学刊物。8月中旬《抗战》创刊；8月24日，以“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名义主办的《救亡日报・文艺副刊》正式出版；8月25日，《文学》、《文丛》、《中流》、《译文》改为联合出版的《呐喊》月刊；9月1日，《战时联合旬刊》出版；9月11日，由胡风主编的着名文学期刊《七月》也在上海创刊，并形成了以胡风为中心的文坛“七月派”。
“七七”事变后的上海文学界，小说创作最有成就的当数丘东平。丘东平参加过上海的“一二八”战役和“八一三”战役，他的作品以军人和军旅生活为主要描写对象，着力刻画的是爱国军人在同日寇侵略者进行艰苦斗争中表现出来的倔强性格和英雄气概，也是以胡风为中心的“七月派”小说的代表作家。主要作品有《第七连》、《我们再那里打了败仗》、《我认识了这样的敌人》、《暴风雨的一天》、《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等，这些作品均为上海乃至全国抗战时期的抗战文学名篇。
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成为中华民族抗战的前线战场，上海人民群众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空前高涨，上海社会各界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开展，文坛上一批又一批爱国作家也创作了无数抗日名篇，激励和鼓舞着中国人民军民一心，保家卫国。
随着战前文学刊物的纷纷停刊，抗战文艺运动伴随着炽烈的战火而诞生，并迅速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其中最重要的事件，是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简称“左联”。左联受中共中央文委的领导，标志着中国左翼文学运动高潮的即将到来。
这期间抗战文艺运动的勃兴，主要表现首先是一批新的文艺界救亡组织和抗战文艺团体相继出现，其次是上海作家的抗战文学创作更加活跃，“文艺为抗战服务”的主张，成为广大上海作家的普遍共识和从事文学活动的自觉指导。
在作家抗日统一战线方面，1935年底，“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成立，上海文化界三百余人联合署名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1936年10月以鲁迅为首、包括二十一位中国着名作家署名的《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标志着中国文艺界抗日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
“九一八”、“一二八”抗战以后，左翼作家在左联刊物《文学导报》、《北斗》、《文学月刊》及其他刊物上发表了不少以爱国、抗日、反汉奸为题材的作品。其中报告文学的创作显得尤为引人注目，一些作品成为这一时期的名篇，如夏衍的《包身工》。
《包身工》完全采用了写实手法，在描写包身工超负荷劳动时，他这样写道：“每天做十二小时工，平均每人要吸入0.15克的棉花絮。”“手脚瘦得像芦柴棒，身体像弓一般的弯，面色像死人一般的惨。”这些细节源于深入的调查。1935年，夏衍住在麦特赫斯德路（今泰兴路），离包身工所在的杨树浦有10多里路的距离。为了在早上5点钟之前赶到那里，就得凌晨3点起身，步行过去，才刚好能看见包身工上班的情形。这样的观察坚持了两个多月，用他后来的话说，是“做了两个多月的‘夜工’”。
这一时期的左翼文学的创作还有两个比较突出的现象：一是有不少作家写了一系列抨击国民党政府妥协投降、宣传抗日救亡的杂文，鲁迅是其中最为出色的代表。从1932年到1936年，鲁迅在《二心集》、《南腔北调集》等集子中，对侵略者和不抵抗主义进行揭露。二是一批来自东北沦陷区的青年作家加入左联，写出了大量反映东北地区人民抗日斗争的活动和老百姓在日军铁蹄下困难生活的文学作品，他们被称为“东北作家群”，其中比较出色的是萧军和萧红。萧军的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为上海的左翼文学注入了崭新的活力，是他的成名作和代表作。萧红的《生死场》1935年出版后同样震动了上海文坛。
“七七”事变后，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全民族的持久抗战成为现实。1937年7月28日，由上海文化界各方面代表组成的“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成立，掀起了文化界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
“八一三”战役打响后，在硝烟中诞生了一批新的文学刊物。8月中旬《抗战》创刊；8月24日，以“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名义主办的《救亡日报・文艺副刊》正式出版；8月25日，《文学》、《文丛》、《中流》、《译文》改为联合出版的《呐喊》月刊；9月1日，《战时联合旬刊》出版；9月11日，由胡风主编的着名文学期刊《七月》也在上海创刊，并形成了以胡风为中心的文坛“七月派”。
“七七”事变后的上海文学界，小说创作最有成就的当数丘东平。丘东平参加过上海的“一二八”战役和“八一三”战役，他的作品以军人和军旅生活为主要描写对象，着力刻画的是爱国军人在同日寇侵略者进行艰苦斗争中表现出来的倔强性格和英雄气概，也是以胡风为中心的“七月派”小说的代表作家。主要作品有《第七连》、《我们再那里打了败仗》、《我认识了这样的敌人》、《暴风雨的一天》、《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等，这些作品均为上海乃至全国抗战时期的抗战文学名篇。
淞沪会战失利后，中国守军于1937年11月12日撤离上海，上海的命运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上海一半的区域为日本侵略者所占领，另一半原来的美英法等国的“租界”还在日军控制之外，形成孤岛的局面。这一局面一直维持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与盟国宣战而结束。
率先打破“孤岛”文学局面，恢复创作生机的是以鲁迅为代表的那种精辟犀利、带有浓烈文艺色彩的议论文章。杂文篇幅短小，能迅速反映现实社会中的各种矛盾、斗争以及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具有强烈的时代性与政论性，又往往寓庄于谐，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因此成为“孤岛”这一特定历史时期格外兴盛的文学样式。
1939年1月，《鲁迅风》杂志创办，是这一流派最终形成的标志。这一流派以继承鲁迅精神和鲁迅杂文为己任，强调以杂文为武器进行战斗。正如巴人在《鲁迅风》发刊词中所说：“生在斗争时代，是无法逃避斗争的。探取鲁迅先生使用的武器的秘密，使用我们可能使用的武器，袭击当前的大敌；说我们这刊物有些‘用意’，那便是唯一的‘用意’了。”
在“鲁迅风”的影响下，王任叔、唐�|、柯灵、周木斋、周梨庵、金性尧、阿英、巴金、王元化、宝文棣、吴弦远等人，都对杂文写作表现出相当高的热情。其中，王任叔撰写的杂文达数百篇，是当时上海杂文数量最多、社会影响最大的杂文作家，主要作品收入《边鼓集》、《横眉集》、《生活・思索・学习》。
这一时期上海问世的中长篇小说有五十余部，题材除了直接表现抗战之外，反映“孤岛”上海市民现实生活的内容很多。巴金在“孤岛”时期创作的《春》、《秋》与之前的作品《家》一起，汇合成了“激流三部曲”。《春》和《秋》也成为整个“孤岛”时期小说创作最值得骄傲的成绩之一。此外，秦瘦鸥的《秋海棠》不仅是“孤岛”时期社会反响最大的通俗文学作品，即便从现代文学的角度来看，也是通俗文学中最有影响的作品之一。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入租界，上海彻底沦陷。沦陷时期的上海文学一度萧条不堪，在日伪统治之下，留在上海的知识分子经受着政治与道德上的考验，不同的生存状况和动机使他们分化为不同的群体，从事着不同内容的文学创作。有的用隐蔽的方式坚持与日伪抗争，有的则躲避政治只问风花雪月，还有的则沦为了日伪的走狗。
在汪伪政府严格的审查制度限制下，上海经历了一段时期的文学萧条期，之后远离政治的文学期刊开始慢慢得以恢复，以《古今》、《杂志》、《万象》为代表的文学期刊作为上海文学活动的载体开始发挥重要的作用。在文学期刊引导下，通俗文学作家从文坛边缘走向中心，张爱玲、黄裳、苏青等人开始崭露头角。通俗文学的流行，成为这一时期上海文坛又一道独特的风景。
与此同时，原先并不属于通俗作家的作家们如王统照、柯灵、唐�|、李健吾、芦焚、郑定文、晓歌、罗洪等也都在通俗文学刊物上发表文章，以“纯文学”为掩护，坚持抗日爱国文学运动。另外，还有一批打入日伪内部从事地下工作的作家，如袁殊、恽逸群、邱韵铎、关露等，以特殊的方式进行着迂回曲折的抗日爱国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