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社会的理性较强的群体与欲望较强的群体之间没有建立互利合作的关系，社会理性和欲望之间是脱离，甚至利益对立。通常是理性极高的群体以离世修养，成为宗教群体和游行方士，而欲望好利群体互相争夺，行世俗政治。形成理性群体与欲望群体之间的社会分裂局面。理性群体以宗教的方式活动，但由于没有充分的实验经验，意识思想与自然现实不吻合，不能产生出功利效果，因此，对社会没有长期的感召力，虽然新奇一时，但长期的实行，必然导致资源使用于不当的信仰行为，不能产生资源增长的功利效果，反而带来浪费破坏，只有依靠神奇的传说，以欺骗的方式召引信徒。形成宗教性质的禅与道教历史。
在中国的历史上有一独特的社会现象，就是理性追求离世独自发展的现象，即禅与道教的发展史。禅是吸收印度佛教意识在中国本土化的结果，道为本土智能意识，如果以求知为目的，则两者并无本质差异。在五行图上均表现为在6、7区间的中线附近，并沿着中线向吉区深处发展。是人性发展中的另一种极端现象，但它是极端克制欲望和发展理性，导致人性高级植物化的结果，沿着与动乱的凶险方向完全相反的方向运动。如果作为个体现象，似乎并无不妥，但如果是普遍社会现象则大有疑问。
禅的理性极端与私权的欲望极端似乎还形成了两仪的对偶，因而受到统治者的默认，甚至尊宠，为的是麻醉人性理性和欲望平衡发展的进化意识，极端的追求自身理性意识可以淡化社会环境条件需求，以免危及独自纵欲的王权。汉武独尊儒术，唐宗立道为国教，宋朝以后的儒理独尊，现代的马列主义等，都是按统治私利需要，以世俗王权圈定意识王权，禁固和压制理性意识，极端克制欲望。孔儒被私权独尊，并不是其学问最大最深，而是其仁义的口号可以被利用，产生压制正常欲望的作用，关羽一个失败的英雄，之所以被封为武圣，并不是其武功和事业成就最高，而是其对老板最忠心。物欲强烈者结伙成帮，夺取王权，行世俗政治。文人各是其是，一盘散沙，靠帮闲混好处。所以马克思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而不是全世界知识分子联合起来，毛称工人、农民为阶级，而对文人则当个体户看待，称为知识“分子”。结果富于意识的反而要谋生和求助于拥有政治王权的无意识者，导致知识分子们空有理性而没有独立人格，甚至堕落为出卖麻醉意识换取个人功名的文痞，将原本向善的各种思想意识改造成压迫的工具。这是由思想堕落为宗教，进而反人性进步的又一根源。
在封建体系社会，禅、道是人性的全面发展受私权等各种条件的过度压迫，明哲而又自保的知识分子只好追求意识满足的产物，意识晦涩而流于偏持，与现实严重脱离而成为幻想。不是将感觉和情欲看成共渡此生的基础伙伴，而是看成有碍理性自身发展的敌人。理性不是借助和引导情感而是要消灭情感。由于人性非平衡的极端发展，虽然也强调目的是要最终普济众生，但要通过灭绝现世的人性才能做到，如果你已经不是正常的人了，自然就不会有正常人性的需要和问题。畸形人格才是畸形社会所需要的。从反面看，不顾社会整体生命道义要求的强调仁义布施，弱化社会新陈代谢的需求，转移了矛盾方向，倒帮助私权欲望渡危机，维持压迫统治，因此，偏激的思想意识一但触世就跌跟头，反被世俗利用，其社会作用同样可能是反人性进化的，虽然其表示口号和行为都是救世的仁义。
道教曾经有过宗教性质的社会政治革命，最突出的是五斗米教，类似于极端集体化的社会主义乌托邦。在三国时期获得局部社会的治权，成为政教合一的社会群体，其治世时间很短，没能取得什么政绩，就被战争灭亡了。但是，其短暂的存在也说明了几个问题，即其社会关系结构对总体人性并不具备强烈的亲和吸引力，没有众望所归的投靠，形成不可抗拒的社会意识潮流，尤其没有什么象样的人才投靠；由于立教于改造人性的欲望私心，带来社会内斗，不能形成巨大的抵抗外力侵害的力量，难以自保，不容于总体社会。现代的社会主义宗师马克思却认为，由于当时的生产力不够先进，因此，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不能生产出充足的能量，支持社会主义这种先进的社会生产关系，即所谓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论调。当然，如果人有无限多的资源条件可供挥霍，自然不会在乎损耗，会失去自律而干出很多不问代价的荒唐事，问题是那个倒霉蛋来提供这些无限挥霍的能量资源呢？谁能承受无限扩张的病毒和肿瘤关系呢？上那去找这无所不能的生产力呢？也许马是个空袖善舞的妖，可以凭空生万物？
马是武断而又幼稚错误的。生产力是两个组成部分，一是人性，一是物质工具。如果人性的生产力来自于对每个个体力量的高效使用和引导，形成远大于个体的合力，而不是相互损害形成小于个体的合力，那么，在同等物质工具和技能条件下，应该说是引导力量方向的生产关系决定了社会总体的生产合力。如果生产工具和技能开发本身也是生产合力运用的结果的话，那么总体合力大的必然要开发出更多而先进的工具和技能。因此，无论就现实生产力的组织运用，还是物质生产工具技能的开发，都是生产关系决定了生产力的命运，在战略智谋与战术力量的关系上，毫无疑问战略是决定性的，这与文王的“成言乎艮”的正确思想意识决定一切的观点是一致，马正好占在了相反的位置上，首先建立唯我独尊的压迫生产关系，再在这种关系下，寻找最大的生产力来支持压迫性生产关系，一方面堵塞意识探索的道路和方向，一方面又可以无所不能的天知地知。
人和动物曾经拥有同样的资源条件，不同的人群曾经拥有同样的工具，甚至更先进的工具，但长期的历史发展却证明，只有人和动物的主要区别，即意识思想的理性程度是最终决定性的。对于小国社会群体而言，受到环境条件的限制要大，因此，思想和行为带有明显的地域性质，但对于大的国家社会而言，则不存在这种环境条件限制，他们取得什么结局完全是意识思想的结果，智力资源只受人自己的限制。马将外在的、局部的、短期的资源条件和工具设施看作是整体的和长期的决定性因素，将柔性的道、形、器的相生相克关系，理解为刚性的由下向上的支撑，将生命的各因素之间的互利性质，理解为从属性质，在马看来，是他的脚丫子决定了他的头脑里的意识，而他兜里的钞票数量决定了他是做贼还是做人。
道，形，器三者相生相克的关系上，马认为是决定性从属关系，是器的条件决定了道与形。这显然对事物的性质认定错误。同样的器质条件，存在多种形的排列组合可能性，而道的目标追求更是多种多样，并不存在由下向上决定的唯一结果。但是，在道，形和器的多种组合可能性中，并非任何一种组合都是可以壮大和长期保持的，只有建立起最大的能量闭合循环体系，才具备生命的平衡发展条件，才能在形的增长同时，带来器的增大，而器的增大又反过来增加形的亲和力，如此的良性循环才是最优化的政治经济结构。
马认为交易地位的社会关系是可以不顾资源条件和效率要求的任意改变，带有极端性的弊病和武断的情绪。无论马是否存在，社会革命都将发生，初期资本主义的野蛮性和两极分化的社会发展趋势，不平衡的弊端是明显的，但马的极端和武断意识无疑起到了将社会变革引向另一个极端的恶劣影响。
从发展过程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都是思想意识的目标结果，他们之间是相生与相克的关系，良性的循环导致发展进步，而恶性循环导致互相损害。中国历史就是最好的证明，先进的生产力条件早就存在上千年了，四大发明不是当时最先进的生产力吗？为什么中国反而搂着先进的生产力，决定不出先进的生产关系，产生出社会快速发展的合力效果，以领先几千年的时间优势，反而在近代远远落到后面了呢？为什么总是恶性循环的人际社会关系，导致以互相损害为能事的结果呢？为什么现代吹嘘为先进生产关系的地方，却总是生产力发展最落后的地方？为什么近来引进了那么多的先进技能和工具后，却没有决定出新的先进生产关系呢？为什么以推行集体利益为招牌标语的社会，却产生出极端冷酷的利己主义的社会意识倾向呢？为什么在马的门徒统治的国家里，统治阶级才最符合马对统治者所下的定义呢？
西方的哲学思想也存在重大的宗教阴影，虽然不是每个哲学家都信仰上帝，但他们都试图扮演上帝这一角色，因此，其思想意识经常是决定论，事物之间的关系是刚性的，这无疑将现实过度简单化了，学术总是从一个极端摇摆到另一个极端，形成黑格尔（Hegel)式的紧张对立思想意识，由于其思维习惯的分析性质，总是试图用比较分析的办法找寻本质，由于分析比较的方法可以无穷多，因此，从整体分离出的性质也可以有无穷多种，就如同可以从无穷多种角度描述一个物体，他们都只是看到了动物的某一个侧面而已，而总认为自己看到的侧面才是宇宙的本质，从柏拉图（Plato)的理想形、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目的因，从人本到上帝，从感觉经验的到心灵先验的、从唯物的到唯心的，从浪漫的到道德的，从虚无到存在，从自然到创造，因此，西方哲学是主义轮番倍出，谁和谁都有共同之处，谁和谁也都有不同之处，到头来谁也说服不了谁。为了找到这些刚性连结关系的决定性源头，在起步的时候还不乏正确性，到最后不是搬出万能的上帝，就是迷失在发明一些不知何意的万金油式大名词作为宇宙本质源泉，如世界精神。分析性是西方思维的习惯和长处，同时也是其缺乏整体性的综合思维的弱点，当分析性的各种主义出现了相当的数量以后，哲学就陷入了停顿，真正的智慧都是从古代继承的，只有在分析性手段的科学领域，进步伴随着巨大危险在延续。
中国的禅、道将意识和感官内聚于自身，断绝外部感受而求诸己，虽然有养身的功效，却难有治世的作为。道家也强调同样养身之道，但不排除外力的使用，因此，炼丹以助修养。但无论传统的佛与道，均没能超越生命的本质构造极限，达到重新造化的境地。因为养生修行是私智发展的结果，私相授受而排除与众智互利共生；不尽社会义务，将资源浪费于无益的苦修，导致社会和个人之间众寡不能相生；理性与欲望的不平衡，导致形与意不能互利共生，形成历史上排斥和尚道士的根源。众多因素之间不能相生，甚至相克，连维持生命都成问题，何况产生巨大的再造之功与能？养生变成无目的的持守，为养生而养生，只会成为环境条件的奴隶。
从社会生命的整体来看，禅道是寄生于社会环境，而又对环境条件的优化改善无能为力的个人修养，靠追求器的极小值以达到形的堆砌和谐，堆砌就是无形，不能承受外力和产生形的生命进化，在一体化的生命世界，流为舍本逐末而难以保持。物欲强烈的君王，其根本意识是动物幼稚性的，而以理性着称的文人，却没有提供合乎自然天道的意识思想，即使君王有向善的愿望，也不知何去何从。而令人遗憾的是，文人不但没有致力于天理人道的正确思想意识，反而拜倒在物欲王权之下，以推行种种先进意识为借口，同谋盗窃社会利益，干起了痞子的勾当。
佛以灭欲为能，但无欲为何来“求”佛？求便是欲，没有强烈的追求谁也成不了佛，去欲本身就是极不现实的一种大欲，须知世之不存，佛将焉往？佛并没有灭欲，不过是将欲望引导限制在对佛道的追求，从而克制对其他事物的追求而已，因此，佛对人的占有欲比世俗王权还要大，是从内在意识的占有开始。人的认识过程是理性和情欲交互作用的结果，佛教的误区在于将认识过程简单的归结为由欲强到智强的静态单行过程，而不是互相交替成长的生命过程。因此，佛的境界是静态意识，没有进步的动态特征。如果丰富的感觉经验是成就理性智慧的必要前提，那么，只有参与社会活动才能获得，以离世修行为主要特征的佛教是背道而驰的，因此离世越远，则达到完善智慧的可能性越小，也就离佛越远。（当然，在获取了充分的感觉经验之后离世就另当别论。）
如果去欲才能成佛，那么去佛才能去欲，于是乎，形成存在上的自我否定和逻辑上的死循环。禅以明心见性为宗旨，即建立正确的人性与社会环境的意识关系，但如果没有实践活动提供必要的感觉经验，其中包括必不可少的错误，仅靠颂经就能产生正确的对自我和环境认识吗？这就是为什么受禅道意识影响，中国知识分子总是饱学诗书而又显得智慧上极端幼稚，意识慷慨而行为荒唐，总是等在那里靠别人施舍，被人发现后团结利用，却没有想起要靠自己努力和实践获取。
世界上大多数宗教的立意都是两个极端，一是不顾一切的向善，盲目且带有制欲的苦行趋向。没有欲望激励，失去动力，同样达不到进化的目的。向善固然可嘉，却也是情感极端的产物，没有世俗苦恶，那来向善大欲？善恶只是相对而言，没有永恒的界限。如果每个人一天到晚都颂经向善，忘记维持生命所必须的苦差事，人类早就不存在了；一是表面打着向善的天国旗号，实际是拉帮结伙，形成私利势力以便纵奢私欲。过度的限制或放纵都将导致罪恶，无论原始动机向善与否。
宗教意识不能良好治世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自然理性的内在逻辑一致性，导致意识与行为结果的对立矛盾，将生命资源消耗于逻辑死循环中而不能带来进化的回报，不能将深刻的意识思想，转化为可以带来明显利益相生的行为规则，消耗大量资源却没有与之相应的各种资源增长回报，对常态人性提出过高修养要求而有没有明显的功利支持，就如同对大众大谈深奥玄妙的学术理论，让人苦修理解却不能造出汽车来吸引注意力。
禅教虽然没有提供成功的经验，但却提供了反面有价值的存在经验。宗教群体曾经实行过的意识追求和现实生活方式，即禅宗丛林制度是难得的人类历史经验。如果人们曾经研究了佛教的社会经历，并吸取了教训，那么就不会对任何理论宗教产生错误的狂热。现代的社会主义意识与行为方式，在佛教界早已实行，例如，共同的意识幻想追求、万有平等的社会理想、民主参议和方丈主持、财产集体所有等等。这些东西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基本一样，如果这种人类关系结构是符合宇宙自然进化规律的，就能产生出巨大的自然功能和社会效果，那么社会主义早就成功了，用不着现在努力。这种关系结构已经存在了几千年，如果是符合宇宙自然进化之道，就具备对人性的高度亲和力，早已是众望所归，趋之若鹭，谁能禁止？为什么这种结构只能寄生于社会环境，离世的局部存在，并随着历史的发展而逐渐衰落呢？为什么总是强调入世救济，却到头来要别人施舍，甚至自身难保？
因为，它可以作为局部特性事物存在，但不能作为基础条件存在。可以适合特定环境下的特定的人性群体，但不能代表全体人性在所有条件下的利益所在。也就是说可以是特定两仪的一端极性，但必须要有另一个对立面的存在才能稳定生存。集体与个人，意识与自然之间的互利平衡，被过度倾向于集体和意识，忽略个人与自然的正当性，导致个人资源发展被压制，意识幻想与自然本质不符，导致集体与个人、意识与自然不能良循环的互利共生，反而恶性循环的相互损害，结果是害人终害己的自我毁灭。任何打破这种集体与个体利益平衡的举动是反人性进化的。而人性的局限性恰恰在于，总认为自己所在的一端是正确和美好的，代表社会全体的未来和现实利益，于是总是干出攻击对立面的害人终害己的蠢事。而最终，对立物也无法铲除，总是从其内部又重新分化出来，使得追求极端的人踏上了自然逻辑的死循环道路。
中国历史也是最好的证明，如果社会关系结构是符合自然之道的，那么就应该是各种因素之间，良性循环、互利共生，产生出持续的稳定、发展、进化。但社会关系结构的历史运行的长期结果是社会动荡和物质贫困，资源配置极端不平衡和巨大破坏。说明道的意识追求、形的组织管理、器的生长发育都存在着不符合自然之理的地方。主要问题是道的意识追求是错误的，儒、禅、道教存在几千年，说明实验证明其自身有重大缺陷，不能引导人性的发展进化，反而有阻碍破坏的效果。
总而言之，禅、道用意识幻想追求的大欲引诱情感欲望，而儒者以现实的目标强迫训导情感欲望。三者都是偏面强调单一和极端的价值，而忽略对立面存在的价值，而且不是出世的目标不符合人性，就是现世的目标极端偏激，因此，长期用世必然带来错误极性的疲病，形成社会动乱的根源。
也许在现代的意识和物质高度分化多样性的引导下，欲望的追求被分散而不总是聚焦于单行的王权地位，社会理性和欲望可以建立平等合作的相生关系，达到发展进化的社会最大利益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