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战谋略，《三国演义》中的十五大经商之道
读书不仅可以明智，还能学到经商之道，可谓是“书中自有黄金屋”。
被人们尊奉为“治生之祖”的战国巨商白圭，谈及自己的经商之道时云:“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鞍行法是也。”经商术与谋略学、二者颇有相通之处。因而，被称为“形象兵书”的著名古典小说《三国演义》，在某些发达国家，几乎成了企业家经营管理的“玉帐秘本”，它所描写的军事谋略故事，值得经商者研究和借鉴。
兵法云:“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筹谋划策，须全局在胸，这乃是兵家要诀。《三国演义》中的孙坚，晓勇善战，一度曾拥众数万，虎视中原，但因缺乏全局眼光，未能建立赖以存身兴业的基地，不免终身受治于人。而其子孙策便远胜其父。他统览全局，趁群雄逐鹿中原之际，避实就虚，挥戈直下据有长江天险、物产富庶、割据势力较弱的江东地区，奠定了东吴与魏蜀鼎足三分的大业。经商也应有战略眼光，更要放眼全局，决策定向，才能赢得了主动权。
官渡之战是三国时以少胜多的著名战役，而“乌巢劫粮”则是战役转化的枢纽。《百战奇略》云:“凡与敌对垒，胜负未决，有粮则胜。”袁曹两军相持日久，曹操及时捕捉住夜袭乌巢的战机，一举破敌，树立了一个抓时机，促转化的典型。
经商讲究“乘时射利”，当然应该不失时机。旧中国，在帝国主义经济侵略下，民族工商业创名牌很困难.而东亚毛纺厂创办人宋裴卿却能趁“九·一八”事变激起的反帝爱国热潮，顺应群众抵制洋货的要求，以“抵洋”的谐音为商标，生产“抵羊牌”毛线，产品质量亦好，因而，一问世便深受欢迎，当年生产的十余万磅一售而光，“抵羊牌”毛线一下子成了名牌货。
魏国大将邓艾是一位谙熟地理的将军。老将陈泰与刚到陇西不久的邓艾谈兵，曾啧啧称赞：“吾守陇西二、三十年，未尝如此明察地理。”对灭西蜀有决定意义的“偷渡阴平”这一招，便是邓艾深知蜀国地理的结果。
经商同样要“不惟佳时，且惟择地”，处理好“市”与“场”的辩证关系。财神范蠡择址“陶”可谓独具慧眼，经过了周密的调查研究，他选择了司马迁誉为“天下之中”的交通要塞之地。此地是春秋战国时大都会，其来历非浅：传说时代的尧初居于此，又是舜制作陶器的场地，西周时是曹国的国都。此地先归宋、卫，后归齐。由于尧、舜、曹君的活动使陶地较长时期保存有了诸如忠厚诚信、淳朴端庄、勤劳节俭等等独特文化传统，又因归属的频繁更替及交通要冲位置的形成，使陶地呈现出一种宽容、开放的风气。这种独特的社会环境和优良的文化传统，创造出一种宜于经商的氛围。更因陶地居齐、鲁、宋、卫等诸侯国的交通要道的枢纽，距楚、晋、越等诸侯国并不远。正所谓“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范蠡有眼力，识宝地，果然，迁到了“交易有无之路通，为生可以致富”的经济交通中心陶地后，成为巨富。
刘备死后，曹王联络南蛮、西番、东吴，兴五路大军伐蜀。刘禅吓得面如土色，诸葛亮却独倚竹杖，池边观鱼，指挥若定地粉碎了敌人的五路围攻。孔明之所以能如此运筹帷幅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是因为他对敌军的情况了如指掌，因而应敌之策，周全切当。
经商者要了解自己的消费对象，做到心中有数。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品零售公司一一美国西尔斯公司，专门设置了一个美国最大的市场需求调研部门，广泛调查地区、人口、经济条件、商品销路、劳务市场、消费者意见、商业动向等内容，作为决策的重要依据。
“武侯弹琴退仲达”，是演义中脍炙人口的回目。诸葛亮以“空城计”退去司马懿四十方大兵故事，是个“析心理，定奇谋”的典型。经商也有“富者必用奇胜”的历史经验。
美国口香糖工厂创办人里力为了打开销路，分析了消费者购买商品时有一种“害伯吃亏上当”的心理，采取了一个特别措施，按电话号码簿上居民的地址，每家送四块搪，150万户共送去600万块。糖送出去不几天，小顾客如潮水般地涌向商店争相购买口香糖。口香糖成了空前的热门货，从纽约行销全美，畅销世界各地。
见可而进，知难而退。蜀吴猇亭之战初期，刘备连战皆捷，东吴被迫再次议和，提出交还荆州，送归夫人，送还杀害张飞的凶手，重修盟好等条件。此时，倘若刘备见好就收，答应议和，就有可能在一定范围内实现不战而却人之兵。可惜他不知进退，一味求胜，终于演成火烧连营、白帝托孤的悲剧。这一历史教训发人深省。
唯物辩证法认为，任何事物在发展变化中都有一个数量临界线，超过了这个“度”，事物就要发生质变。经商亦然。某些畅销商品往往潜伏着即将滞销的因素，而有的滞销商品中却包含着可能转为畅销的因素。这就要求经商者善知进退，主动适应市场。
1840年，牛仔裤发明人史特劳斯发现被“寻金热”吸引的大批矿工抱怨普通棉布衣服不耐穿和不便于下矿井，他就将市场上滞销的厚帆布做成裤子，竟被抢售一空。这个事例中的滞销布刹那间成了畅销货，而善识进退的史特劳斯也因此发财。
上兵伐谋，其次伐交。赤壁之战中，诸葛亮舌战群儒，说孙权，激周瑜，促成了联合抗曹，保证了战役的胜利。这一胜利，应当说也包含着伐交的成功。在商品经济的社会中，推销员是商品的重要“伐交”人员，身系企业竞争的成败。
诸葛亮北伐中原，运输补给是一大难题。在古代交通不便的情况下，倘出兵十万，便要三万押运轴重，还要三十万民运粮草。为了解决这一难题，诸葛亮想出了向科技要战斗力的妙计他设计制造了“木流牛马”搬运粮草，对后勤供应起了重要作用。正象恩格斯所说的那样:一个伟大的军事天才，“不是新的物质器材的发明者，便是以正确的方法运用他以前所发明的新器材的第一人。”经商也需要先进的科学技术。
西蜀兴衰走过一段“之”字路:刘备三顾茅庐之前，虽然胸有大志，但因缺乏真正的辅佐之才，以致半生漂泊，称为“孤穷刘备”。自得孔明之后，局面顿时改观，兴基创业，文有卧龙、凤雏、法正，武有关羽、张飞、赵云、马超、黄忠等虎将，人才的荟萃带来了事业的鼎兴。而随着岁月流逝，人事变迁，谋臣武将相继附世，后继乏人，国力日处，终致被魏所灭。这一曲折起伏的过程，生动地证明了得人才则昌，失人才则亡。
“张辽威震逍遥津”一回书，说曹操令“素皆不睦”的张辽、李典、乐进三员大将共守合肥，大败孙权，充分反映了曹操择人任势的高超能力。对此，后人孙盛曾作过分析：“至于合肥之守，悬弱无援，专任勇者，则好战生患，专任怯者，则惧心难保”。张辽勇敢豪迈，乐进模棱怯战，李典能参赞军机、思虑周密。这三个不同性格的人可以互相补充，一旦团结起来，就会形成一个最佳的指挥结构，这远比“清一色”的指挥班子要好得多。
中外著名企业家中颇有人深谙此道。中国近代企业家卢作孚总结亲身经验认为，个体的素质与个体间的良好组合，就会带来整个集团的活动效率提高。日本松下电器公司选拔人才时，录用“文人型”、“武士型”、“运动员型，这三种类型的人，让他们组成“混合型”结构，一起共事。松下幸之助说:性格坚定的人是需要的，性格温和的人也是需要的，两种人配合得当，就会产生集体的力量。卢作孚和松下的认识都是用人群体效应观。
孔明第四次出兵祁山，节节胜利，赢得了战场主动权正在此时，蜀主刘禅却听谗言，猜忌孔明，令其撤军，致使功败垂成。这一历史教训揭示了一个重要的兵法思想:“将在外，君不疑者胜。”这反映了“君”与“将”的合作关系。用人勿疑，疑人勿用。就一个企业而言，主要负责人对于助手或中层干部应放手使用，信任不疑。
《三国演义》中所写的魏、蜀、吴三国麾下，都有一批智囊人物。在逐鹿争雄中，谁最能利用这些外脑，就会在竞争中领先。赤壁之战的胜利，就是请诸葛、用周郎，再加上鲁肃、庞统、黄盖等众多人才共同智慧的结晶。
古代的智多星一般是以个人独立活动的方式发挥作用，近代和现代则发展为”智囊团”，整体协同发挥作用。日本丰田公司配备各类专家60余人，组成“计划调研部”，50年代，公司根据这个部调研的结论，向国外开辟新的汽车销售市场。经过试销和改进，当70年代日本国内汽车需求趋于饱和时，丰田公司已打入国际市场，1968年出口汽车达27万余辆。这一未雨绸缪的成功转变，与公司负责人善用外脑是分不开的。
孔明五出祁山，对部下实行百日轮战制。偏偏在新军未到，老兵欲行之际，曹魏欲大规模来犯，部将们纷纷劝孔明将换班人马暂留御敌。他却说:“蜀兵应去者，皆准备归计，其父母妻子倚扉而望，吾今便大难，决不留他。”传令“教应去之兵，当日便行。”众军听说丞相如此体察下情，群情振奋，一致表示愿意留下来，“各舍一命，大杀魏兵，以报丞相!”蜀军同仇敌忾出战大获全胜。诸葛孔明用感情手段激发部队杀敌热忱，这比那种只知靠强迫命令战士服从的鲁莽指挥者要高明。
一个明智的工商企业家也必然懂得“感情投资”的重要，通过关心体贴来激发职工的工作热情。“商祖”白圭认为，一个好的管理者在与被管理者共事时要“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同苦乐”。他已经认识到，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工作成果同他们的人品、情绪、心理有重大关系。
三气周瑜的故事启示人们，为将者应有见识和器量。周瑜之所以必欲置孔明于死地，临死还发出“既生瑜，何生亮”的叹恨，主要是因为他看不到孙刘联合拒曹的战略目标。而诸葛亮三气周瑜，每次都是有理有节，既不让周瑜计谋得逞，又不致与东吴破裂，使孙刘联盟得以保持。这充分表现出一个具有将性良修养的谋略家的深谋远虑。
人生的价值存在于朝着远大目标的努力之中。作为一个指挥者，其将性修养中必然应当括锲而不舍地实现战略目标的内容。
东吴大将吕蒙原先只是一名勇将，缺少文韬。孙权劝他读书，吕蒙不以为然。孙权耐心开导他，说自己通过读书获益匪浅，希望吕蒙认真读点兵书和史书。此后，吕蒙于行军作战之余读书学习，长进很快。一次，他与鲁肃谈到对付关羽荆州之兵的策略时献上五策，使鲁肃大为吃惊，称赞他“非复吴下阿蒙”。吕蒙从骁将成长为帅才，与孙权的教育是分不开的。要出人才，就要抓教育，各业皆然，经商也不例外。
《三国演义》三国中还有很多事例，大家可以细细品味，就能得到很多经营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