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学术思想发展的角度说，经学发展到玄学，自有其内在联系，两汉经学用的是实证的方法，繁琐章句。发展到极端，便走向了自我否定，为义理化准备了条件。最初是删繁就简。王莽时已省五经章句。
从这样一种趋势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重要讯息，就是由繁琐章句训练出来的士人僵化繁琐的思想方法正在慢慢地不知不觉的改变中，向着简洁明快的方向发展。正在慢慢地从重章句走向重义理。
清谈之与玄学有关，不只在于它进入谈玄阶段以后，往往就是玄学的另一种说法，还在于它从清谈到人物品评，到谈论义理，到谈论玄学问题这整个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对人的自我认识，必然要导致对于人和社会、人和自然的关系的思索与探讨、必然要导致玄学的出现。
汉末人物品评中承接清议而衡人重道德情操判断这一主要倾向中，也出现了一些新人的东西，即开始出现了对于人的才性、风姿仪容的评论。
从清议的重道德到人物品评的重道德又重才性容止，反映着从经学束缚到自我意识的转化。有了这个变化，就会逐步走向重视人、重视人的自然情性、重人格独立。亦逐步导向对于人的哲理思考，探寻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逐步转向玄学命题。
论人重才性，而探究材性，又穷其根源，归之自然，最后便能自然地与道家的思想体系连接起来，《人物志》正是这样。
经学束缚解除后，思想一尊的局面是打破了，各种思想活跃起来，士人以往所信奉的儒家一套人生理想、行为规范已经失去了它的吸引力，任情而行成为一时风尚。但这种任情而行的风尚只能是一种过渡的现象。一个社会不可能没有它的思想信仰。玄学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它是士人寻找来的一种思想归宿，一种用以填补儒学失落之后的思想位置的新的理性的依归。
个性觉醒的初期，老庄思想被广泛用来解释生活中种种新的行为。老庄在任自然这一点上无疑给重个性重情感重欲望的风尚找到了理论依据。但是老庄思想，特别是庄子思想，它在实质上与任情纵欲是不同的。它的任自然，是重心灵的自由。贵心贱身。它不可能满足魏晋人士的现实需要。魏晋人士的任自然既重心灵自由，又贵身。老庄思想需要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加以改造，加以新的阐释。这个过程便从个性觉醒之后慢慢地开始了，从清谈、谈玄、注玄、论玄中，不知不觉地对老庄思想做出了新的解释。这种解释，汲收了老庄的基本精神，而注入现实新的生机。
从另一个方面来看，个性觉醒的同时，儒家一尊时期形成的思想习惯、社会生活准则也十分顽强地存在着、抗拒着新的人生理想，新的行为方式，新的生活方式，造成了思想领域中的深刻矛盾，这就是通常所说的自然与名教的矛盾。需要寻找一种理论来解决自然与名教的矛盾，于是寻找到玄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