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瑞泰:句读标点在中国古籍文本中的演变线索
【摘要】在特定的语言情境中，标点符号不仅表示语句的完整和停顿时间的长短，帮助读者领会语义，也是书面语言表达“神采和语态”的关键细节。
《句读标点在中国古籍文本中的演变线索》一文的标题说明，研究者是试图从符号入手，探寻汉语言“句读”标点的演变线索。
在中国古籍文本中的演变过程中，不同时期标点的表达形式不同:从唐五代《书仪》较为规范的“离句空白”到宋、金、元版本中的 “字间圈点”和“字旁圈点”，从明代版本的“可圈可点”和“圈号单用”到清代康、雍、乾版本“句”“读”分工的大致雏形;从清代末期有点乱的“圈点替代” 和“点号单用”到“五四”“新式标点符号”的统一规范;古籍版本的“句读”，经历了一个从相对随意到相对规范的演变过程。
准确把握不同时期“句读”的细节特征，不仅可以掌握标点符号在中国古籍文本中的演变规律，同时也可为古籍版本的鉴赏及断代，提供不同朝代的标准样式。
【关键词】 句读标点;分行断句;绝止钩识;圈点替代;圈点单用;点类细分;演变线索。
“句读”，也称“句逗”。
金兆梓先生曾引用《韵会举要》的定义:“凡经书成文语绝处谓之句，语未绝而点分之，以便讽咏，谓之读，书面上用圈和点来标记。”
在特定的语言情境中，“句读”不仅表示语句的完整和停顿时间的长短，帮助读者领会语义，也兼顾书面语言所表达的“神采和语态”。
在中文古旧文本中，“句读”的标点至少经历了古代、近代和现代三个时期，经过了从相对随意到相对规范、从相对简约到相对细致、从“或断句、或表情”到既表情也断句、以致精当表达的优化历程。
其演变过程大致可分为“分行断句”、“绝止钩识”、“句读圈点”、“圈点替换”、“圈点单用”、“点类细分”等不同阶段;从标点在文字间的标注位置来看，则可分为 “离句空白”、“左下钩识”、“字间圈点”、“字旁圈点”、“右下嵌入”、“占格标点”等不同格式。
本文以古籍文本的典型细节为依据，分古代、近代和现代三期逐一解说“句读”标点的变化过程，并尝试从整体上揭示其演变线索。
一、古代“句读”的主要类型及其标点特征
商周青铜器的铭文中尚未出现“句读”符号，但其表达形式已存在“句读”的萌芽，有着明显的停顿及分行断句的现象。
在现存的商周青铜器上，时常可见意义相连的两句铭文被一小段空白隔开，类似后人所谓的“离句”。
宋代吕大临《考古图》中收集有大量的青铜器铭文拓片。
如“牧敦”一文中在“先生作明井”之前和“四匹服”之后分别留有小段空白 。
“ 伯女医”一文将“张伯作女仪 // 子子孙孙永宝用”分两行镌刻(本文加“//”表示分行断开)，两句句首“张”、“子”并列;又如《考古图》“ 博山香炉”的铭文 “天与子孙 // 富贵昌宜”，同样也是分两行并排镌刻 [4 ]。
最初的分行现象可能是不自觉的随意表达，但其实质显然与语意的停顿相关，应该属于古汉语中较原始的断句现象。
另外还时常出现近似标点的“ ∙”型符号，大都在铭文中占有一个字的位置，但它并不是“句读”标点，而是钟鼎文的常用字“丁”字。
如果说“分行断句”是自然生成的断句形式，那么，“离句空白”则包含有自觉的人为因素。
《礼记•学记》曾记载:“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
具体方法就是在两句间隔开一、二个字。
唐咸通九年王阶刻本《金刚经》是现存最早的古籍版本，其经文断句大都运用“离句空白”:“跋帝钵罗若钵罗密多曳”(本文用“”替代原文中的空白)，“伊哩帝伊失哩忒嘘驮毗舍耶毗舍耶”等等，经文之间用两个字大小的空白格开，以示断句 。
又如唐五代的敦煌写本《刺使书仪》的语段: “ 申本道伏启各一封 具全衔厶右厶伏蒙圣悬除受厶刺使有幸得伏事台阶下……
行文间的空白，有的仅表停顿，有的既表停顿、也表敬意，都有断句的表达功能。
《刺使书仪》是唐五代应用文的写作范本之一，其“离句空白”显然具有句读停顿的示范意义。
汉代儒家研究“章句”时开始使用“句读”或“句逗”，形成所谓“绝止”和“钩识”。
所谓“句读”，是将语意已完，有较大停顿的叫“句”;而语意未完，稍作停顿的叫“读”。
符号分别用“乚”(“└”)和“、”(芝麻点)表示。
《说文解字》中解读“、”为“有所绝止，而识之也”， 称为“绝止”;解读“乚”为“钩识也，居月切”，称为“钩识”。
又有“└”形“钩识”符号，《补滑稽传》解读为:“上方读之止，辄(└)其处”。
在现存的古代版本中， “绝止”类芝麻点较多。
早期写本多为毛笔点就的芝麻点或实心圆点，如唐五代敦煌“书仪” 《杂相贺语》句:“伏蒙鸿恩、各赐团扇、愿扬仁风、某乙等、贺破贼、”,其“恩”、“扇”、“风”、“等”、“贼”等字后都用了实心的“、”号。
后代现存的古籍版本中尚保留汉代的“钩识”形式，如明四十八年闵氏三色木刻印本《战国策》，在“楚王为是故十七年事秦”、“魏以为然故事秦”、“因以破宋为其罪”、“因以破齐为天下罪”等句最后一字的左下方，均以“└”相“钩识”，以表示某一个复句或句群结束后的较大停顿。
此时“绝止钩识”和“离句空白”并存，“绝止”标注在字下，而“钩识”标在字的左下方。
宋代以后，“钩识”标点已演变成圆圈。
“绝就点于字的旁边，读分就点于字的中间”。
一般认为，在相当于句号的地方用圈“。”，在相当于逗号的地方用点或“、”。
现存古籍中，用圆圈圈点的居多。
金平水书坊刻本《刘知远诸宫调》的句群与句群之间大都以“。”
周武动兵取了纣江山。
光武尽除剪。
末后三分……”，在三个句群中的“山”和“剪”后均以“。”
断开，且“点于两个字的中间” 。
这说明至少到宋、金时期圈点已经替代了汉代的“钩识”。
元代，至和元年中兴路资福寺套印《金刚经》，所有的停顿右下都标有“。”
自悟自证。
与蛇画足。
已经替代了所有的“绝止”和“钩识”。
明代以后出现较为复杂的“圈点替代”。
“圈点替代”类似“可圈可点”。
或“、、、、、、”，以密圈、密点来强调词句的重要和精彩。
明代万历年间经批阅的“赵秉忠状元卷”，标注有“点于字旁”或“点于两字之间”的朱笔圆圈“。”
。
清朝道光五色套印本《杜工部集》，紫、蓝、朱、绿、黄五色圈点分别为明代嘉靖年间的王世贞、王慎中及以后邵长蘅、王士慎、宋荦等五位学者的圈注。
其中仅“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一句右侧，就标有五色圈点三十八个。
在“卷”和“神”两字的右侧各有五个标点，分别由两个“。”
号、三个“、”号组成。
、两个“、”)。
在所有标点中，紫、绿、黄三种标点是一标到底，而朱红色的“。”
和蓝色的“、”则仅仅标注“卷”和“神”右侧 。
这些至少说明了三点:一是“。”
和“、”都可在句末断句，且能相互替代。
二是在前半句“卷”字和全句末“神”字的标点完全相同，说明对分句和复句、逗号和句号尚未明确区分。
三是同一颜色的标点既可圈点到底，也可用于断句，说明大约从明代开始，“句读”符号便具有既断句又圈点精彩词句、表达情感的双重功用。
这是“圈点替代”阶段标点的基本特征。
清朝康、雍、乾三代对书籍精益求精，比较讲究语言表达的准确性。
当时的医书很重视标点符号的运用。
雍正十年程国彭编写《医学新悟》，其“凡例”对该书标点符号的用法作了特别说明:“病名用 ║、分别症候用Δ 、扼要处用 。
、眉目分析处用 、、句读用 。
、俱不轻下”。
号为主，圈点在文字的右侧。
在“扼要”右侧连用“。
时，最后一个“。”
从总体上看，“句读”特征仍属于“圈点替代”，但是“。”
和“、”的使用已有区别。
“、”号已用来表达语意未完的短暂停顿。
如该书语句:“予曰、古人之言。
夫经、径也。
尤路径然。”
等， 其中“夫经”后的“、”号、与现代汉语中的顿号相当;而“予曰”后的“、”号、则与现代汉语冒号的语法功能相当。
又如乾隆“知不足斋”正本《名医类案》有:“即告之曰、此虚风候也、公来日侍经筵、矜持太过。
伤损肝肾二经之血分耳。”
“曰”、“也”等字后也用“、”号断开。
康、雍、乾三代, 类似《医学新悟》和《名医类案》这样的“句读”标点，已为日后点号的明确分工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二、近代版本中“句读”的主要类型及其标点特征
鸦片战争以后“句读”标点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句读”类型从先前的“圈点替换”逐步演变成“圈点单用”。
标点的位置，也从“字旁圈点”演变成“右下嵌入”。
乾隆年间陈飞霞所著的《幼幼集成》，经道光年间裘叔度等人鉴定、作序，“翰墨园”再版。
该版属于“点号单用”，包括序文、凡例、正文在内，所有文字都用“、”号断句。
如序文句:“陈飞霞自少知医、”“以辟其谬、乃取前代之说、存其精要、辨其是非、订为一书、名之曰幼幼集成、” “医”、“谬”等所有停顿处均用“、”号断开，“、”号完全代替了“。”
所有“、”号都标注在字的右下方、且嵌于上下两字之间。
光绪癸未年(1883年)江南书局重刊《周易程传》，该版本内，包括“易序”、“易传序”、“上下篇义”、正文在内的所有文字都用“。”
号断句，属于“圈号单用”。
如程颐所作“易传序”语句:“易。
其为书也。
通幽明之故。
尽事物之情。
全书没有一个“、”号或其它标点。
号都被标注在每句末尾的字的右下方、嵌入上句最后一字和下句第一字之间。
近代的“点号单用”和“圈号单用”，用同一种标点标注全文，位置统一为“右下嵌入”。
这类标注简明清晰、方便实用，有助于人们的阅读和理解。
但在清朝末年，传统守旧的思想依然盛行，大量的书籍仍是“仿古”而不用标点。
如光绪丁亥年(1887年)开雕的《几辅丛书•尽言集》，全书十三卷，前后没有一个标点。
类似的版本，即便是请“饱读诗书”的学究来断句，也会出现歧义。
对普通读者来说，要想准确断句，真得下一番功夫。
部分近代书保留着先前“句逗替代”的某些特征，有的书籍“替代”得比较随意。
光绪壬辰年(1892年)，“著易堂”铅活字印制《杜诗镜铨》，同一本书，有的篇目用“。”
同一篇目，如《杜君墓系铭并序》，正文以“。”
号断句，而篇末“系曰”却改用“、”号;又如宋祁的《新唐书本传》，正文用“、”号，篇末“赞曰”又改用“。”
显然是忽视了同一篇目中标点符号的统一性。
到民国甲寅年(1914年)，“著易堂”重印《杜诗镜铨》，《新唐书本传》的正文和“赞曰”虽已统一用“、”号;但《杜君墓系铭并序》仍然是正文标“。”
号，篇末标“、”号 “句逗”方法仍未统一。
类似的现象，在这一时期常有出现，究其原因，是尚未能形成统一而规范的“句逗”标准。
如“斥柔之失。
引用纷杂。
其中在“斥柔之失”、“引用纷杂”等后面统一用“。”
号，而在子家、宋义等人名后则逐一用“、”号断开，表示并列名词间的停顿，其作用已与现代汉语的顿号相当。
另外，民国二、三年的教科书已出现统一用大、小圈号区分“句”、“读”的标点形式。
三、现代旧版本中“句读”的主要类型及其标点特征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掀起，为“句读”标点的更新，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时空背景。
胡适等人认为“没有标点符号，决不能教授文法”，并联名提出《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方案》。
该方案中，“句读”标点被细分为句号(“。”
或“•”)、点号(“、”和“，”)、分号(“;”)、冒号(“:”)、问号(“”
)和感叹号(“!”
1920年陈浚介的《白话文文法纲要》详尽地介绍了“新式标点符号”的用法，并明确区分出“、”号和“，”号的不同。
1923年邹炽昌编写《国语文法讲义》，用《老残游记》等小说的语段作为标点例句，说明点号“，”、分号“;”和句号“。”
如“西面，看城中人户，烟雨万家;东面，看海上波涛，峥嵘千里。”
1924年孙良工编写中学读本《论说文作法讲义》，介绍范文语段及相关标点符号。
其中如陈独秀《偶像破坏论》的语段:“受人尊重，其实是个无用的废物，又何止偶像一端
凡是无用而受人尊重的，都是废物，都算是偶像，都应该破坏!”
这些点号“，”、问号“”
已 兼有既断句又表情的双重作用。
“五四”前期的书籍大都是直行排版，标点的位置在直行右侧，属于“右下标点”。
二十年代前后，由于受中英对译及铅活字排版等因素的影响，开始出现横行排版和“占格标点”。
如其中所引英文语段，如:“For the sake of clearness we generally wait to take breath till we come to the end of a statement，question，etc。”
又如1928年张志澄编译的《短篇小说作法研究》，横行排版，标点嵌入两字之间，占半格。
1936 年世界书局出版的《英汉四用词典》等书籍也是横行和“占格标点”。
横行排版和“占格标点”，更符合人类的视觉生理机制以及视框移动、停顿的需要，阅读起来更为舒适、方便。
五十年代以前，不少书籍的“句读”依然是以“仿古”的形式出现。
由张謇、韩国钧发起，1920年活字刊印的红印本《海陵单先生双寿征文录》，线装、直行，全书除少数表示停顿、敬意的“离句空白”外，没有一个标点。
号断句，“句读”形式与清代的“圈号单用”完全相同。
1947年郭沫若所著《青铜时代》，经“群益”出版社二次出版，平装、直行，虽已使用新式标点，但所有标点仍是不占格的“右下标点”。
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了《标点符号用法》，原先“新式标点符号”体系中的“句读”符号被进一步细分为句号“。”
和感叹号“!”，顿号“、”和逗号“，”也有了明确的区分。
1951年中国儿童书店出版鲍群翻译的《苏联游戏五百种》，横行，空格标点，如“编著者的话”:“它能帮助青年和成年人，孩子与少年，有裨益地、快活的和饶有趣味地度过自己的假日。”
1954年，小说《新事新办》经新文艺出版社出版，竖行，全书按《标点符号用法》标点，如“死孩子，有谁哪
怕谁呀”
其间“句读”标点 既表情、也断句。
六十年代，国内汉字文稿的书写和书籍排印基本上由直行改为横行。
郭沫若所著《中国古代社会研究》，1964年经人民出版社第二次印刷，改版为横行，新增了顿号等标点:“他的殷代甲骨的簋集、保藏、流传、考释，实是中国近三十年来文化史上应该大树特树的一项事件。”
这样，随着新的《标点符号用法》的逐步修订，“点类细分”加横行排版，“句读”标点进入了一个相对规范、细致、稳定的发展时期，形成一套比较完善的标点体系。
四、中文古旧版本中“句读”标点的整体演变线索
综上所述，汉语“句读”的标点形式经历了古代、近代和现代三个时期。
古代“句读”的演变大致可分为“分行断句”、“绝止钩识”、“句读圈点”、“圈点替换”等不同阶段，标点的格式包括“离句空白”、“左下钩识”、“字间圈点”、“字旁圈点”;近代“句读”主要是“圈点单用”，标点格式是“右下嵌入”;现代“句读”实现了“点类细分”，格式是“占格标点”。
从古代到现代，“句读”标点形式的演变是一个渐进的发展过程，有的标点形式和标点格式延续时期较长，一般不便按时代截然分开。
和“、”的明确区分，正是日后“点类细分”的初步尝试;另一方面，古代的若干标点形式，如“字旁圈点”等，直到晚清和民国还大量存在。
这说明，不同时期的标点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
纵观汉语“句读”标点的演变线索，笔者认为，其最为本质的演变特征是:从相对随意到相对规范、再到更高层次的随意、更高层次的规范，实现的是一种螺旋式上升的演变过程。
从商周青铜器上的随意分行，到唐五代《书仪》较为规范的“离句空白”;从宋、金、元似乎有点乱的“字旁圈点”、“字间圈点”和“右下标注”，到康、雍、乾三代 医书中“句读”体系的大致雏形;从光绪年间“著易堂”《杜诗镜铨》同一版本中，“圈点替换”的混杂现象，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新式标点符号”的统一规范;从民国二、三十年代直行与横行并存、“占格标点”与“字旁圈点”同在，到新中国五、六十年代排印由直行统一改为横行，新《标点符号用法》的进一步完善，古旧版本中的“句读”标点经历了一个从相对随意到相对规范、从相对简单到相对细致、从“或断句、或表情”到既表情也断句、以致精当表达的优化历程。
纵观整个演变过程，其演变线索可以大致表示为:“随意--规范--随意--规范……”。
在这一螺旋式上升的演变进中，后一种“随意”往往既是对前一种“规范”的打破，同时也预示着新的选择和新的重组，并由此孕育新的更高层次的规范。
以上便是笔者所谓:汉语“句读”标点形式在中文古籍文本中的整体演变线索。
[1 ]、[5 ]、金兆梓《国文法之研究》，中华书局， 第九十二页、第九十三页。
[2 ]、[8 ]、、、邹炽昌《国语文法讲义》，商务印书馆，第一百六十一页，第一百九十一页。
[6 ]、、刘国钧《中国古代书籍史话》，中华书局，1962年版插页，唐咸通九年王阶刻本《金刚经》、金平水书坊刻本《刘知远诸宫调》。
、《战国策》，明万历四十八年闵氏三色木刻印本 ，北京德宝2006年古籍文献暨书画专场图录73-1。
、赵秉忠状元卷，现藏山东青州博物馆。
、上海国际2006年古籍善本专场图录D147。
、程国彭《医学新悟》，乾隆十三年版，“凡例”第三页。
、江应元《名医类案》，乾隆三十五年，“知不足斋”正本，第十八页。
、陈飞霞《幼幼集成》，道光年间，“翰墨园”藏版，裘叔度序。
、程颐《周易程传》，光绪九年，江南书局重刊，“易传”序。
、刘安世《尽言集》，光绪五年，“谦德堂”藏版，“钦定四库全书提要”第一页。
、杨西和编辑《杜诗镜铨》，光绪十八年(1892年)“著易堂”活字印制，其中的“墓志”、“本传”;民国三年(1914年)“著易堂”影印，其中的“墓志”、“本传”。
、陈浚介《白话文文法纲要》，第六十七页。
、金兆梓《实用国文修辞学》，中华书局，1934年三版，第三页。
、司马迁《史记》，中华图书馆，仿殿本，1939年版。
、郭沫若《青铜时代》，群益出版社，1947年二版。
附: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洪金富研究员来函
请教南京市鼓楼区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徐瑞泰先生(南京鼓楼区教科所210009):《元典章》卷十六「文卷默记字样」内形似「三」点的符号，原文注释文字是「数目无一位数依下点」九个字，可否句读作:「数目。
无一位数依下点。
」若可，那么，「无一位数依下点」其义为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