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周人以“蕞尔小邦”而灭“大邑商”，深感“天命靡常”，“殷鉴不远”。武王、周公兄弟居安思危，夙夜不寐，探求治国之良策。武王早卒，周公摄政，救乱践奄，于戎马倥偬之际不忘“制礼作乐”，以为“经天纬地”之大道，不仅稳定了西周王朝的统治，更奠定了周文化尚礼乐、重德政的基本底色，并深远地影响了此后三千年中国文化的走向。
周代是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在地域上，“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在民族上，夷夏融合而“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制度上，宗法和礼乐文明形成并趋于完善；在思想上，继文武周公之后而有孔子，随之形成百家争鸣之势。华夏文明至此而“郁郁乎文哉”，中华文化步入重要而又辉煌的新阶段。
《诗》云，“后稷之孙，实维大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周原有广狭二义。广义的周原是一个自然地理单元，即今关中平原西部，包括陕西凤翔、岐山、扶风、武功四县的大部分，以及宝鸡、眉县、乾县三县的小部分，东西长70余公里，南北宽20余公里。狭义的周原则是一个考古学上的概念，即周原遗址，位于岐山、扶风两县北部交界处，东西宽约6公里，南北长约5公里，总面积约30平方公里，这就是指周原遗址。70多年来，一代代考古人在这里奋斗，察古知今，知往鉴来。
有周一代，文王都丰，武王都镐，周公营建东都洛邑，但周原始终是西周王朝政治、文化和宗教的中心，乃周人不祧之圣都，堪称是“礼乐文明摇篮，德政思想渊薮”。
地不爱宝，历代以来，西周青铜器在周原遗址屡有出土。如早在西汉宣帝时，就有“美阳得鼎，献之”的事件发生。到了宋代，一些金石学着作如欧阳修《集古录》和吕大临《考古图》都着录有周原出土的青铜器。清代和民国期间，在周原发现多处青铜器窖藏，毛公鼎、大盂鼎等国之重器横空出世。但在科学考古开展之前，辉煌的西周文明始终湮没在厚厚的黄土之下。
周原遗址的考古工作发端很早。1943年，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石璋如先生在岐山岐阳堡一带开展考古调查，最早提出这一带就是古公��父所迁之岐。新中国成立之后，周原遗址的考古逐步走上正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陕西省文管会在周原遗址进行了多次考古调查，同时对发现的铜器窖藏和墓葬进行了清理。这对于了解周原遗址的范围和内涵具有重要作用。
1976年是周原考古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这一年，陕西省文化局、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陕西省博物馆和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考古专业、西北大学历史学系考古专业等多家单位联合组成了周原考古队，在周原遗址展开了大规模的考古工作，揭露出岐山凤雏和扶风召陈两处大型建筑基址，并对岐山贺家墓地以及扶风云塘制骨作坊进行了发掘，取得了巨大的收获。其中凤雏甲组基址是迄今所见结构最为完整的西周时期四合院式建筑，在该建筑中还出土了1万余片甲骨，其中200余片是刻字甲骨，这也是西周甲骨首次大规模集中发现。
在这一年，还发现了着名的扶风庄白一号铜器窖藏，共出土西周青铜器103件，其中74件带有铭文。而铭文显示，这批铜器分属于微氏家族的数代人，该家族的始祖就是商纣王的庶兄微子启。武王克商之后，微子启臣服于周，其家族成员一部分受封于宋，另一部分则迁居于周原。
上述工作让世人第一次窥见周原遗址的丰富文化内涵，第一次让世人真切感受到西周文明的辉煌，也让学术界坚信周原就是西周王朝的发祥地。
周是起源于中国西北地区的一个古老部落，始祖名弃，其母为有邰氏之女姜原。弃擅长农事，儿时就以种树麻、菽为游戏，长大后更是“相地之宜”而广为稼穑。夏朝时，周人生活在戎狄之间，但公刘继承祖业，“务耕种，行地宜”，大力发展农业，周人力量得到长足的发展，“周道之兴自此始”。到了商代晚期的时候，古公��父当了周人的首领。他一方面继续发展农业，积蓄力量，另一方面又广修德政，使得四方部落多来归顺，部族的力量得以壮大。这一时期周人仍然和戎狄杂居在豳地（今陕西长武、彬县一带），于是古公��父率领部族来到岐山下广袤的周原定居，这就是在周人建国史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古公迁岐”。定居周原之后，周族的力量得到急剧发展，虽然相比强大的商王朝，周还是一个“蕞尔小邦”，但已经开始萌发了“翦商”之志。
古公��父卒，他的小儿子季历即位。此时周人已经积蓄了相当的力量，连年发动对周边戎狄的战争，且屡战屡胜。在广伐戎狄的同时，季历又设法攀附强大的殷商王朝，《诗经》所说的“挚仲氏任，自彼殷商，来嫁于周”，就是指季历和殷商王朝的联姻。季历有子曰昌，继位为周人首领，号为西伯，这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周文王。文王吸取父亲的教训，韬光养晦，礼贤下士，“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归之”，以至“三分天下有其二”。文王卒，武王立。此时商纣王暴虐无道，武王联合关中及其西部地区的多个部族，举兵伐殷。
据《史记・周本纪》记载，武王十一年“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以东伐纣。”这一年的十二月戊午日，武王会诸侯于盟津，次年“二月甲子昧爽”，即甲子日的早晨，武王所率的联军到达殷郊牧野，武王在阵前誓师，一战而击溃商朝七十万大军，纣王被迫自焚于鹿台。据“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武王克商的“二月甲子”是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
由古公��父、季历、文王和武王，历经四代约一百年的时间，周人终于完成了克商的壮举，建立了在中国历史上具有突出意义的西周王朝。
这些文献上的丰富内容都为考古提供了最直接的线索，而考古则不断丰富着历史的骨架：
1977年，在扶风刘家发现了周原遗址第一座带墓道的大墓――刘家一号墓，证明高等级贵族曾经在这里生活；1981年发掘了扶风强家一号墓，出土了青铜礼器18件，包括四鼎五簋，这是目前周原遗址所见随葬鼎簋数量最多的一座墓葬，将“周礼”完整地再现于世人面前；
1996―1997年，夏商周断代工程“先周文化的研究与年代测定”专题组在岐山王家嘴一带进行了发掘，获得一批重要的商代晚期和先周文化遗存，为“古公迁岐”提供了实物证据。
1999年，是周原考古具有转折意义的一年。这一年，经时任北京大学考古系主任李伯谦教授提议，由北大考古系、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联合组成了新的周原考古队，开始对周原遗址进行有计划、持续性的大规模考古工作，其主要目标有二：一是构建系统完整的周原遗址商周时期文化序列，二是厘清周原遗址的聚落结构和聚落演变。
以2003年岐山周公庙遗址西周甲骨的发现为契机，经过近10年的艰苦工作，在周公庙遗址发现了迄今等级最高的西周贵族墓地、数量最多的西周甲骨，从而以翔实的资料证明周公庙遗址就是周公家族的采邑，堪称是西周考古史上最重大的发现。
以2003―2005年间相继开展七星河流域和美阳河流域的考古调查，周原考古逐渐步入“大周原考古”。
2011年，确定了扶风云塘附近的西周池渠遗存，为了解周原遗址的水系布局提供了重要契机；2013年，通过为期4个月的大规模、全方位的考古调查，初步确定了周原遗址商周时期功能区分布，这是周原聚落考古的重大突破；2014年，发掘岐山凤雏三号基址，面积超过2800平方米，是目前所见面积最大的西周时期单体建筑，并在该建筑庭院中发现了当时的社祭遗存；
2015―2016年，对周原遗址进行大规模考古勘探和航空拍照，钻探总面积近300万平方米，对遗址核心区域内约20平方公里的范围进行了全覆盖式航拍；调查和钻探了周原遗址的水系遗存。2017年，发掘扶风齐镇村东遗址，发现西周时期大型建筑、车马坑和墓地。
随着周原国际考古基地建成并投入使用，越来越多的学者可以共享考古资料，加入到西周的研究中。而《周原遗址保护总体规划（2016至2030）》获国家文物局批准后，周原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也正式启动。
周原之所以是中国考古人的圣地，还因为它是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田野考古实习基地。每年的9月至来年的1月，许多大学三年级的考古学生会来到这里进行一个学期的实习，这几个月完整而全面的实习奠定了他们一生对考古的热爱，也是他们第一次通过自己的手铲穿越到三千年前的西周。
天道酬勤，考古人更相信“地道酬勤”，吸吮着郁郁周文的厚重养分，考古人以铲为笔，一页页释读着周文化。周人所发明和倡导的礼乐文明和德政思想早已融入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历久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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