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着重讨论八九十年代来自民间的理想主义在文学创作上的反映。民间立场的理想主义与五六十年代的理想主义不同:首先民间的理想不是外在于现实生活的理想,是同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乐观主义和对苦难的深刻理解联系在一起的。是普通人在寻求自由、争取自由过程中所表现开朗、健康、热烈,并富于强烈的生命力冲动。其次,还表现在历史整合过程中民间生活的自身逻辑性。其三,民间文学形态本身的丰富性决定理想的多元化,每个作家根据不同的民间生活场景对理想也有完全不同的理解。但由于他们自觉把个人立场与民间立场很好地结合起来,所以能在个人视角下展示出多元的社会场景和价值体系.
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在近代有着很大的影响,他把小说的社会作用推到无限之高。但以冷静的眼光分析,他的理论核心和实践却是非科学的。他心目中的所谓小说,主要是政治小说,他的“小说革命”的目的,是要使小说为他的改良主义政治服务,他写的小说也只是为了“发表区区政见”。因此他未能真正认识小说的艺术特性,并全盘否定了中国古代小说。他也因此受到许多同时人的严正批评。他的小说理论之所以会出现如此多的严重失误,乃是由于他对一系列的重大政治、社会问题的错误看法所决定的.
小说的实验从本世纪初开始,无论是普鲁斯特的长篇巨着,还是卡夫卡的短篇小说,其革新意义无不是在方法的探求。新的观察和想象的方法,使小说在分析认识人性方面敞开了新的空间,而且,这些方法,使小说了解到它自身的潜能。德国作家帕特里克·聚斯金德的小说聚焦于个人,着重描写个人状况和内心经验,这看上去是缩小了叙事的范围,他所用的叙事手法也不复杂,但他运用已有方法的精湛技巧,他的语言意象和观察人性的深度,对中国的先锋派作家应该是一个启示.
该文从西方文学中女性形象的产生、地位、类型,女性形象的演变等各方面入手,分析探讨女性形象的内涵:女性社会地位低下是男权社会所确定。女性生活家庭化、人生价值取向家庭化,致使女性的追求多局限于爱情婚姻及家庭。女性的觉醒成长缓慢与男性文化对女性的期待规约、女权理论的不完善及女性自身的弱点有关.
元杂剧的脚色与人物是既可相对独立又能相互交融的辩证统一体,脚色与人物之间形成一种“戏拟”的关系。“戏拟”追求“神似”,是诗画“离形得似”的传统美学观念在戏曲中的独特表现.
荒诞剧并非西方的产物,中国荒诞戏剧源远流长。本文通过对明代荒诞戏剧形成的社会风俗背景、作品的主要特征和主要结构类型的探讨,勾勒了明代荒诞戏剧的盛况.
1994年作者曾在《哲学译丛》上发表了《转向时期的俄罗斯哲学》一文,现在这篇短文,是这篇文章的续篇。文章揭示了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哲学的基本走向以及当代俄罗斯哲学的特点,存在形态及存在问题。
作为经济伦理范畴的公平在经济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则是近代市场经济的产物。它是调节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的利益关系的杠杆,问题在于寻找适当的变数作为调节的伦理尺度。在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制度相结合的经济形态中,公平源于市场经济的内在规律,它是交换价值的理想化的表现。在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的经济形态中,公平除了具有适应一般市场经济的共同特性之外,它归结为通过承认经济生活中富裕程度的差别,把共同富裕作为最终目标.
本文试图通过考察北宋到清中叶珠江三角洲地区礼仪演变,讨论地方社会与国家整合的过程。这个过程有四个阶段:先是从北宋开始,地方官员在本地推行国家的正统祭祀礼仪;在这个基础上,到南宋时期,发展出由理学家提倡的地方性礼仪;明初推行里甲制之后,与户籍登记结合起来的宗祧法则明显地成为控制田产的主要机制;到明代嘉靖间,高层官员在理学的影响下,确立了家庙祭祀的地位,使之与宗族土地控制结合起来。随着家庙成为乡村组织的中心,祖先祭祀成了正统化的礼仪,地方社会完成了与国家整合的转变。
国家与礼仪关系重大而直接,礼仪和社会制度的合法化以及社会价值的崇黜,也关系重大而直接。国家制定的礼,透过仪式的进行,让制度开始它的合法性运作,让它所拟追求的意义或价值得以涵寓,从而期待对群体以及个人发挥约束行为和鼓励行为的政治作用。这在以儒家为主流的政治思想论述中可以看见,在历朝所制定的很多典礼仪节上也可以看见。本文在讨论儒家经典所见的国家与礼仪关系的说法之后,透过元明二代祭祀孔子典礼的比较分析,试图提出这样的论点:国家所定礼仪的礼数仪节,确实反映国家对受礼对象的尊崇程度,而国家所作的决定,是有意识的,知其然而然的。元朝轻儒、明朝崇儒的历史概况,从这二朝释奠礼仪在礼数和诚敬表现上的差异,得到印证。较之明朝,元朝并不真诚尊孔。元代的学校释奠礼仪同时也是尊君礼仪,不像明代的属于比较单纯的尊师礼仪。元明释奠礼仪节的变化,正是这两朝开国君主不同程度的崇儒政策的表现。
19世纪30年代,美国第一批新教传教医生来到了广州口岸,开始了以医疗活动为手段,以传教为目的的“医学传教”历程。传教士的医学活动取得可喜的成果,促进了西医学在华传播,也促进了广州西医业的兴起。但是,医学和传教相结合的关系却逐渐开始松驰、淡化,两者开始了离异的过程.
作者对顾客满意程度研究文献中三个主要概念模型进行了比较,提出了一个新的顾客满意程度研究概念模型,并通过因果关系实证研究,对这个模型进行了检验。作者根据数据分析结果,对学术界争论不休的一系列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本文考察了广东经济在计划经济时期与改革开放时期的发展差异及原因,分析了近20年较快发展的广东经济在新时期遇到的三大挑战,即动力不足、环境不利与对知识经济的不适应等,指出了今后广东经济应作出的有效反应,即以应用研究与基础研究相结合的路线,加速广东新经济增长点的成型。
该文将1978年以来在中国的主要海外直接投资者按文化的关联性分为三类(直接关联文化、相近文化和差异文化),然后选择两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地区广东与上海进行比较。三类国际资本在进入中国市场时,在社会资本、政治资本和商业资本上具有不同的比较优势,这又与其市场进入策略、投资地和产业选择相关联。直接的文化关联成为广东在改革开放后吸引港澳台等海外华人资本直接投资的一个主要因素,而上海的商业文化和制造业传统则成为国际大资本的理想投资地。产业的比较则进一步表明,广东本地文化与海外华人关系网络的结合是传统中小制造业的理想成长环境,而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和作为经济文化中心的地位吸引大量技术、资金密集型的大资本以及金融资本的进入。
国内着述多把严格责任与绝对责任混淆,或不能全面把握两者的实际含义。该文试图根据所掌握的一些英美法系国家的判例,对此进行探讨。
文章阐明了判定消费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的三个原则:学科属性原则、学科目标原则和学科视角原则,根据这三个原则讨论了消费社会学的研究对象,认为“研究对象”的问题实际上可以归结为“研究视角”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