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施密特认为在人类思想和活动的许多领域都被一种不可简约的二元性结构化，道德关心善恶问题，美学关心美丑问题，经济学关心赢利与否问题。而对于政治领域来说，“所有政治活动和政治动机所能归结成的具体政治性划分便是朋友和敌人的划分”，换言之，敌友划分即是政治领域具有标志性的二元对立，这是使政治能够区别于道德、美学与经济的关键所在。施密特在《政治的概念》一文中自始自终都在通过划分敌友这一标准强调政治领域的独立性，敌与友的对立同善与恶、美与丑、有效益与无效益的对立之间并无必然的联系，“政治敌人不一定非要在道德方面是邪恶的，或在审美方面是丑陋的，他也不一定非要以经济竞争者的面目出现，甚至与政治敌人拥有商业往来会更加有利”。划分敌友（不过施密特的理论重心显然在于确立“敌人”而非寻找“朋友”上）仅仅是出于政治的需要，确立出一个敌人的目的并不在于将其从肉体上彻底消灭，而在于抵抗敌人，权衡其力量，并且赢得一个共同的界限。敌人由此将被相对化，它可以被替换掉，它甚至可以在某些时刻变成朋友。这种功能主义的敌人观在施密特的论着中是被一以贯之的，在《游击队理论》中，施密特认为对于真正的游击队来说，是没有绝对的敌人而只有相对的敌人的，一旦侵略者撤出了游击队员所誓死捍卫的土地而退回到自己的疆界内，侵略者/敌人这一形象变在游击队员心目中逐渐溶解掉了。而施密特自己捍卫的传统欧洲国际法，则更是这种有节制的敌人观的最好体现：一国对另一国的宣战、结盟都常常处在变动不居之中、战争法上对作战方式与技术的各种限制、对滥杀敌国平民与战俘的禁止，都是建立在主权国家之间相互尊重的基础之上的。实际上，作为天主教徒、带有极端保守倾向的“罗马人施密特”，向往地正是一种中世纪的作战或者说决斗的浪漫图景：两名游侠骑士狭路相逢，接着各自退后，整理铠甲，全副武装妥当之后，再正式手握长枪驱赶战马向对方发起攻击；两名绅士为了自己的名誉不惜以决斗方式解决问题，同样是身穿相同的决斗用服装，各自挑选了一把适合自己的剑后，以最优雅地方式开始了以生命作为代价的赌博。不是去诋毁对手，而是去尊重对手；不是去陷害对手，而是让对手处于和自己同样的起跑线。正是由于对手的美与强大，自己的胜利才显得更美与更强大。
而马克思主义对待“敌人”却遵循了一条迥然不同的路径。通过一种经济——伦理上的本质主义论证，“阶级敌人”早就脱离了单纯的政治学上的功能主义定义，而变成了一种绝对的恶的存在。在阶级话语所塑造的神话中，两人因为不属于一个阶级，所以注定存在着永远不可化约的阶级仇恨，只有从肉体上消灭彼此，才有可能最终消除阶级矛盾。政治的独立性遭到了抛弃，道德的、美学的、经济学的标准都渗透进入了敌友的划分当中：“阶级敌人”成为了恶的、丑的、落后生产力因而是彻底无效益的表现，因此进步阶级可以并且应该以善的、美的、效益的、人类的、正义的名义去将敌人从肉体和精神上彻底消灭，而丝毫不用顾及传统的伦理观、人权法与国际法。
这两种敌人观的主要不同可以归纳为：尊重敌人还是丑化敌人，是将敌人看作与自己同样的自由且平等的理性存在物，还是将敌人描绘成与自己截然不同的非人的恶魔，进而对敌人采取不同的策略：与之展开平等地对决，一俟敌人投降或对自身示好则停止攻击并寻求与之建立友谊的可能性，还是无论处于何种情况下只求一种阶级斗争的你死我活，一味地欲置敌人于死地而后快。究竟这两种敌人观中的那种更为现实、更为理性、更为人性？在这里要做出判断，对我而言确实比较困难。突然想起两个影视作品，分别很好地代表了这两种敌人观，或许对我们的判断能有种直观上的助益。对于第二种敌人观来说来说，最恰当的例子莫过于电影《上甘岭》中美国大病钢盔上的那个骷髅头标志。而对于第一种敌人观，我愿意重述电影《兄弟连》第10集一位德国军官的一番充满诗意的对战败德军士兵的告别辞，这种风格的“敌人”的告别辞在中国的影视作品中是不可能出现的，因为这段话充满人一个军人的特有的宝贵气质，因为这段话太“正面”：
“你们英勇并骄傲地为祖国而战。你们是不平凡的一群，彼此紧密相连。这种情谊只存在于战斗中。在兄弟之间，共同使用散兵坑；在最需要的时候，彼此扶持。你们看过死亡，一起经历磨难。我很高兴能与你们每个人共同服役。你们有权享受永远快乐的和平生活。”
国内目前的施米特热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学术现象，实际上战后的不长一段时间，受到打压的施米特便开始陆陆续续地接受来自四面八方的“朝圣”。这种现象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在于何处，是颇值得讨论的问题。
文革思维？呵呵，瞎说的。
一个共同体越是封闭，越需要假想敌以维持团结。相对而言，开放的共同体对于区分敌友不是那么热衷。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接受双重或多重国籍，但双重国籍的麻烦在于，对持有这种身份的公民，如何界定他们的公民权？他们的认同和忠诚？（一旦发生战争的话）
即使在最有希望实现大同的欧盟内部，现在苏格兰想要脱离英国，比利时闹分裂。为什么在经济全球化的现代，世界变得越来越平的时候，人们反而想要回归一种稳定的身份认同，寻求一种更小的边界呢？大家谈一谈。
我觉得LOST的编剧是LOCKE的粉丝
引入施米特的是刘晓枫，这不是文革思维这么简单的。
我的浅见有以下几点：
1.刘晓枫引入施米特的原因不仅在于赞赏施米特的学术洞察力，而是施米特的政治神学符合刘的基督教救世观。
2.针对目前自由主义思想占据越来越多学术市场的现象，想通过引入施米特对自由主义的批判扭转局面。
3.这与当下中国所处的内外政治格局有关。中国的整体国力日趋强盛，但却处于隐而不显的包围之中，此时引入施米特的政治哲学观，一方面拟通过施米特的思路强化国家认同，保持中国成为大国的内在动力，一方面则试图教导当下的中国外交走一种更为现实主义的道路，为大国理想铺路。
我觉得，引入施米特的“魔咒”是非常危险的。
谢谢Marktony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