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文学的发展诗乐分离为文不为声的徒诗，为何是文人创作的主流
郑樵《通志·乐略第一》云：“乐以诗为本，诗以声为用古之诗曰歌行，后之诗曰古近二体。歌行主声，二体主文。诗为声也，不为文也…凡律其辞则谓之诗，声其诗则谓之歌，作诗未有不歌者也。”在诗乐不分的早期文艺中，作为歌辞的诗，确实是未有不歌者。但随着文学的发展，诗乐分离，为文不为声的徒诗，渐成文人创作的主流。唐诗中，徒诗固然是主体。然而，在唐代，合乐之诗仍广泛存在。不仅有乐府、大曲、小曲等音乐文艺形式，而且文人的创作的五七言律诗，也可以入乐歌唱。
郑樵的雕像
王维《送元二使安西》成送别之曲，王昌龄、高适、王之涣旗亭赌唱的故事等，都说明唐代“诗人之作，每付歌喉，不仅吟讽而已”。从中唐开始，新兴的音乐文艺形式词，逐渐进入文人的创作视野。到宋代，五七言诗不再采作声诗，乐歌唱，词成为文人歌辞创作的主体。但在北宋人心目中，词只是诗余，是和正统文学形式的诗有本质区别的一种文艺形式。所以北宋人的词一般不收入文集。到了南宋，这种情况有所改变，词作一般收入文集。南宋人编刻北宋人的文集，也往往采用同样的办法。
王维的绘图
宋人文集对是否收录词创作的态度的变化，正反映了宋人对词性质的认识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又反映了宋代文人词由音乐文艺形式向纯文学形式的转变。元代及其以后文人词创作还大量存在，词的演唱也还延续了一个时期，但元代歌辞的主流已是曲而非词。元中后期，文人曲创作走向雅化，曲创作也逐步成为案头之作。北曲的演唱虽然到明万历以后才消歇，但早已不是时调新声。词曲都是由民间文艺演化为文人文学形式，都经文人之手，由歌辞演变成了徒诗，由音乐文学形式演变成为纯文学形式。
北曲的演唱
在文人词曲雅化、纯文学化的同时，还有大量通俗词曲传播于市井之间。这些传唱于街市之中、播之于歌儿优伶之口的俗曲，始终以音乐文艺的形式存在，保存了时调新声的特性，具有鲜活的生命力，不仅是当时市井文化中一道亮丽的风景，也和文人的词曲创作不无关系。宋人笔记杂著中，关于市井词曲传播的记录零零星星，但从中也可以看出，当时流播于市井的俗曲十分丰富，从街市小令到成套说唱艺术，应有尽有。高承《事物纪原》卷九:
高承的《事物纪原》
这种俗曲本自商贩叫卖声，民间制为乐曲后，又与嘌唱等结合，形式变得比较复杂。北曲中“货郎儿”“转调货郎儿”“九转货郎儿”三调，和宋人“叫声”类俗曲应当不无关系。北宋末到南宋都很流行的俗曲还有“耍曲”，洪迈《容斋随笔·容斋四卷》卷十五:“近世风俗相尚，不以公私宴集，皆为耍曲耍舞”，如［勃海乐］之类北曲曲牌有“播海乐”“耍孩儿”，可能是“耍曲”之遗。还有“荒鼓板”。《都城纪胜》“瓦舍众伎”:“今街市有乐人三五为队，专赶春场，看潮，赏芙蓉，及酒座袛应，与钱亦不多，谓之‘荒鼓板’。
《梦粱录》卷二十“妓乐”:“街市有乐人三五为队，擎一二女童旋，唱小词，专沿街赶趁。元夕放灯、三春园馆赏玩、及游湖看潮之时，或于酒楼，或于花衢柳巷妓馆家袛应，但犒钱亦不多，谓之‘荒鼓板’。”元人燕南芝庵在《唱论》中说“街市小令，唱尖歌倩意”，“叫声”“耍曲”“荒鼓板”之类小曲俗令，适应城市生活的需要，音乐上具有燕乐大曲所不具备的新颖特征，也比词乐更通俗，于是流行于市井间，成为市井文化的一时大观，并为音乐文化和歌辞创作的新变革蕴积着力量。
北宋末流行于市井间的还有蕃曲。曾敏行《独醒杂志》卷五中说:“先君尝言，宣和间客京师时，街巷鄙人多歌蕃曲名曰［异国朝］、［四国朝］、［六国朝］、［蛮牌序］［莲蓬花］等，其言至俚，一时士大夫亦歌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一则云：“崇宁大观以来，内外街市鼓笛拍板，名曰打断。至政和初，有旨立赏钱五百千；若用鼓板改作北曲子，并著北服之类，并禁止支赏。”宋金时期，北方中原地区长期在契丹、女真等少数民族统治之下，他们的音乐，即胡乐蕃曲对当时民间音乐产生影响，成为市井俗曲的一部分，是不争的事实。
·《能改斋漫录》
·《独醒杂志》
·《梦粱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