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军制：
一、东汉时的军种、兵种和兵力
东汉的军兵种基本上和西汉相同。惟兵力远不及西汉时雄厚，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1)社会大动乱之后，经济遭到很大破坏，无法维持庞大的军队，所以刘秀执政后，曾下诏：“今国有众军，并多精勇，宜且罢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士及军假吏，令还复民伍。”①这种全国性复员，减少了很大军力。当时匈奴在被西汉削弱之后，实力还未恢复，且其内部矛盾重重，对东汉威胁不大，存在着减少军力的客观条件。刘秀为实行高度集中军权和精兵减政的政策，采取加强中央军，削弱地方军的措施。他掌握的中央军约有四万精兵（其部曲编制与西汉同），而郡国的常备军却基本上不存在了，如有临时需要，则以征幕办法应付。
二、东汉的中央军事统御机构
刘秀鉴于王莽的篡权，不信任大臣，采取措施进一步加强了君权。东汉虽然也组织了一个以三公（太尉、司徒、司空）为首，九卿（太常、光禄勋、卫尉、太仆、廷尉、大鸿胪、宗正、大司农、少府)分职的中央政府，但由于刘秀重用身边近臣，所以名义上属于少府的尚书台，实际上与中央政府分离，变为直接隶属于皇帝的权力中心。它不仅参与一切国家机密，宣示王命，也参与国防、战略的制定与决策，是东汉王朝真正的中央军事统御机构。
东汉中央，还没有直接乘属于空帝的五级将军，即大将军、骠骑将军、车骑将军、卫将军和前、后、左、右将军，他们是建制内的常设将军，地位相当于三公，于统帅部队之外，也参与政事。此外，还有大量建制外的杂号将军和大将军，如强弩将军、积弩将军、楼船将军、越骑将军以及虎牙大将军、征西大将军、横野大将军等等。他们多系临时设置，出征时任命，战争结束后即撤销。如果同时派出若干将军出征作战，则由皇帝任命大将军作为最高统帅或方面军统帅。《后汉书·光武帝纪》就有：“建武二年（公元26年）遣虎牙大将军盖延，率四将军伐刘永”；“以廷尉零彭为征南大将军，率八将军讨邓奉于堵乡”等记载。东汉中叶以后，外戚执政，每借兵权以自重，大将军遂成为朝廷中的最高长官。
刘秀为了进一步将军权集中在皇帝手中，对监军制度进行了改革：将监军的重点由既监将又监兵转变为主要监督将领；将重视军中常设监察官员转变为强调临时派遣的监军使者。其实质是将监察军将的权力也直接掌握在皇帝手中。其具体措施是：(1)不设监军御史，仅在中央直辖军主力部队的北军中，设北军中侯一人，掌监北军的五营。同时将权力极大的军正、军正丞撤消，改置隶属于大将军的外刺和刺奸，使“主罪法”，即军法官。但已没有直接处置将士的权力。只有在建国之初、皇帝特派的刺奸大将军或刺奸将军，才有类似军正、军正丞那样的权力。如更始二年（公元24年）刘秀收降更始军吕植部后，“拜（岑）彭为刺奸大将军，使督察众营，授以常所持节，从平河北。在进军河北时，刘秀还曾因军市令祭遵执法严明，敢于斩杀刘秀身边的违法人员，而任命他“为刺奸将军”，并告诚诸将领说：“当备祭遵，吾舍中儿犯法尚法之，必不私卿也。不过这种有特权的刺奸将军，在政权巩固之后，即未再设置。(2)在有重要军事行动时，临时派造代表皇帝监督将领、控制发兵调兵的监军使者。
其主要任务是监察统兵将领是否严格执行皇帝旨意、作战是否英勇尽力和有无违法行为。当高级将领率中央直辖军出征时，皇帝派遣自己的亲信任监军使者。如建武九年（公元33年），刘秀“遣中郎将来歙监征西大将军冯异等五将军讨隗纯于天水”；中元二年（公元57年），明帝即位后“遣中郎将窦固监捕虏将军马武等二将军讨烧当羌”。又如延熹五年（公元162年），车骑将军冯绲率军平定武陵蛮时，自“请中常侍一人监军”。皇帝即派张敞为监军等。当州郡地方军作战时，皇帝派中央监察系统的官员进行监督。如永初四年（公元110年），“海贼张伯路与勃海、平原剧贼刘文河、周文光等攻厌次，杀县令。遣御史中丞王宗督青州刺史法雄讨破之”；元初三年（公元116年），“苍梧、郁林、合浦蛮夷反叛”，“遣待御史任逴督州郡兵讨之”等。
西汉初期，实行郡（国）、县两级制。至汉武帝时，为加强中央集权，建立了刺史制。将全国划分为十三个监察区（京畿七郡不含)，由中央派出刺史，按皇帝规定的六条监察内容，巡察本区各郡国。每年年终向中央汇报情况，由丞相核实，进行升降赏罚。随着阶级矛盾的尖锐化，农民起义增多，为镇压农民起义，刺史的权力和地位也逐渐提高。但终西汉之世，十三州部仍然是监察区而不是行政区。至东汉时，刘秀沿袭西汉之制，将全国划分为十三州（包括京畿），于建武元年（公元25年）每州设州牧一人，权力已较西汉为大，并有一个庞大的幕僚机构。建武十八年（公元42年）恢复刺史名称，灵帝时再改称州牧。这时刺史早已掌握了州的军、政大权，已发展为地方一级政府，形成了州、郡、县三级制。
东汉地方官职权，较之西汉为大，太守亲掌军政大权，故太守亦称郡将。军队编组同于西汉，县以下组织亦仍其旧。由于郡守掌兵，造成了东汉末分裂割据的隐患。
三、东汉的中央直辖军
汉的中央直精军，形式上似平仍沿袭西汉南、北军制，但实际上已有根大的发展。主要变化有二：（1）因为郡国兵已无常备军，凡较大的战争，都要赖中央军队的出动，个别郡国也驻屯有能作战的常备军，但归中央直辖，故东汉时的中央军，含有地方驻军。(2)东汉虽仍有光禄勋、卫尉等编制，但已无南军的名称。
(一)宫廷宿卫军及北军
宫廷宿卫军又分两部，一部由光禄勋统辖，下设有七署，即：五官中郎将，左、右中郎将，虎贲中郎将，羽林中郎将，羽林左、右监。
五官中郎将和左、右中郎将所属郎官，在西汉时系侍从武官，发展到东汉，性质已完全改变，成为从孝廉、博士弟子等文士中选出的侍从文官。地方长吏令长，多以郎官出补，具有皇帝储备官员的性质。汉明帝刘庄就说过：“郎官上应列宿，出宰百里”。虽然仍负有“更直执戟，宿卫宫殿”的任务，但实际上只有在大的典礼仪式或非常之期才执行，平时则由虎贲郎和羽林郎担任。
虎贲中郎将所属虎贲郎。共约一千五百人，主要职责是“陛戟殿中”和“宿卫侍从”，是东汉郎官中最接近皇帝的侍从武官，所以虎贲中郎将一职，多由外戚或皇帝的亲信大臣担任。羽林中郎将所属羽林郎，约一百二十八人，但时有增减，并非定员。主要职责是宿卫侍从。羽林郎和虎责郎，多从经过实战考验的战士中精选出来，既能耐劳苦，又善于作战。如遇缺额，多从汉阳、陇西、安定、北地、上郡、西河六郡良家子弟中选补。
羽林左、右监所属羽林左骑八百人，羽林右骑九百人，也担任皇帝的宿卫侍从任务，但侧重于“出充车骑”，有时也参加出征作战。羽林骑的成员，地位低于虎、羽林郎。一般从北军五校尉营中选拔。
宫廷宿卫军的另一部分由卫尉统辖。下设南宫卫士令，北宫卫士令，左右都侯和七宫门司马。南宫卫士令下属员吏、卫士六百三十二人，负责警卫南宫；北宫卫士令下属员吏、卫士五百四十三人，负责警卫北宫。右都侯下属员吏、剑载士四百三十八人，左都侯下属员吏、剑载士四百一十一人，担任两宫宫内的巡察警卫，并担任押解犯官送付诏狱的任务。七宫门司马所属卫士，共约七百人，分别负责守卫七座宫门。各宫门卫士人数不等，多者近二百人，少者仅四十人。
北军也分作两部。一部由执金吾统辖，但权力已较西汉大为缩小，只担任洛阳城内宫廷内外的巡逻、警卫，备水火非常之事。皇帝出巡时，则充任护卫及仪仗队，也就是颜师古所说的“天子出行，职主先导”。其统帅的部队主要是缇骑（骑兵）二百人，执戟（步兵）五百二十人。缇骑多出自富裕人家，《汉书·百官志》形容缇骑“奥服导从，光辉满道”，“仕官当为执金吾”，是人们羡慕的对象。持戟则多出自寒家。无论缇骑或持戟都不象西汉那样征召轮番，而是招募而来，这是东汉征兵制的特点之一。此外，执金吾下属还有武库令一官，负责保管中央储备的武器装备。据《后汉书·百官志》记载，太仆所属考工室“主作兵器弓弩刀铠之属，成则传执金吾入武库”，由执金吾负责保管。
北军的另一部，也就是北军的主力，是五校尉所统之兵。五校尉虽沿袭西汉七校尉的名称，但其驻守地区，兵士来源已有很大不同。五校尉分别为屯骑、越骑、步兵、长水、射声。校尉均为比二千石官，互不隶属，直接由皇帝指挥。另设北军中侯一人六百石，以监其军。五校尉所率官兵，负责宿卫京师，担任京城守备及扈从车驾，有时也要出征。《文选东京赋》注云：“卫士千人，在端门外，五营千骑在卫士外”；又《后汉书·礼仪志》大:“闭宫门，近臣中黄门持关。虎、羽林郎中署府各，北军五校尉绕宫电兵门之而说明卫尉所属警卫宫门，五校尉所属卫士则警备宫门之外。
据《汉官、《汉官仪》所记电骑、越骑。步兵、射声四校尉所属员吏各一百余人，士兵各七百人惟长水校尉所属有两说：一为七百开人；一为一千三百六十七人。近代史学家研究，认为五校尉士兵是刘秀的元从士兵所改编，其后形成父死子继的制度；长水校尉所属是由乌桓骑兵组成，也可能就是刘秀的原渔阳突骑。
北军的人数和来源，与西汉大有不同。东汉五营士兵总数不过五千人，较之西汉的数万人，相差很大。西汉的北军，征自三辅，而东汉北军则多出自洛阳及其附近地区。汉安帝时，因国用不足，群臣建议：凡吏人以钱谷入，可得为关内侯以至五营士。因而，五营士逐渐增加大量商贾惰游子弟，但无论元从士兵子孙或商贾惰游子弟，实际上多是洛阳人。《九州春秋》就明确指出：“五营师生长京师”。
西汉时，卫士役满还乡，天子亲临赐宴，问候疾苦。东汉亦沿此制，说明卫尉所属卫士仍为征发而来。魏人王朗曾上疏说：“旧时虎贲、羽林、五营兵及卫士，并合虽且万人，或商贾情游子弟，或农野谨钝之人。虽有乘制之处，不讲戎阵，既不简练、又希更寇，虽名实不副，难以备急。”商贾惰游子弟，指的是五营兵；农野谨钝人，指的是征召而来的卫士。这说明东汉中叶以后的京师中央军，其战斗力已不如初期。
宿卫军和北军五营，常有出征作战的任务。如《后汉书·天文志》记：和帝永元五年（公元93年），“行车骑将军事邓鸿、越骑校尉冯柱发左右羽林、北军五校…征叛胡”。《后汉书·西羌传》记：“造任尚为中郎将，将羽林、提骑、五营子弟三千五百人，代班雄屯三辅（以备羌）”。
东汉也设有城门校尉一官，负责洛阳十二城门的守卫。每门有门侯一人，统少量步兵。
(二)黎阳营、雍营、长安营
黎阳营是合幽、冀、并三州的兵骑而成。驻屯黎阳（河南浚县东)，以谒者监其军，担任黄河北岸的防守，作为洛阳的屏障。雍营即扶风都尉部，驻在雍（陕西凤翔），负责守备三辅地区的皇陵；长安营，即京北虎牙都尉部，驻守长安；二营均为洛阳西边的屏障。以上三部虽驻在地方，但归中央直接指挥，并且有中央机动部队的性质，属于中央军的一部。
(三)边防和关隘兵
东汉时，凡重要的边郡兵和关隘兵也由中央直接指挥，因而也属于中央军。黄巾大起义爆发后，全国人民响应，洛阳震动。东汉统治者曾被迫以河南尹何进为大将军，将兵屯都亭（洛阳附近)，并设八关都尉，率兵一部，以防守京师外围。这八关是：函谷（河南灵宝）广成（河南汝阳东）、伊阙（洛阳南）、大谷(河南偃师南)、镮辕（河南登封西北）、旋门（河南巩义东）、小平津（洛阳北）、孟津（河南孟津）。
边防的常备军，也是由中央指挥，属于中央军系统。
(四)西园八校尉的设置
中平五年（公元188年），汉朝统治已日暮途穷，宦官、外戚矛盾加深，各拥兵自重，因而在五营之外，又设立了西园八校尉。这八校尉是：上军校尉蹇硕、中军校尉袁绍、下军校尉鲍鸿、典军校尉曹操、助军左校尉赵融、助军右校尉冯芳、左校尉夏牟、右校尉淳于琼。均统于上校尉蹇硕，兵源来自招募。当时，东汉朝廷能控制的地区已经不多，招募仅限于洛阳周围的郡县。
八校尉的设立，固然由于北军日益衰败的关系，但更重要的是宦官与外戚争夺兵权。因当时外戚何进任大将军，左右羽林、五营官兵都归他统辖；宦官寒硕掌握八校尉后，督司隶校尉以下，从而外戚、宦官分掌兵权，互不上下及塞硕被杀，军权集中到何进手中；后何进又被杀，这些部队被童卓吞并，东汉濒于灭亡的境地。
四、东汉地方军军制的变化
光武帝刘秀，对地方军军制作了重大改革，主要有以下几方面：(1)取消内地各郡国都尉官以及其他专职武员。以后虽间有恢复都尉以应事变的，如太山、耶、九江、陇西等郡，但都是权宜之计，不是制度的改变。(2)罢郡国的常备兵，复员为民；罢更役、成役；以后又相继取消了运曹都尉、关都尉等官，不久关都尉又恢复，其余则长期废止。(3)废止郡国对丁男的定期训练以及都试制度。刘秀的这种军制改革，原意是“省兵减政”，将军权高度集中在中央，其结果反而使郡国无长驻之兵，地方军坐大，各自为政，形成大大小小的割据势力，成为东汉长期祸乱的根源之一。
(一)郡国重地，长期屯兵，以代替番上正卒。
因为郡国没有了常备兵，一旦有事，要靠中央及各方支援，常常缓不济急，不得已在各重要郡国，长期屯兵，以代替原来的地方常备军（轮番的正卒），其中除上述的黎阳营、雍营外，先后有：
(1)明帝时，为了隔绝南、北匈奴，于五原曼柏（内蒙古东胜东北)设度辽营；
(2)和帝时，南蛮起兵，设象林（越南顺化）营以镇压之；
(3)当鲜卑进扰居庸时，设渔阳营以防之。又在辽东属国，设置扶黎（辽宁义县东）营；
(4)顺帝时，海上人民起义，沿海地区不得不增兵防守；
(5)西羌大暴动，东汉不得不于魏郡、赵国、常山、中山设
置六百一十六坞（据点），河南通谷冲要三十三坞，扶风、汉阳、陇道三百坞。
就这样，头痛治头，脚痛治脚。屯兵、养兵的费用，对国力消耗甚大，耗费之巨，反超过了西汉郡国常备军制。刘秀“省兵减政”的设想适得其反，这是东汉政治、经济腐败衰退等多方面原因所造成的。
(二)刺史掌握兵权的形成
刺史在东汉虽逐渐成为州一级行政官吏，但开始没有军事权力。东汉中叶以后，刺史掌兵的现象逐渐发生，刺史掌兵先由于对少数民族作战及镇压农民起义开始，以后东汉内部矛盾重重，人民起义此起彼伏，民族战争也有发展，从而刺史掌兵渐为普遍，并成为“内亲民事，外领军马”的地方军政长官。这是东汉以来军政制度的一大变化，也是由动乱的客观形势所造成。
(三)郡守兼领军政、权力增大
郡守重新领兵的原因，同上述州刺史一样。如东汉在取消都尉后，因需要常临时增设都尉以用兵，兵罢即撤销，但后来动乱频繁，太守大都掌兵，以应付非常情况且借兵自重，不再增设都尉。明帝、章帝时，边境少数民族起兵，多由当地郡守率兵抗击，其后黄市大起义，全国震动，那守大多集兵以自保。到这时，郡守不但有了领兵权，还有了发兵权，过去凭虎符发兵的制度就不存在了。郡守的权力由是增大，所以杜诗曾上疏请恢复虎符制度说：“臣闻兵者，国之凶器，圣人所慎。旧制发兵皆以虎符，其余征调，竹使而已。符第合会取为大信。…征兵郡国，宜有重慎，可立虎符，以绝奸端。”但这时的形势已不许可恢复虎符制，杜诗的上疏只是腐儒所发的空论而已。
(四)东汉地方军的特点
东汉后期的地方军，不是依制度产生，而是在客观形势影响下自发地建立起来的，因而就具有以下特点：(1)编组杂乱，没有统一的指挥，刺史、郡守各自有兵，互不相属；(2)兵源，给养均地方自筹，因而兵力多少全因当地情况而异，中央已无力相顾；(3)刺史、郡守所掌之兵，逐渐变为个人队伍，中央已无力控制。
光武帝刘秀初意取消地方常备军而使中央军精强，以居中驭外，居重驭轻，但结果因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尖锐，州郡牧、守需兵镇压，形成牧、守既管民、又领军，权力大增，再加以废除了更役、成役制度，又给牧、守提供了建立家兵的条件，因此形成了地方割据。至东汉后期，朝廷对地方已失去控制能力，导致长期混乱以至东汉灭亡。
(五)东汉的边防和边防军
由于刘秀对东汉军制的改革，边防力量大为削减，以后边患相继发生，不得不长期屯兵于边境，以资防守。除此以外，还采用了以下措施：
(1)增设屯田兵。为北防匈奴，仿效西汉制，在金城屯田成守；为开拓西域，在伊吾卢屯田成守。但屯田兵的规模已较西汉时小得多了。
(2)利用刑徒以代原边境成卒。明帝以后。边境多事，历届皇帝多以刑徒到边境成守，不仅个人前往，还令其全家随军，凡徙边的刑徒，都由国家供给弓弩衣粮。
(3)利用匈奴兵代守边防。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年），匈奴日逐王被南边八部拥立为南单于，袭用其祖父呼韩邪单于名号，请求内附，得到东汉允许。西汉元帝时，匈奴呼韩邪单于曾请求代汉防守边疆，但侯应上书列举若干理由，以为不可应允。明帝以后，南单于居于西河美稷，率诸部代东汉守边境。如使韩吏骨都侯屯北地，当于骨都侯屯五原，呼衍骨都侯屯云中，右贤王屯朔方，左南将军屯雁门，粟籍骨都侯屯代郡等，皆领部众，为边境郡县侦罗耳目。
(六)东汉的兵役制度
西汉兵农合一的征兵为主的体制，到汉武帝时，渐有破坏。东汉初，刘秀改革军制，停止兵役制，把西汉的正卒制度取消了。但由于内忧外患，连年用兵，仍需要大量军队，不得不经常采用临时措施，以致兵役制度显得有些混乱。东汉的兵役制主要是募兵，兼用其他办法。
(1)募兵。这是东汉以来采用的主要制度。不仅中央军多采用招募，更多的是因郡国无常备军，一旦有事，就靠临时招募以组军应急。这种部队，一般战斗力很差。据《后汉书·百官志》注引应邵《汉官》中的话说：“自郡国罢材官、骑士之后，官无警备，实放寇心。一方有难，三面救之。发兴雷震烟蒸电急，切取办，黔首嚣然。不及讲其射御。用其戒誓（警），一旦驱之以即强敌，犹鸠鹊捕鹰鹤，豚羊弋豺虎，是以每战常负，王旅不振。”
(2)征兵。虽然东汉废止了正卒更番制度，取消了郡国的常备军，但征兵制仍然存在，因而在有些郡国及政府仍能控制的地区，还可使用征兵制的办法。例如史料所记载的卫尉所属卫士，就是由征发而来的。
(3)谪兵。多用于边境，已如上述。
(4)屯田兵。规模已不如西汉，所起作用有限。
(5)少数民族兵。东汉因募兵、征兵都不能满足军事上的需要，故曾广泛运用少数民族兵。最初收买鲜卑，以对付北匈奴，以后又利用南匈奴以攻击北匈奴以及鲜卑、西羌。这种少数民族兵一是利用其整个部众，一是靠招募而来，目的是“以夷制夷”。据《后汉书·宋意传》记：“今鲜卑奉顺，斩获万数，中国坐享大功。而百姓不知其劳，汉兴功烈，于斯为盛，所以然者，夷虏相攻，无损汉兵者也。”少数民族兵在汉末镇压农民起义及军阀混战中，也常被利用，如袁绍引乌桓以击公孙瓒，董卓等军阀利用少数民族兵以镇压农民大起义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