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后期为何排胡之风兴起
众所周知，唐朝以其特有的开放和包容，允许不同民族杂居在一起，这对中华文化的融合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唐朝有开放包容的传统，部分原因在于李氏家族本身就流淌着胡人的血统。另一个原因是，五胡扰乱中国后，各民族逐渐走向融合，社会上对胡人的态度也逐渐变得更加开放。文化化的趋势在唐代的生活和社会中无处不在。晚唐的“反胡”现象，其实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首先，吐蕃将领占唐朝将领的近三分之一。大量藏族入唐为官，排挤汉族士人。其二是佛教作为外来文化与中国本土道教之间的宗教冲突，以及千百年来“异族必异心”的民族思想等等。在。这种现象是多方面的，但最终真正爆发反胡现象的是安史之乱后唐人华夷观念的转变。1。唐代胡风现象及朝廷对待胡人态度的演变1.唐代胡风现象分析纵观中华民族的发展史，正是因为少数民族的到来，中华文化才得以再次蓬勃发展。汉代匈奴的入侵激发了民族荣誉感。五胡入侵中国后，胡人野蛮凶残的传统强烈激发了中华文化的重生。事实上，丝绸之路开通后，中华文化与周边民族文化的相互融合已成为必然。文化的影响就像春雨滋润万物，无声无息。《后汉书》据记载“灵帝喜爱胡衣、胡床、胡席、胡饭、胡琴、胡笛、胡舞，京都贵族竞相争之”。双方的文化交流实际上是在两国接触的边界上进行的。从一开始，两党在和平时期的通婚和边贸就形成了胡汉同居的局面。如上所述，唐朝以其开放包容的文化态度，迎来了中华文化的大发展和大繁荣。这一文化政策为胡文化的传播和发展提供了充分的背景。唐初国家强盛，对外政策平等对待周边民族。再加上唐军实力雄厚，在对外征战中取得的各种突出战绩，促进了周边少数民族对唐朝的拥护。投降，共同称赞太宗和李世民为天可汗。《资治通鉴》据《贞观四年》记载：“四胡之王昌邑阙请皇帝为天可汗，曰：‘我是唐朝皇帝，我将再次成为可汗吗？大臣、蛮夷都说万岁，是啊，后来给西北诸侯封了印，都称为天可汗。”强大的国力给唐朝的帝王大臣和人民带来了高度的文化自信。因此，在国力强盛的初唐时期，对胡汉文化观念的差异并不明显。然而，安史之乱后，随着国力衰落，地方各种势力崛起，华夷观念重新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2。唐朝对胡人的政策封建时代，国家观念多由政府引导，政府对胡人的态度往往影响着民众对胡人的态度。李唐皇室本身就有胡人血统，所以李唐文化自然具有胡文化的特征。贞观年间，太宗平定突厥后，接受大臣建议，将突厥迁往内陆，不仅是为了削弱突厥再次叛乱的可能性，也是为了补充长安的人口。及其他地区。唐朝时期，经过一系列战争，人口锐减。因此，恢复生产、补充劳动力也是唐朝面临的主要问题。《旧唐书》记载：“长安近万户”。长安作为唐朝的首都，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并对周边地区产生辐射影响。这些蛮族的移民，势必会对唐朝的方方面面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唐朝时期，在朝廷任职的胡人不少，但在朝廷担任高级官员的胡人却很少。以唐朝宰相为例，唐朝有记载的宰相有369人，其中胡人比例不足10%，且大多集中在安史初期。叛乱。唐朝宰相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长孙无忌。他是太宗和李世民的叔叔，也是公务员中的第一英雄。长孙无忌的出身是长期汉化的鲜卑人。血脉。因此，唐代胡人崇拜宰相不仅看能力，还看家庭出身和汉文化程度。唐朝时期，藏族将领占军事将领的三分之一。可以说他们占了很大的比例，但文官的数量却远远少于武将。而且，在中央政府任职的胡官员并不认同他们的胡身份。在身份上，不少汉族胡官员甚至会更改出生证明，以证明自己是正统的中国血统。很多身居高位的胡族官员都非常忌讳自己的胡族出身。他们从不提及自己的胡姓，而是用汉姓来称呼。他们在与子女通婚时也使用汉姓。从汉族孩子的角度来看，这是不够宽容的。至于汉族官员和学者，则从胡人中夺取中央官员作为通婚的候选人。由此可见，唐朝开放的文化政策也引起了朝廷内部的不满。但由于国力的强大和当时的社会状况，这一矛盾只是潜在的，并不突出。以上是胡人为官的情况，唐朝对于唐朝其他群体的吐蕃将领也有不同的态度演变。唐初，范靳对李唐国家的扩张和稳定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太宗执政期间，甚至出现过西藏士兵充当皇帝皇军的例子。到高宗时代，对外战争等都严重依赖吐蕃将领。随着这种情况的发展，藏族一般家庭逐渐形成。这些世家在军事上逐渐占主导地位后，也开始投身于政治，从武则天末年到玄宗早年的政变不乏其人，其中不乏吐蕃将领的影子。面对范将军家族日益壮大的实力，玄宗改变了任用范将军的策略，从范将军家族转向任用汉族人。一方面，他们的权力远不及其他政治团体，更容易控制，另一方面，他们也能发挥英勇作战的能力。于是，以安禄山、高仙芝为首的汉胡人开始向唐朝的政治中心迈进。这也从侧面说明，以玄宗为首的政治领导人根本上并不信任胡人，但却需要他们的能力来稳定自己的统治。安史之乱的爆发，让朝廷陷入了尴尬的境地。一方面，安禄山、史思明等人在叛乱前都是吐蕃名将。然而，叛乱发生后，镇压叛乱也需要吐蕃将领的领导，而他们又是平定安史之乱的重要力量，所以唐朝的统治者对吐蕃将领有着很深的不信任，这心态的变化是国力衰落的体现。二．唐代的“排胡”是一种社会表现1。对胡人的排斥.在唐代的许多诗歌经典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胡人的许多文化习俗。在唐代的商业群体中，有一个特殊的群体：兰花。它们经常出现在许多诗词歌赋中，并伴随着青春、骑马、休闲、美酒、宴会等名词。胡姬一词在唐代诗歌中具有积极的作用。《胡姬与胡儿：兼谈唐诗中胡化意象的性别因素》，孟曼老师说：“胡姬体现了人们对外来文化的积极认可。”除了兰花之外，唐代的胡商最能体现唐代的反胡现象。表现。唐朝经济发达，吸引了周边国家的人们前来从事贸易。根据唐朝法律，胡商在贸易上给予一定的优惠。因此，胡商发展非常迅速。其中很多都是作为财富的象征，我们在唐代的很多经典和诗词中也可以看到它的身影。胡尚被描绘成具有经济头脑和敏锐的财宝眼光。然而封建时代，士农商以农为本。商业是一个后发行业，商人的评价并不好。而且，胡人毕竟与汉人不同。因此，在安史之乱之后，安史之乱时的富豪仇恨和胡人仇恨，也导致了很多胡商被抢劫。唐代边塞诗在文学史上有着辉煌的地位，而我们在边塞诗中最常见的小人就是胡马、胡骑兵、胡羌、胡兵等。在这些胡兵中，边塞诗人都使用了明显带有歧视性的词语。安史之乱后，唐代诗人普遍对安禄山、史思明等胡人的叛乱感到愤怒。因此这一时期的边塞诗人多以带有强烈歧视意识的方式描写胡将士。安史之乱后，唐朝社会对胡人的排斥也达到了顶峰。2。唐代“反胡”现象成因分析安史之乱不仅给国家和社会带来了动乱，还产生了一系列深远的影响。安史之乱是唐朝国力的转折点，平定了八年动乱后，唐朝继续面临着吐蕃和回鹘的入侵。唐朝边境问题不断，诸侯城镇内部割据和中央政府的软弱极大地刺激了唐朝子弟。人心本来骄傲。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唐人的心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胡人的极度仇恨，导致社会上对胡人的大规模杀戮和掠夺。《安禄山事迹》中记载：“举人命城中杀胡胡，重赏。于是结胡皆尽，童子抛空，提枪，鼻高。”随着胡斯家族和许多人的死亡。”安史之乱后，原本潜藏的“华人中心主义”、“异族必异心”等思想再次兴起。安史之乱后，本能的蔑视和排斥被极大地唤醒。夷夏叛乱再次爆发。在当地汉族士大夫和地方宗教的领导下，胡族政治团体和佛教受到很大冲击。唐中后期的古文运动和武宗灭佛运动，实际上是在安史之乱爆发、反胡情绪兴起之后兴起的。三。结论唐朝的文化包容力无疑是前所未有的。大量胡人的内迁和汉人的通婚交流，为唐代的经济、政治、文化注入了巨大的活力。然而，对于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唐朝人来说，其实内心深处还是排斥和鄙视胡人的。在唐朝的统治阶级中，针对蛮夷的情绪并不明显，但也有限制。对于老百姓来说，唐初国力强盛，万国来朝的盛世景象，让唐朝老百姓无比郁闷。他们安于现状，所以不会在意那些比自己弱小的胡人。安史之乱的爆发，粉碎了唐人内心的骄傲，这必然导致原本存在于潜意识中的反胡情绪失控。从整体上看，不同文化的交流既有碰撞，也有融合。尽管唐代中后期反胡情绪高涨，但胡文化不可避免。中国文化的形成是在不断吸收、融合其他文化的过程中形成的。在自身的发展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