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品官命妇封赠制度
在读唐代墓志时，常会看到妇女称谓中某国夫人、某郡夫人等，这便涉及到唐朝的命妇制度。
在一些碑志分析的文章中，对这一制度有些简单的介绍，但其立制及演变之深意还有待发掘。
一、确立和性质
命妇是古代朝庭赐予女性的官封名号。
在隋以前，皇族和大臣的母妻有被封为夫人、郡君、县君、乡君等号，但只是随意封赠，并未形成固定的品级制度。
《司封郎中条记其沿革，并言“至隋氏始定品格，皇朝因之。”
唐代所划分内外命妇的范围是:“皇帝妃嫔及太子良娣以下为内命妇，公主及王妃以下为外命妇”(卷2)。
从中可看出，内外命妇制主要是规定皇亲国戚中女性的等级，但除此外，还包括了对高品官员母妻的封赠。
关于命妇封赠的制度，在仁井田升先生复原的唐令(封爵令)中，可见其大致规定。
现据其中所引《唐六典》、《通典》中内容，将品官命妇的封号和赐赠标准略列表于下:
赐赠标准
文武官一品及国公母、妻
三品已上母、妻
四品，若勲官二品有封母、妻
五品，若勲官三品有封母、妻
勲官四品有封母、妻
从表中可以看出，母妻能够得封的品官资格有三种:
二是对勋而言，为勋官四品以上而且有封爵。
三是对爵而言，为一般官员的最高爵---国公。
在唐代的职官制度中，五品官为一条重要的分界线，五品以上为高层的官员，开始享有门荫，免罪等种种特权，故能使自己的母妻获得封号也是官员进入高层的“恩惠”之一。
勋是授予在战争中立功武人的官级，唐代的勋有十二转，对应相应的官品。
但达到获赠命妇的资格，还需有封爵。
平民武人可能凭军功积累就能获得较高的勋品，但并不意味其能有尊贵的身份，因而要加以封爵的限制。
爵位对应的品级均在五品之上，从而保证了与前面品官封赠资格的一致。
至于爵中的国公则分两种，一种是有王爵的子孙承袭者，二是特封给官员的称号，《通典》中“国公”后加注“其非始封者，带三品以上，亦同”，是指两者均有最高的获封资格。
一品官是特殊的荣衔，极少官员能坐到此位，但只要达到三品，又被特封为国公，也可让其妻母荣升为国夫人。
通过以上分析，可见品官命妇制是唐代以令式确立的职官制的一部分，与门荫、封爵等制度类似，是朝廷对高品官员的一种特殊恩赏。
它与唐代职官制度的运行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也体现了其十分重视等级、身份的特点。
同时命妇邑号是一种非常尊贵的头衔，主要由皇亲享有，唐代制度上将之延伸到赐予臣子的妻母，因而在获赠资格上加以严格的规定，以保证其名号的尊贵性。
二、运作和细则
命妇制内容记在尚书吏部的司封郎中、员外郎职掌条下，可见具体负责此事务的为吏部司封的官员。
命妇被封后，还会像授官一样给予正式的告身。
《保留有唐五代时期二十四通品官命妇的告身，据命妇的四个等级分别列出，有制授和勅授两种，但不一定与等级相对应。
从中也可看出，邑号的等级与据封的官资是基本一致的，如姚崇的妻子被封为郑国夫人，他的官衔是“兵部尚书兼紫微令、监修国史、上柱国、梁国公”，其官为三品，爵为国公，因而妻可封为国夫人。
告身中有初封的制书，也有进封的制书，可见命妇等级还会随夫或子的进官而晋升。
制度上规定官员的母妻都可以获封，但在当时复杂的家庭结构中下，具体封赠何人，应还有一些细节的规定。
关于母亲的封赠，《司封郎中条记有“凡庶子有五品以上封，皆封嫡母;无嫡母，即封生母”。
可见嫡母，生母均有被封资格，但只能有一人获封，且须以嫡为先，即使对于死后的追封也是如此。
如唐前期的诗人宋之问，有为一位马明府官员请封亡母的状词，文中写到“郡县之号，翻及臣妻;哀荣之礼，不沾臣母”，就是因为他亡母“夙忝末姻，不荫庆云”(卷644)，是生母但非嫡母的缘故。
这种违规做法可能还会受到处罚，如穆宗时的少府监裴通，本来因职事修举合考中上，但考功员外郎李渤因为他请追封生母而舍嫡母，上奏他“明罔于君，幽欺其先”，请赐考中下。
(卷636)一些官员希望让自己的荣耀恩及较亲的生母，但制度却严格规定要先封嫡母，似乎有些不近情理，但考虑到要维护家庭中的等级和名份，这种规定还是很必要的。
三、唐后期的变化
如前所述，官员凭职官、散官、勋、爵的资历都可以使母妻获赠命妇的称号。
但勋和封爵联系在一起，单凭爵也仅是高位的国公，故以勋、爵来封赠的可能只是少数，大部分为母妻请邑号的官员应该还是凭其五品以上职散阶位，也就是说命妇邑号授予是与五品上职散官的授予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而众所周知的是，在唐中期以后，唐初确立的官制制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职事和散官的升迁当然也不例外，这必然也会带来命妇封赠制的变化。
为了说明这种状况，这里先简单考察一下五品上职事、散官授予的变迁。
在唐代，职官的授予由吏部铨选、注拟。
应选官员要在吏部通过一套复杂的考核程序后，吏部再“据其状以敷之，量其资以拟之”。
其中若注五品已上官，还须“以名闻送中书门下，听制授”(卷2)。
但在唐中期后，随着使职官的大量出现，这套授官程序之外有了另一种形式，即使职幕僚的辟举制。
各色使职不仅自主辟举自己的僚属，还会为其向朝廷奏请一正式的职官。
这种授官只是文书的往来，不必参加铨选。
因此在使职幕府中，有确定幕职的佐僚一般都会有一检校某中央官的名衔，而在幕府中的副使、判官等，一般对应着尚书，御史部门中五品上的高职。
也就是说，只要做到较高层的幕僚，一样会有为母、妻请封邑号的资格。
至于散官，则其不像职事官那样的直接授职，需要在“出身”的基础上以劳考和资历累加。
这个过程称为“叙阶”，但叙阶入三、五品要“待别制而进之，不然则否”(卷81)。
到乾封元年以后，进阶除劳考之外，又有“泛阶” ，即恩赏官员普遍加阶，不过随之几次勅令均对泛阶入三、五品加以严格的限制。
因而，“阶”虽被帝王作为恩赏屡有赐于，还不至于名器泛滥。
但到唐后期，这种限制便被打破了，贞元六年六月，吏部上奏:建中元年六月，初有特勅，诸道将士，准制加泛阶爵勋等，特许不检勘注拟，其正员官不在此限。
日后有司因循，以例破格，应试官叙阶，并不限官品。
其中或官是九品，阶称朝议郎;或官是六品，阶称正议大夫，加一泛阶，并入三品五品。
(卷81)
可见朝廷赏赐军功，导致阶制混乱，三品五品的散官变为直接升进，若逢几次“泛阶”，便极易入此高层，由此享有封赠母妻的特权。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推测，在唐后期，无论是是职事官还是散官，进入五品高官的人已越来越多，越来越杂，随之而来的命妇封赠也会大量增加。
到元和年间，邑号的颁授已十分混乱了，元和十二年十月，负责封赠的司封奏请限制人数:
文武官五品以上，请准式叙母妻邑号，乖滥稍多。
或国叙军功，妄忝勋籍;或偶逢庆泽，冒引诏条。
今请应在城诸军卫官，未至将军，使在外，未至都知兵马、押衙、都虞侯，纵有散官与勅文相当者，并不许叙封。
其流外官，诸司诸吏职务并伎术官等，迹涉杂类，并请不在封限。
[6((卷81)
命妇是尊贵的名号，又有免罪的特权，有资格的官员当然会积极申请。
其资格仍严守在五品以上，但得此资格已越来越容易，下层兵将，流外官、胥吏、伎术官都进入封赠的范围，他们的母、妻也像贵族妇女一样拥有了邑号的头衔。
在唐代，高品官员的母妻授赠邑号成为固定的制度，它是朝廷恩赏官员的一种形式。
同时，因为命妇邑号“王者名器”的性质，令式在授予资格和授予对象上都进行了严格的限制。
无论在官场还是在家庭中，它要保证只有尊贵身份的人才能有此名号，当时社会严格的等级制和身份制由此也可见一斑。
但到唐中期以后，随着社会的发展，政治制度的变动，命妇封赠的状况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在官场上，有授封资格的官员大量增加，流色杂乱;在家庭中，也尽是庶母、妾室受封号的实例。
命妇邑号已不在只是上层贵族妇女的荣衔，它越来越为广大的普通女性所拥有。
皇亲贵胄的尊贵名号移之平民，这与唐宋变革中贵族社会崩溃的轨迹也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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