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吉登斯对社会关系分析框架的重构：“知识”假设的提出
吉登斯重构社会关系分析框架的过程，既吸收了社会学界诸多思想大家的理论精华，同时也触及心理学、地理学、人类学等其他领域，“结构化理论”是其努力的重要理论成果。正如第一章所指出，吉登斯重构框架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在于挖掘和寻找社会关系的新媒介，试图发现新的社会关系类型。关于这一点，我们将看到“知识”假设在结构化理论中的重要意义。本章旨在基础理论的层面对吉登斯所重构的社会关系框架作一些概念性分析，对其基本的理论假设和理论旨趣作提纲挈领的概括，以把握吉登斯社会关系思想的核心主旨。吉登斯向我们提供了一个研究人类社会行动的本体性框架，凸显其重构理论框架的实践关怀，即在发达的或现代的社会中人们如何形塑社会关系，以及“人们如何可以借助社会关系跨越时空的‘伸延’，超越个体‘在场’的局限性”。￼￼第一节 吉登斯社会关系的分析框架：结构化理论1988年吉登斯在接受克里斯托弗的访谈中申明：“我想要重新考察经典社会思想以往的发展，为社会科学建立一个新的研究方法框架，分析现代社会的突出特性。”￼这一框架即是著名的“结构化理论”。这是吉登斯立足于摆脱所谓马克思的化约逻辑，在个人与社会的新型关系之下对社会关系的建构方式做出全新阐释的一种努力。早在1976年，吉登斯就在《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一种对解释社会学的建设性批判》一书中对这一理论做了尝试性的论述，而最为系统的阐述是在其1984年出版的《社会的构成：结构化理论大纲》一书中。一 结构化理论关于社会关系的若干范畴分析在重构分析框架的过程中，吉登斯提出了大量范畴作为分析工具。一方面他创新了若干理论范畴；另一方面则是扬弃了马克思的一些理论范畴，并对范畴的内涵和外延作了扩充。作为一名社会学家，吉登斯的话语自然带有浓厚的社会学色彩，与马克思的话语风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概念范畴的复杂多样是吉登斯结构化理论的一大特征，而不同学者在翻译过程中所采用的不同译法，进一步造成吉登斯中文译著中概念的复杂性。为避免出现概念上的过多争议，在尽可能与马克思的话语保持衔接的同时又保留吉登斯原有范畴的原则下，需要对吉登斯提出的部分范畴——尤其是与“社会关系”重要相关的重要范畴——进行整合并加以说明和阐释。（一）行动者在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中，“行动者”是社会关系得以形构的主要主体范畴，是不可或缺的存在前提，离开行动者，也就无所谓“社会关系”。“行动者”的英文翻译通常有actor和agent，译者李康、李猛在《社会的构成：结构化理论大纲》中，对两者的译法做了说明。他认为，准确的译法前者为“行动者”，后者为“能动者”，但由于吉登斯本人未作明确区别，同时为保持译法的一致和汉语习惯，他便统一译为“行动者”。本书涉及吉登斯的相关主体范畴时也将统一使用这一译法。马克思的论著中虽然也使用过“行动者”的范畴，但多数还是以“人”作为主要的主体范畴，但显然不是一般的抽象的人。吉登斯为便于凸显行动主体的自主性和能动性，则更多地采用“行动者”这一范畴，当然个别阐述也不排除对“人”的使用。在英文中，“行动者”的单复数形式可以通过“actor”和“actors”来进行区分，但在中文译本中，这种区分很难在文字上表现出来，本书作以下说明：在多数情况下，“行动者”泛指社会关系中的活动主体，相当于马克思语境中的“人”，因而是复数形式；但在某些特殊情况下“行动者”也会以单数形式出现，表示社会生活中参与日常交流和行动的个体，相当于马克思语境中的“个人”，必要情况下我们会以“行动者个人”这样的表述方式来做出区分。除了“行动者”之外，“阶级”也是吉登斯视域中的一个主体范畴，当然不占主要地位。与马克思带有暴力和强制色彩的“阶级”话语相对照，吉登斯的“行动者”话语显然温和得多。（二）社会关系再生产由于介入了时空分析，“再生产”成为吉登斯结构化理论的一个重要范畴。类似于这一范畴，还有“反复生产”“反复再生产”等表述。在一般意义上，本书认为这些表述都等同于“再生产”的概念。关于“再生产”，吉登斯在不同场合分别使用了“系统再生产”“社会再生产”“社会关系再生产”“结构再生产”“制度再生产”等，用以表明人们的互动关系在时空中得以延续的方式和结果。不可否认，这些范畴的侧重点各不相同，展现的视角也存在差异，但均采用了“再生产”这一谓语结构。为行文方便和研究的需要，本书整合为“社会关系再生产”这一表述（当然，在引用吉登斯的原文时不排除其他表述的出现）。对于这种处理方式，简要说明如下。“系统再生产”与“社会再生产”主要体现为宏观层面的表述，而“社会关系再生产”“结构再生产”“制度再生产”更显中观层面。“系统”“社会”“社会关系”“结构”和“制度”这五个范畴，在吉登斯的文本中具有密切的内在关联。例如“没有人的能动作用，人类社会（或者说社会系统）显然将不复存在”，￼“结构指的是使社会系统中的时空‘束集’在一起的那些结构化特性”，￼“社会系统的各种制度以社会互动为‘基本材料’结合在一起。社会关系当然包含在互动的结构化过程中”。￼解读吉登斯的文本，“系统”与“社会”主要表现为对社会关系的静态表达，其中“系统”通常是“社会”的运作机制；而“结构”与“制度”是社会关系的稳态表达，“制度”通常是“结构”的具体展开。这样，五个范畴都可以通过“社会关系”进行整合，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概念之间的争议。“社会关系再生产”这一话语虽然没有被马克思明确使用过，但其文本（尤其是《资本论》中）多处表达了这一含义。例如，“资本主义生方式……不仅生产出物质的产品，而且不断地再生产出产品在其中生产出来的那种生产关系，因而也不断地再生产出相应的分配关系”。￼“资本主义生产是特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从领域来看，马克思显然更多的是从经济层面即生产关系来谈“再生产”，这也是吉登斯极力批判马克思的关键论点。因此，吉登斯使用“社会关系再生产”的范畴必然要增加其包容性，面向更多的领域。（三）能动与结构吉登斯的英文原著中出现的“active”这一单词，通常有“能动”“动原”“行动”等译法。马克思的英文原著中也有“active”一词，一般被译为“能动”。为便于两者的比较研究，本书将吉登斯中译本中对“active”的译法整合为“能动”。吉登斯认为，能动性是行动者最为重要的特征，是人区别于动物的一个显著表现，它表达了行动者知道将做什么以及为何去做，因而在形塑社会关系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吉登斯主张从意图和能力两个层面来解释“能动”范畴，它们分别构成了行动者与他人发生社会互动的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关于吉登斯文本中的“structure”，一般有“结构”“构成”等译法，同样为与马克思的“structure”展开“对话”，本书统一采用“结构”这一译法。尽管对行动者能动性作了特别的强调，但吉登斯并没有忽略或贬低“结构”的重要性。行动者之间的社会互动经过历史沉淀将会形成一种相对稳定形态，这种形态能够跨越时空，使社会关系得到延续，此即吉登斯所谓的“结构化”，它表现为一个相对稳定的时空延续过程。而社会关系的这种稳定形态即“结构”。作为“结构化理论”的核心话语，“结构”必然是展开社会关系分析的一个核心范畴。“结构”并非吉登斯首创的社会学名词，但是传统社会学对“结构”的阐释，吉登斯并不满意。他特别批判了功能主义学派的“结构”观。该学派将“结构”视为行动者的“外在之物”，有其独立运作的规律，是社会关系或现象的“模式化”反映，支配和制约着社会关系的内部运作，主导行动者的行动。吉登斯的反对意见有两点。一是“相对个人而言，结构并不是什么‘外在之物’；从某种特定的意义上来说，结构作为记忆痕迹，具体体现在各种社会实践中，‘内在于’人的活动”。￼因而“结构”在吉登斯那里并非一种物质形态的存在，而是一种虚构的“记忆痕迹”，“结构”必然需要以人类认知能力的生理特性作为基础。二是反对将结构“模式化”。在他看来，结构只是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并非僵化和一成不变，受行动者能动作用的影响，“结构”也会发生一定程度的改变。与此相反，解释社会学将“结构”视为“社会产物”，这里的逻辑预设正好颠倒过来，将行动者视为构成“结构”的前提，即行动者聚集在一起产生社会关系创造了所谓的“结构”。吉登斯同样对这种“结构”观予以了批判，认为其最大的缺陷在于无法阐释行动者行为的生成来源。针对两种片面的结构观，吉登斯做出了调和的努力，提出了“结构二重性”这种新的结构观。在他看来，结构是一种虚拟秩序，是对社会关系的一种稳定形态的描绘，内在于人们的实践活动之中。结构没有时间和空间的边界，但它能够依靠社会实践在不同时空中穿梭和延续。因此，“结构”在吉登斯的视域中既不是外在于行动者的实践活动并且凝固不变，也不会跟随实践活动变化无常。它具有一种相对稳定的特征，维系着社会关系再生产。对于传统的两种结构观，吉登斯认为共同的缺陷是没有介入时空分析的视角，或者主张结构先于行动者，或者主张行动者先于结构。事实上，两者互为前提，相互内嵌，在时空中相互交织，构成了一种连锁性反应。“双重卷入”即为这一思想的形成提供了依据。“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对于它们反复组织起来的实践来说，既是后者的中介，又是它的结果”，￼此即吉登斯所谓的“结构二重性”，这一原理是结构化理论的关键。在他看来，“结构二重性始终是社会再生产跨越时空的连续性的主要根基”。￼（四）实践意识、本体性安全与例行化实践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具有鲜明的社会心理学色彩。在心理学中，人的意识通常被区分为“无意识”“潜意识”和“意识”三个层面。吉登斯则采取了另一种分类法：“无意识”“实践意识”和“话语意识”，这是吉登斯的独创，他尤其强调“实践意识”的重要性，该范畴被认为是贯穿行动者日常生活的重要线索，行动者日常生活的实践通常是受实践意识的指导。“所谓实践意识，指的是行动者在社会生活的具体情境中，无须明言就知道如何‘进行’的那些意识。对于这些意识，行动者并不能给出直接的话语表达。”￼相对于实践意识，话语意识即表示行动者能够用话语给出其行动理由的那些意识，无意识则是指某些类型的认知和冲动。吉登斯注意到，三种意识都会对行动者的日常行为产生作用，但除非在特殊情况下需要以话语形式给出行动理由之外，日常生活中人们的生活惯例和常规通常都是由某些默认于心的意识在背后发挥作用。然而，这些意识又不同于无意识的动机或冲动，因为前者受到行动者理性的自我监控，尽管并不完全以话语形式表现出来。吉登斯还借鉴了弗洛伊德和埃里克森等人的心理学理论，引入了“本体性安全”这一心理学分析范畴。本体性安全“指的是，大多数人对其自我认同之连续性以及对他们行动的社会与物质环境之间恒常性所具有的信心。这是一种对人与物的可靠性感受”，￼是一种“理所当然的常规的安全性，它体现出了存在连续性的意义”。￼吉登斯旨在表明，本体性安全与连续性有着内在的密切联系，行动者之间的社会关系以及行动者与物质环境之间的关系，如能保持某种延续性，那么行动者就可以感受到某种心理上的安全感。通俗地表达，“本体性安全”即是一种追求稳定生活的心理需求。“以实践意识为基础的例行化概念是结构化理论的关键所在。”￼行动者在实践意识的支配下，形成了不断反复的实践活动，以传统、习俗或习惯等形式反映出来，这即是“例行化实践”。社会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其实现的路径在吉登斯那里主要以“例行化”这一范畴来进行表征。对社会关系的研究因此不能离开“例行化”这一范畴，吉登斯的“双重卷入”思想也正是借助这一范畴得以呈现。在使用“例行化”这一范畴的过程中，吉登斯也交替使用了多个相近范畴，如“例行化行为”“例行化活动”“例行化重复”“反复组织起来的实践”等。从基本含义来看，这些概念都是指日常生活中人们通常重复的各种行为和活动，即惯例和常规，体现了“重复性”和“反复性”的意涵。为便于表述，本书将这些范畴统一整合为“例行化实践”。一方面，“实践”是吉登斯重构分析框架的一个核心范畴；另一方面“实践”也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一个核心范畴。例行化实践在吉登斯看来提供了两种重要意义：一方面行动者沿着日常生活例行化行事，能够维持一种较为稳定的社会关系，因而可以保持人格的连续性；另一方面社会制度借助例行化实践得到再生产。所以，“例行化实践”也可通俗地表述为“常规”或“惯例”。尽管日常生活实践以“例行化”方式表现，体现出一种循环反复和连续性的特征，但吉登斯也同时强调，这并不意味着行动者只是机械地参与社会互动，并不意味着其能动性的湮没，因为“反思性”￼时刻卷入其中。在吉登斯看来，社会关系之所以能够保持某种延续性，一方面是行动者追求稳定的社会心理（即“本体性安全”）所使然，另一方面是行动者的生活常规（即“例行化实践”）所推动。行动者的这些行为虽不是完全自觉，但也并非完全无意识，这是一种带有反思性的习惯性行为。（五）知识与常识吉登斯认为，现代人之所以变得更加具有反思性，“贯穿其中的是知识的不完善性”。￼反思是行动者有意或无意将知识用于指导自身行为的过程，即反思与知识存在着密切关联。吉登斯强调“知识”在意识形态动员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远胜过“信念”，但“知识”又不等同于“信念”。在他看来，“当观察者要对行动的特征进行描述时，在这个方法论层面上，行动者所持有的信念，无论是默契的，还是明言的，都应该看作是‘知识’”。￼“知识”“常识”“信息”这些范畴对于社会关系的生成和维系事实上起着非常重要的基础纽带作用。我们所谓的“知识”即“是以科学理论‘范式’、语言概念系统及符号模型形态所表现出来的人类认识和改造外部世界的实践经验的结晶。知识集中体现着人类对外界认识过程中的稳定性因素，体现着人类社会历史进步的文明程度和文化水平。……知识，不纯粹是人们的抽象理论活动的结果，同时也是人们的价值观念和价值标准的表现”。￼知识与信息并非现代性的产物。吉登斯指出，在口承文化的社会中，关于自然、天象、祭祀的认知就开始以知识的方式通过口传形式代代相传，显然，这种传播方式不具稳定性。而书写、印刷术的发明使这种情况得到明显改善，这时知识的记录和传播开始具备较强的稳定性，能够穿越更为广延的时空。进入现代社会，通信技术达到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互联网和通信工具不仅得到快速发展，而且迅速得到普及，知识与信息传播的即时性、全球性特征开始彰显，缩短了互动和交流的时空距离。知识在形塑现代社会关系过程中的媒介作用越发凸显。所以知识与信息可以为解释现代社会关系的特征提供一些思路。关于知识与信息的关系，吉登斯并没有做严格区分，本书将“信息”纳入“知识”范畴。同时，“日常生活知识”可以看作“常识”，也是“知识”范畴的一个部分。从社会关系的角度，提出“知识”媒介的意义即在于：社会关系通常以“制度”形式得到确立，而行动者通常以知识的方式来接受和记忆这种制度。这里的“知识”（“信息”）通常是指社会科学知识，直接或间接反映社会关系，而非自然科学知识。在吉登斯的文本中，知识可以区分为两种。一种是各个行动者都拥有和共享的那部分知识，不言自明且约定俗成，并已为行动者内化和认同，吉登斯主要以“常识”“常规”“共同知识”“共享知识”“共有知识”等范畴来表达。在不做严格区分的前提下，本书将上述范畴都视为同等含义。“我使用‘共有知识’这一术语来普遍地指涉那些被视为理所当然的‘知识’，它是行动者假定别人也拥有的那种知识（如果他们是‘健全’的社会成员），并且这种‘知识’也被运用于维持互动交往。”￼本书根据不同场合主要采用“常识”和“共享知识”两个范畴。另一种知识是由某些或某个领域内的行动者所专门拥有的知识，广义地可以被称为“专门知识”，掌握这些知识的主体即是“专家”。普通行动者通常被排除在这些专门知识之外，在缺乏特定的条件下，他们无法知晓和理解。这样就在不同的行动者之间造成了一种知识不对称的现象。后文的分析可以看到，对两种知识的区分在吉登斯分析社会关系及意识形态时发挥了何等重要的作用。从语言的使用技巧上看，英文善于使用不同的表述方式来表达相似的含义，从而体现语言的生动和丰富性。这也是吉登斯的概念范畴具有复杂性的原因之一。对于译者来说，为尽可能保持吉登斯文本的原貌，他们也力图遵从吉登斯英文概念本身的内涵而未在翻译过程中予以过多的整合。但我们从研究的角度出发，为从整体上把握吉登斯的思想，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对某些概念范畴做出整合性的处理。二 结构化理论的逻辑结构化理论以“结构二重性”为基本理念，这一假设的提出是基于结构和能动两者的关系。“能动”即社会关系中的行动者及其能动特征，“结构”代表从时空中抽象出来的带有一定稳定性的社会关系。“结构二重性”的基本内涵即“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同时是社会行动的媒介和结果”。￼这里表达了三层含义：第一，结构不能离开行动者的社会实践活动而单独存在；第二，结构与行动者之间相互嵌套，不存在优先性问题；第三，行动者与结构之间依靠一系列中介形成循环往复的互构关系，包括实践意识、知识（常识）、本体性安全、例行化实践等。“双重卷入”是吉登斯提出“结构二重性”的认识论根据。他认为行动者无法脱离社会生活而获得关于社会生活的纯粹知识。“一方面，社会学知识的发展依赖于外行的行动主体的概念；另一方面，那些在社会科学的抽象化语言中被创造出来的概念，又不断地重新返回到它们最初由之提取出来，并对其进行描述和解释的活动范围中去。”￼也就是说，当一部分社会学知识被用以研究社会现象时，这部分知识对于研究主体来说是“隐形”的；而研究结果所获得的知识对于研究主体又具有“显性”特征，所以吉登斯形象地指出“社会学知识忽隐忽现地作用于社会生活的范围之中”。￼在这一过程中，不仅社会学知识获得了重构，社会生活也因为研究主体的参与而获得了重构。理论上，如果以“结构”为逻辑起点，那么结构就是行动者实践的前提和依据；而如果以“行动者”为起点，那么“结构”又成为行动者互动的结果。“结构”是一种虚拟秩序，“只有在处于具体情境中的人类主体运用各种知识完成的活动中获得了具体体现，结构才能得以存在。正是通过这些活动，结构被再生产为根植在时空跨度中的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同时还可将“社会实践”，确切地说是“例行化实践”视为结构化理论的逻辑起点。吉登斯不止一次地强调，“我把反复发生的社会实践这一思想置于社会科学含义的核心位置，而不是从‘个人’，也不是从‘社会’谈起”。￼在他看来，社会实践是架构个人与社会、能动与结构的桥梁。因此，结构化理论的逻辑可以简单表达为：行动者为了获得本体性安全而进行例行化实践，从而强化了结构的再生产与恒定性。通俗地讲，行动者出于追求稳定生活的需要而遵从生活常规，于是原有的社会关系和生活方式被不断地再生产出来，体现了一种结构化特征和时空融合的分析方法。吉登斯认为这是日常生活得以“继续”的基本原理。当然吉登斯在强调结构的相对稳定性与恒定性同时，并没有否定其变动性。￼第二节 结构化理论关于社会关系的基本假设：“知识”的出场在吉登斯看来，社会学分析至少有两个任务。其一，“将社会的生产和再生产作为人类能动行为的结果进行解释”。￼凸显“能动”性是吉登斯重构社会关系分析框架的目标之一。吉登斯认为，马克思在研究社会关系时主要着眼于社会结构，特别是物质生产和经济因素的决定作用；吉登斯本人则试图通过对主体能动性的挖掘，论证“能动”在形塑社会关系以及社会关系再生产的过程中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二，“社会学描述的任务之一，就是协调行动者为行为定向的那些意义框架”。￼“社会科学家是一位沟通的使者，将与特定的社会生活环境联系在一起的意义框架介绍给生活在其他环境中的人们。”￼吉登斯重构框架的另一目的即提供促使行动者在日常生活中顺利开展各项活动的意义结构。“结构”与“结构二重性”作为结构化理论的核心范畴，是吉登斯提供意义框架的一个解释来源。“结构”事实上是“社会关系”范畴的另一种表达，但不等同于“社会关系”，它更凸显了社会关系对于行动者的恒定性与意义，因而为社会关系再生产提供了必要性。以下将从四个方面具体阐释和分析结构化理论关于社会关系的基本假设。一 社会关系中的个人具备大量的知识结构化理论首先假设日常生活中的行动者都是具有大量知识的个人，这是行动者具备“能动性”的首要条件。“行动者对自己在日常活动中的所作所为具有一定的知识”，￼因为“只有掌握大量知识，才能成为动原，这对充当动原来说具有核心重要性”。￼在吉登斯看来，知识的具备是行动者采取社会行动和进行互动的前提。在知识的范围中，吉登斯关注到“常识”的重要性，因为只有行动者共同认同和接受的那部分知识才对社会互动构成意义。意义的交流和成功的互动，是行动者在日常生活实践的一种基本需求。而要达成这一目的，理论上势必需要一套行动者共同认可的制度或规则先于行动者，并且以知识的形式内化于行动者。因此，知识本身必然包含了有关社会关系的内容及其意义，由此才能让行动者知晓如何行动以及为何行动。在吉登斯看来，日常生活中的行动者都拥有大量的知识和常识，因而对于他们所在制度秩序都有一定的了解，而这些知识在很大程度是其默契于心的。常识作为知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储存在实践意识中，但也不排除某些场合以话语意识的形式来呈现。吉登斯认为，在通常情况下，行动者是借助实践意识中的常识来指导其完成社会实践活动，所以常识的具备为社会关系再生产提供了可能性前提。二 社会关系的稳定性是一种重要的心理需求吉登斯进一步思考，行动者之所以会不自觉地保持社会关系再生产，保持这种延续性，而不是经常性地破坏原有的规则而建立新的社会关系，这必然存在着一定的心理动机和意愿。因此，他提出了一个基本假设，即行动者个人都存有一种追求稳定的“本体性安全”需要，并以“反思性”的形式监控着这种需要的实现和满足。本体性安全主要是指对于可以预见的结果是否能够保持自主性和信心，也即对一种确定性和稳定性的追求。吉登斯认为这种信心很大程度上是来源于对原有社会关系的维持，保证了原有社会关系的延续性，本体性安全即可得以满足。为此，吉登斯认为，尽管实践意识是一些不言自明的知识，但不代表没有行动者能动性的参与。行动者的日常活动并非受无意识动机和冲动的激发，即使在那些由习惯、传统构成的日常生活实践中，行动者也并非消极地、无意识地参与其中，而是受理性的反思性监控。这种反思性的作用主要是在于提供一种批判的能力，即实践后果是否能够维护本体性安全和稳定的生活。而判断的前提，仍然需要以一定的知识为基础。这就与前一条假设实现了对接，也再次显示了知识对于行动者的重要性。作为“能动性”的表现，具备大量的知识是一个方面，追求稳定的反思性思维构成了另一个重要方面；而且作为一种需要，这种社会心理的满足同样为社会关系再生产提供了主观上可能性。三 常识展现社会关系的恒定性、合法性与真实性特征（一）日常社会关系具有恒定性与合法性的特征吉登斯在其文本中使用了“脱域”这样一个概念，它是假设“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中，从通过对不确定的时间的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脱离出来’”。￼这种脱离出来的社会关系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与恒定性，吉登斯也称之为“抽象系统”。这一假设意在表明“结构”是不同时空中沉淀下来的一种相对稳态的社会关系，而这种社会关系在各个时空又具有再现的可能。“结构的主要表达方式是人们以一种惯常和制度化的方式所做的事情”，￼因此“结构”提供了社会关系的“延续性”意义。吉登斯认为，社会的变革与延续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但是，“在人类的绝大部分历史上，最引人注目的事情是持续性，而不是变迁”。￼这样，结构所提供的“恒定性”作用就体现出重要意义。吉登斯进一步假设，结构的“恒定性”能够为社会关系提供合法化意义。在结构化理论中，规则是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规则首先是关于某种社会关系或支配关系的话语和符号表现，由于规则跨时空的稳定存在和固定性特征，满足了行动者对于“恒定性”的本体性安全需求，对于行动者构成了一种意义来源，故而在行动者内心树立起一种“合法化”表征，由此社会关系再生产也就具有了一种必要性。可以看到，尽管权力的主体并不同时在场，但是制度背后所蕴含的支配关系的合法性和约束力却能够穿越时空再现出来。这种合法性来源并非完全是制度的“内容”本身，而是“形式”上的结构化特征对于主体需要的满足。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吉登斯指出，“理所当然并非一定就是合法授受”，￼“个体或许会清醒地意识到自己从属于某一确定的集合体，但并不一定同意这种状况是合情合理的”。￼吉登斯试图表明，“合法性”对于个人具有两重含义：一是身份认同所形成的合法性，身份认同与本体性安全具有同构性，两者都依赖于某种社会关系“形式”上延续；二是身份合理所形成的合法性，即行动者对自身所处的社会地位表示接受和认可，这依赖于社会关系在“内容”上符合伦理道德。所以吉登斯指出，行动者以常规的方式履行某种规则时，并不一定代表对这种社会关系的全部认同，很大程度上只是出于对第一种合法性的认同。结构虽然具有一种恒定性的特征，蕴藏于循环往复的生活常规之中，但吉登斯认为这并不代表“结构”是一种纯粹的复制。他使用“再生产”的概念，“指的不是整体社会结构的复制，而是结构化在任何社会中的恒定作用”。￼所以吉登斯的“结构”范畴带有十分独特的含义。一方面，在宏观上“结构”本身就带有一种“重复”的意涵，正是这种特性使得社会关系能够在一定时段内保持总体的稳定与延续；然而另一方面，人类行动又不能做到完全的“复制”，“人类的历史是由人的有意图的活动创造的，但它并不是某种合乎意图的筹划；它总是顽固地躲开人们将其置于自觉意识指引之下的努力”。￼吉登斯试图表明，尽管行动者依照共同知识来形成社会互动，尽管行动者在实践意识的支配下重复着看似一以贯之的传统和惯例，但是无意识以及行动中未被行动者认识到的条件，往往会导致某些行动者的意图和愿望之外的后果。而当这些后果作为实践的附带产物进入新一轮行动的条件范围时，原有的结构便可能受到某种程度的改造而不再是纯粹的复制。为此吉登斯试图与功能主义的“结构”观划清界限，他极力反对将“结构”视为社会关系的某种“模式化”。然而吉登斯也看到，尽管行动者的行动结果并不完全在意图之中，有可能超出实践意识的范围，但“相对于整个制度再生产范围广泛的复杂过程来说，还只是微乎甚微的一角”。￼（二）日常社会关系借助常识表现出真实性意义行动者都具有大量知识和常识，而那些默契于心的常识主要储存于实践意识中。据此，吉登斯进一步指出，知识或常识在行动者看来往往来自自身，但事实上并非如此。时空绵延中沉淀下来的“结构”，即基本的制度和规范性要素才是知识的真正来源。“一旦社会学观察者告诉他们，影响他们所作所为的因素在某种程度上是外在于他们的，这些行动者当然可能会感到窘迫，无所适从。”￼站在行动者的立场，人们共同享有的那部分常识具有“真实性”特征。因为常识为他们提供了交流的意义和互动的可能，以及行动结果的有效性。“正是借助这些形式的共同知识，普通行动者对实践活动有条不紊地进行了安排。”￼“人们都对他们所在的制度秩序有一定的了解。要‘成功地完成’互动，参与者就要利用这些知识，从而使这些交流成为‘有意义的’。”￼这种有意义的知识对行动者提供了“真实性”的感受，“而它之所以是一种‘真实的’（这里就意味着结构上稳定的）关系秩序，就是因为他们，以及其他像他们一样的人，在相互关联的类似场合中，把这种制度秩序作为‘真实的’秩序接受下来”。￼而且，通过社会关系和制度的再生产，这种“真实性”也得以重复再生。而当某种权力关系被作为真实来接受时，权力的流通与再生产也将更为顺畅。“‘作为真实的来接受’是一种权力关系系统，它比把那些参与互动的行动者带入互动中，以使他们的观点被人重视的形形色色的实际权力，具有更为广泛深远的意涵。”￼对于“常识”的“真实性”意义框架，豪格也提出了相似的观点，他认为，所有人都直接或间接地建立在“共识”的基础上，“共识之所以具有降低不确定性的力量，实际上是因为它隐含的意义是其他人掌握确定的事实，也就是说他们拥有有效的知识”。￼正是因为人们对客观事实存在广泛而坚定的共识，后者才表现为不容置疑的真实性特征，这种共识有助于避免意见分歧，增强个人对于其观点真实性的信心。所以，遵从共识或常识，是行动者获得主观确定性、确保行动有效性的必然选择。关于常识之所以具有“真实性”的特征，吉登斯还提供了另一种解释，即教育对孩子的影响。“正规教育中‘隐藏的课程’之影响在这里也许是决定性的。……传授给孩子们的东西不仅是技术发现的具体内容，更重要的是培育出更一般的社会态度，它预示着对所有技术知识的尊重。……知识在原则上被认为是不容置疑的。”￼这种非批判的教育态度，使行动者从小就产生了对知识和常识的敬畏心理，从而将其作为“真实性”接受下来。（三）常识巩固了社会关系的意义框架在一种“真实性”的社会关系中，行动者通常能够获得一种“自主”的心理安全感，但吉登斯同时指出，“我们通常在遵循日常互动结构化过程中包含的各种规定时，感受到的轻松自在只是相对的，其实它们要刻板和有制约力得多”。￼吉登斯意在表明“结构”所具有的使动与制约的双重属性。也即，一方面结构对行动者提供行动的规范，行动者可以知晓“如何行动”以及“为何行动”，从而确保社会关系再生产和时空延续。结构的使动性彰显了其本身所蕴含的“行动的自由”。但另一方面，吉登斯也肯定结构对行动者的实践活动构成的限制和制约作用。这种限制恰恰又通过常识对行动者认知边界的限制而发生。“行动者对自己在日常活动中的所作所为具有一定的知识，脱离了这些知识，结构并没有什么独立的存在。”￼吉登斯试图表明，“结构”需要借助“知识”（尤其是“常识”）这一载体得以表达，“常识”与“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同构性。由于这种同构性，结构的双重属性也造成了常识的双重属性。吉登斯对行动者的认知边界问题赋予了极大关注。“我一贯强调，弄清楚在不断变化的时空情境中，行动者认知能力的局限是什么，这是社会科学的根本问题。”￼他在借鉴戈夫曼的诸多思想中，指出其一大缺陷，即“未能令人信服地指出这种认知能力的局限或界限，也没能点明它所采取的形式”。￼对于造成行动者认知边界的原因，吉登斯提出了三点。其一，行动者成长过程的影响。“我们可以探讨，行动者的动机和给出理由的过程是如何受到他们的成长过程和幼年经验的影响和塑造，以及反过来，这些因素又是如何受到范围更广泛的社会中的一般制度特征的影响。”￼其二，“物化”的话语。吉登斯也采用了“物化”这一概念，认为“物化”应被理解为某些话语形式。“物化话语指的是社会现象相对个体行动者而言的‘事实性’，而不考虑这些现象是如何通过人的能动作用被反复生产出来的。”￼吉登斯这里的“物化”即现实的社会关系在思想、意识中的反映。特定的社会关系由特定的思想理论、观念体系所支撑，即这里所说的“话语形式”。行动者偶然的历史活动和社会关系以话语形式确立下来，使得“社会关系的物化”构成了“社会生活中意识形态的主要特征之一”。￼其三，无意识以及意外后果的影响。这三方面的原因，总体概括，即常识对行动者的认知边界构成了限制，一方面是常识所包含的具体内容，另一方面是构成常识的物化话语。事实上，行动者对常识所持有的“真实性”社会态度也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这种制约性。由于结构以常识形式塑造了行动者的认知边界，行动者对已有的社会关系往往不加批判地接受下来，这为社会关系的“合法性”与“真实性”提供了进一步的解释。但是，吉登斯也辩证地指出，不能因为常识对我们得出有效观点或结论构成了妨碍而否定的常识的作用，“这是因为，如果不了解组成社会的那些行动者默契于心或者明确表述的那些知识，就根本不可能描述社会活动”。￼四 社会关系借助生活常规得到顺利再生产相对于“能动”与“结构”的抽象特征，吉登斯认为生活常规（“例行化实践”）具有真实可见性，是社会关系得以再生产的现实路径。例行化实践是行动者在日常生活中反复进行的实践活动。“我想通过这种循环往复特征揭示的，是社会活动结构化了的特征经由结构二重性，持续不断地从建构它们的那些资源中再生产出来。”￼吉登斯所指的“社会活动结构化了的特征”即可以理解为在时空中稳固下来的社会关系形式。逻辑上看，生活常规是行动者“实践意识”中的常识得以再现的手段，也是保证社会关系再生产，实现本体安全的主要落脚点。正如吉登斯所说，“重复是一种生活在‘我们知道的惟一世界’中的一种方式，是一种避免使自己受到‘外来的’价值观或生活模式影响的手段”。￼人们在反复性的社会实践活动中能够保证一种确定性的心理安全。但是，吉登斯深入研究发现，生活常规并不能完全保证这种心理的满足，相反，这种心理安全会被弱化。这是由于生活常规的形式与内容发生了分离。传统社会的社会关系在形成之初，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具有重要的道德内涵，这种意义进一步巩固了与之相应的社会关系形式。经过时空的传承与沉淀，社会关系的形式保留下来，并成为一种纯粹的习惯而在新的时空得到再生产；然而这种社会关系原有的道德意义却由于时空背景的变化而逐渐流失。“传统实践的道德约束力……为一种与经济强制背景相适应的习惯所广泛代替”，￼“在例行化很大程度上取代了传统的条件下，在‘意义’已经被排挤到对共同体语言、对民族共同体的‘归属感’等私人和公共情感的边缘的条件下，将出现本体安全维持的困境”。￼吉登斯指出，正是由于这种“意义”的缺失，现代人的本体性安全才会越来越脆弱。例如传统的宗教仪式在现代社会所具有的道德意义已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仪式的重复性特征更多的是在形式上为人们提供一种稳定性的心理保障，但仪式内容和意义本身已失去了原有的约束力，仪式本身可能已沦为一种空洞的习惯。尽管吉登斯将“社会实践”置于结构化理论所有范畴中较高的地位，因其是贯通“动能”与“结构”的中介；但上述分析显示，“知识”和“常识”的中介作用也同样突出。如果缺少这两个概念工具，结构化理论对社会关系的分析也将丧失了逻辑连贯性。正因为知识对形塑社会关系能够产生重要影响，所以生产、传播和储存知识的方式改变也将引起社会关系的改变和重组，这正是吉登斯对社会关显了行动者的“能动”性，为社会关系再生产提供了可能性，这种可能性表现为社会关系再生产所需要的常识储备与心理需求；二是丰富了“结构”的内涵，为社会关系再生产提供了必要性，这种必要性又具体表现为社会关系的稳定性和意义框架，并通过常识形式根植于行动者内心；三是突出了实践意涵，为社会关系再生产提供了基本路径，即常识指导下的生活常规。结构化理论关于社会关系的基本假设凸显了“知识”（“常识”）和稳定性需求（“本体性安全”需求）的重要作用，“日常生活”是主要的分析领域。这就决定了吉登斯以“社会关系”为维度的意识形态分析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立足于这一微观领域。吉登斯已经看到，“一个政府如何实行‘管理’，可能不那么依赖于对其政策之合法性的抽象接受，而更依赖于对它们的日常接受”。￼也就是说，站在受众的角度，对意识形态合法性的认可主要不在于宏观的口号宣传，而是日常生活中的接受程度。下一章我们将看到吉登斯是如何立足现实的社会关系对日常生活中的意识形态展开批判性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