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以来，我国坚定实行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书写了一幅以开放促改革发展的壮阔歷史画卷，社会生产力快速发展，成长为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外资流入第二大国和对外投资大国，创造了人类经济发展史上的“中国奇迹”，综合国力显着增强，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推动经济全球化和维护多边经济体制的中坚力量，人民生活水平显着提高，从低收入国家步入中上等收入国家行列。我国的对外开放惠及并将继续惠及自身和世界，助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復兴的中国梦。
对外开放并不必然带来发展，关键在于选择正确的方式和路径。我国对外开放之所以能够取得巨大成功，是因为在党的领导下，我们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对外开放道路。
1.根据经济社会承受能力，实行渐进式开放，能够避免开放带来的重大经济沖击，保障对外开放持续拉动经济增长。根据社会经济承受能力实行渐进式开放，先是设立经济特区，率先对外开放，再设立沿海开放城市和经济技术开发区，继而实行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发展外向型经济，推进沿边开放、沿江开放，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实行全方位开放，建立开放型经济体制，构建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在开放中边试点边总结经验，逐步扩大开放空间和产业领域，这样既限制了风险范围，避免了激进式开放带来的严重沖击，保证了经济社会系统运行的稳定性；又保障了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利益，保障了开放对国内资本、就业产生严重挤出效应，使资本投入不断扩大，非农产业劳动力就业规模持续增加。
外商投资流入，增加了资本供给，促进劳动力从传统农业产业部门向现代工业等非农产业部门转移，扩大了非农产业部门劳动力的就业规模。与此同时，与国内竞争力相适应逐步扩大外商投资准入范围，避免了外资竞争造成内资企业大量倒闭破产被挤出市场、内资投入下降、失业上升。出口规模逐步扩大，诱发国内资本快速积累，扩大产能，并带动了劳动力就业，根据社会承受能力渐进式降低关税水平，避免了进口扩大产生严重的生产投资和就业挤出效应。资本和劳动力投入增加、产能规模扩张与国内外需求规模扩大相辅相成，非农产业就业的劳动力获得比务农更高的比较收益，支撑着内需扩张，外贸规模扩大则表明海外需求增加，社会总需求增长与供给规模扩张相对应，促进了经济增长。
2.对外开放与提升自力更生能力相结合，在开放中推动技术进步和经济结构升级。我国在对外开放中大胆地借鉴和吸收其他国家所创造的先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成果，同时，又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把立足点放在依靠自身力量的基础上，把引进与开放创新、利用外资与自己积累结合起来，在开放中不断提高自主创新的能力，促进经济结构升级，提升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一方面，推动了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为了吸收高水平外商投资，促进国内技术进步，我国不断优化外商投资环境，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水平。高水平的外商投资企业不仅掌握着较先进的技术，拥有强大的技术创新能力，而且通过技术外溢效应能够推动社会经济技术升级。我国设立的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自由贸易试验区等特殊经济区，在创新发展中发挥了示范作用，成为体制创新、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和业态创新的发动机、经济发展极，特殊经济区的经验带动了全国广大地区创新发展和技术结构升级。同时，我国抓住20世纪90年代发达经济体制造业大举外移的机遇，大胆承接全球制造业转移，逐步成长为世界制造业大国，并进入到产业升级的新时代，战略性新兴产业蓬勃发展，中国制造谋求向“中国智造”、中国创造转型。
另一方面，增强了我国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在与外商合资中，内资企业借鉴外商先进的营销理念、管理经验、公司治理制度，提升管理水平；在与外资企业竞争中，倒逼内资企业增加研发投入，改善经济管理，重视人才，提升竞争力，走创新发展之路。越来越多的内资企业成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能够整合全球资源、主导全球价值链的全球公司，有不少公司跻身世界500强。
3.对外开放倒逼改革，推动着经济制度有效变迁。我国顺应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不断改革完善经济管理体制，建立健全法律制度。要吸收外商投资，就必须为外商投资企业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制定鼓励外商投资的政策，构建保护和规范外商投资的法律体系，培育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改革投资管理体制，促进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简化行政审批制度，降低行政成本，完善市场体系，健全市场机制，保障生产要素的可得性，压缩行政权力配置资源的空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并更好发挥政府在弥补市场缺陷、合理有效调控经济运行的功能。要开展国际贸易，就必须提高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水平，树立契约精神，尊重国际经贸惯例。发展国际贸易有效推动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加快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步伐。要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就必须顺应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生产、投资、金融全球化的要求，学习在全球市场配置资源的经验，提高全球资源配置能力，增强参与改善全球经济治理的能力，维护多边经济体制，为分享经济全球化利益提供制度保障，并实现各国互利共赢。总之，我国通过改革建立起开放型经济体制，这种有效的制度变迁正是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
近年来，我国对外开放的外部环境发生深刻变化。国际上单边主义、贸易投资保护主义抬头，沖击着多边经济体制和经济全球化，世界经济深层次结构性矛盾并未有效解决，不确定因素较多，国际经贸规则出现新的变革趋向。
2.细化国家发展分类的动议备受关注。一些发达经济体认为，世界贸易组织对于其成员方过于宽泛的发展分类、自我指定的发展地位，存在缺陷，因此谋求在多边层面改革世界贸易组织，细化成员的分类，动态评估成员的发展地位，并为中国量身定做出先进新兴市场国家的标准，要求我国承担更多国际义务和关税减让、扩大市场准入范围、开放市场责任。
3.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估指标调整，预示国际经贸规则变迁。2018年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中提出，将对营商环境评价指标进行调整，会更关注政府采购等方面的指标，重视在政府采购中的公平性、规范性、透明度。
只有坚定走对外开放之路，遵循成功开放的基本经验，瞄准国际经贸规则变迁的趋势，主动与国际先进的经贸规则标准对接，扩大开放，深化改革，释放更大改革开放红利，才是反制单边主义和贸易投资保护主义最根本的手段，才能在推动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完善多边经济体制中赢得长期发展的战略机遇。
一是与国际高标准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规则对标。进一步简化行政审批手续，减少开办企业、获得电力和施工许可、获得信贷的办理环节，缩短办理时间，压缩不动产登记时间；提高解决商业纠纷效率，耗时缩短，简化企业破产注销手续和流程，压缩注销时间；提高跨境贸易货物通关效率，压缩进出口单证办理时间，降低进口环节费用；进一步明晰外商直接投资（包括服务和非服务部门）的整体准入条件，全面落实外商投资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清理扭曲和歧视性做法，促进公平竞争。
二是规范政府补贴。全面梳理政府的各种补贴措施，对于现有的补贴进行分类整理，取消世界贸易组织《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规定禁止采用的补贴措施，包括出口补贴和进口替代补贴。提高补贴措施实施的透明度，清理将来可能受到更严格约束的补贴，确定时间表，逐步取消无限制的担保，取消按照所有制性质设定的企业补贴，取消对沒有可靠重组计划、资不抵债、陷入经营困境企业的补贴，更好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塑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三是提高政府决策透明度。在贸易领域的政策措施要公开发布，征求公众意见，接受公众评议，预留一般不少于60天的评议期以征求公众意见，在公布和生效之间留出一般不少于6个月的过渡期，供相关产业进行调整，提高政府决策的可预见性。
四是超前筹划政府采购开放事宜。在政府货物采购、服务采购、工程发包中，提高透明度，对内资、外资企业一视同仁，对国有企业、非公经济平等相待，严格遵守《招标投标法》和《政府采购法》，硬化法律法规对政府行为的约束力。同时，做好我国加入WTO《政府采购协议》的制度准备，做好政府采购改革试点工作，在试点地区政府的货物和服务采购、市政工程招标、公益性国有企业采购中，筹划体现WTO非歧视原则。
五是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改革，适应竞争中立原则。公益性国企属于公共机构，履行政府职能或推进政府政策，不以商业利益最大化为目标，不适用竞争中立原则；商业性国企在市场上平等竞争，追求商业利益最大化，遵循竞争中立原则。这既有利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便于与国际经贸规则对接。
六是改进并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核心是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严格知识产权保护执法程序，提高执法效率，降低维权成本，公平对待国内外所有企业、个人和投资者的知识产权。不以强制技术转让作为外商投资准入条件，清理限定外商投资技术条件的要求和做法，保障外商投资自由选择采用的技术。
七是跟踪国际数字贸易规则发展方向，稳妥推动数据跨境流动自由化。盡管对于建立什么样的国际数字贸易规则尚存分歧，但谋求构建数字贸易规则已经成为国际共识。我国既要加大对数字贸易的政策支持力度，优化数字贸易发展环境，又要按照扩大开放与适度保护相结合的原则，积极探索发展国际数字贸易的路径和模式，建立健全针对数字产品和服务的生产、交付、使用等环节的数字贸易规则，完善数据流动和数据保护规则、行业自律制度及监管体系，做好参与国际数字贸易新规则谈判的准备。
八是扩大进口，更多惠及广大人民群众。根据社会承受能力，进一步降低关税总水平，减少非关税措施，扩大进口，满足广大居民和企业对高端消费品、投资品的需求。继续举办国际进口博览会，培育进口促进平台，全面提高进口贸易便利化水平，促进进出口贸易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