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追忆】
秦文物研究的先行者
对于作为秦史重要物质遗存的秦器的研究，李学勤有突出的学术贡献。
二十世纪末涉及秦史与秦文化研究的新的文物资料的发现，以秦封泥和秦玉牍最为引人注目。
对于这些新的文化信息，李学勤有《秦封泥与秦印》(《西北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秦封泥与齐陶文中的“巷”字》(《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8辑)、《秦玉牍索隐》(《故宫博物院院刊》2000年第2期)等论文发表。
李学勤的秦文物研究，并不是简单地就器论器，就文物论文物，而总能够通过器物研究透视当时的历史现象和文化存在，所提出的认识，都增进了我们对文明史的总体理解。
无论是建筑遗址，还是墓葬发现的各种器物，都寄托着古人的思想和观念，通过这些物质的东西，可以看到当时的时代精神”，“各种工艺的变化，其实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时代精神的变迁”，“即使墓葬本身，也明显地体现着思想的变化”。
秦简牍学的引领者
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11号秦墓出土竹简1155枚(另有残片80片)。
1986年，甘肃天水放马滩1号秦墓出土竹简460枚。
李学勤在《放马滩简中的志怪故事》(《文物》1990年第4期)一文中发表了极其新颖的学术见解。
在前面提到的《时分与〈吴越春秋〉》一文中，李学勤是利用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分一日为十六分的资料以及放马滩秦简关于十六分生子性别的内容，来研究“时分”问题的。
1979年，四川青川郝家坪战国秦墓出土2件木牍，其中1件正面写有以秦王诏令形式颁布的法律，背面为与该法律有关的记事，共计121字。
1989年，湖北云梦龙岗秦墓出土竹简150余枚、木牍1件，内容包括《禁苑律》等。
湖南里耶秦简发现之后，李学勤到长沙参与学术研讨，因里耶秦简远远超过此前国内所出秦简的总和，且内涵丰富，可以增进对于秦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等各方面的认识，对其意义有“21世纪中国重大考古发现之一”的评价。
先生主编的《简帛研究》和《出土文献》已经出版多辑，为简帛学界普遍认可。
《东周与秦代文明》:秦史与秦文化研究的学术经典
《东周与秦代文明》的面世，明显将秦史和秦文化的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学术水准。
应当说，这是符合历史真实的东周文化区域的科学划分。
《东周与秦代文明》1991年增订本“新发现和新研究”一章中有一段话，李学勤录于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新版的《新版后记》文末:“东周和秦代考古发现和研究，正在日新月异地向前迈进，丰硕宏富的成果不是新补的章节所能容括的。
近年秦雍城、秦栎阳、秦阿房宫、秦废丘、秦咸阳乐府等新的考古收获，实际上正在补充和更新先生的研究成果。
秦史有于西北穷僻地方立国，迅速崛起的历史特点。
“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无不有极为明显的变化。
在第一部分分论各区域文明遗存的内容中，“秦”和“统一后的秦”两章所占篇幅相当多，在“社会等级”一章，也更多地运用了秦的资料。
这些情形，都表明了对秦史和秦文化的重视和熟悉。
考察秦史，不能回避秦统一同样具有的“变革”意义。
秦的统一除了帝国疆域的扩张，政治格局的确定，行政效率的提高，管理水准的提升而外，“器械一量，同书文字”导致的经济生活的方便和文化发育的进步，是显而易见的。
可以说，现今从事秦史与秦文化研究的许多学者，大都得到过先生的学术指导。
笔者在1984年曾经考察战国秦汉武关道遗址，发现了应该是战国秦经营的蓝桥河栈道遗迹。
回到西安后曾向正在西北大学讲学的李先生汇报，他对此有重要的指导。
这样的肯定和鼓励，今天读来依然亲切。
先生培养、教导、提携的不同年龄层次的秦史与秦文化研究者，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已经成为这一学术方向的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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