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适用法律必须解释法律，而解释法律又必须进行合宪解释，合宪解释是目前我国宪法在司法中适用的最好方式，是现行体制下我国宪法司法化的最佳路径。各级人民法院在民事、刑事和行政诉讼中审理每一起案件适用法律时都应当考虑到宪法，进行合宪解释。每一位法官都是合宪解释的主体，都享有法律解释权和宪法解释权，但这并不否定最高人民法院的最高司法解释权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法律和宪法的最终解释权。法院通过合宪解释方式间接适用宪法，不必将宪法作为裁判依据而引用，但应当在裁判说理部分引用宪法条款。法院在合宪解释过程中发现法律明显违完时，应当中止诉讼，逐级上报，由最高人民法院报送全国人大常委会处理。
自“权利”概念提出以来，权利保留方式就一直是宪政理论和实践所关注的话题之一，它历经了人民自己保留、宪法保留等不同形态。到19世纪末，德国行政法学家奥托·迈耶基于德国宪法基本权利条款缺乏效力和司法审查作用微弱之宪政实践，提出了法律保留，其实质是以行政法所关注的问题及行政法语言重述权利保留。
必须摒弃神秘主义行政文化传统观念，树立阳光行政和行政程序法治观念，推动提升行政透明度的民主化转型；《行政许可法》、《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法律文件对行政程序透明和阳光政府建设提出了要求、创造了条件；在实践中，许多地方和部门积极开展行政程序公开、政府信息公开、公众参与管理、完善监督救济和创设服务中心等方面的探索创新，天津、成都、邯郸等地的改革经验值得研究借鉴；建设阳光政府的进一步努力，需要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
在公共卫生的推进尤其在艾滋病防治中，法律的积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其消极影响常为人们所忽视。一方面，法律作为一种桥梁或机制，将社会地位的不平等转化为健康的不平等，使艾滋病成为社会弱势群体的疾病；另一方面法律作为社会因素的一员，它通过社会等级和政治过程的制度形态体现出来，使健康的不平等制度化；在一个二元化社会中，由于艾滋病病人话语权的缺失，这个群体处于十分不利的法律语境之中。
“超越法律”的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负担的那些超出法律强制性义务规定且符合社会价值和期望的责任，确认这种责任的法律规范实为“软法”，它主要通过责任目标内化于企业的商业行为和治理结构之中，以实现企业的“自我管制”；通过保护利益相关者的实质性和程序性权利，提高利益相关者的谈判抗衡力量以实现市场的自发对抗；并以声誉机制和非政府组织的作用作为责任的实施机制的补充。
在现代刑法中，刑期折抵不只是一个法律规定，而且是一种现代法律制度。这种法律制度，相对于所处法律关系的不同，可有不同的理论定位。其中，从羁押折抵刑期的本质来看，其立法设置旨在救济未决羁押之正当性瑕疵，是刑事实体救济制度；从罪刑关系运行所处时间阶段来看，其司法适用需要审判裁量，是刑罚裁量制度；从适用的法律后果来看，其司法适用导致刑罚执行权的部分甚至全部消灭，是刑罚消灭制度。
企业间借贷合同符合合同法原理，现行政策及有关立法并未一概否定其效力，原有司法解释缺乏法律依据，现已着手修改，并已先行对部分企业之间变相借贷合同的效力予以认可，因此，应确认企业间借贷合同的效力。从经济学上说，利息就是货币的时间价值；在法律上，利息是由作为主债权的金钱债权而产生的法定孳息。因此，在责任承担上，利息的性质决定着在企业间借贷合同中，除本金债权外，利息债权也应予以保护，对此相关判例已经先行一步，期待司法解释能够根据合同法的规定予以明确，以便统一司法尺度。
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正当性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经济生活中的“市场失灵”；二是宏观调控能够法治化。宏观调控法治化的最终标志，是司法可以也能够对宏观调控行为进行审理与裁判。认为宏观调控行为具有不可诉性的观点在理论上因有悖于法治的基本理念而不合时宜，在实践中则可能因应人治的需要而十分有害。虽然要实现宏观调控的可诉性在目前还存在许多障碍，但这并不能成为否认宏观调控可诉性的理由。通过对现行司法制度的改革，以建立“公益诉讼”为突破口，辅之以“法院之友”等手段，宏观调控的可诉性是可以实现的。
反垄断从宽处理制度旨在减免公法责任以吸引卡特尔成员主动投案并揭发他人的违法事实，是国际上通行的一种发现和打击卡特尔的有效机制。从宽处理制度分为多种类型，其共同的先决条件有三个，即：提出申请、提供有效信息、完全配合反垄断执法机构的查处。中国具有与该制度相契合的传统法律土壤，也具备建构该制度的现实法律依据。但是，我国反垄断法律体系内部的冲突、执法权归属的模煳、行政法律责任的薄弱与缺失等因素，使得该制度在中国的实施面临隐忧。
推行循环经济的发展模式既是世界经济发达国家持续发展的成功之举，也是中国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必然选择。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需求，唿唤着循环经济立法的跟进与法制的保障。本论文针对循环经济法的立法架构、有关立法概念的定义表述、部分条文规范的设置等问题进行了分析探讨，从我国资源循环利用实践和立法可行性角度，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和完善立法的相关建议。
举证责任分配是民事证据制度核心中的核心，举证责任分配实质标准应遵循的原则顺序为：实体法律（包括实体法司法解释及实体法附属法、隐形法）的规定，当事人的约定，经验法则，公平或诚实信用原则。举证责任的转移与举证责任倒置二者均是对可能导致适用失当的一般举证责任分配规则的调整，不同的是举证责任倒置为法定，举证责任部分转移制度则是由法官根据具体的案件情形作出的裁定转移。
通过民事争点整理程序充实审前程序已成为各国民事诉讼制度上的一个不约而同的选择。这不仅是民事诉讼历史演进的结果，而且有其深刻的法理基础和哲学基础。我国民事争点整理程序尚付阙如的现状，严重影响和制约了民事诉讼纠纷解决功能的实现。应在建构我国民事争点整理程序时应从争点整理的主体、客体、范围、时间、地点以及方法和结果几个方面，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并兼顾我国法律体系，进行具体的程序设计。
国际贸易行政诉讼是在国际法与国内法交融、公法与私法交融过程中生成的行政诉讼特殊类型。在我国法制语境中，国际贸易行政诉讼是指在WTO制度的框架下，人民法院依法审理国际贸易行政案件并做出裁决，以保障和补救受损方国际贸易权益的具有专项性、涉外性与国际性的诉讼活动与制度。国际贸易行政诉讼具有特定的制度结构、主体结构与利益结构。考察其影响，它具有国际法定义务履行功能、国际贸易行政争端解决功能、国际贸易权益救济等复合功能。
2007年4月美国就中国知识产权刑事保护机制问题提交WTO争端解决机构（DSB）以寻求解决。这是DSB受理的第一起就知识产权刑事保护机制问题所引发的争端。本案的争议核心是如何解释作为“刑事门槛”的《TRIPS协定》第61条所规定的“商业规模”。通过DSB解释实践，可以看出，“商业规模”的解释主权应属各成员所有，但解释边界受《TRIPS协定》第61条相关条件的限制，中国知识产权刑事保护立法机制符合《TRIPS协定》，没有必要继续下降“刑事门槛”。美国对中国知识产权的施压应由单纯要求“降低刑事门槛”转变为“如何在降低正版产品的价格情况下加大对盗版的刑事打击力度”。
中美两国尽管在文化传统、社会制度、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均存在较大差异，但在废止或严格限制死刑的世界性潮流面前，对死刑却采取了相似的政策——既保留死刑又限制其适用，其中既有民意因素，也有政治因素。美国现阶段的高犯罪率、南方的私刑传统、历史上未经纳粹统治等因素导致其支持死刑的民意高涨，这对于政治精英、联邦最高法院及地区法官和检察官都有影响；在中国，现阶段社会治安形势恶化、礼法传统与家族主义的深远影响，以及缺少西方启蒙运动洗礼等因素导致民意支持死刑，这对于执政党、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以及法官与检察官个人，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政治因素方面，美国联邦与各州的权限划分以及盛行的联邦主义是影响其现行死刑制度的重要原因；在中国，统治者所奉行的“乱世用重典”的治国之策和重刑主义的历史传统、特殊历史时期所形成的“左”的错误，都是影响中国死刑制度的重要原因。对于中关两国死刑制度进行改造．应注意从民意与政治因素方面着手进行。
在中国，“法理”古已有之。但“法理学”、“法律哲学”名词则自域外传入，并为中国法学家所广泛认知与界定。总体而言，不仅存在着“法理学”与“法律哲学”概念的错混，而且在实质上，“法理学”理论的发展，比“法律哲学”更见成效。
霍布斯开创了现代政治哲学，但其学说矛盾重重，洛克完善了它。在《政府论》中，洛克为现代人勾画了一套政制蓝图。在其中，洛克通过精巧布置的美洲论述表明了他的意图，《政府论》中的政制蓝图具有现实的实践意义。它可以在新发现的大陆——美洲——得以最充分的展现。
大陆法系国家或地区在民法典中对信用权的保护可以分为七种模式。其中，智利-德国模式和中国台湾地区模式最值得借鉴。从信用权保护法律体系角度看，我国应该在侵权行为法部分明定侵害信用行为的救济，而且要摒弃将商事组织和自然人信用权分别规定的立法方式。我国信用权保护的规范应当表述为：危害他人信用，导致他人信用度降低，以及经济交易或职业生计上利益受损，行为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先刑事后民事原则对于节省诉讼资源，提高诉讼效率有重要价值，但实务中其效力的过度扩张严重损害了民事案件当事人的利益，背离了现代诉讼的民主与公正价值，应严格界定其内涵和适用条件。明确其作为原则而非规则的属性。
司法能动或是司法克制体现了法官释法的意识形态。司法能动和司法克制是法官在司法中进行自由裁量时享有多大的自由或者受到多大的限制问题，并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可供遵循。在我国当下．去除僵化的司法克制与无序的司法能动，并且实现司法克制下的司法能动应是明智的选择。
作为现代审判机构民主措施之一的英美法院之友制度，颇为我国诉讼法学界所关注与推崇，有论者甚至建议将之移植到我国以推动审判的民主化进程。然而，尽管该制度的某些观念和因素可用于完善我国现有制度，但从我国的现有国情来看，完整地移植法院之友制度尚无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