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藏传佛教传入蒙古地区，不仅对蒙古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思想领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且也加强了与蒙古王室的联系。探讨元代蒙古王室与藏传佛教的关系，对于了解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的传播歷史不无稗益。
继阔端与萨迦班智达建立的政治宗教联系之后，蒙哥和忽必烈兄弟二人完全继承和贯彻了阔端制定的对吐蕃的宗教政策，并且进一步加强了对吐蕃的经营治理，使蒙藏关系推向新的阶段。
藏传佛教进入蒙古宫廷，成为占支配地位的宗教，是通过忽必烈汗与八思巴的有效合作完成的。做为萨迦法主接班人的八思巴，完全继承了他叔父的衣钵，使佛法在蒙古统治阶层中得到发扬光大。而作为忽必烈，接受藏传佛教，显然是由两个方面的因素所决定，即八思巴的作用和忽必烈自身的需要。八思巴11岁时来到蒙古，在蒙古王室里成长。他不仅学习和掌握了蒙古语言，而且也了解蒙古王室内部各派政治势力之间的角斗，加上他叔父萨班的精心培育和他的聪明颖悟，使他学到了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培养了敏锐的政治眼光。在蒙古王室内部错综復杂的政权斗争的漩涡中，八思巴始终正确地把握住方向，一心一意地投靠“思大有为于天下”的忽必烈这位政治人物，首先在政治上给忽必烈产生了信任感。政治上的得势，为其传教说法铺平了道路。同时，他还凭借谦逊平和的品行、勤恳好学的精神、渊博的学识赢得了忽必烈及其一家的喜爱和敬重，并使忽必烈接受了藏传佛教。
忽必烈在“潜邸”时，就已结识中原文士，熟悉中原汉地的情况，接受了中原汉人的文化。在他的王府中，招徕了一大批汉族知识分子作幕僚，并十分重用他们。大凡吏治、用兵、理财、屯田等事宜，乃至夺取汗位，“立国规模”等，多出自这些人的计谋。他们还给忽必烈的讲解汉族文化经典《大学衍义》、《孝经》、《尚书》、《易经》及儒家的政治学和歷史等。在这些幕僚当中，汉地僧人刘秉忠对忽必烈的影响最深。由于他博学多能、善于出谋划策，深受忽必烈的重视。他的安邦、定国、治吏、用兵等主张，对忽必烈采用“汉法”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1251年，蒙哥汗即位后，忽必烈受命主管漠南汉地军国庶事，从此他就更加紧密地与汉族的政治及文化结合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应该说中国内地的佛教文化无疑会对忽必烈的思想信仰产生重大影响。但虽然如此，忽必烈及其他诸王贵族最后还是选择了藏传佛教。
就佛教而言，它具有内向、保守、封闭等基本特性。然而藏传佛教正式登上蒙古地区的宗教舞台，这对靠剑与火来为自己开辟道路的蒙古统治阶级而言，是十分有趣的。尤其是对忽必烈这样一位励精图治、大有所为的政治人物接受藏传佛教的现象加以探究，笔者认为这种现象不仅与其实用主义心理有关，同时也与藏传佛教对这种实用主义心理的满足有着密切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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