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考察债务问题入手，对西汉的商品经济状况进行了探讨。认为：一、西汉时以货币为中心的债务关系已渗入每一阶层的生活中，对当时商品经济的发展有重要作用，放贷成了当时社会中司空见惯的事情；二、政府对当时的债务问题，在管理上有一系列程序，法律规范严格，并且保护债权人，此外本文还就息律限定等作了考察；三、西汉的商品经济是一种变态的不完全的商品经济形态，其市场繁荣是建立在赋税货币化和小农逐渐破产的基础上，随着小农群体与赋税货币化的萎缩，这种商品经济就必然走到它的尽头。
本文对东汉前期的统治方略进行考察，认为其间发生了由“柔道”到“严切“再到“宽厚”的重大变化。其发展演变的轨迹，虽基本符合宽严相济的历史发展原则，对政治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因“严切”和“宽厚”政治的极端发展和矫枉过正，对东汉政权也产生了不可低估的消极作用和影响。从而说明任何时期的统治方略，都应适宜势并事变的客观规律，严而不勐，宽而不弛，尽力避免矫枉过正的弊端。
中护军在曹魏、西晋初期主持武官选，中领军主武官选是中护军隶领军时的权宜之计；中护军只主中央武官选，笼统地断言中护军主武官选的说法是不准确的；中护军与吏部在主持中央武官选方面的分工情况目前还不清楚，断言中护军主中下级武官选的说法客易引起质疑。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中国战败，给中国思想界带来较之第一次鸦片战争更为重大和深远约影响，中国社会出现了力主向西方学习纳新派别——洋务派和早期维新滚。他们指出：中国面临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有亡国之危险；提出“自强”的口号；而要自强，就必须学习西方，进行变法。他们学习西方的要求比较全面、大胆，但又有相当的保守性，这一切都凝聚在“中体西用”文化观上。
曾纪泽是中国近代着名的外交家，是近代史上成功运用现代意义的外交思想办外交的杰出代表。本文着重对其近代外交思想的局限性和积极影响进行评价，以说明曾纪泽对中国外交近代化的发展所做出的重要贡献。
基于对民族富强(外在历史价值)和人性圆满(内在人生意义)的追求，早期康有为毫不留情地批判了传统政治中的君主专制制度诸多弊端。康氏认为，由于以壅塞与自私为基本特征，以因循与愚民为基本国策，君主专制制度既违背了万物日新的宇宙运动规律和因时制宜的人类历史运动规律，不能适应近代世界的生存环境，又和使人民得所的人(仁)道精神相悖，具有非人化效果。
第一届国会选举在中国政治现代化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力图从各政党对选举问题重视、政党候选人争取选票方式以及选民投票心态等方面对此次选举加以评析，借以说明它基本上是在法律许可范围内进行，各选民自由地表达了自己的政治倾向。从总体上看，这是一次成功的选举。
1914年3月，北洋政府依法令在北京设平政院受理全国行政诉讼及纠弹案件，内设肃政厅独立行使纠弹与行政公诉之职。平政院具有较为完善的组织法规，行政诉讼亦有比较完备的程序法，其人事状况在实践中也符合法律规定。平政院审理案件的范围比较广泛，但由于受到诸多因素的掣肘，成绩有限。以特别机关之名，平政院行司法权之实，审理案件颇具特点。平政院审理纠弹案件这一职能在肃政厅裁撤后丧失，职权也不断削弱。作为第一个行政法院，它推动了我国法制近代化，并在调整官署间关系、缓解官民矛盾方面起过一定作用。
本文从历史学和心理学的角度探讨了西安事变期间蒋介石政策转变的原因，指出一定的民族主义意识、华北事变以后中日民族矛盾的尖锐、蒋介石的求生本能和宋美龄等人的亲情感化是促成蒋介石政策转变的主要因素，同时分析了这些因素在促成这一转变过程中各自所起的作用。
“大跃进”与大生产运动虽然发生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但二者在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原则，以发展经济为中心、反对单纯从财政打主意，大搞群众运动等方面有明显的相似与继承之处。由于历史条件的不同，二者所要达到的目标也就不尽相同，因而出现了截然不同的结局。
新中国建立前后，党和政府对私营工商业的政策经历了一个从利用到消灭的演变过程，而政策的实施既有成功的一面，也有失误的一面，产生失误的主要原因则是认识上出了偏差，对此有必要进行深刻的反思。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农村社会经济思潮丰富多彩。本文重点分析：建国初期土地改革之后的“发家致富”思潮；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急进抢先”和“社会主义有奔头”思潮；人民公社和大跃进运动中的“争上游，敢出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人民公社胜天堂”以及“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思潮；经济困难时期的“人官、肚子不官，吃饱肚子为先”和调整时期的“千变万变不如(包产到户)一变”思潮。
近代以来，伴随着农业的资本主义化，美国农业出现了两次技术革命。中国的近代农业始于19世纪90年代，中国近代农业科技的引进工作，在初期主要通过翻译刻印西方农书、延聘外国教员和派遣留学生等途径来引进和吸取外国的先进农学知识，同时也引进了不少近代农业科技的物质和技术成果，如农机具、育种技术和病虫害防治技术等。近代中国从美国引进的作物优良品种、先进农业技术以及全新的农业科研教育模式，可谓一枝独秀、影响深远。
中世纪西欧骑士制度作为一种形式化的制度，是指以军事采邑为基础、以骑士服役为表征、以基督教为指导思想、以中小封建主统治为本质的骑士阶层所特有的组织制度、法律规范、道德准则、生活习惯等诸多方面的总称，涉及制度层面的主要包括骑士军规、骑士法规、骑士礼仪等。
晚清洋务运动时期，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通过试行近代官督商办企业体制，蛹化培育了近代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第一代——上海资本家阶级的核心群体。这种前所未有的阶级关系新变动，堪称具有中国特征的“历史上划时代的事情”。
本文通过社会调查，获悉日军在1938年4月23日对安徽省萧县牛眠村进行血腥屠杀，杀死村民及萧县县城逃难的居民共1872人。其手段极为恶毒、残忍，激起了广大群众的愤怒，一些群众，如黄芒、丁哥等进行了英勇的反抗。
1927年梁启超提出“史学史的做法”。20世纪60年代以后，白寿彝、吴泽、杨翼骧、尹达等对史学史的编纂方法作了新探索。史学史着述或循梁启超“做法”，或依社会形态则限，或按古、近代分段，各有优劣。瞿林东着《中国史学史纲》，对史学作会通考察，适当处理史学史与通史之关系，分史学为传统与新史学两时期，注重史学理论的阐述，甚具特点，实践了白寿彝的史学史编纂思想，为史学史研究昭示了一条新的道路。
西欧贵族在15—18世纪社会转型时期的作用及其自身的演变，一直是中外学术界关注的研究课题。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国内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贵族的界定、结构、政治经济地位和新贵族等方面，并在理论范式、研究的角度、深度和广度上有了突破，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这一阶段的研究也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主要是：研究中存在的不平衡性、研究深度不够、研究方法的单调等，所有这些都有待于在今后的研究中加以改进。
关于王莽改制失败的原因，史家大都简单地归结为违背历史潮流，注定要失败的。本文主要探讨了王莽的个性品质对其改制推行及其失败产生的影响。
陆楫是明代思想界一位平凡的人物，但他独到的经济思想令后人钦佩不已。他面对日益枯竭的财政提出了解决宗室禄米问题的办法；他还大胆提倡消费，论述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
由于不知王国维先生遗嘱中含有典故，因此对于他的死因论证一直因缺少直接有力证据而难成定谳。王先生在遗嘱中引用典故以明志，明确交待自己是为忠义而死。
本文对孙传芳早期担任的几个军职的时间进行了考证，认为孙传芳是1917年出任陆军第二师第三旅旅长及第二十一混成旅旅长，1920年担任湖北暂编第一师师长，1921年任长江上游总司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