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不血刃 武汉解放——纪念武汉解放60周年 
今年5月16日是武汉解放纪念日，是武汉人民永远值得铭记的日子。60年前的春夏之交，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军压境，武汉国民党守军弃城撤逃，武汉地下党组织领导三镇人民，全力保护城市，迎接人民子弟兵进城，武汉和平解放。武汉的解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武汉人民长期奋斗的结果，是靠人民解放军的强大军事威力和党在武汉卓有成效的地下斗争共同赢得的，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条战线与第二条战线斗争紧密配合、团结奋战的伟大胜利。
重建组织 八方力量汇武汉
为迎接武汉解放，武汉党组织经历了长期不懈的地下斗争。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前，因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需要，党的工作重点及力量进行了转移。直到抗战胜利，地方一级党组织一直未巩固地建立起来。抗战胜利后，党在武汉的首要任务是恢复、重建和发展党组织，为在武汉开展各项工作打下坚实基础。为此，中共中央南方局于1945年10月即派赵忍安、李声簧来武汉建立交通联络站，1946年3月派曾惇负责开辟武汉党的工作。在此前后，南方局青年组、组织部、交通组又陆续派出刘实、陈克东等率一批党员骨干来汉。这些来自不同地域、不同战线的同志，严格遵循“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地下工作总方针，最初虽然互不联系，也没有建立统一的组织机构，而是采取平行作业，独立行动的方式开展工作，但他们却都是围绕着一个共同的目标战斗在龟蛇两岸。1947年10月，根据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变化和武汉地区爱国民主运动迅猛发展的情况，中共中央上海局认为把分散潜伏在武汉的地下党员相互联系起来，建立一个统一的地下党组织的时机已经成熟，遂于1947年10月下旬在武汉同时建立了中共湖北省工作委员会和中共武汉市工作委员会，以及中共湘鄂特委和武汉中心小组。
1948年7月，为集中力量，统一领导，搞好武汉的城市工作，上海局决定撤销中共湖北省工委和武汉市工委，成立由曾惇、江浩然、张文澄、陈克东和刘实组成的中共武汉市委员会。市委随即按工运、学运、文教、金融、统战等系统和战线建立起一批党的工作小组，并在进步群众中建立了一批党的外围组织。这些工作小组和外围组织的建立，既保证了党对各条战线直接有效的领导，又保障了党的核心组织的安全，还扩大了党的影响，壮大了革命队伍。从1948年冬到1949年4月，中共武汉市委系统在武汉发展新党员240余人，约占武汉解放时全市党员总数390人的61%，共建立了20多个党支部。同期还发展党的外围组织十多个，遍布职工、学生、文教、妇女、统战和职业青年等社会各阶层、各系统，至解放前夕人数已达2000余人。
在中共中央南方局不断向武汉派遣力量，地方党组织恢复、发展的同时，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的城工部也向武汉进行了组织派遣和发展工作。1946年初中共中央城市工作部和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城市工作部根据党中央关于加强大城市与交通要道工作的指示精神，先后派吴永裕、吕梁、余杰、黄新元等人开辟以武汉为中心的城市工作。刘邓大军在中原地区完成战略展开，中原局和中原军区在武汉外围相继建立了鄂豫、豫西、江汉、桐柏等解放区后，从1947年下半年到1948年，中共江汉区委城工部，中共江汉二地委城工部和中共江汉三地委城工部及其下属的云孝、天汉、京应、天京潜、沔东、川汉等县委城工部，以及中共鄂豫三地委城工部，中共中央中原局组织部城工科等，均以武汉为中心，大力进行城市派遣和组织发展工作，建立了适应于开展城市地下斗争的各种城市工作组和基层领导机构，还建立了一些秘密外围组织。此外，中共中央社会部武汉工作组也是从事地下工作的一支力量。至武汉解放前夕，周边解放区向武汉派遣的人员和在武汉发展的地方城工人员以及各种城工关系总计约2800余名，从而形成了解放战争时期与武汉地方党组织相平行的另一重要组织系统和方面军。
解放战争时期，先后向武汉派遣工作人员的还有中共中央重庆局、南京局、上海局、华中分局、平津学委等等。另外，一些随学校和工作单位“复员”来汉的党员以及一度与党失去联系的党员，后来也陆续通过各种渠道与党组织接上了关系或参加了武汉地下党的工作。
以上这些来自不同渠道的党员像涓涓细流汇入江海一样，从四面八方渗透进大武汉，又悄然融入茫茫人海中。经过一段时间，他们先后在铁路、水电、纺织、机械、军工、学校、工商、金融、政府机关等各部门找到了合法的社会职业，站稳脚跟，继而发动群众，不断掀起爱国民主运动的风暴，其中以1947年声援武大“六一”惨案和武汉被服厂“一一•七”血案的斗争规模最大、影响最广。党领导下的武汉人民和国统区其它城市人民群众的抗争汇合在一起，形成了中国境内反对国民党统治的第二条战线，从各方面削弱了国民党统治的政治基础。
大军压境 宣传调查搜情报
1947年夏，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拉开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大别山根据地的建立，为解放中原打下了基础。同年底至次年初，武汉外围江汉、鄂豫、桐柏等军区建立。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进行的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人民解放军共歼敌154万余人，国民党蒋介石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消灭。兵败如山倒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发起一场“和平运动”，企图以言和阻止我军南下，实行“划江而治”，形成一个新的“南北朝”局面。党中央洞观全局，在和谈中坚持原则，粉碎了蒋介石及桂系首领的“和谈”阴谋。
1949年4月中旬，长江以北大部分地区均已解放，全国已处于革命胜利的前夜。在华中地区，河南全境除安阳、新乡外已全部解放。在平津战役后奉中央军委之命由第四野战军十二兵团12 万大军组成的先遣兵团，在肖劲光司令员率领下，经信阳挺进湖北，在地方部队配合下牵制白崇禧集团，策应第二、第三野战军渡江作战，并作相机解放武汉之准备，力争不战而屈人之兵。活动在湖北境内的江汉、鄂豫、桐柏军区各部队不断运动出击，歼敌攻城。从1949年2月至人民解放军渡江前的两个多月内，荆门、英山、罗田、麻城、安陆、汉川、应山、广水、花园、黄梅、广济、云梦等地相继解放，武汉东、北、西三面均已处于人民解放军的半月形包围态势之下。
武汉的解放已是指日可待。党在武汉的地下工作在经过长期埋伏和积蓄力量后终于进入了决战时期。为了更好地宣传发动群众，做好武汉解放的思想舆论准备，党在武汉的各方力量充分利用当时一切可能利用的条件，通过各种方式渠道，在武汉发动了一场有力的宣传攻势。
他们通过秘密交通线将大量宣传资料从解放区运到武汉，在三镇建立了多个秘密收听站、地下印刷点。
经过长期渗透，此时中共武汉市委和各级党委城工部已不同程度掌握和控制了《大刚报》、《新湖北日报》、《华中日报》、《武汉日报》、《武汉时报》、《正义报》、《楚声报》、《大众晚报》、《华中经济通讯》等公私营报刊及前导通讯社、精诚通讯社等宣传机构。这些传媒以“外地专电”、“转载”等形式发布各种消息和评论，报道人民解放军的进军形势和解放区的真实情况，揭露国民党统治的黑暗腐朽。
中共武汉市委和各级党委城工部还开展了调查研究工作，为接管城市作准备。他们充分发动群众，在工厂、企业、机关、学校、仓库及武汉地区的国民党党、政、军、警、宪、特系统等广大范围内通过各种社会关系开展调查工作，获取了大量资料，对掌握了解武汉的社会、经济、政治状况有重要参考价值。武汉市委系统搜集的材料被秘密送到中共中央上海局，上海局又转往北平，经整理筛选后编入了四野南下大军的《城市军管手册》。中共中央中原局城工系统搜集的材料被秘密送回郑州，编辑出版了《武汉调查》和《武汉调查（补编）》。
武汉周边解放区的各级党委城工部还利用各种关系和渠道搜集了大量军事情报，包括国民党在武汉地区驻扎的军兵种、部队番号、人员数量、武器装备、主要军官、布防地点、作战部署，武汉三镇地形及市区建筑、街道分布情况等等，以充分作好武力解放与和平解放武汉的两手准备。
攻心为上 统战策反建奇功
武汉解放前夕，各级党委城工部和中共武汉市委一系列成效卓著的统战策反工作，是武汉地下斗争独具特色、扣人心弦的一页。
在争取盟友、壮大革命队伍方面，武汉党组织首先争取的对象是以张难先、李书城等为代表的湖北地方元老。他们当中有的早年参加过辛亥革命和大革命，有的在抗战时期同共产党有过合作与联系，受过革命进步思想的影响，对蒋介石统治强烈不满，抨击时政，热心保全桑梓，在社会上有相当的影响和一定程度的凝聚力。敌人对他们也有所忌惮。1949年1月，李书城一行赴河南解放区，会见刘伯承、陈毅将军。陈毅希望李书城等“回到武汉后，要联合当地爱国人士，力图在战斗期间设法保卫地方人民的生命财产，防止敌人破坏”。李书城等回汉后，在省议会接见记者和各界代表，到武汉大学、湖北师院作报告，以所见所闻，现身说法，讲述党的政策和解放区的新貌，及时地回击了国民党散布的污蔑共产党的种种谣言。当白崇禧召集各界人士数百人开会，声言要密查“与共军暗中勾结”的“武汉闻人”时，张难先、李书城愤起驳斥。经党组织做工作，他们在反搬迁、反破坏斗争中起到了抗命保民和稳定人心的作用。每当紧要关头，张、李二老总是不畏强暴，仗义执言，为民请命。1949年4月上旬，张难先、李书城等组成了维持地方秩序的民意机构--武汉市民临时救济委员会。
中共武汉市委所属地下党员汪德彰、华煜卿等人，协助民盟、民建在汉建立组织，市委统战组孙运仁、宋洛等人和部分城工人员也与已建立组织的民主党派保持密切联系。他们为团结国民党革命派人士潘正道、罗良斌、晏道刚、程一新等人，中国民主同盟湖北省、武汉市地下组织负责人聂国青、马哲民等人，中国农工民主党武汉支部负责人唐午园和中国民主建国会武汉地下组织以及其它各民主党派爱国民主人士，进行了大量工作，以结成最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推动社会各阶层人民参加反美蒋运动和保护城市、迎接武汉解放的斗争。
经过长期细致的工作，武汉党组织广泛地团结和争取了工商界、科技界、、教育界的一批爱国人士。陶述曾、周鲠生、孙葆基、朱裕璧、张天翼、邓克典、鲍鼎、唐长儒、陈经畬、林厚周、黄文治、曹美成等各界知名人士都先后与党发生了联系。他们不顾国民党当局的胁迫，坚持留在武汉，还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影响，勇敢、机智地与敌周旋，保护工厂、学校和武汉地区公共财产设施，都为人民解放事业作出过有益的贡献。
国民党兵败如山倒，危机深重，人心思变，士气荡然无存。中共武汉市委和各级党委城工部充分利用当时有利的革命形势和解放军兵临城下、威震武汉的大好时机，最大限度地发挥党的政策威力，对国民党湖北省政府、省党部、汉口市政府、武昌市政府、湖北省参议会、湖北省会警察局、汉口市警察局、武汉警备司令部等国民党在武汉的重要部门进行了全方位的策反活动。先后幡然醒悟、弃暗投明的有：掌握国民党省参议会实权的副议长艾毓英、武昌市市长蒋铭、省会警察局局长胡慎仪、汉口市市长晏勋甫、汉口市政府秘书长杨锦昱、汉口警察局局长李经世、汉口保警总队队长胡武、武汉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兼平汉路局局长邬浩、国民党湖北省党部书记长陈良屏等人。这些人转变立场后，以他们的名义和身份发布命令，带动大批部属成建制地留下来，按照党的意图、指示保管资财、档案和维持社会秩序，并在“真空”时期制止国民党散兵游勇的骚乱和趁火打劫，同人民一道迎接武汉的解放。
各级党委城工部还将策反工作做进了国民党军队及特务系统中。在武汉解放前后，国民党国防部绥靖第六大队、海军汉口巡防处、空军汉口王家墩机场等部门官兵经策反后毅然脱离反动营垒，起义投诚，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大的反响。经中共中央中原局组织部城工科协同中原军区及其它组织长期细致耐心的工作，国民党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国民党第十九兵团司令及河南省政府主席张轸率部起义，不仅削弱了国民党军队的有生力量，而且打乱了白崇禧撤离武汉的行动步骤，减轻了敌军对武汉的破坏，促进了武汉三镇的提前解放，是武汉解放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重大历史事件。
发动群众 保护城市显神通
1949年4月20日起，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强渡长江，23日解放南京。坐镇武汉、独揽华中军政大权的白崇禧眼看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倾刻间土崩瓦解，深知国民党大势已去，为了保存实力，决定撤离武汉，退守老巢广西，但又不甘心让武汉这颗华中明珠完整地落入共产党手中。在武汉甲级党政军联席会议上，白崇禧明确提出要制定搬迁和破坏计划：凡能搬动的如文件档案、机器设备、金银外币、交通工具等，一律强行拆迁搬走；凡不能搬动的如水电设施、铁路、公路、港口码头、工厂厂房与堤防建筑等，则一律就地炸毁。
对敌人的这种险恶用心，深知武汉这座城市重要价值的中共武汉市委针锋相对，早有准备。4月19日，市委书记曾惇根据中共中央上海局的指示精神，在中共武汉市委第二次全体委员会议上作了《为保护城市渡过青黄不接进入接管斗争》的报告，提出反搬迁、反破坏的战斗任务。各级党委城工部也广泛深入地动员各阶层民众，积极投入这一战斗。
反搬迁斗争的重点是工厂企业。工人们在党的领导下，各显神通，巧妙地与敌周旋。敌人在一纱厂、江岸铁路机务段、汉阳船舶修造厂、武汉被服厂等许多单位威逼工人拆卸机器，工人们就软拖硬磨，白天慢慢拆，晚上敌人走了又赶紧装上，或将拆下的零件隐藏起来，并不断提出要求发给加班费、迁移费、安家费等条件，迫使敌人的搬迁计划不能实现。平汉铁路的工人们暗中拆毁了火车轮渡码头的过江轨道，并把14台大功率火车机车、6台车床及一些重要设备、器材分散隐蔽起来。电信局职工将80吨废旧物资装箱发送，蒙哄敌人。汉口广播电台的职工则用“调包计”将敌人已装箱待运的电台设备完整保存下来，在武汉解放后的第三天即迅速播出了人民的声音。
5月8日，国民党武汉警备司令部宣布三镇进入战时状态，实行军事管制。从9日起，粤汉铁路全线实行军运，白崇禧所属部队加紧南撤。至5月11日，除汉口城防部队外，江北岸汉口的敌军已全部撤至江南武昌方面。汉口岱家山二道桥、三道桥被守备部队炸毁。在城市面临毁坏的关键时刻，中共武汉市委动员武汉工商界筹集了1万块银元分送给武汉守备司令部、保安警察总队、武汉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等军警单位，进行“安抚”、“收买”。对直接实施市内爆破计划的敌工兵，工人们或武装护厂，或花钱打发，或软硬兼施。第一纱厂、三十兵工厂的工人在厂房周围架设了电网，在各制高点上架起了机枪，并挂上“小心触电”的牌子。前来爆破的敌军一见这森严壁垒的架势，只好灰溜溜撤走。奉命炸毁粤汉码头、江岸车辆厂、汉口既济水电厂、汉口宗关水厂的敌兵在收受银元后，就在空地上炸上几响，或在报废的火车头水箱上炸个洞，炸毁码头趸船拍了照片回去交差。在中共武汉市委和城工部门的组织领导下，武汉电信局职工与敌人展开了多个回合的激烈斗争，使电信局终于得以保存下来，在武汉解放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通讯保障作用。
白崇禧原准备在撤退时冒天下之大不韪，破坏张公堤、武泰闸等堤防设施。张难先、李书城闻讯后立即找到白崇禧，他们慷慨陈词，痛斥白倒行逆施，张难先激愤地以手杖击地，要与白拼老命。与此同时，党组织将动员武汉商界凑集的一笔“安家费”送给国民党武汉区守备司令、第五十八军军长鲁道源，使白、鲁破坏张公堤等公共设施的阴谋未能得逞。
兵不血刃 江城人民迎解放
人民解放军四野先遣兵团获悉白崇禧已加紧南撤，根据军情变化，遂加快进攻部署，于4月29日解放孝感，5月9日解放黄陂。15日这一天，在武汉北面的先头部队进占滠口和汉口北郊刘家庙；在武汉东面，第四十三军和第四十军的两个师从团风、武穴强行渡江，四十军一五三师西进葛店，逼近武昌；在武汉西北，江汉军区独立第一旅横扫敌军残存据点，进军蔡甸；已三面受敌的白崇禧从武汉经湖南到广西的退路，则有被渡江大军自赣入湘粤切断的可能。
同一天，国民党第十九兵团司令张轸率所部一二七军一个师、一二八军三个师共2.5万余人在金口起义，更使白崇禧处于外有大军压境，内有后院起火、后路堪忧的紧迫困境，不得不于当天下午仓皇登机南逃。
当晚，鲁道源率部撤到武昌，随即向南逃窜。
武汉三镇完全进入“真空”时期。
中共武汉市委和各级党委城工部对国民党撤退后和人民解放军进城前这一青黄不接的过渡时期工作早有周密部署和安排。5月15日下午3时，按照原定计划，曾惇、张文澄来到设在汉口保元里9号的童式一家中的市委指挥中心。
江浩然进入设在鄂南电力公司的武昌指挥中心。刘实坐镇武汉电信局，陈克东、余杰在汉润里郭治澄家中，共同指挥迎接全市解放的战斗。市委将汉口地区党员和进步分子掌握控制的电话进行编排，各观察点上的情况随时向上级汇报。为维护城市治安，划定汉口地区以中山大道天津路口电信局为中心，分为上、中、下三段实行联防，武昌地区则以鄂南发电厂为中心，分为八区联防。
当鲁道源部全部撤离汉口后，指挥部迅即指示有关人员沿街张贴由张难先、李书城等签署的《武汉市民临时救济委员会通告》，告诫全体市民“发挥互助精神，竭诚合作，力持镇静，各守岗位，各安生业，以期安堵如常。”1000多名工人纠察队员和消防队员进入各指定地段，维持社会治安。汉口警察局组织全体员警上街执勤，维护社会秩序。武昌省会警察局组织大批警察和民众自卫队在车站、码头、仓库、水电厂、银行、电信等要害布防及在市区巡逻，严防抢劫和破坏。全市水电供给、邮电通讯正常。
5月16日拂晓，走上街头的市民们惊喜地发现，满街到处可见欢迎解放军进城的的标语，报童们叫卖着《新湖北日报》社的中共党员连夜赶编的“武汉解放”号外。
下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四十军一一八师在师长邓岳的率领下，由江岸屠道街进入汉口市区。武汉人民倾城出动，迎接亲人解放军的队伍犹如潮涌。从三阳路到六渡桥，部队走到哪里，哪里便是口号声声，鞭炮齐鸣，掌声不绝，一片欢腾。
5月17日，江汉军区独立第一旅进入汉阳，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四十军一五三师从葛店进入武昌市区。
素有九省通衢之称的大武汉，就这样兵不血刃地迎来了解放，完整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武汉的解放，标志着武汉结束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新民主主义革命在武汉取得基本胜利；武汉的解放，摧毁了国民党在华中统治的基础，粉碎了国民党的长江中游防线，加速了解放战争的胜利步伐，同时又为解放战争在华中以至华南、西南的继续进行，提供了重要的物资保证和干部资源，从而为解放战争在全国的最后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辉煌的历史照亮了希望的未来，伟大的事业展现了灿烂的前程。纪念武汉解放60周年，回顾难忘的战斗岁月，我们要继承和发扬武汉人民的光荣革命传统，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进一步解放思想、开拓创新，争分夺秒、乘势而上，努力在中部地区崛起中发挥好武汉龙头城市和最重要的中心城市的带头作用，努力在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中发挥先锋作用，为实现武汉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而努力奋斗，不断书写武汉更加辉煌的历史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