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伽达默尔，对浪漫主义诠释学的批判）
这个任务包含“解读”某境遇，把身体运动和话语放入它们所属于的脉络中，并根据其它行为和信仰去理解它们。说明性假设的构造和它们的经验检验最后成为要解释的事情：它们依赖于某种关于要说明的事件是什么这一特殊假定，因而依据于意义的评价。
伽达默尔对诠释学理解的说明就致力于考察这后一种意义理解的条件。但是，他整个工作都是在强调区分两种理解形式的必要性：真理内容的理解和意图的理解。第一种理解形式涉及的是当我们说我们理解（例如）欧几里得几何学或某道德原则是完全有道理时我们所具有的实质知识。这里理解意味着观看某物的“真理”，如把握直角三角形两边的平方之和等于斜边平方、欧几里得几何学的有效性由于发现其它形式几何学而成为相对的，或谋杀是错误的。这种意义的理解就是洞见主题内容，或者像伽达默尔所说的，是对事物（die Sache）的理解。反之，理解的第二种意义包含条件的知识：某个人为什么说谋杀是错误的理由，或在某人说某个几何学命题是真的时后面的意图。这种理解包含对某断言或行为后面的心理学的、传记性的或历史的条件的理解，这种理解与关于断言或行动本身的实质理解相对立。理解的东西不是断言的真理内容或行为的要点，而是某人做某断言或进行某行动后面的动机。
按照伽达默尔的看法，最严格意义上的理解包含第一种理解形式，即对真理的实质性理解。反之，第二种即意图性的理解形式之所以成为必要的，是当对真理进行理解的试图失败了的时候。换句话说，这是当我们不能看到某个他人在说或做什么的要点时，我们才不得不解释这人是在什么条件下说这或做这：这人可能意指什么，他或她是谁，时代状况等等。阿拉斯代尔·麦金太尔举了一个很好的关于伽达默尔这里所说的差别的例子，他说，当我们试图理解土著人随身携带枯枝或石头的行为时，“我们面对一个空白的墙”，“这些枯枝或石头被认为好像是或体现为携带它们的个人的灵魂” 。因为我们不能弄懂这种行为或明白它的意义，所以我们理解它仅只是在此范围，即我们理解土著人可能想到它有某意义的条件。正如伽达默尔说：
“凡直接洞见所说的真理由于理性与之矛盾而不能得到时，就产生了发生学的问题表述，其目的就是用历史的境遇来解释传统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