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中国的政治思想史研究和历史社会学研究，中国政治学的现实政治研究可呈现的研究成果似乎多一些，但并不值得骄傲，甚至存在堪忧之处。很多人依旧在用产生于西方本国政治的概念去剖析中国政治，去指导比较政治研究。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政治研究变成了类似思想史研究。也就是说，在一些人那里，中国政治研究和比较政治研究，是为了验证来自特定国家特定历史经验的特定命题，这样的套路就很难谈得上贡献了什么。为此，中国政治学一些学者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去化解西式民主的迷思。政治学理论上的“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工作，其实就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理论贡献。
1.中国比较政治学发展的方向问题。作为知识增长点的中国比较政治研究尚无生产能力，主要原因在于，中国比较政治学兴起的时候，正赶上了所谓“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国的比较政治研究因此跟随美国一道变成了比较民主化研究，一开始就丧失了学科自主性，而不是研究比较政治学最根本的问题——国家建设，而国家建设中的诸多问题显然不只是政体转型问题。因为失去了自主性意识，研究者把几乎所有的制度变迁当成了“民主转型”问题，而且很多国家根本没有建立起来所谓的民主制度，其制度变迁也被视为民主转型。
民主化确实是过去几十年的世界政治现象。但是，作为理论来源的现实政治研究，恰恰是检验、证明或证伪既有理论的好时机，而不是用既有的民主化理论去解释现实。比如，在研究被称为“第四波民主化”的“阿拉伯之春”以及“颜色革命”的过程中，笔者提出“选举式民主”演变为“党争民主”的政治逻辑，党争民主需要“同质化条件”，强调社会条件比民主本身更重要[8]。
如果说“国家建设”是历史社会学性质的国家政治发展道路问题，将政治道路稳定化的则是作为权力关系总和的政体研究。作为政体的民主化研究，涉及的只是权力关系中的一个面向：国家与社会关系中的纵向民主，而这个纵向民主与其他权力关系比如民族关系又是什么关系？与宗教又是什么关系？与非正式的权力关系即文化是什么关系？单向度的民主化比较政治研究可谓是真正的“无问西东”了，因此才招致“转型学的终结”。
对于比较政治学而言，对人民而言而非对学者本人而言，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国家治理。国家看上去都是现代性的，政体看上去都民主化了，但国家治理为什么依然有天壤之别？国家治理是各国老百姓头等重要的大事，但可能不是具有“此时此地”情怀的学者的兴趣。
笔者认为，如果说国家建设是比较政治学的总体性躯体，政体则是骨骼，国家治理则是流动的血脉，由此而构成的比较政治学研究的逻辑链条才是坚实的、可信的。目前中国的比较政治学研究掐头去尾，不去研究国家建设问题和国家治理问题，只聚焦于政体转型研究，而且政体研究只是关注其中的一个面向。这样的政体导向的研究既缺少历史性，又没有“人民性”。
无论是本国政治研究还是比较政治研究，失去“人民性”关怀的政治学研究都是没有意义的，有了“人民性”，才可能形成自主性、主题性的政治学话语体系。
第一，关于民主理论的研究。协商民主是一个外生性概念，但却在中国开花结果。大量的研究回答了为什么协商民主是中国独特的本土性民主模式，而且中国政策产生过程中的决策模式就是基于协商而达成的共识型民主。这个民主模式的政治共识，化解了“竞争性选举”的民主迷思，是一种相对于“自由主义民主”的“民本主义民主”，或者说是一种相对于“代议制民主”的“代表型民主”，具体形态则是相对于“选举式民主”的“协商民主”，其结果是相对于“无效的民主”的“可治理的民主”。在民主理论研究中，“群众路线”被新解为“逆向政治参与”。
第二，关于国家治理理论的研究。治理理论是公民社会理论的衍生物，伴随着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而流行开来，是一种“去国家化”的政治理论。这种理论对于社会治理而言无疑有一定的价值，但有几个国家的社会是“公民社会”？非公民社会里流行治理理论，实践证明只能招致问题，很多国家并没有因为这个“好概念”的流行而在政治上发生更好的变化。更重要的是，中国人是与生俱来的治理主义者，但是国家治理而不是去国家化的社会治理。因此，在学术研究的基础上，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命题，其中国家治理能力是理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对此学术界提出了“国家治理范式”、治理的前提是统治、“国家治理能力的一般理论”等，中国政治学基本上摆脱了基于公民社会的治理理论话语体系。
第三，关于“中国模式”的争论。政治理论不但是学理之间的论争，也事关政治观念、政治智慧的碰撞。“中国模式”是在“历史终结论”的一边倒的语境中提出的，仅在这个意义上，其政治和理论意义就不证自明，尤其是当“历史终结论”的倡导者福山不再坚持历史终结了，而且认为中国模式是一种替代性模式的时候。主张“中国模式”的学界内部也有争论，即对中国模式到底如何概括，有不同的看法。笔者认为，中国模式的核心是其政治模式，政治模式的核心是政体；政体不但是如何组织权力，而且是权力关系的总和。中国的政体是民主集中制，是一种相对于代议制政体的混合型政体，党政关系、中央-地方关系、国家-社会关系、政治-市场关系，都体现了民主集中制。所有现代政体其实都是混合型政体，但大多数国家是制衡型混合制，中国是领导型混合制。
中国政治学人总体上是理性和务实的，他们关于基层治理的研究、地方治理的研究、政策过程的研究，都有国际级的学术成果，只不过英语霸权遮蔽了他们的贡献。很多人认为，英语世界对于中国政治的研究水平，已经远远落后于中国的同行。
中国作为一个唯一存续下来的大型古文明体，在对外关系上有着极为丰富的历史经验和先进的观念，然而这些被很多学者置于脑后却以西方理论观察中国和世界，其问题早晚会暴露出来，业内不少人士也多有不满，因而提出了“中国气派的国际关系理论”。具有“中国气派”的国际关系理论无疑就是赵汀阳所论证（注意，这里用“论证”而不是“提出”）的“天下体系”，为世界国际关系理论界所关注。基于中国文明基因的“天下体系”理论，能够很好地诠释中国的外交观念，比如从过去的和平共处等“五项原则”到今天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西方的哪个国际关系理论能解释中国的大外交？因此我们千万不能把西方人基于自己历史的现实主义理论诠释成中国祖宗的行为，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的历史本体论是帝国主义，而“天下观”是中国的历史血脉，其本体论是“大同”，而同样讲究“实力政治”的中国人，“实力政治”充其量只不过是为实现“天下观”的一个下位策略而已。
“天下体系”所受到的国际同行的重视启发我们，有价值的政治理论，一定是基于特定历史文化和政治实践从而具有内生性的，而不是用外来概念解释没有内在逻辑关系的政治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