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饭的哲学
什么才是世界的基础？物质生产，物质生产确保了社会的人口再生产。衣食住行，柴米油盐，等都是对物质生产的民间表述。物质生产在今天进入到分工时代。分工带来效率的提高。分工的实现建立在商品交换的基础之上。而作为中介的货币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能够让整个世界的物质生产经由货币来实现流通。整个社会的物质生产在货币的标准化之下形成了一个可以完全数字化的物质体系。这套体系，不只是将物质产品数字化，还可以将劳动、服务等各种抽象的事物数字化。在物质生产环节，马克思关注到了物质生产中人的关系、地位、剥削、异化等诸多层面的问题。进入到物质生产过程，人与人的关系因为地位差异而逐渐夸大。马克思对物质生产中人类集体命运的关注，让人看到了学者的良知。韦伯在马克思的立场上，对人作为工具性的命运同样发出悲观的预言。他对于理性化的绵延遍布，从生产过程到组织过程，无一例外，都是对人类自由的束缚。鲍德里亚锻造的消费社会这一学术概念，用于指控后马克思时代下，人类进入到更为隐蔽的异化状态。人的自我、利己与理性，恰是一种理性的谵妄，从物质必要性需求转向到符号化的追求，变本加厉将自我陷入到不断被奴役的本末倒置状态，从而将生命的本真遗忘。欲望被各种符号所奴役。从弗洛伊德到拉康，人类的非理性一直处于理性的控制当中。无独有偶，福柯将非理性的奴役过程从历史中加以考察，通过对医院、监狱等空间的研究，发现了一个更大的秘密，从国家（组织）角度来对人口予以管控，培养理性人，制约人的非理性。国家对人的管控，通过各种细微的技术方式，通过赋予科学知识来强化人对自身命运的改造。自我的改造与国家的目的高度同构。西方学者对人的关注背后隐秘地浮现着一条自由的线索。自由对于人而言，具有无以言表的重要性。物质生产构成人类社会的一个基础。物性社会逐渐产生它的一套运行逻辑，进而将整个社会纳入到它的运转序列当中。人自然就被这套语法裹挟。而挣脱这个绳索的乃是基于对自由的信念。对于物质的追求，容易让整个社会形成绩效竞争。个体对绩效充满动力，进而让整个生产充满勃勃生机，社会蒸蒸日上。欲望驱动物质生产，消费强化延续生产，形成一个闭环。打破闭环的乃是财富的分配不公，导致生产与消费错位，遏制了这一过程。或言之，社会的进步在于能够激励多数人参与生产，使得它能够不断满足再生产。另外，人口因素成为重要的影响因素。区域、产业、行业、职位等的非均衡性，让整个社会的发展导向产生阻力，彼此抵消，增加了发展难以为继的风险。投机性行业、垄断性行业、权力主导型行业一旦增多，势必造成一种投机取巧、好逸恶劳的心态。躺平、颓废潮流的流行有了现实的基础。网络事件中许多人的体制内身份成为发酵的重要元素。因为这些体制人物恰好就是占据着公共权力骄奢淫逸的代表。这些事件中的当事人属于坐享其成的肉身代言。尽管有抵制、抗议，但是这套游戏依然吸引着多数人的深度参与。对于西方世界所言的自由，他们更多在于如何迅速变现，实现自我。而自由在于随心所欲的消费。这种自由观依然没有逃离欲望满足的话语，其实就是拉康书写的大写的自我。这种自由乃是深度的自我奴役的反讽辩证的存在。如何实现自由？我们必然要形成一套秩序，在这套秩序中建立起法律、道德规范。政府如何建构完备的法律体系，如何让道德拥有现实生命力。这个话题在许多政治哲学的阐述中颇为深入、细腻。自由需要有相应的设定。可是，现实世界如何与理想的设定吻合一致呢？如果出现差异，如何处理呢？退而求其次，通过缩减群体差异而采取相应的举措。比如，从自由转向平等与正义。平等意味着公平的对待。但是，现实环境形成的各种群体五花大门，难以找到一个可靠的标准来让社会接受，并且让社会逐渐朝向平等的方向进发。作为运行标准，它逐渐产生了各种病变。内部、外部对标准的质疑不断产生。网络的各种事件，本质上指向对标准的不满、偏离。社会总体上，产生不同的产业结构，地域结构，再形成各自不同的标准体系。社会是否正常运作端赖于标准与体系的科学、合理。脱离健康的标准，社会发展必然走向无序、混乱。网络事件对现有的不合理现象构成压力。但是，这些不合理现象并不能够自动清除。它们隐藏在角落里，逐渐获得隐性认同。标准的异化，虽然让个体无法抗拒，但是它最终的传导必然对整体社会构成深层的伤害与影响。良好的标准，能够调节社会成员不断地缩短差距；让社会成员成分竞争；让社会成员拥有正向激励；让社会成员获得公平感、正义感、可获得感；行业发展逐渐回归理性与平衡。标准的异化则产生投机主义、短期主义。随着社会发展进入到新阶段，蓝海逐渐变成红海。竞争愈发激烈、残酷。早年的宽松阶段一去不返。但是，现有的竞争一旦缺乏公平性，容易走向垄断、腐败、关系。行业发展失衡。现有的全球问题，乃是不公与不平。西方强国在国际上利用早发优势强化自己的“垄断”优势，让后发国家遭遇多重不公待遇。不公造成不等，让全球社会的问题愈演愈烈。技术赋权虽然理论上能够为社会平权提供条件。但是，作为工具，显然更倾向于为富庶的发达国家所利用。西方对于后发国家崛起的威胁论目的在于为打压提供口实。基础问题决定着文明的下限，而精神问题则是文明的上限。从物质到精神，也即从下限拉升到上限。在上限问题中，多数人虽然可以摆脱物质匮乏的困扰，但是他们并没有随着物质性的解决而走向社会性、精神性需求。物质的占有只能掩饰精神的贫乏。物质占有展现的乃是个体的能力，为个体提供一种意义加载的方式。虽然无法为上限提供价值，但是能够为社会整体进步提供保障。社会问题、精神问题如何解决呢？它涉及到制度，而制度背后的理念决定着上限的实现程度。今天社会的总体进步只是技术、物质的进步，但是在社会、精神维度上，依然存在着诸多问题。比如资源利用效率过低，人力资源挖掘并不充分，社会的保障有限，许多群体无法获得平等的对待，公平问题的深层次根源无法触动，群体精神文化的上限过低，遵守法律但是道德尚未形成自觉，依赖性文化的蔓延。建构一个正义的制度并加以实施，这是治理的当务之急。而正义的制度体系需要组合拳，需要精细化。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如何借助技术优势来规避制度的依据短板呢？现有的重心在于如何刺激消费，提振经济。经济的疲软源于供需不旺？不旺在于消费力不足。这种诊断是否不确？经济的发展可能在于财富的不均衡分配，多数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力严重不足。而刺激这些群体，不能采用行政方式，而需要通过市场手段。但是，市场手段的刺激又可能有助于资本力量。另外，国际竞争的加剧对于国内市场的总体环境存在影响。如何让这些影响转变为积极的动力呢？政经问题相互缠绕，对于其他中介性的组织如何贯通二者，又产生了连环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