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视阈下的生育政策和生育权专题文献》| 李 婷、郑叶昕：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人口发展进程与中国共产党的人口思想和实践史
社会与人口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郑叶昕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博士研究生人均预期寿命增长的超凡成就生育转变与生育政策迁移流动转变与新格局的形成新中国成立以来人口发展进程概要与党的治理经验的总结聚焦新中国成立以来波澜壮阔的人口发展进程——完成了压缩式的人口转变、形成了高空间流动特征的“迁徙中国”格局，进入了更加复杂的后人口转变阶段。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作为历史的见证者和创造者，多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面对严峻的人口形势和现实处境，坚持人民利益至上，实事求是、不断探索，带领中国实现了人口预期寿命的不断增长，抑制了迅猛增长的人口趋势，激活了人口流动活力，养活了世界上22%的人口。回溯历史，梳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的人口思想和实践变迁，这些本土化的经验与思考能为当下中国所面临的人口挑战提供启发。中国共产党；人口发展进程；人口思想和实践史。这一重要的历史里程碑引发了人们对于人口增长及结构变动所带来挑战的关注。以史为鉴，可以明理增信。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历了远超世界平均速度的、高强度的人口增长。在前所未有的人口挑战面前，中国共产党不断摸索、提炼人口发展与治理的方案，取得了人均预期寿命不断增长的卓越成就，遏制了超出社会承载力的人口增长趋势，激活了人口流动所带来的经济活力，摆脱了贫困，实现了人口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历史奇迹，积累了人口发展与治理的历史经验。育和迁移流动，回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人口发展进程，归纳总结中国共产党的人口思想和实践史。通过对不同时期国内外人口形势研判和现实情形的还原，本文试图回到历史的现场，考察中国共产党在政策制定时的具体情境，了解中国共产党如何在面临新增近10亿人口的巨大压力下，保持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这些基于中国的具体情境、文化背景和制度转型下的本土化实践，将为中国共产党在未来应对人口问题和挑战提供宝贵的经验。一、人均预期寿命增长的超凡成就( 一)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的中国人均预期寿命水平不变，预期能生存的平均年数，是衡量一个地区死亡水平最简洁并具横向可比性的指标。疾病丛生、缺医少药的公共卫生局面。受到急慢性传染病、寄生虫病和地方病的威胁，解放前我国人口的死亡率约为25‰，婴儿死亡率约是200‰，平均预期寿命仅为35岁。与之对应，我国公共卫生体系十分薄弱。1949 年，全国仅有 9 个妇幼保健院（所、站）和11个专科防治所（站）。为改变这一情况，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公共卫生工作，基于中国的实际情况，逐步建立起覆盖全国城乡的公共卫生体系，使得人民群众的健康水平得到大幅度提高。与同时期世界其他国家对比，在二战结束时，中国和印度两国的人均预期寿命相近，约为美国的1/2。但自新中国成立，除了三年困难时期，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稳步增长，到2019年已达到77岁，这一水平远超印度，几乎与美国持平。更重要的是，中国在预期寿命上的成就不止体现在快速的增长上。国际经验表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均预期寿命很大程度上受到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实现了经济的腾飞，保障了国民的粮食供给，提升了医疗技术水平，推动了卫生事业的发展。这些都符合经济发展对预期寿命提升的一般性路径。然而，中国人均预期寿命增长的超凡成就体现在，预期寿命增长始终领先于经济发展。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在同等人均收入水平下，中国在任何时刻的预期寿命均超过了日本、美国、俄罗斯、印度和尼日利亚等国家。这就说明存在经济发展之外的因素进一步拉升了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二）中国人均预期寿命增长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原因共卫生现状，有效降低死亡率，中国共产党凭借强有力的组织能力，从以下几方面入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预期寿命增长成就。1.确立以预防为主的工作方针，高度重视卫生防疫和医疗工作生事业，强调“必须把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看作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极力发展这项工作”。结合红军初创时期的经验和中国传统医学思想，时任军委总卫生部部长的贺诚率先提出“预防为主”的思想，而后进一步提出“预防第一”的口号，将预防工作提升到卫生工作的首要位置，向最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了最基本的公共卫生保障。这一革命性的公共卫生模式影响至今，继续保留在习近平总书记领导的新时期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当中。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银行把中国在公共卫生方面的成就和经验誉为是“以最小投入获得最大健康收益”的中国模式，向他国宣传和推广。生事业的领导，卫生部针对公共卫生的不同领域，逐步建立起了包括卫生防疫、地方病控制、妇幼保健、国境卫生等较为全面的公共卫生机构体系，为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组织保证和制度保证。责疾病监控、检测，卫生监督、宣传、科研以及干部培训，对地方卫生防疫工作进行业务技术指导。同时，党中央成立了领导小组重点盯防血吸虫、鼠疫等地方病。为培育卫生防疫专业人才，填补医疗队伍空缺，党和国家也在医学院中积极开设卫生系和卫生专业，以解决防治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广大人民群众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基础却十分薄弱。为此，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一方面发展城市卫生事业，提高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水平，向居民提供基本、免费的卫生服务，另一方面高度重视农村的卫生事业，并逐步将卫生工作重点转向农村。在1965年“六·二六”指示之后，农村普遍实行了合作医疗制度，通过集体和个人集资，向农村居民提供低费用的医疗保健服务。同时，为提高农村的医疗水平，城市主治医生职称及以上的医护人员组成巡回队，分期下乡支援农村。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我国农村医疗卫生状况大为改善。构”。为实现“小病不出村，大病不出乡”的农村医疗卫生保障，也为解决医学人才储备不够、培养不够快的问题，农村卫生工作结合实际，培养了富有中国特色的“赤脚医生”。这些赤脚医生主要有三个来源：医学世家、经过医护专业短期培训的学员以及公认具有一定医学能力的自学成才者。他们没有固定编制，也非专职医生，平时在生产队劳作，对一些小病可以做简单的医学处理和疾病治疗，这样就保证了乡村一级的有小病或有大病前兆的人能够得到及时的处理，获得医学建议。我国的赤脚医生制度在减少农村地区的死亡率上起到了重要作用。康，党和政府发起了爱国卫生运动，动员和组织广大人民群众和全社会的力量，建设公共卫生事业。1950 年代爱国卫生运动的主要内容是讲究卫生、除“四害”、消灭疾病，1960 年代后期以“两管五改”为主要内容，1978 年以后则把工作重点放在城乡环境卫生整治上。经过爱国卫生运动，广大城乡的卫生面貌有了显著改善，清除了疫病发生的社会环境，普及了医疗卫生知识，增强了人民群众治病防病的观念。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坚持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创新养活了14亿人地改革运动。经过土改，原本归属于地主的私有财产被释放出来，转而用于集体农业生产。农民粮食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国家粮食总产量明显增加。尔后，国家利用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对粮食进行管理，成功打击了投机资本哄抬粮价的“米棉之战”，借助全国粮食大调运的方式从有余粮的地方调运粮食到缺粮的地方，实行“南粮北调”，稳定了国内局势。包责任制的确立，带来了土地改革后农民种粮积极性的又一次飞跃，粮食产量大增。制度上的创新，伴随着杂交水稻等科学进步的创新和推广，使得粮食总产量从 1949 年的 2260 多亿斤增加到2021年的13657亿斤，中国实现了从养不活4亿多人口到养活了14亿人口的伟大成就。程度女性的受教育程度。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出台一系列保障妇女儿童健康、加强妇幼保健工作的政策。与此同时，我国女性的受教育程度飞速提升，为发展中国家之最。1949 年至 1999 年，我国高校在读女学生占学生总数的比例从17.8%增长到39.7%；人数从2.32万，增长到1993年的85.2万人。到2009年，1980年代出生的女大学生入学率已经超越了男性。研究指出，女性受教育率的提升有助于推进整个国家的健康水平。因为女性不仅会照顾自身的健康，还更可能在家庭内承担“照料者”的角色，负责家人的饮食起居，保障子女的健康。教育通过赋权女性获得健康知识储备以及开展行动的能力，最终达到提升人群整体健康水平的效果。党领导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果。中国共产党以人民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充分发挥制度上的优势，高度重视卫生健康问题，公平分配公共卫生与医疗资源，倡导公共卫生与医疗资源的共建共治共享，不断在实践中探索与创新，这是我国取得超常预期寿命成就的主要原因。二、生育转变与生育政策个复杂、多阶段的过程。在这一部分，本文将用几个问题构建起论述的脉络，以还原历史情境的方式，回顾中国共产党在直面复杂人口形势下的思想和实践选择。期领导人就深刻思考了19世纪以来萦绕在中国的最大问题——中国贫困落后的根源何在。他们继承和发扬了马克思的人口理论，旗帜鲜明地批判了马尔萨斯主义所代表的“人满为患论”，一针见血地指出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落后的生产方式，以及帝国主义的掠夺，而非人口问题才是中国落后的主要根源。这一判断有力地统一了思想，明确了中国共产党的奋斗方向。(一）20世纪中期：中国要不要控制人口济，注重国民健康水平，提升人民生活质量，我国死亡率快速下降。由于高生育率没有发生显著改变，中国人口增长迅猛。面对人口增长的高峰，新的问题出现了：旧制度已经被推翻，新时期的矛盾是什么？中国要不要控制人口？先，马克思的人口理论批判了马尔萨斯主义；其次，苏联对社会主义人口规律的表述为人口增长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中国在当时主要效仿苏联模式；最后，中国社会素有多子多福的生育传统。因此，应当要继续鼓励人口增长还是进行适当限制，党内暂未形成统一的意见。口问题的压力和契机。普查数据显示，我国总人口已达6.02亿（其中大陆人口5.8亿人），远高于原本估计的4亿多人口。同时，我国也面临着过高的妇女生育率。这促使中国共产党开始重新审视中国的国情，寻找人口思想的新突破。持着较高的水平。长期的大一统国家保证了人口拥有足够休养生息的时间。因此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就有着与其他国家不同的人口起点。另外，承前文所述，中国有着超乎寻常的死亡率下降速度，因而也对应着压缩式的人口增长，导致我国资源承载压力过大。是极富胆识和勇气的，这不仅是在改变根深蒂固的生育观念，更是在挑战苏联关于社会主义人口规律的普适性。但是，本着实事求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面对新的人口形势，中国共产党坚持实践是推动理论发展的动力和源泉，积极应对人口过快增长带来的风险。1954年，邓小平率先提出倡导节制生育，实行节育、控制人口过快增长。这是我党对人口问题和人口规律认识上的一次飞跃。同年，刘少奇肯定了党对节育的赞成态度，并强调了中苏国情的差异性，也就是，尽管中苏都是社会主义国家，但两国的人口情况完全不同，不能照搬苏联的人口理论，需要推动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中国化，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人口理论。1956年，周恩来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赞成在生育方面加以适当节制”。1957年，毛泽东提出“要提倡节育，要有计划地生育”，至此“计划生育”概念被首次提及，早期的人口控制政策初步形成。控制人口，但立场与马尔萨斯不同。1957年，马寅初发表《新人口论》，提出人口与经济的两大矛盾：第一，人口与资金积累的矛盾，考虑我国人口基数之大，是世界上任何国家不曾有的，继续膨胀下去将超过我国财富积累的速度；第二，人口增长与工业发展的矛盾，即人口增长之后，为满足口粮，将占用大部分劳动力用于农业生产中，腾不出其他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用于工业发展，这不利于现代化国家的建设。更重要的是，马寅初提出在控制人口的同时要提升人口质量。年，我国展开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政治运动，1958年开始“大跃进”运动。刚刚孕育的控制人口、计划生育思想在错估的工业、农业形势面前发生了动摇，人口问题一度被打成政治问题，成为讨论的禁区。但是自然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在三年自然灾害造成中国出生人口和出生率发生断崖式下跌后，1960年代初期人口出生发生了剧烈的补偿性反弹，达到每年近3000万的出生人口，并在之后几年继续保持了每年超 2500 万的出生人口水平，给社会带来了极大的人口压力。台了《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对计划生育的宣传和技术指导工作作了详细的规定，这是第一个关于计划生育工作的文件。但是随之而来的“文化大革命”再次中断了即将要实施的计划生育工作。直到1970年代，面对较高的生育率，周恩来逐步恢复了计划生育工作。1975年，毛泽东明确批示“人口非控制不行”。在此期间，党的领导人还对计划生育工作中的具体问题进行了专门研究，初步回答了为什么进行人口调控和怎么开展计划生育工作。至此，计划生育工作重回议程之上。建立和发展不能忽视当时的国际背景和政治形势。1960年代以来，世界人口超30亿，并且以前所未有的人口增长速度递增，整个西方都笼罩在人口爆炸论的阴影中。人口爆炸论认为，二战之后国际环境较为稳定，先进的医疗技术广泛传播，使得发展中国家在生育率没有大幅度变动的前提下死亡率快速下降。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人口数量快速攀升，但土地与自然资源的承载有限，人类将面临巨大威胁。1960年代最为人所知的书籍《人口爆炸》（Population Explosion）及印在封面上的警句“人口控制或种族灭绝”（Population control orrace to oblivion）是西方担忧的集中写照。人口大会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召开。布加勒斯特会议在历史上被描述为是一场“南北对抗”，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会议上进行了激烈的交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要求包括中国、印度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迅速开展人口和计划生育活动，但是印度代表Karan Singh则反对这一要求，提出“发展才是最好的避孕药”（Develop⁃ment is the best contraceptive），认为发展中国家的核心问题不在于人口，而在于发展经济。双方最后各退一步形成合意，承认社会经济发展是解决人口问题的中心因素，但也提出了“个人的生殖行为同社会的需要和愿望应该相互协调”的愿景。这是当时中国实施计划生育的国际大背景。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迅速推动中国人口学学科的建设和发展。摆在中国人口学学科面前的首要任务是从理论上为计划生育扫清障碍。在对国情充分认知的基础上，我党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其核心出发点有二：第一，马克思没有对社会主义的人口规律，特别是人口与社会经济的关系作直接论述，需要发展符合社会主义建设阶段特征的新人口理论；第二，马克思的两种生产理论为发展新人口理论提供了基础，即物质资料生产和人类自身生存这两种生产是相互依赖、相互渗透和相互制约的，人类自身的生产必须与物质资料生产相适应，否则就会对两种生产都产生不良的影响。在这样的理论基础上，邓小平多次在公开场合反复强调人口问题是战略问题，计划生育是战略任务。1978 年，计划生育被定为基本国策，并写入宪法。随着一孩政策的出台，中国全面进入严格的计划生育时代。区分、模糊地域差异的“一孩政策”。严格来说，中国的计划生育始于1970年代。周恩来在恢复计划生育人口计划时就提出了“晚、稀、少”的政策，鼓励晚生孩子、拉长生育间隔以及减少生育数量。事实上，1970年代是中国总和生育率下降速度最快的时期。进入1980年代后，随着对人口问题重要性和人口发展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入，我国的生育政策有过几次重大变化。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生育政策更加灵活，最为严格的一孩政策实际上只维持了4年，而后根据群众的实际困难进行了修改。在大多数的城市和6个省市的农村（约占 37.2%）实行严格的一孩政策；在 19 个省市农村（约占52.8%）则实行一孩半政策；一些少数民族和试点地区可以生两胎甚至不进行生育控制。各个省市逐步放开生育限制，开始实施“双独二孩”，即父母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允许生育两个子女。2014年，中央在生育政策上进行了第一次统一调整，实施单独二孩政策，允许夫妻双方有一个是独生子女的家庭生育二孩。随后在2016年实行了全面二孩政策，在2021年推出了全面三孩政策。可以看到越到后期，党中央的政策越加灵活，以适应人口形势的发展变化。的发展，我国的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代起开启了快速下降的通道，直至1990年代初降至2.1的更替水平，随后长期保持在1.5—1.8的水平，于2017年后进一步下滑。中国在短短二三十年间就完成了西方历经一个多世纪的生育转变历程。（二）20世纪末—21世纪初：计划生育政策为何继续平2.1以下，那么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为何仍然继续？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国际上对中国人口的研判仍然笼罩在“中国人无法养活自己”的阴影中；另一方面，由于计划生育实践过程中超生、瞒报现象的存在，人口统计数据的准确性受到质疑，政策制定者举棋难定。1994 年，美国经济学家莱斯特·布朗在美国《世界观察》杂志上刊载一篇题为《谁来养活中国》的文章，指出在人口增加和耕地减少的情况下，中国将面临巨大的粮食缺口。文章一方面考虑了中国快速的工业化进程带来的人口增加和消费结构的改变，另一方面考虑到了这一进程对农田面积的负面影响，耕地资源的短缺将会导致粮食供需的巨大缺口，如果粮食缺口使用国际贸易进行填补，在经济全球化下，中国的粮食危机可能会引起全球性经济崩溃。因此布朗判断“中国人可能无法养活自己”，甚至不少西方学者认为世界也无法养活中国。尽管布朗的预测没有考虑到市场经济的自我校正机制、中国正在加强的农田水利建设以及农业技术的进步等，这篇文章的发表仍然在世界上引起了巨大反响。作为人口大国，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备受瞩目，同时也折射出世界对“中国人口是否过多”仍存有疑虑。示了较低的生育率，但是超生、瞒报等问题的存在使得人们对于数据准确性的判断莫衷一是。回到具体的历史情境下，中国共产党本着对人民负责、对国家发展负责的态度，坚定地执行计划生育政策。这也是当时历史的一种选择。（三）21世纪初：如何应对低生育率时代下的挑战口数据的支撑下，我国人口所面临的长期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的新问题逐渐暴露。当然，这种情况并非中国独有，实际上所有发达国家都共同面临着这一问题。和生育率下降到更替水平之后会稳定下来。但是从整个世界尤其是发达国家的轨迹来看，总和生育率在跨越更替水平之后仍然持续下降，并徘徊在较低水平。对于这一现象的解释，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指出，个体主义的兴起使得个人价值观发生转变，进而改变对婚姻和生育行为的看法是导致现代低生育率现象的主要原因。联合国等多个机构的预测，中国将在2030年左右迎来人口负增长。然而相比于人口规模的减少，低生育率所导致的人口年龄结构失衡是我国现阶段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在预期寿命延长效应的叠加下，人口老龄化是结构失衡的最突出表现。人口老龄化可能通过消费的减少和创新能力的下降影响经济活力，也会带来沉重的财政负担，造成社会保障体系的失衡。相比于其他处于人口老龄化阶段的国家，我国存在“未富先老”、“慢备快老”等特征，所面对的挑战也就更大。人口年龄结构失衡的另一面则是劳动年龄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不断减小，由此带来的人口红利消失，可能影响我国的经济发展速度，也会打破社会支持系统的均衡。转变党主要领导人对生育问题的思考也在不断转变。2001年，江泽民提出实现可持续发展理念，强调不单纯着眼于人口问题，而是实现经济社会和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问题。2004年，胡锦涛进一步提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这进一步破除了“人口工具论”，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满足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下，我国的人口政策发生了一系列重要而深刻的变化。除了进一步放开生育，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加强人口战略研究”，鼓励研究者站在历史的高度、“两个一百年”的奋斗征程上，确立符合国情的人口发展目标，前瞻性地进行人口战略谋划。2020 年，“十四五”规划提出“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实施积极应对老龄化战略”，这些议题与当下人们的讨论热点息息相关。人口政策的性质也从原先的限制、处罚，过渡到以奖励、服务为主，同时配套建立和完善与生育政策相关的政策措施。中国共产党基于人口发展的实践，务实、灵活地制定相应的政策，不断争取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与参与，走出了一条独特的人口发展之路。三、迁移流动转变与新格局的形成的人口迁移流动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也发生了剧烈的变迁，并随着出生率、死亡率的下降，成为当前影响我国人口发展最重要的人口过程。共同塑造了当前人口高空间流动的新格局。随着生产要素在区域间的流动加快，中国社会形态已然突破传统的“乡土中国”格局。户籍制度逐步变革下所释放的人口迁移流动动力，在激活经济发展活力的同时，也进一步重塑了“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静文化。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一方面谋求人口流动与社会总体稳定发展相协调，另一方面也通过对政策的调整，积极适应经济发展和人口流动的新需要。（一）1949—1957年，自由迁徙期期。公安部负责的户籍管理制度在这一时期初见雏形，但只起到证明公民身份、统计人口资料、发现和防范反革命和各种犯罪分子活动的基本功能。这一制度加强了新兴民族国家的管理力量，为饱受战乱之苦的百姓提供了稳定的社会秩序，也为后期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提供了准确的人口资料。期也是新中国成立后户口迁移最频繁的时期。1954年全国迁移人口为2200万人，1956年增长到3000万人，年人口总迁移率普遍在8%以上，1956年甚至高达9.42%。这一时期的人口迁移类型包括政权更替形成的人口迁移，经济恢复和发展形成的人口迁移以及“一五”时期工业布局所带动的向新建工业区迁移和向“三北”新垦荒地区迁移。在迁移流向上，表现为内地农村向边疆地区以及农村向城镇地区转移。在迁移路线上则是市场配置型自发式迁移与计划型有组织的宏观迁移并存。（二）1958—1977年，严格控制期主席令形式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条例》以法律形式严格限制了农民向城市、小城市向大城市的人口迁移，标志着新中国城乡户籍制度的正式确立和管理法制化的开始，形成了城市和农村二元的户籍管理方式。家优先发展资金密集型的重工业战略，也与当时社会经济发展情况息息相关。1950年代末，中苏关系恶化，时逢中国“大跃进”、三年困难时期，粮食短缺、工业发展遇到瓶颈，经济出现了困难，城镇无法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因此，为保证粮食生产，防止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镇带来的失业困境，我国依托户籍制度开始限制城乡人口流动，同时建立起以统销统购为核心、农业集体化和户籍制度为制度支撑的城乡二元体系，确保长期制度化的“以农补工”得以维系。乡、干部下放等逆城市化迁移，其目的之一也是为了缓解城市人口的就业压力。在控制户口迁移的大方针下，中国的人口迁移活跃度转入历史性的低潮。（三）1978—2000 年，市场改革下人口管控的逐步松动发展战略，开展渐进式改革以缓解原户籍制度显露出的负面效应。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制的创新很大程度上激励了农业生产的积极性，提高了土地生产率，释放了约1/3、绝对量为1亿—1.5亿人的剩余劳动力，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寻求非农就业。另一方面，经济体制改革也促使乡镇企业崛起，在吸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同时，也激发了他们前往城镇务工经商、谋求城镇落户的意愿。针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需求，党和国家实行了一系列政策。1984年，政府出台《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标志着对农村人口进入小城镇控制的初步放松。此后，流动人口迅速增长，从1982年的657万人猛增至1987年的1810万。为应对人口流动带来的管理问题，198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条例》，完成从“以户为主”到“以人为主”的人口管理模式转变，并陆续施行暂住证、寄住证制度，使得公民在非户籍地的长期居住具有了合法性。力的拉力开始大规模地显现出来，不断壮大的流动人口塑造并见证了中国史无前例的快速城市化。与此同时，党和国家对于人口的合理流动也从承认转为接受和鼓励，并逐渐关注流动人口的生存发展等问题。继放开“农转非”政策，实行蓝印户口制度后，国家进一步指出“把民工流动的管理服务工作纳入经常化、制度化轨道”。与此同时，依托于户籍制度的诸多福利也在不断削弱，城乡公平得到进一步推进，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人口流动。（四）2001年至今，推进自由迁徙经济发展状况日新月异，形塑了变动中的流动人口特征，也反过来收获了巨大的人口红利。自1990年代以来，流动人口模式从传统的乡城流动，发展到日益兴起的城城流动，城市化过程中不断升级的人力资源禀赋使流动人口成为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流动也进一步渗透到不同年龄阶段的人群，家庭化流动趋势凸显。农民工所需的各项社会服务和保障，党和政府陆续出台多项文件取消对流动人口的不合理限制，解决工资克扣和子女入学问题，建立健全工伤保险和医疗保险制度，打造与城市职工同等待遇的生活发展环境。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进一步推进人口市民化，建立居住证制度以提高流动人口所享受的公共服务水平。与此同时，致力于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户籍制度改革也为返乡农民实现了软着陆，在城市实行充分竞争的市场制度，在农村实行保护农民利益的家庭承包经营制度，这样农民能在代际分工的模式下兼顾青睐于年轻劳动力的城市市场和机械化提升下体力需求下降的农业市场，在效益和稳定性平衡中积攒财富，完成体面的“渐进城镇化”。断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特大城市外的城市落户限制，引进人才助力产业转型、加速城市发展，“抢人大战”如火如荼。城城流动加剧，但人口流动极化效应也更加突出。下，中国流动人口规模自1980年的几百万，快速上升到2020年的3.76亿，这意味着每四个中国人中就有一个正在参与迁移流动。这些数据只涉及了没有落户的流动人口，事实上随着落户政策的逐步放开，还有规模巨大的户籍迁移人口实现了迁徙。这些新格局表明，中国实现了从乡土中国到迁徙中国的巨大转变，经济活力也得以最大限度地激发。四、新中国成立以来人口发展进程概要与党的治理经验的总结（一）人口发展进程的回顾与展望立以来的人口发展进程——超常增长的预期寿命、制度推动下的生育转变以及改革开放后蔚为壮观的人口迁移流动。中国的人口转变既是建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经济社会良性发展的一般性规律之上，又叠加了党在人口思想上的摸索与创新所带来的制度和政策优势。因此，在新中国成立后短短的几十年间就完成了西方国家历经一两百年的死亡和生育转变，并在改革开放后彻底改变了乡土中国的“静”文化，激发了迁徙中国的“动”文化。期的国情的，也与不同阶段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协调，由此带来了人口红利、教育红利和健康红利，反过来促进了经济的高速增长，成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量。然而也应该看到，在我国经济增长进入新常态的时刻，中国人口也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需要面对人口内在发展规律所带来的挑战：人口红利消减、人口老龄化以及人口流动极化等。应对这些新问题，仍然离不开对历史的总结，这就需要全面回顾中国共产党的人口思想和实践特征，获得面对复杂人口问题的勇气、信心和经验。（二）中国共产党的人口思想和实践特征磨合、接轨和融合的演进过程，其发展和变化有以下几个特征。（1）勇于探索和创新。在面对纷繁复杂的人口问题时，中国共产党敢于突破思想的禁锢，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基础上，拓展“两种生产”理论，探索马克思理论中国化的路径。（2）坚持在实践中认识和检验真理。中国共产党能够结合中国国情和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制定人口政策，并在实践中总结经验、积极调试，主动适应环境的需求。（3）保持人口思想的鲜活。中国共产党在发展中不断更新对人口问题的认知，把握时代的脉搏，从对人口数量的关注、对人口质量的看重，到强调人口与社会、资源协调发展，到以人为本、注重人的全面发展，再到以前瞻性的眼光进行人口战略研究，无不体现了党的与时俱进。（4）坚持走群众路线。无论是爱国卫生运动还是各类人口政策的实施，都离不开中国共产党对群众的发动，从而获得群众的广泛支持和参与。（5）以强大而稳定的组织能力作为思想实践的依托。中国共产党和政府高效的组织和执行力保证了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也确保了人口思想的顺利实践。（6）坚持从人民利益出发。这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一贯的价值取向，是中国共产党人口思想的基本落脚点，也是中国共产党获得群众支持，最终增进全体人民福祉的坚实基础。党的执政思想一脉相承，是党对促进社会发展和为人民谋求福利的宗旨在人口领域的体现，也是应对当今人口问题与挑战的力量源泉。总结中国共产党的人口思想和实践特征，它在横向上与中国共产党基本思想体系融为一体，在纵向上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不断创新以应对不同历史阶段的需要和挑战。五、结语与中国共产党的人口思想和实践史相结合，试图以回到历史情境的方式，还原中国共产党是如何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摸索前进、于实践中探寻人口发展规律的。人口政策的制定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站在当下回顾历史，很多选择显得格外明朗，而对正面临决策考验的经历者们则万分艰难。例如马尔萨斯在撰写《人口原理》时，并没有意识到欧洲已经半只脚踏出马尔萨斯陷阱了，再比如六七十年代的美国深信人口爆炸论，殊不知发展中国家生育转变的齿轮已经启动。而今天的中国在面对低生育率、老龄化、人口流动极化等问题时，也可能正站在新的十字路口上。历史事实表明，对于确定的现实人口问题需要抱有务实关怀的态度，对于不确定的人口问题要保有乐观主义的精神，积极关注人口动态，严谨务实地分析人口情况，创新性地利用资源解决问题，坚持以人民切身利益为中心。这是党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人口问题实践方面留下的经验与思考，也是未来带领人民再次取得人口事业伟大成就的法宝。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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