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的迅速发展，在极大改变自身的同时参与重塑世界秩序，必定导致知识生产和流动方式的改变，中国人的知识世界也必然随之大为拓展。因应历史要求，中国学人应担负起构建中国知识体系的历史使命。
“中国知识”不是一般的社会知识，有其具体规定性。所谓“中国知识”，是关于中国的历史叙事、社会结构分析和当代中国人生活实践的总体性认知。它们既可以被分别研究，成为分科之学的对象，又互相渗透绾合为一体。“中国知识”属于人类的社会知识，因此有其普遍性。然而，世界多种文化并存，人们生活在现代民族国家中，不同国家、文化之中的社会知识受到地理、历史、经济、政治等诸多因素影响，都有地方性和民族特征。因此，“中国知识”从内容说，主要是关于中国社会、历史和现实的真理性认识，是世世代代中国人的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辩证综合；从认识主体说，它不是外部观察者将中国作为“他者”形成的认知成果，也不是中国人模仿外部观察者形成的认知结果，而是在认识主体上具有中国属性的知识。当然，“中国知识”不排斥外部世界的贡献，但相比中国人的自我意识，酷彩娱乐游戏优化工具最高占成：那是第二位的，是需要通过批判性的活动，将一种来自外部视角的认知消化融合进中国人的自我认知中的知识。因此，构建中国知识体系，对于中国人自身而言，要回答“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要走向何方”，对于外部世界而言，则要回答“何谓中国”，尤其是“何谓当代中国”以及“中国将如何发展”。总之，中国知识体系既是“中国的知识”又是“中国底知识”。由于它具有普遍性的真理性认知，又集中体现民众的文化认同心理，可以为国家意志的形成提供理性选项，同时也对外全面展现真实的中国国家形象。
无论是学术体系还是学科体系，都是相关分门别类的知识之理性表达，都有自己独特的知识内容，因而依托于又受制于一个时代本民族的总体知识水平和认知视野。而话语体系作为一个交往/论争的平台，特别显示出在国际关系和不同文化交流中所具有的知识/权力关系。在经济全球化语境中，后发国家缺少话语权，大多与其知识的世界图景有待拓展有关。在理性的社会交往中，话语权要建立在真知灼见基础上，没有独特的具有说服力的知识，很难有真正而持久的话语权，难以建立真正对等的交往。在国际关系中，道理同样如此。当中国不仅富强起来，而且能将我们的历史、社会和当代实践的真理性认识形成为一个融贯的系统性知识的时候，表达中国经验或中国方案的中国话语将产生改变世界秩序的力量。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内蕴着极为广袤的知识世界。构建中国知识体系，强调的是中国人的知识世界中最重要的部分或者核心，是一种成体系的中国知识。凡是体系性的知识，必有其自洽的特征。中国知识体系的自洽性建立在中国的历史叙事、社会分析和当代中国经验的观念提升三者之间的统一上。
中国的历史叙事解答“我们从哪里来”。它帮助中国人理解自己、理解中国文化的特质，包括认识哪些古典知识在更深层次影响着社会生活和实践，如何在现代条件下继续指引我们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乃至型塑中国未来。中国的社会分析，首先要研究中国的现代化是在何种社会土壤中实现的，即中国现代化发生期的社会质性、结构和转型过程，以及这一转型过程中人的社会关系的结构性变化。当代中国经验的观念提升，是指对当代中国尤其是最近数十年的中国经济、政治乃至社会变革经验的再认识，是对我们如何做好自己的事情，在迅速发展过程中的实践知识之概括和总结。
因此，虽然就学科分工而言，上述三项可以分别属于历史学、社会学和当代中国研究，但是在中国知识体系中，它们是互相绾结的。中国的历史叙事一定内在地包含了中国的社会分析，包括对中国社会的质性、结构和历史沿革的认识。“善言古者必有节于今”，历史叙事和社会分析最终都指向如何获得对当代中国的正确认知，即集中于对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知识做科学概括，使经验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为了获得这一理性认识，我们需要了解中国道路的社会条件，需要更深地理解历史文化的连续性和社会持续进步的可能性，从中获得面向未来的智慧。这意味着中国知识作为体系性知识，具有自洽性，但并不表示它是静态的单一结构，更不是封闭的自我复制，而是处于生生不息的运动之中。中国知识体系既要在中华民族数千年文明史的基础上建构起来，又必定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程不断向前拓展和充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