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皮埃尔·布迪厄的“资本”--《国家精英》英译本引言
它深刻地挖掘出了1968年5月法国社会巨变以来的二十年中，阶级、文化、教育体系等方方面面的社会特征，这种全方位的研究甚至比《区隔》表现得更为出色。
同时，正如M•莫斯(MarcelMauss)所指出的,在一部优秀的人类学着作中:“那些貌似无用的细节材料事实上正是原理的浓缩”,布迪厄揭示的这些理论，无论对于其它国家来说，还是对于这个新的世纪来说，都是同样具有启示意义的。
其中的第一条重要原理是物质权力与象征权力之间那种变动不居而顽固执拗的关系:二者彼此抵触而又暗中妥协，独立自足而又共同串通，保持距离而又相互依赖。
正如韦伯的精确概括，在每一种统治的结构中，那些“通过现存政治、社会和经济秩序获得了特权”的人从来不会满足于赤裸裸地行使自己的权力并强加于众人，而且，他们“希望看到自己的特权地位有所变化，从纯粹地拥有实际权力转换到获取权力的体系中，并希望看到自己因而受到尊敬。”在封建社会中，教会机构的使命是:将贵族们通过控制武器、土地和财富而获得的(物质的)权力转换成神圣的权力;牧师的权威则表现为:替这些新贵族阶层的统治提供证明并从而使其统治更为坚固。
这是因为文化资本--尽管主要通过家庭来积累与传承--看上去却似乎是资本持有者所天
罗克•华康德，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院社会学研究中心教授。
本文是他为布迪厄的《国家精英》英译版(TheStateNobility，剑桥，政治出版社，1997)所作的前言。
生固有的，它努力“将先天继承的特权与后天获取的优良品行化合在一起”，这一事实使文化资本非常适合于将社会特权的世代传承合法化，尽管民主理想试图去打破这种传承。
从这个角度看来，文化精英们获得学位，就不是凡•吉勒普(VanGennep)所谓的“通过仪式”，而毋宁是一种“制度仪式”，与其说它在之前与之后画了一条“通过”的界线，倒不如说它是将那些注定了要占据社会显赫地位的人，从其能够统治的对象群中辨别并超拔出来了。
它激发了下层群体对他们的尊敬与奉献，甚至，从更强的意义上说，它使他们神圣化了(任何一个参加过英国或美国主要高等学府学位授予典礼的人，都不会不震撼于他们那种古典式的虔诚)。
从词源学上看，文凭(Credentials)的词根是credere,有信任的含义，从而，文凭的权威性证明了新的阶级统治的合法性生产得到了集体的信任，而毕业学位的授予，则意味着这个较长周期的生产过程到了最高顶点。
事实上，尽管在马克•布洛赫(MarcBloch)看来，中世纪时期“授爵仪式的深层意义”是“骑士的思想观念深刻转型的一个象征”，但布迪厄认为，经由教育获得头衔--它是晋升到私人企业与政府机构高层地位的先决条件--在其深层意义上则标志着一种新的统治形式的巩固，以及一种相应的社会策略的转变。
“权力场域”从经济场域这一端一直延伸到文化生产场域那一端。
以法国为例，十九世纪的工业家与艺术家、二十世纪的经营管理者与知识分子，分别是经济场域和文化生产场域的统治者，成了社会统治的化身。
布迪厄认为，这种时代统治秩序的交叉机制，表现了物质(经济)资本和象征(文化)资本劳动分工的历史状况，而精英学校场域则是这两种既彼此分离又相互缠绕的资本的反映，这是所有发达国家的特征。
只是在不同的国家，这种对反关系的深层构造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形式，它取决于许多互相影响的因素，包括所分析的社会和时代中的(上层)阶级形成的历史轨迹、国家结构，以及教育体系的形式。
以学校为中介的权力再生产模式的这种特殊矛盾完全可以归咎于它自身的悖论:精英学校场域在扞卫特权阶级的集体利益时，不可避免地要罚没其中一些个体成员的利益。
布迪厄认为，某些贵族后代的这种(有限的)沦落，以及使一部分人从权力一端坠落到另一端的“反常轨迹”--当那部分文化化了的资产阶级的后代承接了公司或政治地位时，这种情况尤为常见--是促使权力场域变革的强力因素，也是大学竞争剧烈的年代爆发“新社会运动”的主要原因。
在这种机制下，显然不是所有的继承者都有能力和愿望来肩负起成就事业的使命。
套用马克思的一条着名理论，在布迪厄那里，我们可以说，男人与女人创造他们自己的历史，但他们不是通过自己选择的方式创造。
教育的本质一开始就是:一种着力于分配特定符号资本的权力再生产，它促成了权力的运作、转换与中性化。
尽管经典社会学确立的三大课题是初期资本主义现代性中的宗教、道德与神正教，但布迪厄一以贯之的兴趣却在学校，他把学校界定为时代社会秩序的扞卫者。
这种扞卫通过“国家魔术”来完成，而后者则通过划分客观物质(资本)，同时划分主体认知能力将社会分层神圣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