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钏影楼日记》看包天笑长篇小说创作
20世纪20年代中期开始，包天笑小说创作体式从短篇转向长篇，常常同时连载四五篇之多，量大质高，产生了像《上海春秋》《留芳记》等通俗文学经典，成为继李涵秋之后、张恨水南下之前上海最当红的长篇小说家。那么，包天笑选择长篇小说为主要体式的原因何在？其创作的动力又是什么？他是如何保证小说的高产与质量的呢？囿于《钏影楼回忆录》等史料的局限，学界对此研究一直不够充分。笔者在整理《钏影楼日记》时，得到了相关线索。本文通过考察包天笑小说创作的经济动力、文体选择及长篇小说创作方法，对重新认识包天笑1920年代中后期长篇小说创作活动、管窥上海通俗文学创作别样风貌、丰富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的书写做出进一步探索。
一
《钏影楼日记》首篇就写道：“午后，至新华银行支洋一百元，今日，华闳两儿开学，付二十元与芬珍两儿，以明日即须赴苏就学也。”（1925年2月11日）①此后，稿费股息工资的收入、子女学杂费支出、日常生活及人情往来的开支、甚至打小牌的输赢，笔笔记录在案。如此频繁且详细的记录经济情况，固然与江南文人的经济观念强有关，更重要的是，经济关联其写作、心理与职业的变动，是其该时段创作变化的重要驱动力。此时的包天笑已人到中年，家累繁重，除寡姊一家需赡养外，上海物价腾贵，人情往来频繁，生活成本高昂，加之三子二女长成，均在接受中高等教育，特别是长子包可永在德国留学，学费及生活费不菲，据日记统计，1925至1926年两年不到，包天笑就向柏林寄款600美元，合银1100余大洋，因费用浩大，包天笑不得不向朋友商借腾挪，其中两次即向钱芥尘抵押借款救急。1925年2月22日，包天笑五十初度，他在日记中感慨：
今日为阴历二月初一，明日为余五十初度。忽忽半百，年华逝如流水，曾无足以自立，而窘状反交昔为甚。家人有以祝寿请者，余决不为寿。倘天假之年，能活至六十岁，届时，永儿自德归，华闳两儿亦可自立，则愿进一觞也。（1925年2月22日）
这似乎与《钏影楼回忆录》中包天笑所描述的清末民初丰厚优裕的文学生涯完全不同。清末民初的上海，小说是文化市场的主打产品，翻译小说尤其受到欢迎，包天笑通日文，译著丰富，兼任《时报》副刊及《小说大观》等著名报刊编辑，有稳定的发表阵地，丰厚的稿酬兼编辑费，相对低廉的生活的成本，成就了包天笑人生的黄金时代。到了20世纪20年代，周瘦鹃、严独鹤及毕倚虹等后进逐步执掌上海通俗报章编务，包天笑退而为纯粹撰稿人。卖文为生，养家糊口，经济压力可想而知。如何将卖文的利益最大化，是包天笑必须面对的问题。为此，他们除了调动以往的人脉关系，在上海、北京、杭州等地的报刊杂志上拓展发表渠道之外，可做的选择就是调整小说体裁，自觉择长篇小说作为主打产品，实现从小说翻译家和短篇小说家到长篇小说名家的转变，《钏影楼日记》详细记录了这一转变的原因与过程。
1925年12月7日，胡寄尘告知包天笑，明年将接编《小说世界》，约他写短篇小说，“每月撰小说一万字，每千字五元”，比《申报·自由谈》等大报副刊千字四元要高，《小说世界》又是商务印书馆所办，畅销高到过万（1926年2月20日），出刊稳定，稿酬可靠。但是包天笑迟迟不能交稿，胡寄尘3次催稿，他1月份才勉强做4篇，为难地向胡寄尘表示“恐不能每月满一万字”，最后放弃。此后，在答复刊物约稿时，包天笑总是尽量婉拒短篇，主动“推销”长篇。1939年，他两次拒绝为赵君豪主编的《旅行杂志》写短篇（1939年12月6日）；1940年，他宁“愿为《上海生活》写长篇，每千字四元”，亦不愿千字四元写短篇（1940年5月2日）。为什么包天笑不愿写短篇？他在1939年12月6日的日记中透露了两次拒绝赵君豪约短篇的原因：“短篇小说亦须结构”，还要“有材料可供渲染者”。短篇小说故事容量小，选材精严，谋篇布局善巧讲究，艺术加工费时费力，产出极其有限，回报率低，笔者跟据对《星期》《小说画报》《小说世界》《小说时报》等刊物的统计，包天笑的短篇小说基本月产至多5篇，1.2万字左右，月入不过60元，虽亦创作出《烟篷》《夹层里》等一批优秀的短篇小说，但对按字取值、卖文为生的包天笑来说，可谓叫好不叫座。长篇小说则不然，只需架构好主要线索或中心故事，便能生出许多枝蔓，伸缩自如，结构和篇幅相对易于把握。更重要的是，长篇还可以根据读者的兴趣和刊物的需要，任意添加小说材料，在适应市场的同时，提高了创作效率。包天笑经历丰富，熟悉政商学文娱各界情状；他又是社会活动家，三教九流，交游广阔；所历所见所闻为他储备了大量的轶闻掌故、秘辛谈片。只要将这些材料分类加工即可纳入小说，因此他可以从容不迫的同时写作几部长篇，每天创作几千字，大大提高了小说创作回报率。如1925年3月21日至25日其长篇写作字数：21日，“撰《留芳记》二千字，又《上海春秋》一千字”；22日，“撰《留芳记》四回目”；3月23日，“撰《甲子絮谭》三千字”；24日，“撰《甲子絮谭》二千字”；25日“撰《海上蜃楼》二千四百字，《春秋》一千字”；五天合撰近一万字，每月稿酬近240元。到了1939年，包天笑已经63岁了，不仅每月还能为《申报·春秋》写稿“一万六七千字”，而且同时为《旅行杂志》写《大时代的夫妇》“每期登两回（此系月刊），约八千字”，千字四元，近百元。正是由于包天笑深谙文化市场运行规则，及时主动调整小说体式，才让他能在竞争激烈的海上文坛立于不败之地。
此外，为了缓解经济压力，包天笑还积极投身电影市场，将电影剧本与小说创作结合起来，实现了二者的互动。1925年7月，张石川聘请包天笑为《空谷兰》的编剧，担任明星影片公司编辑主任，月薪百元（1925年7月23日），相当于2.5万字的稿酬；除撰说明和为《明星特刊》写影评、影论外，两年内，他不仅为明星公司创作《空谷兰》《多情的女伶》《富人之女》《穷人之女》《牺牲》五种剧本，而且运用一题两体和一稿双用的方式，将后四种剧本内容，以小说的体裁发给报刊连载，在替影戏做了宣传的同时，赚了小说的稿费，可谓一举两得。如他为明星公司编剧《忏悔》，改作小说连载于《杭州画报》（1925年12月17日）；将剧本《多情的女伶》改作成小说，更名为《恩与仇》连载于《申报·自由谈》（1926年1月16日）。包天笑以此方式不仅达成了文化产品之间的互联互通，而且实现了文化产品价值的最大化。
经济窘境是包天笑生活的压力，亦是其此时段选择长篇小说体式的主要驱动力，从某种程度上促成了其20世纪中后期至40年代长篇小说的大丰收。
二
1925年10月10日，包天笑在日记中特意抄录了《画报》征集《“我最崇拜之小说家”答案揭晓》的绝大部分内容：
《画报》于上两期，曾有一征答案曰《谁为我所崇拜之小说家》，闻收到答案一千三百十封。包天笑得五百四十票，周瘦鹃一百十二票，程瞻庐、徐卓呆均一百票，毕倚虹八十九票。最先来函者为沈君成亮（住西门肇嘉路一五六号），酬现洋五元，其余均赠《青年卫生》一册。
如果我们看全文的话，除掉几位新文学作家，这个名单几乎囊括了当时最知名的通俗作家②。这个排名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包天笑创作在上海市民大众中的受欢迎程度。他看似平淡的记录，却难掩内心的喜悦，因为卖文取酬固是现实生活需要，但写出受到肯定的文学作品，又何尝不是作家更高层次的追求和成功！1925年前后，他创作了《留芳记》《上海春秋》《海上蜃楼》《甲子絮谭》《新上海》《玉笑珠香》《一年有半》等一系列长篇，产量惊人，佳作迭出，《留芳记》《上海春秋》《甲子絮谭》是公认的通俗文学经典，叫座又叫好。包天笑成为继李涵秋之后、张恨水南下之前上海最畅销的社会小说家。其长篇社会小说是如何做到保质保量的呢？
社会小说创作不能闭门造车，而广阔的社会生活展示恰是包天笑小说的优点。以《上海春秋》为代表的上海系列，将上海社会的银行家、政客、遗老遗少、花界、白相人写得惟妙惟肖；以《留芳记》《冠盖京华》为代表的政界系列则将北洋、国民政府的官场以及相关社会的情状刻画得淋漓尽致。包天笑兴趣爱好广泛，性格温和，在上海社交圈里极受欢迎，《钏影楼日记》记载了包氏的交游，遍及政、商、学、艺术、娱乐诸界，甚至还有白相人。这些朋友将社会各界的逸闻趣事带给包天笑，成为其小说材料的“包打听”。从北洋政府的官员张岱彬、叶恭绰、丁问槎处，他获知段祺瑞、王士珍等人的秘辛，从国民政府陈仪、何民魂、邵力子等处，他得到国民政府的种种轶事；通过金融界林康侯、杨荫孙、李祖基等人，他搜集了大量金融、商界的逸闻；与娱乐界名伶的交往让他得到了艺坛的佚事趣闻；和白相人如谌则高等人的酬酢，使他能将笔触深入到秘密社会的角落。此外，从《钏影楼日记》可知，实地考察、阅读书报及借助专业的小说材料搜集机构亦是包天笑获取小说资料的重要途径。如1936年6月10日，为寻找创作《三舞女》的材料，包天笑约友人去小舞场观舞；1926年10月11日日，他阅读《妇女杂志》，发现其中《太太的工钱》，“颇有味，可作小说材料也”；中外报章类纂社主动向包天笑兜售“小说家绝佳之资料”（1926年3月6日）。包天笑曾回忆说：“我在月月小说社，认识了吴沃尧，他写《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我曾请教过他。他给我看一本簿子，其中贴满了报纸上所载的新闻，也有笔录友朋的，他说这都是材料，把它贯穿起来就成了”③。
1925年4月10日《钏影楼日记》中记录的小说梗概
在注重材料搜集上，包天笑确实得益于吴趼人的那“一本簿子”的启发，但在处理材料上，他断然否定吴趼人所谓“贯穿起来”就是小说的作法，但这种简单连缀材料式的小说在当时的文坛确实大量存在，以致包天笑因此受到牵连，饱受诟病。若只是简单连缀材料，《上海春秋》等作品恐怕不可能让夏济安“佩服得五体投地了”（《夏济安致夏志清（1959年7月27日）》，《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7页。)更不会成为通俗文学经典。仔细阅读《钏影楼日记》，不难发现，包天笑有一套处理材料的方法。面对众多材料，他要区分材料的特点，哪些材料适合作小说，哪些材料适合写轶闻小品。时事性强、情节简单而富于趣味的，就写成小品，如《张謇内举不避亲》即以张謇推荐儿子担任内阁阁员事为依据（1926年1月7日）；如杨怀仁来与闲谈，述说唐生智为石达开转世事，包天笑认为“可作《晶报》材料”；对于情节复杂、可供发挥的材料，则选为故事原型，进行艺术加工。如1925年4月10日，林康侯在津浦路上所讲关于其学生银行买办某甲的轶事，甲为了爱情而不惜伪造签名骗钱，后为上司侦获，在旅馆将此买办与其情人抓了个现行，无奈，甲托乙送此女回去，结果乙与此女有染，骗走了此女的钱去投资，投资失败，害人害己。此故事涉及金钱与女色、盗案与侦探、信任与欺骗，情节跌宕起伏，符合市民大众的审美趣味，因此包天笑认为“可为小说资料”，“衍之可成数回”。通过金钱美色纠葛而败身破产的故事展示上海的人心大坏，符合《上海春秋》的主题。包天笑将其选入小说，毫无牵强之感。因此，即使身在旅途，包天笑仍以584字记下故事梗概。在具体创作时，他竟将该故事拓展至14000字，成为《上海春秋》第67回上半到69回下半的内容。特别是乙骗女家资一节，日记仅“甲托其以张女送还家。张母甚德之。由是乙日往来于张家，即与张女有染。而张家所有之资产，悉为乙所荡尽云”，49个字，被演绎到近7000字，几乎一回书。旅馆侦破一节尤为精彩，将双方的心理智力较量、旅馆房内的对话、张小姐突然从衣柜中被发现时的窘迫，都见描写得入木三分。连胡适都认为在描写力上，《留芳记》不如“《上海春秋》之佳！”（1925年10月27日）
除选材严格，艺术加工用力外，合理的创作计划亦是其小说成功的重要因素。通俗文学家多为名士派，生活落拓浪漫，创作常常即兴而为，毕倚虹即是此中代表，周瘦鹃回忆其“所作小说，无一非急就章”，《人间地狱》连载《申报·自由谈》时，临近发稿，倚虹“未成一字”，周氏“以电话促之，不半小时，即得六七百字”④，因此，《人间地狱》情节常有挂漏，连载常常歇稿，不得不草草收束，最后由包天笑续完。相反，包天笑的长篇小说创作有条不紊。备材料，列回目，按计划创作。1925年3月25日，大东书局沈骏声来商议出版《上海春秋》第三集，包天笑就开始着手准备，5月7日，沈骏声来敲定此事，5月14日、5月25日，包天笑分别撰好41—50，51—60的回目，8月25日由大东书局出版，此后，包天笑又着手第四集的创作，日记中有关《上海春秋》写作情况的记录达40余次，至1926年11月6日，包天笑写完最后一千五百字，全书四集80回写完，一改此前《碧血幕》《风云变幻记》草草中辍的弊病，因此包天笑不无感慨地说：“此书已结束矣，生平之长篇小说，首尾完好者，仅此而已。”《上海春秋》是其第一部完整的长篇，开了个好头，其后的《海上蜃楼》《甲子絮谭》《一年有半》《大时代的夫妇》《新上海春秋》《雨过天青》《冠盖京华》《春江梦》《憔悴京华》《春城飞絮》《黑海银灯》等作品都基本完整收束。
包天笑是老报人，对连载的版面和天数等相关情况了如指掌，因此，能在应约写稿前通盘考虑，按连载需求选择材料，拟写回目，设置情节，按时按量竣稿。《半月》《旅行杂志》等大型期刊，出版稳定，一般20—24回，10来万字，一期载一到二回，包天笑基本都是按连载频率把握写作节奏。如《甲子絮谭》二十回，每回五千字左右，20次载完，包天笑在日记中最多一次完成一回（1925年4月15日），其余大致每月2—4次，每次500—1500字不等，从容不迫，张弛有度，按时交稿。报载长篇一般一次载700字左右，一年载完，包天笑一般都会按节奏提前完成几回，以防因事歇稿。如在战时1939—1940年间，包天笑为《申报·春秋》写《雨过天青》，原计划一月两回，一回8000字左右，一年登完，共二十四回。因战事影响，《春秋》的版面及出刊时间有变，编辑张叔通临时写信要求年内结束，包天笑回信说，原计划是写二十四回，“每月写登两回，一年登完”，但现在只登到二十回，“且今已写至二十二回开始矣”（1940年1月7日），无法提前结束。在包天笑的要求下，《申报·春秋》只好按二十四回的原计划登载，至1940年5月11日完竣。如果包天笑不据理力争，恐《雨过天青》就是“烂尾工程”了。已写到二十四回的《海上蜃楼》在二十回被叫停，包天笑没有力争载完，以致我们今天看到的连载版就是二十回未完版。
在市场收益、体裁选择和高产高质之间寻求平衡，包天笑在经济收入与小说成绩上取得了双重成功，实现了从报人到长篇小说家的胜利突围，谱写了从晚清到民国文坛常青树的传奇。本文在发掘整理《钏影楼日记》的基础上，探究包天笑1925年至1940年小说创作的经济动力，阐释其创作长篇小说的方法，希冀对深入研究该时段包天笑小说创作起抱砖引玉的作用。
注释：
①下文凡有引用《钏影楼日记》原文者，时间不再一一注出，于引文后加括号注明。
②1925年10月10日，中国摄影学会出版的《画报》刊载《“我最崇拜之小说家”答案揭晓》云：“此次征求，共收到答案一千三百十封。其中包天笑得五百四十票，周瘦鹃一百十二票，程瞻庐、徐卓呆均一百票，毕倚虹八十九票。程瞻庐及不肖生、鲁迅、徐枕亚、周作人、陆澹庵、何海鸣、严独鹤、胡寄尘、吴稚晖、程小青、庐隐女士等，或得三十余票，二十余票、十余票不等。”
③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香港大华出版社，1971年，第358页
④瘦鹃：《倚虹忆语》，《上海画报》，1926年5月21日第11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