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活跃的儒学思想家
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的进步思想主张有：一、政治上：反对君主专制独裁，提倡“人民为主”。黄宗羲认为君主专制是天下之大害，提倡“法治”，改革君主专制，强调衡量治理天下成功的标准应当是看广大百姓快乐与否。顾炎武也激烈反对君主专制，主张限制君权，提出亡国与亡天下的区别，认为，保卫一家一姓的国家，是君主及其大臣的事，而保卫天下是所有人的事，这段话后来被后人提炼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鼓励人民关心国家大事。王夫之认为天下的土地不能被君主一人所有，而应当是从事农业的老百姓都有份。二、经济上，重视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强调经世致用。黄宗羲驳斥轻视工商业的传统思想，指出工商业和农业一样，都是“民生之本”，应该受到保护。顾炎武、王夫之主张文人多研究一些有关国计民生的现实问题，反对空谈。三、思想上，批判继承传统儒学，构筑具有时代特色的新思想体系。黄宗羲批判旧儒学的“君为臣纲”的思想，继承先秦儒家的民本思想，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新思想命题。顾炎武批判道学脱离实际的学风，主张发挥孔子的“博学于文，行已有耻”的积极思想，提倡走出门户，到实践中求真知。王夫之批判理学先前宣扬的“天命论”和“生知论”，建立了超越前人的唯物主义体系。
（4）对三大思想家思想的评价。 教材中也没有专门的叙述，教师组织学生结合思想家生活的时代背景及其思想主张进行讨论，最后引导得出：生活在明清之际的三大思想家，他们继承了晚明进步的思想传统，反对民族压迫和封建专制主义，重视手工业、商业，批判继承传统儒学，构筑具有时代特色的新思想体系，这些主张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时代的要求，具有解放思想的历史进步性。
2.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的进步思想有哪些？
解题关键：弄清教材意思，抓住重要语句。
思路引领：从政治、经济、思想三方面概括进步主张。
答案提示：三大进步思想家的主张有：（1）政治上：反对君主专制独裁，提倡“人民为主”。 （2）经济上：重视手工业和商业，提倡“经世致用”。 （3）思想上：批判继承传统儒学，构筑具有时代特色的新思想体系。
王夫之（1619—1692），字而农，号姜斋，湖南衡阳人。1643年，农民起义军势力非常壮大，张献忠曾邀他参加农民军，他拒绝了。1644年，清兵入关，不断往南推进，王夫之和友人管嗣裘一起在衡山起兵抗清。兵败，逃到广东肇庆，效力于南明桂王政权，对桂王政权里许多人结党争权深表不满。不久，他见大势已去，辞职还乡，长期住在湖南湘西苗瑶山区。他隐居在衡山石船山麓，努力著述，人称船山先生。著作现存《船山遗书》288卷，还有一部分已经散失了。代表作有《张子正蒙注》《周易外传》《尚书引义》《读四书大全说》《思问录》《黄书》《噩梦》和《读通鉴论》等。
王夫之发展了古代朴素的唯物思想。他认为：“尽天地之间，无不是气，即无不是理也”，“气”是物质实体，“理”是客观规律，即物质是普遍存在的，客观规律也是普遍存在于物质本身的；又说：“气者，理之依也”，这里的“理”是指精神，即精神是依赖于物质的，由物质产生的，离开物质，精神就不存在。王夫之还研究了认识论反映论的一系列问题。他认为客观事物是可以认识的，而认识则来源于实践—“纾”（这里的“纾”，指的是个人的实践）。王夫之的哲学思想是对我国古代朴素唯物思想的一个总结，并且把它推向新的高峰，在我国古代哲学史上有着突出的地位。
黄宗羲（1610—1695），字太冲，号南雷，又号梨洲，浙江余姚人。曾参加浙江南明鲁王政权的抗清斗争。鲁王政权失败以后，他带着老母东奔西跑，险些被清政府捕去，后来长期在故乡隐居。黄宗羲的著作很多，最著名的有《明夷待访录》《南雷文集》《宋元学案》和《明儒学案》等。《明夷待访录》是在1663年写成的一本字数不很多的著作，但是鲜明地表达了他的民主思想，因此被清政府长期列为禁书。
黄宗羲的思想特点是反对封建专制统治。他抨击君主专制制度是“天下之大害”，说：“……其未得之（指君主未得天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为一人之淫乐”（《明夷待访录》）。他认为：“后之人主（君主）既得天下，唯恐其祚命之不长也，子孙之不能保有也，思患于未然以为之法。然则其所谓法者，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也”（《明夷待访录》）。“……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明夷待访录》）。主张以“天下之法”取代“一家之法”，天子应该“公其是非于学校”，企图通过加强法治、加强学校舆论来限制君权。此外，他还提出了“工商皆本”的主张。黄宗羲的思想对垂死的封建制度是个有力的冲击，对我国后来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产生过一定的积极的影响。
顾炎武
顾炎武（1613—1682），号亭林，江苏昆山人。年轻时参加“复社”反宦官斗争。清军南下，参加当地的抗清斗争。抗清失败后，遍游华北，载书自随。所至垦田度地，访问风俗，搜集材料，尤致力于边防和西北地理的研究。顾炎武学问广博，对经史子集、音韵训诂、典章制度、兵农经济、郡邑掌故，都有深入的研究。晚年拒绝清政府的征辟，专志经学的研究。著有《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等数十种著作。
顾炎武主张“经世致用”，“明道救世”。他认为明末一部分知识分子束书不观、脱离实际、游谈无根，“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弄得“股肱堕而百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日知录》），是一种误国误民的不良风气。因此，他主张学以致用，认为著书立说应该有益于当世，“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旨、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止为一人一家之事，而无关经术政理之大则不作也”（《亭林文集》）。他努力实践自己的主张，把书本知识和实地调查结合起来，开创了踏踏实实做学问的优良学风，对清代学者产生了很大影响。顾炎武还反对君主专制的“独治”，主张吸收更多地主阶级分子参政的“众治”，认为“人君之于天下，不能以独治也。独治之则刑繁矣；众治之，而刑措（废弃不用）矣”（《清儒学案·亭林学案》）。顾炎武还具有强烈的爱国思想，他把封建社会中“亡国”与“亡天下”作了区别，说：“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这里所说的“亡国”指的是改朝换代，是一个封建统治集团代替另一个封建统治集团的问题；而“亡天下”则是指民族、文化的沦亡，是关系到整个民族命运的大问题。他认为，“保国”与“保天下”不同，“保国”即保卫旧的封建王朝，“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一般人不必关心；“保天下”即保卫本民族及其文化，则是每个人应有的责任，这就是“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日知录·正始》）的著名论点。梁启超把他这种爱国思想归纳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八个大字。顾炎武的这些思想，在当时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对后人曾有很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