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互联网经济的各个细分领域都快速实现了垄断？】
固然有网络效应的因素，但更重要的原因是低质竞争下的趋同性，和资本套现需求的短期性。
垄断能够带来高附加值的利润吗？很难讲。
所有发达国家，无论是欧美还是东亚，金融、法律、教育等高端服务业才是服务行业的高附加值亮点，低附加值的消费类服务业是整个GDP增速的拖累。
在高收入国家，消费类服务业的快速扩张一般是出现在“去工业化”之后，也就是制造业占就业份额出现峰值过后，随着制造业科技创新能力的大幅提升，出现产业链中劳动力密集部分的跨境外包和自动化替代，本国原有的制造业劳动力才会过渡到零售、餐饮等低附加值的消费类行业中，从而解决科技创新所导致的冗余劳动力问题。
最早开始去工业化的是美国和英国，分别在1953年和1955年，当时制造业占就业份额的峰值分别达到26.4%和35.9%。日本、台湾地区和韩国分别在1973年、1987年和1989年开始去工业化，制造业占就业份额的峰值分别达到26.2%、35.2%和28.7%（参阅Barry Eichengreen、Dwight H. Perkins及申宽浩合著的From Miracle to Maturity——The Growth of the Korean Economy）。
对后发国家而言，这个峰值的出现意味着制造业追赶阶段的结束，要么选择走向自我创新，迈向全球行业引领的高附加值区域（也就是任正非所讲的“无人区”）；要么选择继续跟随，最终难以摆脱被他人主导的命运。
日本、韩国、新加坡，正是在制造业和高科技领域的坚持，才在制造业峰值期实现了汽车、船舶、半导体、医药等高附加值行业的全球领先。
进入制造业创新引领这个阶段后，如何提升制造业中高科技产业（也就是高附加值产业）和整个服务业的生产效率，是维持经济增长的关键。
对于中国大陆而言，制造业顶峰是否已经达到？
与东亚发达经济体不同，中国是在经济结构未能及时调整、长期失衡，遭遇国际金融冲击、外需放缓，同时又经历了内部地产经济高度负债，以及在制造业，尤其是高科技行业普遍尚未实现全球创新引领的前提下，经由资本大规模补贴的互联网平台驱动，实现了大量劳动力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的。
这种转移，直接来讲是应对2008年危机的产物，而不是制造业发展到顶峰的结果。它为解决危机中棘手的就业问题提供了帮助，如果没有这部分规模化服务业的承接，那么在全球外需放缓的情况下，这部分冗余劳动力的就业会出现问题。
但另方面，这种互联网平台的承接，解决了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的问题了吗？这样的互联网经济能够称为高附加值的新经济吗？
经济结构失衡问题并未解决，否则就不用再三强调改革了。
中国经济结构的失衡，主要在于无论是农业、工业还是新兴科技如ICT领域，站在全球的视角看，大都没有进入高附加值阶段，在全球产业链长期处于中低端。而在阶段性信贷宽松的背景下，资金不断空转套利，低端产能却在不断堆积，债务不断扩大……
当中国的互联网经济在大量的赞誉声中“弯道超车”时，在中国制造业尚未达到顶峰就开启服务业转向的大门时，那些曾经的局限性，曾经导致经济结构不平衡的因素，一个也没有减少。
很显然，互联网经济不能解决这些问题。
中国的互联网经济是非常典型的平台模式。互联网作为信息技术的应用，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并非只能通过这种模式。
信息革命对整个经济形态的重塑，对农业、制造业以及服务业的影响，显然不可能只局限于平台模式。
平台模式之所以在中国成为互联网经济的典型甚至几乎唯一的模式，正是由于它在承接制造业劳动力转移的基础上，契合了低附加值行业的规模化需求。
具体而言，平台经济就是扩大了低附加值工业制品的消费规模（也就是将廉价产品通过网络卖给更多的人），以及实现了低附加值服务业的规模化效应（家政、餐饮、外卖和出行等），而这些工业制品和服务行业的利润率其实是非常低的，规模化并不能直接改善其利润率。
尤其是当在互联网平台上的流量获客成本越来越高，互联网平台逐渐成为选择产品的最主要渠道时，平台对这些低附加值行业的盘剥还会进一步加重。
而在其他很多领域，受限于制造业基础的薄弱，信息技术对生产率和利润率提升的贡献甚微……
在高附加值产业类型本身就十分有限的前提下，信息技术连与高附加值产业结合的前提都不存在，谈何以信息化促进创新？
我们如果能够充分理解，中国的互联网平台经济，其实只是在基础网络、公共交通这些堪称举国投入的基础上，通过网络平台实现了本国低附加值工业制成品和服务业的规模化，那么我们会非常清醒的认识到，互联网平台模式本身不会带来真正的高附加值创新。
我们需要的是更多像“华为”那样的高附加值的企业，而不是把低附加值聚集到一起依靠规模获利的低附加值企业！
当然，在部分一二线城市消费需求升级的引导下，平台企业只需要引入境外的高附加值产品和服务就可以维持自己的“供给”地位。
最终，通过互联网平台实现本国低附加值产业规模化所产生的大部分收益，是由平台去获取的，也就是说，在历次资本补贴大战后形成的各大平台，对实体经济创新发展的正向影响，也即对经济结构失衡的调整作用，是极其有限的。
甚至在某种程度上，由于金融资本的广泛介入，将规模化低附加值行业的平台模式包装成各种“革命性创新”，通过各种政策加持甚至财政补贴，最终在资本市场套现获利，这种经济形态让整个社会的资金分配进一步扭曲。
本该投入到高附加值创新领域的资金，本该持续投入的产业创新资本，却在互联网平台模式的上市套现预期中跑偏。
劣币继续驱逐良币。
中国电商与美国电商生态最大的区别，不在于GMV的数额（成交额），也不在于利润的差异，更不在于能否用无人机或无人车送货，而在于这些电商平台背后那些制造业主和服务业主，乃至那些今天仍有工作机会的快递小哥在未来的生存状态。
我们没有必要去否认今天中国互联网经济的现实价值，但它的确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伟大和强大，更不要将各领域的创新重任寄希望于由它们来承担。
平台本身只是一个规模化的工具，并不具有任何方向性，也不配拥有非常高的估值。以金融资本堆积出的所谓“创新企业”，最终将在金融短周期收尾时露出自己的真面目。
在可预见的未来，正在进行的金融去杠杆，将对互联网企业的价值重估，产生直接而重要的影响。
‘互联网平台经济的问题及其成因’
今天中国的互联网平台经济，十分类似于一种自由放任的经济形态。
这种自由放任，导致工业时代已经形成并被普遍遵循的重要市场规范和制度，我们甚至可以称之为市场经济法治基础的制度，包括劳工保护、消费者权益保障、产品质量保障、知识产权保护、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等，统统都归于无效。
站在今天，我们丝毫不能理解在一个拥有《反垄断法》的国度，几家互联网企业是如何在短短两三年时间之内就垄断整个网约车出行市场的？
也丝毫不明白，在一个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国度，如何才能在不出人命的前提下，就能使一个垄断平台删除跟自己有关的不良信息？
更加不明白，在一个立志要自主创新的国度，如何才能以足够低的成本，将山寨仿冒品驱逐出平台企业的销售页面？
消费者因得不到救济而痛骂平台，平台却说这都是因为政府监管不到位，责任在政府而不在企业。
互联网平台的诸多问题，是因为低附加值规模化在今天仍然是平台经济赖以生存的基础，因此维持规模化的“量”，要远比追求高附加值的“质”更为重要。
作为平台一方，如果要分享高附加值的利润，直接引入境外优质商品或者服务资源显然要比等待本国质量提升更为便捷和快速，所以跨境电商对关税减免的诉求其实比特朗普的内心还要急迫。但毕竟本国低质低价的产品和服务才是平台现金流的根基，如果以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去驱逐山寨，那么规模化就会遭受打击。
所以，理性的选择应是怎样？
在这个生态链之下，无论是工业制成品还是现场服务的提供者，一方面要受到消费者的苛责，因为产品质量责任和消费者权益保护责任更多的仍然是落在这些制造业者和服务从业人员头上，另方面他们还要受到垄断平台的盘剥。
在平台趋于垄断后，不只是消费者失去了选择权，制造商和服务从业人员也失去了选择权。
在任何一个时代，在市场中居于优势地位者，都会成为自由放任主义的拥趸，而居于市场优势地位者，总会以类似“法无禁止即可为”这样的自由主义观点，猛烈的抨击传统制度在抑制“创新”，进而去突破传统的制度。
‘是时候彻底反思中国的互联网经济了’http://t.cn/A6qtaSh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