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忠明，谢沙 | 基于职业化的新型职业农民学习策略研究
，博士，江西科技师范大学教授，研究方向：成人教育学；，江西科技师范大学硕士生，研究方向：成人教育学。新型职业农民；职业化；学习策略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是牵动着国家“三农”发展全局的战略工程，是保障农业农村现代化人才支撑的基础工程，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实践项目。新型职业农民从一种身份变成一种职业，是将农业作为产业进行经营，并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和规则来获取报酬，以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作为一种新型职业，任何个体要成为新型职业农民，必将是一个从新手到专家的持续职业化过程。拉森（Magali Larson）在其经典之作《职业主义的兴起：一种社会学的分析》一书中，将职业化定义为“特殊服务的提供者，为他们所拥有的专门技术建立市场并加以控制的过程”。可以说，新型职业农民职业化是一个动态发展过程，是一个不断学习和成长的过程。在这个动态成长过程中，新型职业农民是如何通过学习实现成长的？什么样的学习策略有利于新型职业农民职业化？不同人格特质的新型职业农民是否在学习策略有效性上存在差异？然而，纵观现有的相关研究文献，还不足以对上述问题做出有效回应。基于定量研究方法，探讨新型职业农民职业化进程中的学习策略，能够动态性地勾勒其学习策略图景，对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何谓新型职业农民？一直以来，国内外研究者对其有不同的界定（见表1、表2）。在我国，受社会历史影响，农民是身份概念，指的是长期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在当代发达国家，农民多被赋予职业概念，指的是经营农业的人。农业农村部印发的《“十三五”全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发展规划》中对新型职业农民进行了明确界定：以农业为职业、具有相应的专业技能、收入主要来自农业生产经营并达到相当水平的现代农业从业者。新型职业农民术语是在传统农民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被中国时代发展赋予了新的内涵。传统农民与新型职业农民的内涵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见表3）。新型职业农民，除了具备农民以农业生产经营为主要收入等特征外，应该具备以下特点：一是职业的稳定性，即“谁来种地”。新型职业农民以务农作为固定职业，甚至终身职业，有对身份的认同感，有职业素质要求与职业标准。二是生产的市场化，即“怎么种地”。新型职业农民涉及农业生产经营的全过程，立足农业生产过程，不断扩展产前的技术研发、模式探究、产后的品牌销售、市场拓展等内容，实现农业生产经营市场化、现代化、科学化。三是能力的素质化，即“如何种好地”。新型职业农民不仅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还要求其行为对生态、环境、社会和后人承担责任。职业化可以被视为一个人的旅程、从事职业的欲望或发展轨迹。从本质上看，其属于个人发展现象，激励和掌握自我的意图、活动和互动。尽管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如对某个特定职业的欲望,在比利特看来，职业化属于个体掌控的学习过程。学习被视为个体发展目标和路径实现的需要，帮助个体认识到自身的相关潜能和抱负。Fishtail指出，对于个人来说，转型到新角色是一个深入学习的过程，因为他/她要能够理解新的环境、开发新角色所需要的技能和能力。米德认为，自我并非与生俱来，而是在社会经验与活动的过程中产生的，即是作为个体与整个过程的关系及与该过程中其他个体的关系的结果发展起来的。米德曾经把自我归类为“主我”和“客我”两个维度。“主我”往往指个体带有遗传且独特的特征，具有先天性的特征。“客我”是自我的社会维度，往往是指社会赋予个体的意识，引导个体发展的方向和内容。“主我”和“客我”是分离又是统一的，“主我”既召唤“客我”，又对“客我”作出响应。它们共同构成一个出现在社会经验中的人。可以说，在个体的职业化中，遗传和环境同样重要。正如Endler（1976）等人的观点，对于职业发展来说，探讨遗传或环境谁更为重要，犹如“在确定一个矩形面积时，问长度还是宽度更重要”。为此，拟根据叙事探究初步构建的理论框架，提炼了《新型职业农民职业化过程中学习策略的问卷调查》。基于研究问题，研究问卷共分为3个部分：一是新型职业农民的人格特质。根据新型职业农民的人格特质差异，从性别、身份、教育程度、从事时间、年收入、年龄和行业等维度设计问题，共7道题（单选题）。二是新型职业农民职业化学习目标与主要策略。根据叙事研究所建构的理论，该部分目的是论证新型职业农民在职业化不同阶段的学习目标和相应的主要学习策略，共7道题（皆为多选题）。三是新型职业农民职业化学习策略的有效性。根据叙事研究所建构的理论，围绕新型职业农民职业化过程中的学习所呈现的13种学习策略，基于李克特量表5点积分制（没有、很少、一般、较大、很大），共设计13道题（单选题）。研究以新型职业农民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抽样和便利抽样结合的方法，选取了江西、山东、陕西、河北、安徽、四川、湖南、山东等地的新型职业农民为调查对象(见表4)，数据主要在当地农业局、朋友和学生的帮助下收集而来，收集数据的途径主要有两种：一是现场作答，直接回收；二是通过网络直接用e-mail、微信和问卷星网站发放电子问卷。共发放纸质问卷500份，回收有效问卷371份，有效回收率为74.2%；共收到网络问卷726份，有效问卷为636份，有效回收率为87.6%，实际有效问卷共1007份。研究使用SPSS统计分析软件对收集的数据进行录入和分析，主要统计方法有：为了解新型职业农民的职业选择偏好以及在职业初始期、成长期和发展期的学习策略偏好，采用了频数统计；为了解新型职业农民学习策略有效性的整体情况，采用了描述性统计分析；为了探讨不同身份群体的新型职业农民之间差异情况，采用了差异性统计分析，包括t检验、F检验和事后多重检验。迪克森曾经认为，从整个成人期持续增长的能力角度看，成人期依然存在多个领域的增长，例如：理解的各个新阶段和智慧的增长。伴随着职业的转换，新型职业农民的角色开始转变，其所需的能力和智慧在初期阶段往往以职业准入的胜任力为主要目标。在参与调查的群体中，绝大多数新型职业农民（90.30%）认为，职业初始期的学习往往以积累相关知识和技能为主要目标，从而适应职业角色的转变。当然，也有33.0%的新型职业农民认为，职业初始期的学习目的是解决实践中碰到的难题。通过数据分析发现，持这类观点的新型职业农民往往具有一定的人格特质：之前有过相关领域的实践。新型职业农民为了积累新职业领域所需的知识和技能，在学习过程中通过多样化的学习策略实现相应的目标。根据课题组统计，在新型职业农民使用的13种学习策略中，他们职业初始期主要青睐于如下学习策略：向有经验的农民或师傅学习（80.90%）、实地考察（65.10%）、报刊书籍（54.80%）、网络学习（39.20%）、供应商指导（31.60%）和先前的经历（27.40%）。从统计数据分析看，擅长运用供应商指导学习策略的新型职业农民大多从事特殊农业领域（例如孔雀养殖）；偏好运用先前经历的学习策略在从事新型职业农民之前，积累了与职业领域相关的专业技术、管理经历或营销工作。伴随着知识和技能的逐步积累，新型职业农民把相关的知识和技能运用到实践中去，从而建构自身的事业。在职业成长过程中，新型职业农民与外部环境的互动越来越频繁，所遭遇的问题越来越多。比利特曾经指出，在工作中面临的问题包括两种：一种是常规性问题，可以通过个体的自身知识和技能有效解决；一种是非常规性问题，需要通过外部资源的帮助或自我有效反思来解决。相较于以积累知识和技能为主要目标的职业初始期，新型职业农民在职业成长期主要以解决实践中的难题为主要学习目标。当然，在成长过程中，也有部分新型职业农民依然把积累知识和技能作为主要目标之一，也有少部分新型职业农民在成长期积极创新。从相关的统计数据看，成长期以积极创新为主要学习目标的群体聚集于农业技术或科研人员。由于学习目标的转变，新型职业农民在职业成长期使用的主要学习策略也有所改变。为了解决实践中面临的各种难题，新型职业农民在实践中更愿意使用如下学习策略：实践中自我反思（91.40%）、技术专家指导（72.30%）、组织机构提供的培训（63.10％）、供应商指导（31.70％）、先前的经历（26.00％）。相较于以内部获取学习机会为主要手段的职业初始期，新型职业农民在职业成长期更多地学会了运用外部资源来提高学习机会。伴随着新型职业农民的职业发展，其逐渐由单一的个体身份向一个初具规模的企业家身份转变。熊彼特曾经指出，“企业家通过过程创新、市场创新、产品创新、要素创新以及组织创新等形式发展新工艺、生产新产品、开拓新市场、引入新渠道，适时实现产业要素的重组，使各种生产要素积极地运作起来”。为此，在职业发展期，新型职业农民应该以创新学习为主导。为什么要创新学习，这是因为，新型职业农民在职业发展期需要获取“特异性”能力，从而谋求高额的风险回报。我们发现，新型职业农民在职业发展期以“希望能够实现创新”为主导学习目标（94.40%）。在这种学习目标驱动下，新型职业农民的学习策略侧重点有所改变。这是因为，创新被认为是在相互依赖的情况下不同参与者知识成功交换和交互作用过程的结果。为此，新型职业农民需要积累更多的社会资本，融合各种社会资源，将多元知识、信息转化为创新能力，从而获取盈利的机会。因此，新型职业农民在职业发展期的学习过程中往往侧重于关系网络中的学习，从而获取该网络中所蕴涵和流动的信息、资源等。同时，我们发现，在职业发展期，新型职业农民青睐的学习策略主要包括同行的交流（80.80%）、与他人合作发生的学习（61.80%）、组织机构提供的培训（38.90%）、参加研讨会（26.30%）。这些学习策略无疑能够帮助新型职业农民“获得广泛的社会资源，恰恰可以发挥信息、知识的提供、搜集和传递功能”。基于SPSS统计软件，研究者对新型职业农民职业化学习策略有效性问卷的最高分、最低分、平均数及标准差进行统计。新型职业农民的学习策略有效性平均数为38.63，整体有效性一般，最高分达65.00分，最低分25.00分(见表5)。学习是人类行为的核心，但同时它也令人费解，就连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这样的先哲都为之着迷。之所以难以理解，是因为学习发生的情境存在差异，不同的学习者使用的学习策略不一，且效果高低不一。基于SPSS软件统计发现，新型职业农民在职业化进程中（见表6），实践中自我反思、技术专家指导、与他人合作发生的学习、向有经验的农民或师傅学习以及同行交流在13种学习策略中被认为是较为有效的方式。正如特雷梅尔（Tremmel）的观点，在行动中的反思对专业活动至关重要；舍恩也强调，反思能够在每日实践中得到最好的实现。新型职业农民在职业化进程中，“实践中自我反思”能够帮助他们在做事的过程中重构做事的方式，从而重新形成行动策略，为此，被他们认为是最有效的学习策略。在部分学者看来，专家指导能够对日常工作学习的质量产生直接影响，特别是具有直接互动性及协作解决问题形式的指导，可以帮助学习者开发职业所需的知识。通过“技术专家指导”，新型职业农民能够基于专家储备的丰富知识和经验，实现共享或互助式学习，有利于知识累积或解决问题，从而得到新型职业农民的青睐。此外，“与他人合作发生的学习”“向有经验的农民或师傅学习”“同行交流”也由于其各自的优势，有效地助力新型职业农民的职业化道路。从当前我国关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研究成果看，“职业培训”的研究成果众多，但是其效果并不高（3.05），这表明当前我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训依然存在诸多问题。此外，使用传统媒介（例如报刊书籍、广播电视）等学习策略由于其先天劣势，导致学习效果偏低。作为成人学习领域越来越感兴趣的一部分，成人教育和职业心理学诸多研究主题逐渐汇聚于学习者特征研究。特别是随着年龄、动机、自我效能或能力的变化，许多研究正越来越多地关注个体学习的差异。围绕人际变量差异与“学习策略”之间的关系研究，在业界受到关注程度较多。基于相关数据统计的分析，探讨新型职业农民职业化学习策略的有效性就非常有必要。作为一种新型“职业”，各种不同身份群体纷纷加入到新型职业农民队伍中去。由于知识、经验和互动环境的差异，不同身份群体来源的新型职业农民在学习策略中会有所偏好，那么，这种偏好是否会导致有效性的差异呢？基于SPSS软件统计分析，从表7可以得出，企业员工在学习策略有效性上得分最高，达到39.01，农业技术或科研人员得分最低，为37.64。新型职业农民学习策略有效性在身份群体变量上的差异未达到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性水平。虽然，不同身份群体的新型职业农民学习策略有效性在总体上没有呈现差异水平，但是在某些学习策略上还具有一定差异。这种差异主要体现在退伍士兵与农业技术或科研人员之间：在退伍士兵看来，组织机构提供的培训、向有经验的农民或师傅学习较为有效，而其对农业技术或科研人员的有效性较低；农业技术或科研人员认为，参加研讨会、先前经验对于其职业发展较为有效，而其对退伍士兵的有效性较低。在成人学习领域，关于性别差异的讨论较多。伊列雷斯就指出，性别相关的事宜是在性向与影响之间紧密互动中发展起来的，他们对于学习至关重要。在许多研究者看来，性别关系会导致男性和女性发展不同的学习方式，例如，由于女性较男性总是处于较低的权力位置，为了生存，她们必须变得更加温和，以更好地辨识和理解他人的观点和感觉，这导致了女性“联结式”的学习倾向。虽然，男性与女性之间在学习策略上会存在某些偏好，但并没有相关论据证明性别差异会导致学习策略有效性不同。从表8可以看出，新型职业农民学习策略有效性在性别变量上的差异未达到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性水平。从表9可以得出，新型职业农民学习策略有效性在年收入群体变量上差异非常显著。年收入500万元以上的新型职业农民在学习策略有效性上的得分最高，达到41.67，年收入31~100万元的新型职业农民在学习策略有效性上的得分最低，为37.55。为了具体了解哪几个收入群体之间差异显著，本研究进行了事后多重检验分析。经事后多重检验可得，年收入30~100万元与年收入30万元以下、101~300万元、301~500万元、500万元以上的新型职业农民在学习策略有效性上差异都显著。30万元以下与500万元以上的新型职业农民在学习策略有效性上差异显著；101~300万元与301~500万元、500万元以上的新型职业农民在学习策略有效性上差异显著。例如，500万以上收入群体认为“实践中的自我反思”非常有效，而30万元以下收入群体则认为其效果一般。社会与意识的迥异参照框架决定了多个年龄阶段中的学习情况，而且这些参照框架随着社会和意识的发展，迅速发生变化，从而使得相对应年龄阶段所发生的学习存在巨大差异。从表10可以得出，新型职业农民学习策略有效性在年龄群体变量上差异显著。41~50岁年龄段的新型职业农民在学习策略有效性上的得分最高，达到39.14，60岁以上的新型职业农民在学习策略有效性上的得分最低，为37.04。为了具体了解哪几个身份群体之间差异显著，本研究进行了事后多重检验分析。经事后多重检验可得，18~30岁与31~40岁、41~50岁的新型职业农民在学习策略有效性上差异显著。31~40岁与60岁以上的新型职业农民在学习策略有效性上差异显著，例如，60岁以上群体认为“组织机构提供的培训”效果较差，31~40岁群体则认为其效果较佳。41~50岁与60岁以上的新型职业农民在学习策略有效性上差异显著。塞韦罗斯曾指出，任何职业或领域的从业者都带有不同的目的、知识和意识形态，从而导致其学习方式的选择、效果存在一定的差异。从表11可以得出，新型职业农民学习策略有效性在行业群体变量上差异非常显著。畜牧业的新型职业农民在学习策略有效性上的得分最高，达到39.89，林业的新型职业农民在学习策略有效性上的得分最低，为37.38。为了具体了解哪几个行业群体之间差异显著，本研究进行了事后多重检验分析。经事后多重检验可得，林业与畜牧业、渔业、综合类的新型职业农民在学习策略有效性上差异显著，例如，从事畜牧业和渔业的新型职业农民认为“与他人合作发生的学习”效果较好，而从事林业的新型职业农民则认为其效果一般。农业与畜牧业的新型职业农民在学习策略有效性上差异显著，例如，从事畜牧业新型职业农民更青睐于“供应商的指导”，而从事农业的新型职业农民则认为其效果较差。由于新型职业农民的身份来源不一，导致其受教育程度不一。许多研究结果表明，个体受教育程度的差异，对其青睐的学习策略也会存在差异。也有部分研究发现，个体受教育程度越高，其学习策略的有效性更高。那么，新型职业农民是否也存在这种状况呢？从表12可以得出，新型职业农民学习策略有效性在教育程度变量上差异非常显著。硕士及以上学历的可以说，新型职业农民职业化在持续发展并将经历着不同的发展阶段，且每个阶段的任务不同，所需的知识和技能也有所差异，从而导致其学习目标和策略有所不同。基于相关研究发现，我们可以更深入地剖析新型职业农民职业化进程中的学习：成人发展是内外部环境互动的结果，是人的能力和行为方面发生的系统的、有效的变化。Hoare（2006）指出，成人发展意味着由于内外部环境的作用，导致个体的能力和行为发生系统的、有效的变化。从新型职业农民职业化进程中的学习目标和策略看，在不同的职业成长阶段，其学习目标和学习策略有所不同。这种成长过程由于自我认知和外部环境的变化，导致其学习目标和学习策略上有所不同。这种自我认知的变化往往源于个体的知识结构、兴趣、态度和价值观的变化，而这种个体认知变化往往源于个体感知到的环境变化。在行为主义看来，知识往往是不变的，是可以迁移的，知识一旦被获得，就能够从一种学习情境迁移到其他不同情境中。然而，梅里安和凯芙瑞拉则强调，成人的学习不是在真空中发生的。为此，在关注新型职业农民成长的过程中，“环境”作为一个变量需要研究者更多的关注，从一个“静态”的环境向“动态”的环境转变，无疑能够更好地揭示新型职业农民的持续成长过程。Gergen（1991）曾经指出，“在后现代化条件下，个体存在于持续建设和重建的状态，这属于一个需要协商的世界”。为此，我们在探讨成人学习与发展的交集时，需要沿着个体变化这个交集的轨迹去审视自我，在审视的过程中，自我能够得到理解。这是因为，自我的概念影响我们怎么理解学习。从新型职业农民职业化进程中学习策略有效性的结果看，其最为有效的学习策略并不是我们在诸多研究中大书特写的“职业培训”，而是“实践中的自我反思”。当然，这里不是对以“职业培训”为首的外部支持进行批判，而是强调如何在基于新型职业农民“自我概念”的基础上，提供有效的外部支持。正如罗杰斯（Rogers）曾经宣称，生活的目标就是寻找那个真正的自我。这就意味着存在一个核心或真实的自我需要被发现，并假定个体有权力去寻找自我。基于新型职业农民的“自我”，有效地创设“学习情境”，使他们能够充分利用学习机会洞察自我学习偏好，无疑能够更好地发挥外部支持的功效。之所以存在偏好，往往跟其先前的知识有关。新型职业农民在参与学习活动前，由于其之前的职业来源多样化导致人格特质的差异，这种差异导致他们积累了大量的、不同的生活经验。这就意味着不同成人群体所积累的经验不同，从而导致新型职业农民的学习风格、动机、兴趣、需要和利益等存在差异。为此，成人学习应该强调个性化的教学和学习策略。这也意味着，对于不同学习策略来说，最富有的学习资源往往驻扎在学习者内部。Tough（1979年）在他的研究中发现，所有正常的成年人经常受到成长和发展的激励，但这个动机经常被消极的自我概念所限制，例如，难以接近学习资源的机会、时间限制和违反原则的成人学习项目。为此，针对不同人格特质的新型职业农民，应根据他们先前经验的差异，合理地设计教学与学习项目，才能扎根于他们的心底，提升整体学习效果。喜欢本文记得点“在看”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