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贤禅让是儒家劝导君王修仁德，以原始民主为底色描绘的美政图景
在人治社会，君王的道德修养，对国家的有效治理和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大意义。
子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把“政”与“正”划等号，道出了为政之要。
(《论语》)当权者向善，百姓自然也会向善。
为官者的品德就好像风，老百姓好像草，风吹在草上，草必定会随着风而倒。
孔子一针见血地道出了上层的风气对整个社会风气的强烈导向作用。
因此，孔子希望天下惟有德者居之，厉行仁政德治，构建美好社会。
儒家借鉴夏商周治理农耕社会的经验教训，按照农耕社会的特点和农民的意愿，设计了一套治理农耕社会的政治方案。
施仁政，以礼治天下，是这套政治方案的核心，而实施这套方案的关键因素只能是君王。
因此，儒家提出最高统治者要“修己安人”，成为内圣外王。
为增强儒家学说的权威性和说服力，孔子以上古时代的原始民主为底色，为后世君王修仁德描绘了美好图景，这就是尧、舜、禹传贤不传子的禅让图景。
司马迁的《五帝本纪》是这样描写的:尧立七十年得舜，二十年而老，令舜摄行天子之政，荐之于天。
从中可以看出“禅让”是权力交接的理想方式，其特点:一是帝年老时，让年轻有为者主持国政;二是选拔的对象必须经过一段时间的实际锻炼和考察;三是先帝驾崩后，继位者都有“避让”之举，只有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才重新回到国中继承帝位。
儒家的禅让说则与此有所不同，让人产生怀疑。让我们对“禅让”的个案作以剖析--
夏部族以善于治水而闻名，于是帝尧听从四岳的建议命夏部落的首领鲧去治水，但鲧治水失败，九年无功，淹没了许多土地和人畜，造成了更大的水患，被帝舜视为“四罪”之一，放逐鲧至羽山(今山东郯城)，鲧最后死在那里。
舜继任部落联盟首领后，改用鲧的儿子禹为司空，继续治水大业。
史书载，“禹伤先人父鲧功之不成受诛，乃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身执耒锸以为民先，股无胈，胫不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矣”，可谓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大禹治水的范围涉及九州(兖州、冀州、青州、徐州、豫州、荆州、扬州、梁州、雍州)，治水之后，九州方可安居，其功高五岳，德被四海，于是“禹锡玄圭，告厥成功”。
玄圭是当时最重要的礼器之一，赐玄圭是君权神授的象征。
赐禹玄圭，玄圭便成为大禹平治九州、四海会同、膺受天命的象征物，是夏代的核心礼器。
史载“舜有子七人，不以其子为后，见禹之贤，而欲以为后”，后来禹继承帝位。
禹成为执政官后，部落联盟领袖的专制权力大大加强。
《夏本纪·正义》引《帝王纪》也说:皋陶生于曲阜。
帝舜命皋陶“作士以理民”，任命皋陶为司法之官，夏书曰: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
皋陶公正司法，刑教兼施，要求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使社会和谐，天下大治。
而后举益，任之政，十年，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
可是，如若益缺少贤德，禹就违背了禅让制尚贤的原则，益真的不贤吗
大费(伯益)与禹平治水土，功成，帝舜赐禹玄圭。
禹对帝舜说平治水土之功，并非自己独有，大费亦有辅佐之功，暗示帝舜也应赏赐大费。
于是，帝舜“赞禹功，其赐尔皁游”，说大费子孙后代将会繁盛。
皁，皂。
《索隐》:游音旒。
《索隐》:出犹生也。
大费辅佐帝舜调训鸟兽，鸟兽多驯服，有政绩，是为柏翳。
尧统治时，选贤任能，但并未分职，舜执政后，进一步设立管理部落联盟的官职，选任贤能之人如禹、弃、契、皋陶、益、垂等分职管理各项事务，舜对其三岁一考绩，考核三次后奖优罚劣，结果皋陶、弃、契、益、垂等都在各自官位上做出了优异成绩。
这表明伯益乃“贤”者，并非孟子云，“益之相禹也，年历少，施泽于民未久”，缺少贤德。
对此，《韩非子·外储说右下》说:“禹爱益而任天下于益，已而以启人为吏。
已而启与友党攻益而夺天下，是禹名传天下于益，而实令启自取之也。
此禹之不及尧、舜，明矣。”事实应该是，皋陶死后，禹又推荐了东夷族的伯益作自己的继承人。
在军事民主制度下，军事首领的权力受到长老议事会的制约，而禹执政后期，长老议事会已成为参谋咨询机构，对禹的权力无法构成约束，但部落联盟的军事民主的传统影响依然存在，所以禹只能传贤不传子。
但禹为了达到将权力传给子启的目的，私下里却又培植自己的儿子启，让启掌握很多权力，不给伯益以实权，也不给他树立威信的机会。
启逃出囚禁之地，重新组织军队，向伯益反攻，经过艰苦的战斗，终于打败了伯益，伯益被启抓获并处死，这就是古书上所记的“益干启位，启杀之。”这时夏部落在西方的同姓族邦有扈氏，觉得启继位违反了“游戏规则”，便起兵伐启。
《墨子非乐上》曰:“启乃淫溢康乐，野于饮食……《楚辞离骚》亦云:“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不顾难以图后兮，五子用失乎家衖。”梁启超则说:“启杀益，大甲杀伊尹两事，后人因习闻《孟子》《史记》说，骤睹此则大骇。
梁启超之言，是比较中肯的。
其实，尧、舜、禹作为传说人物是否真实，是否德配天地，禅让有无其事，尧舜禹时代是否像传说中那样非常美好，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孔子推崇尧舜禹及其无比美好的时代，把自己的价值理想对象化，增强了儒家学说的权威性和说服力，更好地向人们尤其是君王宣扬了仁政德治的治世思想。
孟子亦然，他否定“至于禹而德衰，不传于贤而传于子”，认为启得天下不是因为启是禹子，而是因为启比益更“贤”，具有合法性，这其实是孟子试图用“尚贤”思想影响社会的反映。
孔子是道德理想主义者，也是文化理性主义者， 他有千古之忧:“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善不能徙，闻恶不能改，是吾忧也。”孔子生活在礼崩乐坏、诸侯纷争、杀伐不已、民生凋敝的春秋晚期，他极力宣染尧、舜、禹的美好品德和禅让思想，劝导君王施行仁政德治，以匡正每况愈下的世风，这正是他念念不忘千古之忧的具体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