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两会3月初开幕，将启动修宪工程。这是1949年以来，中共在大陆进行的(至少)第九次宪法的制定或修订。
肯定此点之馀，笔者也要强调，维持宪法稳定性固然重要，但这并非代表宪法文本、宪法实践应一成不变。宪法是社会契约，随着社会快速变迁，既有的宪法条文可能早已脱离社会现实、或有保障不足之虞，自有与时俱进的必要。
基上，笔者提出以下观察与建言：
中央政府权力分工，是各国宪法规范重点之一，是为落实社会契约保障民权，所做的权力授权设计。这次修宪，从权力架构上，结合19大来看，有三重点。第一、成立「中央全面依法治国领导小组」，加强「对法治中国建设的统一领导」；第二，藉此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第三、拟成立第五大国家机构「国家监察委员会」，除了人大之外，由原本的「一府两院」变更为「一府一委两院」。
而对于司法权的角色与定位，与行政权、人大的互动关系，该独立或如何？大陆内部兴起有意义的辩论，也是外界对法制（法治）建设进程的关注焦点。
二、实质：人民美好六要求，应成为修宪轴缐。
基此，将人民需要的「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在宪法的文本强化保障、在宪法的实践中彻底落实，应当要成为本次修宪的核心轴缐。
三、衔接社会最大公约数，2项具体建言：
从19大二中全会确立的修宪原则，笔者以白话文「接地气」来理解、期待，修宪、行宪、释宪的原则，就是：应在社会最大公约数的基础上，解释和适用宪法、改进宪法内容与设计，更须积极亲炙宪法，时刻以宪法检验每项立法、行政举措和法院判决。
笔者抛砖引玉，想提出两点具体方向：
人民权利保障，是宪法社会契约的核心与存在目的。美好生活的要求，无论是精神或物质面，一切都是「人身自由」宪法权利的充分保障为第一前提。
具体在规范上，最常见就是源自13世纪的「逮捕羁押/提审」制度。1947年经由跨政党协商出炉的《中华民国宪法》，第8条规定所设定的程序、引入提审制度，对「人身自由」保障已属周到。简言之，任何人被逮捕（任何形式剥夺人身自由）24小时内，非经法院审理后裁定羁押，就必须放人。无论刑事、行政等各种理由。机关超时、违法的，当事人或家属可请求法院24小时内追究。
然而，比较两岸的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7条第2项：「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及其刑事诉讼法第93条前段：「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逮捕后，人民检察院仍应当对羁押的必要性进行审查。」相较于《中华民国宪法》第8条、刑事诉讼法第93条第2项前段的规定：「侦查中经检察官讯问后，认有羁押之必要者，应自拘提或逮捕之时起二十四小时内，以声请书叙明犯罪事实并所犯法条及证据与羁押之理由，备具缮本并检附卷宗及证物，声请该管法院羁押之。」
因此，这一问题，应是首要处窲、人民「最有感」的问题。因为在实务上，据学者估计，大陆的审(判决)前羁押率约达90%，检察官、公安都有权力「事实上羁押」，公安拘留可能长达37天，远超过24小时。这对人民的人身自由与司法辩护权影响极大、不稳定，相对也严重影响人民对公权力司法的信任感。
大陆国务院2017年12月发表《中国人权法治化保障的新进展》白皮书，其中第六点宣示要积极促进全球人权法治建设、认真履行国际人权义务，体现在中国已参加《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儿童权利公约》、《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等26项国际人权公约，并正在积极为批准《公政公约》创造条件。
不过笔者真正想表达的，并不是中国大陆的宪法或法规够不够周全，而是期盼能以台湾往昔走过的法治经验作为借鑑、及早釐清「法院」和「检察院」两者角色的区別。
台湾经过数十年的努力，法治建设虽然仍有需要进步的空间，但已经从法制(torulebylaw)迈向法治(theRuleofLaw)，回顾台湾法治发展歷程：1948年宣布动员戡乱、1949年5月正式宣布戒严，而后蒋经国先生发现国际社会俨然视戒严为「martiallaw」，还被认为是「无法无天」（nolawatall）或「军事统治」的状态，故于1987年解除戒严。不过解严前的台湾确实曾有过一段法治黑暗期，人民的言论自由受箝制、「审判」与「检察」权力性质难分，直到解严前后，社会与公权力才逐渐回归宪法所规范的常轨。
中国大陆内部，近年来又一次兴起有意义的辩论：司法权的角色与定位，与行政权、人大的互动关系，该独立或如何？
台湾的《法官法》规范，法官、检察官不得参与政党活动、入党。法务部长邱太三日前也表示，为避免人民对法官和检察官的职务混淆，决议把目前「OO法院检察署」的名衔「去法院化」，便于民众区分，也再次重申，中立审判的「法官」、与代表国家政府追诉犯罪的「检察官」，两者系「各自独立」行使职权的本质。
笔者另想强调的是，如果中国大陆要贯彻宪法精神、落实宪政，除了修改宪法外，应该要多解释宪法、拥抱宪法。诚如习主席所言：「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要坚持不懈抓好宪法实施工作，把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提高到一个新水平」，落实宪法是当务之急。
中国大陆近年硬体建设已有令人激赏的傲人成绩，但是软体建设（尤其在民主法治）相较之下则显苍白无力。提升「美好生活」，关键也在「全面落实宪法」。「依宪治国」是习主席关注焦点，如何对症下药的执行，更需要大陆各级机关「做中体会」实事求是。
全面落实宪法、做中学，就需「常态性监督」。18大、19大都强调「宪法监督」，就是要把宪法权利保障精神，落实到下层所有的法律与规范，让所有公务员、人民都在实践中感受宪法的尊严。
根据现行中国大陆宪法第67条的规定，只有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解释宪法、监督宪法实施，不过并无明文规定人民法院不可以「适用宪法」?然而，笔者非常惊讶的是，事实上人大几乎从未针对宪法进行解释、实务上人民法院也仅有因2001年「齐玉苓案」，依山东省高级法院请求而引用宪法，这是大陆首次将「宪法司法化」的法律判决，遗憾的是，该号解释2008年被停止适用。
大陆法院之所以不愿意适用宪法，或许是担心侵犯人大常委会的权限而有所顾忌，但机关之间的顾忌牵制，其实正是法治国家所强调的权力分立和制衡机制(checksandbalances)。即便现行宪法序言提及「一党领导」，在一党领导下的各个政府机关，例如法院或检察院之间，应无所谓大小之分(因为现行制度政府各部门都系接受党的领导)，因此无论是修宪或解释宪法，应该都不会减损「一党领导」；反之，如将宪法束之高阁、备而不用，那么一部「与社会脱离、不被解释」的宪法，才会使人民对中共一党领导的信心产生动摇。
另一宪法大事件为2009年11月的四川成都女业主「唐福珍事件」，她自焚抗议，想阻挠当局以「违章建筑」理由强制暴力拆迁楼房，引发各界唿吁启动违宪审查机制，嗣于2011年废止了《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
但是，社会的变迁，若法律与政府机构跟不上宪法精神，而导致每一次废止有违宪疑义的法律，都得先付出这样庞大的民众代价、社会成本、人民对公权力信任度的流失，这样未免代价太大，也容易引发国家社会的动盪不安。
如前所述，宪法监督的内涵，具体是落实到下层法规的应用，极其广泛。如果只依靠人大常委会，监督的能量与范围必然万万不够。如果独立行使职权的司法，不分担监督角色，恐怕事倍而功难半。
因此，笔者衷心认同大陆学者倡议的「人大常委会、法院」双轨宪法监督系统，即除了由人大解释宪法之外，人民法院也要多适用宪法、亲炙宪法，宪法既然沒有明文规定人大是唯一适用、解释宪法的政府机关，人大就不该成为唯一适用、解释宪法却实际上又不适用、解释宪法的政府机关，否则即无法实现习主席「依宪法治国」的号召。习主席近年积极整理司法人员素质，应当就是在为落实宪法法律进行准备。现在，该是准备好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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