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20世纪80年代在我国思想界展开的一场重大的理论性和现实政治性的争论。争论一方面涉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一方面关系如何认识和推进我们正在进行的实践,应该说是严肃的和具有原则性的。但不幸的是,这场争论虎头蛇尾,留下的是更多的分歧。参加争论的两位主要人物,周扬同志和乔木同志,都是我尊敬的前辈。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开始,我有不少时间在乔木领导下做点具体工作,同他比较熟悉。过去只是同周扬住在一个办公大院里,听过他的报告,参加过他主持的一些会,没有工作上的接触,他并不认识我;后来在理论务虚会上他是我们的组长,我的一些发言可能引起他的注意,才大概对我有个印象,以后又没有多少接触。他们两位虽然个性很不一样,但都是忠诚党的事业而且思想非常深刻的人物,都是具有矛盾性格和带有悲剧色彩的人物,而且两位都已相继离开了我们。虽然由于工作关系,我了解这一争论全过程中一个重要方面的大部分情况,某种程度上说也参与了争论。但是要真正动手写这篇回忆性的叙述,仍感到十分为难。只是近来出现了不少与这场争论有关的记述和评说,叙说迥异。有些貌似亲历的叙述,实际离事实甚远。有人情况了解得很少,结论却下得十分大胆。因而不得不说明一些我所了解的情况。对于这场争论,我当然有自己的观点。这里主要不是谈理论观点,而是想根据亲见亲闻和亲身经历,从我所了解的角度,谈一些实际过程。观点可以继续争论,事实却是客观的历史存在,容不得臆想和编造。
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学术性讨论,三中全会以后不久便开始了。作为对过去左倾思潮下全盘否定人道主义的种种错误观点的拨乱反正,作为对“文化大革命”中种种非人道罪行的清算,思想解放之初,重提人道主义问题是很自然的。据统计,到1983年,有关的讨论文章至少已有四五百篇,我印象中就有邢贲思的《怎样识别人道主义》、汝信的《人道主义就是修正主义吗?》和王若水的《人是马克思的出发点》等文章。还开过一些学术讨论会、出过一些文集。我在1982年2月就参加过一个讨论会,那是用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名义召开的,邢贲思主持。记得他在开场白里说,于光远曾找他谈,说三中全会以后,工作重点转移,我们应当向前看,研究经济规律这些问题。现在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很热烈,这种讨论有什么意思呀?邢说我不同意于光远的看法,人道主义还是很值得讨论的。于是讲了很多要讨论的道理。我当时还没有到中宣部,对问题和讨论的背景都不大清楚,是个旁观者和学习者,觉得于光远讲得有道理,理论界的精力主要应该放在现实问题上;又觉得人道主义是个学术问题,讨论讨论也很好。这个学术讨论会在全总干校开了两三天,各种观点的代表人物大部分都到了。这些情况说明,在当时,尽管学术观点上分歧很大,甚至针锋相对,但是都属于正常的学术理论讨论。本文说的不是这种正常的学术讨论,而是那场政治理论性的争论。
争论是从周扬在马克思逝世100周年纪念会上的报告引起的。这是由中宣部、社会科学院、中央党校和教育部联合举办的报告会。事先,中宣部请周扬作主要报告人,题目好像是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问题,并提议请几位专家帮助周扬起草报告稿。后来正式准备起草的时候,周扬改了题目,另组了班子,请了王若水、王元化、顾骧等几位,在天津帮助他起草。听说周扬在报告之前几天,曾给邓力群打电话,说他改了报告题目。那时我刚到中宣部理论局不久,不大了解这个纪念会的情况和准备过程。大约在报告会前两天,顾骧从天津打电话到理论局,说周扬讲话要改个题目,不专讲文艺或文化问题,而是从广泛的角度讲马克思主义的几个问题。我虽然不知原委,觉得周扬是中宣部顾问,又是宣传部门的老领导,他决定这样改一下当然没有问题。理论局参与纪念会的一些具体筹备工作,只是要了解一下这个报告的准备情况和题目。
果然,乔木看了稿子和报道,也听到一些反映,认为问题不小。8日下午,邓力群从医院出来(他当时正住院检查)向我们布置说:经与乔木商定,这个纪念会要延期两天。既然有人不同意周扬的意见,可以请他们中的一些人也在大会发言,把这个会开成学术讨论会,有各种意见,各种声音。不然国内外会把周扬的讲话误解为代表中央的意见,而周的讲话内容事前大家都不知道,他的观点并未报告中央同意。于是让理论局迅速请一些人作大会发言,参加讨论。邓还说,明天(3月9日)中宣部要开领导小组会,传达乔木的意见。3月9日,我就去落实交给理论局的任务。当时哲学界一些知名人士正在酒仙桥饭店开关于大百科哲学卷的会,我赶到那里分别同他们中一些人商量。本想请邢贲思在大会做个发言,忘了什么原因没有他。好在有不少人不同意周的观点,于是很快就约定了三位专家于3月12日在大会发言(他们是北京大学的黄楠森、社会科学院的王锐生、人民大学的靳辉明。另外还有一位在大会发言的是文艺界的唐达成)。这些发言既不是批评周的观点,也不可能要求都正确,只是要表明本来就存在的不同意见。
在这期间,《人民日报》的秦川曾打电话给邓力群,问是不是可以全文发表周扬讲话。邓没有把握,要他一定去请示胡乔木,根据乔木的意见再决定。与此同时,胡乔木于3月10日到周扬家,约集夏衍、王若水、郁文、贺敬之等五位同志谈他对周扬讲话的意见。据我不久听到的传达和后来看到的材料,乔木同他们谈了一个上午,对周十分尊重和客气,语气特别缓和,甚至过分委婉,但意思还是很清楚的。他说:“周扬同志的这篇文章讲得比较周到,但有些问题还没有鲜明地讲出来,或者还讲得不够圆满,倘若就这个样子拿出去,可能产生一些误会。文章中有些话是不可取的。”“我是赞成人道主义的。但是我看到周扬同志的文章,抽象化的议论比较多,离开了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首先,人道主义最好加个限制词叫‘社会主义’,没有这个限制词,就可能混同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成熟的标志,首先就在于它不再讲抽象的、孤立的人,主要是讲社会,转而认定人只能是社会的实践的人,解决人的问题不能离开社会,离开历史,这才是根本的变化。”“因为从个人转到社会,这才发现了生产力、生产关系、剩余价值、阶级斗争等一系列的问题。”“从资产阶级的观点来说,社会主义是反人道主义的。这是资产阶级哲学家、思想家最流行的说法。持这种观点的人,在全世界人道主义者中恐怕占绝对优势。他们在魏京生等等这些事件上都是这么说的。我们提出人道主义究竟是讲什么东西,应给中国、外国一个明确的概念。在人道主义问题上,一直有各种各样的煳涂思想”。在讲了历史上有各种人道主义、关于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以及“不经过阶级斗争解决不了人道主义提出的问题”等等以后,乔木说:“我们宣传人道主义时,没有讲清这方面的道理。将人道主义宣传变成摘引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观点,来同人道主义联系,没有把马克思主义的整个观点,如阶级斗争、剩余价值、历史唯物主义、社会主义等等,都联系起来。”“单讲人道主义,不加社会主义,便会同历史唯物主义发生矛盾”。“所以人道主义本身实际上有种种不同的立场。”“社会主义才是真正的人道主义”,“如果我们不这样看,这样宣传,那么对于有斗争历史的和有党性的党员,就会在感情上格格不入,好像我们斗争了几十年,都不是人道主义,反而成了反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是长期的过程,不可能今天实现了社会主义,一下子在各方面都实现了合乎人性的生活。这和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一样,首先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谈话中间乔木还比较尖锐地批评了王若水的观点。他还分析和批评了与此相联系的文学方面的一些现象以及现代派的种种表现。后来他又说,“我们宣传人道主义,不能不指出有人借宣传人道主义、人性论之名,来反对社会主义。同一个概念可能得出一个完全相反的结论。”但是这次没有谈“异化”问题。(这天下午,他打电话给郁文,不久又打电话给周扬,谈了对“异化”问题的意见,说马克思早期和晚期对此说法是不一样的,把它不加区别地应用到社会主义是不对的。)谈了对周扬讲话的意见后,乔木很客气地对周扬说:“周扬同志你已年高德劭,年老体弱,是否可以‘宜将剩勇追穷寇’,将文章未涉及的地方或未说清的地方,索兴说清楚一些,然后再出单行本。”“周扬同志在文艺界是很有影响的。周扬同志的文章发表出来也会影响很大的,因而希望周扬同志能够将论点搞得更完整一点,修改好了,再正式发表。”临别时他还十分郑重地对周扬说:“今天的意见不是我个人的,我是同耀邦同志商量了的,他特别提出要我用他的名义希望你把文章修改好了再发表。”
过了几天,3月15日,邓力群在中宣部部务会上传达了这个谈话,并说乔木与周扬说了,周扬的文章由他自己修改后全文在《哲学研究》上发表;文章摘要可与不同意见的几个发言摘要同时在报纸上发表。接着,邓找我们商量周的讲话摘要和其他几个发言摘要如何在报上发表的事。中间,他又和周通电话商量这个事,说着说着,两个人在电话里吵了起来。大意是邓说乔木建议你把文章改好后在《哲学研究》发表,问文章修改好了没有,周坚持全文在《人民日报》发表,也不愿再修改,说既然讲了就不想改了;邓于是请他明天来中宣部开会,集体商量一下。周开头不肯来,说你们开会谈吧,我不来。周的态度很傲慢。邓火了,说你是老同志,长期做领导工作,处理过很多事情;你是中宣部的顾问,需要讨论的时候你又不来,对你这种态度我有意见。后来周答应明天来参加会。但就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日报》在第二天(3月16日)突然全文刊登了周文。邓力群得知后,立即打电话给秦川(《人民日报》总编辑)和王若水(《人民日报》副总编辑),说前几天明确告诉秦川周文如何发表事先要请示乔木,王若水又当面听到乔木同周扬的谈话,为什么不经请示,不听招唿,就擅自发表?批评他们严重违反组织纪律,要他们做检查。(秦川第二天就送来检讨,说完全接受批评,未经请示就全文刊登周文确是一个组织性的错误。还说发表是他决定的,王若水因参与起草这个讲话,也欣然同意。王也写了检查,讲了一些过程、做了一些解释,说他听乔木同周扬的谈话没有发现有多大分歧,又说发表这篇文章他要负更多的责任,发表前是应该打招唿的。还说没想到事情会如此严重。)后来,邓又找了贺敬之、李彦和我三个人,布置乔木建议向中央写报告的事,并讲了要写的大致内容,包括事情的起因、经过,说除了理论观点问题以外又涉及组织纪律错误,以及建议如何处理。我们按他的意见抓紧起草。草稿写好后,中宣部在3月19日开部务会讨论。邓力群说,乔木16日给他打电话说,《人民日报》刊登周扬讲话全文的事不能马虎,建议中宣部向中央报告情况。邓还说:这件事我向陈云同志作了报告,乔木向小平同志作了报告,我们两人都向耀邦同志作了汇报。昨天书记处会后又向邓、陈、胡扼要报告了,他们都同意。报告写好后报书记处。又说,给中央的报告,理应先给周扬看,考虑他身体不好,怕吵起来,与乔木商量,写好后先送书记处,等决定后再商量如何用适当方式跟周扬谈。
虽然“报告”报上去后没有下文,胡乔木还是企图努力解决这个问题。从4、5月到8月底,据我当时直接了解到的或者后来听到的,乔木在不少场合都批评了抽象的人道主义和异化理论,也批评了周扬和王若水的观点和做法,希望他们能做一些自我批评,以挽回影响。
4月29日,中宣部文艺局支部开组织生活会,周扬在会上做了一点自我批评,说我的那个报告,准备的时间比较匆促,没有很好征求有关同志的意见。在党校讲话后,乔木同志到我家谈了一个上午,对我的意见谈得比较客气。他讲话声音很轻,有的没听清楚。他说受耀邦同志的委托来谈的,我记得他临走时说了一句,印象不深。中宣部对发表的问题有了明确的意见后,我没有出来制止刊登或反对发表,我是有责任的。邓力群得知这个发言后很高兴,马上转给了乔木,写道:乔木同志,周扬同志的发言请你看看,我认为态度是好的。乔木看后,于5月6日又与周扬谈话,对他的自我批评表示欢迎,并就他讲话中关于我国在思想上、政治上、经济上都存在异化的论点提出批评,指出这些已不是一般理论问题,而是现实政治问题,以他的身份不应如此轻率发表意见,希望他能在适当时机写一短文对讲话中的主要错误予以纠正,这样解决问题最好。周开始表示同意,但最后说他还要考虑考虑。5月底6月初,中宣部开了几次扩大了的部务会,讨论文艺问题,乔木、周扬还有文艺界一些人士都参加了,乔木和周扬都作了发言,也有一些意见分歧。讨论虽未直接谈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但谈了文艺、思想、理论等方面的混乱现象,都与这个问题有关。
6月,乔木发现王若水的一篇文章,与中顾委的一位领导说,由此可知周扬文中讲异化的部分确实出自王若水的手笔,周文中所列三条异化(思想、政治、经济)与王若水在1980年文章中所说的一模一样。周接受了王的思想,即我们的社会中到处都是异化,改革即克服异化是周的“发展”。这是一种很危险的思想。他希望中顾委帮助周认识这个错误,劝周写一个短文和这种思想分清界线。还说这样做于他没有损失而对党有益,一个老党员应该有这个责任感。
8月初,乔木在同社会科学院几位领导谈话时又谈到这个问题。他说,周扬的文章影响很大,这很难说是他的文章,实际上是其他人的观点用他的名义发表的,当然是他同意的。周扬的文章在纪念会上宣读后全场热烈鼓掌,拥护的人很多,究竟拥护什么呢?文章有些什么科学价值吗?我以为只是提出一些口号,没有科学论证。我们对周扬很尊重。周扬现在也觉得有点不妥,不该匆忙发表。但现在还是赞成的人多。我认为纪念马克思的讲话批的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而且有这么多人鼓掌,这说明思想界状况,值得注意。这怎么是纪念马克思呢?不是马克思错了,就是我们错了。讲话有哪几句是批资本主义的呢?乔木还说,现在讲人道主义不能避免异化,这个命题起了关键的作用。异化不是讲资本主义异化而是讲社会主义异化。王若水在1980年的文章提供了关于异化的理论,周扬自己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发明权。周扬开始的观点和王若水不同,后来不知怎样走到一起去了。乔木还批评了社会科学院在这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要求他们在整党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注意克服。
还有一个插曲。1984年4月中旬,乔木在杭州休息,我在他那里呆了一段时间,帮助做点事。突然北京来了几个电话,说王若水写了一篇不同意乔木观点的文章,同他争论。原来经乔木同意,说好在《哲学研究》发表的,已经排好清样,现在好几个单位的领导人坚决不同意让他发表,其中也包括《人民日报》的秦川。打电话来请示乔木怎么办。胡乔木在他的文章里曾经说,他的讲话只是参加讨论,“不赞成我的讲话的基本观点的同志,我也恳切地欢迎他们参加争论。真理愈辩愈明。唯有进行客观的深入的细致的研究和讨论,才能得到正确的结论。”此时他仍然坚持这个观点,叫我给他们回电话,坚持允许王若水文章的发表,不准阻挠。但是结果仍未在《哲学研究》发表。回北京才知道,原来王若水以还要修改的理由要回了稿子,不久就在香港的刊物上发表了。胡乔木对此十分恼火。当时王还是一个党员,而香港还在英国治下。有一次我们几个人议论起此事,记得龚育之开玩笑地慨叹道:这样下去,真是要“国将不国,党将不党”了。好像那时人们脑子里党性、党的纪律、内外有别之类的观念还比较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