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德符史学思想对于《万历野获编》的史料记载
水人(今嘉兴)。
他出身仕宦，良好的家学培养其博闻强识的才能，也促成其对搜罗明代国政朝章及逸闻轶事的热爱与痴迷，为编撰《万历 野获编》奠定下坚实的基础。
《万历野获编》成书于万历三十四年(1606) 至三十五年(，又于万历四十七年(1619)续编10 康熙年间，桐乡钱仿在朱彝尊的抄本上重新编排，分为三十卷，四十八门，以便检索。
该书内容丰富广博，涉及典章制度、历史遗闻、 山川风物、释老。
第一，从传统史学的角度予以考察。
因《万历野获编》在明 史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不少学者专门对书中史料加以解读。
如李淑 萍《<万历野获编>:描摹明代政治风云的历史画卷》借史料勾 画出明中叶之后的政情士风;此外，还有胡梦飞《明代<万历野 获编>的写作特点及其史料价值》、李蕾《解读<万历野获编 >中的禁忌文化》等等。
其他方而，如贺军《沈德符与<万历 野获编>》等文对《万历野获编》成书、版本流传、学术价值皆有 深入研究。
第二，从文学方而加以探索。
这类研究主要分为两类，一是从笔记中撷取文学史料，为明代文学史研究加以佐证。
此类论著有胡 正艳《繁华背后的落寞-从<万历野获编>管窥明代后期的文学 思潮》、季群英《(万历野获编>文学史料类纂考辨》等。
另一类是具体到语汇学、训话学的范畴，对笔记中的古汉语进行细致考察。
最典型的莫过于杨继光，有《<万历野获编>词汇研究》、《<万历野获编>同义复词释义五则》等多篇文章。
第二，从戏曲艺术方而入手研究。
除史家外，沈德符亦是晚 明一位重要的曲论家，对民歌、戏曲、小说的深刻见解至今仍值得后人学习、探讨，主要文章有:韩慧《晚明曲论家沈德符的成就及影响》， 赵冬玫《沈德符戏曲思想研究》，
由此可见，至今虽未出现一部全而且系统介绍《万历野获编》与沈德符的专著，可其研究价值却愈发受到学术各界的关注。
著书的宗旨、史料的选取与考证、独特的编撰风格这些奠定该书学术价值的重要因素，又和沈德符的史学思想息息相关。
其史学思想对于《万历 野获编》的成书起到何种作用，亦是阅读该书前函待解决的问题。
目前就史学领域而言，研究仍以该书的史料价值、版本流传为主，未曾 对作者的史学思想给予应有重视。
因此，基于《万历野获编》的史料 记载，辅以沈德符的其他作品，在晚明复杂的政治与学术背景视野下， 从治史志向、治史标准、著史宗旨以及编撰风格多方而对沈德符的史学思想进行探析，不但能较为全而地认识其史学思想的核心内容，更有益于广大学者正确品读、引用《万历野获编》。
明代官修史书发展滞后，《实录》中亦有诸多曲笔隐讳之处。
虽有人力图挽救，但万历朝两次修撰国史的尝试仍以失败告终。
故时 人有“国史之失职，未有甚于我朝者也”的哀叹。
于是涌现出一批如 王世贞、焦站、朱国祯一般的史家，终身以私修国史自任，力图补直 国史之缺。
《万历野获编》正如孙卫国先生所判断的那样，也暗含了 沈德符相同的治史志向。
有鉴于此，给予该书所蕴含的撰史理念以及创作动机更多的关注，才能从治史志向背后对沈德符史学思想的核心略窥一斑。
中国古代史学家向来以追求信史为优良传统，而临官方修史积弊难返之时，尤能表现出一种高度的自觉执笔撰修国史的责任感。
其一，《万历野获编》体裁与史料构成的反差。
野史笔记在古代学者心中一直处于次要地位，清代学者纪驹曾说:“惟时做杂记， 聊以消闲”。
‘可知笔记被文人更多地视为一种消遣方式，记载的也是一些日常琐事、逸闻趣事。
《万历野获编》却不尽相同，其与朝政军国、典章沿革紧密相关的特点亦十分明显，史料价值明显高于一般历史琐闻类笔记。
当然，《万历野获编》如同其他笔记小说一样 也涉及民间风俗、灾异祥瑞、仙释鬼怪等奇闻异事。
但记载倾向明显， 归属皇朝事迹与国政朝章的词条数量占据支配地位，逾70%予以收录。
可见，沈德符不单纯搜辑“街谈巷语，道听途说”，创作初衷也绝非 “聊以消闲”，关注的重点始终是宫廷与官场之事。
其二，书中内容体现皇朝正统意识。
以往正史较多含有的皇朝意识与正统观念，除“皇朝史事”与“国政朝章”的词条占全书较大篇幅之外，在作者叙述史事过程中的语气、态度中也能体现。
如卷 三十“妖妇人”中，沈德符将因不堪永乐时期大兴劳役而奋勇反抗的山东鱼台县农民起义领袖唐赛儿蔑称为“妖妇人”，在“四僧罗平国 三十“叛贼”书中虽充满忧国忧民意识，对于王朝弊病也能直言不讳，但沈德符始终以封建当权者的口吻、态度来叙述亦是事实。
总之，《万历野获编》名为“野获”，却自始至终关注的是“庙堂”之事;虽能颂忠扬善，直言时弊，但仍以封建正统观念叙述史事。
该书形式上归于笔记小说，性质上却更偏向于“杂史”。
沈德符的史 家责任意识体现在将《万历野获编》视为修撰国史的史料储备及编撰 雏形，故较之同时代的笔记而言，在史料构成与撰修思想上更具有正 史的编撰特点。
而钱谦益的一句“惜其有志而未逮也”的评语，也恰好印证了沈德符补直国史的心中所愿。
沈德符自幼天资聪颖，勤苦读书，朱彝尊称他“孝廉生异志，日读一寸书”。
学识渊博的沈德符在科举之路上却极其不顺，又一次 乡试落第后他曾叹“困厄名场，梦寐京国”，川小引黯然神伤之情跃 然纸上。
几近而立之年，他苦闷地回到秀水老家，顿时感到“年将及 壮，遭回无成，又无能著述。
晚明社会兴起了一股由虚至实的实学思潮，实质是针对宋明理学尤其是阳明心学及其左派引领的空疏学风与狂禅思想的批判。
这股以“崇实黔虚”为本质特征的实学思潮也深刻影响到史学的发展， 使明代重构起怀疑批判、求真务实的治史精神与提倡实证考据的治 史方法，兴于正德年间的黔虚征实史学学术思潮继而迅猛发展。
治史 志向高远的沈德符也积极践行着该史学思潮，相应地架构起“严于考 辨，秉笔直书”的治史标准。
该标准背后展现的是贵疑与求真的为学 理念及准则，共同构成了沈德符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沈德符以治学严谨著称，纵览全书，卷一“建文君出亡”、卷二十三“妇人弓足”等词条常被当代学者所引，用来论证沈德符高深的考辨功底。
“严于考辨”的治史标准的确立，除了受到家学遗风的影响外，沈德 符自身的疑史思想亦是一个有学者曾言:“黔虚征实史学学术思潮的出现，实际标志着明代学术逐渐向着清代朴学过渡的漫长过程的开始。
换句话说，史学思潮的发展推动了考据学的复兴。
而考据大家陈 垣也说:考证贵能疑，疑而后能致其思，思而后能致其理。
至此看来， “疑史思想”对于浸淫在考据学复兴背景下的沈德符来说，意义不言 而喻。
再者，考虑到沈德符在晚明学术史上是黔虚征实史学思潮。
从以上评述中不难看出，沈德符不再一味地拿道德标准苛责张居正这般的权臣，更不盲随那些腐儒以道德上的瑕疵抹杀江陵的功绩。
或许是受到明后期社会启蒙思潮的影响，使他逐渐突破了唯道德 思维方式的束缚。
在此之下，沈德符能够设身处地考虑所评人物而临 的实际局势，理解他们所能做出的必然选择。
故而以重振朝纲、益于 家国作为评价张江陵的准绳，还予他应有的历史地位，更为其“求真 思想”平添了一份“务实”。
晚明社会危机日益深化，越来越多的史学著作中夹杂着浓郁的经世色彩，形成了一股声势浩大的经世史学思潮。
置身其中，沈德 符不但承袭传统的以“通晓古今”为特征、“资以借鉴”为目的的经 世之法;并且在窘迫的政治形势与整个社会实学思潮的影响下，遵循 了一条更加注重实务的全新的经世道路。
新旧理念交织之下，“会通 古今，以史经世”的著史宗旨逐渐成形;而彰往察来的会通思想与学 以致用的经世思想也在著书过程中内化为沈德符史学思想的核心内 沈德符在黔虚征实史学思潮的践行中练就了“博学于文”的治学路数，扎实的史学功底与广博的史料储备为会通思想的萌生创造 了客观条件。
钱谦益曾评:“景倩独近搜博览，其于两宋以来史乘别 集、故家旧事，往往能敷陈其本末„„网罗放失，勒成一家之言。’， 川钱牧斋题辞这不正是与司马迁撰写《史记》“网罗天下故失旧 闻„„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著史宗旨如 出一辙沈德符亦同样具有在博览典籍的基础上欲通晓古今变革、探知 治乱兴衰的会通理念，主要有两层含义: 一是关注古今历史的因果沿袭，意在追寻事物的发展轨迹。
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叙述某段史事，往往能追本溯源，由古及 今细致地梳理其沿革。
如卷十七“都督将军”条记都督事权的演变:“古人都督之名甚轻，如贾充伐吴，其帐下都督周勤见录充入一 晋始，历六朝、隋、唐、宋、及明，悉数各朝都督事权轻重之变化，勾勒出一条清晰的发展脉络。
前半段记载自晋至明初都督职权的不断 膨胀，但笔锋一转，将明中后期都督职权渐轻、如同虚衔的情况与以 衔接。
如此记载好似刻意提醒，明代五军都督府仅有统兵之权而无权 调兵，明中后期都督官衔又此般滥授，沈德符未言之意乃君王为集中 皇权而“有意为之”。
由此可见，沈德符时常秉着贯通古今的理念考察某项制度或某一事件，欲疏通其端绪，详记其演变，把握其历史发展与演变脉络的同时，更在意探明人事之间的因果联系与隐匿其中的历史信息。
二是重视历代政治之得失，志在以史为鉴。
沈德符会通思想的另一而体现在积极地考察古今治乱兴衰，意图揭示古今之变，起到 以史为鉴的功效。
这种会通思想提升到了理政安邦的高度，其本质己 和古代“资以借鉴”为方向的经世思想相差无几。
如卷五“内臣封外国王条”记载历朝宦官出使之演变，从成祖初年内臣李兴、郑和出使 逞罗、西洋诸国“行奖劳赏赐之事”，至永乐三年内使王踪封真腊国 长子为王“御赐土分茅之任”，再到成化四年，命“太监郑同、翟安 册朝鲜世子李晃为王”。
川卷五“内监,从发展趋势来看，明代宦官 担任出使之职日渐普遍，虽时有忠臣谏比，奈何宦官势力不断膨胀， “内臣出使”愈发不能禁。
沈德符深知“内臣出使”此类弊政的政治 风险，文中也试图通过前朝政治之损益来向统治者晓以利害:如文首 一句“唐末藩镇大帅继袭，皆以内臣使其军，命为留后，旋与族节， 此古今之大弊政”，川卷五“内监”川开门见山地点明了历代统治者 委重任于内臣的后果其实正与本意相向而行，何其荒谬!
而文末又述 古讽今，借南宋童贯出使金国一事，来警告当权者要汲取前朝教训 “宦寺出疆，又不比襄国体”，川卷五更会带来覆国之祸。
沈德符的会通思想中蕴含着“资以借鉴”的深层意味，以总览全局的眼光看待 历史发展，观其损益，见其兴衰。
通过古今政治得失之对比，倡导世人能以古知今，彰往察来，真正展现了会通思想的内在价值。
明后期正值内忧外患之际，士大夫们的经世思想开始抬头，也逐渐渗入史学领域。
与以往不同，明代后期史家的经世思想更加普遍、自觉，以至于掀起了一股前所未有的经世史学思潮;并且包括沈 德符在内的史学家对经世思想有了新的领悟。
仅《万历野获编》所载 而言，晚明经世思想中的时代特征主要体现在两方而:1.立足当代， 关切时弊 自嘉、万以来，阁臣相评、党争不己、土地兼并等问题愈发严重。
在严峻的政治形势之下，正如钱茂伟所言:“一部分下层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则己敏锐地感到了时局的严重性。
此时，史学便成为了他们经世的工具。
这时期的史家们把撰写当代史视为经世之途。
《万历野获编》叙事重点在于正德至万历年间，恰好表明沈德符早己 不满足于从前代历史中总结经验教训，更要从当代社会与政治现实中 洞察得失，针贬时弊。
例如明代矿场、矿税之害茶毒天下，身处万历 朝的沈德符体会尤深。
在卷二“矿场”条中特考当今矿害由来:“今 开矿遍天下，生民催其毒，说者以始祸归罪张新建相公。”
川卷一“歹 一，朝一随后，还举三则实例以证矿害之祸，尤其是成化十年那场惨烈至极:“湖广宝庆府金矿岁役夫五十五万，湖南民为水淹死及虎豹 所食无算，仅得金三十五两，始报罢。’，川沈德符洞悉时事，在卷二 “矿害”条中指出该弊政症结所在:“今开矿遍天下为世乱阶，然权 此外，沈德符对于其他社会现实弊病也十分关切。
如卷十七“南京贡船”、补遗卷“江南白粮”“贡害”等条就记载明代贡赋之 重，无时无刻不贪婪地向百姓敲诈盘剥。
又如卷八“计陷”、卷十八 “告评”“嘉靖丁亥大狱”等条记“大礼议”之争的危害，加剧世宗 对臣子不信任与蔑视的同时，也隔阂了臣僚之间的关系，以致攻评之风盛行，更为万历朝党争埋下隐患。
晚明政治腐败、民生日肇、边防 告急的局而日益凸显，迫使沈德符等有识之士不得不着眼于当下，针 贬现实、关切时弊成为了史家经世思想的重要内容，继而促成当代史 撰修的大兴。
另一方而，经世思想也借助了晚明当代史撰修的繁荣而 传播蔓延开来，汇聚成了一股庞大的经世史学思潮。
两者可谓相辅相成，故而这种经世思想相比前代任何一朝都更加注重当下现世，流传 也更为普遍，正是其独具特色的时代特征。
2.重视时务，务求实用晚 明时期，急转直下的社会政治形势激发了史家们救亡图存的著史目 世理念，大韶序希望通过撰书著史给奄奄一息的国家服下一剂猛药以期重振朝纲。
而在整个社会实学思潮的冲击下，包括沈德符、陈子龙 等力图著史来拯弊救亡的史家们，开始遵循一条偏重“主于事”的经 世之途，对形而下的具体事务倾注了更多关怀。
具体而言，这种带有鲜明实学取向的经世思想在史著内容上体现为更重视典制废立、边防军务、经济生活等现实实务，且致力于提出自身的看法与贴近实际 的应对之策，与现实社会、政治的联系紧密。
洪武七年，又设于浙江之宁波府、广东之 广州府，其体制一同太仓，其后宁波寻废，今比广州一司存耳„„按， 输北朝金蹭，尚不及其半„„我朝书生辈不知军国大计，动云禁绝通番以杜寇患，不知闽广大家正利官府之禁，为私占之地。
如嘉靖间闽 延伸至海禁之争，体现了沈德符对于明代后期沿海走私泛滥这一社会现实问题的重视。
从文中看出，沈德符对于设立市舶司、开放海禁抱 以支持态度。
他深知海禁政策的执行只会使闽浙豪强参与的沿海走私 贸易日益泛滥，最终导致楼寇与豪强的勾结而危害边防。
“按语”中， 沈德符视倡导海禁之人为“不知军国大计”的“书生辈”，恰好反映 了自身是从解决实际问题的立场出发，提出切实可行之法。
同时他又以南宋开放市舶司和榷场为例，向朝廷诉说开放海禁的现实利益，其 务求实用的经世思想十分明显。
至今上初年，戚继光帅蓟门，又用火鸦、火鼠、地雷等物，虏胡畏之„„盖药至人毙，而敌犹不觉也，以此横行天下， 何虏敢当之，但恐守炮者畏怯，虏未来而先放，比对阵则药尽，反速 战士之奔，此向来通病也。
自嘉靖朝始“南楼北虏”的问题愈发严重，沈德符对于兵戎邦计、边防军务也更为关注。
故伴随海外贸易而流入中国的西洋火器 发挥着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劫掠作用的同时，也深深引起了沈德符的重视。
他在卷三十“红毛夷”中对其大加赞赏:“自来中国，惟重佛郎 机大炮„„为御夷第一神器„„即未能尽传其精奥，己足凭为长城 矣。”
川卷三十“外国尽管将西洋火器誉为“神器”“长城”，但沈 德符十分务实，知晓先进的武器固然重要，可士兵的素质与勇气才是 取胜的关键。
对于晚明士兵畏战通病的嗤之以鼻，正体现了他应用现实，务求实用的经世理念。
此外，沈德符在卷十二中对于疏通河槽、发展海运的见解，卷五中对于宦官乱政的担忧，卷二十三中对社会风俗渐变的描绘等， 既是实务的客观反映，又是沈德符救世主张切实合理的提议;充分体现了“凡国家之制，皆洞悉其所由盛衰利弊，而慨然著其化裁通变之道”的经世思想与务致实用的理念，对于当代及后世政治实践有着宝贵的借鉴意义。
尤其是他的史学成就至今仍被当代学者推崇:“看作是晚明史学水平 的主要标志。”
少〕不仅因他留传下诸多史学著作，且其开创的治史 风格也影响后世史家。
oWj《万历野获编》的成书不仅是沈德符的史家责任意识与“著述以名世”理想的体现，更是晚明越来越多的士人弃“官道”而走 “学道”的真实写照。
而在实学思潮盛行的背景下，沈德符的疑史 思想与求真理念分别增添了一份批判与务实的精神;其会通思想承袭 “史以资鉴”功用的同时，选择了一条更注重现实时务的经世之途。
这种变化正是晚明黔虚征实及经世致用史学思潮与实学思潮相互交织、互相影响的必然结果。
治史风格上，王世贞开创的新掌故史学着实影响了沈德符，全书以《实录》记载为基础，博采众长，精于考辨。
尤其继承发扬了弃州的编撰体例:表述上，罗列则则史料，却形散神 聚;选材上，突出盛、异、奇，勾画出晚明真实的政治光景与社会变革的脉络。
总之，《万历野获编》蕴藏着沈德符带有时代特征与个人 化倾向且纷繁复杂的史学思想，粗疏浅显的片而论述尚不能概括其思想的全貌，沈德符史学思想的核心更犹如泉眼般以待广大学者发现、 挖掘。
实的践行者，始终侧重于史著编纂和史料考辨;那么就容易理解“严于考辨”的治史准则是对该史学思潮的积极响应，而“贵疑” 的理念也演化为沈德符史学思想的基本内容。
“善疑”是古往今来诸多有所成就的史家的共同品质，沈德符疑史思想的深处更蕴藏着一种 客观的批判继承态度。
他的怀疑与批判并存的治史精神是建立在审慎 的史料考辨之上的，与“秉笔直书”标准背后的求真理念交相辉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