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锋：演化语言学的宏观史、中观史和微观史
原标题：石锋：演化语言学的宏观史、中观史和微观史


导读

我这篇小文章就是对王先生的三个时间尺度的学习和理解。语言演化也王先生的重要思想。他专门有一本书：《语言演化和大脑》。他大力提倡演化语言学的研究。

一般容易把演化语言学只理解为宏观尺度的研究。实际王先生指出，演化语言学包括三种尺度的研究。并且不仅有群体的语言发生、发展、变化、衰亡，也有个体的语言发生、发展、变化、衰亡。王先生近年来特别关注研究老年人的语言衰退现象。王先生为我们做出榜样。

提 要

演化语言学是以演化的理念研究人类语言。它有三个时间尺度：宏观史、中观史、微观史，反映出语言研究的广阔视野。宏观史考虑的是语言的涌现、成熟、发展、衰亡。文中讨论了语言起源的假说和约定俗成的实质。中观史大体相当于历史语言学和语言类型学的范畴。文中讨论了纵向传递和横向传递的结合，以及音变规则性和扩散性的统一。微观史主要是利用直接取得的第一手资料进行研究。作者给出了儿童习得汉语元音和进行中的天津声调变化两个研究实例。演化语言学需要多学科跨领域的实证研究。语言学者必须更新观念和方法，才能做出新的成果。



近几十年来，演化语言学兴起。1996年在爱丁堡召开第一届语言演化国际研讨会，简称为EVOLANG（Evolution of Language），每隔一年开会，现在已经开过11届。中国语言学界在王士元先生倡导下，于2009年在广州举办了首次演化语言学会议，简称为CIEL（Conference in Evolutionary Linguistics），每年开会，现在已经开过9届。很多语言学者开始关注语言演化问题。

一、什么是演化语言学？

对于演化语言学的意义，应该允许各人有自己的理解。我们根据王士元先生的有关论著和报告（Wang 2016a），以及历次演化语言学会议的交流，再加上自己的领会和思考，写出不成熟的理解，请教于方家。

演化遗传学家杜布赞斯基（Dobzhansky 1973）讲过：“没有演化论的照耀，生物学里的一切都是暗淡的。”这句话同样可以用在语言学上，即可以在演化观念照耀下研究人类的语言。“演化语言学其实就是语言学，是以演化论为基础的语言学。” 1演化语言学是以演化的理念来认识语言，研究语言。这不是一个独出心裁的异想，不是另立旗帜的学派，不是语言研究的又一个分支，而是一种语言研究的现代观念，是百川汇流的大海。

人是会说话的动物。语言的演化跟人类的演化密切相关。语言学与演化论的联系可以从几个片断谈起。达尔文（Darwin 1859）讲过：“也许可以用语言为例来阐述分类的观点，如果我们有完好的人类谱系，人类种族的谱系排列就为全世界所说的各种语言提供了一个最好的分类。”达尔文还是我们所知最早记录和发表自己的子女心理和语言发展的学者。2 最早用谱系树表示印欧系语言之间亲属关系的德国语言学家施莱赫尔（Schleicher 1861）自称是“达尔文之前的达尔文主义者”。即，他在达尔文之前就已经对语言演化做了研究。基因密码发现后，俄裔美国语言学家雅克布森很快认定“基因信息系统与语言沟通之间，竟存在令人惊讶的相似。”（王士元 2006）

演化语言学并不是代替已有的语言学研究，而是把人类语言的已有研究成果用演化观念统合起来，开拓新的理念和方法，是语言研究的继承和发展。现有的各种语言实际研究的理论方法和研究成果，都可以在演化语言学中找到自己的适当位置。也就是把自己的研究跟语言演化有机联系起来。

演化语言学最重要的理念就是语言研究的三个时间尺度：宏观史、中观史、微观史（Wang 1978）。反映出当代语言研究多种领域的广阔视野。下面分别加以说明。

二、宏观史的语言研究

宏观史的语言研究考虑的问题是语言的涌现、成熟、发展、衰亡。语言的演化是跟人类的生理演化（包括大脑的演化）和社会演化密切联系的。任何一个学科的建立，首先是对于研究对象的来龙去脉做出探究。这个学科的研究理念和研究方法就能够以此为基础建立起来。可是研究语言却很少考虑语言的来源，不去探究语言怎样产生，常常使人们对此感到奇怪。因为没有这种基础，关于人类语言各种猜测的理论就往往成为空中楼阁。

涉及语言起源问题，属于人类的史前史。时间跨度要以万年、十万年计。考察人类历史有三个窗口：考古学、遗传学、语言学（Wang 1998），还可以采用数学建模的方法模拟远古时期的语言产生情景。这里只讨论两个问题：语言起源的假说和约定俗成的实质。

对于语言的起源已有各种假说：手势说、摹声说、感叹说、吭唷说等等，还有神授说。手势说认为在人类没有语言之前，可能是用手势来交流思想，传达信息的。后面的几种假说都是从有声语言来考虑的。对于人类语言中各种词语的发音，摹声说主张是模仿自然界的各种声音；感叹说则认为是人类自身喜怒哀乐的声音转化而来；吭唷说又提出是远古人群劳动时的集体呼叫声变化而来。恩格斯正确地提出劳动创造了人和人的语言：“一句话，这些正在形成中的人，已经到了彼此间有些什么非说不可的地步了”3。

从我们今天的语言表现看来，上述各种说法各自都有一定的道理。表情、手势、身势至今还是辅助说话的伴随现象，现代语言中的拟态词可能就是远古使用手势的残留，各种拟声词都是摹声说的证据，感叹词和语气助词是感叹说的证据，现在还可以听到各种劳动号子，更多地是体育比赛中的啦啦队，那种集体呼喊有着多种创新的可能。人类语言的词语发音可能存在多方面的来源。我们关心的是，在“彼此间有些什么非说不可的地步”之前，这些正在形成中的人有没有交际手段？能不能彼此交流？如果能够交流，又是用什么方式交流呢？

一般人们公认，人类起源于远古非洲南部的森林古猿，即南方古猿。南方古猿彼此间应该可以交流的。所有的生物各自都有相互交流信息的独特方式。远古的猿类怎样交际已无可考，我们以今推古。从现代的“虎啸猿啼”可以推测远古的猿类也应该是用猿啼来彼此交流。如果人类的远祖是南方古猿演化而来，那么人类语言就应是远古的猿啼演化而成。即，“彼此间有些什么非说不可的地步”之前，并非一无所有，而是有猿啼交流的。随着漫长的人猿相揖的演化：直立行走、手脚分工、制造工具、火的使用、群体扩大；远古的猿啼经历了同样漫长的演化：韵律化、音节化、序列化、清晰化（Wang 2016b; Hurford 2014），通过手势、摹声、感叹、吭唷等各种来源逐渐积累增加人言的成分，从量变到质变，达到语言涌现，实现了从猿啼到语言的演化。南方古猿演化为会说话的动物——人。这样的演化过程较为符合逻辑，可以包容除神授说之外的各种已有假说，称为猿啼说。

对于人类语言词语中的意义和语音之间的关系，古希腊柏拉图（前427-前347）的《对话录》提出“规约论”；中国古代荀子（前313-前238）在《正名篇》有“约定俗成”之说。二者意义相近，都是认为一个词的音义之间没有固定联系，只要大家相约一致，就不会发生误解。这里出现的问题是：在远古时期正在形成中的人，是怎样建立规约，怎样约定俗成呢？这里我们同样以今推古，还可以用数学模型来模拟远古的情形进行实验。

如今网络上不断出现各种新词新语新用法。一个词表现力强，被网民们使用得越来越多，它就会热炒流行起来；若是表现力差，使用得越来越少，它就会销声匿迹被淘汰。如果把这个过程视作网民们在用手（敲键盘）投票进行选择，那么远古时期原始语言中的词语就可以设想为原始人群中用嘴投票做出的选择。起初可能各自用不同的声音代表同一个事物，它们在群体中的遭遇会不一样：使用得越来越多的发音就成为约定俗成的词语，而说得越来越少的发音就消失湮灭了。经过建模仿真实验，这个用嘴投票实现发音一致的过程，在几十人的群体中很快就可以达到（王士元、柯津云2001）。

这里约定俗成的过程就是用嘴投票达到发音一致的过程。这显然不是可以自由任意的事情；而是一种择优选取、优胜劣汰的选择过程。每个个体的选择可能只是出自很简单的理由：容易发音；自己喜欢听；容易引起注意……等等。约定俗成就是这些理据的竞争，理据占优的留存下来。生物演化是物竞天择；而语言演化是语竞人择。我们今天语言中的语音系统、词汇范畴、语法规则，都是同样历经了约定俗成的过程，作为理据竞争的优胜者留存下来。

人类创造了语言；语言成就了人类；语言学就是一定意义上的人学。人类语言的宏观史把语言的演变作为生物过程和文化过程的结合（王士元 2013a），从不同学科角度进行探索。语言的宏观史是语言学者建立语言观的基础。语言宏观史的探索可以让人们摒弃各种神授论和先天论的歧途误区，使语言研究走向实证化的科学道路。

三、中观尺度的语言研究

中观史的语言研究侧重于语言的历时方面，大体相当于一般传统上历史语言学和语言类型学的范畴。语言中观史的时间跨度大约以百年、千年计。多是利用已有文献的记录，使用比较的方法和拟构的方法对不同语言或同一语言的不同时期做出考察，找出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各种共性与个性的表现，以及语音、语法、词汇、语义等发展变化的趋势，内部分类的条件与组合的规则等等。这是现在语言学界多数学者熟悉活跃的领域，已经有大量成熟的研究成果。

王士元提出语言是一种复杂适应系统(Complex Adaptive System，即CAS)。4拉波夫认为语言系统是异质有序的状态。我们常常发现语言中的各种规则总是离不开或多或少的例外现象，以致使人们得出这样的认识：语言中唯一没有例外的规则就是，语言中的规则都有例外。这是因为语言是一个不断变化中的系统。这里也来讨论两个问题：一是语言演变的纵向传递和横向传递；二是语言变化的规则性和扩散性。

讲到语言演化，人们多是想到语言的纵向传递，想到表示语言亲属关系的谱系树。其实这是一种片面的认识。人类语言的发展不只有纵向传递，还有更多的横向传递；不仅有语言的分化，也有语言的合并；不仅有谱系树的表现，也有波浪型表现。从个人语言来看也是如此，一个人的语言不仅有来自父母的影响，还有大量来自其他亲友、学校、社区、媒体等方面的影响。这是语言传递与基因传递的不同之处：基因只有纵向传递，没有横向传递，且有排他性。在群体语言中，同一语言社群的成员对于儿童语言的影响都可以视为纵向传递；横向传递主要是来自社群外的影响，包括邻近的或强势的或权威的语言或方言，而且往往是双向的相互影响。5

语言的纵向传递遵循语言分化的轨迹，反映亲属语言之间的谱系关系。这有点儿像是生物学的界、门、纲、目、科、属、种的划分。施莱赫尔画出最早的印欧语言谱系树。语言由语系分化为不同语族，又分化为不同语支，再分化成不同语言。通过语言谱系树可以看出不同语言之间的关系远近。例如：英语跟德语和丹麦语都在印欧语系日耳曼语族，而跟属于罗曼语族的法语关系较远。

施莱赫尔的学生施密特（Schmidt 1872）提出印欧语言传递的波浪说，认为原始印欧语存在许多方言分歧，这些语言成分从中心区向四周传递，好像一颗石子投入水池产生波浪扩散开来，造成新的语种。印欧系各语言之间没有明确的边界，从一种语言逐渐地过渡到另一种语言。这是一种横向传递的模型。现在方言地理学的很多研究都可以作为波浪说的例证，各地的一些“语言联盟”现象也可以作为波浪说的表现。当前语言学界关注的语言接触研究，就是深入考察这种横向传递的动因和表现。语言的纵向传递与横向传递之间不是水火不容，而是并存互动的。不同语言可以有纵向传递的关系，也可以同时有横向传递的关系，能够把两种关系都表现出来的就是网络图。6

十九世纪后期的新语法学派有两个重要主张：一是语音演变规律没有例外；二是把例外归入类推变化或方言借用。当时法国方言地理学家吉列龙就有相对立的“每一个词都有自己的历史”。到二十世纪后期，王士元（Wang 1969）提出词汇扩散理论。他以汉语方言的资料为依据，发现语音变化通过在词汇中扩散而实现，语音是突变的，词汇是渐变的。

表面上似乎词汇扩散论跟新语法学派互相对立；实际上词汇扩散正是解决了新语法学派不能解决的问题。词汇扩散论没有否定音变的规则性，并且关注音变的全过程；新语法学派却因历史局限，只看音变结果而看不到音变过程。新语法学派认为是规则例外而归入类推的变化，词汇扩散论却视为音变过程的常态，并且类推变化也是一种词汇扩散现象。这样看来，与其说是二者之间有争议，不如说词汇扩散论是新语法学派的深化和更新。

词汇扩散的核心是扩散，扩散的原理还可以从更广阔的视角来理解：如果语音变化可以在词汇中扩散，那么是否词形的变化会在句法中扩散（张洪明 2009），句法的变化会在语义中扩散，语义的变化会在语用中扩散？语言演化史就是变化扩散的历史。所有的自然发生的变化过程都是以扩散方式实现。其实社会发展也是一种扩散，人的扩散和人的生活方式和劳动方式的扩散。

四、微观尺度的语言研究

微观史的语言研究主要是利用我们能够直接取得的第一手资料去探索语言的奥秘。语言微观史的时间跨度一般是几年到几十年，在不同代际之间或一代之内划分出不同年龄段进行考察。如：语言的地域变体、社会变体、个人变体，语言中语音、语法、语义、语用之间的关联，母语习得中的儿童语言，二语习得中的中介语，标准语和方言的相互影响，双语双方言现象，各种病理语言，等等。这样看来，语言的微观史似乎是侧重于语言的共时方面，其实共时的表现中就包含着历时演化的痕迹和未来发展的征兆。所以微观史的研究同样需要具有演化的观念。

语言微观史的研究有重要意义：

一、我们可以把日常生活中的实际语言作为资料来源，有广阔的空间去思考设计和实践操作如何取得直接证据；

二、我们可以直接观察到眼前正在发生的演化现象，看语言变化是怎样发生发展，也即我们是怎样生活在语言变化之中。拉波夫特别关注考察那些正在进行中的变化，这也是微观史研究中使人很有兴趣的一个方面。这里举出我们的两个研究实例，一个是汉语儿童的元音习得顺序问题；另一个就是天津话正在进行的声调变化问题。

儿童语言习得跟语言演化关系密切，雅克布森（Jakobson 1941）最早论及这个问题。世界上已经有很多研究儿童语言习得的成果，近年来汉语的儿童语言研究大有进展。温宝莹（2007，2008）对于40名1-5岁幼儿汉语普通话元音的发音进行录音听辨，并结合实验分析元音正确率和发音表现，得到儿童习得普通话七个基础元音的顺序为：


（>表示早于）

从中可以看到：儿童习得元音的过程就是建立系统的过程。元音的高低是第一维度的区分；元音的前后是第二维度；圆唇度是系统的第三维度；舌尖发音和舌面发音的区分，是另一个维度。儿童元音发音的错误并不是个体的偶然失误，而是多数儿童对于这个元音在特定阶段的发音倾向。元音习得次序反映发音难易程度和接触的频次多少。这跟人类语音的普遍性密切相关。对于儿童语音发展顺序的研究，也会对语音共性的研究有重要意义。

天津话的声调变化复杂多样、扑朔迷离，违背各种已有的规则，曾引起学界关注，称为“天津变调之谜”。王萍（2004，2009）通过调查200余名天津人，录音听辨并实验分析，发现这是一个进行中的变化，即天津话原来两字组变调的四条规则已经有了新变化，出现了正在扩散中的四条新规则。天津话的声调就处于这新、旧规则的交错重叠之中。把这200多人分为七个年龄组进行统计处理，得到以下图表：


图1 使用新规则发音的词语按年龄组的分布图


图2 使用新规则发音的口语词和书面语词按年龄组的分布图

从图1可以看到，天津声调处于不断变化之中，没有一条规则覆盖100%的人或100%的词。随着年龄的降低，使用新规则发音的词语明显增加。天津话声调的新变化使原来天津话的同质成分中加入了普通话的异质成分，出现对向音变：前三幅图的规则是朝向标准语的变化，第四幅图的规则是背离标准语的变化。在图2显示出这两种变化在语体方面的表现截然不同。特别是第一幅跟第四幅对比显著：前者是书面语词领先，后者是口语词领先。这表明：变化的方向相反，词语扩散的先后次序也不一样。

在音变的词汇扩散中有两个层面：一是逐词的变化；一是逐人的变化。二者在音变过程中相互交织，彼此包容，浑然一体。同时，人群都是聚居在一定的地域和社区，因此还应该有地域和社区的层级。讲到人就会有族群、性别、职业、阶层等差别；讲到词就会有语体、词频、雅俗、褒贬等差别。这样还可以做出进一步的深入考察，使进行中的语言变化显示出更多的细节。

语言的宏观史好像用望远镜瞭望语言，中观史就像是用眼睛注视语言，微观史好像用显微镜观察语言。宏观史是跟中观史的发展过程相联系的，中观史又是微观史发展的结果。三者都是研究相同的对象，彼此相联，相互支撑，具有内在的统一性。

五、演化语言学的研究理念和方法

演化语言学有广阔的研究领域，需要汇集人类科技发展所能够利用的各种研究方法。多学科跨领域的研究是现代科学发展的趋势。我们需要发展传统语言学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文理结合，不拘一格，跨越学科界限，使语言学研究跟随时代插上现代科技的翅膀。

基本的研究方法是实证方法：调查访谈、对照比较、田野工作、实验分析、心理测试、大样本、数据库、数理统计、仿真建模、直至各种脑成像技术。涉及的学科领域包括有实验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历史语言学、病理语言学、考古人类学、遗传学、生物演化理论、动物行为学、认知神经科学、计算机科学（包括机器学习以及人工智能）。这里需要对认知神经科学和机器学习算法做一些说明。

意大利科学家里佐拉蒂1996年发现猴子大脑中的镜像神经元，随后的系列研究证实人类大脑有更多种类的镜像神经元，并且人脑的镜像神经元中心位于语言中心布洛卡区。7科学家认为人类的观察模仿和认知学习都基于镜像神经元的功能。人的意识、思维、情感、文化，都是客观外界的拷贝。人类语言也是如此。人类先天具有的不是语言能力而是模仿学习能力。镜像原理应该是解开语言之谜的钥匙。

拉波夫（Labov 2001）发现儿童习得不同方言中的变异形式是跟概率匹配直接联系的。实际上，概率匹配在儿童语言习得过程中应该是起到重要作用的，儿童学习语言跟母语刺激的频率有直接联系。8在这个意义上，机器学习的程序正是在模仿儿童学语的真实过程，所应用的原理也是各种概率匹配的计算。这对语言学应有重要启示：很多所谓语言学的规则，不过是以概率表现的分布趋势。量子科学认为：基本的现实世界在深层次上是由概率决定的。

六、演化语言学前景

演化语言学回溯历史，立足于现状，着眼于未来。这是传统语言学在现代的必然发展，是语言学在当代科学技术基础上的深化和拓展。演化语言学并不排斥已有的各家各派语言学研究，只是把语言研究建立在语言事实之上，经过实证检验，具备演化观念。因此每一位语言学者的研究都跟演化语言学相联系。

演化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是在真实的社会中真实的人所说的真实的语言，即交际中的群体和个体所使用的具体真实的语言。因此它不问一句话是否合语法，只问这句话是否有人说。研究语言必然涉及使用语言的人和这个人的世界。这就是把语言学建立在现实世界的坚实基础上，成为多平面的多维立体的研究。跟实际的语言生活、语言学习、语言康复、语言工程、人工智能紧密相连。使语言学走出象牙之塔，使语言学家走出空谈书斋，到社会中去，到田野中去，到实验室去。在社会中研究语言，在生活中研究语言，在交际中研究语言。

演化语言学是美好的理念，又是当代的现实，更是长远的目标。就学科而言，它需要各学科各领域，包括自然科学的相关领域，打破学科界限，协同一致，共同探索人类语言的奥秘。就学者而言，它需要广阔的学术视野，博大宽容的胸怀，团队合作的精神，提倡开放式研究。语言学者应习惯于跟不同学科领域的同行交流合作，学习新的观念和新的方法，做出新的成果，促进演化语言学不断前进。


注

释

1 王士元（2013b）演化语言学的演化，载王士元《演化语言学论集》，商务印书馆。

2 参见 达尔文著，毕黎译注《达尔文回忆录》，商务印书馆，1982。

3 参见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中的《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文。

4 王士元 2013c 语言是一个复杂适应系统，载王士元《演化语言学论集》，商务印书馆。

5 得益于与刘丹青私人通信。

6 见 王士元、Minett 2013 语言演变中的横向传递与纵向传递，载王士元《演化语言学论集》，商务印书馆。

7 参见 亚科波尼著、洪兰译 2009《天生爱学样：发现镜像神经元》，台湾远流出版社。

8 对此我曾与同行有过讨论。参见李宇明.《儿童语言的发展》.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参考文献

Darwin, Charles Robert 1859 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by Means of Natural Selection, or the Preservation of Favored Races in the Struggle for Life. 中译本《物种起源》，商务印书馆，1995。

Hurford, James 2014 The Origin of Languag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Jakobson, Roman 1941 Kindersprache, Aphasie, und allgemeine Lautgesetze. Uppsala: Almqvist & Wiksell. Allan. R. Keiler, trans. 1968.Child Language, Aphasia, and Phonological Universals. The Hague.

Labov, William 2001 Principles of Language Change: Social Factors,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Wang, William S-Y. 1969 Competing sound changes as a cause if residue.Language 45:9-25. 中译文：竞争性演变是残留原因，《王士元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2。

Wang, William S-Y. 1978 The three scales of diachrony. In B. B. Kachru(ed),Linguistics in the Seventies: Direction and Prospects. Department of Linguistics, University of Illinois. 63-75.中译文：语言历时研究的三种尺度，王士元《语言的探索》，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0。

Wang, William S-Y. 1998 Three windows> The Bronze Age and Early Iron Age Peoples of Eastern Central As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Museum.1-27. 中译文：观察历史的三个窗口，《王士元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2。

Wang, William S-Y. 2016a Foreword: What is evolutionary linguistics? Ik-sang Eom and Zhang Weijia ed. Language Evolution and Changes in Chinese,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Monograph Series, Number 26.

Wang, William S-Y. 2016b Four phase transitions in language evolution, Ik-sang Eom and Zhang Weijia ed. Language Evolution and Changes in Chinese,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Monograph Series, Number 26.

达尔文著，毕黎译注《达尔文回忆录》，商务印书馆，1982。

Dobzhansky, Theodosius 1973 “Nothing in biology makes sense except in the light of evolution.”The American Biology Teacher 35.3(March 1973):125-9.

李宇明 1995《儿童语言的发展》.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施莱赫尔（August Schleicher）1861 《印度日耳曼语言比较语法纲要》转引自汤姆森著，黄振华译《十九世纪末以前的语言学史》，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9。

施密特（J. Schmidt）1872 《印欧语言的亲属关系》，转引自汤姆森著，黄振华译《十九世纪末以前的语言学史》，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9。

石锋、王萍 2004 天津话声调的新变化，《乐在其中》，南开大学出版社，176-191。

石锋、温宝莹 2007 汉语普通话儿童的元音发展，《中国语文》第5期，444-454。

王萍、石锋 2009 天津话声调新变化的再考察，《汉藏语学报》第3期，154-165。

王士元、柯津云 2001 语言的起源及建模仿真初探，《中国语文》第3期，又见《王士元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2。

王士元 2001 孟德尔和琼斯：道不同不相为谋？《科学中国人》第11期，28-31。

王士元 2006 索绪尔与雅柯布森：现代语言学历史略谈，《四分溪论学集—李远哲先生七十寿辰论文集》，台北：允晨文化实业公司。

王士元 2013a 谁是中国人？《科学中国人》第12期，38-43。

王士元 2013b 演化语言学的演化，载王士元《演化语言学论集》，商务印书馆。

王士元 2013c 语言是一个复杂适应系统，载王士元《演化语言学论集》，商务印书馆。

王士元、Minett 2013 语言演变中的横向传递与纵向传递，载王士元《演化语言学论集》，商务印书馆。

温宝莹 2008 《汉语普通话的元音习得》，南开大学出版社。

亚科波尼著、洪兰译 2009 《天生爱学样：发现镜像神经元》，台湾远流出版社。

张洪明 2009 语言演变—基于形态句法扩散的实例研究，《南开语言学刊》 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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