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晚清义赈的兴起与发展，对当时社会有何影响
有清一代,政府对于灾荒的账济,形成了一套颇为严密的制度。虽然由于封建政治的日趋腐败,有关“荒政”的一些规定渐成具文,甚至存在着种种黑幕和弊端,但无论如何,这种由朝廷和各级政府主持的“官赈”,在很长时期内,毕竟是灾荒救济的主要的和基本的形式。直到光绪初年,随着社会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的新的变化,才开始兴起了一种“民捐民办”,即由民间自行组织劝账、自行募集经费,并自行向灾民直接散发救灾物资的“义赈”活动。这在中国救荒史上,无疑是一个值得加以认真研究的问题。
积极参与其事的经元善写过这样两段文字说明：“自丙子、丁丑,李秋亭太守创办沐阳、青州义账以来,遂开千古未有之风气,迄今十余载矣。戊寅晋豫巨灾,苏扬沪设立协账公所,筹募义捐甚旺。”“从前未有义赈,初闻海沐青州饥,赠阁学秋亭李君,集江浙殷富资往赈。光绪三、四年间,豫晋大浸。时元善在沪仁元庄,丁丑冬,与友人李玉书见日报刊登豫灾,赤地千里,人相食,不觉相对凄然”。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遂拟募启,立捐册,先向本庄诸友集千金”,又纠合了一些志同道合者,并募得了更多的资金,大家“公举元善总司后路赈务”。元善“因思赈务贵心精力果,方能诚开金石。喻义喻利,二者不可兼得,毅然将先业仁元庄收歇,专设公所壹志筹账。沪之有协赈公所,自此始也。”
这两段话讲的是同一个历史过程,中间包含着前后两件事情丙子年,光绪二年,丁丑年,光绪三年间,江苏沐阳和山东青州发生较重灾荒,李秋亭首倡义赈丁丑至戊寅年,光绪四年间,山西河南等地大旱奇荒,经元善等人成立了沪上协赈公所,使义赈在更大规模上开展起来。
上面提到的李秋亭,名金铺,江苏无锡人。《清史稿》本传称他“少为贾,以试用同知投效淮军。光绪二年,淮、徐灾,与浙人胡光墉集十余万金往账,为义赈之始。“《清史列传》也记“光绪二年,淮安、徐州饥,金铺首倡义举,与浙绅胡光墉等筹十余万金,前往灾区散放,并绘图遍告同志,所济者博。嗣后如山东之青州、武定两属十余州县,直隶之天津、河间、冀州三属二十余州县,水旱各灾,金铺均亲蔽查放,用款至五六十万金。”《清朝碑传全集》补编也收有他的传略,其中称“光绪二年,淮、徐、河、沐大饥,官赈勿给,而民气刚劲,饥则掠人食,旅行者往往失踪,相戒裹足。独慨然往抚视,至则图饥民流离状,驰书江浙阿粤募义赈,全活无算。
这些材料,虽然角度和详略均有所不同,但基本内容都是一致的,都可以作为经元善所说的佐证。
与上述说法稍有差异的,是盛宣怀在年月加日《致内务部农商部公函》中的一段话“查前清光绪二、四年,山西、直隶等省有旱灾,赤地千里。上海仁济善堂董事施善昌等,慨然以救济为己任,筹款选人,分头出发,是为开办义账之始。
盛宣怀此处所说的,实际上是指经元善讲到的第二件事,即因丁丑、戊寅大旱而成立上海协账公所之事。其中提到的施善昌,确系协账公所的重要成员,而且后来一直是各种义赈活动的积极参予者。
根据这些材料,“开千古未有之风气”的义赈,最初是怎么搞起来的,应该说已经有了一个大致的眉目。
前面材料中所说的“光绪三、四年间豫晋大浸”,或“丁丑、戊寅晋豫巨灾”,指的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丁戊奇荒”。这是中国近代社会最为严重的一次大面积旱灾。这次大旱灾,以山西、河南为中心,旁及直隶、陕西、甘肃全省及山东、江苏、安徽、四川之部分地区,灾区之广,灾情之重,实在是罕见的,有人说是清朝“二百三十余年来未见之惨凄,未闻之悲痛。”当时任山西巡抚的曾国荃在谈及晋省灾情时说“赤地千有余里,饥民至五、六百万之多,大浸奇灾,古所未见。’帐申报》报导河南的情况则称“一人归德府界,即见流民络绎,或哀泣于道途,或僵卧于风雪,极目荒凉,不堪言状。及抵汁城,讯间各处情形,据述本年豫省歉收者五十余州县,全荒者二十八州县。⋯⋯非特树皮草根剥掘殆尽,甚至新死之人,饥民亦争相残食。而灵宝一带,饿俘遍地,以致车不能行。如此奇灾,实所罕有。’晰小林一美先生在《清朝末期的战乱》一书中,曾引用了在这次大旱灾中山西、河南重灾区死亡人数的资料,并列出如下简表：
我们极为简略地介绍光绪三、四年的华北大旱灾的情景,目的是帮助了解义账是在一种什么样的社会背景下兴起来的。当然,我们在下面将会谈到,严重的灾荒并非是义赈得以在这个时候迅速兴起的主要的或者根本的原因,真正的原因还要从另外方面去寻找。
光绪九年,山东继上年黄河在境内多次决口之后,本年又于春、夏间直至霜降后连续漫决,卫河等地也水势盛涨,漫溢出槽,造成全省性的大水灾。时任山西巡抚的张之洞奏称“山东河决为灾,经年未塞,本年夏间复决数口,泛滥数百里,灾民数十万流离。”山东巡抚陈士杰也上折称“核计历城、齐东、章丘、齐河、济阳、长清、邹平、惠民、滨州、沾化、商河、利津、乐安、临邑等十四州县大小灾黎共折实大口七十五万五百余名”“山东灾民就食省垣者十余万口,或在山冈 搭棚栖止,或露宿附近关厢,归耕无期,日日待哺。”心为了账济鲁灾,原上海协赈公所的一些负责人,联络扬镇筹赈公所、苏州桃坞筹赈公所等,成立了山东赈捐公所,以上海陈家木桥的金州矿局作为办事地点,并推定盛宣怀、郑观应、经元善、谢家福等为经理人。后来,因为这一年直隶先旱后涝,“京钱一带地方,被灾甚重,小民荡析离居,情形困苦”江浙一带也有风潮灾害,所以又将山东赈捐公所改为顺直山东沙洲赈捐公所。这个公所至次年夏间停撤。
光绪十三年9月间,黄河在河南郑州决口,郑州以下黄河正河断流,漫口之水淹及豫、皖、苏三省,成为牵动朝野视听之重大事件。与此同时,沁河也在武陆县境漫决,河南遭灾地区广达厅、州、县。接由盛宣怀提议,联合谢家福、经元善、陈煦元、施善昌、葛绳孝、李朝觑、王松森等人,在上海陈家木桥的电报总局内成立了“豫赈办事处”,专办豫赈。稍后,因安微灾情亦颇重,故兼办皖账,将“豫赈办事处”改名为“豫皖赈捐处”。次年冬,又兼办扬州、镇江义赈,改称“豫皖扬镇协赈处”。这个义赈机构一直活动到年光绪十五年初始告结束。
同年夏,因山东春荒严重,黄河又在章丘、历城、齐河境内决口,齐鲁大地一片汪洋。为办理山东义赈,谢家福、经元善、施善昌、陈煦元、王松森、陈德薰、杨廷呆等人,又在上海文报局内设立“协赈公所”。秋间,浙江及江苏南部地区又发生大面积水灾,于是,在是年冬天,“协账公所”又先后增设“浙账收解处”和“苏赈收解处”,兼办浙江和苏南义赈。年光绪十六年夏,顺天府及直隶地区霆雨连绵,永定、大清、子牙、醋龙等河及南、北运河纷纷漫决,“上下千数百里一片汪洋”,“庐舍民田尽成泽国,灾深民困,为数十年来所未有。’心于是,又在文报局内设立“顺直账捐收解处”,兼办顺天、直隶义赈。直至次年夏间,“顺直赈捐收解处”及“协赈公所”才因工作基本完成而宣告停撤。
以上我们提供了一个义账最初兴起的简单轮廓。在此基础上,随着灾荒的频繁发生,义赈活动也“相继而起”,到”世纪末,已经是“风气大开”,蔚然成风了。义赈的发展是如此迅速,以致在义赈发展过程中曾经起过革路开山作用的经元善,竟然萌生了“不必务名而多树帜,人取我弃,渐渐退舍”的念头,觉得后继有人,自已可以激流勇退了。
光绪初年义赈的兴起,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自是一件新的事物。任何新事物初起之时,总不免会遇到各种困难和阻力,义赈也同样如此。经元善在谈到上海协赈公所成立初期的情形时说“其时风气初开,当道目为越分,而忌阻者亦颇不乏,惟有动心忍性而已。’,但唯其是新的事物,所以它毕竟不会因为某些阻碍就萎缩下去,相反,却很快地得到蓬勃发展。《申报》曾有这样的评论“上海诸善士自六、七年前筹办山东旱账,款巨时长,在事之人无不悉心竭力,所集之款涓滴归公。遂觉自有赈务以来,法良意美,当以此为第一善举。”甚至出现了官赈屡举,“然而泽不逮下,海内成为风气,一若非义赈不得实惠”“遇灾省份,官中亦驰书告来,仿效义赈办法”的现象。。不是官赈限制了义账,而是义赈影响着官赈,使官赈也不得不“仿效义赈办法”,对于这种情况的唯一解释,就是义账在这个时候得以兴起和发展,并非是一种偶然的历史现象。
历史进入近代之后,封建清王朝在外国侵略不断加深和国内阶级矛盾日趋激化的双重冲击下,政治危机更形严重,统治力量愈益衰败。从“荒政”这个角度说,清王朝遇到了两个极为尖锐的问题一个是财政的窘迫年月日光绪元年正月十五日山西巡抚鲍源深在奏折中说“自咸丰初年军兴以来,百计搜括,已极艰难。现在部库无充余之蓄,其各直省情形,东南若江、浙等省,地方凋敝,民气未复,艰窘固不待言。西北若山东、河南、山西、四川等省,虽较东南稍称完善,而纷纭协拨,力亦万难久措。即以山西而言,岁入之项仅三百万有奇,应解京恫固本晌一百零六万,应拨各路军晌一百九十余万,本省必不可少之用一百六七十万,以出衡入,窘竭情形,岂堪言喻,山西如此,他省可知。一第出者日见繁多,入者只有此数,其尚可强支者,无非刻肉补疮之计其无能勉应者,早成捉襟露肘之形。各省库储为京师外府,而令空虚一至于此,瞻维大局,岌岌可忧。今内地空虚若此,设有水旱刀兵之事,何以应之，嘴鲍源深在这里特别强调,财政的困难,使日常行政经费都“捉襟露肘”,如果再有“水旱刀兵之事”,政府就会无法应付了。另一个问题是随着封建政治的日趋腐败,“官赈”中的弊端愈来愈严重。我们这里也引用光绪元年的一个材料年月光绪元年正月间,御史王荣琅在奏折中揭露了赈灾中的一些弊端,月日正月五日,上谕称“各省被灾地方,一经该省大臣奏请姆缓粮租,朝廷无不立沛恩施。若如该御史所奏,报灾之先吏胃辄向灾区索取规费,被灾重轻并不核实勘报,及奉有恩旨,则又迟贴誊黄,先行追比,似此玩视民度,以致泽不逮下,殊属不成事体。’。
其实,王荣馆在这里所涉及的,只是种种弊端中之九牛一毛,封建官吏大发灾荒财的手法,名目繁多,花样翻新,有些简直是令人发指的。财政的竭撅使政府无法拿出更多的钱财用于救荒,而一些本来就少得可怜的赈款又大都流入官吏的腰包,很少真正发放到灾民的手中。于是,一旦遇到稍重一点的水旱灾害,“饥民遍野”、“饿革塞途”就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所有这些,都在客观上呼唤着义账的出现。因为义赈一方面可以广集社会资财,补充政府财力不足,另一方面又还没有沾染官赈的种种弊病,较少有贪污中饱的现象发生,可以使实惠真正落到灾民身上。这两个方面恰好弥补了官账的缺陷。经元善在《筹赈通论》中曾专门比较官赈、义赈之优劣,指出“北省饥民,惯吃赈久矣。凡遇官账,不服细查。有司虑激生变,只可普赈。以中国四百兆计之,每县三十余万,倘阖邑全灾,发款至二万金,已不为菲。而按口分摊,人得银五六分,其何能济。义赈则不然,饥民知为同胞拯救,感而且愧,不能不服查剔。查户严,则去其不应赈者,而应赈者自得实惠矣。”经元善在这里说得客气而含蓄,留有很大的余地,他没有也不大可能把官赈的弊端和盘托出,但他毫不含糊地肯定义赈,并且强调官赈要学习义赈的长处,声称“所愿各省官绅善长,不惟其名惟其实,欲酬心愿,悉入义账,功德倍菠吻,差不多是公开申明了义赈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不过,上面所说的,还只是义赈在这个时期兴起和发展的客观条件。要全面了解光绪初年义赈兴起的原因,还应该谈到问题的另外一个方面,即这时社会生活尤其是经济生活中已经出现了新的因素、新的力量。
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社会上兴办了一批洋务企业,出现了一批洋务企业家。积极倡导义赈的头面人物和骨千成员,正是在当时颇具经济实力的洋务企业家而洋务企业则恰恰成为开展义赈的活动据点。例如,鼎鼎大名的郑观应、盛宣怀、谢家福、胡光墉等人,不仅都是兴力、洋务企业的健将,同时也是义赈活动的最初发起人和主持者。我们多次提到的义账发起人之一的经元善,正是在筹建上海协账公所时结识了郑观应、谢家福、李金铺等人,又在年光绪六年亲赴直隶雄县放账时渴见了洋务派首领李鸿章,受到李的赏识,被委派为上海机器织布局的商董和驻局会办,以后又在多个洋务企业中任重要职务,一直到年光绪二十六年,以领衔通电反对慈禧的“己亥建储”,受到清政府的通辑,逃亡港澳,而成为名噪一时的风云人物。许多洋务企业的重要商董,都曾和义账活动发生过或深或浅的关系。
前面已经提到过,山东账捐公所的办事机构设在上海陈家木桥的金州矿务局内,此外,1887至1889年的“豫账办事处”、“豫皖账捐处”、“豫皖扬镇协账处”,设在上海电报总局内。1889年成立专办山东义赈的协赈公所,1889至1891年的“浙账收解处”、“苏赈收解处”和“顺直赈捐收解处”,设在上海文报局内。《申报》登载的《上海陈家木桥电报总局内豫赈办事处事略》中特别提到,办事处所以要设在电报总局,是因为有关筹赈事宜,需同各省函电协商,“及遍商各省之后,复信复电必至此局,故借此为公同办事之处。’,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洋务企亚在义赈发展过程中怎样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手段,或者反过来说,如果没有这些洋务企业所提供的必要的物质条件,义赈要发展成如此规模,简直是不可想象的。至于洋务企业在各地的分支机构,怎样成为遍及全国的义账网络的组成部分,我们在前面已经有过交代了。
我们可以这样说有别于“官账”的、由民间筹集资金、民间组织散放的“义赈”,是随着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成分的出现而兴起的。毫无疑问,义赈的兴起,是一个历史进步。但是,正如洋务派不过是封建统治阶级中的一个政治派别、洋务企业终究不能完全摆脱对于封建政权的依附一样,从事义赈活动的人,虽是以“民间”的身份出现,但在当时的条件下,也无法完全割断同封建官僚政治的联系。过了一段时间后,官账中的种种弊端也就渐渐地浸淫到义赈活动中去,以致后来就有人指出,社会上颇有一些人是靠办“慈善事业”而发家的,并感叹说“自义赈风起,或从事数年,由寒儒而致素丰”,偶有少数人真正鞠躬尽瘁于赈务,“每遇灾浸,呼吁奔走,置身家于不顾”,并且“始终无染,段无余货者”,倒成了凤毛麟角,“盖不数靓”的了。丘逢甲在《新乐府》之一的《花赈会》里,甚至公然把某些“海上善士”称作是“闻灾而喜,以赈为利”的人。不过这些已是后话,一个具有充分历史感的人,自然不能因为这些而抹煞义赈兴起和发展中曾经起过的历史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