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孙武到孙膑：中国早期军事思想简史
《左传•成公十三年》有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这表明战争在国家的创立、建设和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从仁义礼让到奇兵权谋
在春秋前期，礼崩乐坏的发展程度还没有像后期那样彻底，中原华夏国家的霸主与各诸侯国之间仍然维持在一个基本的礼乐格局之下。由此，当时的战争也呈现出一种礼仪性战争的形态。
所谓礼仪性战争，指的是在这一时期，诸侯国之间的战争不以吞并消灭敌方的国家，或是杀伤敌方的人口等有生力量为目的，而意在使敌方屈服，以获得对方的臣服与朝拜。
这一方面是由于春秋早期，各国军队的主体仍然是贵族和居住在城邑及附近的国人，战争往往表现为贵族之间的竞技；另一方面，贵族们共享着一个自周公以来共同的礼乐文化氛围，而战争同样也要符合周王朝的礼制，在礼乐的框架下进行。成书于战国早期的《司马法》就保存了周代礼乐文化影响下的军事思想和战争形态的重要表述。
在《司马法》中，对于战争之“礼”的要求甚至超过对军事思想的阐述。它的战争观以仁、义为最高原则，强调战争必须符合正义，只有在正义的动机之下才能发动战争。
同时主张战争要以仁为本，认为战争不能违背农事，也不能破坏敌方的农业生产；不能在敌对国家的国君大丧期间发动战争，也不能在敌对国家遭受自然灾害时发动战争。
在战争过程中，要爱护敌对国家的百姓，不破坏他们的房屋财产，也不破坏他们的自然资源；对敌对国家的老弱病残要加以保护，在敌人受伤时要为其提供药品。
总之，一切以仁为最高原则，体现了周礼影响下贵族战争的特征。
然而随着各国战争的不断升级，华夏边缘的所谓“蛮夷”国家逐渐崛起，战争进一步扩大化。战争的主体也由原来的贵族、国人扩展到了庶民，旧有的战争形态迅速发生改变。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事件，便是宋襄公在泓水之战中，面对楚军仍然奉行礼乐文化所要求的仁义之道，而最终被以“蛮夷”自居的楚军打败。
这表明古老的军事思想与礼乐文化已经不再能够适应当时战争的需要，军事思想的转变与发展成为时代的必然要求。
正是在这一时期，早期兵家的集大成者——孙武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后代的著名政治家、军事家曹操对此评价道，孙武“为吴王阖闾作《兵法》一十三篇，试之妇人，卒以为将，西破强楚，入郢，北灭齐晋”。孙武的军事思想及其军事成就在当时就受到世人的肯定与赞扬，而其军事思想的结晶——十三篇《孙子兵法》也为历代所传习。
《孙子兵法》凡十三篇，其中每篇都以“孙子曰”为开头，文辞简洁流畅、逻辑清晰、比喻生动，不仅展现了孙武丰富深邃的军事思想，而且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
《孙子兵法》还深受早期道家思想的影响。孙武认为“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他将兵法的运用与自然世界中水的规律结合起来，这与老子《道德经》第七十八章中“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其无以易之”对水的推崇是一致的。
不仅如此，《孙子兵法》同样体现了早期儒家思想的影响。在《孙子兵法·计篇》中，孙子主张为将者必须具有的智、信、仁、勇、严五种德行，这非常接近于孔子以及后世的儒家思想中对人的道德伦理的要求。
另外，兵家的思想主张与成书于战国时期的《易传》也有着很多相似之处。比如兵家强调战争要重视“时”的作用，提出“发火有时”“以时发之”等思想，这与《易传》中重视“时”的作用相一致。清代魏源曾指出“《易》，其言兵之书乎”，强调它与兵家的《孙子兵法》，“其道皆冒万有，其心皆照宇宙，其术皆合天人、综常变者也”。
可见，兵家思想绝非纯粹的战争军事技术的产物。这种思想的产生与发展，受到了先秦时期各种丰富思想文化因素的影响。同时从另一个层面来讲，兵家思想也深深影响了当时的其他各家思想，为后来思想领域“百家争鸣”局面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
孙膑还强调战争中“势”的作用，并在战争实践中加以运用，提出“因势利导”的作战思想。“势”本身也是一个具有深厚文化背景的概念。
在《易传》等先秦思想典籍当中，我们都能看到对“势”的阐述与强调。在战争中，“势”指的是敌我双方的战争态势，包括军事力量的布局、战场的情况，以及主将与士兵的心态和气势，是一个高度抽象性的概念。而战争想要获得胜利，首先就要创造自己一方的优势，而使敌人落入劣势。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要避开敌方的锋芒，待敌人军势消退后再加以反击。这都体现了孙膑善于使用“势”的军事思想。
对于“势”的强调，表明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军事思想，与儒家、道家、法家等其他思想一样，具有共同的特征，即高度的抽象性和思辨性，展现了中国古代独具特色的辩证法思维在军事思想当中的运用。
作者：梁珂维，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本文发表于《前线》杂志2019年第5期，原标题“从孙武到孙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