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诉讼共同被告败诉后，各被告之间必然产生败诉责任的划分和承担问题。行政诉讼被告的败诉责任包括两类：一是违法行政行为被撤销、变更，以及被确认违法或无效等，属于性质认定的接受型责任。二是做出补偿、赔偿和履行给付义务、采取补救措施、承担败诉的诉讼费用等，这属于作为义务的履行型责任。前一类责任不能分割，须由共同被告一起整体承受；后一类责任则要具体划分各共同被告之间需要承担和履行的义务。行政诉讼共同被告在现实中有协作型共同被告、批准型共同被告和复议型共同被告等各种形态。不同形态的共同被告中各被告之间的关系并不相同，对共同做出的违法行政行为也有不同的法律地位和影响，进而也会导致对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产生的侵害作用有差异，这决定了败诉责任的分担应有所区别。在一般原则上，协作型共同被告之间基于他们的平等地位和作用，应均衡分担责任；批准型共同被告之间基于批准机关有实质性的最终决定权，应由批准机关分担主要责任；复议型共同被告之间基于复议决定只维持了原行政行为的结果，应由做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分担主要责任。
共同被告是行政诉讼中共同诉讼的重要当事人。在必要的共同诉讼中，共同被告败诉之后，各被告之间必然涉及对共同做出的同一违法行政行为承担具体责任的问题。共同被告制度的设立，就是要查明各被告共同做出行政行为的事实，分清侵害责任，落实责任承担，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获得司法救济的保障。从原则上讲，共同被告当然要共同承担败诉的责任后果，但在多个共同被告之间如何合理划分具体责任，尚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本文试从共同被告不同类型及特点的角度提出一些划分责任的分析。
在我国，行政诉讼的共同被告基于不同的原因形成了不同的类型。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有关司法解释和司法实践，共同被告实际上有协作型共同被告、批准型共同被告和复议型共同被告三种主要形态。不同类型的共同被告之间的相互关系各有特点。
协作型共同被告之间一般是平等行政机关（包括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下同）之间的关系，批准型共同被告之间是上级批准机关与下级行政机关之间的关系，复议型共同被告是复议机关与做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之间的关系。在不同形态的共同被告之中，各个被告对行政行为的做出有不完全相同的法律地位。这一认识角度，对于共同被告在行政诉讼败诉后如何合理划分责任的承担，具有指导意义和分析价值。但目前我们在理论上还缺乏充分关注和研究，在司法实践中也未形成相应的规则。
从行政诉讼裁判的结果上看，两个以上的共同被告相互之间，在败诉后有时要共担责任，有时要分担责任。这包括两类情形：
第一类是对性质结果的承受责任，这类责任要求接受法院裁判对行政行为性质的确认结果，各共同被告之间不分主次，整体共担。具体的责任形式如行政行为被判决撤销、变更、确认违法或者确认无效。这种裁判结果属于对共同被告的行政行为性质的否定性认定，必须由共同被告一起整体承受，无法再进行责任承担上的具体分割。
第二类是对作为义务的履行责任，这类责任要求具体履行法院裁判的作为义务，对此，各共同被告之间须明确具体由谁来履行，履行哪部分内容，承担其中多少份额，等。因而必须划分各共同被告之间对履行义务责任的各自分担。具体责任形式如判决要求共同被告补偿或赔偿一定金额，履行给付义务、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承担败诉的诉讼费用等等。显然，对于这类作为义务的履行责任，必须在各共同被告之间明确责任主次和大小，进而落实责任具体如何分担，不能只是空泛地“由共同被告共同承担”，否则各共同被告的责任承担就会既不公平合理，也不具有可操作性。当然，在实践中，各共同被告之间也可以通过协商来解决具体责任的承担，但这只是他们有协商才可达成的结果。从规则讲，理论上仍应当确定科学合理的责任分担标准以便实施。
由于行政诉讼共同被告存在不同的形态。不同类型的共同被告之间的相互关系各有区别，在行政行为的形成中发挥的作用不完全相同，进而也就对行政相对人（原告或第三人）合法权益产生的侵害程度有差异，这决定了对败诉责任应当区别情况分担。以下按共同被告的不同类型做出具体分析。
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26小词儿都挺能整条规定：“两个以上行政机关做出同一行政行为的，共同做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共同被告。”法律在此所确定的共同被告，就是协作型共同被告的形态。协作型共同被告是指两个以上的行政机关基于合作实施行政管理或执法而形成的共同被告。其特点是：
第一，两个以上行政机关之间地位平等，没有上下级服从关系或隶属关系，他们通常是基于某种管理任务需要进行工作协作，联合开展专项治理行动或日常的执法活动。如我国2013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第39条规定，医疗机构发现甲类传染病时，应当对病人、病原携带者及时采取隔离治疗措施，对“拒绝隔离治疗或者隔离期未满擅自脱离隔离治疗的，可以由公安机关协助医疗机构采取强制隔离治疗措施”。此时的“强制隔离”性质上属于行政强制措施，医疗机构虽不是行政机关，但在此情况下作为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是与行政机关法律地位相同的行政主体，其与公安机关一起实施的行政强制措施就是共同做出的行政行为。
第二，对于同一个行政行为的做出，他们共同经研究决定或相互征询意见后达成共识，即有着共同的意思表示。
第三，他们以共同的名义做出行政行为的决定，如在处罚决定书等法律文书上一起署名签章。对于两个以上行政机关是否共同做出了行政行为，最易证明和判断的就是法律文书上的署名，即两个以上行政机关有共同制作和签署盖章的有关法律文书（如某种决定书、通知书等）。但现实中并非只有这一种常见和明确的情况，有时会发生没有法律文书或者法律文书上的署名与客观事实不一致的现象。对此需要具体分析，以确认是否属于两个以上行政机关共同做出行政行为的其他表现形式。
第一种是两个以上行政机关于事实上共同实施了行政行为，但没有共同署名的法律文书。如公安执法人员和城管执法人员在执法现场一起采取即时行政强制措施，对某行政相对人的违法工具、违禁物品予以收缴、查封或扣押。此时无法从法律文书上来认定共同做出行政行为，这可以直接以做出了强制措施的客观事实上来确认共同行为。
第二种是两个以上行政机关事实上共同做出同一个行政行为，但有关法律文书上的署名与客观事实不完全吻合。其中只有一个行政机关制作了法律文书即行政处理决定书，另一行政机关未在前一行政机关的法律文书上签署盖章。此时如何认定是否属于共同做出行政行为?笔者认为，法律文书上的共同署名，只是两个以上行政机关共同做出行政行为这一客观事实的表现形式，当其正确反映了客观事实时，可以将其作为标准来认定共同做出了行政行为；而当其不能正确反映客观事实时，则不能受其局限，而应当根据“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基本原则，直接以客观事实来认定两个以上行政机关共同做出了行政行为。
共同做出行政行为的事实与法律文书的署名不一致的情形，如某违法建筑查封施工现场或对之加以强制拆除，是由城乡规划部门和城管部门共同进行的，而其中只有城乡规划部门制作和送达了有其独立署名的《拆除违法建筑通知书》，城管部门并无法律文书或未在法律文书上署名，却实际上实施了强制拆除的措施。此时，不仅要从法律文书上的署名来认定，还应当以客观事实来确认属于两个行政机关共同做出了行政行为。再如，两个以上行政机关依职责权限必须共同做出某项行政决定（如许可审批）并制作有共同署名的法律文书的，但其中一个行政机关参与做出行政决定后却因工作失误等原因忘记在法律文书上签署盖章。这本是违反法定程序的表现，但并不影响该行政机关参与共同做出行政行为的客观事实的存在，也不能因此而逃避成为共同被告。
在协作型共同被告的类型中，两个以上行政机关做出同一个行政行为，使同一个行政行为产生对行政相对人的法律效力，因而应共同对这同一个行政行为的违法性和侵害后果承担责任。在责任分担上，由于两个以上行政机关之间地位平等，对于同一个行政行为共同研究决定，有共同的意思表示，并以共同的名义做出，因而对行政行为的违法和侵害后果发挥了基本均等的作用。在原则上应均衡划分败诉责任中属于作为义务的履行型责任，如平均分担损害补偿、赔偿费用、诉讼费用等。
2018年新近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适用解释》）第19条规定：“当事人不服经上级行政机关批准的行政行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以在对外发生法律效力的文书上署名的机关为被告。”这一司法解释规定了下级行政机关经上级行政机关批准的行政行为的被告确认问题。其有两种可能的情况：一是下级行政机关经上级行政机关批准而做出行政行为，但在对外发生法律效力的文书上署名的是下级机关或者是上级批准机关，被告则只能是单一的下级机关或者单一的上级批准机关，不存在共同被告的情况。二是下级行政机关经上级行政机关批准做出的行政行为，在对外发生法律效力的文书上，下级行政机关和批准机关都有署名，则下级行政机关和上级批准行政机关构成共同被告。上述第二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