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中国，与“法制史”名异而实似的撰述路径至少有二：一是以“刑法志”为核心的史志编纂与考订，二是在律学的框架下阐述前律、今法之异同。近代日本从德意志法学中继承了“法制史”这一学科建制，又在对外的殖民活动中将“东洋法制史”研究推向繁荣，而中国的“法制史”正是在近代新史学的孕育、成长过程中舶自日本。在新旧学问交织、七科之学引入之初，学科之间的畛域并不泾渭分明，法制史的学科属性与研究方法并不成为聚讼焦点。
由于1952年以后仿照苏联学制，“中国法制史”改称“中国国家与法的历史”，其学科属性趋于一元化。1979年以后，“中国法制史”的教学与研究基本从“中国国家与法的历史”中舍弃了“国家”，而“中国法律思想史”也从“中国政治法律思想史”中重新独立出来，二者共同构成了“中国法律史”这一学科体系，并在申说二者分别具有独立性、检讨二者各自为政的弊端等过程中有交叉、又独立地进行发展。
从直观经验来看，七八十年代的睡虎地秦简研究是中国法、史两界迄今为止最为集中的亲密合作，此后法学专业对于“中国法制史”法学属性的强调唿声日益高涨，进而划分出描述性与解释性、史学倾向与法学倾向等对待性的路径，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倾向判断，由此降低了对新史料的敏感度，且使得研究断代“向后”集中，很大程度上缩小了与史学同行进行交流与对话的空间；在法典编纂以移植为主要技术手段、实证法学又高度发达的当下，中国法制史研究因无益于现代法律体系的构筑，而不入部门法学者的法眼，作为法学学科的正当性不断受到质疑；在文化寻根、理论再造的热潮中，中国法制史研究又因与“六经注我”的态势保持相对距离，无法反哺世界社科理论的发展，也很难融入熟悉各种外来术语与范式的法文化研究群。因此，留给当代学者的一个难题是：“中国法制史”将走向何方？
本报告试图勾勒“中国法制史”这一学科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并旁及东邻日本，再围绕学科属性的二分，展现研究路径的分合异同以及困境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