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力探索高等教育的“中国经验”
一、对我国高等教育“跟跑”的反思
可以说学界对高等教育“舶来”现象的反思一直很不够。
从时间维度来看，我国高等教育的“跟跑”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跟跑”的是欧美高等教育模式，时间从我国近代第一所大学的产生到 1949 年；第二个阶段“跟跑”的是苏联高等教育模式，时间从新中国成立后的 1950 年到 1966 年；第三个阶段“跟跑”的是欧美高等教育模式，时间从改革开放的 1978 年至今。
从大学传统和基因维度来看， 1949 年之前，我国高校依据办学主体大致可分为四种类型：其一为民族实业家创办的大学，如张伯苓创办的南开大学、陈嘉庚创办的厦门大学等；其二为国民政府及地方军阀创办的大学，如武汉大学、中山大学等，其办学的组织架构和人才培养模式均模仿西方大学；其三为西方宗教组织创办的教会大学，如燕京大学、辅仁大学等，这些教会大学自然是典型的西方大学模式；其四为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创办的“红色大学”，如抗日军政大学等，虽然这些“红色大学”成立时间较晚，且数量不多，还不具备严格意义上的大学属性，但在我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有其“特殊”地位。
从“跟跑”的目标来看，上述四类高校除了根据地的“红色大学”，其余主要是“模仿”欧美和苏联大学模式。
从“跟跑”产生的影响来看，前两个阶段对改革开放后高等教育产生的影响截然不同。
第一个阶段的欧美大学模式持续了 50 年左右，到了第二个阶段已荡然无存，故对第二阶段几乎没有产生任何影响。
从这个角度看，我国高等教育几十年的“跟跑”实属正常，且尝试了西方主要国家不同的高等教育“赛道”，包括美国、法国、苏联、英国等，有的“跟跑”时间较长，有的“跟跑”时间较短；既有理性的，也有感性的；既有历史的，也有当下的；既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
二、对我国高等教育与西方“并跑”的反思
但不得不说，经济的成功造成了我国高教界对“并跑”的期待和判断。
1998 年我国启动高等教育扩招，高等教育的最大变化就是“量”的扩张。
如从“量”的角度来看，“跟跑”取得的“成就”值得反思。
按照马丁·特罗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大于 50% 为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
西方高等教育经验在我国遇到的“水土不服”，大致存在三种情况：第一，我国学习和借鉴的“西方经验”，并非是同一发展水平和阶段上的经验，我国与西方在很多问题上有很大的“时间差”。
如推进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毕业生就业难以及人才培养质量下滑等新问题，在本质上反映了西方经验对大众化教育阶段的中国往往不灵。
在高等教育数量规模问题得到解决后，就为我们解决“有质量的发展”问题提供了思考的时间，即为如何在质量上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并跑”问题。
究竟“西方经验”怎样才可以有效指导“中国实践”？
严格说来，目前对“并跑”的判断，在我国并没有达成共识，存在有两种声音，其根源就在于评判标准。
高等教育评价标准十分复杂，究竟是基于量化标准还是主观判断？
总体来看，可以归纳为如下：其一，国家发展战略驱动，以高等教育支撑经济发展；其二，集中力量办大事，以各种“牵引”项目推进；其三，以国家意志推动转型，从外延发展转向内涵建设，从规模扩张到质量提升，以及大学定位转型，人才培养转型等。
需要注意的是，长期跟跑形成的“西方经验”正在以某种方式束缚我们的思维方式，使得我们在创造“中国经验”时有了双重焦虑：一方面，担忧我国的高等教育是否能够融入并接轨西方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现代化标准；另一方面，又在担心我国的高等教育现代化变得越来越不像自己。
需要承认，当前我们总结的“中国经验”大多还是基于“主观价值”的经验，还缺乏深刻的学理依据，还没有形成基于大数据和科学论证的经验， 还无法在更高层次上归纳出“普适性”的经验。
我们还需坚信：“中国经验”一定是一个本土化与国际化相互交织融合的经验。
从某种意义上说，跟跑与并跑时，我们需要“接轨”，需要“求同”；而现在，我们需要适当“脱轨”，需要“求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