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文明曾在十八世纪经历了“中国化”（理性主义、启蒙运动），十九世纪经历了“印度化”（神话和语言学、佛教的引进），二十世纪终于迎来了“多元化”（欧洲中心论的废除）。现在转眼到了二十一世纪，西方人终于明白了，“学习古代中国的最好理由也许最简单，因为中国不是欧洲，中华文明和欧洲文明之间没有传承关系，然而它们完全对等。”（艾兰[SarahAllan]，1945─《西方人为什么要学古代中国？》）显然，仅仅学习自己的文化，对于一个全球时代的居民来说，是不够的，而向美国大众那样把美国等同于世界，更是闭目塞聪（美国的新闻基本没有国际内容）。语言决定了思维结构，观念具有深远的影响，例如，“在中国，至少从商代开始，也可能是从新石器时代或更早开始，人们相信人死后还有吃饭的需求；子孙如果不供奉先祖食物，他们会给子孙带来坏运气。这个观念与中国人‘孝’和‘礼’等伦理概念的发展有密切关系。另一方面，基督教传统假定，和个人的世俗生活相对，世上有一个永存的终极实体。它还设想，上帝也存在，他不仅创造了人，而且在人将死时，他将根据《圣经》所记的道德标准来审判每个人。这一宗教背景对西方的个人责任观念极为重要。时至今日，中国学者几乎不相信祖先还要供奉食物的祭祀，西方学者也不相信死后在天堂或地狱会有永久生活。但是，这些观念在我们的文化价值和理解的成形过程中如此强大，我们难以摆脱它们。”因此对西方人来说，研究古代中国可以使他们发现另一种思维和组织生活，进而意识到自己的独特性，例如研究中国哲学已经帮助西方学者醒悟到，自己的哲学体系立足于关于终极实体的超越性前提，其基础在于自己的宗教传统。这个前提在逻辑的发展方面特别有用，可是它最终并不比中国人的‘感应’宇宙观正确多少。”（同上）当然在我看来，欧洲哲学与中国哲学的这一差异，还与“种族三特性”有关，即更加接近“r战略”因而更为松散的白人社会，与更加接近“K战略”因而更为严密的黄种人社会之间的差异。
学者们还发现，汉朝之前的中国“神话”文献，几乎没有其他民族那样的神话。这是因为，在中国，祖先取代了神灵的地位，祖先崇拜就是宗教。再如中国的青铜用于农业工具的极少，尽管出土了不少青铜兵器，但除铜箭头外多数只是礼器和祭器，而不是商周国家进行军事扩张的作战工具。因此，中国虽然也呈现由石器到铜器再至铁器的进程，但严格地讲中国并没有所谓“青铜时代”。随着欧洲殖民体系的最终结束，这一天已经不远：欧洲将变得很像中古时代的花剌子模：日益工匠化、商业化，完全忘掉了往日的军事传统和政治衣钵，成为专门替人提供“生产力”而不是战斗力的区域。
花剌子模位于咸海南方、阿姆河下游，是中亚的一个古国。十一世纪末，塞尔柱突厥王任命其大臣忽都不丁为花剌子模地区都督。忽都不丁四世孙摩诃末继位后，进一步扩张领土，建立了一个包括前苏联中亚地区以及阿富汗、伊朗等地的回教帝国。都城玉龙杰赤在今土库曼国乌尔根奇。其领土包括现今的阿富汗、伊朗、前苏联的中亚细亚南部等地。1219年秋，成吉思汗亲率十几万军人出征花剌子模。1220年春，成吉思汗攻占不花剌城，守城三万多军民被杀害。接着围攻花剌子模新都撒马尔罕，成吉思汗下令杀害投降将卒三万余人，又掳获三万工匠分赐诸子和亲属。据丘处机记载，“城中常十余万户，国破以来，存者四之一。”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把欧洲殖民扩张看作是“蒙古反应”，这在俄罗斯帝国（及其后继者“新沙皇”苏联）即“欧洲殖民体系的东线”尤其明显。但随着八百年前开始“非和平崛起”的蒙古风暴去日已多，欧洲早已丧失了前进的反作用力，那动力本是基于“反侵略”的双重含义：反抗侵略与反向侵略。于是，旧的欧洲沦为一片散沙，新的欧洲要么不存在，要么是作为一个世界霸权（如以前的苏联和现在的美国或是以后的某个新罗马和新秦汉）的经济附庸和物资基地而存在。至于“创造性文化”的时代，对欧洲已成过去，即使是“欧洲联盟”，在未来的年代中也只能提供经济技术的润滑油，而无从贡献精神与政治的活力了。因为欧洲文明的夏天已经结束，正如中国的战国末年或是南宋末年，正在期待一个野蛮的强盗前来收割。可以预测，在全球化的压力下，二十世纪的国际经济体系和技术系统，将伴随其政治体系和伦理观念一同解体，作为“形成一个更大整合”的必要前提。连锁反应的一个个环节，推动新的甚至“充满野蛮精神”的强权（即“强盗权力”）将迅速升起；揭开全球历史的真正序幕。我们最好不要孤立看待那席卷回教世界的自杀爆炸浪潮，如果这还不算“充满野蛮精神”，那么还有什么可以算作“野蛮的”？无可讳言，这种野蛮也算是文明的祖师，是一切文明得以发生的内部动力，正如“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惟有野蛮可以替颓废的文明，提供方向。
什么是强权？强盗权力。什么是国家？抽税机器。在强徵保护费的意义上，国家与黑社会和强盗权力是完全一致的。我看见世界各地的工匠云集而来，蔽满大地、天空、海洋，他们无法携妻带子，孤零散漫，没有家庭、宗族、根底，也将没有后嗣、遗迹。他们作为一些“肉做的机器人”而来，先是钱币的奴隶，然后是可汗的奴隶。有一种疲惫的个人主义、变形的民主主义、残余的纵欲主义在折磨他们，绝境的希望鼓动他们的夕阳生命，死亡威胁迫使他们献出最后的技能、夕阳的工业。全球时代的“电脑技术人员”和花剌子模可汗大帐里的能工巧匠们，即将获得大历史意义的内在一致性。负载着五百年的报应，疲沓的欧洲心灵，将是初冬气候下即将泯灭的谢幕者，来者不再记念他们，就像欧洲殖民者不再记念新大陆的印第安文明。但新的全球政府确实需要成千上万这样的机器人，像是古代的亚述人和近代的蒙古人需要聪明的奴隶一样，全球政府也需要四处搜括这些能工巧匠，当作宝贝一样安置他们，极力榨取他们的智能，驱使他们的身心机能。欧洲终于荒凉，即使大量的穆斯林移民也拯救不了它，欧洲好像在呕吐殖民时代所吞咽的精力，它不断向外输血，现在终于因为失血贫血而衰竭。欧洲不被战争毁掉就被移民榨干，历史的巨轮又徐徐转到相反的一边，不过这一回可不是偏爱欧洲的力量主导一切了。
日本，这个欧洲的成功模仿者，它的命运也大抵如此，日本正在并将进一步向广袤的东亚输送大量工匠，也就是所谓“科学研究人员”、“工程技术人员”、“企业管理人员”。这再不是主动的“侵略”，而是被动的“割爱”，被吸走的不是当年来自底层的兽性大兵，而是日本列岛的精华，就是当年从大陆移居过去的金童玉女的后代。刻入骨髓的吸取将使这个岛屿地区、这个人口日益萎缩的混合民族从心底感到寒冷和不寒而栗甚至心灰意懒，剩余的日本人变得和过去的虾夷人一样，给那块一度充满了魔力的土地好好“退退功”，使其脱却天皇魔法的咒语。要知道，日本是小小的，为了图存，它不得不诉诸高度的集约，使其内部压力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这对抵抗外部压力大有好处，且有利于新事物的产生。
中国则不然，因为太大，所以自然的、内在的统一固然很好，但人为的、强制的统一，对这个庞大的东亚大陆的健康发展，并不见得有利。如果中国变得和日本一样紧凑、富于效率和整体性协调与活力，那将会是一幅怎样的景象？那将形成一部威胁自己和世界的超级机器，摆布人类的未来。中国历史一再表明，文明的黄金时代往往不是政治专横、社会黑暗的统一时代（如秦两汉和元明清），相反，文化的创举常常出自社会动荡、政治分裂的“乱世”，如春秋战国、魏晋六朝、五代两宋。唐代的案例相当引人注目，唐朝并不是常人误解的那种“强盛、统一”的稳定帝国，恰恰相反，它先乱于世家争权、牝鸡司晨，后为藩镇割据所苦，夹在中间的所谓开元天宝的“太平盛世”超不过五十个年头，但正是这样的分裂，促成了多元社会的形成，创造了惊人的文明硕果。
以前的迷信告诉我们：同操一种语言的、有着相似文化背景和历史起源的居民，才可以被视为一种“民族”。它的补充规定是：民族成员还要在自然地理或政治地理上的互相接近和精神生活方面的互相凝集。可是，全球化的发展迟早会将这种陈旧的观念远远甩到自己的身后，现在的人们，用手机和远在天边的伙伴喋喋不休，对周遭的肉体却熟视无睹、置若罔闻，人群和民族已经明显地分裂为小块、再小块，主权国家的旧瓶已经不能再装全球时代的新酒了。
种族主义是不对的。因为它只从或主要从人的外部特征或生物特征区别人们，即使种族主义还包括了一般意义的心理特征，但从种族角度去寻求人类命运或文明秘密的努力，也正如从阶级角度和从主权国家的角度去寻求人类命运或文明秘密的努力一样，也注定一再落空。
民族主义是不对的。因为它只从或主要从人的行为特征或社会特征区分人们，即使民族主义包括了一般意义的社会特征，从社会角度去建立某种持久架构，也是转瞬即逝的；即便民族主义者自称找出了长生不老的要素也是枉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