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以《避战》为题，顾名思义，旨在阐述何种条件下运用“避锐击惰”的作战指导原则问题。它认为，在敌强我弱情况下作战，对于初来而士气锐盛的进攻之敌，应当避免与其立即决战，待其发生变化而出现士气衰落时，便可出兵击败它。本篇这里所引“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是《孙子兵法》“治气”说所称一种掌握和运用士气变化而击敌的方法。意思是，要避开敌人初来时锐气，等到敌人士气衰竭而退归再打击它。这实质上是讲如何根据敌人士气盛衰的变化规律，来选择与敌决战的有利时机问题。所谓士气，就是附着于士卒身上的精神力量，它是构成军队战斗力的首要因素。因此，孙子提出的这条“避锐击惰”作战原则，历来为兵家所推重，成为古代战争中在敌强我弱情势下，实施对敌作战的一条重要指导原则。东汉中平六年（公元１８９年）二月，汉将皇甫嵩击败王国的陈仓之战，就是成功运用“避锐击惰”原则的一个战例。此前，王国率军围攻陈仓，汉灵帝命皇甫嵩为左将军，督前将军董卓，各率兵二万赴援陈仓汉守军以击王国军。当时，董卓主张立即进兵与敌交战，认为：“速救则城全，不救则城灭”（见《后汉书·皇甫嵩朱儁列传》）。但皇甫嵩却认为，善于用兵打仗的，应当首先做到自己不被敌人战胜，尔后待机以战胜敌人，他根据“陈仓虽小，城守固备，未易可拔；王国虽强，攻陈仓不下，其众必疲”（见《资治通鉴·汉纪五十一》）的敌我双方实际情况，采取了缓进以避其锐、待机以击其衰的正确作战方针。战场态势的发展变化，果然像皇甫嵩所预料的那样，王国虽然兵众势强，但自冬至春攻城凡八十余日而竟不能克，最后在部队已经陷入力疲气衰的情况下，不得不撤围而逃。对此逃跑之敌，是乘势进兵追击，还是止进而放敌逃走？董皇之间又产生严重分歧，董卓以“兵法，穷寇勿追，归众勿迫”（见《后汉书·皇甫嵩朱儁列传》，下同）为由，极力反对进兵追击；但皇甫嵩却坚决主张“进兵击之”，并且深刻分析指出说：“前吾不击，避其锐也。今而击之，待其衰也。所击疲师，非归众也。国众且走，莫有斗志，以整击乱，非穷寇也。”于是，力排董卓阻挠，立即挥军“独进击之”，连战连捷，击斩敌军万余人，王国本人于慌乱中“走而死”。综观此战之全过程，则不难看出，皇甫嵩不泥于古代成法而善于从敌情实际出发采取可行谋策的作战指导，是非常值得用兵者们效法的。
大凡作战，如果敌人强大、我军弱小，加之敌人初到士气锐盛，我军应当暂且避而不与其交战，等待敌人疲惫困顿之时再进击它，就能取得胜利。诚如兵法所说：“要避开敌人初来时的锐气，而打击其气衰退归之时。”东汉灵帝中平五年（公元１８８年），凉州叛乱者王国率军围攻陈仓，朝廷命以皇甫嵩为左将军率兵前往讨伐他。前将军董卓建议尽快发动进攻，但皇甫嵩说：“百次作战而百次取胜，也不如不经争战而使敌人屈服为好，所以，善于用兵打仗的人，总是先创造条件以使自己不被敌人所战胜，而等待敌人可以被我所战胜的时机。陈仓虽然城小，但城防坚固且有准备，是不容易被攻克的。王国兵力虽强，但因攻城不下，其部队必然疲惫松懈，乘其疲惫松懈之时再进击之，这才是取得全胜之策。”王国久攻坚城不下，部众已经疲惫不堪，终于解围而逃。皇甫嵩下令进兵实施追击，但董卓竟反对说：“不可以追击。因为兵法上说了，对陷入绝境而拼死挣扎的‘穷寇’不要追击不舍，对保存实力而退回本国的‘归众’不要过分逼迫。现在我们要追击的王国部队，正是逼迫的‘归众’，追击的‘穷寇’呀！”皇甫嵩反驳说：“你说的不对。开始我不主张出兵进击，是为了避开敌人的锐气；现在我们要追击它，是等到了敌人力疲气衰的时候。因此，我们所追击的是疲困之师，而不是归国之众。况且王国在逃，兵无斗志。我们以严整有序之军所追击的是溃乱之敌，并不是陷入绝境而拼死挣扎的‘穷寇’。”于是，皇甫嵩独自率军实施勐烈追击，结果大败敌军。董卓因此而有惭愧之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