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余栋：中国不会掉进负利率经济运行的陷阱
因此，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开始担心中国是否同样会掉进负利率经济运行的陷阱。
日前，大成基金副总经理兼首席经济学家、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前所长姚余栋在《北大金融评论》上发表文章，介绍了新货币理论的几点重要推论，认为当前中国正处于遵循泰勒规则的传统货币政策阶段，政策空间充足，距离负利率仍有较远距离，因此不必过度担心中国会掉进负利率经济运行的陷阱。
新货币理论基于交易视角的货币需求出发，为解释当前全球货币政策持续宽松、债务率不断，负利率时代必然到来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框架。
货币需求理论在古典经济学家的著作里即已有许多论述。
弗里德曼将货币与证券、不动产和耐用消费品同等看待，人们持有货币是因为货币也存在着收益率。
新货币理论表明，交易中的支付结算网络对于货币的需求是极为巨大的，不再是个人货币需求的简单线性加总，而是参与支付结算网络的人数的二次方。
新货币理论的几点重要推论
推论一：全球流动性不足
由于货币需求量是交易节点的二次方，货币供给是线性增长，全球流动性不足将是未来的常态。
资本市场深度和清算效率（技术进步）提升仅能短暂解决流动性不足问题。
由于全球流动性不足，数字货币是全球流动性的重要补充，可跳出过于依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发行机制，尝试基于数字货币规则的创新，例如电子特别提款权（eSDR）。
推论二：无法避免杠杆率的上行
新冠肺炎疫情将使全球债务进一步推至新高，IMF预计，2020年各国财政赤字与GDP的比例预计为14%，比2019年高出10个百分点。
全球债务还会继续大幅度上升，因此个别国家会触发“明斯基时刻”。
“明斯基时刻”指市场繁荣与衰退之间的转折点，经济长时期稳定可能导致债务增加、杠杆比率上升，进而从内部滋生暴发金融危机和陷入漫长去杠杆化周期的风险。
为防止“明斯基时刻”，央行采用QE（量化宽松）操作，导致公共债务可持续。
例如，欧债危机由于欧央行QE而解决。
推论三：负利率是终局
创新会带来进步，同时也会降低利率，而涨价只是货币现象，长期来看不创造价值。
低效率企业可以在低利率环境中继续生存，潜在增长率也会因此下降，自然利率也会下滑，而央行不得不跟随自然利率的脚步。
推论四：占优货币升值
国际货币具有外溢效应。
只有人民币国际化,才能对冲未来中国经济波动的风险。
推论五：国际货币发行国能够实施MMT
宏观杠杆率方面，可以通过“公共部门加杠杆+私人部门稳杠杆或去杠杆”来兼顾经济发展和金融稳定。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为应对冲击，美国MMT的实践已开启，美联储为金融机构、企业与居民部门、地方政府等提供大量流动性支持。
针对地方政府，美联储创设市政流动性便利（MLF），直接向各州以及大型市政当局购买短期票据。
货币政策的三阶段
第一阶段为遵循泰勒规则的传统货币政策——比如我国，保持实际短期利率稳定和中性政策立场，当产出缺口为负和通胀缺口超过低于目标值时，应降低名义利率；反之亦然。
第二阶段为央行主动买入中长期国债调节曲线形状，实行QE——比如美国，由于杠杆率持续上升且GDP增长乏力，宽松的货币政策无法从短端传导至长端，传统的货币政策难以刺激经济增长，因此央行只能实施QE以维持债务的可持续性，并长期将政策利率维持在低位，等待进出口、资产价格增长带来经济复苏。
第三阶段为QE+负利率——比如日本、欧洲，随着劳动生产率增速下降及技术进步乏力、人口老龄化等原因，负利率是货币政策之“终局”。
我国目前处于第一阶段，政策空间充足，距离负利率仍较远。
根据国际清算银行（BIS）数据，当前中国政府部门杠杆率处于相对较低水平，2018年为49.8%，显著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政府部门加杠杆空间仍充足。
另一方面，在经常账户顺差逐渐消除的过程中，人民币可以加速国际化，建立广阔的离岸市场，提升人民币的国际使用，最终形成资本账户持续顺差。
此外，中国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自2008年以来快速上行，2016年达到最高点160%，随后有所下降，但仍处于较高的水平。
结构性去杠杆仍是主旋律,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将进一步下降，从而寻求长期更高质量的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