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搭建一套科学、规范人口综合发展监测指标体系，并采用科学的评价方法建立起人口综合发展监测评价模型，为长期的人口综合发展监测系统运行提供理论与技术支撑。
秦皇岛作为全国首批沿海开放城市之一，拥有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在促进河北省沿海经济发展方面具有很大的优势和潜力。本研究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在充分调查的基础上，认真研究了秦皇岛的地理位置、港口资源、生态环境和经济现状。分析了秦皇岛发展所面临的国际、国内及省内的机遇和挑战，找出了影响秦皇岛港口城市建设与发展的问题和制约因素。论述了秦皇岛的三区四县和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比较优势，以及秦皇岛整体与部分之间的发展关系。针对秦皇岛港口城市的现状及发展趋势，指出秦皇岛港口城市的建设与发展必须注重发挥自身的资源、环境、经济和区位优势，抓住河北省建设“沿海经济社会发展强省”的有利时机，确定秦皇岛作为现代港口城市的战略发展定位，制定有利于秦皇岛港口城市建设与发展的政策和措施。对秦皇岛现代港口城市建设的研究，不仅有利于秦皇岛现代港口城市的建设和发展，而且对于实现河北省建设“沿海经济社会发展强省”战略，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全文分为六部分：第一部分是引言，主要论述了选题的背景：河北省重视沿海经济的发展，在第七次党代会上提出了建设“沿海经济社会发展强省”的战略目标。沿海经济是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关键，而加快港口建设是沿海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日本和荷兰的发展离不开优良港口的有力支撑。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的沿海经济突飞猛进，沿海开放城市和沿海经济开放区都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大连、青岛、威海和长江三角洲沿海城市的开发开放，极大地促进了全国沿海经济的发展。秦皇岛已经具备了现代港口城市建设与发展的基础和条件，在实现河北省建设“沿海经济社会发展强省”战略目标的过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第二部分是文献综述，主要概述了国内外对沿海经济、港口建设及港口城市发展的研究状况。第三部分主要采用了综合分析的研究方法，从秦皂岛的现状、秦皇岛的战略发展定位、三区四县和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比较优势、秦皇岛整体与部分之间的发展关系等四个方面论述了秦皇岛港口城市的发展现状。第四部分主要论述了秦皇岛港口城市建设与发展所面临的问题、机遇和挑战。第五部分提出对策建议。根据秦皇岛港口城市的现状及发展趋势，提出了统筹岸线资源，调整港口建设布局；统筹区域合作，打造冀东经济板块；配合河北省“一线两厢”的发展战略；统筹港口腹地，服务“东出西联”战略；以人为本，加强人才的引进、共享与合作；抓住并利用奥运经济给市内相关产业带来的新机遇的对策建议。第六部分是本研究的结论。本研究的主要创新点：1、本文通过列举国内外实例如威海和长江三角洲的发展、日本和荷兰的发展，进一步佐证和丰富“沿海经济及港口建设非常重要”的论断。2、本文在全面分析秦皇岛港口城市的整体发展现状和三区四县及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发展优势的基础上，首次对秦皇岛港口城市整体与部分、部分与部分之间的发展关系进行了深入的论述。企业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独立经营的主体，企业的劳动关系是最基本的社会关系，企业的劳动关系和谐是社会和谐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些年来，随着我国企业用工体制市场化改革的逐步推进，市场化的劳动关系基本形成，并逐步占据了主导地位。但同时，强资本弱劳工的劳资力量失衡问题凸现，各种劳动争议纠纷案件迅速增加，企业劳动关系出现紧张局面，影响了我国的和谐社会建设，从而使企业和谐劳动关系构建变得更加迫切。由此，为了提高企业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从关注企业对绩效最大化目标的追求入手，探寻劳动关系和谐程度对组织绩效是否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就是一个兼具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课题。在大量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中，均证实了劳动关系与组织绩效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但是国内学者对二者关系的相关研究还很少。本文主要基于河北省企业的抽样调查数据，采用实证与规范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劳动关系与组织绩效的显著正相关关系进行了检验，并分析了河北省企业劳动关系现状以及劳动关系对组织绩效的影响，进而在实证结论的基础上探讨了劳动关系对组织绩效各方面的作用机理，提出了企业在改善劳动关系中应该采取的对策性建议。全文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绪论)介绍了本文的选题背景和目的，指出劳动关系与组织绩效关系研究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并介绍了本文的研究方法、研究思路和结构。第二部分(文献综述)综述了劳动关系的内涵、主要理论学派以及评价指标，组织绩效的含义与评价指标，劳动关系与组织绩效关系的相关理论及实证结论。着重评述了劳动关系的管理学派与正统多元论学派以及劳资合作绩效理论的观点，为本文构思及假设提供理论依据。第三部分(研究设计和说明)阐释了本研究的初步构思、研究变量以及劳动关系与组织绩效的各自评价指标，将劳动关系指标分为社会保险、员工报酬、工会与劳动争议、工作条件、劳动合同五个方面，组织绩效指标分为财务绩效、营运绩效、人力资源绩效三个方面；提出了本研究的两个假设即企业因自身特征不同在劳动关系上存在差异，企业的劳动关系对组织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详细介绍了本研究所使用的各种统计工具。第四部分(实证调查和统计分析)对问卷设计及调查控制进行说明；运用spss软件对调查数据进行信度效度检验、描述性统计分析、交叉列表分析、相关分析、线性回归分析。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员工报酬、工作条件两因素对财务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员工报酬因素对营运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工会与劳动争议、员工报酬、工作条件三因素对人力资源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第五部分(结果分析及建议)依据描述性统计及交叉列表结果推断河北省企业劳动关系现状为和谐程度一般且存在较大差异；根据线性回归分析结果判断劳动关系对组织绩效各方面有显著正向影响的假设均为部分成立，二者间存在一定的正相关关系；进一步探讨了劳动关系对组织绩效的作用机理，指出员工报酬、工会与劳动争议、工作条件三方面的改善，会通过对员工的激励作用，带来人力资源绩效、财务绩效和营运绩效的提高，而组织绩效也会对劳动关系产生正向反作用，在企业内部形成二者的良性循环；最后就企业如何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提出了建设性意见。本文的创新点表现在：首次以河北省企业为调查总体抽取样本验证劳动关系与组织绩效的关系，并在实证结论中基本达到了最初的设想，部分证明了劳动关系对组织绩效有正向显著影响；在实证结论的基础上进行规范分析，探讨劳动关系对组织绩效的作用机理。统筹解决人口问题是我国实现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可持续发展面临的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人口综合发展评价涉及到许多和人口相关的指标体系，如何找到一个能对所有与人口综合发展相关的指标体系进行综合评判的方法是建模的关键。本文从构架人口综合发展检测评价系统出发，提出利用家户调查和个人征信制度两种数据采集路径相结合的方法采集数据，使用因子分析法确定模型所需指标，针对人口综合发展评价中客观存在的模糊性与随机性，将信息论汇总的熵值理论和模糊数学中的模糊评判理论引入人口综合发展监测评价模型中，对人口综和发展监测评价模型进行研究。本文将评价指标分成4个不同层次，采用基于熵值与模糊集的综合评判方法，构建人口综合发展监测评价模型，通过引入全国与四个直辖市的相关数据对模型进行检验，其综合评价结果显示，北京和上海的人口综合发展处于最高的四级水平，天津的人口综合发展处于三级水平，全国和重庆的人口综合发展处于二级水平，这一研究结论与样本城市的人口综合发展现状基本相符，这证明我们构建的人口综合发展熵权模糊综合评判模型是一个有效模型，这一模型的运用减少了人口综合发展评判中各评价指标权重确定的随意性，使整个评价过程计算更客观、科学。该评价模型的运用不仅给出了最终的评价值，并且还给出了各评价指标的熵权值及其隶属度值，从而能提供各评价指标对人口综合发展的影响，根据这些熵权值和隶属度值，可以看出在一个地区的人口综合发展中哪些指标处于优势、哪些指标处于劣势，在今后促进人口综合发展的过程中要着重注意的是哪些方面的指标，有针对性的制定相关的方针政策，提高相应指标的隶属度值，从而增强人口发展的综合水平。本文借鉴国内外人口综合发展方面的研究成果，创新性地提出基于家户调查和个人征信制度基础上采集原始数据，在此基础上，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搭建一套科学、规范人口综合发展监测指标体系，并采用科学的评价方法建立起人口综合发展监测评价模型，为长期的人口综合发展监测系统运行提供理论与技术支撑。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工业化程度的逐步提高，人类对自然环境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日益突出，在此情形下，人们开始注意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和环境保护问题。而确立正确的自然旅游资源经济价值观，以及科学合理地计算自然旅游资源的经济价值，不仅有利于促进自然旅游资源的保护和合理开发，也有利于自然旅游资源收益的合理分配。目前，世界上已有许多专家学者开始投身于自然旅游资源价值及与其密切相关的生态环境经济价值核算领域的研究。本文选择位于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郊区5公里的石佛山森林公园作为研究对象，在详细地阐释了与自然旅游资源价值密切相关的若干定义及研究的理论依据之后，通过对当前较为常用的多种评估核算方法进行比较分析，最终选择个人旅行成本法和条件价值法作为评估核算石佛山森林公园自然旅游资源经济价值的方法，并分别得出核算结果：其中运用旅行成本法核算得出的总价值为2551.74万元/年；而运用条件价值法核算得出的结果为3400.49万元/年。全文共有七章。第一章为引言，主要介绍了论文的选题背景与意义、研究方法、研究特色及所追求的创新点等，并对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历史与方法进行了综述；第二章介绍了自然旅游资源价值的定义以及常用的一些核算方法，并对其中的几种主要核算方法进行了比较分析；第三章介绍了研究对象石佛山森林公园的基本情况，并对研究中所采用的问卷调查法进行了分析，主要涉及问卷的前期准备工作和调查问卷的具体内容；第四章详细分析了旅行成本法，并具体运用个人旅行成本法评估核算石佛山森林公园自然旅游资源的经济价值；第五章在详细地介绍条件价值法的基础上，运用该方法对石佛山森林公园的自然旅游资源经济价值进行评估核算，并得出了相应的评估结果；第六章在比较分析石佛山森林公园旅游开发的现状与核算研究结果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进一步开发石佛山森林公园旅游资源的政策建议；第七章为本文的总结与讨论，通过比较分析旅行成本法与条件价值法的异同点，归纳出本研究的基本结论，并与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比较，最后指出了本研究的不足之处及今后进一步的努力方向。自从1978年我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由于传统发展观的影响，我国在发展过程中过于片面追求经济的增长，从而忽略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这使得目前我国生态环境面临着巨大的污染治理压力。另外一方面，我国的环保投资资金一直处于相对不足的状态，与实际需求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资金缺口。作为环境污染微观主体的企业，由于环保投资所特有的“外部性”特性、企业自身经济利益以及缺乏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企业并没有承担起其应负的环境保护的责任，没有主动在环境保护方面投入大量的资金。因此，本研究试图探讨促进企业进行环境保护投资的机制与对策，使企业在完成自身发展的同时，也对整个社会的生态环境保护做出应有的贡献。本文通过对我国生态环境的总体情况和我国环保投资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指出了我国企业环保投资主要存在的两个问题：一是企业缺乏环保投资热情；二是企业环保投资决策水平不高，缺乏市场调研。西方发达资本国家不仅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绩，而且在环保投资方面也具有比较明显的优势，因此本文在研究我国企业环保投资问题时，借鉴了西方发达资本国家的成功经验，主要对日本和美国的环保投资情况进行系统分析，之后根据“企业投资盈利性与环保投资外部性的内在联系”，从科斯定理和庇古税两方面着重研究了如何建立我国企业环保投资的机制。最后本文提出了如何促进企业环保投资的制度和对策措施，主要包括严格执行企业环境保护的一般性制度、建立促进企业环保投资的投融资制度和建立促进企业环保投资的资本制度；经济措施方面主要包括创新企业参与环保投资的运营模式、规范企业环保市场竞争、建立企业环保评价监督体系和企业参与环保投资的市场形成。农业循环经济是世界农业发展的潮流和趋势、是缓解河南省农业资源瓶颈、实现资源环境和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平衡和协调的根本途径，构建河南省农业循环经济评价体系有着重要的战略和实践意义。本文首先系统论述了循环经济的由来、农业循环经济理论体系和国内外发展动态，并评述了现有评价体系的研究成果，为构建农业循环经济评价体系提供了一个理论和方法背景；接着构建了评价模型并根据河南省实际情况构建了评价指标体系；其次运用AHP和加权函数法对1998年～2007年河南省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状况做了综合评价，并根据2005年的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状况进行了障碍度计算；最后为河南省今后发展农业循环经济提出了若干对策。本文构建了包含目标层、控制层和指标层的评价体系，其中目标层为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水平，控制层分为经济社会发展、资源减量投入、资源循环利用和资源环境安全四个指标，指标层则根据河南省的实际情况和数据的可得性选取了18个指标用于实证研究。评价结果表明：1998～2007年间，河南省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但农用物质的过多投入限制了循环经济的发展。针对河南省农业循环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本文进一步提出促进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的几点对策，包括：要应用节、减的原则，遵循循环经济减量化；根据再利用原则做强加工业；依据农业循环经济再循环原则大力发展“白色农业”；在生物质和太阳能丰富的农村地区推广新能源的使用；农业循环经济需要消费者的参与，应提升公众参与循环经济的意识。重庆市人多地少，土地供需矛盾突出。在城乡统筹和一圈两翼发展战略背景下，重庆市土地资源需求量必然大幅扩张。优化土地利用结构和利用功能，保证土地资源利用的安全性和持续性，兼顾土地利用的短期效益和长期效益，从综合利用角度实施土地资源的规划、整理、开发和利用等将是缓和重庆市土地资源供需矛盾，满足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对土地资源需求的有效途径。本文从界定土地综合利用内涵入手，运用土地区位理论、可持续利用理论、人地关系协调理论、土地资源优化配置理论等理论，采用层次分析法、主成分分析法、灰色预测等方法，结合重庆市土地资源的自然特征和利用现状，分析重庆市土地利用的动态变化和存在问题；以土地综合利用内涵为依据，构建土地综合利用指标评价体系，对2001年-2007年重庆市土地综合利用效益进行了评价，并全面深入地剖析了重庆市土地综合利用的影响因子。在以上基础上提出了重庆市土地综合利用的思路和建议。本文主要发现和研究结论如下：①土地利用动态变化特点明显，土地利用存在问题较为突出。土地利用动态变化特点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土地利用结构变化以农用地为主导，这表明重庆市84.3%的农用地比例将是重庆市有效实施土地利用结构调控重要力量；二是土地利用程度随重庆市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的调整及其他变量的影响而有波动。土地利用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人多地少，土地供需矛盾尖锐；耕地减少势头难以遏制；土地利用粗放，土地资源浪费严重；流转效率有待提高；土地退化严重，生态恶化。②土地利用综合效益总体提升但有波动，土地生产力、土地利用社会效益、土地利用安全性和土地利用结构效益四个方面的变化规律有明显差异。2001年至2007年间综合效益提升幅度为166%，但期间出现了2004年和2005年的向下调整，反应出重庆市土地综合利用系统的不稳定性。其中，生产力指数值稳步推进，其构成权重在逐渐减弱，生产力指数值在土地利用效益中的比重已由2001年的52%下降到2007年的30%，而其他方面构成比重有所提高，相对表明重庆市综合效益内部构成渐趋合理；社会贡献度指数值有较大幅度提升，但其稳定性较差，重庆市必须重视土地利用社会功效的稳定性；安全性利用指数增长幅度不大且构成权重偏低，重庆市未来土地综合利用需要在这方面加强。结构效效益2003年有突破，但近年来一直稳定不前，重庆市需要酝酿一次土地利用结构效益突破。③社会经济因素是土地综合利用的主要影响因子，城镇化和工业化水平主导土地综合利用功效发挥。城镇化、投资和产业结构、人民生活水平、人口因素、土地政策与制度、技术发展等社会经济因素与土地利用变化紧密关联，对土地利用结构和功能作用较其他类型的因素强，是影响重庆市土地综合利用主要的因子。其中，城镇化和工业化水平又是重庆市土地综合利用变化的主导性驱动力。④最后本文相应提出重庆市土地综合利用的总体思路和具体建议。总体思路：满足经济增长需要，重视社会发展要求；重视土地利用的安全性，确保土地利用的可持续性；综合考虑土地变化驱动因素，把握土地利用变化趋势。具体建议：合理布局城乡用地，长远规划工农用地；推进土地制度变革，创新土地交易形式；尊重自然规律，综合利用土地价值；引导健康消费，合理安排人口政策；加大土地开发整理，严格耕地保护制度；实现土地管理的科学化、信息化；建立公众参与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行动的激励保障机制；推进城市用地置换，调整和优化用地结构与布局。《国务院关于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指出，建设现代农业，最终要靠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必须发挥农村的人力资源优势，大幅度增加人力资源开发投入，全面提高农村劳动者素质，为推进新农村建设提供强大的人才智力支持。发展现代农业是社会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是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农村工作的必然要求。现代农业是以相对完善的生产条件和物质装备为基础，有效运用现代化的生产手段、科学知识和管理方式等要素来组织生产和经营并符合可持续发展原则的农业。因此，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是建设现代农业必不可少的条件。然而，虽然我国农村劳动力现有数量庞大，但是素质和技能相对低下，以及农村优秀人才外流，致使新农村建设和现代农业发展遭遇人才主体缺失。因此，培养适应现代农业发展要求的社会新型农民，已是当务之急。本文在界定新型农民和现代农业内涵的基础上，分析了传统农民制约着现代农业的发展，得出发展现代农业需要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接着，明确了培养现代农业发展需要的新型农民的类型，包括农村干部、农业科技骨干、农民企业家和农村一般劳动力。在此基础上，分别探讨各类型农民的具体培养方法，归纳总结目前农民培养的主要途径，分析了新型农民培养的体系。然后，以福建省新型农民培养状况为例，根据福建省农户问卷调查的数据，对福建省农民素质状况、农民培训的需求与供给现状进行分析研究，找出现有农民与新型农民之间的差距以及农民培训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最后，就如何促进新型农民培养提出相关对策和建议。建议统筹和发展农村教育事业，建立和健全新型农民培训的四大支撑体系、调整和整合新型农民培训的相关资源、改革和创新新型农民培训的组织实施工作。农民工是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制度下进城务工形成的特殊群体，它既是城镇重要的产业工人，又是具有农村户籍的农民。由于农民工科学文化素质低下，主要从事体力及技术含量低下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加上缺乏法律意识和缺少社会关注等因素的综合作用，进城务工农民工面临巨大的失业风险，而得不到现有失业保险制度的保障。随着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步伐的加快，农民工问题受到了学术界和各级的广泛关注，农民工的失业保险等问题也同时受到了广泛关注，但远远不及整体上对其社会保障制度的关注。而就业取得工资收入才是驱动农民工进城务工的利益所在，也才是其维持基本生活水平的根本保证。这样，如何构建农民工失业保险制度已经成为学术界及政界社会普遍关注的话题。在此背景下，本文得以选题，以期从学理上对此问题进行初步探讨。本文在充分认识当前农民工及其失业保险问题受到学术界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的基础上，较为完善地界定了农民工失业保险制度的理论内涵，并较为全面地评述了当前国内外对农民工失业保险制度问题研究的理论成果及最新进展，同时介绍建设农民工失业保险制度的理论基点；在此基础上，基于宏观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构建农民工失业保险制度宏微观经济效应以及社会福利效应并进行实证检验。分析现行农民工失业保险制度运行方面的现状、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分析其成因；之后比较国内外现行的失业保险制度，并选择建设当前适合国情的农民工失业保险制度的模式，对其进行优化设计，以最大化其效用最小化其运行成本；同时运用实验经济学的基本方法对农民工失业保险制度的最优支付期限和支付方式进行模拟分析；最后提出全文的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跨界水污染是全世界面临的共同问题，也是我国亟需解决的现实问题。本文的研究不但能够为太湖流域跨界水污染的治理提供思路，而且能为其他跨界流域的治理提供借鉴，还可以弥补跨界水污染问题现有理论研究的不足。本文针对太湖流域跨界水污染的现实状况，首先分析其原因，然后提出治理跨界水污染的三大模式，并比较分析了每种模式的优缺点和适用条件，接着结合太湖流域的现实背景，构建适合太湖流域跨界水污染治理的模式，最后，用案例分析法通过对正反两案例的分析为太湖流域的治理提供借鉴意义。本文得出的主要结论有以下几点：第一，太湖流域跨界水污染的主要原因有水资源的物理特性、外部性、产权不清导致的“公地悲剧”和“反公地悲剧”以及产业结构布局不合理；第二，跨界水污染治理模式主要有主导型治理模式、私有化治理模式和自组织治理模式，每种模式在激励、信息完全性、交易成本、执行成本和监督等方面不同，正是这些不同影响了每种模式的运行成效，也决定了要根据具体情况来选择特定的治理模式；第三，根据太湖流域的现状，应该采用府际合作为主的复合型治理模式，但这种府际合作应该建立在双方将声誉作为谈判条件的基础上；第四，泰晤士河治理的成功与淮河流域治理的失败，都能为太湖流域跨界水污染治理提供借鉴，太湖的治理应该在投入资金、流域管理、府际合作、公众参与等方面进行加强。本文的主要创新之处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跨界水污染治理模式的比较分析中，总结归纳出五大影响模式运行成效的因素，然后从这些方面比较分析了三大模式，归纳出各种模式的优缺点和适用条件；第二，构建太湖流域跨界水污染治理模型。得出太湖流域应该采取以府际合作为主的治理模式后，提出应该将声誉作为合作的激励因素，并相应构建了模型，证明了该模型的有效性；第三，分析财政分权导致跨界水污染时，建立起地方与企业相互博弈的模型，解释了地方出于地方利益而与企业连成利益联盟，往往会放松对企业的管制，更有说服力。全球变暖是当今世界必须面对的重要环境问题之一。对全球变暖问题的认识角度和解决方法有多种。其中，用市场化方法寻求全球变暖问题的可行解已引起各界的高度关注，并开展了有益的探索。人们特别是环境学者开始重新从经济、效率、公平、技术诸角度全面审视经济发展。在此背景下，低碳经济作为一种全新的发展模式迅速为各国所认同并付诸实施。低碳经济就是为了“把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稳定在防止气候系统受到威胁的人为干扰的水平上”，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采取低碳经济政策的终极目标是切断经济增长与温室气体排放之间的联系。作为市场化手段的碳排放权交易是近些年来讨论环境问题时常见的经济学范畴之一。从经济学的视角和方法认识和探讨碳排放权交易问题是其中的重要命题之一，其实质是以市场机制解决或弱化资源配置中的价格扭曲，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市场机制的基础是市场，对象是厂商或产品，其绩效已达成基本共识，并大部分得到验证。虽然排放权交易制度作为市场经济体制下最有效率的污染控制手段已经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采用，但在国内的实施仍然存在某些突出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这将严重影响我国低碳经济的发展。加之排放权交易制度在国内还属于探索适应阶段，所以对该制度的理论和应用研究尤为重要。发达国家取得的经验，对于正处在工业化进程当中，同时享受经济发展成果和饱尝环境问题苦果的中国具有非常特别的意义。本文以总量控制下的碳排放权交易制度为研究对象，以促进我国低碳经济发展为导向，以新制度经济学和博弈论的方法为研究工具，对排放权交易中的若干理论和应用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目的是分析当前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的局限性，并厘清各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从而构建科学整合了绿色技术创新和碳汇林权服务的新型碳排放权交易制度，为中国控制温室效应、促进低碳经济的发展建言献策。研究的主要成果包括：一、对中国发展低碳经济的可行路径进行了总结和阐述。二、从产权理论入手，对建立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的理论基础及其现实意义进行了分析。三、应用博弈论方法对现实市场势力存在条件下的碳排放权交易进行分析，判定市场势力对碳排放权交易的影响方式及结果。认为一定速度的绿色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是合理的解决方法。为提出可克服市场势力的碳排放权交易制度进行理论准备。四、在批驳现阶段中国初始碳排放权固定价格出售的基础上，提出初始碳排放权交易无偿分配促进绿色技术创新，绿色技术创新克制市场势力的作用机制，从而证明碳排放权无偿分配与绿色技术创新同时运用的合理性。五、在阐述绿色技术创新的成本劣势后，引入森林碳汇服务制度，构建了绿色技术创新、碳汇林权和碳排放权交易相互联系、交互促进的控碳体系。其主要创新性成果表现在：一、指出市场势力下碳排放权交易的有效性取决于由绿色技术创新决定的合意环境供给是否能满足公众的环境需求，并对其作用机制进行了实证分析。二、提出森林碳汇联合体概念并对我国的碳汇服务机制进行了宏观设计。三、提出低碳经济模式下的控碳体系，主要包括以企业成本最小化为原则的绿色技术创新与购买森林碳汇服务分流选择机制以及在上述机制基础上市场势力条件下碳排放权交易制度无效——有效与初始碳排放权免费分配——拍卖的交互促进机制。工业生产的特性决定了大规模工业化进程对资源的大量消耗和对环境的严重污染，但资源和环境是有限的，这使得中国工业发展越来越接近资源和环境的约束边界。节能减排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的，经济结构调整作为节能减排工作的关键得到了各部门决策者的重视，但由于对自身实际情况缺乏认识，当前节能减排工作中存在着盲目的一刀切的做法。鉴于此，本文主要进行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是对中国工业环境负荷进行三维测算，二是探讨各维度中国工业环境负荷的结构成因，后者建立在前者的基础上。首先，在借鉴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并结合相关经济学原理，本文重新界定了工业环境负荷的概念，进而划分了测算维度并介绍了测算原理和方法。接着从理论方面对工业环境负荷的结构成因进行了剖析，并介绍了后文所用实证分析方法。之后，本文展开相应的实证分析，分别从时间、行业和空间维度对中国工业环境负荷进行了测算，找出了不同层面工业节能减排工作的侧重点：而在此基础上，对各维度工业环境负荷结构成因的实证分析，则确定了经济结构对不同层面工业环境负荷的影响大小，进而针对不同部门提出了通过经济结构调整推进节能减排工作的政策建议。研究结果表明，不同时间、不同行业和不同地区的工业环境负荷是不同的，且经济结构对它们的影响也是有差异的。因此，在工业节能减排工作中，要在清楚认识自身情况的基础上，突出工作重点；经济结构的调整对于某些行业和地区在节能或减排方面的效果不明显，作为推进节能减排工作的措施之一，必须与其他措施相结合才能取得较好的政策效果。在能源约束加剧的条件下，节能降耗逐渐被提上日程，能源效率被称为“第五类能源”，是影响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量的重要变量，越来越受到各国的关注。中国“十一五规划”明确把降低GDP能耗列为八大约束性指标之一，要实现降低20%的整体目标，需要全国上下各个地区的共同努力，在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背景下，能源效率地区比较的相关研究对中国更具有现实意义。本文旨在揭示中国能源效率的地区差异特征及其收敛性规律，为中国节能政策的制定提供有效支持。能源是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这一观点已被广大学者达成共识，但能源本身并不会创造任何产出，只由当能源与其它生产要素相结合投入时才会有产出。因此，本文采用全要素的思想将能源效率界定为：在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下，经济产出一定的条件下，所需投入的最少能源量占实际能源消费的百分比。论文以中国地区能源效率的测算为基础，用GIS方法绘制能源效率的空间分布图，发现能源效率呈现从东向西依次递减的特征；其次，构造Theil指数衡量中国能源效率的地区差异，在四大区域划分的基础上，解析地区差异的构成分解；接下来，根据核函数和随机过程建立了地区能源效率的分布动态模型，从分布形状和内部分布的流动性两个方面反映地区能源效率分布的动态演进(即收敛性状况)，后者采用马尔可夫链和随机核估计两种非参数方法进行研究；空间因素在现有文献研究中受到忽视，多假设各个地区是同质和相互独立的，本文空间自相关性检验表明中国能源效率地区间的关联作用，然后，通过区域控制法引入近邻效应考察空间因素条件下能源效率的收敛问题，并对我国节能降耗提出建议。通过分析，论文得出以下结论：(1)中国能源效率地区差异呈现“倒U型”规律，区域内差异贡献较大；(2)中国地区能源效率具有空间依赖性，近邻效应影响地区能源效率状态转移，并且效应越来越显著；(3)中国地区能源效率的分布形态表现出阶段性特征，经历了从双峰状到收敛的变化过程，但分布的流动性差而持续性强；(4)采用区域控制的动态分布方法，四类空间滞后项的近邻效应表现出不同特征。自1999年起，我国便通过推动清洁生产、建立生态工业园、建设循环经济型社会等多种模式大力发展循环经济。然而，从循环经济中的核心环节资源再生利用上看，目前的状况是发达国家的废弃资源回收利用率较高，并已经形成相当大的产业规模，甚至有的发达国家的资源再生利用业已成为其支柱产业。相比之下，我国的废弃资源回收利用率总体偏低，再生资源加工企业规模小、工艺技术落后，循环经济相关技术缺乏，表明我国循环经济的发展还处在较低水平。因此，如何更加有效地促进我国循环经济的发展是我国资源与环境领域亟待研究的问题。本文从分析制约循环经济发展的因素出发，从理论层面上指出突破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瓶颈的关键是要实现循环经济的规模化发展。通过对废橡胶制造业的实证研究表明，随着废橡胶再生制造业的规模不断扩大，该行业的整体收益水平和技术水平都有较大提高，这进一步证明了规模化确实能够有效促进循环经济的发展。然而目前，规模不足正是制约现阶段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的根本问题。因此，为了解决这一根本问题，文章从培育大型企业、发展产业集群、促进战略联盟的角度去寻求实现循环经济规模化发展的路径，并从加大金融支持力度、设立循环经济市场准入规则等方面提出促进循环经济规模化发展的政策建议。随着世界“银发浪潮”的滚滚而来，中国将面对一个亘古未有的老龄化人口结构，湖南是全国较早进入人口老龄化的省份，人口老龄化速度快，老年人口多，人口迅速老化将成为湖南省人口发展的必然趋势，在此背景下，人口老龄化将对湖南省经济、社会生活等方面产生较大的影响。本研究认真分析了湖南省人口老龄化的现状，研究了湖南省人口老龄化对消费、劳动力供给及储蓄的影响。研究的基本结论如下：(1)湖南省人口老龄化的现状、特点与发展趋势表现为：老龄化速度快、老年人口多、空巢化严重、老年人口分布不平衡、老年抚养比大。到2025年这段时间内，湖南省人口迅速老化，少年儿童人口数量下降较快，到2025年湖南省65岁及以上人口所占比重达到17.87%，成为人口老龄化程度较高省份，但是这段时间内，湖南省总的人口抚养比在不断下降，湖南省应抓住机遇加快经济发展。(2)老年人口的大量增加将对湖南省消费规模、消费结构产生明显的影响，本研究发现：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带来的老龄化程度的提高，使得人均收入提高所带来的消费水平提高的速度将会减小。人口老龄化将会降低湖南省未来的消费水平和消费比率。(3)在以后10来年的时间内，湖南省劳动力数量不会减少，劳动力供给充足，但是劳动力内部年龄结构趋于老化。(4)湖南省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变动对储蓄率的弹性大于老年人口比重变动对储蓄率的弹性，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引发的人口老龄化会导致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的减少，从而快速影响储蓄率，在人口老龄化严重阶段到来之前，湖南省应努力使现在的高储蓄转化为投资，加快经济发展。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发展，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竞争力问题也就成为学术界和关注的重点。在竞争力研究的大浪潮中，文化产业竞争力也逐渐成为知识经济背景下区域竞争力和国家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增强文化产业竞争力来培育区域和国家的“软实力”，从而增强区域和国家的综合竞争力，已成为世界范围内许多国家提升其国际竞争力的有效途径。本文从产业竞争力的理论分析入手，根据波特的“钻石模型”，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分析我国文化产业竞争力的影响因素，包括要素资源、市场需求、相关产业和四个要素。采用因子分析法和聚类分析法分析我国文化产业竞争力的地区差异性，通过聚类分析将我国31个省市划分为四大类：强竞争力类、较强竞争力类、较弱竞争力类和弱竞争力类。分析结果显示我国东部地区文化产业竞争力整体上高于中、西部地区，与地区经济竞争力基本一致，但也存在一些特殊地区，如东部的天津和海南不属于强竞争力类，西部的西藏也不属于弱竞争力类，显示出文化产业发展与地区经济发展明显不协调。在差异性和特殊性存在的基础上根据文化产业竞争力影响因素分析东、中、西部差异存在的原因和天津、西藏的特殊性。东部地区经济发达，人才、资本、技术、信息等优势明显，市场消费群体大，是文化资本的输出地区，比较适合发展创意型文化产业；中、西部地区文化资源丰富，特别是拥有极具特色的民族文化资源，将这些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资本，形成文化产业，创造商业价值，是我国文化资本的输入地，比较适于发展资源型文化产业。通过原因分析，明确地区优势和劣势，提出有针对性的发展对策，主要从三个方面着手，包括从整体上提高我国文化产业竞争力；制定差异化的发展战略，针对东、中、西部地区不同的发展优势提升文化产业竞争力；针对天津和西藏的特殊性，因地制宜，提出特殊的发展建议，提升文化产业竞争力。最近几年长沙市住房价格上涨幅度远高于全国房价增长速度。长沙市住房价格已引起普通购房者的广泛关注。住房价格受诸多因素影响，包括的相关政策，开发成本、周边环境等。本文分析了长沙市的房产经济的现状，站在购房者角度，首先选取2005-2007年间的住房数据，并且对这些楼盘的特征进行量化，通过建立Hedonic模型，反映2005-2007年间购房者对每个特征变量的喜好程度。然后采用2007年的数据，建立Hedonic模型，将两个模型进行比较，总结出2007年长沙市购房者需求效用的变化。结果表明，购房者最关注的住房特征已经由原来的住房建筑成本逐渐向CBD距离、临近湘江距离以及生活配套设施等因素转变。尽管住房的成本对住房的价格依然是一个主要因素，但有趋势显示，这种影响在减少。而购房者需求效应对住房的价格影响在逐渐增大。这种趋势在未来几年来可能体现的更明显。开发商不能再认为只要一块土地上开发住宅就能得到暴利，应该更多的去考虑购房者的需求，开发出有特色，能满足购房者需求的住房。长沙市的hedonic模型的建立能为制订政策提供依据，根据楼盘的定价模型对住房价格进行管理，而且对开发商的建设选址、成本投入等方面有一定的指导作用。hedonic模型用参数解释了不同的特征对住房的价格影响，表明了住宅特征之间相互替换的数量关系，在购房者收入有限的情况下，能帮助购房者选择住房。流动人口问题成为社会最关注的问题之一，而长沙市在全国的经济地位也越来越重要。因此，本文研究长沙市流动人口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长沙市流动人口特征的研究对象侧重于流入到长沙市的农民工群体。但是在长沙市流动人口适度规模测度中的流动人口则涵盖了所有来长沙工作和生活的流动人口，并不特指农民工群体。本文通过对长沙市流动人口的实地调查，总结出长沙市流动人口的特征——自身素质、职业特征、家庭收支特征、社会保障状况、业余生活状况及其最亟需的援助等。以此可更详细地了解长沙市流动人口的基本状况和流动人口所亟需的服务。在长沙市流动人口空间特征的研究时，运用基尼系数法考察长沙市流动人口的聚集均衡程度。得出如下结论：受经济因素及流动人口的自身特征的影响，长沙市流动人口的空间分布不均衡，主要集聚于就业机会多的芙蓉区和雨花区。同时，流动人口现阶段的居住环境较差、生活质量较低。本文还运用经济均衡分析方法从理论上论证了流动人口适度规模的存在性，在此基础上，结合层次分析法和模糊等级评价法测算了长沙市流动人口适度规模。长沙市的流动人口适度规模在54.12-64.94万人之间，到目前为止，长沙市流动人口数量还没有达到其适度规模。最后，在前面研究的基础上，总结了全文的研究结果，并提出了针对长沙市流动人口特征和适度规模的政策建议。发展和壮大县域经济是消除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解决“三农问题”的切入点，是加快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步伐的关键。新疆县域经济的发展壮大关系到新疆经济的繁荣稳定。新疆县域经济虽然己经取得了一定的发展，经济总量和竞争力有所提高，但大部分县域仍处于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县域经济发展较为落后，与发达地区相比仍然存在较大差距。怎样发展新疆县域经济，促进新疆经济的快速发展，是摆在我们面前一个非常严峻和紧迫的问题。研究新疆县域经济及竞争力对于探索县域经济发展模式，对于促进县域经济健康持续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本论文运用区域经济学、产业经济学等相关理论知识，采取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相结合，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相结合以及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结合比较分析、引入实例分析，对新疆县域经济的总体情况进行了分析，对新疆县域经济的竞争力进行了实证研究。本文基本内容由四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首先从县域经济的理论分析入手，阐述了县域经济的八大特点和当前中国县域经济的基本特征，第二部分，介绍了新疆县域经济的发展现状。主要研究县域经济取得的成绩，存在的问题，以及影响新疆县域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和新疆县域经济发展存在的优势。第三部分，主要对新疆县域经济竞争力进行实证分析。第四部分，为了更好的促进新疆县域经济的发展，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改革开放以来，新疆农民收入增长不平衡、增长速度缓慢，城乡收入差距、地区间收入差距以及与全国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如何解决这些矛盾，扎实推进社会新农村建设，是“十一五”时期的重要任务。作为行使其职能的重要手段和工具之一，财政支出毫无疑问成为对农业支持和保护的主要渠道和手段。为了更好地实现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也必须运用财政手段。本文通过协整检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格兰杰因果检验等计量经济分析方法，对新疆财政支农与农民人均收入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结果显示，短期内财政支农的各部分对农民人均收入虽然没有显著的影响。但从长期来说，新疆财政支农对农民人均收入的影响是显著的，其中生产性支出对农民人均收入的贡献大于非生产性支出的贡献，因此，我们应在财政支农资金有限的情况下，增加生产性支出的比重，减小非生产性支出的比重；农业基本建设投资与农民人均收入的变动方向虽然是相反的，但我们知道农业基础设施的外部效益性很大，社会效益显著，而且它是农业生产顺利进行的基础，因此我们不能忽视对农业基本建设的投资。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发生巨大变化。目前，番茄酱的生产与消费大幅增长，研究番茄酱这一新兴消费品在我国的消费行为具有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旨在基于经济学视角研究我国城镇居民，主要是乌鲁木齐市居民的番茄酱消费行为。首先采用比较分析法分析世界番茄酱的消费状况、贸易状况以及新疆番茄酱的消费睨状、贸易状况。基于经济学视角的消费者行为理论，设计了关于乌鲁木齐市居民番茄酱消费情况的市场调查问卷，针对乌鲁木齐市居民的番茄酱基本消费行为和消费心理进行市场调查，得到可靠样本数据。采用交叉列表方法分析了乌鲁木齐市居民番茄酱的使用用途、使用类型、使用频率、品牌习惯和替代性5个基本消费行为，得出这五种基本消费行为的一些特定规律；利用因子分析，得出购买动机的主要因子；采用第二提及率指标分析了乌鲁木齐市居民的品牌认知情况。采用logistic概率模型实证研究番茄酱购买行为和重度使用行为的主要影响因素。通过对购买行为模型的测算，得到了显著影响消费者购买行为的因素，主要包括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认知程度和替代品价格；得出乌鲁木齐市居民的对番茄酱的消费很重视品牌，而且消费具有自主性。重度使用行为模型的计算结果表明，性别、年龄和文化水平是影响重度消费行为的主要人口统计特征因素，收入的影响不显著。最后提出了对策建议。人口在区域可持续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在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资源占有水平下，人口规模过大会阻碍区域经济发展，同时减少人均资源占有量，不利于人口、经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因此，在一定的社会经济背景下，考虑资源约束力来探讨区域最合适的人口规模，对区域适度人口进行研究，是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本文在对适度人口相关文献及研究现状进行综述的基础上，基于区域适度人口理论及区域可持续发展人口理论，对陕西省影响适度人口的因素进行分析，选取EOP-MM模型对陕西省1996年至2005年的经济适度人口进行了定量研究。同时结合1995年2005年陕西省资源综合承载力人口规模，探讨了陕西省适合于人口、经济、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适度人口。得出了如下的结论：(1)1996年至2005年陕西省经济适度人口小于实际人口，可以得出，陕西省人口规模、人口素质以及人口结构与经济结构及经济发展是不协调的。(2)1996年至2005年陕西省资源综合承载力人口小于实际人口，与实际人口存在差距，除少部分年份为正值外，其余均为负值。(3)通过经济适度人口及资源综合承载力的计算分析，对人口、经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适度人口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1996年至2005年陕西省人口、经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适度人口也小于实际人口规模。因此，解决人口问题，使人口发展与经济、资源环境相适应，是陕西省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议题。本文从人口控制、缩小与适度人口的差距以及提高适度人口、缩小与实际人口的差距两方面提出了战略建议。随着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我国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迅猛发展，非农用地需求急剧增加，大量的农业用地转为非农用地，与此相伴随的是大量失地农民产生。失地农民这一新兴弱势群体文化素质和劳动技能普遍不高，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差，普遍缺乏市场应变能力，一旦失去土地，不仅仅是失去了主要经济来源，还意味着失去了最基本的长期生活保障。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地方发展区域经济的冲动更大，征地面积更大，对失地农民的补偿更少，失地农民就业更难。如何为失地农民提供长期稳定的基本生活保障，成为当前实务界与理论界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笔者在对西安市长安区失地农民的就业状况进行广泛调研，比较借鉴了国内现有失地农民就业模式的基础上，以西安市长安区为例构建了中西部城市近郊失地农民的就业安置模式，即充分发挥失地农民再就业的主体作用，全面提升失地农民的自主择业能力；基于公平考虑，充分发挥在失地农民再就业中的主导作用；基于效率考虑，充分发挥各社会主体在失地农民就业中的渠道作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我国的农业环境灾害问题日趋严重，包括农业环境污染灾害和农业生态环境破坏灾害，灾种越来越多、分布越来越广、程度越来越重、造成损失越来越大。农业环境灾害对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造成了不利影响，损害社会福利并且阻碍经济可持续发展。为了应对农业环境灾害的挑战，需要制定各种防灾减灾、灾害补偿的对策，并且使群众和相关决策部门提高对农业环境灾害的认识。而这首先需要从定量化、货币化水平上把握各个地区已经发生的农业环境灾害所造成的社会经济损失，这就需要进行农业环境灾害的经济损失评估。目前我国对农业环境灾害经济损失评估的研究并不多，已有的研究也是对个别灾种的分别研究，并没有系统、全面的对农业环境灾害的经济损失进行评估，这极不符合我国实现农业及农村社会、经济与环境可持续发展道路的需要。本文首先回顾与汇总了国内外环境经济损失评估的已有研究及其不足，陈述了农业环境灾害经济损失评估的经济学理论基础。接着对我国农业环境灾害的现状与危害、本文中用到的灾害经济损失评估的主要方法进行总结。接下来在提出农业环境灾害经济损失评估原则的基础上，初步构建我国农业环境灾害经济损失评估的指标体系，并且引用、改进、建立和探索我国农业环境灾害经济损失评估的具体模型方法，然后初步设计我国农业环境灾害经济损失评估的程序(流程)。最后以2005年我国农业环境灾害的经济损失做实证分析，检验所建立的评估体系和评估方法，得出2005年我国农业环境灾害的经济损失总值为2473.99亿元，占2005年全国农林牧渔业总产值39451亿元的6.27%，占2005年全国GDP总值182321亿元的1.36%。其中农业环境污染损失值为1126.61亿元，农业生态环境破坏损失值为1347.38亿元，并对评估结果进行总结和分析。最后对本文的研究成果、存在问题与不足进行总结，并对今后的研究方向进行展望。本文以陕西省区域经济差异为主线，在区域经济差异及协调发展相关理论的指导下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规范与实证相结合、动态与静态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对陕西省区域经济差异的变化过程、空间特征、地区构成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研究发现：(1)1990—2006年间从陕西省各地市的人均GDP和三大区域人均GDP指标来看无论是其绝对差异还是相对差异都呈逐渐扩大的趋势。从区域综合经济实力来看区域综合经济实力绝对差距很大。(2)通过计算各地市人均GDP可以发现陕西省区域经济差异具有明显的地理集中特征，这同传统三大区域的划分是一致的。1990年关中地区人均GDP最高，陕南次之，陕北最低，呈现出“中间高两边低”的特征。从2004年开始陕北地区人均GDP一跃成为最高的地区，关中次之，陕南远远落在后边。(3)通过对13个具有代表性的经济指标利用主成分分析法研究发现1990—2006年间西安一枝独秀，关中其它地区为陕西省经济发展的优势区域；陕北地区经济增长快速，综合经济实力位次不断上升；陕南地区经济综合实力一直很弱。(4)通过对锡尔系数分解发现关中地区经济差异一直呈波浪式扩大趋势，陕北和陕南经济差异一直趋于缩小。全省的经济差异主要是由关中地区引起的。陕北和陕南对全省经济差异的贡献率不断减小。三大区域之间发展很不平衡，虽然区域间贡献率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所下降，但对于全省总体经济差异的影响还是比较显著。本文对影响陕西省经济差异的因素进行了分析，认为自然条件与区位条件、政策倾斜、制度、产业结构、人力资本是导致陕西省当前区域经济差状况的主要因素。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共同影响了陕西省各区域的经济增长，导致了陕西省区域经济差异的产生、扩大。区域经济差异扩大对经济和社会发展会产生一系列负面影响。世界上众多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表明区域经济差异的过度扩大会使欠发达地区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削弱对发达地区初级产品的供给能力，减小市场需求，长此下去发达地区会因为欠发达地区发展不足而受到影响最终导致区域整体经济水平的下降。此外，区域间经济差距的扩大还会导致区域间经济关系的扭曲，引起经济社会的不稳定。要解决陕西省区域经济差异问题就必须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之路。(1)发挥西安规模经济效益加强对关中地区的经济带动作用；(2)提高陕北资源利用效率力求经济社会全面进步；(3)发挥陕南山水优势加大扶持发展力度；(4)加强陕西省三大区域交流合作：(5)加强主体功能区建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比较快，特别是2003—2006年，GDP的平均增长率超过了9%，工业增加值的增长率在16%以上。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使我国经济在新世纪之初又上了一个新台阶。但是与此同时，对资源和能源的需求也不断加大，环境压力持续增加，因此，我们必须正确认识到，但是这种经济的发展是建立在大量消耗能源和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基础上取得的，其经济发展方式是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方式。现行的经济发展方式还对环境造成巨大的破坏。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首席科学家牛文元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的GDP中至少有18%是依靠资源和生态环境的“透支”取得的。国内外学者对经济发展方式和资源有效利用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本文在吸收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首先界定了经济发展、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资源环境的关系，进而在我国资源消耗的数据分析的基础上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分析了我国资源利用效率的发展趋势，指出我国粗放的经济发展方式、经济体制的原因导致了目前资源利用效率的低下和生态环境的恶化，最后指出了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保护生态环境的途径。本文主要运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研究。通过本文的分析可以看出，我国的资源利用效率，表现出明显的提高的趋势趋势。但与主要发达国家相比，无论是从能源利用效率来看还是从环境状况看，中国的资源利用水平还是比较低。在目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过程中，我国资源利用效率还存在很多问题，应该针对这些问题，采取相应的措施，积极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出现的一个重要的经济现象就是东西部地区之间的地区差距日益扩大，但是在地区间差距扩大的同时，东西部地区内部各省区之间的差距却出现了缩小的趋势，即出现了俱乐部趋同现象。本文依托新古典增长理论与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并结合现有研究成果，尝试从稳态水平趋同与制度环境趋同两个方面对我国东西部地区出现的俱乐部趋同现象进行解释。本文首先对东西部地区各省区的稳态水平与制度环境进行了分析比较，认为我国东西部地区内部各省区的经济稳态水平与制度环境确实出现了俱乐部趋同，其中稳态水平中的投资水平与制度环境中的市场化程度的俱乐部趋同尤为明显。其次，为了证实稳态水平与制度环境的俱乐部趋同是东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俱乐部趋同的原因，本文进一步对东西部地区各省区的经济增长机制进行了实证分析。通过对东西部地区各省区的经济增长机制的计量分析可以看出，要素投入水平与制度环境在东西部地区各省区的经济增长中都起到了明显的作用，这也就说明稳态水平和制度环境的俱乐部趋同确实与经济增长的俱乐部趋同现象密切相关。最后，结合上述分析结果，本文认为，在现有经济增长机制的作用下，仅仅依靠西部地区各省区自身的力量，极易陷入“贫困的陷阱”，而无法缩小与东部地区之间的差距。因此，必须采取有效地措施，从打破西部地区稳态水平与制度环境的低水平俱乐部趋同的角度出发，帮助西部地区摆脱“贫困的陷阱”，缩小与东部地，区之间的差距，最终实现地区经济协调发展。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各种各样的环境问题开始显现，如何协调环境与经济之间的关系成为当今关注的焦点。陕西同样也面临着诸多环境问题，研究陕西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解决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迫在眉睫。本文首先对经济增长与环境关系的研究进行了相关综述，阐述了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关系的基本理论。然后通过陕西省1986-2006年间历年的人均GDP和主要污染物排放量的统计数据，对陕西省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关系进行分析。选取适合陕西省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模型，并实证研究陕西省环境库兹涅兹曲线特征以及外部因素对环境质量的影响。最后结合上述分析结果，根据陕西省实际情况，提出陕西环境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本文主要包括以下内容：(1)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理论分析。(2)陕西环境与经济发展现状描述。(3)实证研究陕西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曲线关系，得出其中长期发展趋势。(4)综合定性与定量分析外部影响因素对环境质量的作用，研究陕西环境质量偏离拟合曲线，产生短期波动的原因，最后给出相应的对策建议。通过对陕西经济环境状况、影响陕西环境质量的因素分析和陕西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1986-2006年陕西环境质量总体形势虽然比较乐观，但是近年来有快速恶化的发展趋势。(2)目前陕西环境质量与经济发展之间不存在ECK关系，其发展仍在拐点之前，有显著的波动特征。(3)外部因素通过影响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引起环境质量偏离拟合曲线，产生短期波动。但对综合环境质量、环境污染和生态环境影响不尽相同，需要具体分析其作用。随着社会市场经济理念在高等教育领域的推进以及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高校已从单一的事业型单位逐步转变为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独立法人实体。随着高校主体地位的日益升高，无论是教育经济学中的人力资本理论，还是高等教育明显的私人产品性质，以及高等教育在经济社会发展、个人实现中的突出效用，都在强调一种事实——高等教育也是一种重要的生产性投资，有投入和产出，应该讲究教育办学效益，更应树立成本意识，在高校管理中理应引入成本核算与补偿等方面产业管理的一些理念和方法来提高管理水平和经营绩效。加强高校成本核算，是国家制定拨款标准和学费标准、合理建立高等教育成本分担机制的科学依据，是高校加强教育资源管理和利用、提高办学效益、缓解经费长期短缺的有效途径。由此可见，开展高校成办核算具有突出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但高校成本核算在实际运作中却遇到来自认识层面、制度层面和操作层面的重重障碍，特别是我国高校现行的会计制度与教育成本核算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还不具备进行教育成本核算的条件。这种高校教育成本核算的滞后性以及由此形成的各种弊病，造成了高校有限的教育资源的严重浪费和低效运行，严重制约着高校的发展，成为决策层、学生家长等有关外部利益关系人关心的热点问题。目前，许多财务会计及管理方面的专家和学者对高校教育成本计算的有关方面做了部分阐述，做了一些有意义的尝试，但都很粗泛，尚没有形成一套切实可行、完整统一的高校教育成本核算体系。因此，对以高校教育成本核算为中心的会计核算体系的研究成为我们亟待解决的课题。本文拟通过五章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运用理论分析、实证研究、定性分析、定量研究、比较、归纳、演绎等方法，展开研究。第一章在阐述高校教育成本核算研究背景和意义后，对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了归纳、评述，然后介绍本文的主要内容、方法。第二章着重对高校教育相关成本概念进行阐述和理论性评析，明确了高校会计学意义上教育成本的概念界定，使高校教育成本核算确立了正确的逻辑分析的起点和基础。第三章主要分析了我国当前高校成本核算现状、存在的问题及原因所在。第四章针对症结所在，借鉴企业的成本核算成熟、有效的方法，从高校会计目标、假设、要素等方面提出改革、完善高校成本核算的思路和举措，并提出构建高校成本核算体系的设想。第五章提出成本核算运行的政策建议并得出结论。随着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稳定的发展，我国财政收支规模也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但是财政支出效益一直不高。由于缺乏有效的资金使用效果和使用效率监督和评价体系，造成了大量的低效和无效投资，如何提高有限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已经成为改善财政支出现状的关键。特别是随着近几年我国公共财政框架的确立，我国财政管理已进入以支出管理为重点的新阶段。对财政支出进行效益评价，不仅有利于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也利于提高财政资源的配置效率，还有利于提高财政管理水平、加强单位预算管理。本文研究的目的，就是通过对财政支出效益评价问题的研究，探索出财政支出效益评价的基本思路和技术方法，以促进在我国尽快建立和完善财政支出效益评价体系。在西方众多发达国家，财政支出效益评价已经成为工作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而我国的财政支出效益评价工作还处于探索阶段，缺乏一套对财政支出效益评价的系统理论、方法体系、指标体系和标准体系。本文在充分了解相关研究文献和资料的基础上，首先阐述了财政支出效益评价的涵义、评价的四个层次、新的财政收支分类改革内容；然后对财政支出效益评价的公共财政理论、“3E”原则、受托经济责任理论、新公共管理理论进行了介绍，阐述了财政支出效益评价的原则和方法；在此基础上，以财政支出活动过程为出发点，构建了财政支出效益评价指标体系框架。接着详细分析了财政支出效益评价标准的行业标准、计划标准、经验标准和历史标准四种类型，分别介绍了相应的取值基础、确定权重最常用的方法、常见的几种计分方法，提出了财政支出效益评价标准及其计分模型。文章先后采取了理论研究、实地调研与案例分析相结合的方法，采用成本效益等定量分析和问卷调查、专家评议等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财政支出效益评价体系进行了研究。财政支出项目效益评价是整个财政支出效益评价工作的基础，我国财政支出效益评价工作刚刚起步，因此构建我国效益评价指标和标准体系也应该从项目效益评价入手，文中重点研究了如何建立我国财政项目支出效益评价的指标及标准体系，并运用以上财政支出效益评价的理论和方法，实地调研了A市园林局的财政支出情况，设计了A市园林局财政支出效益评价方案。长期以来，我国土地问题的特点是耕地总量多，人均耕地少，耕地后备资源少，优质耕地少，人口增长压力大。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城市化、工业化程度的快速提高，对土地的需求急剧膨胀，人地矛盾日益突出，加强我国耕地保护工作势在必行。本文以加强耕地保护工作应采取的方式、方法作为对象，对保护我国耕地资源，提高我国耕地资源利用率的途径进行了研究。本文首先分析了国内外耕地保护问题的基本情况，针对该项研究的相关理论进行了探讨，确定了本次研究采用的方法；接着运用定性分析法和定量分析法，从分析我国耕地资源的现状出发，总结了建国以来耕地资源数量变化的规律，揭示了影响我国耕地资源变化的因素及未来变化的趋势；然后运用实证分析法与规范分析法，详细讨论了当前我国耕地保护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指出问题根源；最后，从树立保护理念、创新法律法规、完善相关制度、提高管理技术手段四个方面，提出了当前“既要发展经济，又要维护生态，还要保护耕地”背景下加强我国耕地保护工作的具体措施。本研究主要采用了定性分析法和定量分析法，同时还采用了计量经济学中的回归分析法和案例分析法，对所提出的观点给予支持。深化农村税费改革是我国农村的一次重大制度创新，涉及到农村改革发展稳定的全局，农村税费改革在对农民负担水平和农村税费关系进行调整的同时，也对国家、农民和集体关系产生深刻的影响，并引发了农村和组织之间权力和利益的重新分配，进而促成了农村社会的治理体系及治理方式的变革。然而，税费改革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前农村存在的激烈矛盾，但税费改革本身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最为突出的是税费改革在规范税费征收的同时削弱了农村基层组织的财政基础，在目前的行政管理体制和财政分配制度下，农村基层组织既不能再向农民收费以解决经费不足的问题，又难以通过迅速转变职能、精简机构和人员以压缩行政性支出，在上级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不大、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情况下，正常运转都显困难，更谈不上优质公共产品与服务供给。本文通过将陕西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作为一个系统进行研究，分析各个子系统与陕西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相互影响关系，综合经济学、政治学、管理学、社会学、公共管理学等跨学科领域的相关理论的最新成果，提出分析农村公共产品的理论框架，全面系统的分析陕西农村社会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问题。在此基础上，通过深入农村社会实地调查，结合陕西的实际情况，提出解决税费改革后陕西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问题的政策建议。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环境对经济发展的阻碍作用日益明显，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环境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在经济发展的过程所倡导的可持续发展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以牺牲资源和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发展，而是不降低环境质量、不破坏自然资源基础的经济发展，即寻求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目的是在经济的适度发展中，尽可能采用污染少、对生态环境破坏较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使经济发展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控制在环境的承载力之内，以使经济发展能够持续，同时又不能因保护环境而限制经济的发展。这已成为当代人类关注的永恒主题。陕西省在工业化过程中环境保护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形势，以城市为中心的环境污染正在加剧，生态环境破坏的范围仍在扩大，资源破坏与浪费现象有增无减，这些问题已成为制约陕西省快速发展的瓶颈。本文正是基于以上的背景，以环境经济理论为基础，运用定性和定量的分析方法，对陕西省经济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计量分析之后，按照科学性与可比性相结合的原则，构建了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指出了影响陕西省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因素，分析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途径，为陕西省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提供决策参考。本文得出的主要结论有：(1)系统构建了陕西省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分为经济发展指标和环境指标两个子体系，包括20个因子。(2)通过经济与环境之间关系的计量研究得出：废水排放总量每减少1%，将拉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0.021311%；废气排放总量每增加1%，将使国内生产总值增长0.814383%；固体废物产生量每增加1%，国内生产总值增长0.179831%。“三废”中，废气对国内生产总值的影响最大。废水排放总量每减少1%，将拉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0.084207%；废气排放总量每增加1%，将使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2.262114%；固体废物产生量每增加1%，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0.458090%。“三废”中，仍然是废气对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影响最大。(3)在对陕西省经济与环境现状进行分析后，利用构建的指标体系综合评价了陕西省近17年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状况，提出陕西省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途径。区域产业发展一般可以分为前工业化阶段、工业化初期阶段、工业化中期阶段、工业化后期和后工业化时期等四个阶段。2000年以来，陕北已经进入工业化初期阶段的末期，同时也出现了许多发达国家在工业化初期不得不面对的资源、环境和急速城市化带来的区域问题，即许多资源的短缺(水资源短缺，石油后备资源不足等)，部分地区区域环境的急剧恶化，农村地区衰退和村落空壳化，城市问题成堆(如城市贫富差距过大、城市用地不足与浪费共存等)等问题。如果按照许多发达国家那样亦步亦趋的发展，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会造成陕北部分城市和地区的发展停滞和衰落，这样的案例曾出现于美国的中西部和英国中部煤钢产区。为此，陕北必须尽早从当前的资源型经济的工业化初期阶段实现跨越式发展，即强化引入和发展代表工业化中后期和后工业化时期的区域发展模式，利用信息化、知识化、循环经济、集群产业和可持续发展等方式实现跨越式的区域发展。为此，必须从现在起，在地方法规和政策层面上保障区域按照既定的产业发展模式实现跨越。研究的主要结论：(1)陕北地区具有较强的资源和产业优势，但产业综合发展基础薄弱、结构不合理，交通对经济发展制约明显。总体而言，陕北地区的经济和工业发展明显处于工业化初期向中后期转型阶段。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在重大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能源基地建设等方面政策倾斜，东部工业资本和项目向西部进行梯度转移扩张，为陕北地区经济发展带来机遇。(2)陕北地区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进程中，随着经济快速增长和人口增加，能矿资源产业结构失衡、环境恶化的矛盾越来越突出。一般常规发展很可能造成更加严重的问题，为此，必须利用信息化、知识化、循环经济、集群产业和可持续发展方式等实现跨越式的区域发展，尽快使区域发展缩短或跨过单一产业发展带来的瓶颈阶段，避免出现资本发达国家在发展阶段出现的区域衰退和危机。(3)陕北地区经济基本为粗放型结构，资源依赖性严重，工业的重型化特点突出。必须尽快转变陕北地区经济发展模式，提高资源型产品的加工精度和深度，延长产业链，提高附加值，加大对资源产品的科研开发力度，催生高附加值产品，实现又好又快的发展和具有生态型的循环工业经济。(4)陕北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必须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催生新的经济形态，其人口-资源-经济-环境应从产业、区域和社会三个层面共同推进，实现陕北地区经济新的可持续的发展模式。(5)实现跨越式发展以主导产业为依托，积极发展第三产业。一要加快交通建设，重点是矿业城镇与城市间的交通信息设施建设，形成区域交通信息网络。二是加强商业和专业产品市场建设，以矿业城镇和城市为基点，大力发展物流产业，强化生产要素市场和商品市场建设，形成基本完善和灵活的生产和生活产品的市场体系。三是积极发展特色旅游产业，加快壮大旅游业。(6)陕北地区产业进行跨越式发展必须建立保障体系。应切实加强领导，为跨越式发展发展提供组织保障。制定适应和推进区域发展政策法规，完善管理体制，依靠科技进步，健全市场化运作机制，拓展多元化投融资渠道，拓展对外开放领域，扩大国际交流与合作。人口作为可持续发展问题的中心，它既是系统调控的主体，又是系统受控客体之一。安康市位于陕南山区，经济基础较差，本文通过对安康市人口状况和人口动态的实际分析，针对安康市人口数量相对过剩，人口的受教育状况和科技水平相对落后，城镇人口所占比重偏低，“男孩偏好”明显等现状，提出了安康市人口可持续发展的对策。研究方法以比较法为主，在横向比较中注重安康市与陕西省和全国平均水平的对比；在纵向比较中强调现在与过去的对比；在人口数量方面，我从经济、资源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角度，提出并确定了安康市目前的相对适度人口。本文提出的安康市人口可持续发展的对策是：在经济发展方面，强化招商引资，促进经济结构调整，改善投资环境；在资源环境方面，应落实生态补偿机制，强化和保持安康的绿色优势；在落实人口政策方面，应强化制度，改进工作作风，控制人口数量，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选择；在提高人口质量方面，应加大教育投入，重视人才，健全医疗卫生保障体系。社会新农村建设的要求是“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要建设社会新农村，就必须开发农村人力资源。这是因为农民是农业生产的主体要素，只有农民素质提高了，才能实现农村富余劳动力的有效转移；才能使先进农业技术和装备在农业生产中得到应用，才能发展农村生产力，实现农民收入的增长；才能实现农业产业化和农业现代化；这样才能真正达到社会新农村建设的要求。农村人力资源开发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涉及到、组织、市场、文化等诸多因素，其主要是通过教育、培训、迁移、保健等手段来全面提高农村人力资源的整体素质。我国区域之间在经济、文化、风土人情等方面都存在很大的差异，各地农村人力资源现状与开发水平显著不同。因此，应结合各地农村实际，因地制宜地探索一套以适合当地农村人力资源开发模式，更切合实际，更具实际价值。延安作为欠发达地区，在现代农业建设和社会新农村建设过程中依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主要是农村教育、科技、文化和卫生事业的发展水平明显落后于城市，具体表现为一是延安市农村人力资源的数量大，但文化素质、科技素质、非农就业能力、健康状况都比较差。二是延安市农村人才流失严重。三是农业科技普及率低，农业科技服务跟不上，主要农产品竞争力弱，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四是农村医疗服务滞后，农村社会保障方面基本处于空白。因此，本文立足延安，根据延安市经济、文化教育发展的实际情况，结合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延安市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现状及要求，构建了延安市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模式及体系。在新的历史阶段，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经济一体化已经成为世界经济两条并行不悖的发展趋势。在全世界范围内，各国和各地区为了深化分工合作，提高经济效益，越来越重视区域间的合作。在改革开放日益深化的今天，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区域合作也得到进一步深化，合作机制更加完善，合作领域更加广泛。在西部大开发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后，陕西省委省提出了“关中率先发展，陕北跨越发展，陕南突破发展”的区域发展思路。关中与陕北分别要实现率先发展和跨越发展的目标，必须加强两个区域之间的合作。关中与陕北的地理条件、资源条件、经济发展状况差异明显，双方合作的互补性强，有着良好的合作前景。目前，关中与陕北在园区建设、展会经济、科学教育等方面已经开展了一些合作，但这些合作多为初级的、短期的、缺乏规范机制约束的合作。关中与陕北进一步深化合作的优势包括地缘优势、管理优势、政策优势、梯度优势等；两个区域合作的劣势主要是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城市规模偏小、基础设施建设滞后、资金稀缺等。面对新时期中蕴含的新机遇和新挑战，关中与陕北两个区域应该从建立区域合作领导机构、建立统一开放的共同市场体系、扩大以西安为中心的城市群范围、建设渭北能源化工产业聚集区、加大重点产业领域的合作、构建关中与陕北旅游合作体系、构建关中与陕北创新合作体系和构建关中与陕北的教育合作体系等方面开展广泛的合作。关中与陕北合作中也需要各级发挥重要作用，从政策和资金等方面提供强大的政策支持。城市是人类文明的载体，城镇化己成为当今世界的发展趋势，世界各国都在积极探索适合本国特点的城镇化发展模式。在中国，小城镇的兴起与发展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乡社会结构所发生的最引人注目的变化，是对与旧体制相适应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一次重大调整，它正成为促进中国农村工业化并进而实现城镇化的重要载体。陕西地处西部，经济基础相对落后，地区经济发展差异较大，小城镇发展起步晚，规模小，基础设施较为落后，聚集引力差，如何引导陕西小城镇健康发展就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论文采用系统分析方法和区域比较分析方法，阐述了陕西省小城镇发展的现状及其存在的主要问题，深入分析了陕西小城镇发展的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提出了陕西小城镇应坚持“一个重点，三个结合”的发展思路，进而提出陕西小城镇发展的布局设想，不同经济区域小城镇的发展策略及相关的政策建议。目前，中国失业问题已经成为众多学者和研究机构的关注问题。但是目前来看，对于中国的失业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产业结构变动为主线，另外更多的集中在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地域经济的发展和人们就业观念的引导上做研究，但是多半忽视了造成目前失业趋势明显上升的现象是由根本的就业制度造成的。本文使用规范分析和文献综述的方法论证当前重新建设就业制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本文思路从当前严重的失业现象入手，着重分析造成当前失业现象严重的原因。除过产业结构调整、人口增长等因素外，通过大量的论证分析，来解释失业问题产生的原因从源头上是认我国当前所执行的就业制度。该制度已经明显显示出与当前经济发展的不和谐性，因此改革就业制度及进行制度建设的必要性。本文结构共分为四个组成部分，第一部分研究失业问题产生背景分析及国外研究现状第二部分我国当前就业现状及存在的问题；第三部分落后的就业制度对失业的推动及新制度建设；第四部分结尾。本文的创新意义在于，将从过去人们未涉及的就业制度滞后于经济发展的理论层面来分析和解决当前的失业问题，结合我国实际国情，指出有可能解决严重的失业问题的根源是在我国就业制度。而其就业制度的改革，例如户籍制度限制人口自由流动对就业的制约，国有企业长期的用工制度对就业的制约等等，就显得尤为重要。如果我们将制度改革的纳入正轨将有助于我们早日解决根本性的失业问题，同时帮助我们早日实现“和谐社会”的目标。当今社会经济和贸易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强，随之而来的是越来越突出的环境问题。这些问题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并促使人们开始认真地思考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关系问题、经济增长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问题。环境保护与国际贸易是经济发展中一对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两个方面。国际贸易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而环境保护则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保障。因此，经济的发展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也不能因为保护环境而放弃经济发展。要实现经济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就必须保证环境保护与国际贸易这二者的协调发展。正确科学的环保贸易政策，会有力地促进国际贸易健康的发展。相反，则会造成不必要的限制和壁垒，从而限制经济发展。随着国际贸易的不断发展，对环境问题关注的焦点开始从国内问题转化为一个全球性问题，各种国际间的协定、条约也日益繁多。而中国作为国际贸易中的大国，同时又是发展中国家，应该如何实现环境保护和对外贸易的发展，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国际地位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为了适合人类社会发展的要求，平衡环境与贸易的关系，必须消除因各国所采取的环境贸易政策对我国对外贸易产生的不利影响，从而达到环境保护和对外贸易的协调发展。本文主要从国际贸易持续发展与环境保护的角度，紧密结合我国生态环境和对外贸易的现状，在分析贸易与环境之间既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关系的基础上，对我国外贸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分析，并提出了我国实现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的具有操作性的措施。依据新古典经济理论的观点，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有利于促进区域经济增长趋同及收入收敛。但中国的现实情况是，伴随着农村劳动力流动规模的扩大，城乡收入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拉大了，从而形成了理论与现实的悖论，其主要是因为中国的现实情况不符合理论的假设前提，特别是“同质劳动力”和“劳动力自由流动”。本文以二元经济理论为基础，首先通过描述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和城乡收入差距的现状揭示了两者同时扩大的现实。其次指出了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处于刘易斯模型而不是托达罗模型，并根据刘易斯模型从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提出了在中国城乡劳动力流动实现城乡收入均等化的四个条件。而现实的情况是，诸多政策和体制的因素破环了劳动力流动实现城乡收入均衡的机制。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从城市化水平、财政投入、产业政策导向、人力资本、户籍制度等五个方面考察了它们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最后建立计量模型，选取了六个代表性变量来验证上述五个方面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显示回归方程整体解释力良好。由于采用的数据均为时间序列数据，本文特别在计量方法上作了改进。在进行最小二乘估计之前，为了防止出现“伪回归”现象，首先对数据进行了协整，通过单位根检验来保证自变量和因变量经过二次差分后均成为平稳序列，从而保证了进行的回归结果是真实的而不是虚假的。这一方法在以前的研究中并没有使用过。最后，根据计量模型的结果，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加强对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投资、增大对农村和农业的投入、采纳均衡合理的产业政策与继续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等四项政策建议。我国正处于经济蓬勃发展时期，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加快推动了农地非农化，建设用地不断扩张而农业用地持续下降，尤其是耕地大幅度减少已经严重威胁到我国的社会安全、经济安全和生态安全。因此加强对耕地非农化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更加具有现实意义。本文在对相关基本理论研究以及对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耕地非农化的进程及其影响因素进行详细分析的基础上，以1985年～2005年作为研究背景，分别从相关关系和因果关系两个方面对耕地非农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在进行相关关系和因果关系分析之前，本文先利用变量主成分分析法、变量聚类分析法和灰色关联分析法分析数据结构，对变量的分布和相互关系进行了前期的分析。在相关关系分析上，本文首先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变量进行降维，在此基础上采用典型相关分析法和灰色关联分析法相结合的方法对两者之间的相关性进行研究，从而将耕地非农化和经济发展的74个二级因子之间关系的研究转化为和6个综合因子之间关系的研究，得出耕地非农化和城市发展之间的关联度最大。在因果关系的分析上，本文根据协整检验理论和Granger因果关系分析法对耕地非农化与经济发展的因果关系进行检验，分析得出耕地非农化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单向的因果关系。在论文的最后，根据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的结果，为了促进耕地资源更加合理、有序的转为建设用地，保障我国经济健康发展和社会稳定，文中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优化产业结构、盘活存量土地、确保耕地总量动态平衡和强化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观念等五个方面提出了有利于我国耕地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可持续利用的政策建议。黄鳝是我国一种重要的经济鱼类，除新疆、西藏等高寒地区外广泛分布于我国各省市。自然条件下，黄鳝种群中存在黄色、青色和灰色三种体色，生产实践中发现黄色黄鳝生长较快，青色和灰色黄鳝生长较慢，但缺乏相应研究证实。为此进行了不同体色黄鳝子代体色变化及某些生物学特性的初步研究，以期为黄鳝的育种、繁殖、养殖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为此，2006年10月-2008年5月从武汉南湖周边收集了1128尾黄鳝，对不同体色黄鳝群体的生长、繁殖力、子代体色变化和肌肉营养成分进行了比较分析，主要结果和创新点如下：1.相同体色黄鳝的自交试验发现，黄鳝的体色在子一代上发生分化的概率很低。黄色黄鳝子代黄色占91.33%，青色占8.67%；青色黄鳝子代青色占96.46%，黄色和灰色子代分别占2.98%和0.56%；灰色黄鳝子代灰色占99.06%，青色占0.94%；光照对黄鳝体色没有影响。由此推断，黄鳝体色受基因控制。2.体重与体长关系：黄色黄鳝的回归方程为W=0.0009L~(2.9832)；青色黄鳝的回归方程为W=0.0003L~(3.3084)；灰色黄鳝的回归方程为W=0.0005L~(3.1478)。检验发现黄色黄鳝和灰色黄鳝之间体长与体重关系差异显著(P＜0.05)。3.黄色黄鳝在Ⅰ、Ⅱ龄时肥满度大于青色黄鳝；Ⅲ～Ⅴ龄时肥满度小于青色黄鳝。灰色黄鳝各龄的肥满度均小于黄色黄鳝和青色黄鳝。4.在Ⅱ～Ⅳ龄时，黄色黄鳝和青色黄鳝的体重差异不显著(P＞0.05)；在Ⅲ-Ⅳ龄时青色黄鳝与灰色黄鳝体重差异显著(P＜0.05)；Ⅳ龄时黄色黄鳝与灰色黄鳝的体重差异显著(P＜0.05)。5.统计分析显示体长、体重是影响黄鳝绝对繁殖力的主要因素。绝对繁殖力与体长呈幂函数相关，与体重呈三次方相关。6.不同体色黄鳝体长在30-35cm之间时，其怀卵量差异不显著(P＞0.05)；体长在35-45cm段时，黄色黄鳝和灰色黄鳝繁殖力差异显著(P＜0.05)；青色黄鳝与黄色黄鳝和灰色黄鳝繁殖力差异不显著(P＞0.05)。7.不同体色黄鳝肌肉粗蛋白、粗脂肪和粗灰分无显著差异(P＞0.05)。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居民对于良好生态环境和生活品质的需求愈加强烈。城市湖景作为城市生态景观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城市发展具有多方面的效益：改善环境质量、美化城市、调节气候等。但是，由于城市生态景观的价值难以市场化，导致其作用经常被城市规划者、政策制定者所忽略，从而导致公共收益流失或者分配不均等问题，因而评估城市生态景观的价值是解决这类问题的一项基础性工作。HPM方法产生于1960年代，是一种在国际上广泛得到应用的环境价值评估方法。其主要的理论依据是根据消费者对于住宅等一些组合商品所具有的多种属性特征之间的选择，评价环境属性的隐含价格以及消费者的支付意愿。由于环境价值很难在市场价格中得到真实的体现，作为一种有效的环境价值评估方法，HPM方法能够很好的评估与环境舒适性有关的许多环境属性价值，这些环境主要包括：开放空间、城市公园、绿地、森林等等。由于国内住宅市场发展的不充分，导致在国内已有文献中应用HPM方法进行的实证研究较少。本文从理论和方法上介绍了HPM方法这种环境价值评估方法的特色与实际应用价值，并对国内外的HPM方法研究进行了较为详细和全面的综述。HPM方法在住宅市场具有较好的应用价值，城市景观的价值通常是内化在住宅价格之中，HPM方法可以通过消费者在住宅选择过程中的行为活动估计出消费者对于城市景观的需求。显化生态景观的舒适性价值和生态服务价值等主观价值可以提供不同于传统主观价值评估方法但更符合实际的结果，为开征环境税，将外部性内部化，制定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及土地规划，优化土地利用结构与功能，合理地布局城市空间等提供可靠的理论依据和实证支撑。本文应用HPM方法估计了南京市莫愁湖景对于周边住宅价格的升值效应。借鉴国内外变量、模型以及结合研究区域的实际情况，本研究选用了15个变量：区位特征变量(公交线路数量)，建筑特征变量(面积、卧室数量、装修标准等)以及邻里景观特征(是否临街、是否看到湖景、能否进入湖边、与湖的距离)。研究表明：南京莫愁湖景对于周边住宅价格具有非常显著的影响：对于平均价格为194.64万元的住宅来说，能看到莫愁湖景较不能看到莫愁湖景的住宅价格总价提高12.81%，即24.93万元，就平均单价为1.57万元/m~2计算，价值高出约2011.17元/m~2；而能直接免费进入到湖边的住宅，其住宅价格总价高出约32.77%，即63.78万元，就平均单价而言，价值高出5144.89元/m~2。作为一个拥有7.5亿农村人口的国家，农村能源在国家能源战略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农村生活能源的改善对于家庭生活质量的改进，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能源利用效率提高都有着重要的影响。随着农村生活条件的变化，家庭的能源消费也发生变化，如何加快传统生物质能源的转变变得非常重要，特别是向高效、清洁、环境友好型的能源转变非常重要。因此本文希望了解农村家庭能源使用的现状以及哪些因素会影响到这些转变，同时为经济发达地区农村能源政策的制定、推广和实施提供一定的借鉴作用。具体的本文通过南京的案例研究，对南京市农村家庭能源进行实地调查，了解现阶段南京农村家庭能源使用的情况。分析影响农村能源选择的因素，分析从传统生物质能源向现代能源转变的因素和条件，为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建议。全文分为五章：第一章绪论部分，阐明了文章的研究目的和意义并综述了国内外有关农村能源的研究进展，同时对影响农村家庭能源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归纳整理并提出了本文的研究假说；第二章对我国的农村能源消费和利用的历史特点进行了梳理，从整体上把握我国农村能源的情况；第三章在介绍调查区域基本情况的基础上，具体分析了调查区域的农村家庭能源结构，发现传统生物质能源在调查区域家庭能源中仍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同时还发现大多数的家庭存在着生物质能源和商品能源同时使用的情况。第四章分析了影响家庭生物质使用和能源选择的因素，分别使用Tobit模型和Ordinallogit模型对影响家庭能源选择的因素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的结果发现家庭能源使用和选择与家庭收入有着重要的关系，随着收入的增加家庭选择商品能源的可能性增加，减少选择生物质的可能性。生物质对于家庭而言，是劣质商品，随着收入的上升而减少生物质的消费量。同时发现非农就业在家庭能源选择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特别是非农收入的作用。第五章根据前文得出的结论，提出具体的政策建议，认为需要加强传统生物质能源的合理利用以及在制定能源政策时要确定目标人群，进行分类指导。农村公共产品是农村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合理、有效的供给不仅有利于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拉动农村消费需求，更是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我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公共产品的有效提供直接关系到社会新农村的建设。公共产品由于其具有非排他性而不可避免的在其供给和使用的过程中存在着“搭便车”现象，最终陷入“集体行动的困境”。社会资本理论，因其在分析和解决“集体行动的困境”问题上具有日益广泛的影响力而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但目前，从社会资本角度研究农村公共产品的研究还很少。本文选择从社会资本的视角来探讨如何完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运用实验经济学中的信任游戏对社会资本进行测度，并建立模型分析社会资本在农村公共产品提供中的作用。本文首先论述了本研究的研究背景、目的及意义，通过理论的分析提出从社会资本角度考察社区资源管理的关键因素——公共产品有效提供。其次是文献回顾，主要分两部分，一部分回顾了社会资本理论以及在经济分析中的应用，同时回顾了一些国內外的研究现状，包括有社会资本的测度等；另一部分是农村公共产品提供的文献回顾，着重回顾了国内外研究者从社会资本角度对农村公共产品提供的研究。再次通过信任游戏及其决定的实证分析，描述了信任游戏的进行过程、相似研究的结果对比，以及信任决定模型的建立和实证分析。通过公共产品提供的二元选择Probit模型的建立和实证分析，论证了社会资本对农村公共产品提供的影响。最后根据本研究的主要结论给出了一些政策建议。实现社会的和谐，建设美好的社会，始终是人类追求的一个社会理想，也是包括在内的马克思政党不断追求的社会理想。第十六届四中全会在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树立科学发展观的基础上，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角度出发，明确提出把构建社会和谐社会作为党执政的重要目标，并把和谐社会建设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放在同等高度。构建社会和谐社会是一个整体推进的过程，是经济、社会、政治、科技、文化、生态等多方面的协调统一和共同发展。其中，推动科学技术进步、依靠现代科学技术的支撑是构建社会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途径。因此，能否通过科学技术进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解决建设社会和谐社会过程中面临的一系列问题，成为新时期科技工作者的重要历史责任。本论文依托山东省科技发展计划(软科学)招标项目“发展循环经济，构建和谐社会技术支撑体系研究”课题，开展了对构建社会和谐社会科技支撑体系的研究，其目的是旨在为构建社会和谐社会的科技支撑体系提供依据，推动科技支撑体系的建立，更好的发挥其在建设社会和谐社会中的作用。本论文主要进行了以下三个方面的研究：(1)社会和谐社会概述。主要论述了社会和谐社会在我国提出的演变过程、社会和谐社会的基本内涵与基本要求以及社会和谐社会建设的重点领域。(2)社会和谐社会建设的科技需求和技术体系分析。根据社会和谐社会建设所要求的人自身和谐、人与社会和谐、人与自然和谐、政治和谐、经济和谐、文化和谐的精神，分别分析其相对应的重点领域对科技的需求以及技术体系的建立。(3)社会和谐社会科技支撑体系的组成与建设研究。阐述社会和谐社会科技支撑体系的涵义、主要内容和构成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技术研发体系建设、科技中介服务体系建设、科技成果转化与推广体系建设、科技管理体系与科技保障体系的建设。本论文以社会和谐社会为理念、科技发展规律为指导，采用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方法以及实证分析法、系统工程法对构建社会和谐社会的科技支撑体系进行了阐述和研究，总结了我国在促进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方面的经验与教训，建立了社会和谐社会的科技支撑框架体系和运行机制。本论文将社会和谐社会的建设与科技支撑有机地结合起来，探索了社会和谐社会的建设途径，重点研究了社会和谐社会的科技支撑体系，系统地分析了社会和谐社会的科技需求和技术体系，具有较强的现实性和创新性，对于进一步理解社会和谐社会的精神实质以及如何建设和谐社会将会有一定的启发，但由于时间比较紧张，任务比较重，论文难度较大，加之经验不足，在某些方面的研究还值得商榷，有待于在今后的实践中进一步完善。长期以来，受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和林业自身特点的制约，林业资金短缺、投融资体制不顺、投资环境不理想所形成的林业投融资约束成为影响我国林业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商品林业经济性产出的性质决定了其资金运行市场化的特征。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迫切需要利用市场机制建立适应商品林业生产特点的多元化融资渠道。本文首先从概念上对商品林和林业投融资进行了界定，指出林业投资与林业融资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明确了商品林投融资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其次简要回顾了我国林业投融资的发展情况，对政策变化下林业投融资渠道的演变过程进行了分析，进而指出我国林业投融资渠道存在的问题。接下来按照自筹资金、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的顺序，对我国商品林投融资的各种渠道进行了系统分析和梳理，结合农村金融市场的特殊性，着重研究了商品林的间接融资渠道。最后，对商品林投融资渠道在融资成本、融资风险、资金的可获得性及与林业经营的适应性四个方面进行了评价，初步构建起与各类营林生产者相适应的投融资渠道：对于规模经营者，除了争取政策性金融的支持，应通过资本市场筹集长期建设资金，并辅以短期商业抵押贷款平衡资本结构或融通短期项目资金。而盈利不太大的中小型营林组织和林农，则较适合在争取政策性金融的基础上，寻求民间金融尤其是合作性金融的支持。最后，为保证商品林投融资渠道的有效性，提出了对相关配套政策进行完善的建议。包括提高林权登记工作速度，完善活立木交易市场；逐步放松甚至取消商品林的采伐限额；加快税费改革步伐，减轻目前过高的税费负担；尽快完善我国森林保险制度以及国家逐步退出竞争型的林业投资项目，避免林业主管部门同时进行公益林和商品林经营的低效和市场扭曲。本文是在省委、省提出推动我省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和生产力的优化布局的战略部署背景下，立足于江苏及苏北的实际情况，对苏北的后发优势及其实现机制进行研究。文章在梳理后发优势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利用后发优势进行地区发展的国内外经典案例进行了学习研究。发现这些地区都较好地利用了自身的后发优势，通过后来的增长努力和正确的路径选择，超越了初始条件的限制。文章从后发优势的角度，对苏北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基础条件进行讨论；借助经济统计数据的分析，对当前苏北的资源、制度、结构状况以及苏北在发展位势上落后的特殊环境进行科学的评价。在前述研究的基础上，作者阐述了苏北地区后发优势的实现机制，并结合该地区的资源优势和后发优势条件提出了发展战略设想。包括：制度性建设，区域发展的战略目标、重点以及战略上的协调、实施的策略等。作者认为：经济相对落后的区域，是有可能突破初始条件的约束，实现快速发展的。其中最重要的条件之一是要培育苏北地区的自身能力，发挥地区的自主创新能力。苏北在利用后发优势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应当用辩证的观点看待后发优势，在看到后发优势的同时不能忽略后发劣势的存在，要正确处理好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的关系。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人口的持续增长给资源与环境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和冲击。环境恶化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的一个重要因素，成为威胁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重大问题之一。排污权交易制度就是综合考虑了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两方面因素而提出的一项灵活、高效的环境管理政策。因此，探索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排污权交易制度的有效途径，既具有理论价值，又具有现实意义。本文通过对排污权交易理论的分析，结合美国排污权交易制度的实践以及我国排污权交易试点取得的经验，构建了我国排污权交易制度的框架体系。本文首先从排污权交易制度产生的背景谈起，论述了排污权交易制度的经济学基础，旨在从理论上阐明排污权交易制度产生的必然性和存在的合理性。其次，论文分析了美国的排污权交易实践，指出了美国排污权交易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及从中获得的启示。另一方面介绍了我国现行的水污染控制政策，并分析了各种环境污染控制政策的实施效果、优缺点，对排污权交易制度在我国实施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了分析。随后，论文分析了排污权交易在水污染治理中的应用，概括了我国排污权交易在水污染治理应用中的初步尝试，总结了实施过程中的成功经验，为排污权交易制度的设计提供了借鉴。最后，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构建了我国排污权交易制度的具体框架，并总结了我国水污染物排污权交易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