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虚无主义在文艺领域的泛滥，有其深刻的历史哲学根源和国际政治根源。
自20世纪80年代起，随着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走向低谷，反对历史唯物主义也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一种狂潮。其中对我国影响最大的，当推英国的卡尔·波普尔和美国的海登·怀特。
波普尔认为，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分析、关于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论断，都强调了经济的决定性作用，这是根本错误的。举凡历史的确定性、社会发展规律等等，都是子虚乌有的东西。由此波普尔断言，资本主义的灭亡并非不可避免，资本主义初期的残酷剥削现象已经成为历史。此后人类的历史任务不是革命，而是不断改良和发展民主。一方面鼓吹历史的不可知论，一方面又预言共产主义不可能实现；一方面反对历史的任何确定性，一方面又确定资本主义制度永世长存。仅此自相矛盾之处，就足以看出这个貌似现代学说的反科学本质，看出这一学说为资本主义制度和意识形态张目的实用主义本质。值得注意的是，波普尔的历史唯心主义与哈耶克的新自由主义一样，直到20世纪80年代柏林墙倒塌以后，才成为西方向第三世界极力兜售的“显学”。其命运在特定历史节点上的浮沉，足以证明它是西方进行意识形态战的武器。
海登·怀特是后现代主义史学观的开创者。应当说，怀特的后现代主义史学观对于纠正现代主义实证史学的机械性具有一定作用，但是由于他对历史学家的主观能动性作了完全脱离客观的抽象夸张，最终沦为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唯物史观认为，以物质生产为核心和基础的实践是人的基本存在方式。正是因为有了实践，才有了人的发展、有了历史、有了语言，有了历史、现在与未来的联系，有了人的意识、语言和客观世界的联系。实践赋予人类、历史和语言的统一性。然而，在怀特看来，历史却是一个杂乱、无序、矛盾、混沌的领域，没有任何统一性或普遍联系，是写作者的主观意识（思维方式、政治立场、伦理观念、审美倾向等）和特定解释（情节化解释、论证式解释、意识形态蕴涵式解释）赋予历史以联系、生命和意义。写作者的这一切主观因素，可以归结为语言，而且历史叙述也必须以语言的形式出现，所以在历史写作中，处于中心地位的不是历史，而是语言。这样一来，历史叙述也就没有真假、优劣的区别，而成为人们可以随意玩耍的语言游戏。
如果说波普尔颠覆人们对唯物史观以至整个马克思主义的信仰，那么怀特则为人们随意涂改、编造历史提供了“理论依据”。当然，搞文艺的人不一定去读他们晦涩的专着，也不一定能懂他们玄虚的理论，但是通过一些人似懂非懂、似通不通的鼓噪，则可以形成一种舆论氛围：唯物史观被波普尔推翻啦，以往的历史结论不对啦，文艺可以随便书写历史啦。如此等等，无疑是为历史虚无主义打开了所罗门的瓶子。
历史是什么？它是一个民族得以凝聚的纽带，得以寄托心灵的港湾，得以自立的一切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和行为文化的母体，得以开创未来的智慧和勇气的不竭源泉。它是全体人民不断探索、思考、实践的产物，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不经认真研读和用心思考，轻信他人抱有强烈主观意图的所谓学说，从而轻易否定自己民族的历史，是极其不明智的。如果说唯心主义史学观的渗透为历史虚无主义提供了“理论”支持，形成来自后方的推力，那么国际资本的诱惑则为历史虚无主义提供了激励机制，形成来自前方的拉力。这样一推一拉，倘若正能量又未能得到应有的发挥，那历史虚无主义能不闹得欢吗？
事实毋庸置疑地表明，保卫中国历史，尤其是保卫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是坚持民族独立、维护国家主权、实现民族复兴的必然要求，因而也应当成为每一位人民文艺家自觉承担的艺术使命。
为此，必须坚持反对历史唯心主义与反对历史机械决定论的统一。在历史领域，机械决定论不承认偶然性和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作用，把复杂、曲折的历史过程看作一条直线，把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当作按图索骥式的演绎推导；在文艺领域，机械决定论把文艺作品看作意识形态的简单传声筒，把复杂的极具精神个体性的艺术创造等同于流水线式生产。这些违背历史发展规律和文艺创作规律的错误倾向，又往往以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名义大行其道，因而让后者形象受到极大玷污和损害。其结果是让唯心主义抓住把柄，钻了空子，从而给予历史又一种更加深广的破坏。事实就是这样，机械决定论看上去好像是和唯心主义对立的东西，其实他们是兄弟，总是要一前一后跑到前台来表现自己。只有把清理历史机械决定论和清理历史唯心主义的工作进行到底，才能厘清它们相互依赖的“依据”，让其难以招摇过市。
为此，必须坚持自由与责任的统一。在我国，随着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不断增强，社会思想文化日趋多元多变多样，各种社会思潮不断涌现，这是不能回避的现实。社会的思想自由和创作自由既为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所决定，也是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繁荣的内在要求。但是，自由不是一厢情愿的幻想，而是脚踏实地的社会实践。既然是社会实践，就必然离不开群体和社会，既然离不开群体和社会，就必然要对群体和社会承担责任或义务，而不能想怎样就怎样。自我放纵不是自由，而是无政府主义的独断专行。恶搞历史、抹黑历史绝不是创作，而是对民族尊严、国家利益的肆意伤害，对思想自由、创作自由的粗暴践踏。这好比踢足球，无视比赛规则，抱起足球横冲直撞，哪里还有大家踢球的自由？又好比过日子，吃着自家的饭又砸着自家的锅，哪里还有全家人吃饭的自由？文艺家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无论怎样强调个人思想自由，也不能逾越爱国主义底线；无论怎样翻转腾挪，也不能伤害国家民族的利益。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没有绝对的自由。即使是在某些人视为自由天堂的美国，也绝不允许抹黑美国独立的历史、污辱华盛顿或林肯这样的领袖人物。数年前，恶搞林肯的电影《亚伯拉罕·林肯：吸血鬼猎人》刚一出笼，即遭到美国民众的集体“拍砖”。
为此，必须坚持主体性与客体性的统一。无论是历史研究还是文艺创作，都是复杂的精神劳动。没有主观能动性，不可能产生任何成果。那些最严谨的史学着作，留下了作者深刻的精神印记。对于以虚构见长的文艺创作来说，更是如此。不过，问题还有另一面，即主体性不能离开客体性依托，主观意识不能背离历史真实。只有站稳尊重历史立场，才能实现主客融合，从而使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得到正面激发和表现。恰如古希腊神话中的安泰，只有立足大地才有无穷力量一样。那些抹黑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史的文艺创作，由于其创作意图处处与历史真实抵触、与自己生活经验抵触，创作起来只好求助于生编硬造，于是文思不畅、笔下滞涩也就势所必然。君不见那些作品除了概念化的政治宣泄，就是对后现代主义跟风模仿，哪里有什么戛戛独造、生气灌注的东西呢？
对于历史题材创作来说，所谓坚持客体性，并不是要求文艺家像历史学家那样去追求历史事件及其细节真实，而是要求必须尊重历史本质的真实。也就是说，即使你在某些历史事件及其细节上达到相当程度的真实，但是对历史本质却作了扭曲的描写和评价，也不能说是尊重历史客体性的创作；即使你对某些历史的描写，其事件、情节完全是虚构的，但是正确反映了那一时代的本质方面，也可以说是尊重历史客体性的创作。
可以说，历史题材创作好比一条线段：一极是历史真实，一极是艺术虚构，这两极之间的广阔地带都是文艺家们的用武之地。你可以往历史真实那边靠近，艺术虚构较少；也可以往艺术虚构那边靠近，历史真实较少。但是无论你选择哪一个点，都不能与两极中的任何一极重合。和历史真实一极重合，就成了历史学着作而非文艺作品；和艺术虚构一极重合，就会因违背历史本质真实而陷入历史虚无主义的泥淖。归根结底，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的统一就是历史规律与艺术规律的统一。文艺家们要实现这样的统一，自己首先必须实现唯物史观与社会主义文艺观的统一。（刘润为）
相较于其他的文字系统，汉字具有独具一格的文化识别度，超越了时空、地域与方言。汉字千古不移的存在，丰富了人类文明的多样性。
歌剧《山海经·奔月》是一部健康、真诚的作品。它所有的不完美，都有望在后天的打磨、塑造中得以改善。这是因为，它有着精准的歌剧基因。
万事大治皆在于人。我们要落实好领导干部的考核评价要求，有成效就要奖励和重用，有问题就要担责，有能力就要上，没能力就要下。
当前网上存在的缺乏责任感的情感宣泄、封闭保守主义的排外情绪等非理性行为，在消解人们对国家的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