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为健全司法权运行机制、完善刑事诉讼程序作出的重要部署。日前,在全国检察机关第五次公诉工作会议上,最高检曹建明检察长指出,推动构建新型诉侦、诉审、诉辩关系。如何从诉讼理论上因应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厘清公诉与审判的关系并完善相关诉讼程序,是亟待研究的重要课题。
以审判为中心的现代刑事诉讼制度建立在控审分离基础之上。在司法史上,随着国家社会控制能力的增强和对犯罪本质认识的变化,曾经出现过国家刑事司法权力高度集中的现象,盛行过纠问式诉讼模式。在纠问式诉讼模式下,法官集侦查、控诉、审判多项职能于一身,在自侦自查的基础上自诉自审。在权力高度集中的法官面前,被告人由诉讼主体沦为诉讼客体、追究对象。德国着名法学家拉德布鲁赫曾对此评论道:“纠问程序的功绩在于使人们认识到追究犯罪并非被害人的私事,而是国家的职责。其严重错误则在于将追究犯罪的任务交给法官,从而使法官与当事人合为一体。如果说此前的控告程序依循的是‘没有人告状,就没有法官’,此时根据纠问程序的本质,则允许在没有人控告的情况下,由法官‘依职权’干预。如果过去的控告程序是在原告、被告人和法官三个主体之间进行,则纠问程序中就只有法官和被控人两方。被控人面对具备法官绝对权力的追诉人,束手无助。对纠问程序适用的谚语是‘控告人如果成为法官,就需要上帝作为律师’。”
为克服纠问式诉讼的弊端,在近代司法变迁过程中围绕刑事司法职权配置实行过重大改革。在诉讼职能上实行控审分离,在司法组织上采用审检分立,在诉审关系上贯彻不告不理。只有控审分离,法官才可能免除既当控诉人又当裁判者的双重角色,限制法官依职权主动追究犯罪的冲动;被告人才可能恢复自己的诉讼主体地位,依法行使以辩护权为核心的诉讼权利;辩护职能才可能与控诉职能分庭抗礼,现代辩护制度才得以建立和发展。然而,如果法官与检察官联手,控审分离便成为一句空话,庭审方式改革也只能是走走过场,被告人的诉讼地位必然急剧恶化,辩护律师的作用必然名存实亡。因此,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必须坚决实行法官中立,贯彻控审分离。
在现代诉讼中,司法公正的首要条件就是法官中立。中立,是指裁判者对诉讼争端各方保持一种超然和无偏私的立场,既不对诉讼任何一方抱有偏见,也不与诉讼争端的利益有任何关联。西方“自然正义”原则的第一条“任何人不能成为自己案件的法官”,要求的就是裁判者的中立地位。发展至今,法官中立已成为公正审判的前提要求,也是公民应当享有的一项基本人权。《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第1项规定:“在判定对任何人提出的任何刑事指控或确定其在一件诉讼中的权利义务时,人人有资格由一个依法设立的、独立的和无偏倚的法庭进行公正的和公开的审判。”在我国,由于检察机关为国家专门法律监督机关的宪法定位,具有优势诉讼地位,再加上检察机关与审判机关“互相配合”的特殊关系,容易使诉审关系偏离审判的理想构造,恶化被告人一方的诉讼地位,抑制辩护律师的作用发挥。因此,必须坚决实行控审分离,切断控诉方与裁判方的体制联系,树立法官中立形象,加强法庭审理中的控辩对抗,保障被告人辩护权的充分行使。
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要求进一步推进庭审的实质化,做到事实证据调查在法庭、定罪量刑辩论在法庭、裁判结果形成于法庭,确实保证庭审在查明事实、认定证据、保护诉权、公正审判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庭审实质化与检察机关的审判监督。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发挥庭审的实质性作用,检察机关既要尊重和支持法官在审判活动中的主导地位,又要依法全面履行法律监督职能,共同促进庭审实质化,共同维护司法公正和权威。公诉人出席法庭,既要增强法律监督意识,又要严格依照法定程序进行监督,平衡好履行诉讼职能与监督职能的关系。庭审中发现审判活动违法,除不立即提出纠正、事后无法弥补的情况外,应当记录在案并在庭审后依法提出监督意见。
以审判为中心要求进一步发挥庭审实质作用,是对以往庭审形式化、走过场的反思与纠正。检察机关出庭支持公诉的标准更高、要求更严、作用更凸显,同样挑战也更加严峻。全体检察人员应当切实转换诉讼观念,加强出庭能力建设,努力提升公诉工作水平,为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制度作出贡献。
3.被害人遭遇侵害，缘何反被判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