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施行,规定非法集资需同时满足“四个条件”:(一)未经有关部门依法批准或者借用合法经营的形式吸收资金;(二)通过媒体、推介会等途径向社会公开宣传;(三)承诺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四)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个人向30人以上吸收存款;单位向150人以上吸收存款。
《解释》同时还规定:“未向社会公开宣传,在亲友或者单位内部针对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不属于非法集资。2011年12月,最高法又发出《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通知》,从民事范畴界定了民间借贷纠纷的法律性质。可见,民间借贷与非法集资法律定性明显不同,在守法前提下,自然人、法人及其他组织之间应有自由借贷的权利。如果违约,可以协商,也可以通过民事诉讼的途径解决。
司法解释有助于厘清民间借贷与非法集资的边界,但并非专门立法,加之长期的社会偏见和歧视,民间借贷仍难以正名化、规范化,而司法人员对案件的理解、量刑上也存在差异,判案主观随意性较大,容易让民间借贷的管理陷入事前任由其生长,事后严加打击的尴尬局面。
在遭受巨大金融风波后,温州及时改堵为疏,出台地方法规,让民间借贷领到法律“身份证”,使其从地下状态走向合法化、阳光化,这是金融改革的破冰之旅,也是可喜的法治进步,对今后国家层面的民间借贷统一立法,也具有先行试点和示范借鉴的意义。民间借贷合法化,不是放松了对风险的警惕与管控,而是促进规范化、阳光化,以有效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并便于国家金融监管体系发挥积极作用,更好防范混乱与风险,夯实稳定与健康发展的金融安全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