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部控制案例通用六篇
内部控制案例范文1
关键词 航天通信 内部控制缺陷 原因 整改建议 启示
我国2008年制定的《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以下简称“基本规范”）基本采用了美国COSO委员会广义内部控制的定义，为我国企业内部控制制度建设提供了基本标准。建立内部控制系统可以提高会计信息资料的准确性和可靠性；保证单位经营目标的实现；保护企业财产的安全完整；为审计工作提供良好基础等。基本规范自2009年7月1日起先在上市公司范围内施行，鼓励非上市的其他大中型企业执行。这标志着内部控制框架更具操作性，对内部控制的设计和运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文以航天通信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航天通信”）为例，分析航天通信2007～2014年七年间四度财务舞弊引出的内部控制存在的问题以及2014年发现公司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存在重大缺陷。重大缺陷是指一个或多个控制缺陷的组合，可能导致企业严重偏离控制目标。最后笔者有针对性地提出完善公司治理模式，增强公司竞争力；实施全面风险管理，创造诚信内控环境；构建内部信息系统，促进公司信息畅通；完善内部监控体系，发挥自我评价效力等意见和建议，并获得启示。
一、航天通信公司内部控制基本情况
（一）发展历程及现状
航天通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原名浙江中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系浙江省轻工业厅以[87]轻办字49号文批准设立，发起人为中国纺织原材料公司（现已更名为中国纺织原料物资总公司）、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浙江省信托投资公司（现已更名为浙江省信托投资有限公司）、浙江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现已更名为浙江国信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国纺织品进出口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现已改组为浙江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浙江省纺织工业公司（现已改组）。1987年2月25日由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法人营业执照。航天通信的总公司为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实际控制人为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1993年9月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所属行业为制造业兼信息技术业类。经过历次股权变更，截至2006年初股东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拥有航天通信73，078，800股数，占总股本比例22.40%的股权，为公司第一大股东。公司2006年6月进行股权分置改革，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为流通股，股东每10股获得股票对价2.5股；2006年11～12月份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又从二级市场购入16，276，460股，占总股本比例4.99%。截至2007年6月30日股东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拥有公司62，469，867股数，占总股本比例19.15%的股权，仍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2013年6月27日，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又从二级市场购入435，700股，约占公司已发行总股份的0.13%；2013年11月26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公司按8.55元/股的价格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90，255，730股，其中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认购13，538，360股，其全资子公司航天科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认购4，512，787股。本次发行前后公司控制权未发生改变。
截至2015年6月30日，航天通信累计发行股本总数416，428，086股（每股面值人民币1元），公司注册资本为416，428，086元，其中流通股398，376，939元，非流通股18，051，147元。
航天通信通过不断调整、转型升级，现已发展成集通信、航天防务，装备制造、纺织，商贸服务为主业的大型国防科技综合类上市公司，是我国第一家也是唯一一家拥有导弹总装系统的上市公司。
（二）四度财务造假以及授信额度管理重大缺陷
航天通信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2014年这七年间被发现四度财务造假。2007年11月6日，财政部在的第十三号会计信息质量检查公告中提及了涉及航天通信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有关事项：认定公司2003～2005年划出资金通过其他单位进行周转，虚增利润3110万元。
2010年8月18日，浙江证监局在对公司进行现场检查时发现：公司下属两家子公司成都航天通信设备有限公司和沈阳航天机械有限责任公司分别出现过2009年虚增收入2021万元和1092万元的情况。
2012年12月10日，航天通信又收到浙江证监局下发的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指出公司2011年新收购控股子公司张家港保税区新乐毛纺织造有限公司财务基础薄弱，与部分客户的业务及资金往来频繁、账实不符，存货及固定资产管理存在重大缺陷。
2014年9月20日，航天通信公告称公司收到了浙江证监局下发的《关于对航天通信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z2014{12号）。浙江证监局认为，子公司易讯科技股份2013年度虚增营业收入4555.65万元，虚增营业成本3685.46万元，虚增管理费用351.56万元；导致虚增净利润440.84万元。公司还存在业务交易虚假、业务确认收入等问题，并责令公司按照浙江证监局的要求，限期向证监局书面报告整改落实情况。
航天通信2014年度内部控制评价过程中发现公司存在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一个，即客户资信等级评估、授信额度管理存在重大缺陷。在与上海中澜贸易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中澜”）、新疆艾萨尔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疆艾萨尔”）开展进口原毛业务中，上海中澜的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新疆艾萨尔公司对航天通信提供了9，000万元的最高额担保，航天通信未对上海中澜的实际控制人和新疆艾萨尔是否有能力承担担保义务进行详细调查，并在超过最高担保额9，000万元后仍向上海中澜和新疆艾萨尔发货，后因对方出现严重资金问题，造成1.35亿应收款无法收回。
二、航天通信公司内部控制缺陷分析
内部控制是一个整体框架，建立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并实施内部控制审计，能及时发现内部控制中存在的重大缺陷和薄弱环节。下面将以内部控制五要素为基础，对航天通信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内部控制方面存在的缺陷进行分析。
（一）组织架构设置缺乏整体性，权责分配不明确
人的因素在内部控制，尤其是控制环境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航天通信2003～2005年通过划出资金在其他单位进行周转，虚增利润3110万元。并且对外公布其通过伪造后的虚假财务信息，以谋求一己私利，结果导致相关的信息使用者根据错误的会计信息做出错误的判断和决策，给企业带来极具破坏性的负面影响。
控制环境规定企业的纪律与构架，塑造企业文化精神并影响员工的控制意识，是企业建立与实施内部控制的基础。在组织构架设置上，企业仍然欠缺科学系统的整体考虑，企业管理举步维艰，决策难以与不断增长的企业组织规模相适应。在航天通信公司被查出的四起财务舞弊案件中，虽然都是子公司出现舞弊行为，但据相关报道称航天通信公司负责信息披露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是子公司的问题，对公司影响不大，公司只需要如期提交整改报告就好。”可见，航天通信公司高层管理人员在面对内部控制缺陷时未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得过且过，导致内部控制失效。
（二）风险管理控制不足
风险评估是企业及时识别、系统分析经营活动中与实现内部控制目标相关的风险，合理确定风险应对策略，实施内部控制的重要环节。2014年，航天通信公司在开展贸易业务过程中，未对上海中澜的实际控制人和新疆艾萨尔是否有能力承担担保义务进行详细调查，并在超过最高担保额9，000万元后仍向上海中澜和新疆艾萨尔发货，后因对方出现严重资金问题，造成1.35亿应收款无法收回。由此可见，航天通信在销售业务内部控制中客户开发与信用管理环节存在漏洞。客户资料与文档不健全，缺乏合理的资信评估，导致客户选择不当，销售款项不能收回，从而影响企业的资金流转和正常经营。
（三）缺乏系统规范的内部控制制度和程序
销售业务是企业运营的灵魂，销售量的稳定增长、销售市场份额的扩大，是企业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坚实保障。在销售环节，客户的信用管理是一大重点和难点。航天通信对客户的资信等级评估不到位，对客户的授信额度管理在执行层面上做得不到位。导致销售款项回收不畅，造成企业经济效益的重大损失。
此外，2010年8月18日，浙江证监局根据对航天通信公司下属子公司成都航天通信设备有限公司和沈阳航天机械有限责任公司的财务报表对比研究，发现他们通过关联交易分别虚增收入2021万元和1092万元。关联交易是企业关联方之间的交易，是公司运作中经常出现的而又易于发生不公平结果的交易。航天通信公司虚增收入和利润的行为严重影响了财务报告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内部控制制度和程序在设计和实行上的缺陷导致公司相关高层管理人员并未发现财务报告错误或是即使发现了财务问题而出于私利考虑，。
（四）信息严重失真，披露不充分
信息与沟通是企业及时、准确地收集、传递与内部控制相关的信息，确保信息在企业内部、企业与外部之间进行有效沟通，是实施内部控制的重要条件。航天通信公司2003～2005年划出资金通过其他单位进行周转，虚增利润3110万元。可见，航天通信公司和其子公司之间的信息沟通存在问题，会计信息失真。航天通信公司的信息披露严重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从航天通信公司2003～2014年这12年间的财务报告可以看出，公司多次出现经济危机，几次被停牌，资金周转不开。说明公司的决策传达和执行效率低下信息沟通不及时，甚至有所隐瞒。
（五）监控不到位
监控也称为内部监督，是指企业对内控制度的建立与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一旦发现内控缺陷，应当及时加以改进。航天通信公司2011年新收购控股子公司张家港保税区新乐毛纺织造有限公司财务基础薄弱，于2012年12月10日被发现与部分客户的业务及资金往来频繁、账实不符，存货及固定资产管理存在重大缺陷。浙江证监局认为，航天通信公司子公司易讯科技股份2013年度虚增营业收入4555.65万元，虚增营业成本3685.46万元，虚增管理费用351.56万元；导致虚增净利润440.84万元。公司还存在业务交易虚假、业务确认收入等问题，并责令公司按照浙江证监局的要求，限期向证监局书面报告整改落实情况。针对航天通信接连发生的财务舞弊事件，内部审计部门、外部审计机构没有及时地对违规行为进行充分揭示，导致审计监控失败。
三、航天通信公司内部控制缺陷的原因
（一）关联交易频繁，高管监管不力
航天通信公司治理结构形同虚设，缺乏良性运行机制和执行力，高级管理人员，监管不力，未能及时发现并阻止财务舞弊行为的发生。在企业遭遇经济危机，资金周转不开时，不能制定出科学的发展战略，发挥员工的创造力，而是采取虚增收入和利润的欺骗手段吸收投资者的投资资金。各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未贯彻平等公开的原则，财务信息披露不够真实可靠。航天通信缺乏优秀诚实的企业文化，不能统一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全体员工的思想和意志，不能形成较好的执行力，难以发挥内部控制在强化管理、提升企业经营管理效率和效益中的作用。面对航天通信公司屡次发生财务舞弊案件，浙江证监局下发的都是整改措施而不是行政处罚，航天通信的违规行为几乎是“零经济成本”。这也是导致航天通信公司一再出现财务舞弊现象的主要原因。
（二）风险防范意识和辨识能力薄弱
航天通信公司尚未建立完善的风险管理控制体系，没有及时更新维护客户信用动态档案。未建立严格的信用保证制度，对上海中澜和新疆艾萨尔的资信等级评估不到位以及对该项担保业务的潜在风险认识不完全。公司经营管理层的风险防范意识和风险辨识能力远远不够，在重大项目的投资决策和重要的管理决策过于盲目和专断。
（三）控制观念落后，控制方式单一
航天通信公司控制方式单一，大多以事后控制为主，很少在事前控制和事中控制面上下功夫。信用管理部门未做到对客户付款情况进行持续跟踪和监控，甚至在超过最高担保额9，000万元后仍向上海中澜和新疆艾萨尔发货。对客户的资信调查不深入、不透彻，对担保项目的风险评估不全面、不科学，导致企业担保决策失误。
相关部门负责人员在权限审批时不规范、不严格、过于草率，控制观念落后。对担保合同履行情况疏于监控或监控不当，导致企业不能及时发现和妥善应对异常情况，延误处置时机，加剧风险，造成经济损失。
（四）信息沟通不顺畅，信息披露受限制
航天通信公司从2007～2014年这七年间被发现四起财务舞弊案件，每次浙江证监会下发的决定都是责令整改措施，航天通信公司的财务舞弊成本为零，以至于航天通信在信息披露的真实性方面越来越肆无忌惮，无视法律和道德的约束，隐藏公司实际的财务状况，信息披露不规范、不严谨。航天通信公司董事会形同虚设，企业内部不能做到较好的上传下达，信息沟通渠道的不畅通，信息传递效率低下；企业对外部信息收集和分析能力不强，经营决策不能较好地适应市场环境和市场规律。
（五）内部审计机构缺乏独立性导致监督失败
笔者通过分析航天通信公司2007～2014年七年间被发现的四起财务舞弊案件中所使用的财务舞弊手段，发现航天通信分别通过划出资金在其他单位进行周转和关联交易，虚增收入和利润；通过资产核算方法的调整，虚减成本；通过背靠背互开发票的方式进行虚假交易，虚增利润等。公司内部审计部门缺乏应有的独立性、业务不规范、内控人员的专业能力有限，导致监管力度尤其是对高级管理人员的监管受到严重限制。
四、航天通信公司内部控制缺陷的整改建议
针对航天通信公司屡次出现的财务舞弊案件以及内部控制存在的重大缺陷，公司管理层应引以为戒积极寻求出路，建立健全内部控制机制，并且严格地执行，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以下是笔者提出的有关航天通信公司内部控制的几点整改建议。
（一）完善公司治理模式，增强公司竞争力
健全的内部控制是完善公司治理的重要保证，有利于保护投资者和其他利害相关者的利益，避免有关方面受虚假财务信息的影响造成经济损失；完善公司的治理，是内部控制有效运行的前提。航天通信公司应该根据上市公司的治理要求，完善公司组织架构，并且建立相应的制度和作业流程，明确管理层的管理职能和治理层的决策职能。此外，公司需定期或不定期召开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会下属委员会会议，并保留相应的会议记录。
内部审计部门在评价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及提出改进建议方面起着关键作用，应当授予内部审计部门适当的权力以确保其审计职责的履行，赋予内部审计部门追查异常情况和提出处理处罚建议的权力；慎重任免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
（二）实施全面风险管理，创造诚信内控环境
实行全面风险管理，要求公司高层在重大项目的投资决策和重要的管理决策上具有一定的风险防范意识和风险辨识能力，建立完善的制度防范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密切关注企业日常运营的基本环节。例如资金活动、采购业务、销售业务、担保业务、财务报告等方面的风险防范。综合考虑宏观经济政策等外部环境蕴涵的风险和公司价值链中可能产生的风险及影响。建立严格的信用保证制度，完善本企业的担保政策和相关管理制度，只有对申请人整体实力、经营状况、信用水平非常了解的情况下才能进行担保。
企业财务报告列示的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金额应当真实可靠，企业财务报告应当如实列示当期收入、费用和利润。加强安全管理、资金风险防控、应收账款催收工作等。企业应该创建诚信内控环境，塑造优秀的企业文化。企业主要负责人应当站在促进企业长远发展的战略高度重视企业文化建设，切实履行第一责任人的职责，认真规划、狠抓落实，承担内控的责任。
（三）构建内部信息系统，促进公司信息畅通
航天通信公司应当建立科学的信息采集机制。内部信息的采集有利于规范企业内部管理，提高经营效率和效益；外部信息的采集对于公司战略目标的制定和实现，并做出适应市场环境的决策具有重要意义。航天通信公司应做到公司高层加强沟通，全体员工参与沟通。同时，航天通信公司要搭建良好的外部沟通平台，加强与外部投资者、客户、中介机构和监管部门等之间的沟通和反馈。健全信息公示制度，做好全面及时的信息披露工作，保证信息质量客观公正。充分发挥信息技术在信息沟通与信息处理中的作用，加强对信息系统的开发与维护，保证信息系统安全、稳定地运行。
建立有效的反舞弊机制有利于及时发现和处理舞弊行为，及时防范因舞弊行为导致的内部控制措施的失效。航天通信公司要对各级机构特别是董事会和公司高管在反舞弊中的职责权限做出明确规定，严厉惩处舞弊人员；发挥会计机构和会计人员的作用；建立和完善举报投诉制度和举报人保护制度。
（四）健全内部监控体系，发挥自我评价效力
内部监控是对其他内部控制程序和活动的一种再控制。在组织架构上，航天通信公司要建立实现公司高层权力相互制衡的监督体系，内部审计部门需在董事会和监事会的双重领导和管理下运行，保证内部审计部门的独立性。拓展内部审计领域，使内部审计涵盖企业生产经营管理的全过程。加强对内控人员的培训和再教育有利于发现企业在经营管理过程中的薄弱环节和问题。按照业务分管的原则，航天通信公司可以成立专门的工作小组，实施对子公司财务风险控制和管理事项的监督指导，充分发挥内部审计的作用。
五、航天通信公司内部控制案例的启示
启示一：企业的内部控制是否有效，直接关系到企业的兴衰成败，内部控制制度的不健全以及相关人员不能严格有效地执行内部控制制度容易滋生违规违法行为。航天通信公司财务舞弊案件屡禁不止，董事会的不作为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此要完善董事会的监管职能，加强管理防止高层管理人员、。
启示二：企业保证关联交易的公允公开，增加信息透明度。科学准确地采集信息，全面及时地进行信息披露，确保信息质量真实可靠。
启示三：企业应该以人为本，对企业员工进行教育培训，提高他们的业务能力和法律意识，塑造优秀诚信的企业文化。
内部控制案例范文2
关键词：内部控制；内部控制制度；广电企业
中图分类号：F27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33-0008-02
一、内部控制的概念
1972年，美国准则委员会（ASB）所做的《审计准则公告》，该公告循着《证券交易法》的路线进行研究和讨论，对内部控制提出了以下定义：“内部控制是在一定的环境下，公司为了提高经营效率，充分有限地获得和使用各种资源，达到既定管理目标，而在公司内部实施的各种制约和调节的组织、计划、程序和方法。”
目前，对国际国内影响意义深远的“内部控制”概念是美国COSO（Committee Of Sponsoring Organizations Of The Treadway Committee）委员会在1992年正式定义的，认为：“内部控制是企业的董事会、经理阶层和其他员工去实施的，为营运的效率、效果、财务报告等的可靠性、相关法令的遵循性等目标的达成而提供的合理保证的过程。”COSO定义的“内部控制”包括：控制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和沟通、监督等五大要素。控制环境是一种氛围，塑造企业内部各成员实施控制的自觉性，并决定其他控制要素作用的发挥程度；风险评估是为了研究、评估并管理企业风险；控制活动指的是具体的控制方法；信息与沟通是指如何运用有效信息和有效沟通达到内部控制所要达到的目的；监督是指对内部控制系统执行落实的再控制。
COSO着重强调“内部控制”是一个活的、动态化的系统，而非一项死的、简单的制度或是一个非常机械的僵硬规定，“内部控制”是一个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再发现问题―再解决问题不断循环往复的过程；同时它强调“人”的重要性；强调内部控制应当与企业的经营管理过程相结合；强调风险意识以及“软控制”的作用；明确界定管理和控制的关系等方面。
2004年9月，COSO委员会了《企业风险管理框架》报告。该报告将内部控制整体框架的五个要素扩展为基于风险管理的八个要素，凸现了风险导向的内部控制新理念。《企业风险管理框架》报告认为，企业风险管理主旨在于识别影响组织的潜在事件，在组织的风险防控范围内管理组织风险，为组织目标的实现提供合理的保证。企业风险管理框架由八个要素组成，具体包括：内部环境、目标制定、事项识别、风险评估、风险反应、控制活动、信息和沟通、监控。
我国对内部控制的定义基本上是源于上述国际概念并结合我国企业管理建设实际情况引申和发展而来的。基于经济建设和企业治理发展的不同阶段，我国国内关于“内部控制”的含义大概包含以下几种：
第一，2001年证监会的《证券公司内部控制指引》中指出：“证券公司内部控制包括内部控制机制和内部控制制度两个方面。”
第二，2001年财政部颁布的《内部会计控制规范――基本规范（试行）》，对内部会计控制做出了如下定义：“内部会计控制是指单位为了提高会计信息质量，保护资产的安全、完整，确保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的贯彻执行等而制定和实施的一系列控制方法、措施和程序。”
第三，2008年6月，财政部、证监会、审计署银监会和保监会联合的《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中将“内部控制”定义为：“内部控制是企业董事会、证监会、经理层和全体员工实施的旨在实现控制目标的过程。内部控制的目标是合理保证企业经营管理合法合规、资产安全、财务报告及相关信息真实完整，提高经营效率和效果的基础上，着力促进企业实现发展战略。要求企业在建立和实施内部控制全过程中贯彻全面性原则、重要性原则、制衡性原则、适应性原则和成本效益原则。有机融合世界主要经济体加强内部控制的做法经验，构建以内部环境为重要基础、以风险评估为重要环节、以控制活动为重要手段、以信息与沟通为重要条件、以内部监督为重要保证，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五要素内部控制框架。开创性地建立了以企业为主体、以政府监管为促进、以中介机构审计为重要组成部分的内部控制实施机制，要求企业实行内部控制自我评价制度，并将各责任单位和全体员工实施内部控制的情况纳入绩效考评体系。”
二、广电企业内部控制制度建设的案例分析
随着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越来越多的现代化企业意识到内部控制制度建设的重要性，结合企业自身发展实际制定并发展出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内部控制制度。广电行业作为国家舆论喉舌的排头兵，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宣传的重要工具，作为传统媒体的现代化行业，也为了更好地发挥其应有的职能和作用迅速加入到了建立建设、加强完善企业内部控制制度的大军中来。以下举例，简要分析广电企业在内部控制制度建设方面的探索。
为了有效地记录和监管存货和工程物资，广电企业一般会在库房、财务供应链下分设各类物资库，例如为了有效监管广电行业常规性数字电视类存货，一般会设置机顶盒库、智能卡库，有的广电企业为了进一步精确管理会设置更加细分的标清机顶盒库、高清机顶盒库、标清智能卡库、高清智能卡库等。在实际的库房管理和出入库管理中，会出现如下情况，就是广电用户会因为要将标清机顶盒和标清智能卡配套收看的标清电视节目升级为高清机顶盒和高清智能卡配套收看的高清电视节目。因此，广电企业会因为节目升级置换回来大量的旧的标清机顶盒和智能卡，也会因广电用户进行电视销户回收大量的机顶盒和智能卡，同时又由于高清机顶盒和高清智能卡本身存在升级换代的原因，会导致又会有部分高清机顶盒和高清智能卡回收到广电企业，为了管理这部分旧资产，应运而生了机顶盒和智能卡的“回收库”，部分企业为了细分管理又会详尽设置标清类机顶盒和智能卡回收库以及高清类机顶盒和智能卡库。而置换回来的大量的机顶盒和智能卡又会因物理原因区分为可利用和不可利用，判断是否能再次利用的办法就是通过专业人员利用测试仪器逐一对回收库的物资进行测试，能够回收再利用的继续存放在各种“回收库”，部分可以返厂后进行维修方可再次利用的转入“返厂维修库”，经过测试判断无论如何维修都无法再次使用或者根成本考量维修后再次使用的成本较高的上述物资会转入“废旧物资库”，根据每月盘点情况如实报废上述物资。而上述“返厂维修库”和“废旧物资库”，就是在不断完善广电企业内部控制制度过程中逐渐产生的。一开始广电企业会设置“回收库”，回收回来旧的机顶盒和智能卡，经过测试后发现，大部分还是可以重新再利用的，为了区分返厂维修流程的机卡设备，就产生了“返厂维修库”，又在每个月盘点报废中发现可再利用和不可再利用的机顶盒和智能卡设备存在混放管理的情况，这样会导致：第一，给盘点工作带来较大难度，很难区分混合摆放在一起的机顶盒和智能卡可否再利用；第二，给机顶盒和智能卡的报废工作带来了很多烦琐的工作，又要在报废前测试判断是否能够再利用。于是为了提高工作效率，加强广电企业内部控制管理，结合企业物资管理的实际情况又相继设置了“废旧物资库”。在机顶盒和智能卡置换回收的环节就由专业人员进行专业测试，判别机顶盒和智能卡的可否利用，通过专业判断后将机顶盒和智能卡设备按照性质直接进入不同库别。上述库房库别设置的内部控制制度的建立和管理，一是提高了工作效率，给每次的盘点工作和报废工作夯实了基础工作，而无须将大量的人力物力耗费在区分整理各种废旧机顶盒和智能卡这项工作上；二是加强了物资管理，避免了在报废工作中将可利用的旧的机顶盒和智能卡进行报废处理，或是将应该报废的机顶盒和智能卡作为可再次利用的设备物资未及时进行报废处置；三是可以及时掌握公司机顶盒和智能卡设备的库存情况，这就会直接为市场营销工作、机顶盒和智能卡设备的采购工作提供及时有效的库存数据。所以，看似一项只与库房管理相关的库别设置的工作，实际上却是整个企业内部控制制度建设和不断完善中不可或缺甚至是极其重要的一环，它不仅简单地涉及到物资管理这一个管理点，更会直接影响到整个企业的市场运营、规划建设、运维支撑等各个环节。同理，除了对机顶盒和智能卡设备进行如此的细分管理，其他工程类物资同样可以采用该种库别设置管理办法。这个库房管理的库别设置和管理环节并不会到此为止，而是随着实际业务发展和进一步的管理需要增加设置或解除设置，而进行上述库房设置调整的终极目标无非就是不断深化完善企业的内部控制制度的建立和执行。
内部控制案例范文3
关键词：担保集团;内部控制;公司内部治理;案例研究
中图分类号：F276.6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4-2265（2014）11-0054-09
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一种金融支持模式是信用担保方式（刘志荣，2009）。1992年美国COSO委员会和2008年国家五部委先后针对企业内部控制问题颁布了《内部控制：整合架构》和《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等权威性文件。可见，内部控制在国际社会受到普遍重视。而担保业属于高风险性行业，风险防控是担保企业的第一要务。企业内部控制主要目的是为了控制风险，它侧重于从风险控制的方式和手段角度来说明风险控制。企业集团则使风险规避成为一种可能。在这种风险规避机制的运转过程中，内部控制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为防控担保风险，采用集团运作方式将有利于整个集团担保风险控制。
一、文献述评
国内外内部控制的概念大多由实务界，特别是审计和经济监管组织所界定，它更多的是站在审计和监督的立场考虑如何理解和评价现存的或正在运行着的内部控制制度。学者迈耶尔（Maijoor，2000）认为内部控制的研究成果主要来自于三个渠道：审计流程视角、组织管理视角和个体行为视角。最多的是审计角度，其特点是纠错防弊。学者杨胜雄（2005）指出，若要使内部控制真正成为公司的一种基础性制度，内部控制理论必须首先打破局限于会计与审计领域的传统认识，从整个社会与组织运行高度来重新审视内部控制原理。近年来，国内外学者越来越关注从组织管理角度考察内部控制的权力制衡作用，以及如何在现有的委托制度下保证方的尽责，这就又涉及社会和个人的行为控制。例如，拉芳德和尤（LaFond和You，2010）认为内部控制不能阻止欺骗，但它使得欺骗容易被察觉以及更难做假。内部控制所能做的是改变激励。另一方面，现有内部控制的研究主要是针对单个法人企业，对集团内部控制研究显得不足，且缺乏经济学理论支撑。
综上所述，有关担保集团内部控制及其机制，尤其是从组织和人的角度研究担保集团企业内部控制方面的研究仍十分缺乏且不深入。在担保企业实务界，发达国家的担保机构绝大多数以国家投资经营为主，商业性担保机构比重很少。在我国，除KZ担保集团有一定实践经验外，国内其他担保机构并没有关注这个领域，学术界研究重点也没有放到这个领域。因此，本文研究的切入点将从组织管理和人的行为视角，按照美国案例研究专家应（Yin）博士和艾森哈特（Eisenhardt）教授有关案例研究的程序，探讨担保集团企业是如何对下属子公司进行内部控制的，及各子公司内部是如何进行内部控制的，并对其产生原因给出合理解释。
二、理论框架
笔者通过对文献的进一步梳理，发现与本文研究直接相关的主要研究观点有：黄晖（2006）提出，除了在担保业务流程及控制两方面加强内部控制，还应从组织规划控制、人力资源管理和控制、推行岗位不兼容和职责分离、授权审批、内部审计稽核监控、内部控制的电子化建设等方面强化内控制度。陈昌义（2009）提出应从“人”的角度，即人的专业素质、工作能力和职业道德等方面探索风险控制问题。同时，他还初步建立了担保合谋博弈模型，对担保机构内部道德风险的控制进行研究分析， 从博弈论的角度对担保机构建立内部道德风险控制体系提出建议。孙刘成（2010）强调应加强对担保业务的会计控制和业务受理控制，严格控制担保行为。严叶华和郑军（2011）提出强化控制环境，建立健全组织内部控制框架;制定内控指数，加强风险评估等建议。本文基于上述研究构建了本研究的理论框架，如图1所示。
由图1可以看出，与现有研究不同的是，本文提出为控制担保风险，在组织结构上应采取直线职能制和矩阵制组织结构相结合的模式，从集团内部的公司内部治理和集权分权的风险防控的角度来研究担保集团对下属子公司内部控制，从子公司内部公司治理、担保业务链的人员风险防控的角度来研究子公司的内部控制问题。
三、研究方法与设计
案例研究侧重探讨“如何（how）”或“为什么（why）”的研究问题（应，1994），它可以更为清晰地观察事物发展的过程及其背后的规律（艾森哈特，1989），同时可以使研究者保留显示有意义的特征。应（1994）认为，若单案例研究中包含若干嵌入式案例，也可以视同多个小案例。因此本研究在形式上虽属于嵌入式单案例的研究，但可以视为多案例研究。这提高了本研究的可信度和有效度。此外，艾森哈特提出选择的案例数量一般为4―10个，结合本课题投入经费和研究需要，本文确定了8个案例（1个集团总部，7个下属子公司），并遵循了案例研究的复制原则（应，1994）对理论研究框架进行描述性和验证性的案例分析。
（一）案例企业的选择
本文选择中国KZ担保集团作为研究对象，理由有如下几点：
1. 研究对象具有代表性或典型性（佩蒂格鲁，1990）。与以统计学为研究工具的实证研究对大样本量的要求不同，案例研究要求对象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在我国商业性担保机构中，KZ集团采用集团发展模式已有多年的经验，在全国各省市已开办近20家担保机构（子公司），曾是我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商业性民营担保集团。
2. 从理论发展的角度看，选择什么样的案例、案例的数目与要研究的理论紧密相关，选用案例是根据它们是否特别适合发现和扩展构念之间的关系和逻辑来决定。KZ集团培养出来的各级管理者和业务人员都是严格按照担保业务的要求进行训练的，这些骨干有着多年的管理经验或业务操作经验，因而有利于本文构建理论的验证和修正。
3. 管理咨询的研究机遇。课题组前期对KZ担保集团进行了5年的实地跟踪研究，为该集团全面进行管理模式的研究与设计，对其集团化所遇到的瓶颈问题有着深刻的切身体会。
4. 多人的调研团队可以减少研究者个人的偏见和主观性（毛基业和张霞，2008）。在2008年咨询课题研究过程中，课题小组由集团公司董事长直接领导，组建了研究团队，并于同年5月至8月，分两阶段对KZ集团和下属7个子公司进行了637人次的调研访谈。在调研前，还以集团名义向下属7个子公司专门下发了文件，要求各子公司密切配合课题组的调研工作。这些措施切实保证了课题组调研资料和数据的真实性。
（二）资料（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的资料和数据来源包括：（1）KZ企业网络信息（含企业内部商业邮箱所涉及的资料）。（2）公司档案与制度。课题组在调研过程中对KZ集团下发的有关各种管理制度档案和文件进行了仔细的研读。（3）访谈时所填写的问卷和调查表以及访谈录音资料。课题组分成5个小组先后分别对KZ集团以及分布全国主要大城市的下属7家子公司进行了两轮系统全面的深度访谈。访谈对象包括集团及子公司的高管、主要部门经理、业务人员、二线管理人员，填写了大量的问卷和调查表，并经访谈对象同意对主要人员进行了录音。阶段性访谈结束后，及时进行资料的整理和总结，保证了资料数据的真实完整性。（4）访谈调研中的直接观察和参与性观察。（5）《中国担保》等出版物和相关研究文献。通过以上渠道，把案例研究建立在几个不同但相互印证的证据来源上（证据三角形），研究结果或结论就更准确，更有说服力和解释力，从而大大提高了案例研究的有效性。
（三）资料（数据）分析
案例研究是通过对经验事实的连接实现可验证的、相关的、有效的理论发展（艾森哈特，1989），而真实可信的经验事实则是理论构建的基础。本文利用内容分析法（ 斯特劳斯和科尔宾，1998）对访谈问卷和调查表等多种来源的资料数据进行全面系统梳理后，从大量访谈资料中提炼典型关键语句，通过逻辑推理演绎来论证理论框架。
1. 分析单元。孙海法和朱莹楚（2004）认为案例研究的分析单元可以是个体，也可以是组织或社区。主要取决于研究问题，选择适当的分析单元可以使案例研究效率显著提高。本文的分析单元为KZ集团企业（总部）及其下属子公司，主要涉及它们的组织内部控制管理活动。
2. 类目建构与编码。在确定了分析单元的基础上，对访谈资料中定性材料进行归类与编码工作，目的在于使得观点的说理更有说服力，或者使模式和命题的发现变得容易。因此，先对资料来源进行编码。第一步，对于访谈和观察所获取的归为第一手材料，并规定编码规则为：集团层面的资料编码为G，子公司表示为S，下属子公司高管层的资料编码为S1，子公司部门经理中层干部的资料编码为S2，业务经理和风险控制经理的资料编码为S3，其他一般管理人员的资料编码为S4。地域编码为：深圳SZ，上海SH，北京BJ，厦门XM，广东GD，长沙CS，河北HB。比如，北京子公司高管的谈话记录则表示为SBJ。第二步，从公司网站和商业内部邮箱获取的资料、公司各类文件和制度、有关参考书和文献资料等都归为第二手资料，并统一编码为SH。对于相同资料来源相同或相近意思表达的，只统计一次。第三步，根据本文的理论框架所包含的具体研究问题进行频次分析，其目的在于，一个类目的关键语句被多次提及，那么该关键语句所描述的事件行为就越可能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意义。课题组将访谈录音转化成文字材料，再将访谈的书面笔记材料进行了上述数据资料处理，并对各级编码中关键语句出现的频次进行了统计分析。第四步，为了核实资料数据是否如实反映了情况，课题组将归类的初步结果反馈给KZ集团及子公司。对方审查确认了归类和编码的真实性。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
四、案例分析
（一）担保集团对下属子公司的内部控制机制
学者孟焰和朱小芳（2004）认为法人治理系统、经营监管系统、控制与激励系统是企业集团内部控制系统的鼎立三足。本部分将围绕集团层面的公司治理、集团与子公司集分权、集团对子公司内部控制方式三大类问题，并针对每大类问题下的具体问题，结合相关理论及调研资料对上述担保集团内控理论框架进行检验性分析。
1. 集团层面的公司治理。李晓妮和马慧（2009）认为，公司治理主要侧重于处理约束、监督与激励问题，处于企业控制系统的较高层次，而内部控制侧重于企业各项具体活动的控制，主要解决经营管理部门的决策与执行问题，处于企业控制系统的较低层次。国内外很多有关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关系的研究表明，强的公司治理与内部控制质量呈正相关的关系。
针对本文具体研究的问题，首先，在股东组成上，除KZ集团原股东和10%―20%比例的政府股东外，还包括美国花旗银行亚洲投资公司等外资股东。课题组了解到，在股东的义务方面普遍存在股东只享有权利不履行义务的现象。正如北京子公司和厦门子公司总经理描述的，集团股东要享受子公司的盈利，而一旦发生担保代偿，则完全归由各子公司自己负担，股东不承担任何风险。其次，KZ集团的子公司一般都分布在全国各地，因此集团各方股东很难直接参与下属各子公司的股东会以及日常的经营管理。也如广东子公司一位部门经理所言，集团股东在子公司层面是缺位的。为解决集团股东在子公司缺位所产生的委托方面的道德风险，集团曾向各子公司委派执行董事，但执行结果如上海子公司总经理所说的，效果并不理想。这是因为，向子公司派驻执行董事，并不是建立在真正的“三会”治理基础之上，加上没有制度指引，而在实际工作中执行董事同时负责了部分经营管理工作，容易混淆监督和经营管理的职责，并导致与总经理之间的工作冲突和关系紧张，故执行了两年后不得不终止。本文认为，为解决集团股东在子公司缺位的问题，可以考虑吸纳当地股东加盟的办法。子公司所在地的股东可以解决对子公司高管层经营管理的监督和控制。再次，集团对子公司总经理的选拔培养问题有两种：其一，采取集团委派方式;其二，采取子公司内部提拔方式。根据人力资源管理招聘的理论，在同等条件下应优先考虑从内部进行提拔。广东子公司一位部门负责人说：各子公司总经理人选的确定采取“空降兵”的方式很难在短时间内熟悉当地业务，建立业务上的人脉关系。
2. 集团与子公司集权与分权。由管理学可知，集团与子公司集分权程度与对子公司公司治理的要求是成反比关系的。即：子公司经营管理决策权若高度集中在集团总部，则对子公司公司治理要求可以放低些，反之必须高些或严格些。同时，集团与子公司集分权程度与组织结构关联也有很大关系。根据调研了解到，集团和子公司之间的集分权问题尤其体现在要处理好业务运作、人力资源管理和资金管理三方面。从对方调研回答问题出现的频次看，达到了69人次，也足以说明该类问题的重要性和典型性。
（1）业务运作工作。主要涉及市场营销、业务操作及其业务风险控制体系，它与集团两大管理中心――经营管理中心和风控管理中心，以及子公司三个部门――营销部、业务部和风控部存在工作关系。在营销方面，应建立集团总部、子公司高层、部门中层及基层人员分别对应各银行的总行、分行、支行的分级分层次的立体营销模式，从而争取银行业务来源和银行授信额度。正如集团总部经营管理中心负责人所言，集团主要针对银行品牌营销，经营管理中心应对各银行的总行的营销工作，子公司则以对当地银行的产品营销为主。在业务操作方面，应采取子公司“块管理”的分权模式，充分授权给子公司。这一观点也被集团经管中心负责人所证实。而目前的实际情况是子公司80%的业务必须集中在集团进行最后评审决策，这就大大降低了业务运作的效率。集团风控中心负责人认为，控制风险不是目的，只是手段，业务发展和效率提高才是最终目的。在业务风险控制方面，由于担保风控与业务操作是紧密相连的，风险控制是担保业第一要务的要求决定了对于风控应该采取集团“条线式的集权管理”的模式。广东子公司一位部门经理认为，由于集团股东在子公司层面事实上是不到位的，尤其应加强风险控制制度，合理授权。
（2）人力资源管理工作。人力资源也属于国际COSO委员会有关内部控制的控制环境方面的主要因素之一。从担保实践来看，对人员风险的控制，尤其对各级人员道德风险的控制是担保企业风险控制的重中之重。冯均科（2002）认为，管理活动的控制侧重于以人与人（或岗位与岗位、部门与部门）关系为界面，从内部控制的本来意义看，它更应成为控制的重点。张砚和杨雄胜（2007）认为，目前的内部控制研究确实忽视了对人的行为的影响和控制。而KZ集团的实际情况是，各级人员的招聘、培训与晋升使用有比较完善的制度规范。主要问题在于制度执行力不到位，个别子公司存在比较严重的“内部人控制”和子公司总经理权力过大及滥用权力的问题。如集团综合部负责人所说，对子公司人员风险控制，人力资源管理应采取“条块结合”的模式。对子公司高管（总经理、副总和总助）的任免权应以集团的条线管理为主。而对中层干部（部门经理）应采用子公司任命的“块管理”分权模式，并报集团审批;对基层员工应采用子公司任命，并报集团备案的“块管理”分权模式。
（3）资金管理工作。内部控制更多是侧重审计的纠错防弊和会计资金安全方面的研究（加文，2009;巴拉，2010）。审计意义上的内部控制，实质上是管理控制中的“管理信息控制”部分（杨雄胜，2005）。KZ集团在资金管理方面的集分权是采取全面调度管理资金的制度。这样既能满足各子公司对资金的需要，又能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上海子公司部门经理曾说，资金由集团统一调度管理有利于提高利用效率，防止子公司挪用、占用资金。广东子公司的一位财务人员认为，子公司的财务人员应归集团财务中心管理，不应分30%归子公司总经理管理。
3. 集团对子公司的内部控制方式。（1）制度控制。企业集团内部控制就是母公司对其拥有控制权的子公司实施的一系列控制关系的制度安排（潘爱玲和吴有红，2005）。深圳子公司总经理认为，应建立严格的集团检查制度。而广东子公司部门经理则认为，集团应该统一制度，不应各子公司有自己的制度。作为担保项目风险控制重要手段之一的“区域评审官”制度，是集团总部派驻各子公司、把控项目风险的重要措施。如北京总经理总结的，由于执行董事在KZ集团实行效果不好，而区域评审官作为内控的一个节点，取代了执行董事职能，对风险控制起到一定作用。 （2）监督控制。监督也属于COSO报告中内部控制的五大要素之一。一般来说，在涉及企业不同层次主体确定的责任目标实现时，应以监督的方式形成内部控制。内部控制产生的本源就是委托问题，同时可以看出信息不对称是内部控制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因此必须要通过监督方式防止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发生。袁等（Yuan等，2007）研究认为，为了提高企业内部控制系统的有效性，公司应该加强公司治理的监控系统来防止高管受到道德风险的引诱。目前KZ集团对子公司采用四种监督方式：区域评审官制度，通过区域评审官来收集基层对集团意见反馈，通过办公网络OA系统上传下达有关业务信息，视频会议。
（二）担保子公司的内部控制机制
1. 担保子公司内部治理。一般来说，在涉及企业相关利益主体和企业内部各分工主体的利益被侵蚀时，应以制衡的方式形成内部控制（谢志华，2009）。在KZ集团下属子公司，由于政府股东和国外股东一般都不直接参与到子公司的日常经营活动中来，因此，各子公司的实际经营管理者中没有股东。所以，股东会也是在集团层面上召开。各子公司的董事主要由外资股东、政府股东及集团层面的高管人员担任，一些子公司中由1名高管担任该公司的董事。董事会决策方式与股东会决策方式一样，主要集中在集团层面。另外，据调研了解，各子公司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监事会履行监督职责。各子公司虽然都是独立的法人组织，但其公司治理效果，与真正的独立运作的担保公司法人组织是有差异的。因此，目前KZ集团子公司内部公司治理是不完善的。从回答频次只有8人次表明目前确实仍没有有效的办法予以解决。
2. 高管与经营班子日常经营决策权力制衡与方式。谢志华（2009）认为，企业组织关系决定了内部控制的本质，而内部控制的本质决定了内部控制的基本结构。制衡决定内部控制的结构：在企业进行任何事项、行为时，必须设立牵制或制约着的两极，相互制衡的两极必须处于平等的地位。由于KZ集团在公司治理结构上存在监事会缺位，公司经营管理层高层人员配备方面和高层决策模式方面均缺乏制衡机制，从而导致子公司的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特别体现在对经营管理层的制衡机制欠缺。集团一位负责人描述：很多子公司管理还没有形成一个闭环模式，即没有严格地检查，形成一种企业文化。各子公司有监督督导制度，但执行程度不高，“制度归制度，做归做”。各子公司应该采取民主集中制的模式，合理划分权力，适当增加监督机制，上下级内部机构相互监督。制度严格按考核方案来加强硬性约束，通过经济手段来强制执行，或通过对制度执行情况打分来考核。
3. 子公司担保业务链中的人员风险防控。内部控制主要是人的控制，其控制主体是人，其控制过程中被控制的对象也主要是人的活动，内部控制程序最多只能控制人员的行为，却无法控制其动机。在担保业务链上的人员风险的防控对于防控担保风险至关重要。在担保业务链上容易出现人员风险的主要环节包括：业务经理（A角）和风险控制经理（B角）尽职调查，子公司对项目的评议和集团对项目的评审，以及保后监管。从回答问题的频次达到107次充分说明该类问题普遍性。特别是前两个业务环节分别达到45人次和49人次，说明存在问题的严重性。
（1）项目的尽职调查环节。企业最大的风险来源在于经理人的失控而非其他，若不注重员工的道德情操培养，也很可能会出现有令不行的失控状况（周晓蓉，2002）。如集团一位负责人所言，员工在职业道德方面应加强。在防控A角和B角的人员风险方面，深圳子公司业务部门经理和广东子公司总经理的经验是，A角先去企业调查，A角提交资料后，在正式调查企业的财务凭证等资料时，A角和B角都必须再次前往进一步调查。其中B角是防止A角道德风险的第一道关卡。同时，为激励和约束B角对业务审核的合规性，北京、深圳和广东子公司的经验是，B角可从通过评审的项目中提成一定比例，最好是10%―15%，以解决B角的动力问题。但比例不可过高，因为B角与业务利益关联过大会导致与A角串谋。另外，对于担保金额超过一定数额的项目，北京子公司的做法是总经理和区域评审官必须亲自到场视察。这也可作为第二道关卡来防止A角和B角间的串谋。
（2）项目的评议和评审环节。由于监督的专业性，监督主体应由企业内各分工者的专业主体进行（谢志华，2009）。当项目经过A角和B角的尽职调查，公司认为项目基本符合担保的条件，会推荐到子公司的评议会进行专家集体审查。而对于担保金额超过集团授权范围的项目，则需要进一步上报集团，进行集团层面评审会的审查。在这两个环节，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评委本身的业务素质和对担保风险的洞察力和敏感性。正如广东子公司部门经理所言，评委大多是财务会计专业，对担保业务不一定内行，而对担保业务本身了解不够。因此，为提高评委本身的评审能力，集团一位经营中心负责人认为，评委必须要做过一段时间的业务，并知道客户需要什么。通过评委对已经成功和失败的典型案例的剖析，提高其评审水平。集团应责令评委深入A角的一线，现场观摩，现场接受指导，并辅以培训提高。上海子公司总经理还提议，在金融行业从业不满10年的不能做评委。同时，为促使评委认真审核项目，北京和上海子公司的总经理都认为，应对评委的评审质量进行考核，将其评审效果与其绩效挂钩。
（3）项目的保后监管环节。在保后监管阶段，容易出现的问题在于，每位业务经理往往同时进行若干项目，当一个项目通过评审，银行放款，同时办理反担保手续后，A角往往忽视对受保企业的经营状况检查。从而，受保企业在后期出现经营恶化的情况，A角很可能缺乏警惕性。这可能是A角的个人精力和工作能力有限造成的，也可能是由于其责任心不强造成的。因此，在这个阶段需要防控这两方面的人员风险问题。厦门子公司部门经理和业务经理体会到，保后监管工作比较烦琐，A角不重视保后监管环节工作，影响A角对新项目的前期操作。为此，北京子公司的成功做法是，保后监管阶段由风控部的部分B角成立业务操作部，由他们专门负责项目后续监控工作，直至项目顺利解保，以使得A角能集中精力开展前期业务。
五、研究结论与理论贡献及管理实践启示
（一）研究结论
1. 在公司治理和权力制衡机制方面，担保集团母公司应着重通过设立并加强独立董事监督作用来制约内部董事权限;子公司层面可通过吸纳当地股东来解决集团股东在子公司缺位的问题，同时在建立健全“三会”基础上完善执行董事和监事会的监督职能;对子公司总经理的遴选，同等条件下内部选拔的效果要优于集团母公司委派。
2. 在组织结构与权责分配机制方面，为应对担保风险控制的要求，应采取整个集团矩阵结构与子公司直线职能制相结合的组织结构。在担保业务风险控制方面，采取集团控制的“条线管理”模式。即，通过在子公司设立“区域评审官”，加强对子公司担保风险的监控，并在适当扩大集团对子公司的授权额度前提下将风险控制权力适度下移给子公司;在担保业务方面，宜采取担保子公司自主管理为主的“块管理”模式。且通过经营管理团队强化集体对业务把关作用;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应根据分级管理的原则，对子公司高层管理人员采取集团的“条线管理”模式，对中下层管理人员采取子公司自主的“块管理”模式。在担保子公司市场方面，从集团经营管理中心到子公司高管、市场部负责人及一线业务经理应分别对签约各银行总行、分行和支行建立多层次营销模式。在财务管理方面，集团应采取“条线管理”资金集中调度模式。
3. 集团对子公司内部控制的方式方面，“区域评审官”制度有利于集团对子公司进行风险监控;在监督控制方面，应综合采取“区域评审官”监督、办公网络OA系统、视频会议和集团委派人员到子公司调查的方式。
4. 在担保业务链的人员风险控制方面，在尽职调查阶段应通过设计机制杜绝业务经理的道德风险，并采取激励措施调动风控经理的工作积极性;在评议和评审阶段，应强化评委的把关作用，要在把控好担保风险的基础上增加有效担保业务量，进而以众多的盈利项目弥补少数的担保业务损失;在保后监管阶段，主要应解决好业务经理开展新业务和已承保业务的后续管理关系，加强对受保企业后续的经营状况的跟踪和监控。
（二）理论贡献和实践建议
现有的公司治理与内部控制理论及研究难以对担保集团内部控制的现实问题予以解释，而本文是从集团和子公司两个层面对其内部控制问题展开研究的。理论贡献体现在：
1. 在已有的集团内部控制的研究中，潘爱玲、吴有红（2005，2006）是从集团产权关系的视角对集团内部控制问题进行研究的。本文运用案例研究的方法侧重从组织管理和人的行为视角，对担保集团对下属子公司内部治理、集权分权、内部控制方式等问题，结合担保集团企业实践经验和反映的问题进行阐释，在集团和子公司两个层面验证或修正了本文的理论框架。
2. 在已有的单体担保企业内部控制研究中，孙刘成（2010），严叶华、郑军（2011）和黄晖（2006）虽然对担保企业的内部控制问题初步进行了研究，但是研究深度均不够，远没有揭示出其内部作用和影响。而本文则运用案例研究的方法从组织管理和人的行为视角，从子公司公司治理的权力制衡、高管经营层决策的权力制衡和决策方式、特别是担保业务链主要环节人员的风险控制揭示出内部控制的作用机制，并在子公司层面验证或修正了本文的理论框架。
本文对担保实践管理的启示是，由于本研究是建立在规范的案例研究基础上，丰富的第一手调研资料和数据对担保企业实践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具体体现在：
1. 从担保集团总部的层面采取类似“区域评审官”制可能是解决集团股东缺位以及监事会监督作用缺失问题的办法之一。
2. 从风险控制的角度，采取“条线管理”和“块管理”相结合的模式可以较好地处理集分权问题。
3. 在担保子公司日常经营决策权力制衡与方式方面，应采取民主集中制及民主商议的方式予以决策，这样可以限制权力的滥用。
4. 在担保业务链的人员风险控制方面，尤其要注意在尽职调查和项目评议评审环节对有关人员风险的防范。
（三）未来研究方向
本文后续研究可从两方面展开：其一，继续探讨其他担保集团的内部控制问题，包括不同性质类型（国有政策性担保，合资性质担保和民营商业性担保）的担保集团;其二，如研究条件许可，可考虑采用定量的实证研究，以此对本文的理论框架和主要观点进行进一步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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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ase Study on the Internal Control Mechanism of Guarantee Enterprise Group
LI Tiening LI Yongfe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ngement of Changsh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Changsha Hunan 410004）
内部控制案例范文4
关键词：上市公司 内部控制 缺陷认定 案例研究
2014年，内部控制审计被出具否定意见的中国上市公司共有20家，比之于2013年的13家增加了53.85%，说明社会对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的要求越来越严格。在2014年20家被出具否定意见内部控制审计的上市公司中，19家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评价报告中的结论部分认为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无效，与其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结论相一致，但仅有*ST水井一家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结论与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结论不一致，本文就*ST水井2014年内部控制缺陷认定进行分析。
一、案例介绍
*ST水井，全称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水井坊），始建于1958年，是由四川制药厂独家发起并改组的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12月6日，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为四川成都水井坊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帝亚吉欧为境外上市的公司，持有四川成都水井坊集团有限公司100.00%股权。公司主营酒类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属“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2014年，白酒行业仍处于深度调整期，行业景气度依然低迷，市场整体疲软乏力。随着白酒产品消费降档，中低端白酒市场竞争日趋激烈，高端白酒市场拓展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阻力。在白酒行业日趋严峻的市场环境和竞争格局中，2014年水井坊实现营业收入36487万元，亏损30745万元，归属母公司净利润-41847万元，分别较2013年减少了25%、100%、172%。
二、内控建设
2011年11月23日，水井坊公布修订后的《水井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实施细则》；2012年3月31日，水井坊公布《水井坊2012年度内部控制规范实施工作方案》，称全面推进其内部控制建设；2012年4月28日，水井坊公布《水井坊内部控制制度》、《水井坊内部控制自我评价制度》和《水井坊内部审计管理制度》。
2014年，水井坊提升风控合规意识，按照《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相关文件的要求，确立了风控合规工作具体目标，并组建了风控合规委员会。在风控合规委员会的指导下，水井坊成立了风险内控部，并由其牵头建立了以风险为导向的内控管理体系。2014年，水井坊风险内控部配合审计机构完成对内部控制有效性审计，协助水井坊各职能部门建立相关缺陷整改行动计划。同时还协调组建了危机管理团队，开展《企业持续运营计划》制定等工作，为水井坊创建具有竞争优势企业管理和运营环境奠定了较好基础。
三、冲突产生
水井坊前8年的审计业务都是由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承接的，由于其实际控制人聘任毕马威作为其审计事务所，为避免重复审计，水井坊聘任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毕马威）作为其2014年度内财务报告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毕马威由于以下两项事件与水井坊产生异议，出具了否定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一）政府拔付的扶持资金的使用
毕马威2014年审计报告披露：水井坊原子公司聚锦酒业公司与郫县财政局签订备忘录，约定其收到郫县财政局财政技术改造扶持资金共计人民币94006000.00元，“用于成都聚锦酒业有限公司工业港生产基地建设项目”，水井坊曾以临2011-02号公告“决定终止原六届董事会2009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在郫县新征工业用地的议案》并终止拟在该地块上进行的酒业发展项目”，上述被指明拔付的用于郫县的建设项目并未进行。而后，水井坊子公司成都水井坊酒业有限公司在邛崃市实施了新产品开发基地及技术改造项目（以下简称“邛崃项目”）。水井坊将上述郫县财政局财政技术改造扶持资金作为与水井坊邛崃项目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从2013年开始在邛崃项目相关资产使用寿命内平均分配。2014年度，水井坊将上述郫县财政局技术改造扶持资金在邛崃项目相关资产使用寿命内平均分配计入当年合并利润表的营业外收入为人民币6267066.72元。由于水井坊能否继续使用郫县财政技术改造扶持资金具有重大不确定性，毕马威无法实施必要的审计程序，以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也无法确定可能需要进行调整的金额。
水井坊解释：根据备忘录，为鼓励水井坊在郫县扎根发展，并调动生产和经营积极性，达到促进郫县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目的，在厂区从郫县红光镇、郫筒镇搬迁至郫县成都现代工业港重新建设阶段，郫县财政局将分期对水井坊子公司聚锦酒业予以扶持，扶持资金用于聚锦酒业“工业港生产基地建设项目”。自2009年5月至2010年12月期间，聚锦酒业共从郫县财政局收到九笔、合计金额为94006000.00元的扶持资金。
（二）长期股权投资相关事宜
2014年12月31日，水井坊对成都水井坊酒业有限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余额人民币108396662.19元，该项投资的账面价值大于水井坊享有成都水井酒坊酒业有限公司净资产账面价值的份额，存在明显减值迹象，而水井坊确定该长期投资无须计提减值准备，并且未能提供充分的支持性资料，毕马威无法实施必要的审计程序以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也无法确定可能需要进行调整的金额。
水井坊董事会提供说明：2014年12月31日，成都水井坊酒业有限公司资产总额343770698.11元，负债370095719.95元，净资产总额-26325021.84元；2014年度营业收入8400000.00元，净利润-114515282.99元。水井坊根据估计可收回金额确定该长期股权投资于2014年12月31日无需计提减值准备。
针对上述两个事项，水井坊监事会和独立董事发表意见书，同意水井坊董事会意见。
四、缺陷认定
（一）内部环境方面存在重大缺陷
水井坊内部环境方面的重大缺陷主要体现为水井坊公司治理运转失灵。水井坊独立董事和监事会都发表申明，同意水井坊董事会对该事件的处理。在水井坊独立董事中，至少有一名会计审计方面的专家，应该理解毕马威出具非标报告的“苦衷”，但无论是水井坊独立董事还是水井坊监事会都对水井坊董事会的处理无异议，至少从公开揭露的信息看是这样，说明水井坊公司治理存在重大缺陷。
在毕马威对水井坊2014年度财务报告非标审计报告后，水井坊董事会在2015年没有继聘毕马威，而聘请普华永道作为水井坊2015年度财务报告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二）风险评估方面存在重大缺陷
根据备忘录，为鼓励水井坊在郫县扎根发展，郫县财政局分期对水井坊子公司聚锦酒业予以扶持，扶持资金用于聚锦酒业“工业港生产基地建设项目”。水井坊取得的9400万扶持资金是以在郫县建立生产基地为条件的，换句话说，不在郫县扎根发展，就没有取得扶持资金的资格。而水井坊在取得扶持资金后没有在郫县而是在邛崃建立生产基地，且水井坊的实际控制人为外国投资方帝亚吉欧，郫县拔付的9400万扶持资金有退回郫县财政的重大风险。
（三）控制活动方面存在重大缺陷
根据水井坊董事会提供的说明，2014年12月31日水井坊对酒业公司长期股权投资余额为人民币108396662.19元，而酒业公司净资产为-26325021.84元。也就是，账面价值1亿元的投资对应受资企业净资产为负数。按照中国会计准则，该项资产应减记为零，而水井坊根据估计可收回金额确定该长期股权投资于2014年12月31日无须计提减值准备，但其又不能提供令人信服的“估计可收回金额”的支持性证据，说明水井坊在财务控制方面存在重大缺陷。
（四）信息与沟通方面存在重大缺陷
企业不仅要有一个好的内部沟通，更要积极主动与外部利益相关者进行沟通。水井坊取得郫县财政9400万元扶持款，应当与财政部门有良好的沟通，确定该款项可用于邛崃项目，但从上市公司揭露的信息中未见到上市公司做此项工作，说明水井坊在信息与沟通方面存在重大缺陷。
（五）监督方面存在重大缺陷
内部控制按照合理的设计有效运行，监督是内部控制自我调整的机制。水井坊董事会下属的审计委员会在收到注册会计师对水井坊内部控制出具的否定意见报告后，仍坚持其内部控制有效，在内部控制评估报告中未提到内部控制缺陷，说明水井坊内部控制监督机制是失效的，存在重大缺陷。
五、对策建议
（一）统一内部控制评估报告格式与内容
当前，我国实施内部控制规范体系时间不长，上市公司按照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实施内部控制建设存在许多问题，其中比较重要的就是内部控制评估报告的格式和内容，改善内部控制评估报告格式能有效传递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有效的相关信息。建议建立统一的内部控制评估报告范式，再按行业建立内部控制评估报告的范本，促进我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有效信息的传递。
（二）提高企业对内部控制的思想意识
从水井坊的案例中可以看出，上市公司对内控存在应付了事的思想态度，对监管层倡导的内控流于形式。水井坊正是由于不重视内控，没有提早识别出经营中所存在的风险，当世界发生金融危机，中国政府政策发生变化，酒类消费下降，水井坊连续三年发生亏损，面临退市的压力，不得不做出各种应对措施。2014年，水井坊转变企业战略，转换经营思路，加强风险管理，成立了风控合规委员会和风险内控部，加强内部控制建设，所以才有2015年上半年的扭亏为盈，但前期经营亏损已成事实，为了“保壳”，才有种种违规操作。
（三）开展注册会计师内部控制审计业务专项检查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应当定期组成专班，对各家会计师事务所执行内部控制审计业务的状况进行检查，抽查其工作底稿，发现问题，及时解决，不断提高中国注册会计师内部控制审计的执业水准。
参考文献：
[1]杨敏，贾文勤，欧阳宗书，李筱强，胡兴国，邱昱芳，夏文贤，米传军，李静，徐振，谢安，顾玲，崔志娟，胡为民，阳尧.我国上市公司2012年实施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情况分析报告[J].财务与会计，2013（11）.
内部控制案例范文5
摘 要 中国有句成语,叫“祸起萧墙”。意思是指最可怕的祸害发生在内部。当人类满怀信心大踏步迈进21世纪时,并对未来充满美好期望之际,在经济领域核心的资本市场上,2001年12月2日,一个居世界500强第七,2000年营业规模超千亿美元的能源巨人――美国安然能源公司,几乎在一夜之间轰然倒塌。与此同时,与安然一起陪葬的还有为之审计的,全球五大会计师所之一的,创立于1913年,赫赫有名的安达信(Andersen)会计师事务所。面对这起巨大的悲剧,我们发现其存在深厚的经济背景。而其问题根结之一就在于缺乏实质有效的内部控制机制。前车之鉴,后事之师。我国应该吸取教训,完善内部控制监管制度。
关键词 内部控制 金融监管 公司治理
一、内部控制问题的严重
继“安然事件”曝光以后,美国相继爆出了环球通讯、世界通信、施乐等一系列国际知名大公司财务舞弊丑闻;此外,阳光电器、南方保健、美国在线时代华纳、甲骨文公司等也因不同程度的涉嫌假账被指控、调查或处罚。这些一向被认为业绩良好的明星公司,当那华丽的面纱被骤然揭开后,却被发现那漂亮的财务报表都是被“做”出来的,且金额惊人。人们突然发现一些受到广泛尊重、曾经创造了美国财富神话的CEO和高层管理人员,长期欺骗着公众的信任,成为制造假帐的主角[1]。一系列会计造假丑闻的曝光,内部控制信息披露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日益关注。
二、舞弊案之前产生的背景因素分析
美国发生如此众多而且巨大的舞弊案例,其实有其鲜为人知的经济背景,尤其是20世纪最后20年,世界经济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
(一)金融管制的放松
近20年来,新自由主义对企业实行放任的思潮再一次在美国抬头。美国政府便逐步解除了对金融市场的管制,允许资本可以跨国界、跨行业自由流动,也放松了对会计、审计的监管。在监管未放松前,资本市场中自发形成或有意安排的一些中介机构如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所、分析师等都具有自我约束和相互监督与制衡的功能,他们共同促使资本市场的公开、公平和平等的运作。但放松管制后,原有的相互监督和自我约束机制就被严重削弱了。美国SEC前主席Arthur Levitt在一次题为“高质量的信息:市场的生命线”的演讲中曾说:“我们看到的是功能失调的关系,分析师(指金融、证券分析师)‘确切地’估计公司的盈利而又严重依赖公司的‘点拨’,公司的报告则迎合这一‘估计一致’的预期盈利,而不去反映波动中的经营业绩的现实。” Levitt还揭露金融分析师进行选择性披露,通常是宣扬那些由公司在幕后提供的、不公允的重大信息。结果,企业、金融分析师和注册会计师串通一气向市场发出虚假的投资信号。
(二)金融衍生工具的“大胆”创新
由于金融管制的放松,资本逐利性的本质必然要寻找出路,于是各种大胆的金融创新便产生了。尤其是各种衍生金融工具如股票期权、金融期货、股指期货,利率互换、货币互换、远期利率协议、利率上限和利率下限、票据发行工具等等,令人目不暇接。安然公司用来高估利润、低估负债但不纳入其合并财务报表的“特殊目的实体或主体”(SPE),也同金融创新有关。衍生金融工具是高报酬与高风险相结合的双刃剑,且操作这种业务又具有极大的隐蔽性。它最初的创设,一般是为了避险,但几乎所有的衍生金融工具都被用于投机。直到今天,不论在财务报告的表内确认和表外披露,都难以充分揭示它的性质和风险,投资人是难以从报告中预测到一家公司衍生金融工具可能带来的风险和报酬。创新意味着经济发展对金融改革和金融技术的进步,但金融资本不能创造财富与价值。在缺乏有效监管的前提下,过剩的金融资本通过各种衍生工具进行活动,结果极可能使理性的投资转变为狂热的投机!
(三)工业产能过剩
与金融大发展相比,工商业的形势却不景气。这应当是20世纪最后20年资本主义经济发生的另一项重要的变化。这种变化最直接的特点就是工业产品严重产能过剩。1997年之后美国的工业已停止了利润的增长,它们期望通过扩大生产与交易规模来增加利润,由于无法依靠留存收益来自我发展,只能求助于银行借款和发行证券。但20世纪90年代末,工业产品却一方面因利息过重而提高了生产成本,但生产的扩大并没有扩大需求,反而出现生产过剩。例如,全球汽车年产量7000万辆,销售量只有5000万辆;又如计算机,单是美国,每年的生产能力即可上升40%,而这个比例远远超过每年计算机市场的需求比例的增长。这里,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矛盾,已经明显地反映美国再生产中严重的不协调。
(四)企业合并兼并效果差强人意
市场衰退导致企业(特别是生产企业)利润率降低,企业家为了做大利润,除向银行大量借款并发行股票、债权融资外,又希望通过企业兼并来提高利润,从1987年起,资本主义世界兴起了新的合并浪潮。如:戴姆勒・奔驰――克莱斯勒与三菱合并、雷诺收购日产、美孚和埃克森合并、英国石油与阿莫科和阿尔科合并、美国在线和时代华纳合并、美国世界通信公司兼并微波通信公司等等。合并的目的有的是为了消除竞争,而有的则希望合并后通过“协同效应”增加新的利润。事实上,许多企业合并后虽然大量裁员,降低了成本,确实增加了收益,但却提高了社会失业率,从而增加了社会的动荡和不稳定。而从总体上看,合并后的企业一般未能带来预期的利润增长。
(五)收入与分配严重失衡
美国经济在上世纪最后20年代由于金融资本大发展和网络经济的兴起,曾经出现一时的经济繁荣。但这种繁荣的背后,却隐藏着生产过剩和市场萎缩的危机,金融行业的高利润率并不能消除工商业利润率停滞不前所带来的隐患。金融是一个分配领域,金融资本本身不创造财富和价值,它必须通过生产的发展和市场需求的增加才能促进社会的进步。过去20多年,美国分配的不均衡明显增加了。据统计,1981年,收入最高的1%的家庭,仅占美国财富的25%,而到了90年代末,这一部分最富裕家庭占有的美国财富的比例已上升到38%以上。与此对照,美国同期失业率则由4%上升到7%。过去10年的泡沫经济使美国财富的从中小投资人阶层向高层经理阶层转移。
(六)深层次的公司制度和治理结构缺陷
美国资本市场一向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完美的。其实美国的公司制度和公司治理方式,至少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公司的股东十分分散且不断流动,大部分中小股东并不关心公司的经营管理和长远利益,更多地关注当前的业绩和现金流量,即使跨国公司,真正控股的大股东是个人或其家族的也不多。一些机构投资者(如共同基金)可能拥有较大股权,但也不过是分散的个人投资者的代表。这样,管理公司的真正权力就掌握在作为受托方的经理层,特别是高管层。作为委托方的投资人,反而处于公司的外部。对于公司的经营内幕,真正的经营业绩和未来发展前景,经理层和投资人之间产生严重的信息不对称。这样的公司制度,已颠倒了委托人(所有者)和受托人(经营者)之间的权责关系,对传统的理论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可以说,当前美国上市公司,已开始形成“所有者缺位,经理层(主要指掌权的高管层)越位”的反常现象。二是经理层在公司经营管理中已经拥有很大的决策权,而按美国的公司治理原则,对经理层还要实行激励制度,通过经理股票期权让经理们也享有剩余所有权,并把他们的利益高低同股票价格直接挂钩。因此,这又将促使高层经理通过所谓盈余管理来粉饰企业盈利,哄抬股价,以便他们的股票期权行权时牟取暴利[2]。
三、加强公司治理层面的内部控制监管及萨班斯法案的规定
世界经济环境的变迁已深深影响了企业的行为,在如此的环境下,公司要从内部原因中寻找出路。上市公司为何会舞弊,对于政府管制的放松造成的后果已让各国政府有所反思,仅依靠各行业的自律其实难以保证市场的稳定发展,一定要加强监管,更需要加强公司治理层面的加强公司内部控制[3]。
为了重振信心,2002年7月,美国国会正式通过了《Sarbanes-Oxley法案》。该法案第一次对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的有效性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其中涉及内部控制的条款主要有:
第103 款规定,对管理层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评估的审计师报告,需要评价公司的内部控制政策和程序是否包括详细程度合理的纪录,以准确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资产交易和处置情况;内部控制是否合理保证公司对发生的交易活动进行了必要的纪录,以满足财务报告编制符合公认会计原则的要求;是否合理保证公司的管理层和董事会对公司的收支活动进行了合理授权[4]。
第302 款规定,公司首席执行官和首席财务官应当对所提交的年度或季度报告签署书面证明,签字人员有责任建立和维护一套内部控制程序,保证在财务报告编制之前90天内已经对公司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进行了评价;将关于内部控制有效性的结论反映在报告中;向外部审计师和公司董事会下的审计委员会报告了在内部控制设计或运行中对公司财务信息的记录、加工、汇总和报告产生不利影响的所有重大控制缺陷以及重要控制弱点。
第404 款规定,根据1934年证券交易法中13(a)或15(d)款要求递交年报的公司,管理层需要对财务报告的内部控制进行报告。同时要求这些公司的审计师对管理层的评估进行认证和报告。
参考文献:
[1]李馨弘.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12.
[2]黄世忠.会计数字游戏――美国十大财务舞弊案例剖析.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6.
内部控制案例范文6
一、创业辅导基地建设跨出新步伐
为使创业辅导工作向广度拓展，向深度延伸，推进全民创业深入开展，我们重点加快县（市、区）级创业辅导基地建设，总结推广了7大类型、20个建设模式，创业辅导基地由少到多，发展迅速，创业辅导服务体系不断完善。全省创业辅导基地由2005年的34个发展到2011年的340个，建设标准厂房由45万多平方米上升到1450万平方米，入驻企业由1035家上升到13,800多家，安置就业由3.6万人上升到36万人。在加快发展的同时，注重基地规范化建设，出台了《河北省中小企业局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企业创业辅导服务的指导意见》和《河北省中小企业创业辅导基地评价认定暂行办法》，编写了《中小企业创业指南》《中小企业融资指南》《中小企业发展指南》三本书，着力抓了创业辅导基地人员素质培训，进一步加强辅导基地有效运营。聘任了300名创业辅导师和创业辅导员，深入基层开展了42场次“订单式”服务活动，服务企业近3000家，此项工作获得工信部中小企业司的肯定，并多次在全国会议上介绍经验。同时，充分发挥省政府鼓励创业领导小组办公室职能，组织团省委、省妇联开展了全省青年创业先锋和妇女创业培训等创业活动，推进全民创业深入开展。
二、人才培训对接工作获得新成果
围绕“民营经济组织人才队伍建设提高工程”，实施“适用人才聚集”“重点人才培养”和“全员素质提高”三大工程，整合社会资源，建立健全了人才培训服务体系。编制了民营经济人才规划、加强民营经济组织人才队伍建设意见、民营经济组织人才中长期发展规划等，建立了200个中小企业远程教育培训基地。积极探索以企业家培养为重点的人才培训模式，深入实施“银河培训工程”，组织百强民营企业和千家成长型民营企业经营管理者先后到中央党校、清华大学学习深造，开展“河北中小企业发展名家讲坛”全省巡讲活动，近年来全系统累计完成各级各类（含企业自主）培训1000多万人次。搭建引才纳智平台，每年都举办中小企业高校毕业生人才招聘会、中小企业中高级人才专场招聘会，连续6年开展了中国中小企业百日网上招聘活动，形成了中小企业引进高校毕业生和社会人才的长效机制，共引进各类人才80多万人，接收高校毕业生9万多人。
三、融资担保体系建设迈上新台阶
按照扩充总量、提升规模、规范运作、防范风险的原则，下大力抓好省、市、县三级融资担保体系建设，加强了融资性担保机构日常监管，全面开展了融资性担保机构复查整顿、设立变更等核准事项审批工作，着力做大省级、做强市级、做实县级融资担保机构。经过上下共同努力，全省建立担保机构由2005年底的206家发展到2011年的565家，担保资本金突破300亿大关，达到329亿元。组织各市、县开展银、保、企对接活动，2009～2011年连续三次与省建行、河北银行、华夏银行石家庄分行等金融机构签订总额5000多亿元的中小企业融资合作协议，帮助企业解决资金近7000亿元。今年3月份，我们又与10家金融机构签订了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合作协议，年内将为我省中小微企业融资4760亿元，同时，联合省发改委、金融办等部门大力发展小额贷款公司，扎实推进企业上市融资，探索发行中小企业债券，进一步扩大融资渠道。
四、公共技术支持开创新局面
2005年，我局开始把培育发展特色产业集群作为提升中小企业市场竞争力、构建现代产业体系、优化产业结构的重要举措，几年来不断加强宏观指导，扶持龙头企业，推进专业化协作，完善服务体系，支持建立了省级公共技术服务平台170个，评选认定了省级示范平台19个，出台了《河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中小企业产业集群发展的指导意见》《河北省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认定管理办法》等。2011年在重点扶持120个省级产业集群的基础上，大力实施产业集群示范工程，组织集群内企业开展对标行动，制定了《河北省中小企业示范产业集群管理办法》，评选出辛集皮革等15个“河北省中小企业示范产业集群”。全省年营业收入5亿元以上的产业集群达到295个，100亿元以上的产业集群达23个，集群经济总量占全部民营经济的比重上升了近10个百分点，达三成以上。组织实施《河北省中小企业名牌产品管理办法》，认定了全省中小企业名牌产品1000多个，帮助一大批中小企业、民营企业争创国家和省级商标品牌。
五、对外经贸合作取得新进展
几年来，我们大力实施“走出去”战略，先后组织省内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参加了乡镇企业、中小企业东西合作经贸洽谈会、中国乡镇企业名优商品推介会、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APEC中小企业技术交流会等数十次大型经贸洽谈活动，累计签约金额突破100亿元。同时，围绕区域特色产业、县特色品牌，举办了防腐技术、皮衣皮革、电线电缆等区域性产销对接活动，并组织了多批次的小团组赴日本、意大利、澳大利亚等国家开展招商经贸活动，帮助企业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加快发展。2011年，我省承办了“中国河北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论坛”，为省内企业提供了广阔的展示舞台，提高了市场知名度和影响力。
在抓好重点工作的同时，我们还下大力健全完善了信息服务、管理咨询、法律维权等服务平台，取得了积极效果。创办了“中国中小企业河北网”，日访问量居省直网站前列，初步形成了以省级网站为龙头、设区市级网站为基础、重点企业网站为支撑的上下互通互动的中小企业信息网络体系。联合河北省司法厅、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工商联开展了以维护企业权益为主题的“金色阳光行动”，已组织10余场次，共为数千家企业现场进行法律咨询辅导服务，受到基层好评。
今年，我们将紧紧围绕工信部“中小企业服务年”活动安排，坚决贯彻省第八次党代会、经济工作会议和全省民营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加快发展民营经济的决策部署，大力开展“强服务、解难题、帮企业、保增长”主题活动，不断强化政策服务、调查研究、信息服务、创业服务、技术服务，为中小企业发展提供支持；着力破解融资、用地、人才难题，为中小企业发展创造条件；积极帮助企业做大规模、做优品牌、做强产业，为中小企业发展排忧解难；下大力落实专项资金、扶持技改项目、加大市场开拓、加强运行监测，为中小企业发展增强后劲。同时，发挥省民营办职能作用，加强对省有关部门和各市、县的组织协调与督导检查力度，进一步理顺工作体制、推动工作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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