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新向度
李立景，法学博士，广西民族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玉琼，广西民族大学民族法与区域治理研究协同创新中心研究人员。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中长期忽视了话语共同体的视角，构建中华民族话语共同体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新向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所需与话语共同体的功能优势是构建话语共同体的驱动力。话语共同体以语言文字共同体为基础，社会结构交融为前提，共同的话语体系为核心而逐步形成。面对法律保障缺失、民族交流困难等现状，构建中华民族话语共同体要从六个方面着手：将构建话语共同体纳入法治轨道以实现法治保障；广泛传播中华文化以增强文化认同；创新社会治理方式以提高治理效能；推动各民族话语融通以形成精神核心；落实媒介化统战以汇聚民族力量；建设学术话语体系以提供理论支撑。构建；话语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一）国内相关研究自习近平总书记于2014年首次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概念以来，众多学者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铸牢路径展开研究，但从话语共同体的视角来探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少之又少。本文将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是否涉及“话语共同体”、“话语共同体”的研究有无提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共同体”的研究是否涉及“话语”三个方面梳理相关文献。首先，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是否涉及“话语共同体”的相关研究。本文通过检索篇名包含“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关文献，检索得出3021篇相关文献。2014年，吕岩以西藏民族学院为例，详细论述了公共媒体迅速普及的新形势下通过讲究策略和有效引导促成中华文化认同，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2015年，张立辉、许华峰以西南民族大学团结教育为例，主张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坚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三个途径推动发展民族团结工作，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该时期，学者们就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展开初步探究。2020年，胡艳霞提出增强语言文化认同是加强中华文化认同的重要途径，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基础。2021年，邹阳阳提出落实《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对加强语言文字法律保障，落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任务具有重要意义。2022年，夏文贵提出应当充分落实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以此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20年至今，诸多学者开始关注语言文字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作用，并就如何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展开探索。显而易见，已有的研究多是从文化、价值观念以及语言文字层面上就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路径展开研究，并对后续的研究作出了无可替代的贡献。但在篇名包含“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3021篇文献中将检索条件设置为关键词包含“话语共同体”，最终未检索出相关文献。可见，当前诸多学者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还停留在单一层面，即主张加强文化认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或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然而，只有将其整合融通，上升到话语共同体的高度，才能更加全面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其次，对于“话语共同体”的研究是否提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经中国知网检索，篇名包含“话语共同体”的相关文献共计284篇。1999年，施敏发表了《话语共同体和ESP的理论本质》一文，也是中国知网收录的国内最早的对于话语共同体的研究，施敏详细论述了有关话语共同体的概念及特点，并以商务英语为例展开相关论证；2009年，严明从起源与发展、概念及特征三个方面对话语共同体展开详细论述。该时期国内话语共同体的研究推动了话语共同体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但是该时期的相关研究只是借鉴西方研究成果，欠缺批判与创新。2017年，张庆林、肖燕怜主张将话语共同体与新媒体网络传播相结合，论述了多元网民话语共同体的形成；同年，双传学提出了构建新闻话语共同体，以提升舆论引领力、传播力、影响力和公信力的重要观点；2022年，柯贤兵、向波阳主张推动话语共同体与法庭调解相结合，旨在构建法庭调解话语共同体。该时期学者的研究开始趋向于话语共同体的跨学科研究，并以话语共同体解决社会现实问题，为话语共同体的进一步发展打下重要基石。话语共同体作为集语言文字与意识形态为一体的概念，其理论贡献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相关研究提供了一个更加全面且全新的视角，这也正是当前研究中所欠缺的视角和高度，话语共同体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发挥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但是，至今为止，尚未有学者将话语共同体的理论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相结合，中华民族话语共同体的研究少有涉及，可见，当前学界对此并未足够重视。最后，对于“共同体”的研究是否涉及“话语”，我国有关“共同体”系列话语多用于政治生活，反映政治思想，现有的学术研究也集中于政治领域反映政治思想。经中国知网检索后发现，自1958年开始，“共同体”开始出现在学术文章中，最具代表性的即“欧洲经济共同体”和“太平洋共同体”，例如周建平就经济危机后欧洲经济共同体的经济形势、经济发展缓慢原因以及发展趋势展开分析，张碧清探讨了日本提出“太平洋共同体”的目的和原因，分析了其存在的问题和发展前景。1980年伊始，由于改革开放的成果逐渐显现，“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开始出现在学术文章中，如林建珍就企业“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建设中的部分问题展开初步探讨。2007年开始，“东盟共同体”广泛出现在学术论文中，例如张锡镇探讨了东盟共同体在未来改革中发展趋势及东盟核心国对推动东盟发展的作用。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来，“人类命运共同体”受到众多学者的关注，如曲星围绕国家权力观、共同利益观、可持续发展观和全球治理观深入探讨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质内容。可以看出，我国对于“共同体”的研究紧紧跟随政治发展的脚步，与国内外政治变迁紧密互动。在有关“共同体”的检索结果中将检索条件设置为关键词包含“话语”，最终检索得出33篇相关文献。且已有的文献综述或是一笔带过，或是泛泛而谈，其中聚焦论述“话语”的文献近乎为零，可见，当前我国“共同体”的研究并未涉及“话语”，学术研究上仍然存在着漏洞与空白。（二）国外相关研究国外学者对话语共同体研究较早,并最早来源于语言学、哲学等领域的研究。本文将从话语共同体的概念研究和话语共同体的跨学科研究两个方面进行梳理。首先，对于话语共同体概念的研究，不同的学者对此提出了不同的看法。1986年，Herzberg提出教育学正使用“话语共同体”的概念来表示一组观点：群体语言的使用是一种社会行为，话语不仅是保留和扩展群体知识的方式，也是介绍新成员进入该群体的方式，是对群体知识的认知和构建。但该观点引起了诸多学者的争论，普遍认为Herzberg的观点并不是建立和识别话语共同体的标准，Herzberg承认话语共同体的概念并未得到很好的定义，他所提出的观点具有启发性，但不是一个固定概念。同时，也有一部分学者认为话语共同体的概念虽然实用且权威，但也带来许多的问题，例如，Porter对此提出“话语共同体是否应当被共同的研究对象、共同的研究方法、交流的机会和频率，流派和体裁惯例来决定呢？”Fennell指出当前对话语共同体的定义较为模糊导致不能准确地识别话语共同体，过分强调“话语”和“共同体”之间相互关系的定义，只会陷入无限循环。学者们认为明确话语共同体的概念，确立界定话语共同体的标准对避免不同概念的模糊，推动话语共同体的发展而言至关重要，但是，该时期的研究者提出的有关话语共同体的定义过于片面，并不能用以判断话语共同体。1990年，Swales在Genre Analysis中主张话语共同体是一个由具有公共的目标和参与机制、能够进行信息交换，使用特定的体裁和专用词汇，具备一定专业知识的成员组成的团体，并详细介绍了话语共同体的六个特征：（1）广泛认同的公共目标；（2）成员间的相互交流机制；（3）共同体使用参与机制主要是为了提供信息和反馈；（4）共同体使用一种或多种体裁，以促使其交际目的的实现；（5）话语共同体使用特定的词语；（6）成员要有一定程度的相关内容和话语专业知识。Swales提出的话语共同体的定义是目前认可度最高的，为后续话语共同体的研究提供了充分的依据。当然，也有学者结合自然社会科学领域来阐述话语共同体的概念。譬如，2003年，Little、Jorden和Sayer以卫生保健和医疗领域为例对话语共同体展开研究，提出话语共同体是一群有足够共同兴趣的人，他们使用同一个词汇和概念，该词汇和概念的含义被大家所接受，并对话语的主体产生影响，并指出话语共同体在帮助成员建立身份，带来归属感的同时也会丧失思想的多样性,甚至殖民化话语共同体的成员，通过意识形态的手段掌管思想领域，并通过叙事者的医疗经历进行相关论证与分析。此时，学者已经将话语共同体广泛应用于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并且开始辩证看待话语共同体的作用。其次，西方有关话语共同体的跨学科研究也有了一定的发展，学者们利用话语共同体的理论对社会现实问题展开分析和探讨，从话语共同体的向度来解决社会实际问题。例如，2007年，Dieter Plehwe系统分析综合性跨国话语共同体所带来的潜在理论和实证进步；又如，Agbaria于2011年描述和刻画了社会研究教育的话语共同体，并探讨了其中的政策、概念框架等，旨在更好的让学生为全球化做好准备；再如，2014年，Elizabeth Lewis等人提出利用科学课堂话语共同体探讨职前教师的初步学习。可见，近来西方高度重视话语共同体的跨学科研究，旨在用话语共同体的概念解决社会问题，对我国话语共同体研究具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当前，西方学者对话语共同体的研究较为全面，以跨学科研究为主导而不单纯局限于单一学科领域内的研究，更关注于话语共同体的实践意义而不仅仅是学术价值。相反，中国话语共同体的研究多局限于单一学科的壁垒，更是忽视了各个领域内所存在的现实问题。参考西方话语共同体研究的优势，我国对话语共同体的研究一方面应当将学术价值和现实问题相结合，以话语共同体的学术研究促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现实问题的解决；另一方面推动跨学科研究，加强不同学科之间的合作与对话，以话语共同体的研究推动其他领域的发展和进步。综上所述，自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出以来便是学术界关注的热门话题，已有的研究从语言、文化、价值观念等多个视角就如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和启发意义的观点。但当前研究忽略了以话语共同体促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重要视角。如何站在新的理论高度，正确理解话语共同体的结构层次，探索构建话语共同体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和现实意义。话语共同体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新向度，其构建一方面是因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需要，另一方面便是其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的功能优势，主要表现在对文化传播、价值观念以及社会治理等方面。（一）现实需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构建话语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之本。”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共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在于增强“五个认同”。而话语共同体是以“五个认同”为核心内容和思想基础不断完善和整合形成。因此，构建话语共同体，是凝聚民族共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措施和必然要求。当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面临着双重阻碍，一方面，由于各民族语言文字、生活方式、宗教信仰等差异，各民族之间存在思想文化差异以及交流障碍，较难达成精神共识。另一方面，各民族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突出，偏僻地区存在经济发展缓慢、基础设施不齐、思想文化落后等问题，难以实现民族地区协同发展，各民族之间因落差感易产生敌视心理。因此，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迫切需要构建话语共同体，唯此，才能保障各民族之间信息沟通的顺畅，推动“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关系”的新发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二）功能优势：构建话语共同体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基石话语共同体的概念最初来源于哲学、语言学等领域的研究，不同领域的学者对话语共同体的定义各抒己见，故其定义在学术界历来备受争议。目前权威性较高的是Swales提出的“话语共同体是一个由具有公共的目标、相互的交流机制、使用特定的体裁和专用词汇的成员组成的团体。”本文中话语共同体的含义是基于我国目前存在的现实问题而确定的，即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民族地区的普及度不高，各民族沟通交流困难，文化传播混乱，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带来层层阻碍。因而要在建立语言文字共同体的基础上，加强文化传播，增强“五个认同”，形成统一的社会意识形态，建设共同的话语体系，实现意识形态共同体与语言文字共同体相统一，进而构建话语共同体。话语共同体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内容。中华民族话语共同体的提出不仅促进各民族团结进步，加强各民族成员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和对中华民族利益的维护，更是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新方案、新路径。第一，话语共同体是构筑中华民族身份认同，增进各族人民归属感、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有效措施。中华民族身份认同其本质是“中华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话语共同体对整合不同民族间的文化差异，实现各族人民的中华文化和政治认同意识，以及增强各族人民的民族归属感、国家归属感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一方面，话语共同体以语言文字共同体为前提，语言文字本身是人类文化和文明传承的重要载体。构建话语共同体为中华文化传播提供了媒介和载体，广泛传播中华文化以推动文化融合，是加强各民族文化认同，最终实现身份认同的重要手段。另一方面，构建话语共同体保障少数民族各项基本权利，实现民族团结，民族平等。话语共同体能够充分保障少数民族群众劳动权和受教育权的实现。话语共同体不仅能拓宽少数民族群众的就业路径，增加就业人数，还能保障少数民族公民受教育的权利，话语共同体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基础，而普通话和规范汉字是国内外科学发展最新动态和优秀文化成果的重要载体，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能够更好的保障少数民族公民学习科学知识，掌握文化成果，提高民族地区受教育权保障水平。保障少数民族各项权利，坚持各民族平等，增强各族人民对国家的认同感和凝聚力，对构筑身份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深刻影响。第二，话语共同体是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实现价值认同的必要途径。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加强意识形态建设是国家发展和社会稳定的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话语作为蕴含着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语言文字，不仅仅具有传递信息的功能，更有着宣传主流意识形态、形成价值认同的建构功能。话语是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建构者，具有现实的建构功能。构建话语共同体，一方面，对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挥着无可替代的效能，话语以语言文字为载体，通过词语的整合、使用和传播，最大程度地提升马克思主义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感召力和凝聚力。另一方面，有效地遏制西方敌对势力的意识形态入侵以及不良价值观对全国各族人民的影响，抑制思想领域的不良倾向，充分发挥其规范和建构功能。第三，话语共同体为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提供治理基础。社会治理是由国家机关、人民团体等多个主体平等协商，以满足社会治理需求，解决社会实践问题。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建立是提高民族凝聚力，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无可回避的问题和重要切入点。没有微观话语制度技术的建构刻画与规训，所谓社会治理共同体诸种大词只能是一种宏大叙事想象的概念世界和理想愿景。话语共同体的构建能够更好推动各主体之间的互动协商，进而达到社会治理的预期成效。例如矛盾纠纷的解决即产生矛盾纠纷的双方就矛盾纠纷进行协商沟通的过程，其离不开通用的语言文字以及建立在通用语言文字基础之上的共同的话语体系。构建话语共同体对矛盾纠纷的解决、社会治理效能的提高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和维系起着重要的作用。语言是人类沟通交流的符号系统，经人类有意识地使用而成为话语。换言之，话语以声音或文字的形式存在，且包含着使用者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其内涵比语言丰富的多，它体现着意识和传播的交互过程和最终结果。话语共同体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新向度，其内蕴早已超越了通用语言文字，而是建立在语言文字共同体的基础之上，以社会结构交融为客观前提，以共同的话语体系为核心要义而形成。（一）语言文字共同体是构建话语共同体的重要基础语言文字是社会得以维系和存在的媒介与基础，语言文字事业是新时代民族工作关涉全局性的基础性工作。共同体最初是广泛应用于哲学、政治学以及社会学的一个概念，起源于“共同”或者“公共”，诸多古希腊哲学家对其进行深入的思考，他们的思考主要沿着两条道路前进：其一是哲学伦理学的道路，其二是政治学的道路。近代以来，斐迪南·滕尼斯第一次对“共同体”展开系统研究， 提出“‘共同体’是基于自然意志而形成的一种具有共同价值和融洽情感的社会有机体。”同时，滕尼斯认为共同体包括血缘、地缘、精神三种形式，“精神共同体也是最高形式的共同体。”语言文字共同体是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主体，汉族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为有机组成部分的统一整体。语言文字共同体的内部关系是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与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关系。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一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实现条件，其所具备的工具与文化功能既关乎各族人民的族际交往，又涉及群体情感的凝聚，是实现民族认同的重要载体。二是对构建话语共同体起着重要作用，构建话语共同体，需要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载体，向各民族传播中华文化文明，增强“五个认同”，建设和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筑牢各民族共同的思想基础，进而建立各民族统一的话语体系。因而可知，话语共同体以语言文字的形式存在，语言文字共同体的工具性和媒介性对构建话语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是构建话语共同体的前提和基础。（二）社会结构交融是构建话语共同体的客观前提社会结构交融即“嵌入式”社会结构，是党中央客观把握民族发展趋势提出的新思想，是指各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相互嵌入，从而形成结构相融、互惠互补、情感相通的多民族共同体。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嵌入不仅仅是空间上的嵌入，更是指各民族经济、政治、社会、心理等方面的深层嵌合，这是民族交融的必然趋势，也是构建话语共同体的重要前提。社会结构交融是在居住格局、经济发展以及制度建设多方面实现各民族融合。推动社会结构交融是构建话语共同体的重要条件，首先，社会结构交融强调各民族实现嵌入式居住生活，各民族成员参与到统一的社会结构之中，与社会整体产生联系，从而打破少数民族居住空间的封闭性和边缘化，为构建话语共同体提供了便利的地理条件；其次，社会结构交融表征社会资源平等分配，各民族群体平等地享有社会资源和发展机会，通过社会结构融合消除各民族之间的差距，为话语共同体创造了平等的发展条件；最后，社会结构交融强调各民族心理互融，通过参与社会结构从而获得社会归属感，实现各民族间的团结稳定，消除了各民族群体间的疏离与偏见，为话语共同体提供了稳定的社会环境和良好的心理条件。（三）共同的话语体系是构建话语共同体的核心要义话语体系是指在长期生活发展中不断蕴蓄的某一学科或范畴的专门表达方式和话语规范，涵盖了文化背景、发展逻辑、知识框架等多个要素。本文中所指的话语体系是各个民族在掌握普通话和规范汉字的基础上，增强“五个认同”，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意识形态，从而形成中华民族共有的相对稳定的表达形式和言语体系。话语体系的建设要依托于中华优秀文化，并加强对国家、党和民族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建设共同的话语体系是构建中华民族话语共同体的重中之重，共同话语体系的背后是思想和价值观的一致，是各族人民对其属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成员的身份认同，对中华文化和共同价值目标的认同，更是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它不仅仅是一个语言符号，更是集文化、思想、价值理念于一体的精神凝练。话语共同体不仅仅要求语言文字的统一，更要有共同的思想基础和价值取向，也就是共同的话语体系。共同的话语体系是语言文字共同体发展成为话语共同体的关键，是构建话语共同体的核心要义，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关键一步。话语共同体即人、语言、意识形态和谐统一的“多元一体格局”，其作为政治话语广泛使用而成为共同体话语。因此，共同体话语是指以“中华民族共同体、社会治理共同体、安全共同体”等形式出现的政治话语，以“共同体”为根词，为紧密联系之意，在政治生活中频繁运用而形成了政治话语体系。构建话语共同体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民心相通、文化融通，扫除各族人民交流障碍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然而，当前构建话语共同体仍然存在立法模糊、基层执法现状堪忧等诸多问题，本文将从立法、执法、中华文化传播以及学术研究四个方面进行分析。（一）语言立法现状：构建话语共同体的法律保障缺失当前，我国的语言立法主要集中在《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以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等法律规范。《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拥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宪法规定的内容具有根本性和概括性。对于实践性问题并无明确规定，如“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推广的范围、推广的程度以及如何推广，并未作出规定具体的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以及规章作为下位法，其规定的内容应当与宪法的规定及精神保持一致，并在此基础上具体化和明确化。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存在一系列问题。首先，《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中一些条文的表述不准确，甚至采取了回避和模糊的规定，如第八条第一款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 而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又是怎么规定的呢？作为专门立法应当更为具体明确，而不应当将立法的皮球踢来踢去。其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对网络语言、外国语言以及新兴语言的管理没有进行详细的规定，出现法律空白现象；最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中并未涉及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相关规定，可见，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方面仍然存在立法缺陷与漏洞，对正确处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关系方面仍然需要加强立法。对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与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关系是基本语言文字立法的重中之重，不容模糊回避，在立法上应当明确立场规定，倡导统一习惯解读，反对分裂式解读。如重庆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办法第二条：“本办法所称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普通话和规范汉字。我市各少数民族享有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的自由。”这里表示，实际上隐含着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双轨性分裂式发展取向。建议倡导性规定，以表明立法的价值取向和价值目标。倡导双语制发展，有利于增进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交往交融，铸牢中国民族共同体意识。(二)语言执法现状：构建话语共同体执法力度不足为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我国于2001年实施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作为第一部语言文字专项立法，它对普通话和规范汉字的传播具有重要意义。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制定是我国语言史上的里程碑，然而如何执行法律仍是需要思考和解决的难题。当前，《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执行存在许多问题，首先，少数民族群众，特别是基层干部、相关执法人员对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工作的不重视，贯彻执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工作力度仍需加强；其次，语言执法工作的进程不平衡，汉族地区以及经济发达地区的普通话和规范汉字的普及度较高，广播电视、广告宣传以及公共场所的用语用字较为规范，而农村地区以及少数民族地区仍然存在大规模使用汉字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的情况，影响了我国语言执法的整体水平；最后，语言执法机构的执法能力不足，语言执法工作的监督和管理工作能力较弱，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不能有效地督促语言执法工作的顺利推进。（三）中华文化传播现状：构建话语共同体的共同思想基础难以夯实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五千年文明，长风浩荡。深厚的文化底蕴是各民族团结与繁荣发展的根基，是构建中华民族话语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力量之源。增强中华文化认同，是维护民族地区安全与稳定、构建话语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当前，少数民族地区的中华文化传播现状存在诸多问题，中华文化传播在现代化、区别化等诸多因素影响下呈现出混乱状态。譬如新兴文化、外来文化等多元文化对中华文化的冲击，影响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选择，弱化少数民族群众的文化认同，无法形成具有强大凝聚力的社会意识形态，对少数民族群众价值观的形成产生影响；再如，文化传播过程中将中华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割裂，否认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而破坏各民族团结进步，各民族群众难以建立共鸣，影响中华文化传播成效，文化认同难以形成；此外，由于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距，资源配置不平衡，教育资源分配不均，中华文化在民族地区的传播面临重重障碍，致使各地区难以形成文化认同，造成了文化分裂等不利影响。（四）话语共同体研究现状：构建话语共同体的学术话语体系尚未充实话语共同体的构建不仅仅需要具体实践和传播，也需要自洽完善的理论提供依据和指导。形成具有自己特色和强有力的学术话语体系，是构建话语共同体的学理依据和基础，也是话语共同体理论和思想的外在表达。话语共同体学术话语体系指学术主体依托话语共同体为研究对象形成的新概念、新命题、新观点所型构的理论体系。学术话语体系的建设是构建话语共同体的重要一环，也是以话语共同体的向度研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支撑。首先，学术话语体系的跨学科研究亟待完善。近年来，以“话语共同体”为关键词的文献逐渐变多，但是大多数停留在话语共同体在语言学领域的研究，从跨学科视角并以中华民族话语共同体为研究对象的文献仍然很少。其次，当前话语共同体的学术话语创新不足。目前，国内学者对话语共同体的研究多是依附于西方理论成果，这种诉诸权威式的研究方式难以实现批判和创新，只能在他们圈定的范式内固步自封。最后，话语共同体的学术话语体系缺乏解决实际问题的意识。任何理论不能囿于学术，而是要用以指导实践，促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学理与实践的交叉和融合。话语共同体的具体实践在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从秦始皇时期推行的“书同文”政策，清朝雍正、乾隆年间开展的“正音运动”，民国时期的“国语运动”，20世纪50年代的文字改革运动，新中国成立后“普通话”作为通用语言称呼，到当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都可以看出语言文字及共同的的话语体系对维护国家统一，社会稳定和加强文化认同起着重要的作用，话语共同体的路径探索古往今来，从未停歇。在互联网飞速发展、文化繁荣昌盛的今天，构建话语共同体的路径更加多样，本文将立足于现实问题，从法治保障、思想基础、交往规则、话语融通、媒介化统战以及学术话语体系六个方面展开路径探索。（一）法治建设：铸牢中华民族话语共同体的法治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以良法促进发展、保障善治。”构建话语共同体，必须推进法治中国建设，铸牢话语共同体的法治保障，应当从以下层面分别进行完善和推进。一是推动语言文字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全面增强语言文字立法的系统性，保障话语共同体不仅有法可依，更要有良法可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滞后性和片面性迫切呼唤语言文字立法的完善。语言立法是构建话语共同体最重要的保障，其立法应当从以下两个维度展开：一方面对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作出详细规定，明确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范围，程度以及推广方式，充分发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社会交际功能；另一方面完善网络语言文字、新兴语言文字的法律规定，明确网络语言文字的使用要求，使语言立法适应时代要求。其二，建议加快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立法。尊重和保护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加强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国际法上普遍的法定主旨确认语言为文化遗产。科学地保护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加强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立法能够实现少数民族群众在学习普通话和规范汉字的同时传承本民族语言文字，在构建语言文字共同体的同时保护语言文字的多样性，倡导民族地区各族群众双语、多语能力。二是严格规范语言文字公正文明执法，完善执法程序，强化执法能力建设，为构建话语共同体扫清执法障碍。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当前，由于执法人员对语言执法工作的不重视、语言执法监督机制的缺失等诸多因素，语言执法现状仍不容乐观。贯彻执行语言立法是形成语言文字共同体和构建话语共同体的必然要求，应采取多种方式，为构建话语共同体扫清执法障碍。其一，将语言文字工作纳入行政机关常态化工作，保证各地语言文字工作均衡发展。执法机关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对学校、公共服务行业的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使用情况开展相关评估，并对偏远地区教师和公职人员开展通用语言文字培训，在各行各业工作中广泛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其二，贯彻落实“一法一办法”，加强语言文字工作精准执法。各民族地区情况不同，当地执法机关应当联合当地语言委员会针对本地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普及情况制定具体的工作实施办法，因地制宜，精准施策，提高全国普通话和规范汉字普及程度。三是加强网络空间法治化建设，对网络空间乱象进行法律规范，实现网络空间井然有序，为构建话语共同体提供风清气正的网络环境。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推进形成良好网络生态。”网络空间作为意识形态斗争的新阵地，其清朗与否对话语共同体的构建发挥着重要作用。网络空间的兴起也必然带来网络谣言、隐私泄漏、网络暴力、泛娱乐化等多种乱象。加强网络空间法治建设，一方面，完善网络空间立法，通过法律规范对网络空间进行规范和制约，对网民进行强制性的引导和约束，并提升网络空间法规的系统性和可操作性，使法律能够解决网络空间存在的现实问题，从而提高网络空间的法治化程度；另一方面，实现网络空间严格有效执法，对网络空间各个环节进行有效的监管，并实现对其中的违法言论处理公开化透明化，使网络空间的执法既能强化网民的法律意识又能实现公开透明，保障网民权利。四是加强法治宣传教育，提高各族人民的法治意识，为构建话语共同体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法立于上则俗成于下，加强法治宣传教育,一方面提高各民族人民法治素养，推动形成躬体力行的法治价值观，为构建话语共同体奠基较强的法治意识并提供良好的法治环境；另一方面，法治本身就是一种共同体的制度建构，体现了共同体的意志与价值，推动法治宣传教育是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必然选择。其一，拓宽法治宣传方式，通过报刊、广播以及电视栏目普法，并设立普法网站，开通普法微博、微信公众号等多种形式广泛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其二，加强重点人群的法制宣传教育，不仅仅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少数关键”，更要重视面向青少年群体的法治宣传，实现法治教育从娃娃抓起；对于领导干部，积极开展法治教育培训，设立相应评估考核机制；对于青少年，要讲法治宣传融入学科教育，设立法治教育课程并开展法治教育活动，推动法治知识和法治意识融入青少年的价值观念之中。（二）文化认同：筑牢中华民族话语共同体的共同思想根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增强文化自信，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千年历史的传承，是实现民族复兴、建设文化强国的精神力量。文化认同以语言文字认同为前提，以文化身份认同为基础，其内核在于文化主体对文化价值的认识和选择。文化认同是凝聚各族人民价值共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基础。增强中华民族文化认同，首先，加强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工作力度，通用语言文字作为人类文化和文明传承的重要载体，不仅能搭建各民族交流沟通的桥梁，还为传播中华区域文化助力，对各民族文化融通起着重要的媒介作用，例如藏族的《格萨尔史诗》、蒙古族的《蒙古秘史》和维吾尔族的《福乐智慧》，都是我国宝贵的文化财富；其次，广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共同的价值观及价值选择引领文化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凝心聚力的重要精神动力，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各民族思想教育相融，构建各民族统一的话语体系，为文化认同奠定思想基础；最后，创新中华文化传播方式和内容，利用新媒体方式传播中华文化，增强中华文化传播力和影响力。实现中华文化认同，促进各族人民在语言文字共同体的基础之上形成统一的话语体系，为构建中华民族话语共同体筑牢共同思想基础。（三）社会治理：创新中华民族话语共同体的治理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探索多种社会治理方式是提高社会治理效能重要举措，更是构建中华民族话语共同体的坚实基础。对各族群众而言，首先，坚持非暴力沟通的交往方式。非暴力沟通是马歇尔·卢森堡提出的以观察、感受、需要和请求为基础的一种沟通方式。在日常人际交往中，运用非暴力沟通的交往规则，能够有效地减少分歧与争议，助力中华民族话语共同体的构建；在矛盾产生后，双方当事人能够充分考虑对方的需要，转变交流和倾听的方式，有意识地使用语言，能够以和谐方式解决矛盾冲突，提高社会治理效能。其次，坚持培养良好的协商素养。协商素养是公民进行平等交流和商榷的综合素质，协商素养的养成能够实现双方在相互尊重的前提下平等对话、理性交往，从而达成意志一致。培养协商素养能够推动公民更好的沟通交往，为话语共同体的构建助力添翼，同时，也能以平和的方式解决矛盾纠纷，避免冲突，达成共识。坚持非暴力沟通的交往方式和培养协商素养能够更好的发挥诉源治理的功能以及预防和化解纠纷，能够实现人与人之间平和而有效的沟通，不仅能健全社会治理方式，还为话语共同体的构建创造良好的条件。当然，创新社会治理方式不仅仅是对各民族群众的号召，更是对政府的要求。对政府而言，首先，健全制度化协商平台，推动各政党、社会组织以及各族人民充分表达意见，积极参与协商，进而推动协商民主建设，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通过加强协商民主建设，能够更好地增进团结，凝聚共识，最大限度地提高社会治理效能，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其次，推进组织化建设。组织化是指通过组织之间相互协作，促进社会整合向着结构化程度和有序程度发展。政府通过推动社会团体、社区等多个组织的组织化建设，将组织整合进入统一的共同体之中，凝聚组织间的集体力量，进而推动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中华民族话语共同体。（四）话语融合：打造中华民族话语共同体的精神内核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构建话语共同体以语言文字共同体为前提，以共同的话语体系为核心。而构建共同的话语体系，需要积极的推动话语融合，实现话语融合可以多种方式。其一，在少数民族地区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建设语言文字共同体。一方面，将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融入民族地区学校教育，大力推行国家统编教材，加强教科书体系建设，规范教师队伍使用普通话进行教学，提高普通话和规范汉字在民族地区普及度；另一方面，充分利用新媒体拓宽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传播渠道，通过网络、电视等方式积极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提高民族地区群众使用普通话和规范汉字能力，为实现话语融合打下坚实基础。其二，坚持融通各族，语言传播要站在整个中华民族的角度，避免将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相对立，两者并行不悖。正确厘清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保障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自由之间的辩证关系对实现话语融通至关重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第十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保障本地方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九条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可见两者之间的价值位阶、价值取向和价值目标还是不尽相同的。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我国第一性的语言文字原则。宪法关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规定体现了积极能动的国家基本立场。但在积极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同时，始终维护和保障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使用权，并且创造条件利于他们学习和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让他们在掌握本民族语言文字的基础上掌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动少数民族地区双语制发展，实现统一性和多样性相结合。其三，加强意识形态治理，推动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和意识形态建设相结合，提升主流意识形态引领力，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县级融媒体中心是在整合县域内报刊、广播电视、新型媒体等资源，开展政务服务、媒体服务、公共服务等业务的融合媒体平台。它是集政务中心、服务中心、新闻中心为一体的平台，是各级政策的传播者和基层治理的参与者，更是连接政府与基层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县级融媒体中心作为加强意识形态建设，实现话语融通的重要平台，一方面，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把握县域舆论空间话语权，增强主流话语的影响力，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社会意识形态，帮助县域群众作出正确的价值选择和判断，从而实现各民族团结进步，社会和谐稳定，为实现中华民族话语共同体助力；另一方面，推动官方舆论场和民间舆论场协调统一，对民间舆论场进行引导和规范，实现民间舆论场对接主流声音，以两大舆论场共同推动意识形态建设，增进社会共识。（五）媒介化统战：凝聚中华民族话语共同体的发展合力《统一战线工作条例》第二条规定：“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政治优势和战略方针，是夺取革命、建设、改革事业胜利的重要法宝。”新时代，统一战线也是构建中华民族话语共同体的战略方针和经验法宝。媒介化统战，不同于传统的宣传教育统战话语与理念，而以电视节目、互联网等新媒体技术为媒介，引导基层群众广泛参与，实现高程度、高范围大团结大融合，提高新时代统战工作的实效。这种新兴的统战模式能够最大程度地引导各民族参与，集聚各民族力量，对话语共同体的构建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以媒介化统战推动话语共同体发展，应当从多种方式展开探索。譬如，推动政治协商制度媒介化，创新协商民主制度，通过“圆桌会”“电视问政”等多种形式广泛收集群众意见，实现深度协商互动，为构建话语共同体凝聚各族群众共识，汇聚中华民族力量，如广西电视台《桂在协商》节目、湖北经视《提案追踪》栏目。再如，推动各族群众利益表达机制媒介化，落实网络利益表达机制。“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于2022年发布的第5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22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0.51亿，互联网普及率达74.4%。”可见，互联网普及基础较广，因此充分发挥互联网的媒介作用，落实网络利益表达机制，能畅通群众利益表达渠道，有效扩大政治参与，凝聚共识，为构建话语共同体服务，如国务院办公厅开通的“互联网+督查”平台。最后，加强媒介素养教育，提高媒介化统战效能。媒介素养就是指人们对媒介信息所具备的选择能力、评估能力以及应对能力，以媒介化统战推动话语共同体的发展，首要的便是提高群众的媒介素养，增加媒介素养教育，提高对各种媒介信息的辨别能力和认知能力是每一位网络使用者的必修课，更是以媒介化统战助力构建话语共同体的重要基础和前提。媒介化统战，作为新时代民族工作的新格局和新转向，不仅仅能强化各民族群众思想政治共识，更是为话语共同体凝心聚力，汇聚构建话语共同体的强大力量。（六）学术话语体系：建设中华民族话语共同体的理论指南建设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是理论创新、学术兴盛的重要举措。中华民族话语共同体的构建，离不开学术话语体系的助力，需要以逻辑自洽的学术话语体系为指南。因此，在中华民族话语共同体的构建中，探求其学术话语体系的建设和完善是应需之举，更是先务之急。一方面，建设学术话语共同体，打破学科界限，实现学术话语体系多学科多领域对话。构建中华民族话语共同体不仅仅要推进理论体系的完善，更要形成开放包容的学术话语共同体，以解决学术问题为目标，实现多学科的聚焦。单一学科的纵深研究难以取得突破，理论成果的创新常常是多学科交流协作的结果。有关话语共同体的学术话语体系往往只关注语言层面的研究，而忽视对其非语言属性进行深入探讨。推动话语共同体的学术话语体系与其他学科的碰撞与交融，建构学术话语共同体，以不同学科的差异性和多样性作为提高学术话语体系建设的内驱力。另一方面，推动中华民族话语共同体理论创新扩散，即促进理论的大众化传播，以实现话语共同体学术话语体系的完善与推广。中华民族话语共同体理论大众化传播是指通过报纸、电视、网络等多种媒体实现中华民族话语共同体理论向公众的传播与普及，譬如各地颁布施行的《社会科学普及条例》。推动中华民族话语共同体理论大众化传播，一是必然推动人们对该理论产生心理认同，为其学术话语体系的建设提供深厚的群众基础；二是理论的大众化传播是实现理论立足于现实世界的重要方式，学术话语体系的建设最终用于解决社会现实问题，通过中华民族话语共同体理论的传播为构建话语共同体、凝聚民族共识增添助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离不开中华民族话语共同体的构建，话语共同体是团结发展的前提，也是行动共同体的根基。在话语共同体的作用下广泛凝聚共识，加强团结合作，才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全国各族人民行动共同体，真正实现知行合一，以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编辑说明：文章来源于《东方论坛》2023年第2期。原文和图片版权归作者和原单位所有。篇幅限制，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