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1840年之前，领略香港的崛起前的澳门繁华
1557年葡人正式入居澳门至1840年，时间跨度近300年，在这近300年当中，澳门也曾一度在南中国海独领风骚，也有过一段骄傲的过去。
1840年澳门港口的繁华
本图源自英国地图，图中描绘了澳门港口的繁华，当中穿插著中国和欧洲的船隻，并明言澳门是重要的贸易中心。图上突出的位置为烧灰炉炮台、圣伯多禄小炮台、大炮台、东望洋的圣母雪地殿以及加思栏，全部均挂上了葡萄牙国旗。图左的船隻为HM卡特·路易莎号，其在1841年7月21日在香港被台风摧毁。
自从葡萄牙人于1553年进入澳门并租借居住以来，他们利用澳门地理位置的优越和中国社会经济发达的有利条件，开展了澳门-果亚-里斯本、澳门-长崎、澳门-马尼拉-墨西哥和澳门-望加锡-帝汶的国际贸易。到明末的五十年间，澳门已经成为中国广州对外贸易的外港和东西方国际贸易的中转港，整个澳门港市形成，人口增多，商业繁荣。然而，到了清代前期，澳门的对外贸易开始式微。虽然与明代的繁荣相比，澳门的对外贸易已经明显衰落，但并非完全衰落。本文旨在探讨清代前期澳门对外贸易式微的历程及其原因，以更好地理解代澳门对外贸易的衰落和香港崛起的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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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贸易式微的历程
澳门对外贸易的停滞和衰微在崇祯后期已经显露出端倪。虽然相对于明代的繁荣而言，澳门的对外贸易已经明显衰落，但并非完全衰落。在明朝时期，葡萄牙商人每年两次到广州贸易，享受了明政府减轻三分之二的货税恩惠。然而，他们长期偷漏船饷和货税，公开在沿岸进行走私贸易，不服从明朝官员的管理。因此，广东地方政府于崇祯四年(1631年)停止了他们到广州参加定期集市贸易，改由中国商人载货下澳门与他们进行贸易。这对葡萄牙人来说不利，因为他们难以购买中国货物。于是，澳门葡萄牙人向广东政府请求恢复在广州的互市，但遭到了拒绝。加之日本德川幕府驱逐葡萄牙人出境，西、葡两国由合而分，停止了澳门与马尼拉的贸易往来。因此，澳门的对外贸易开始走下坡路。
入清以后至鸦片战争前的一百九十七年中，在清政府的开放、海禁反复变化的对外贸易政策的制约下，澳门的对外贸易表现时起时落，有停滞，有衰微，有复甦。但就其发展的总趋势而言，则是走向衰微的。这个衰微的总过程，大约可以分为两个时期。
一、停滞时期(顺治元年至康熙二十三年，1644~1684年)
清兵入关建立政权之后，对外贸易仍沿明制。顺治四年(1642年)，广东总督佟养甲曾向清中央政府上书，请求恢复葡萄牙人到广州贸易。
但户部没有批准这项请求，接着，清政府为了弹劾在东南沿海的南明反清势力，迫使据守台湾的郑成功就范，于顺治十二年(1655年)、康熙元年(1662年)、四年(1665年)和十四年(1672年)先后五次颁布禁海令，三令五申“沿海省份，不许张帆入海”。
为了严格执行禁海令，清廷还从台湾郑氏降将黄梧和兵部尚书苏纳海之奏请，于顺治在十七年(1660 年)，康熙元年(1662年)和康熙十七年(1678年)三次发布“迁海令”：“将山东、江、浙、闽、广滨海人民，尽迁入内地，设界防守，片板不许下水，粒货不许越疆”。而迁海令之实行，尤以广东最厉害，迁界最远。
而且规定广东迁海是“令滨海民悉徙内地五十里，以绝接济台湾之患” ，并连续迁徙。康熙十三年(1674年)春，“续迁番禺、顺德、新会、东莞、香山五县沿海之民”。可知迁海之祸，广东最烈，香山负创尤深。澳门属香山县，自然是在迁海之列。
禁海和迁海令颁布后、清政府将在澳门严格执行，从康熙元年(1662年)起，整整二年时间，不准葡萄牙人进行贸易。康熙三年(1664年)，有十五艘装备粮食的葡萄牙船和四艘暹罗国王的船被迫停泊于十字门内。清政府还将十艘违禁的葡船焚烧，没收七艘葡船的全部货物，大大打击葡萄牙商人在澳门的贸易，使之恐惶不安。于是葡萄牙人派耶稣会士刘迪峨(LeTavre)到北京，向当时任清政府钦天监监正、光禄大夫，康熙皇帝宠信的德国籍耶稣会士汤若望(Joannes Adam Schall Von Bell)求援。汤若望接受刘迪峨的请求，积极活动，多方鑽营，向顺治皇帝请愿，面陈澳门葡人“有功”于清，请求澳门免予迁海。
最后康熙帝视澳门为“化外教门”的特殊地区，准予免迁。
清朝禁止出海贸易，仍然影响了澳门的对外贸易。葡萄牙人两度遣使请求免除澳门的海禁，但未获批准。康熙帝接待了两次使团，但仍未答应免除海禁的要求。最终在康熙十八年，批准澳门葡萄牙人由陆路来广州贸易。澳门因此仍是中国与西方国家贸易的唯一通道，蒙受海禁之影响比其他沿海地区为少。在清顺治十二年至康熙二十三年实行海禁的二十九年间，澳门的对外贸易仍然进行得勉强照常。
第一、澳门与中国大陆内地的贸易
这个时期，澳门与大陆内地的贸易与明代相比，没有多大变化。其贸易量，则可从中国政府所徵收陆路贸易税银中窥见大概。据李士桢奏疏，澳门向中国政府设在前山税关所交历年的税银为：
“康熙十九年(1680年)：二十四两四钱；
康熙二十年(1681年)：一万二千二百两；
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一万八千零七十六两；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二万零二百五十两”。
可见，前山关徵得之关税已接近万历末年明政府从澳门徵得的税额，说明清初澳门与大陆的贸易与明末不相上下。
第二、澳门与日本长崎的贸易
1639年12月，日本德川幕府虽然“把葡萄牙人全部驱逐出境”，但仍然准许荷兰和中国的商船来往长崎贸易，而且还特别优惠中国商船入港。不管商船是谁派遗的，祇要船员是中国人就可以进港。清政府虽然实行海禁，但为了能够从日本购买到铸钱所必需的原料铜，也默许中国商民往长崎通商。据统计，从顺治十四年(1657年)到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的二十七年中，中国开往长崎的商船平均每年仍有二十五艘。澳门葡萄牙商人则利用中国商船优惠进入长崎的机会，借助中国商人继续同日本进行贸易。此时期运往长崎的货物仍以丝织品为主，其中又以生丝为最大宗。
康熙年间，商民仍然继续从澳门到日本进行贸易活动。例如康熙九年(1670年)五月一日，有广东、浙江、福建人沉三、郭十、蔡龙、柏人等共六十五人“自香山(澳)登船，将向日本长崎”贸易。后来“遇风漂到朝鲜”。康熙十三年(1674年)，有一批商人从澳门出发去日本贸易，回澳门时遇到飓风，船身搁浅，船员被清政府抓起来审讯，他们承认是从澳门开船出海的。
在清朝海禁期间，澳门与日本的贸易还是勉强照常进行的。
第三、澳门与东南亚国家的贸易
虽然1640年12月葡萄牙恢复独立，西班牙宣布马尼拉同澳门断絶通商往来，但由于葡萄牙大力开辟澳门与帝汶(Timor)的檀香木市场，和1688年；西班牙和葡萄牙两国签订和平条约，重归于好，于是恢复了马尼拉与澳门的贸易关係，而且同噶喇吧(Kalap，今雅加达Jakarta)、苏禄(Sulu)、越南、暹罗等国家的贸易连成一起，使澳门与东南亚国家之间仍然保持贸易往来。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左右，马尼拉商人借了两艘葡萄牙人的商船，运载一百万两银元来到澳门购买中国的丝货。因为商船是葡萄牙人借给的，所以准许自由出入澳门，而且还享受着清政府给予葡萄牙商人低关税的优惠。此时，从澳门运往马尼拉的商品除丝货外，还有佛郎机铳等武器。
据博克瑟(C.R.Boxer)研究指出：
“在伊比利亚的两家王朝合并的时代里，澳门与马尼拉之间的大砲、火器和其他军需品的交易十分活跃。这种贸易的大部份是从澳门购买大炮并用船运回马尼拉的西班牙人干的”。
这个时期，澳门与马六甲(Malacca)的贸易仍照常进行，来往商船也不少。现将其商船数统计列表如下，可见一斑。
清初，葡萄牙人还特别注重发展澳门与帝汶(Timor)的白檀(Sandal Wood)贸易。帝汶南端的拉兰士卡(Larantuka)是白檀贸易的中心基地，早在明代已开始同澳门贸易。澳门出海的船一般均在那里停泊。当时白檀不是重要商品，价格十分便宜，但中国特别需要这种商品。葡萄牙商人便积极做贱买贵卖的白檀生意，从中获得巨利。
清初，澳门与越南的贸易，主要是军器的贸易。因为从1620至1671年的五十一年间，越南分裂为郑氏和阮氏两个敌对的政权，郑氏统治东京以北的地区；阮氏统治着南部安南、广南和柬埔寨地区。双方一直进行着不分胜负的无休止的内战。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则为澳门的铸砲贸易提供了重要的市场。
第四、澳门与欧洲的贸易
在这个时期，葡萄牙人的澳门-果阿-里斯本航线继续贸易，西班牙、荷兰、英国等资本主义国家也前来贸易和设立商馆。荷兰曾多次与葡萄牙争夺澳门但失败，英国商人也在明末前来贸易，但被葡萄牙人阻挠。清初海禁时期，澳门的对外贸易勉强照常进行，但市民生活穷困，人口大减。到1685年，澳门的葡萄牙商船已不足十艘。这种衰微景象早在清初已有征兆。
二、衰微时期(康熙二十四年至道光二十年，1685~1840 年)
康熙皇帝执政之后，于康熙二十年(1681年)平定了“三藩之乱”。接着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朝水师提督施琅平定台湾，统一了中国。在此期间，鉴于东南沿海各省人民和地方官员主张开海贸易的呼声越来越高。
于是，康熙皇帝顺乎时势，在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正式宣布废除海禁：
“今海内一统，寰宇宁滥，满汉人民相同一体，令出洋贸易，以彰富庶之治，得旨开海贸易”。
第二年，宣布开放江苏的松江、浙江的宁波、福建的泉州和广东的广州为对外贸易港口，并分别设置江海关、浙海关、闽海关和粤海关等四个海关，负责管理对外贸易事务。同时在澳门设立粤海关澳门总口，置关部行台和大码头、南环、娘妈阁、关闸四个税馆，负责征收澳门的船钞货税。至此，中国对外贸易进入了一个开海贸易、设关管理的新时期，一直延续到道光二十年(1840年)，长达一百五十六年之久，外国商船纷至沓来贸易。
粤海关规定外国商船必须在澳门缴纳费用并获得进港许可证才能进入虎门进行贸易。清政府特别优待葡萄牙商船，但葡萄牙人禁止其他国家的商船在澳门停泊，违反规定。葡萄牙人为了继承明代独佔澳门对外贸易的传统，贿赂广东官宪封锁澳门港口。因此，自1715年起，葡萄牙以外的外国商船再不入澳门，而是去黄埔进行贸易。黄埔从而成为新港和广州的外港。
雍正十年(1723年)九月十九日，两广总督鄂弥达为此事愤愤不平、上奏请求恢复外船在澳门停泊的规定。
从上所述，可知鄂弥达痛论葡萄牙人企图禁止外国船舶碇泊澳门，以保持独霸澳门贸易之利。结果弄巧反拙，由于外国商船直接赴黄埔停泊，使广州上昇为中外贸易的主要港口，而澳门则成为孤岛，其对外贸易陷于不利的境地，呈现出衰微的状态。
澳门在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被禁止往南洋各国贸易，但因澳门属中国领土和清政府管辖，此项禁令适用于澳门，禁止葡船往南洋贸易。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清政府特殊优待澳门葡萄牙人，允许他们前往南洋贸易。澳门与南洋贸易的商船来往重又频繁，但这种复甦只是短暂的。雍正皇帝撤销南洋海禁之戒令，中国商船又得以自由出入南洋航海贸易，澳门失去独擅之地位而复衰颓了。澳门对外贸易一直处于每况愈下的境地。据当时为官者张甄陶所记，其衰败表现为：
第一，商船日益减少。“始经题定澳船限额二十五只，后有覆于水者，有利不能营运者，有坏不修者，年船不过十只”。
第二，人口日益下降。“今在澳之夷约六百馀家，每家约三男而五女。其楼房多空旷无人居，赁华人居之”。
第三，生活甚为困苦。“澳夷中已有流为乞丐匪类者，行乞之夷妇尤多”。
由此可见，依靠对外贸易支撑的澳门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特别是鸦片战争之后，因为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南京条约》的签订，中国被迫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口通商；咸丰八年(1858年)的《天津条约》又规定开放营吕、烟台、台南、淡水、汕头、琼州、汉口、九江、镇江、南京十处通商口岸；咸丰十年(1860年)的《北京条约》开闢天津通商；光绪二年(1876年)的《烟台条约》增开宜昌、芜湖、温州、北海四口通商。
至19世纪九十年代，全国开放的通商口岸达到三十四个。这样一来，澳门就不再是中国一个重要的海外贸易港口了。整个澳门的对海外贸易彻底的衰落(详后)，城市经济也日益萧条。
在鸦片战争前夕，澳门实际上是靠商人旅居业来维持局面了。葡萄牙人面对这种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于十八世纪中叶开始，企图通过大力发展鸦片和苦力走私贸易来挽回败局。但是，“落花流水春去也”。
澳门的对外贸易衰败原因
为什么入清以来至鸦片战争前夕的近二百年间，澳门的对外贸易陷于停滞并一步步地走上衰微的道路呢？这是有着多元的主客观原因的。
一、清朝政府对外贸易政策的制约，既使澳门的对外贸易失去广阔的经济腹地，又使之失去中西贸易中转港的地位。
自1553年葡萄牙人进入澳门以来，中国政府一直行使主权。尽管葡萄牙人控制着澳门的对外贸易，但明清政府对其进行管理和监督。清政府的对外贸易政策制约了澳门的对外贸易发展。清政府实行海禁政策有利于澳门对外贸易，实行开放贸易政策则不利。澳门在清朝时期的对外贸易受到严格限制。废除海禁政策后，澳门反而失去了中外贸易特别是广州贸易的地位。鸦片战争后，香港崛起，取代了澳门的对外贸易。
二、日本驱逐葡萄牙人出境，使澳门对外贸易失去东方最重要的航线
葡萄牙人于1542年与日本开始贸易，后来在澳门与长崎之间建立了航线，贸易获利甚巨。葡萄牙商人将赢利用于资助耶稣会传教士到日本传教，导致天主教在日本迅猛发展。德川幕府认为葡萄牙人煽动天主教徒暴动，禁止教会活动，并将葡萄牙商人驱逐出长崎。1639年底，德川幕府驱逐所有葡萄牙人出境，使日本与澳门的关系断绝。
三、西班牙、荷兰、英国等西方国家来东方经营殖民地，切断了澳门与果阿、澳门与马尼拉的贸易航钱
西方资本主义在东方和中国经营殖民地的最早者是葡萄牙和西班牙。荷兰在十九世纪以后超过了这两国，建立了东印度公司并在东南亚与西、葡争夺海上霸权。荷兰在爪哇和马鲁古群岛建立商站并夺取了安汶岛等地的香料贸易控制权。荷兰在巴达维亚建立殖民政权，并在马六甲封锁海岸，夺取了贸易控制权。澳门与马尼拉航线的贸易也受到困扰，葡萄牙垄断这条航线。1640年葡萄牙独立后，西班牙试图重新控制这条航线，但遭到澳门葡萄牙商人的反对和起义，导致航线中断，澳门走向衰微。
四、葡萄牙本国日益衰落，严重影响澳门的对外贸易
澳门的对外贸易是由葡萄牙人掌控的，葡萄牙国内的政治和经济形势对其影响很大。葡萄牙在16世纪初迅速发展成为一个最强盛的殖民国家，但到16世纪末开始衰落。在西班牙统治时期，葡萄牙被拖入连年战争之中，缺乏资本主义工业，海外贸易的优势很快消失。
五、澳门葡萄牙人的内讧，加速澳门对外贸易的衰微
澳门长期赁居的葡萄牙人内部矛盾不断，影响了对外贸易发展。耶稣会和多明我会之间发生激烈斗争，包括流血事件和政变。1642年，双方因囚禁教士特谢拉一事再次发生冲突。这些内讧导致澳门对外贸易的败势加速。
六、澳门港口水浅港窄，不能适应近代轮船停泊的需要
十八世纪六十年代产业革命之后，航海交通史的发展已经由帆船时代进入了机船时代，需要有港阔水深的停泊口岸。位于广东珠江下游的澳门港，由于长期受西江泥沙衝积的威胁，海港日浅(内港航道今天祇有三米深，仅能停泊二千五百吨以下的汽船；外港深也祇有四、五米)，不能停泊更大吨位的汽船。加以沿岸泥沙堆积，每届潮落，常常发生商船搁浅的现象。濠江河中之泥洲亦常露出，河道浅窄，往日一千多吨的帆船出入其间尤感困难，此时大汽船出入更无可能。
《澳门记略》云：“诸蕃恃巨舶大驳，然以舟大难转，遇浅沙即胶或触礁且立破”。(这是澳门对外贸易日益衰微的地理原因。纵观世界港口的发展与没落，与其深浅阔窄关係甚大。例如，古罗马时代，地中海威尼斯附近的巴多瓦(Padova)港，因波河下游衝积之故，现代已成距离海岸数十里的陆洲，不堪为港。广东珠江三角洲的佛山市，明中叶是四大镇之一，也是一个对外贸易的港口。但明末以来，因河床日窄，河道变迁，距海日远，其对外贸易也日渐落衰了，为广州港所取代。澳门港口入清至近代，也是海岸日浅，与香港、厦门、宁波等深水港相比，相形见拙，越来越不适近代化汽船交通停泊的需要。而与澳门遥遥相望的香港，则是港阔水深，加上鸦片战争后英国人广为经营建设，迅速成为取代澳门的一个世界贸易的大转运港。昔日澳门港的繁荣则渐变为香港的附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