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香凝狮虎图像中的家国情怀与性别意识
| 作者：韦俏勋
| 指导教师：王敏教授
*本文内容节选自作者的硕士学位论文《家国情怀与性别意识——何香凝艺术研究》,未经同意禁止转载
导语：社会活动家、革命家、艺术家、妇女解放领袖……何香凝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呈现出复杂多元的身份。狮虎作为其艺术创作中的重要题材，亦处理着国家与女性兼有的主题。狮吼与虎啸，先在内忧外患的文化语境与文艺阐释之下，成为近代中国及革命团体“觉醒”的象征。从何香凝的女性身份切入，在当时女性的强健就是国家的强健的修辞中，何香凝的虎图可解释为近代女杰的豪情与英雄气概。在这个意义上，何氏的艺术揭示出国族话语与女性解放间的微妙关系，成为审视近代女性主体意识与角色演变的一个侧面。
1、 狮吼虎啸：承载革命记忆的图像叙事殷周时代开始，虎威成为忠勇向上的军旅气质的象征。如《诗·鲁颂·泮水》有云“矫矫虎臣，在泮献馘”、《书·牧誓》言武王以“虎贲三百”，赞誉英雄。古时作为祥瑞题材的狮子，约在19世纪末与中国形象勾连在一起，并在内忧外患的文化语境与文学阐释之下，多了一层积弱难返、象征国运不济的“困兽”之意：
“睡狮”与“醒狮”成为近代中国的象征，与“唤醒中国”的集体意识有关。1887年，曾纪泽用“先睡后醒论”阐释中国的外交姿态，他提到“余以为中国不过酣睡，固非垂弊也。”[1]。梁启超继而在《自在书·动物谈》中创作一则“睡狮”的寓言，被认为是直接将睡狮与中国国家形象联系起来的第一人[2]。
图1：梁启超/哀时客，《动物谈》，刊于《清议报》1899年第13期
此后，清末民族主义者以及革命家将醒狮运用到各种宣传中。如维新派所办的《新民丛报》第三十三号，封面选用脚踩地球跃于空中的雄狮形象；在近代历史研究中颇具影响力的《东方杂志》，其1904年第一期的封面主题虽是龙头，颈部却有一圈雄狮才有的鬃毛。
图2：《新民丛报》第33期封面，1903年
经由形象构建与传播的狮虎形象，成为警醒国人与宣泄情绪的载体，虎啸狮吼成为20世纪初艺术家热衷表现的对象：
高剑父因推广虎画而有“高老虎”之称；张善孖直接以《怒吼吧中国》为题，画面表现猛虎腾跃冲杀的情景，联系当时抗日战争的背景，虎之形象自是题中应有之义。徐悲鸿则是画狮好手，先后创作了素描《狮吼》、油画《雄狮》、水彩速写《负伤之狮》和《会师东京》等。1933年《大众画报》将其一幅狮子水彩速写命名为“the waken lion”，并在旁边注释道“醒来的雄狮已迈步向前，这，不是你的写照吗？中国，中国的青年！”[3]此外，高奇峰的《怒狮》、《雄狮》以及刘奎龄的《狮》和《狮吼》等作，也为狮子作为革命情怀的载体提供了更多的图像证据。
|图3：《猛虎图》，高剑父，纸本设色，117.5x56.7cm,1918年，广东省博物馆藏||图4：《负伤之狮》，徐悲鸿，纸本设色，110x109cm，1938年，徐悲鸿纪念馆藏|
图5:《怒狮》，高奇峰，纸本设色，1927
“何香凝作虎画，首见于1910年，而狮画作品，至少是在1913年后”[4]。如1910年《虎》图款题“克强先生正”，克强先生即革命先驱黄兴，画面将老虎安排于右下方草丛中，以伏虎月夜怒吼之状寓意革命的蓄势待发。1914年前后的《狮》是该时期狮子题材的代表作，狮子卧于山岗昂首侧目，给人以强烈的雄霸之气。1929年5月，柳亚子为狮图款题：“国魂招得睡狮醒，绝技金闺妙铸形。”画面上一头雄狮岿然屹立于高岗之上，傲然回望，冷峻毅然，俨然成为“国魂”一词的化身。
|图6：《虎》，何香凝，绢本设色，26×30cm，1913年，何香凝美术馆藏||图7：《狮》，何香凝，绢本设色，63×49cm，1914年，何香凝美术馆藏|
作为何香凝艺术创作中的重要标签，狮虎画题虽然蕴含着相似的时代内涵，却在具体的情绪表达与人情酬酢上有着细致的区分：
其一，何香凝对狮子画题的选择，不仅是作为先进知识分子或留日艺术家的救国之举，更将狮子视为革命团体的图像符号。
“醒狮”与中国形象勾连的过程中，陈天华的《猛回头》与《狮子吼》在革命初期的留日学生中具有不可忽视的宣传作用与影响力。陈天华1903年在《湖南俗话报》发表弹词唱本《猛回头》，其中有“猛狮睡，梦中醒，向天一吼，百兽惊，龙蛇走，魑魅逃藏”[5]句。1904年他东渡日本，1905年成为最早加入同盟会的会员之一。同年12月8日陈投海自杀，引发极大轰动。1906年5月，同盟会机关报《民报》连载陈天华未竞遗著《狮子吼》，时人争相购阅。
除《民报》外，同盟会相关报刊纷纷将狮图运用到革命宣传中。1905年，部分留日学生创办的、由同盟会主持的革命刊物命名为《醒狮》，不仅刊物封面为狮图，第一号所载刘师培《醒后之中国》提到希望中国的国歌有如下几句：“如狮子兮，奋迅震猛，雄视宇内兮。诛暴君兮，除盗臣兮，彼为狮害兮。”[6]可见，将狮子的形象作为革命宣传的工具，这种图像的处理与选择在同盟会的成员中具有普遍性。
|图8：陈天华遗稿《狮子吼》，刊于1906年《民报》第3期||图9：《醒狮》第二期封面，1905年|
国民革命期间，狮的形象被广泛运用，而在“孙中山逝世这一年，狮子获得了自己的地位”[7]。1926年，中山纪念堂以高奇峰三幅作品作为作为中堂装饰，分别绘制鹰、狮、马三种当时具有政治寓意的动物，《雄狮》图最引人瞩目，费约翰曾评论道“一头睁眼看世界的狮子，而不是一头被人观察的狮子……异常警觉，随时准备一跃而起……广州中山纪念堂的设计和装饰，都象征着一个现代的、鲜明中国风格、已经觉醒过来的孙中山和中国形象。”[8]在这个意义上，醒狮成为孙中山及其革命团体宣传的重要符号。
从图像效果而言，在“唤醒”与“革命”的强烈驱动之下，何香凝的狮图一度成为孙中山的主要追随者——廖仲恺与朱执信的精神寄托[9]，廖承志回忆道“这期间的画，较好的有《雄狮西顾图》，这是我父亲十分喜爱的，又是当时朱执信先生屡加欣赏的画。”[10]狮图在与款题“国魂招得睡狮醒，绝技金闺妙铸形”的图文互补中，不仅成为彼时有识之士对革命处境的共同感受，更“提升成为一个时代的历史象征”[11]。因此，通过图像的内涵，何香凝不断确认和强化着自己作为同盟会会员及孙中山追随者的革命家身份。
图10:1905年何香凝（右二）与廖仲恺（左二）在日本东京与同盟会会员合影
其二，狮虎画题虽然在抒发革命情绪上有共同倾向，但何香凝更多将虎画作为人情酬酢之赠礼。受赠人的身份与赠送的时机，提示着虎画之于何香凝的创作，与狮图作为党国符号或有些许差异。
1930年[12]，《良友》画报（刊登何香凝《醒狮》和《猛虎》两幅作品。通过款题的提示，图像在并置中显示出不同的侧重点：《雄狮》的款题再次强调了狮子作为国家形象的象征意味。《猛虎》左侧香凝自题“猛虎在山藜藿不采”，此句典出《汉书·盖宽饶传》“臣闻山有野兽，藜藿为之不采；国有忠臣，奸邪为之不起。”可见，何香凝的猛虎图像延续的是以虎喻忠臣的涵义。
|图11：《良友》画报，1930年，第43期，19页||图12：《猛虎》款题，《良友》画报，1930年，第43期，19页|
与狮图的创作时段几乎集中于20世纪30年代前不同，从早期受日本南画影响的月夜虎啸图、到抗战时期水墨写意的墨虎图，再到新中国成立后强健纵横的猛虎图，何香凝将对虎的刻画贯穿一生。除寄情明志外，虎画更是何氏赠礼画中具有代表性的题材，主要的赠送情况如下：
1910年，何香凝绘制《虎》赠黄兴。 1910年，创作的《虎啸图》经由廖仲恺胞兄转赠友人。1934年何氏作《虎》图赠经亨颐夫人。1942年，未经证实的资料显示，何香凝在粤东逃亡期间，曾将虎画赠予广东东江水上游击队的共产党人士，作为护送工作的答谢[13]。1951年，何香凝绘制《猛虎图》，托廖承志赴朝鲜慰问时转赠彭德怀，以壮军威。1951年，何香凝绘制《虎》图赠送毛泽东主席。1953年，何香凝作《虎》图赠沈钧儒。
可见，虎画的受赠人大多与抗战救国事业密切关联，这种身份上的共同点推究起来，指向了虎画的社会意义：与醒狮作为党国符号有所不用，何氏猛虎画题更多延续了传统虎图的图像寓意，以猛虎喻英雄壮军威，强调的是革命家个体在革命浪潮中的忠勇与爱国。
2、1934年《虎》图：国家性别化下的女性觉醒
1934年赠经亨颐夫人猛虎立轴是何香凝狮虎作品序列中较为特殊的一幅，该虎图为纸本设色，一只猛虎雄踞岩顶，侧身咆哮，远处以山水补景，款题“二十三年六月在白马湖作此，祝经夫人康健，何香凝识于双青楼。”由于受赠人并非何香凝虎图所对应的革命志士或国家开路者，关于此画的讨论往往极少。然而，笔者认为，这幅以虎作为图像、以康健为寓意、以女性为受赠人的作品，结合“大忧患时代”的历史时空，恰好展现了女性觉醒与国族话语的密合度：
图13：《虎》，何香凝，纸本设色，147×61cm，1934年，何香凝美术馆藏
自19世纪中后期以来，当中国的政治和礼教秩序都被“列强”挑战的时候，体现这些秩序的女子规范就会面临更严格的审视，因为在时人看来，封建礼教对女性的束缚和男子发辫一样，是民族病态化的展现。女性的身体化改造始于放足，民族叙事之中的“天足”成为国运强健的关键。如《大公报》指出放足可使女子“体魄无缺能力自增，分工既繁，执业弥广，吾有以决八口之家，生计倍涨，而充吾国二百兆人质势力，有不增国富于无形者无是理也”。[14]
于是，在家国一体的审视之中，女性的体魄与才能被赋予了种族和国家两种象征意义。
在以种族为目的的第一种意义之中，女性的生物性——作为母亲的角色被强调，女子教育与增强女子体魄被当作改善人种的手段。梁启超提出“西人分教学之事为百课，而由母教者居多。”[15]1908年《最新妇女国文读本》宣称女子是国民之母，女子身体的强弱直接影响到男子身体的强弱[16]。日本明治时期教育家下田歌子要求入校的中国女学生每周上3小时体操课，这位在20世纪初留日学生中颇有影响力的女性认为，“如果中国妇女要承担国民之母的角色，身体强健是必须的”[17]。
留日期间的何香凝也受到此种思想的影响，她在《敬告我同胞姊妹》中引用西谚道：“且西谚曰：‘女子者，生产文明者也’；又曰：‘女子者，社会之母也。’故女子为社会中最要之人，亦责任至重之人也。”[18]
图14：1906年，何香凝（前排左四）与廖仲恺（前排左三）与友人在东京留影
妇女在第二种意义中成为国家形象的象征，受压迫女性不仅代表妇女问题，还代表了整个民族的苦难。她们的目的是跳出个人的、家庭的女性地位，以觉醒之姿参与到公众的、与男性相同的保家卫国之斗争中。忆琴在《论中国女子之前途》中指出：“务令其宗旨与志士相等，其热诚与志士相等，其气焰与之士相等，咸能执干戈以卫祖国。”[19]1904年陈撷芬发表《女界之可危》，强调中国女性同时丧失了自己的权利与义务感，提出妇女要先为祖国尽尽义务，“我辈既有公共责任，宁能袖手旁观”[20]，在陈撷芬的写作思路中，中国能否独立取决于中国女性能够独立。
进而言之，女性觉醒这一标志表现了失去自由的民族的渴望，这一点我们可以从1926年广州妇女节庆典的情形去理解。一位苏联女性回忆起在庆典上扮演中国年轻妇女的经历：“我描绘了被唤醒的中国，并向苏联伸出了手。不管这可能看起来多么令人惊奇，中国人在我这里找到了自己，掌声震耳欲聋。”[21]从其记录中可知，参加游行的男男女女都在游行的、觉醒的女性这一象征中看到了自己，“在这里，被压迫的妇女由一个表达具体性别要求的形象，最终成为一个变形了的象征，表达的是集体性的民族苦难。”[22]
图15：1927年，广州妇女节庆典盛况，右图为俄女士之演说。刊于《图画时报》1927年第349期
妇女觉醒的双重解释，对于我们观察和思考1934年何香凝颂祝经亨颐夫人之《虎》图，提供了性别维度的阐释思路：
一方面，以“康健”一词为颂祝（颂祝女性“康健”、“强健”的例子还可见于何香凝1926年、1936年的多场演说中，并非个例），体现出何香凝对女性体质与精神气质、而非姿容体态的强调，该图承载着与20世纪初呼吁增强女子体魄以壮国运的社会期待相似的逻辑。
另一方面，象征忠勇的虎图与对妇女的期待结合，显示出何香凝真正颂扬的、赞许的和追求的，是具有英雄气概的新女性。猛虎意味跳出家庭、与男性相同的革命身份的确立，作品因此负载着与其他虎图相似却又特殊的民族认同。
在这个意义上，何香凝之好友、妇女运动先行者友秋瑾之言“使我女子生机活泼，精神奋飞，绝尘而奔，以速进大光明世界；为醒狮之前驱，为文明之先导为迷津筏，为暗室灯”[23]，可谓何香凝狮虎绘画气质的真实写照。
简言之，20世纪主流意识形态对战斗、救亡与自强的渴望，使它对女性形象的塑造同样提出要求：女性必须康健，妇女解放成为社会解放的尺度。在女性的柔弱就是国家的柔弱的修辞中，何香凝的虎画不仅象征着忠勇之士，也能作为女杰的豪情与英雄气概的解读。何香凝提醒着人们除了母亲、大家闺秀之外，那个时代的女性对英雄气质的追求。
[1]曾纪泽. 中国先睡后醒论//朱维铮, 龙应台. 维新旧梦录.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0:163-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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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徐悲鸿. The wakenlion. 大众画报. 1933(1).转引自:吴雪杉. 会师东京: 国家象征与徐悲鸿的抗战图像.美术学报, 2017, (04):47.
[4]房桦. 何香凝留日时期作品考察: 从1910年《虎啸图》说起. 文博学刊, 2019,(02):83.
[5]陈天华. 陈天华集.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8:51.
[6]无畏. 醒后之中国. 醒狮, 1905, (1):4-11.
[7]费约翰. 唤醒中国: 国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与阶级. 李恭忠, 李里峰, 等.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4 :5.
[9]房桦. 何香凝留日时期作品考察: 从1910年虎啸图说起. 文博学刊, 2019, (02):85.
[10]廖承志. 我的母亲和她的画//何香凝. 何香凝绘画选. 北京: 中国书局, 1997:129.
[11]乐正维. 雅集, 信仰与艺术权力//乐正维, 张颐武. 反思二十世纪中国文化与艺术-纪念何香凝诞辰一百三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 广州: 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5.
[12]何香凝. 何香凝女士之画. 申报, 1929-10-20.
[13]房桦. 民国时期何香凝的社会交游与绘画实践. 美术学报, 2018, (09):91.
[14]本报讯. 拟办徽州不缠足会共启. 大公报, 1903-11-12.
[15]梁启超. 论女学//梁启超. 饮冰室合集. 北京: 中华书局, 1989:871-872.
[16]季家珍. 历史宝筏: 过去、西方与中国妇女问题. 杨可, 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1:136-137.
[17]季家珍. 历史宝筏: 过去、西方与中国妇女问题. 杨可, 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1:131.
[18]何香凝. 敬告我同胞姊妹. 江苏, 1903,(04).转引自: 廖仲恺, 何香凝, 尚明轩, 等. 双清文集: 下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5:2.
[19]忆琴. 论中国女子之前途. 转引自: 季家珍. 历史宝筏: 过去、西方与中国妇女问题. 杨可, 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1:131.
[20]陈撷芬. 女界之可危. 转引自: 全国妇联妇女运动历史研究室. 中国近代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840-1918.北京: 中国妇女出版社, 1991:203.
[21]沙培德. 战争与革命交织的近代中国(1985-1949). 高波,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263. 同样的记录见: 费约翰. 唤醒中国: 国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与阶级.李恭忠, 李里峰, 等.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4:413.
[22]费约翰. 唤醒中国: 国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与阶级. 李恭忠, 李里峰, 等.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4:413.
[23]秋瑾. 发刊辞. 中国女报, 1907, (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