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统合：乡村慈善的发展逻辑与治理效能——以福建省晋江市A村为例
杜鹏，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农村社会学、基层治理。乡村慈善发展折射了乡村社会变迁的轨迹。福建省晋江市村庄的宗族底色孕育了富有伦理性的慈善形态，市场化进程中的村庄分化提供了乡村慈善适应性发展的契机，在基层组织统合之下形成精英动员、动力调控和社会吸纳的机制。乡村慈善逐渐从主体的伦理实践升华为面向村庄的公益实践，融合了传统与现代，贯通了国家与社会，具有鲜明的包容性。因此，乡村慈善是乡村社会建设的重要方式，具有显著的社会治理效应。作为治理媒介，乡村慈善不仅激发了乡村社会活力，而且维系了村庄心态秩序均衡，将村庄分化中的竞争导入乡村公共秩序再生产的轨道，再造了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就全面深化改革作出总体部署，我们的总目标就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石。随着资源下乡和制度下乡，国家权力逐渐下沉。有效分配资源，促进制度运转，是贯穿新时代乡村治理的主线。但是，国家资源下乡并不能完全包办乡村社会所有的公共事务，过度依赖国家资源下乡可能造成农民的福利依赖，抑制乡村社会活力。而作为社会建设重要内容的慈善事业发展在中国社会依然呈现出一定的滞后性，如何探索出扎根中国本土的慈善发展模式，直接关系到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在乡村社会建设过程中融入慈善的理念，不仅可以扩展慈善事业的发展空间，而且有助于创新乡村治理机制。遗憾的是，在学界研究中，“乡村”与“慈善”长期以来似乎是一种“绝缘”关系。事实上，在中国慈善现代化语境中，慈善研究主要聚焦西方现代公益慈善，隐含了面向市民社会的经验取向，而中国本土的民间慈善形态则因其传统的乡村社会基础而缺乏充分关注，乡村慈善研究的处境相对边缘化。大体而言，当下中国慈善研究具有“传统—现代”和“国家—市民社会”的二元对立倾向，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国慈善研究的理论视野。首先，慈善研究隐含了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传统的道德慈善与现代的公益慈善之间存在很大差异。施从美认为，作为道德范畴的慈善赖以产生的社会结构是传统社会管理结构，现代社会治理结构相比传统社会而言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因此沿用传统道德来阐释现代社会的公益慈善会面临解释力匮乏的问题。何兰萍认为，现代慈善不仅是一个道德范畴，而且是一项社会化的事业，属于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特殊的家庭本位的社会结构、求助文化、公私关系导致现代慈善理念和运作模式在中国社会面临“水土不服”的现实难题。其次，慈善研究隐含了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对立。现代慈善主要源于西方市民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国慈善的现代化转型因而承载了市民社会发展的目标期许。刘亚娜认为，中国慈善事业发展历程集中体现了政府对慈善事业发展的主导作用，政府充当了慈善事业的组织者、运营者和资助者的角色，导致慈善事业民间组织独立性、志愿性不足等，偏离了慈善组织的本质特征，社会组织容易异化为政府应对治理难题的手段。政府的管理理念与政策导向仍然是限制慈善事业社会化发展的主要因素，慈善事业发展倾向于排斥国家权力干预。可见，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视角掩盖了本土慈善传统的积极意义，难以呈现中国传统慈善适应性发展的可能路径。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对立视角设定了慈善自主运行的“社会”场景，因局限于公益慈善的社会本位取向，而较少关注现代慈善与中国政治传统和组织结构融合的实践逻辑。总之，传统与现代对立、国家与社会分割的理论取向难以触摸到中国社会变迁的经验逻辑，进而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慈善研究视野。在中国学界的慈善研究传统中，中国慈善的现代化转型主要体现为以民间社会组织为载体的慈善发展模式，强调慈善事业的公益化、非道德化和专业化。在前述研究视野下，由于中国乡村社会面临的“传统”的负担和“市民社会”发育不足，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慈善自然是缺乏生命力的。然而，片面移植西方的公益慈善模式，难免存在“水土不服”的现象。西方慈善模式源于个人主义的社会基础，是个体的道德实践。中国“伦理本位”的社会特质赋予传统慈善形态以显著的伦理性，伦理既是中国慈善发展的资源，却也可能锁定慈善网络的层次和边界，导致慈善发展的道德陷阱。中国乡村社会变迁是传统与现代相互交织的过程，而且，在党的组织体系下，乡村社会与国家并不存在明确的制度分界，由此凸显了基层组织的“枢纽”与“接点”的地位。理解中国乡村慈善的发展逻辑与实践形态，绕不开基层组织的统合作用。组织统合构造了有别于个体选择的慈善发展逻辑，并强化了慈善的社会建设意蕴。尤其是国家权力下沉在一些地方产生了农民对于国家的“福利依赖”现象，要求在乡村治理中创新群众的参与模式，推动乡村社会建设。在这个意义上，不应将乡村慈善的繁荣视为中国慈善发展的经验意外，而应将其纳入“社区慈善”范畴，在村庄场域探究乡村慈善与乡村治理关联的启示。“村庄”是一个蕴含着特定结构和规范的社会概念。乡村经验场景中的“社区慈善”体现了村庄对于慈善形态的界定。“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的历史性转变构成了“慈善”与“社区”关联的基础。需要注意的是，社区慈善并不意味着慈善单元的简单收缩，而是为慈善发展建立持续生长的根据。村庄是一个具有历史连续性的社区单元，也承载了国家的制度建构，这为融合传统与现代、国家与社会的慈善形态提供了土壤。中国乡村社会因自然地理、社会结构、文化传统、发展阶段等不同而存在着显著的区域差异。福建沿海农村素有慈善传统，在乡村社会变迁过程中，当地慈善形态在基层组织统合下逐渐融合地方社会传统与现代公益理念，在实现自身适应性发展的同时彰显了乡村治理的积极价值。福建省晋江市的乡村社会具有浓重的宗族底色，孕育了宗族救济、村落互助等慈善传统。改革开放以来，晋江市迅速走上乡村工业化道路，并形成了颇具特色的“晋江模式”。费孝通将晋江模式概括为一种“以市场调节为主、以外向型经济为主、以股份合作制为主、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的经济发展模式。当地农民既深度参与市场（主要以“跑供销”的形式），又依然浸润在宗族性村庄的血缘关系网络之中。宗族底蕴与市场力量共同推动了乡村慈善的适应性变迁。乡村慈善发展的“晋江模式”提供了反思中国本土慈善事业发展的实践启示。本文基于晋江市乡村慈善的实践形态，在乡村社会转型背景下考察乡村慈善发展逻辑，并揭示乡村慈善的治理效应。本文的田野经验来自福建省晋江市C镇A村。本次田野调查时间累计20天，调查资料获取采用半结构式访谈的方式，以村庄作为单位，访谈对象包括村干部、经济精英、老年人协会负责人、慈善基金会负责人和普通村民。一般而言，每个访谈对象的被访时长为2～3个小时，访谈内容不仅包括当地乡村慈善状况，而且包括村庄社会文化传统、经济发展模式、乡村社会关系、农民生活状态、乡村治理形态等方面内容，以便将乡村慈善置于整体性的村庄经验情境，在地化地分析乡村慈善形态。而且，根据村庄中不同访谈对象从不同角度提供的经验资料，可以通过相互印证的方式保证田野资料的准确性。C镇的陶瓷产业历史悠久，在国内外市场具有较高的知名度。改革开放以来，当地的陶瓷产业快速发展，农民家庭经济收入主要来源于经商办厂，村庄经济分化程度较高。A村是陈姓为主的单姓村，全村常住人口2963人。A村耕地资源少，20世纪80年代分田到户时人均土地仅0.2亩左右，农民经济收入主要以经商办厂或进厂打工为主，村庄经济分化较为显著。A村的经济社会状况在晋江乡村社会具有较强的代表性。慈善是社会建设的重要方式，反映了社会关系的公共性。慈善的实践形态植根于具体的社会基础。在本节，笔者将论述晋江市乡村慈善的社会条件。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工业化历程中，晋江乡村社会呈现出传统与现代两种因素相互交织、碰撞与融合的鲜明特征，其传统属性体现在依然浓厚的宗族底蕴，其现代属性体现在深度的市场参与、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较为显著的村庄经济分化程度。村庄的宗族底蕴维系了慈善的伦理属性，而村庄经济分化则扩展了乡村慈善的实践动力。市场与宗族的交互凸显了基层组织的作用，开辟了组织统合的乡村慈善发展路径。从村庄社会结构的区域类型来看，晋江农村属于宗族性村庄。在国家的政治改造下，当地宗族的结构外壳（例如族田族产和族规家法）消失，但是文化层面的宗族认同依然强韧有力，维系了转型期村庄社会基本结构的稳定。农民的宗族认同定义了“自己人”范围，且基于血缘关系网络的亲疏远近形成了“自己人”的圈层结构。A村的陈姓包含“昆畔”和“祠堂畔”两个“大角落”，每个“角落”各有若干祖厝（全村大小祖厝总共有18个左右）。其中，“昆畔”的两个大祖厝分别是长房和二房，“祠堂畔”的两个大祖厝分别是山仔房和三房。长房、二房、山仔房和三房构成全村最大的四个祖厝（其中二房和山仔房的人最多），当地村庄由此形成“家庭—五服—祖厝—角落—畔—村”的圈层结构。对“自己人”的“恻隐之心”是一种社会本能。在日常生活中遭遇压力或危机的宗族成员通常能够由近及远获得“自己人”的支持，这同样适用于诸如婚丧嫁娶、建房生子等仪式性时刻。慈善行为根源于宗族伦理，且呈现为“差序格局”的形态。以当地丧事中的“金银钱”为例，“金银钱”原意是用于给死者买纸钱，后拓展为可用于丧事的花费，代表亲戚朋友帮助主家共渡难关。根据与主家亲疏远近的不同，“金银钱”数额各有不同。一般情况下，死者的女儿和女婿最多，少则几千元，多则几万元，娘舅次之，一般是1000～2000元，亲戚一般为300～500元，同一宗族的其他人一般是100元。按当前标准主家一般可收10万元左右的“金银钱”，足以支付丧葬费用，从而分担了主家的经济压力。其中，越是内部圈层，“自己人”认同越显著，慈善救济的伦理预期越强。“自己人”结构因而奠定了社会信任的基础：“自己人”的认同不仅驱动了在其范围之内的资源流动，而且降低了慈善行为的监督成本，而资源流动的链条则再生产了“自己人”的结构。总体而言，源于“自己人”的伦理实践是宗族凝聚力的实践表达，宗族的伦理厚度决定了作为慈善的生命力。在宗族价值观念浸润和关系网络的包裹下，慈善呈现为一种基于宗族成员伦理自觉的弥散化实践形态。在传统农业社会，有限的农业剩余决定了传统乡村慈善“养济”为主的特征。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市场化进程中，晋江农民因市场能力差异而逐渐走向经济分化。因人地关系紧张，耕种条件不便，A村农民自20世纪80年代分田到户以后逐渐脱离土地，相继走上以外出“跑供销”为生的经营模式。在“跑供销”过程中，一部分农民积累了初始经济资本，建立了相对稳定的市场关系网络。根据农民经济收入来源的差异，A村逐渐分化出上层富人群体、中层打工群体和下层贫弱群体。其中，上层富人群体以做陶瓷销售生意为主，另有一些在本地开厂从事陶瓷生产，上层富人群体在该村占比大约为40%，家庭年收入普遍在50万元以上，多则几百万元乃至几千万元；中层主要以打工群体为主，家庭年收入普遍在10～20万元之间，占比约50%；此外，还有大约10%的家庭因家庭劳动力缺乏，家庭年收入低于10万元。可见，市场化导致村庄社会形成基于经济收入水平的分化。受“叶落归根”观念影响，外出闯荡的经济精英与村庄社会依然保持着紧密关联，村庄依然是经济精英实现社会性价值的重要参照单元。因此，经济分层激发了村庄中的社会竞争，村庄经济精英渴望将其丰富的经济资本转化为社会资本和象征资本，以实现村庄社会地位确认。经济精英往往热衷于仪式性人情场合（如嫁娶）的炫耀，典型表现是追求酒席的排场、档次、规格等，在经济精英的引领和主导下，基于“物质标识物”的村庄社会竞争重塑了村庄社会结构，甚至可能造成村庄社会的阶层区隔，撕裂村庄社会秩序。总之，在经济分化中形成的村庄社会竞争改变了村庄社会的互动模式，进而重塑了村庄内部的资源流动脉络和社会动力机制。在这个意义上，基于经济分化的村庄社会竞争打破了差序格局下弥散化的慈善形态，村庄经济精英的崛起扩展了乡村慈善的资源基础与动力机制，而村庄无序竞争产生的秩序紊乱为乡村慈善的适应性变迁提供了契机。宗族底蕴与村庄分化共同构成了晋江乡村慈善发展的社会基础。宗族底蕴的整合面向与市场的分化面向之间存在张力，二者相互制衡，赋予乡村社会悖论性的特征，推动了乡村慈善的发展。宗族底蕴与市场力量的交织重构了乡村慈善的实践基础，产生了如下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能否将慈善的伦理实践纳入日益开放竞争的村庄社会动力机制？二是能否扩展乡村慈善行为的边界，突破宗族“自己人”的网络？三是能否沿着村庄竞争的资源流动脉络建构慈善资源汲取的常态机制，从而软化慈善的资源约束？上述三个问题凸显了基层组织的重要性。在基层组织的调控下，慈善反而构成了融合宗族传统与市场逻辑的实践载体，其中的关键是基层组织如何在分化、竞争的村庄中推动慈善机制的适应性变迁，并以慈善的公益性再造村庄的公共性。村庄分化在挤压传统慈善实践空间的同时为新的慈善形式提供了生长土壤。基层组织不仅可以激活并重塑宗族性村庄中的地方性知识（通常体现为“村规民约”），改变村庄社会的自发运行状态，而且可以调节市场力量影响村庄社会的路径。基层组织是党领导下的村民自治组织，其非行政化的制度定位赋予其较大的能动性，为乡村慈善发展提供了组织平台，由此释放了乡村慈善的治理效能。可见，嵌入性和动员性的基层组织不仅是乡村慈善发展的条件，而且可获得慈善实践反馈的治理效能。在基层组织调控下，市场化反而可以成为滋养传统慈善的力量，并重塑乡村慈善的动力机制、社会边界和资源模式，推动乡村慈善突破有限范围并逐渐面向村庄整体福利和公共秩序，使乡村慈善成为连接传统与现代，进而实现经济分化村庄的社会秩序整合的媒介。宗族与市场力量经由基层组织统合，推动了乡村慈善的适应性变迁。本节将结合晋江A村的田野经验，阐释当地乡村慈善的发展逻辑，即精英动员、动力调控和社会吸纳等机制。三者统一于基层组织的运作过程，形成“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慈善实践模式。经济精英的支持是乡村慈善发展的重要条件。村庄经济精英是村庄经济分化的产物，其行为逻辑具有重要的导向和示范作用。因此，精英动员的目的是形成以经济精英为主体的慈善发展格局，将经济精英追求村庄社会承认的动机引导至合乎村庄社会公共利益的目标之上，从而将经济精英的资源优势转化为辐射村庄社会的公共福利。对于基层组织而言，精英动员机制的核心是以村庄公共事务为载体，综合利用人情、面子等策略调动经济精英的积极性，激发经济精英的村庄公共责任感。2010年，A村为了重建村小学号召乡贤捐款。村书记先自己带头捐款10万元，然后号召在村里办厂的7个企业负责人各自捐资10万元。之后，村书记在2010年春节筹办了“乡贤座谈会”，将该村平常在外做生意的乡贤聚集起来开茶话会。为了让乡贤能够踊跃捐款，村书记也花了不少心思：首先，村书记在召开乡贤座谈会之前就提前对与自己关系好的朋友以及自己家族在外当老板的人做好了工作，鼓动他们发挥带头作用，以带动其他乡贤捐款；其次，村书记请来了被全体村民公认的、在本村最有权威的两个村民助阵，其中一个是村里的“神婆”，她在村里很有威望，因为每家婚丧嫁娶都会请她帮忙“看日子”，另一个是本村在外“当官最大的”，一个乡镇退休的书记，且其弟弟之前当过本村村书记。“乡贤座谈会”效果不错，正月初一当天即筹资300多万元，之后连续两年春节都召开“乡贤座谈会”，总共筹资1000万元左右，全部用于重建村小学。从A村为重建小学募集慈善资金时的动员过程来看，精英动员机制主要有两个典型特征：第一，精英动员路径的社会性。宗族底色蕴含着绵密的关系网络，为精英动员提供了宽广的社会路径。传统的民间精英，例如当地农民生活不可或缺的“神婆”，不仅与普通村民关系很好，而且有钱人跟她关系更好，经常找她看日子，“神婆”因而是精英动员的重要媒介，此外，精英之间的关系促进了动员效能的扩展，且彰显了对“新乡贤”身份的社会承认。第二，精英动员过程的政治性。基层组织既是乡村社会关系网络的重要节点，也是乡村社会中的政治权威，故基层组织具有较强的动员能力。基层组织的政治性赋予其动员过程较高的统合性，即使在动员过程中深入乡村社会肌理，也并不弱化其公共性。虽然精英动员的路径有别，却以诸如“乡贤座谈会”的形式将不同类型的经济精英置于一个公共场景之中，从而强化了动员过程的公共性，使经济精英的慈善捐赠行为超越社会路径的特殊主义，即不再仅仅是“给书记的面子”，还是基于“乡贤”身份的责任伦理实践。可见，精英动员旨在将村庄市场化进程中分化出来的经济精英重新置于宗族性的村庄社会结构之中，以激发其“乡贤”的身份认同，强化经济精英的责任意识。在基层组织的动员过程中，经济精英的慈善行为不是基于其与特定求助者的血缘联系，而是基于其“乡贤”的公共身份。如此一来，乡村慈善不再封闭在狭隘的私人关系网络中。可见，在村庄经济分化的背景下，精英动员机制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村庄经济精英的自发行为，重构了经济精英与村庄社会的关联，使经济精英成为村庄公共福利供给的重要支撑。当然，捐赠者与村庄公益事业的关联往往通过随处可见的“功德碑”等形式留存下来。因此，面向村庄公共福利的慈善行为依然承载着慈善主体的伦理期待，并在村庄社会中自上而下地营造了慈善的氛围。村庄经济分化激发了村庄社会竞争。为了扭转社会竞争的负面效应，可通过重塑村庄社会竞争的规则，将村庄竞争导入慈善竞争的轨道。动力调控旨在改变村庄竞争的内容和方式，将经济分化释放出的高度竞争性的社会动力转化为推动慈善发展的强劲动力。基层组织的动员是推动竞争动力转化的关键，而其实践逻辑是，通过村民自治的方式建立具有显著慈善取向的村规民约，以此作为村庄竞争的框架，从而兼顾经济分化背景下的面子表达和村庄公共秩序的维持。随着村庄经济分化加剧，当地农民的面子观念日益聚焦于仪式性场合的展演。例如婚丧嫁娶大操大办，在“普渡日”等办酒席宴请宾客。这种“面子观”实际上是经济资源的仪式性消费和公共化展演，由此建构其象征性地位，资源让渡因而是面子运作的底层逻辑。动力调控机制虽然延续资源让渡的底层逻辑，却扭转其具体表现方式，即以面向慈善的资源让渡替代通往仪式性消费的资源让渡。为此，基层组织须在村庄公共生活中营造慈善氛围，将慈善的伦理性升华为公共性，在主体伦理自觉的基础上实现组织统合。村规民约是村民自治的产物。村规民约经由村两委提议，村民代表大会讨论和决议，及时根据村庄生活需要确定需要删改的内容。近年来A村在移风易俗过程中，将慈善融入村规民约，倡导村民以慈善竞争替代仪式性消费的竞争。在对酒席的档次、规格、事由、人员规模等提出细致具体的要求之后，村规民约的最后特地增加了“违约处理”的条款：第一，在结婚嫁娶、庆寿、乔迁（入厝）、小孩周岁或16周岁等喜事中，超过规定宴席数量的每席应捐500元（主动上报并缴交的视为捐款，未上报的一经查出即按上述规定处以罚款），燃放烟花爆竹的，罚款20000元及以上并上报派出所。喜庆放拱门、气球超过规定数量的应捐2000元；违反其他规定条款的，责成其向老年人协会捐款10000元。第二，利用“普渡”“佛生日”大操大办的，超过规定酒席数量的每席应捐1000元。第三，在丧事中，违反规定办酒席或花圈、花篮超过规定数量的，责成其向老年人协会捐款10000元；违反其他规定条款的，责成其向老年人协会捐款2000元。第四，对违反移风易俗村规民约的行为未及时制止的，村两委中的片区负责人及老年人协会会长、副会长各处罚500元，村两委违规参与的各处罚款1000元。以上违反村规民约的所有捐款全部纳入A村的慈善基金，体现了“以罚代捐”的基本思路。为了推动村规民约真正落地，基层组织采用了干部宣传、党员带头、老年人协会参与等方式，而且以每年村里举办的文艺活动为契机，将村规民约的内容编入相关文艺节目，达到寓教于乐的目的。老年人协会的理事会成员基本是各个祖厝（房支）里有威望的老年人，他们对各自祖厝都比较熟悉，知道谁家将要办酒席，理事会成员就会提前去给主家宣传和倡导。A村一名党员在儿子16岁生日时办了30多桌酒席，超过了村里规定的15桌。村书记不仅在党员大会上对其进行批评，给予党内警告处分，还在全村老年人大会上通报。“以罚代捐”体现了“顺势而为、因势利导”的精神。村规民约的约束力取决于村民的认同程度，这限制了其对于违约行为的制裁手段选择，凸显了“疏”而非“堵”的正向激励方式的重要性。在这个意义上，“以罚代捐”虽然引入村规民约以约束村民竞争行为，却为竞争动力提供了一个可控的“出口”，进而以相对柔性的方式确立了村庄共识性规范，并倒逼村庄形成慈善竞争的自觉。事实上，上层经济精英由于社会关系网络强大，经济资源较为充裕，普遍会突破村规民约的规定，经济精英的竞争动力因而源源不断地转化为乡村慈善发展动力。可见，基于“以罚代捐”的动力调控机制，村民为“排场”“脸面”而付出的“成本”通过慈善转化为村庄公共福利的“收益”。在这个意义上，村规民约在实践中并不力求直接抹平村庄社会差异，而是承认村庄经济分化的客观现实，进而在慈善公益性的基础上再造村庄的公共性。通过嵌入村庄的动力调控机制，乡村慈善融入村庄社会竞争过程，形成“比慈善、比捐款、不比排场”的良性社会氛围，这为乡村慈善发展奠定了广泛的村庄社会基础。晋江农村的宗族底蕴维系了村庄的相对自主性，村庄社会内部发育了慈善互助的社会机制，其典型特点是公私融合，是以“私”为中心的一定关系范围内的资源聚合。社会吸纳旨在将弥散于村落生活中的慈善形态纳入基层组织的调控之下，从而整合慈善资源以强化其福利供给效能，建立传统乡村慈善形态与村庄公共福利的制度关联。基于传统村庄慈善形态的弥散性和仪式性特征，基层组织建构了灵活的组织体系，以吸纳诸如“金银钱”“以罚代捐”的资金或其他捐赠。其中，老年人的组织化是社会吸纳的关键，彰显了宗族底色的村庄社会中老年人的作用。在农民家庭生活中存在一些重要的时间节点和危机时刻，其中最典型的是丧事。晋江农村具有“厚葬”传统，丧事花费较多，村庄内部约定俗成产生了以“金银钱”资助丧主的慈善模式。无论丧事主家经济条件好坏，客人都要给“金银钱”。按当前的标准，主家一般能收到10万元左右的“金银钱”，当前一场丧事大约花费6万～8万元，这笔钱足够承担丧事支出。按照民间传统，余下的“金银钱”可在丧事结束后以红包的形式退回，且一般仅限于女婿和孙女婿，称为“得首尾钱”。在血缘、地缘和姻缘的关系网络中流动的“金银钱”彰显了慈善的伦理属性。需要承认的是，镶嵌在人情互动链条中的“金银钱”难免在一定程度上增加村民的人情负担。当地移风易俗关于“丧事简办”村规民约降低了丧事的经济开支，从而使村民的“人情负担”可更多地转化为村庄公益事业发展的慈善基金。由老年人协会整合丧事主家多余“金银钱”的社会吸纳机制拓展了伦理慈善的公共性，有助于超越特殊主义的“求—助”关系。老年人协会因而是重构乡村慈善网络的节点，并通过社会吸纳机制塑造了乡村慈善的双层格局：它既承认并尊重传统慈善的自主运作与伦理动力，又在此基础上建构了更具普遍性和公共性的村庄慈善形态，增强了慈善资源流动的公共福利导向。老年人协会的资源流向主要有二：一是用于支持村庄公共事业建设。如果村里的民生项目缺乏资金，村书记通常会找老年人协会的会长协商沟通，由老年人协会拨付部分经费给予支持。这是老年人协会最主要的开支。二是老年人群体的福利保障开支和老年人协会的运行费用。A村老年人协会有一栋独立大楼，老年人可以到里面打牌、聊天、看电视等，或组织老年人娱乐活动，如打门球、练太极、跳广场舞等。老年人协会的社会吸纳能力与宗族性村庄的权威基础有关。在晋江农村，老年人依然是地方性规范的担纲者，且在很大程度上主导了家庭权力结构和村庄生活秩序。在A村书记看来：“老人就像土地公一样，不敢得罪。村里做什么事都要让老人参与，有参与，他们就不会乱说话，不然他们可能就会说不好的话。参与后，一些老人还能发挥很大的作用。他们在村里的影响很大，说话很有威望，他们不配合，我们的工作就不好开展。老人也很愿意参与到村里的事情中来，参与公家的事情，老人觉得很有面子。老人参与了什么项目，就在筹备组写上他们的名字，他们感觉自己在村庄历史上留名了，很高兴。”老年人的组织化是整合和激励宗族性村庄传统社会权威的重要方式，由老年人协会吸纳弥散于村庄传统社会生活中的慈善资源，具有天然的正当性。通过老年人协会的社会吸纳机制在扩展乡村慈善事业发展格局的同时再造了老年人协会的经济基础，强化了老年人协会的组织力和行动力，村庄社会中分散的资源通过老年人协会整合并实现再分配。以上主要从精英动员、动力调控和社会吸纳三个层面论述了晋江乡村慈善的发展逻辑。精英动员机制塑造了村庄经济精英的社会示范效应，动力调控机制使村庄竞争动力聚焦于慈善实践，社会吸纳机制维系了慈善发展的社会基础。在经济分化的村庄中，经济精英动员程度直接决定了动力调控和社会吸纳的有效性，而动力的调控则巩固并扩散了经济精英的示范效应，由此激发的慈善资源则通过组织的社会吸纳机制而整合，构造了嵌入村庄社会的慈善发展逻辑。以上三者紧密相关，相辅相成，统一于基层组织的运作过程。在基层组织的框架下，宗族的社会传统与市场的经济分化共同促进了乡村慈善发展。换言之，正是依托基层组织的统合与调控，乡村慈善才得以从传统的伦理实践层次扩展为面向村庄的公益慈善，从事件化的慈善形态逐渐扩展为制度化的慈善形态，最终形成了扎根于乡村社会并反馈地方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模式。晋江乡村慈善发展的组织路径模糊了传统与现代的边界，体现了国家与基层社会的融合。基层组织的统合机制定义了乡村慈善的实践形态，其结果是迟滞了慈善组织的专业化进程。2019年春节前后，A村成立JL慈善基金会，提高了乡村慈善的正规化程度，以更好地对接地方社会的慈善网络。尽管如此，慈善基金会并非替代原有的慈善组织体系。基金会依然是基层组织引导成立的民间组织，A村书记同时兼任慈善基金会的副会长。在基层组织的引领下，慈善基金会与老年人协会共同支撑了乡村慈善的组织体系，从而建构了乡村慈善的“差序格局”：基金会的组织形式不仅突破了“自己人”范围内的伦理慈善的层次，而且超越了村庄公益慈善的层次，从而构成了参与地方社会慈善网络的组织载体，进而扩展了慈善资源的配置空间。2022年春节，A村的JL慈善基金会向晋江C镇教育基金会捐赠100万元。当然，乡村慈善的适应性变迁意味着上述不同层次并非替代性关系。例如，在扶弱济困方面，A村慈善基金会的一个不成文规定是村民应优先寻求家族帮助，若家族的“自己人”无法帮助，才能寻求基金会的支持。慈善基金会在收到村民求助申请后也要首先咨询当事人家族内的经济精英是否知情并征求处理意见。可见，承认村庄慈善的伦理根基，且尊重其实践空间，才能真正培育慈善发展的社会土壤。沿着组织路径的乡村慈善发展是包容性逐渐增加的过程，而这维系了慈善实践的社会嵌入，乡村慈善发展因而促进了乡村社会建设，彰显了慈善的治理效应。晋江乡村慈善的发展逻辑嵌入乡村社会，且以其包容性的实践形态促进了宗族传统与市场力量的交融，由此凸显了乡村慈善的社会建设意义。当然，慈善发展的组织统合机制决定了乡村社会建设的治理取向，乡村慈善实践的公共福利收益得以沉淀为基层组织的政治收益，进而转化为基层组织的治理效能。作为治理媒介的乡村慈善具有显著的社会治理效应，在激发乡村社会活力的同时维系了村民心态的平衡，促进了基层治理共同体的建设。基层组织面临显著的资源约束，由此凸显了集体经济的重要性。农业税费时期，国家通过集体向农民收取“三提五统”，在这个过程中集体可以提取公益费用，维持了内生性的公共品供给模式。后税费时期，国家资源进入乡村社会，然而国家资源在基层的分配并不均匀，且易引发农民“等靠要”的心理，反而消解乡村社会活力。农民成为村庄事务的旁观者，基层组织逐渐边缘化，这进一步影响国家资源利用效率。因此，如何在国家资源下乡的过程中激发乡村社会活力，形成乡村社会与国家良性互动的关系格局，是实现乡村善治的根本。晋江乡村慈善事业发展为乡村治理提供了内生性的治理资源，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在基层组织框架下，慈善发展促进了老年人协会、慈善基金会等组织形态的发展，在村庄中形成了复合多元的组织体系。基层组织属于党领导下的村民自治组织，它是乡村慈善事业的核心。复合多元的组织体系以慈善为载体推动了村庄内部资源的再分配，塑造了共建共治共享的村庄治理格局，促进了村庄治理共同体建设。首先，慈善具有显著的社会资源集聚效应，强化了基层组织的服务供给能力。A村每年集体经济收入为30万元左右，而村庄慈善提供了较大的资源聚合能力，将“民富”转化为乡村善治的经济基础，软化了乡村治理的资源约束。例如，老年人协会吸纳的慈善资金的最主要开支是村庄建设：“村里项目缺钱，书记就会找老协会长商量一下，拨一部分给村里用。”所以，即使在集体经济薄弱和政府有限投入的情况下，依托老年人协会、慈善基金会、乡贤座谈会的资源动员，村庄建设仍然取得长足的进步。如表1所示，近十年A村获取的大额捐赠慈善资金，即使不完全统计也达到将近3 000万元，这些资金用于修建敬老院、小学，以及其他基础设施，也用于发放老年人福利、困难家庭补助、小学优秀师生奖励等。而A村慈善基金会自2019年成立以来，已累计发放老人慰问金超过120万元，累计发放大学生奖励金及用于村庄教育发展的资金33万元。同时，A村慈善基金会为全村村民购买长效护理险，为全村所有失能、半失能人群提供免费专业的医疗护理等，有效凝聚了村民参与村庄社会建设的合力。可见，无论是上层的经济精英，还是普通的群众，都通过多种形式的慈善参与为乡村治理持续注入资源，强化了基层组织的公共服务能力，提高了乡村治理的回应性水平。表1 A村近十年村庄大额捐赠情况其次，慈善强化了乡村社会的组织能力，构建了村民广泛参与的乡村治理格局。慈善资金来源于群众不同形式的捐赠，捐赠者天然地希望其捐赠的资源发挥实效，慈善资金的流动过程必然引起村民的关注。因此，慈善捐赠其实仅是村民公共参与的起点，资源的捐赠往往进一步驱动村民在协商、监督等层面的参与，从而扩展村庄参与的内容和层次，而老年人协会、慈善基金会、基层组织为村民的参与提供了多元的平台和空间。可见，贯穿慈善实践的组织体系将村民从慈善参与的主体转化为乡村治理的重要主体。沿着慈善建构的资源流动网络，村民走出个体化状态，参与村庄公共事务。基层组织通过发展慈善事业，构建了乡村社会多元主体共同参与乡村治理的格局，激发了乡村社会活力，提高了乡村治理效能。村庄经济分化是乡村社会市场化转型不可避免的结果。村庄经济过度分化容易产生秩序失调，尤其是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市场力量进入较早，村庄市场化程度较深，乡村社会普遍存在不同程度的经济分化。这通常引发程度不等的村庄政治竞争和村庄社会竞争，以至于撕裂村庄社会，影响乡村秩序。弥合村庄经济分化的社会政治后果，是东部发达地区乡村治理面对的紧迫问题。晋江乡村慈善的发展重新定义了村庄社会的价值体系，面向村庄公共福利的慈善竞争扭转了村庄经济分化的社会政治后果，抑制了经济分化的社会确认，从而维系了村庄心态均衡。在乡村慈善实践过程中，慈善竞争是村庄面子竞争的核心。经济精英只有为村里做慈善才会获得村民的认可，成为真正有面子的人，否则“大家骂你是铁公鸡，回村里也没人理你”，受到村庄社会排斥。基层组织通过各种方式褒奖富人的慈善行为，以增进经济精英慈善行为的面子收益和社会激励。一般在捐款之后，A村通常选择村庄公共活动的时机（如文艺活动、庙会、老年人大会等）发放荣誉证书，同时，将捐款者姓名刻在牌匾上，并将牌匾置于村庄公共活动场所。经济精英的面子展演动力被宗族底蕴的社会吸纳。富人办酒席时仍然可能讲究排场，酒席档次更高，但关键在于，在村规民约的限制下，富人对于排场、规格的追求不再成为村庄社会内部公认的统一标准，无法在村庄社会中传导竞争压力，对排场、规格的追求因而降格为个体行为。富人超标准的仪式性展演对村庄共识的“损害”则以“捐赠”的形式补偿，从而平衡了其他村民对富人越轨可能产生的不满。这样一来，经济精英基于个人经济实力的面子展演不仅没有打破村庄社会的公共性，反而转化为对村庄社会公共福利的反馈。随着慈善竞争主导村庄社会竞争，经济精英的炫耀性消费被挤压至私人生活领域，呈现为以家庭妇女为主体的私人化表达，抑制了炫耀性行为对于村庄社会秩序的影响。妇女之间的攀比具有两个特点：其一，在内容上主要聚焦于私人生活和私人事务，而非村庄公共生活，如妇女之间通常会攀比用了哪个品牌的化妆品，或者是买了哪个品牌的衣服等；其二，妇女之间的竞争和攀比主要是在私下的场合，而非村庄的公共空间。富人家庭的妇女经常一起聚餐，这通常是大家攀比的重要时机。可见，私人化的消费竞争和公共化的慈善竞争构成了晋江乡村社会竞争的双重面向，从而抑制了经济分化的社会排斥效应。由此，慈善实践模糊了村庄经济分化可能产生的社会区隔，村庄经济精英的资源优势通过慈善机制转化为“新乡贤”的公共责任实践。“新乡贤”身份是一种无形压力，它约束了经济精英的行为逻辑，村庄经济精英成为村庄社会规范的担纲者和引领者。作为治理媒介的乡村慈善抑制了经济分化的社会区隔效应，强化了乡村社会的公共性，从而避免阶层无序竞争带来的社会心态失衡。无论是村庄经济精英，还是普通群众，都通过不同类型的慈善参与实现了心态互通和心态平衡：精英不再高高在上悬浮于村庄社会，普通群众也免于卷入超出家庭承受能力的竞争压力。本文以福建省晋江市A村的经验为例，探讨了乡村慈善的发展逻辑与治理效能。在晋江农村，乡村慈善形态超越了伦理实践的层次，在基层组织的引导和调控下逐渐获得了面向村庄的公益性。在村庄社会生活中，慈善的伦理性与公共性相互激荡，从宗族底色与经济分化的村庄社会中汲取了走向适应性发展的顽强生命力。晋江市的乡村慈善展现了融合传统与现代、国家与社会的复合形态，具有重要的社会治理效应。乡村慈善抑制了村庄经济分化的社会区隔效应，并通过精英动员、动力调控和社会吸纳等机制再造了村庄的公共性。在这个意义上，立足乡村场景的“社区慈善”蕴含着鲜明的治理意涵。“社区慈善”不应过分强调其本地资源汲取的效能，而应扩展为村庄社会治理的定位。因此，乡村慈善研究需要超越慈善本位的研究视角，尤其应该跳出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的理论思维，通过挖掘乡村慈善传统、立足乡村制度环境，揭示本土慈善的适应性发展模式。晋江乡村慈善发展逻辑充分体现了基层组织对于变迁中乡村社会的统合作用，彰显了中国乡村慈善发展独特的组织路径，这有别于个体主义社会中的慈善组织模式。基层组织兼有国家性和群众性，它既嵌入乡村社会，又能以其组织力调控、统合乡村社会。通过向基层组织敞开，慈善的实践基础得以扩展。若局限于民间组织的民间性和自主性的规范性立场，难免认为这是乡村慈善的依附性发展，但若抛开上述立场，晋江乡村经验恰恰呈现了慈善实践形态的灵活性和包容性，且由此拓宽了乡村治理格局。作为治理媒介，慈善发展逻辑启示了一条通过乡村社会建设而创新乡村治理的路径，突破了国家权力单向度扩张的模式。村庄市场化的经济分化效应虽然侵蚀传统村庄秩序，却也提供了在此基础上建立现代村庄秩序的可能性。通过挖掘宗族性村庄社会的慈善传统，且将其楔入分化的村庄社会，基层组织实现了传统慈善的现代转换，从而使宗族底蕴的乡村社会重新焕发活力。总之，在基层组织的统合作用下，乡村慈善发展承载了乡村社会建设的使命。在市场与村庄之间，慈善类似于一个“扳道器”，使市场力量服务于开放背景下的村庄社会建设，维系了活力与秩序之间的相对平衡。在这个意义上，乡村慈善的“晋江模式”对于当前构建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具有重要的启发性意义，即通过慈善唤醒和引导村庄内生力量，可形成乡村治理和乡村慈善的良性互动格局：它承认村庄经济分化和宗族底蕴共存的悖论性现实，并展现了基层组织的引领作用，从而依托慈善将村庄经济分化产生的张力转化为乡村社会活力，避免了经济资源的社会耗散，形成了村庄社会运行的良性循环。当然，中国乡村地域广阔，各地在社会结构、文化传统、发展阶段方面存在着比较显著的差异，因此，福建晋江的乡村慈善发展逻辑具有一定的区域特征，并不能普遍适用于中国乡村社会。但是，从其区域模式中折射出来的关于中国乡村慈善的定位和基层组织的作用则依然具有一般性的启发价值。只有突破慈善隐含的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的思维倾向，才能真正发挥基层组织在乡村慈善发展和激发慈善治理效应方面的效能，助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