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矢当胸战不休：晚明士人社会风俗视角下的张居正与张居正改革
张居正改革是明代后期一件影响极其重大的政治事件，但一套组合拳式的改革措施最终因为各种因素而未得长久推行。这其中有政治集团斗争、君臣关系调整中的各种矛盾的因素，也有经济、军事、外交形势变化的因素，当然也有社会风俗变化而波及政治博弈的深远影响。
张居正的改革措施有效地让明朝在危急时又存活了50多年。
明朝士人的风气相对于宋元时期的士人风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应该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官员们对更高的物质生活的要求本身是不为过的，但是，明朝自明太祖朱元璋起，就实行了中国历史上“官员俸禄最低”与“惩治贪吏最严”并行的两大制度。
根据《大明会典》》（Code of Great Ming Dynasty）确定的低俸禄制的原则，明朝官员俸禄非常之低。清朝历史学家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十二《明官俸最薄》就如是写道：“明代食货志谓，自古官俸之薄未有若此者。”而与此同时，明代也实行了历史上最严的惩贪制度。可以说，明太祖朱元璋对贪官污吏的惩治和用法之严酷，即使不是史无前例的，也是历史上相当罕见的。
明朝低级官员靠官俸很难维持生活，而高级官员则根本不可能靠官俸维持其豪华生活。
举一个栗子，《明史·太祖本纪》和《安庆公主传》载，朱元璋女儿安庆公主之夫欧阳伦，官封驸马都尉，深受太祖器重。明初，经济萧条，茶叶是国家重要物资，太祖立法规定，凡私贩茶叶者，一律处以重法。但欧阳伦倚仗权势，唯利是图，置禁令于不顾，派遣下属私自贩运茶叶，在洪武三十年（1397年）向兰州走私。一路上关卡纷纷放行，不料到黄河桥头时，被负责管理河桥的官吏拦住，于是纵容家奴周保殴打侮辱河桥吏。河桥吏不惧淫威，拒不放行，并上奏揭发其行。太祖得知后大怒，亲审定罪，驸马及其家奴皆被斩。
走笔至此，我们或许可以发现，明朝历史走到这里，已经出现了一种极不平衡的社会深层结构：内在精神激流勇进，而外在组织、管理形式、思想控制力量却不能与之相适应。
《万历十五年》中的历史观是否正确，也是见仁见智的。
黄仁宇教授的《万历五十年》也指出：
社会物质文明（即李贽所谓“文”）往前发展，而国家的法律和组织机构不能随之而改进，势必发生动乱。
这种政治统治与社会思潮相脱节的问题，越来越成为激发民众反对情绪的根源。
黄仁宇先生继续指出：
在一种社会形态之中，道德的标准可以历史不变，但把这些标准在生活中付诸实践，则需要不同的时代、环境相适应而有所变通。李贽和他同时代的人物所遇到的困难，则是当时政府的施政方针和个人的行动安全。凭借道德的指导，而它的标准又过于僵化，过于保守，过于简单，过于肤浅，和社会的实际发展不能适应。本朝开国二百年，始终以“四书”所确定的道德规范作为法律裁判的根据，而没有使用立法的手段，在伦理道德和日常生活之间建立一个“合法”的缓冲地带，唯有这种缓冲地带，才能为整个社会带来开放的机能，使政府的政治措施得以适应时代的需要，个人独创精神也得以发挥。
但是我们看到，明朝法律并没有较为完善的、能够保护并促进对于此时适应蓬勃发展的商品经济的法律设计。
明朝的种种情况在长时间造成了法律和道德的脱节。用黄仁宇先生的话来说，就是治理如此庞大的帝国，不依靠公正而周祥的法律，就势必依靠道德的信条。而当信条僵化而越来越失去它的使用价值，沦为半瘫痪状态中的法律也当然无法填补这种缺陷。
在这样一种法律与社会思想不相符合的情况下，明朝这一时期便出现了一种极其扭曲的议政现象，即大臣（文官）在朝议时，动辄就会把一些行政上的技术问题攀附上升为道德问题，而加以大肆批驳。张居正的最后倒台，和文官大臣不断地以其小事而引起的道德攻击关系甚深，虽说一两次的弹劾不会有什么影响，在万历皇帝那里，这些官员也大有与自己作对的嫌疑，但是，众口铄金，积毁销骨，这样的道德批判长期持久的袭来，无疑会造成深远的影响。
最后，等万历皇帝自己也发现一些事实真相时，由此便坐实了以往一切对张居正的揭发：张先生言行不一，他满口节俭，对自己（万历）向来以道德说教为师，自己也对张先生以言行一致、道德楷模为范，但事实却是，张先生受贿无厌，私生活极其腐败。
1582年，张居正去世，中枢以国葬祭之。但当日后反张运动兴起，揭发他的各种不堪行迹的折子不断涌来，此时的万历皇帝内心很是复杂，在冯保被摒弃后，有一位御史继续上书参奏张居正十四大罪，万历朱批道：张居正蔽主殃民，殊负恩眷，但是“待朕冲龄，有十年辅理之功，今已殁，姑贷不究，以全始终。”
然而，最终却没有宽恕，也没有“全始终”——张居正去世的两年中，其家数次被抄，1584年9月，才宣布了正式总结性的罪状：“诬蔑亲藩，侵夺王坟府第，钳制言官，蔽塞朕聪，专权乱政”，本当剖棺戮尸，仅仅因为他多年效劳，姑且加恩宽免。他的弟弟和两个儿子被送到烟瘴之地充军。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个官员死后多年仍会被讨论并需要鞭尸的情况是极其罕见的，究其原因，或许是因为张居正曾得罪了很多人。
首先，张居正得罪了万历皇帝。
张居正的道德瑕疵使万历在他死后认为他是道貌岸然之人。值得注意的是，张居正的反对者给张居正罗织的罪名，大都与改革措施无关，因为反对派很清楚，张居正改革的措施利国利民，已见成效，《明史纪事本末》评价他“及揽大权，登首辅，慨然有任天下之志……十年来海内肃清……力筹富国，太仓粟可支十年，囧寺积金，至四百余万……一时治绩柄然。”而攻击他的几乎全是道德操守方面的问题。
关于张居正的道德瑕疵，不妨从他的死因说起。张居正终年五十八岁，但对于拥有荣华富贵的他来说，并不算高寿。他的死因，所患何病，《明史》并无记载，据他自己去世前给皇帝的书信中说是因为痔疮，多年误治，访得名医割治后却消耗太大:“衰老之人，痔根虽去元气大损，脾胃虚弱不能饮食，几于不起”。但另一种说法是清流文士王世贞在《嘉靖以来内阁首辅传》中说，张居正之死，实为服食春药过度。《万历野获编》载:“张江陵当国，以饵房中药过多，毒发于首，冬月遂不御貂帽。”而那些“腽肭脐（海狗肾）”的春药却是一代名将戚继光所献。王世贞还说：“（戚）时时购千金姬”送予张居正。
其次，张居正虽政绩卓著，但却威权震主。
他“内挟母后以张威，下迎权珰以助焰。要挟圣主，如同婴孺。”同时，“江陵以天下为己任。客有谀其相业者，辄曰:我非相，乃摄也。摄字于江陵固非谬也，但千古唯姬旦、新莽二人，今可三之乎？庚辰之春，以乃弟居谦死，决意求归。然疏语不曰乞休，而曰拜手稽首归政，则上固俨然成王矣。”在明朝这样君主专制集团的大体制下，所谓“我非相，乃摄也”，是犯了最根本的忌讳的。
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张居正得罪了明朝整个文官集团。或者说是得罪了明朝政治中的既得利益者。
张居正执政期间，文官集团实际上包含了明朝的出色人物（如王世贞、汪道昆），成为权力的主人，但张居正仍然用过去的眼光把文官集团仅当作行政工具，没有所谓“统战意识”，主客观上都使自己孤立。
张居正改革的重点是整顿吏制，然而一方面当时的财政俸禄体制死板、混乱，俸禄微薄不切实际；另一方面，明朝这一时期普遍有一种“与人方便与己方便”的风气，但张居正却强令官员们高效、严格地执行政令，很自然地使得反弹较大。如果按照李贽《续焚书》卷二的思想来看，当时士人“阳为道学，阴为富贵”，张居正是没有处理好“阴”和“阳”的关系，而他本人的贪渎，又造成了“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局面，不足以服人，也不足以建立信心。
海瑞给张居正的评价是“工于谋国，拙于谋身”。
反而是身为所谓“清流”，并不为张居正欣赏的海瑞给了张居正一个“工于谋国，拙于谋身”的评价。这个评价可以说是相当客观公正的。
至此有一个问题已经凸显出来了，那就是伴随着丰富的经济活力的萌发和多元化思潮的纵横甚至泛滥，明朝中后期以来的统治者，甚至这一时限还可以向前推至王朝的开端，一直没有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与制度设计，以求和时人的社会形态与精神需求相适应，相反我们看到的是一种极其蹩脚的、缺乏灵活普适性的措施，主要表现为一方面大谈伦理道德而遮掩人之正常私欲。
另一方面，已经在追求个性与私欲的满足后却仍在不合适宜地宣扬另一种思想规范。这两方面看上去有类似之处，实质上反应的是时人的一种分裂与矛盾——表面上明人告别了元朝时四等人制的身份之不平等的压迫，另一方面，明人在这时要承受的精神压抑却也是巨大的，这种身逢太平之世，内心却充满疑惑与压抑的时代，从根本上是让人感到并不幸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