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学刊》| 李亚娟等：民族旅游地外来小企业地方融入的个案研究
伴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和生产体系的转变，后福特主义消费形式使得经营灵活、个性化的旅游小企业蓬勃发展，其在数量上已成为全球旅游企业的主体，是推动旅游业发展的主力军。1980年，Rodenburg最先对旅游小企业效益进行研究，发现相较于大规模的企业，小酒店对目的地发展的乘数效应更大，为当地人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收益，且经济漏损要比大企业少得多。这一发现使得研究者开始反思以往对小企业的忽视，旅游小企业在旅游研究中的关注度逐渐上升。乡村民族地区是旅游小企业发展的重要地域空间，该地区的旅游经营体通常是小而微，多以个体或家庭为单位经营，经营者既包括本地居民也包括外来旅游投资者。但少数民族地区拥有的特殊的社会关系结构、文化传统和思维模式，导致以获取经济利益为首要目标的外来经营者在当地面临融而不深、融而难合的问题。在经济结构和社会关系都较为单一和封闭的少数民族地区，外来小企业主作为小企业经营决策的直接制定者，其地方融入程度决定地方认同和地方情感的深度，并直接影响企业经营的方向和效果。已有研究表明，随着外来小企业主在本地融入程度的加深，如与本地人结婚生子、买房置业等，在经济、情感和社会关系上同地方难舍难分，到这一阶段，他们会完成身份转变，认同自己是当地居民的一员，也认可目的地作为其“第二故乡”，从而扎根地方；反之，当小企业主被功利的“经济依赖”所主导，地方融入程度低时，一旦付出大于盈利，“经济依赖”随之中断，他们便会撤离地方，另寻出路。与城市中的外来小企业不同，少数民族地区外来小企业的地方融入受制于本地特有的民族文化、社会网络和经济结构，其融入过程不是单一的、静态的结构变迁，而是复杂的、动态的变化过程。其制约压力不仅体现在少数民族地区对外来企业的开放程度和准入标准，还体现在企业主及其经营的产品能否有效嵌入地方社会关系网络和经济结构中。基于此，全面刻画民族旅游地外来小企业的地方融入过程，把握该过程中企业主和企业同地方主体和地方经济结构之间的互动特征等问题亟须得到回应。本研究以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黄岗侗寨为案例地，以该地唯一成功融入的外来旅游经营体——月也堂民宿为研究个案，通过长时间的跟踪观察、深度访谈获取数据，并采用扎根理论方法进行理论建构，进而全面分析外来小企业在民族旅游地的地方融入过程与机制。国内将旅游小企业界定为雇工人数在20人以下、以游客为主要服务对象的企业，包括旅馆、餐馆、商品销售和旅行社服务等。不同于大中企业，小企业的经营本质是“个人”的，即企业主个人代表了整个企业，企业发展受制于企业主的品质和能力，所以旅游小企业的研究往往与小企业主结合展开分析。已有研究关注小企业主对企业经营和企业性质的影响，其中，旅游小企业主的企业经营管理能力、企业主利用个人社会网络关系和企业社会网络关系寻求商业信息、结交志同道合的朋友、得到情感和精神支持等，均能帮助形成旅游小企业成长过程中重要的社会网络资源。但企业主自身的局限性，如缺乏管理才能和行业经验、不能应对市场变化做出及时反应、对企业发展缺乏规划等也会导致小企业生存率较低。旅游小企业主的创业动机和发展目标形成了两种旅游小企业类型：一类以利润和规模增长为主要经营目标，关注经济利益产生，称为经济导向型旅游小企业；一类以维持某种生活方式为目标，满足个人或家庭对某种自由自在生活的向往，不以盈利为目的，也不倾向扩张，称为生活方式型旅游小企业。其中，生活方式型旅游小企业往往更具创新能力，在促进目的地可持续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已有研究表明，外来小企业与本地小企业的生存、发展、认同、嵌入逻辑和地方认同感存在一定的差异，直接影响其经营效果。作为旅游移民的一种类型，受不同文化群体之间的身份区隔及宗教、文化和语言等方面差异的影响，外来小企业主进入地方时，常面临着异文化的适应，需要外来小企业主做出巨大的努力来适应和掌握特定技能。外来小企业主参与社交活动的主要动机是他们认识到当地社区的重要性，即生存和成功根植于目的地。但目前较多实证研究的数据表明，旅游移民大多不能达成完全意义上的融入，表现为外来小企业主并不认同自己是本地人，外来小企业容易撤离地方。但外来小企业与地方的关系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地方及外部的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情境的改变不断演变与重构。已有研究表明，地方原始资源如民居房屋、传统技能和地方文化是外来小企业成长的基础。外来小企业在获得社会资源提升企业经济绩效的同时，也会因嵌入程度的加深而形成对地方社区的亲密依附，从这个角度来说，地方是外来小企业成长的重要保障。同时，外来小企业融入当地社区意味着其经营收入更有可能留在当地，外来小企业主更有可能利用资源为社区做出贡献。因此，如何有效融入地方不仅是外来小企业成长过程中面临的重要考验，也是地方发展需要关注的重点。地方概念由来已久，最早在1947年由地理学家Wright提出，将其定义为“承载主观性的区域”。后于20世纪70年代，被一系列人文主义地理学者将其引入人文地理学研究中。人文主义学者所指的“地方”不同于“空间”的客观性，是一种“感知的价值中心”，是各种意义的集合。将空间变为地方就是空间被人赋予文化意义的过程。嵌入理论由Polanyian首次提出，本意指“人类的经济是附属于其社会关系之下的”，强调经济活动发生并根植于特定制度文化建构的情境中，特别是地方化的制度文化情境中。同时，Polanyian也区分了嵌入的3种整合形式：互惠、再分配和市场。具体而言，互惠是建立在给予和获得的社会逻辑基础上，以广泛对称的社会关系为基础，促进“社区或送礼经济”；再分配是中央政府通过税收系统启动的；市场交换则是由制度化的商品和服务价格制定的市场所组织起来的。互惠和再分配是非市场经济或制度内嵌经济的模式，基于价格的交换则是市场经济或制度外嵌经济的一种形式。因而，地方嵌入多指企业为了获取对企业成长有利的资产、信息等资源而与地方网络建立关系及其对各种网络形成依赖的过程。这种关系既包括市场经济形式，如强或弱的社会关系“凝固”成的经济制度，也包括非市场经济形式，如血缘、亲缘和乡缘等非经济关系。通过关系建立，实现旅游小企业的经营嵌入本地日常行动逻辑。融入理论起源于20世纪20年代，经历了几十年的发展，由芝加哥学派的同化理论发展到结构同化，再到分段同化。社会学领域的融入研究主要聚焦于群体之间的联系和依赖程度的探讨，并相继引发出社会融入、城市融入等概念。学界关注移民融入的社会因素，却忽视了地方元素的重要性。而地理学视角下的地方融入在强调个体主体性作用的同时，更关注人地之间的持续性互动关系，主要观照了社会科学研究的空间观，从空间社会化的视角探索了独特的地方特质和社会关系生产对个体适应环境的影响，是对社会融入研究中缺乏空间观和地方观的重要补充。地方融入过程普遍认为是多维的，但具体维度并未达成统一。现有研究主要关注移民的地方融入现状及维度划分。如旅游劳工的地方融入包括社会融合、心理融合、文化接受和经济适应4个维度。其后，学者们又关注到独特的地方特征对地方融入的影响，增加了自然环境维度，且维度之间存在递进关系。已有研究充分证实了旅游移民或外来旅游企业主的地方融入与地方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即外来旅游小企业的成功融入需要外来小企业主不断调整自我与外在世界关系，重构与社会联系的方式，验证了人-地之间的互动。人文地理学视角下的外来旅游小企业地方融入是旅游企业个体在空间位置转换和时间经历的过渡中，为避免与融入群体之间的冲突，克服与接受差异的连续发展过程。经验主义视角下的外来旅游小企业地方融入是人、活动和地方三者相互作用的结果。在外来旅游小企业创办的情境下，企业主实际上处于工作所在的小企业和生活所在的社区两个重要层面的社会关系当中。即在地方多种制度性或非制度性排斥下，地方融入过程既包括小企业主作为经营个体所管理的小企业的生产活动，也包括小企业主作为外来人的生活活动。现有研究对外来小企业融入地方的探讨多是聚焦于企业的地方嵌入，如借助嵌入理论探讨旅游小企业经济活动背后的社会责任行为成因，并验证了小企业主的地方认同在其中所起的重要中介作用，以及小企业主通过关系性嵌入和结构性嵌入将旅游小企业经营嵌入本地日常行动的逻辑过程。综上，地方嵌入和地方融入都指向经营主体或个体同地方建立联系，实现在地化的过程。但地方嵌入更多用于企业形成与地方经济联系的过程，而地方融入用以描述实现经济、社会、文化和心理等多维互动状态，是在地化的最高级形式。因而，外来旅游小企业的地方融入不仅需要囊括经济维度的小企业地方嵌入，也要求实现小企业主在社会、文化、心理维度的地方融入。但目前多数研究剥离了小企业与小企业主，仅关注小企业的地方嵌入或小企业主的地方融入，回答了某一时点下的嵌入或融入状态和特征问题。但外来旅游小企业从进入目的地、嵌入目的地到最终融入目的地，是外来小企业主、外来小企业与旅游目的地之间互动的一种动态建构过程。基于此，本研究试图了解：成功融入地方的外来小企业如何进入民族旅游目的地？进入后如何打破地方壁垒进行企业经济活动嵌入？在目的地存在哪些互动，这些互动如何推动外来小企业地方融入的全过程，进而解构外来小企业地方融入的微观机制。案例地黄岗侗寨地处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双江乡东南部，作为典型的侗族村寨，整个村寨拥有庞大而复杂的亲属关系网络。黄岗侗寨的旅游活动始于2008年，在外部交通完善后，于2014年得到了进一步开发，但因住宿接待设施落后，多为一日游游客。2016年7月起，本地人创建的黄岗客栈、好声音和侗家小院3家民宿极大提高了外来游客的过夜率。得益于其原始和鲜明的侗族文化的保留，2016年，黄岗侗寨获得了中国旅游集团的投资，兴建了高档民宿禾仓宿集，扩大了游客数量和住宿类型选择，2018年竣工并对外开放。同时，在县镇政府的政策支持下，以“喊天节”和“抬官人节”为代表的本土节庆得到了进一步开发，吸引了国内外众多游客，一年中形成了多个旅游旺季。目前，村寨内拥有黄岗客栈、好声音客栈、侗家小院、月也堂民宿、禾仓宿集5家长期经营的民宿，以及8家旺季经营的民宿。不同于同地区肇兴侗寨和西江千户苗寨的发展模式，黄岗侗寨村委会作为旅游业发展的主导力量，于2018年成立了旅游合作社，村民以房屋入股的形式进行管理，规范了旅游活动的运行秩序，且村领导曾多次赴其他旅游村寨进行考察。对外政策上，村委会欢迎外来资本投入，但制定了严格的准入政策，如要求外来企业发展应注重社区参与，不欢迎单纯以经济发展为导向的外来旅游小企业。据村委会介绍，近年来已有多家外来旅游小企业前来经营，但仅有月也堂民宿一家外来旅游小企业成功融入。具体表现在其民宿经营已纳入本土旅游经营体系中，且企业主完成了本地身份转型，疫情冲击下继续坚守在本村进行侗族文化产品直播带货（图1）。村委会、本地同行经营者和社区居民等均对月也堂民宿拥有较高的认同（详见下文研究发现部分）。图1 月也堂民宿发展历程Fig.1 Development process of Yueyetang homestay选择黄岗侗寨作为具体的分析对象，主要基于如下原因：其一，黄岗侗寨是贵州保留最好的几个原生态侗寨之一，外来因素对地方的影响主要聚焦旅游业，是观察旅游和社会文化地理空间实践的理想之地，在旅游背景下的社会转型中处于传统与现代交融的社会转型节点，本身具有时代标本的典型性；其二，与贵州同地区其他传统村寨相比，黄岗侗寨采取不同的旅游发展模式，也对外来资本实行不同的管理制度，决定其外来企业的地方融入过程具有独特性；其三，月也堂民宿作为黄岗侗寨成功融入的唯一个案，其演变过程具有代表性，对月也堂的研究填补了地方融入研究中涵盖“外来旅游小企业主、外来旅游小企业和民族旅游地”在内的人、企业、地方互动过程与融入机制研究的空缺，也对其他民族旅游地的小企业融入具有借鉴意义。研究团队针对黄岗侗寨的实地调研始于2013年，并于2014年和2016年两次赴黄岗侗寨开展调研。围绕本研究主题的数据包括原有历史数据（来自2014年和2016年的田野调查）以及研究团队于2021年赴黄岗侗寨进行的两次补充调研的数据。时间为2021年4月12—21日、2021年7月22—25日。同时，于2021年12月19—23日、2022 年4月12—15日和2022年6 月6—7日期间通过线上回访进一步补充调研数据。由于实行严格的村寨内婚制度，黄岗侗寨呈现以血缘和地缘等强连带关系而形成的熟人社区。得益于黄岗“强关系型”的社会网络结构，在访谈完1位本地小企业主之后，团队又通过他接触到其他研究对象，最后共寻找到11位了解和熟悉月也堂民宿、与月也堂民宿发展相关的受访者。多数情况下受访者直接带研究者进入另一位受访者家中，并帮助进行沟通和交流（部分居民普通话不熟练），减轻受访者的防备心理，在短时间内形成一种轻松的交往氛围，帮助受访者敞开心扉。外来小企业的地方融入过程涉及多主体、多要素的综合作用，如进入时机和背景等，故采用开放式访谈法，要求受访者围绕月也堂民宿相关内容进行阐述，以获得相对全面的信息。笔者对每一位受访者开展30～60分钟的深度访谈，在访谈前征求受访者同意，对访谈过程全程录音，后逐字转化为文本。结合2014年和2016年的调研中同本研究相关的两位访谈者，最终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来源于14位访谈对象（表1），共积累了约6.5小时、近2.5万字的基础访谈数据。后根据第一次受访时间顺序，依次编号为SFZ01～SFZ14。表1 受访者基本信息表Tab.1 Basic information of interviewees2.3.1 研究方法作为一种实证主义范式下的质性研究方法，扎根理论立足研究问题，从实际观察入手，在不断比较中将原始资料概念化、范畴化和理论抽象化。编码方式涵盖了开放式编码、主轴编码和选择性编码3种方式。这种多重译码分析技术有助于将案例资料精简并转化为范畴，进而研究范畴之间的关系，提炼出较有说服力的理论框架。从研究内容来看，本研究采用扎根理论，跟踪了解外来小企业从进入到融入的全过程。而扎根理论适合于微观的、以行动为导向的社会互动过程，也适用于所研究的现象中基本概念不成熟或解释现象的理论尚不清楚，或难以实现量化研究的情况。2.3.2 理论建构研究之初，围绕月也堂民宿入驻这一核心研究问题，不带任何预设和偏见，反复阅读访谈资料。了解不同权力主体对月也堂民宿的评价和观点，及月也堂民宿发展的背景环境等，并进行逐字逐句的编码，由此循环往复，最终将概念抽象化和理论化。同时通过对概念重新分类整合将其范畴化。经过对原始概念之间的归纳整理，为保证编码过程的客观性，分别由指导老师和研究团队的3位研究生来进行概念化、范畴化和理论化编码，最终获得27个初始概念，并重新分类整合将其范畴化得到14个范畴。分别是情感需求、盈利需求、生计方式转变、地方利益诉求、市场交换、制度、再分配、互惠、权力支持、熟人网络、文化接受、行为适应、居民身份认同和自我身份认同。开放式编码示例如表2。表2 开放式编码示例Tab.2 Open coding examples经由开放式编码，范畴仍较为零散。故需要经过主轴编码，即依据并列、因果等逻辑关系探究范畴之间存在的逻辑关联，完成聚类和范畴命名。通过反复分析对比，基于地方融入的多维性及随着时间推移而产生的深度变化，最终将14个范畴进一步凝练为外来小企业地方融入的3个细分过程：进入、嵌入和融入，共包含7个主范畴。各主范畴与下属范畴的逻辑关系及包含概念的关系内涵如表3。表3 主轴编码形成的主范畴Tab.3 Primary category formed by axial coding选择性编码是通过描述现象的“故事线”来梳理和挖掘主范畴中的核心范畴，在这个过程中将核心范畴与其他范畴逐步加深比较，使范畴更加具体化、精细化，并用模型把相关范畴整合起来，进而形成对行为现象和脉络条件的描述。通过不断比较和分析范畴之间的相互关联，本研究所呈现的故事线即：地方面临生计方式转变，亟须进行旅游发展以获得利润，渴望吸纳外来资本。同时，小企业主也想要创建小企业以寻求生活和工作的平衡，对地方的喜爱使得小企业主选择此地而非别处，两者动机耦合，外来小企业顺利进入地方。外来小企业一经创立，其经济活动与地方密切关联，作为经营体的企业通过市场交换、制度的市场经济手段，和再分配、互惠的非市场经济手段达成小企业的地方嵌入。随着企业经营的持续开展，作为企业经营者的小企业主与地方的互动也进一步加深，获得权力支持、建立熟人网络，通过日常生活实践，小企业主逐渐接受地方文化，表现为行为的适应。在小企业的生产实践和小企业主的生活实践交织中，小企业主形成了对自我身份的认同和地方情感，也受到了居民对其本地人身份的认可，达成了从社会融入、文化融入到心理融入的动态演变。根据以上梳理的逻辑线，依托地方融入已有研究基础，将外来小企业地方融入过程理论化为“人-企业-地方多元互动”作为该研究的核心范畴，分析不同阶段的互动实践到最终实现外来小企业“本地化”的全过程。通过对补充调研的访谈文本作饱和度检验，发现没有产生新的理论，说明理论已经饱和，可围绕核心范畴构建起外来小企业本地化这一微观过程的机制模型（图2）。图2 民族旅游地外来小企业地方融入过程的理论模型Fig.2 Theoretical model of local integration process of non-local small enterprises in ethnic tourism destinations2014年以来，黄岗侗寨的旅游发展为居民提供了更多的工作机会，如“以前出去打工，现在就在家里开个粉店赚点游客的钱”（SFZ10）。但受空间面积、基础设施等多重因素影响，黄岗侗寨旅游发展3年多来仍是不成规模的零散游客接待，如“游客不会住这里，都是肇兴过来，看一下就打转回去了”（SFZ08）。此背景下，黄岗洞察寻求旅游发展水平的提升需借助外来力量。同时，在旅游推动下，黄岗村以寨老为首的传统精英所掌控的政治权力已经被现代的政府主体所取代，如“原来我们当寨老，有权力去管，现在政府决定好就搞”（SFZ07）。为避免出现肇兴和西江的“文化空巢”现象（注：原住民外迁，外地人迁入），黄岗侗寨村政府设立了严格的市场准入要求，如“他们（投资商）来跟我们谈合作，我说我不允许外商跟村民直接合作，特别是租房子，你可以合作但必须通过我们村委会，同时必须要有义务来培养和带动我们村民的共同发展”（SFZ06）。地方制约杜绝了“租金式”发展模式对旅游目的地的漏损效应的同时，也给外来小企业的进入设置了较高的准入门槛。是以，之前虽有资本意属黄岗侗寨，但未能同村政府就房屋租用达成一致，无法成功进入，或者进入后，因其发展模式未能体现社区参与，无法成功嵌入而迅速离开。曾经北漂近10年的月也堂民宿老板，逐渐厌倦了社会压力，照顾家庭的责任感也促使其建立小企业来追求工作与生活的平衡。2016年对黄岗的初次探访让月也堂民宿老板对文化保存完整、民风淳朴的目的地一见钟情，如“属于眼缘吧，一对上眼了，一见钟情”（SFZ05）。对黄岗侗寨的积极认知、电商经营的发展潜力激发了外来小企业主的融入动机，对地方的认同和喜爱也使得小企业主愿意做出让步，接受并认可黄岗侗寨村委会的制度约束，而该阶段村政府也愿意接纳外来经营者来带动本地经济发展。人-地方的动机耦合使得月也堂民宿老板于2016年6月顺利进入黄岗侗寨，从事农产品的电商经营。为了获取开展生产的物质空间凭借，月也堂民宿老板进入黄岗侗寨之时，首先需要通过市场交换，以租金从房东处换取房屋的使用权，从而通过契约建立了物业租金的嵌入性。后由于黄岗侗寨旅游发展政策的落地，月也堂民宿老板决定转为民宿经营，同时兼顾农产品销售，于2017年12月开始装修月也堂民宿。装修过程中，月也堂民宿老板充分尊重了黄岗侗寨本地文化，招募本地居民进行木制房屋搭建，设计上充分体现黄岗侗寨文化。此外，其民宿名称——月也，也是来源于侗语中的“吃乡食”（即集体游乡做客）一词。这一经营转型过程充分体现了外来小企业主在地方文化的认同与产品经营的定位之间实现了自洽，自愿将其生产场所融入地方文化的框架中，而该举措也得到了村集体和本地居民的认可。此阶段外来小企业以交换为基础，通过雇佣当地劳动力进行民宿建设和接待，购买当地农特产品等活动顺利实现企业生产及与地方的互动，如“鱼、鸡、鸭、红薯这些群众有的，我们就跟群众买来卖”（SFZ11），“我不方便外出打工，可以停留在月也堂民宿招待客人，然后得到一点酬劳来买奶粉”（SFZ13）。与此同时，为了规范旅游发展，村集体出台了一系列规定，如“前两年村里面收过两次卫生费，我们都积极地配合”（SFZ05）。对地方规章的遵从使得外来小企业从制度上嵌入地方。虽然黄岗侗寨没有要求外来小企业缴纳税款作为参与再分配的一部分，但是外来小企业主主动提供资金支持的行动帮助外来小企业树立了良好的企业形象，如“他前几年侗族大歌赛的时候捐赠了一笔资金”（SFZ08）。总的来说，旅游生产与消费并置，使外来小企业的经济活动在空间场所和经济结构上嵌入到了地方。居民因为外来小企业的到来获得经济收益，建立在租赁关系、买卖关系和雇佣关系的企业-地方互动实现了外来小企业在市场上的交换和制度上的嵌入，进而推动其经济嵌入。但该阶段外来小企业与地方的互动多是浅层次的生产互动，主要停留在经济层面，同时，外来小企业主也表现出对地方文化的不适应，同地方其他居民互动较少，如“刚开始的时候，话都听不懂”（SFZ05）。3.3.1 人-企业-地方的社会互动加速外来小企业的社会融入过程在社会关系网络较为紧密的少数民族村寨内，外来经营者的经济活动及社会交往行为依托社会关系网络的信任和规范。因此，在日常生活实践中，月也堂民宿老板也积极建立社会网络资源。一方面通过如非正式酒宴接待、红白喜事与地方节庆活动参与等活动加深同居民的非经济互动，另一方面通过正式的企业经营同居民、本地小企业达成合作，如“我们歌唱团队有12个人，有客人的时候，他请我们过去唱歌接待游客”（SFZ12）。同时，外来小企业也主动“出让”利润，为本地小企业介绍客源，如“他有客人也会推荐到我们这边”（SFZ03）。2020年，疫情给民族旅游地的民宿经营带来了巨大冲击，外来小企业积极争取客源，并于2020年3月开展同另外两家本地民宿的合作，如“我们3家就一起接待客人，然后得到的收益平分”（SFZ04）。建立在平等关系上的伙伴关系和合作关系加深了外来小企业主、外来小企业同地方的羁绊，外来小企业主也将企业经营纳入本地经济体系中。外来小企业同地方的关系从单纯的企业-地方生产互动转向更深层次的人-企业-地方的社会互动，实现了企业在地方的社会层面融入。3.3.2 人-企业-地方的文化互动推动外来小企业的文化融入过程随着外来小企业的生产实践和小企业主的生活实践的增加，月也堂民宿老板对地方文化的理解也逐渐深入，并主动为当时的糯禾合作社设计农产品纪念品包装，如“当时我出了点子，和合作社做了这个有包装的咸鸭蛋、糯米酒和糯米等纪念品来提高农产品线上线下的销售量”（SFZ05）。行为层面上，外来小企业主的行为方式愈加本地人化，主动以本地人身份参加地方特有的节庆活动，“喊天节，抬官人节也会参与，就看看热闹呀，参与其中去敲锣打鼓这些呀”（SFZ05）。2019年9月，月也堂民宿老板加入鼓楼（黄岗侗寨以鼓楼为单位进行治理），成为生产小组的一员，其本地人身份受到村委会和居民的广泛认可，如“他（老板）(20)19年加入鼓楼生产小组，鼓楼的一些事情就会叫上他，他现在也是鼓楼的人了”（SFZ09）。身份的转型标志着外来小企业主与地方互动的进一步升级，也激发了外来小企业对本地文化的宣传热情。如外来小企业主设计了具有黄岗侗寨文化特色的“幸福鸭”产品并依托月也堂民宿进行线上线下销售。内化的侗寨文化借助商品形式的有效外化，提升了外来小企业在地方文化再生产过程中的地位。此时，外来小企业不再是地方文化的被动接收者，而是作为建构者，影响着地方文化的发展。3.3.3 人-企业-地方的情感互动助力外来小企业主的心理融入过程得益于月也堂民宿与地方的利益共谋，以及企业主同居民情感联系的建立，外来小企业和外来小企业主在经营和生活过程中也逐渐赋予了地方情感与意义。地方情感意义的形成促进了个人或社会群体文化与身份的认同，即企业主逐渐舍弃原有的“外地人”身份，认为自己属于这个地方，从内心深处认同地方，如“我现在是黄岗的村民了。我跟本地人一样，拥有很多其他村寨的朋友，其他寨子的人来找我做客，不算是客人，但是我们依然会经常走动”（SFZ05）。自我身份认同的构建标志着外来小企业主成功的心理融入，而这种心理融入又可以反过来促进人-企业-地方的再次互动。人-企业-地方经过多层次的社会、文化和情感互动，逐步实现了社会、文化和心理的多维度地方融入，该阶段外来小企业已深深根植地方，不轻易撤离。表现为，在疫情冲击下小企业同地方的经济联系被迫切断，企业主并没有像其他本地民宿经营者一样外出打工，而是留在村寨内积极展开自救，充分发挥其电商直播的原始优势，购买本村寨乃至周边村寨的农产品进行直播销售，并以侗族文化传播者身份联合地方政府力量直播各类侗族文化活动。基于以上研究发现，外来旅游小企业的地方融入是人-企业-地方三者不断互动的过程。即外来小企业通过人-地方动机耦合实现从外来到进入，借由企业-地方的生产互动实现从地方进入到地方嵌入，最后凭借人-企业-地方的社会-文化-情感互动实现从地方嵌入到地方融入。以月也堂民宿为代表的外来小企业的成功融入过程也是外来旅游小企业多主体共谋以及多维度渗透的体现。以黄岗侗寨为代表的民族村寨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了具有侗族文化特色的社会规范、生活秩序和民族习俗，无形之中形成了对外来小企业的多种制度性或非制度性的排斥与区隔。外来旅游小企业的地方融入离不开人-企业-地方多主体的共同谋划和推动。一方面，民族旅游发展的地方诉求为外来小企业的进入设置了一定的壁垒，以期遴选出可以有效融入地方的外来经营主体。如黄岗侗寨的外来资本进入制度要求外来企业不能仅以逐利为目标，还需兼顾社区发展。另一方面，为了更好地主动融入社区，获得社区不同利益相关者的支持，减少对未来经营的不确定性，外来小企业主尽可能地将企业经营行为与社区规范和规章制度保持高度一致，以获得生产生活空间和经营利润。因此，外来旅游小企业的融入无法同小企业主的融入割裂，即外来旅游小企业主的进入动机、对地方文化的认同和企业生产定位之间实现自洽，将直接决定地方融入过程中多主体共谋的实现，也是外来小企业进入的先决条件。继而，建立在租赁关系、买卖关系、雇佣关系基础上的企业-地方互动强化了外来小企业主对民族旅游地的地方认同，而地方也在不断审视外来小企业的生产经营，并通过生产互动给予外来小企业主和外来小企业更多的回馈。例如本地居民愿意将农产品交给月也堂民宿销售、愿意在月也堂民宿工作、本地旅游经营者愿意与月也堂民宿一起合作以及村集体愿意采纳月也堂民宿老板的旅游纪念品设计等。这一企业-地方的生产互动推动了外来小企业由进入到嵌入的过程。嵌入基础上，人-企业-地方之间的社会、文化和情感互动进一步推动了外来小企业的地方融入进程。最突出的便是，地方为外来小企业主的身份重构打破了体制壁垒，外来小企业主得以加入鼓楼生产小组，正式成为黄岗侗寨居民，在身份认同和情感体验上实现了自我重新建构。这一人-企业-地方多元互动过程强化了外来小企业主的地方文化认同与新身份认同，在实践上表现为，外来小企业的日常经营同地方文化挖掘和旅游产品开发进行有效衔接，如生产和推广黄岗侗寨特色农副产品；外来小企业主作为村民参与民族节庆活动、接待外来宾客及通过直播传播侗族文化。这一人-企业-地方的多元互动加速了外来小企业由嵌入到融入的过程，继而实现了多主体共谋的地方融入模式。外来小企业地方融入的维度具有不同的表征，但事实上，经济、社会、文化和心理融入之间并不是完全的分隔，而是相互作用与影响，并共同推动了外来小企业的地方融入。首先，经济层面的外来小企业地方嵌入与融入之间相互渗透。小企业的经营成果是企业主开展在地交往的物质基础，外来小企业主地方融入程度的加深也有利于消弭文化距离，促进小企业更好地在地发展。外来小企业主同地方的关系也从单纯的企业-地方的经济互动转向更深层次的人-地方的人际互动，进而实现社会融入。其次，社会、文化、心理融入状况相互影响。嵌入阶段形成的租赁关系、买卖关系和雇佣关系进一步发展为伙伴关系、合作关系，并最终转化成本地身份这一表征。外来小企业主在与居民的社会交往过程中，对地方文化的认同感逐渐增强，也自然而然地参与到地方文化活动中来。该阶段，共同的地方文化理解也缩短了社会距离和文化距离。此外，他者和我者对本地人身份的认同，也会鼓励外来小企业主积极拓展社交圈，加深文化认知，进而形成更深层次的社会、文化和情感融入。这一人-企业-地方的社会-文化-情感互动加速了外来小企业的社会、文化和心理融入，继而实现了多维度渗透的地方融入过程（图3）。图3 黄岗侗寨月也堂民宿地方融入过程Fig.3 Local integration process of Yueyetang homestay in Huanggang Dong village本研究基于地方融入理论，采用扎根理论方法建构了外来小企业人-企业-地方多元互动的地方融入理论模型，分析以月也堂民宿为代表的外来旅游小企业成功融入民族旅游地的全过程，并解构了外来小企业地方融入的多主体共谋和多维度渗透机制。研究发现，在民族旅游地的情境下，外来小企业的地方融入始于“人”（动机）与地方（诉求）互动的自洽，且无法将企业主的融入隔离在企业的地方融入之外；外来小企业的地方融入过程经历了由外来到进入、由进入到嵌入，由嵌入到融入的3个阶段；且企业-地方的生产互动、人-企业-地方多主体共谋的社会-文化-情感互动推动了外来小企业实现社会、文化和心理的多维度地方融入。本研究的结论为民族地区旅游企业的地方融入提供了研究基础和成功经验。民族地区旅游企业的特殊性在于它依赖民族地区独特的旅游资源以及配套的旅游企业，但更多的还需要当地居民的参与和行政力量的约束。因此，民族地区旅游小企业成长一方面要关注本地/外来企业主对地方的认同以及企业内部治理机制的建设，另一方面还需要融合包括当地居民和政府等利益相关者的共同治理。换而言之，民族地区旅游企业的生产经营和小企业主的日常活动都根植于地方，因而其地方融入既是人-企业-地方多元互动的最终结果，也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现有社会学视角的融入理论多用于探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地理学视角的融入理论则关注人与环境（即地方）之间的互动，其主体均聚焦于“人”。本研究对小企业地方融入的研究，将地方融入理论的适用主体从“人”拓展到“企业”，关注了企业通过诸如生产经营、社会责任履行等活动实现在地化的过程，突出企业的主体性。同时，本研究也将嵌入理论和融入理论相联系，强调小企业的异质性，即小企业主的融入行为将推动企业走向嵌入的更高形态——融入。本研究也是对“人地关系”“主客关系”相关研究的有益补充。即在“人地关系”研究中，需要关注企业及其生产活动作为媒介所起到的重要调节作用。在“主客关系”研究中，多数关注游客和居民，但事实上，旅游移民作为外来者在地方开展经营的过程中，也会经历主客关系的变化。初入地方的旅游移民同旅游者一样，作为“客”受地方制约，后借助企业的生产和个人生活实践，逐步融入地方，“化客为主”，与目的地居民共同构成地方的“主”，开展同游客的互动。围绕该主题未来的研究应更多地关注以下问题：外来小企业主个体特征、动机的差异等会带来什么样的地方互动内容，进而导致怎样的地方融入程度？地方旅游发展的不同阶段进入，其地方融入的微观过程是否会发生变化？疫情防控政策放开之后，外来小企业的经营是否会发生转变，又有怎样的作用机制？这些问题也亟待未来长时序的后续观察和研究。同时，不同特质的地方会形成怎样的外来小企业融入过程和机制差异也有待进一步的案例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