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教育国际化的政策思考-发展规划处、高等教育研究所
关于教育国际化的政策思考
然而，教育国际化问题的理论研究还落后于教育决策和实践的需要，学校和大众在国际化实践中的不少困惑还急需理论的解答和政策的引导。
二、提高认识，提升扩大教育开放在建设人力资源强国中的战略地位
从国外关于教育国际化的理论研究和国际组织已提出的改革前瞻中，我们可以看出:在人类日益相互依存的全球化环境下，知识成为新世纪经济的通用“货币”，国际劳动力市场需要的技能成为有更大竞争力的人力资本。
从发达国家和很多新兴发展中国家的教育国际化政策来看，我们也清楚地看到:国际教育已超越狭义的教育政策，成为提高经济竞争力、扩大文化影响力、保障国家安全、维系世界“领导力”的国家发展战略。
我国 30 多年改革发展实践经验也证明:无论在经济、科技还是教育领域，“封闭就落后，就挨打”;开放就进步，就能创新。
因此，要使“教育国际化”超越“教育外事”而扩大为整个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要从只涉及“出国留学”和“来华留学”的少数人群转向关系全体学生及其家长进而到全体公民，要把教育国际化从教育发展的策略问题转变为国家发展战略问题。
三、 在注重引进优质教育资源的同时要大力开发利用国内优质教育资源，要把引进和输出有机结合起来，促进双向而非单向的人员流动和知识迁移
在教育国际化过程中，注重引进优质教育资源(包括境外知名学校、教育和科研机构及企业，世界一流专家、学者，境外优秀教材和优秀海外留学人员等)，无疑是必要和正确的。
第一，我国教育对外开放已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教育开放的程度和国际交流合作的规模、层次已完全不同于上世纪 80 年代国门初开时期，也不同于本世纪初我国基本普及义务教育、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时期。
第二，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国内外劳动力市场需求的变化，广大青年和社会大众对于获得更多、更好的优质教育机会的需求日益增加，教育国际化政策问题越来越复杂。
四、根据各类教育的不同对象和特点研究教育国际化的不同对策
教育国际化政策首先在高等教育领域提出，而理论研究成果和政策争论最多的也在这个领域。
在基础教育领域，从国际非政府组织来说，最能体现教育国际化内涵的应该是国际文凭组织( IBO )所界定的培养目标以及实现目标的课程结构内容、教师专业素质、学生成绩评估三大要素。
在职业技术教育领域，教育国际化的重要涵义应该是由课程与教学专业标准规定的职业技能的规范化、国际互认性与流动性。
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 2012 年 5 月主办的第三届国际职业教育大会及其通过的《上海共识》则清楚地反映了职业教育国际化的政策导向。
在涉及对象人口最广的成人继续教育与终身学习领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其终身学习研究所已经出版了大量研究成果，提出了有普遍意义的政策指导意见。
五、支持留学方针必须与理性留学的政策引导结合
对于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出国学习问题，原则上应根据 2012 年 10 月教育部公布的《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服务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明确“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服务机构的服务对象为已完成义务教育的人群”，通过学校来防止国内外商业机构以“招生说明会”等形式误导家长，引起初中、小学生出国“留学”日益增多的现象。
六、扩大外国留学生规模必须与优化留学人员结构、提高来华留学教育质量结合起来
七、提高教育开放水平要与深化教育改革相互促进
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教育实践证明:改革和开放是驱动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双轮，重大的教育体制改革都发端于由国际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我国本土实践引发的思想解放，而教育体制的改革又使对外开放发挥了生产力解放的巨大威力。
党的十八大在新的历史阶段明确要求“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扩大对外开放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对深化改革起到促进作用。
第一，利用国际政府间组织的教育政策、规划和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倒逼”我国考试与教育评价制度改革，打破“应试教育”体制的束缚，切实推进长期举步维艰、进展缓慢的素质教育。
第二，认真借鉴国际教育规则和教育质量标准“倒逼”各级各类教育加快落实“提高质量”这一教育改革发展的核心任务。
第三，积极引进得到世界一流大学认可的高中国际文凭课程和学分制度，“倒逼”我国高中“课程多样化”改革，促进我国本土优质课程资源与国际优质课程资源的整合，打造能同时吸引我国和外国学生、既有中国特色又符合国际水准的高中课程品牌。
第四，结合国情，试验和实施在汲取国际经验基础上开发的中小学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倒逼”我国教师队伍专业素质的提高。
第五，贯彻中央关于“利用国内国际两种资源”“开发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方针，借鉴国际教育改革成功经验，“倒逼”教育管理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调整政府与学校、市场的关系以及中央与地方在各级各类教育管理中的关系，促进教育发展方式的有效转变。
第六，大力宣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012 年在华主办的第三届国际职业技术教育大会发布的《上海共识》，利用国际职业资质框架，“倒逼”职业教育改革，推进产业合作，提高学生就业创业能力，为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培养成千上万应用型技能型人才。
第七，深入观察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最新的教育改革政策动向，及时汲取国际社会当前正在“反思”教育改革实践的思想成果，“倒逼”我国加快建立“深化教育综合改革”体制机制。
与此同时，“扩大教育开放”本身也需要改革，这样才能有效推动“深化教育改革”进程。
第八，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在充分发挥政府政策对国际教育交流合作的主导作用的同时，创造更有利于教育对外开放的法治和政策环境。
国际经验证明:开放的、激励创新的政策环境不但是国家经济竞争力的核心要素，而且是提高教育竞争力的重要条件。
第九，转变“国际教育交流合作”主要是“教育外事”的观念，调动各级各类学校校长和地方教育领导的积极性，使广大教师和学生成为推进教育国际化的主力军。
第十，转变国际教育的单向交流，积极开展在平等、互利基础上的双向国际教育交流和跨文化学习。
第十一，把提高我国教育竞争力和提高我国文化影响力密切地结合起来，通过对外“中国文化精品课程”和教材建设的招标机制，调动各地、各级学校专业力量，把“推动汉语国际地位提升”结合起来。
第十二，科学总结我国上海学生在经合组织 PISA 测试中数学、科学、阅读等学科领域名列第一的成功因素，总结并在国际社会传播我国在各级各类教育中的创新经验和成功案例，从而扩大我国教育的影响力和对外国学生来华学习的吸引力。
第十三，参照某些发达国家的经验，建立跨部门、跨学科，有教育界、科技界、工商界代表参与，有政府与民间代表的教育国际化“国家智库”，为国家推动教育国际化提供决策咨询，筹划资金支持重大国际合作项目。
第十四，主动参与 2012 年联合国秘书长发起的“全球教育优先计划”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组织正在制定的“ 2015 年后”教育前瞻行动计划，使我国借助对外开放在国际教育界有更多的话语权并发挥更大的影响力。
来源 : 《世界教育信息》杂志2014年第10 期
注释:① Institute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Open Door Report, 2012.
②转引自彭波 . 少年留学潮 . 中国周刊 .2013 ( 5 ): 34-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