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村经济》与《禄村农田》：民族志的政治经济学
四、民族志的政治经济学：文化价值学说的立场与未来的展望
围绕国家角色、外来大型农企资本的操控、农场规模的适宜程度以及农业合作组织还要不要搞的问题，争得不可开交。
但不论怎样争论，从人类学者的视角来看，很难看到社区的整体图像及其内部行动者与广泛世界之间的内外关系。
费孝通在从事“江村”与“禄村”的民族志研究时，基本上没有理会太多嘈杂的主义、形形色色的方案，他直截了当地切入社区。
不谈社区内外的社会文化格局，就去研究与社区本身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土地经济和改革道路，在他看来是无法想象的。
在费孝通所著的两本书中，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以及马克思所设置的以下基本议题基本上都囊括了：其一，关于土地及地租问题；其二，劳动价值及劳动者的生存问题；其三，资本与政治体系的运转造成的社会情境议题。
不仅如此，经典政治经济学中人的抽象关系，被费孝通用社会文化民族志的书写，复原为具象的社区关系以及城乡关系，并且完全没有被形式主义或阶级立场所绑架。
同时兼顾文化人类学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思路，让费孝通提出的方案显得既有扎根乡土文化的深度，当然也因为这个原因，更偏向“改良”的色彩。
但要进一步说明的是，书中的政治经济学脉络只是费孝通用以回应其富民志向或中国乡村何处去的一个方法之一。
以下两点需要读者重点关注：
第一，与马克思站在无产阶级劳动者立场上的批判性或李嘉图站在维护市场资本立场上的批判性不同，费孝通似乎希望同时维护地主、小农或雇工的利益以及农工结合的生产方式。
第二，费孝通设计的发展方案没有将生产关系或社会关系视为分析性概念，其内部视野中的社会张力是否会影响其方案的实践
这一问题并没有在书中展现出来。
实际上，文化功能论所要求的整体性叙事技巧，使得费孝通一开始就放弃了具体论述“江村”“禄村”社会内部的阶层或阶级关系的论题。
但通过政治经济学的框架，费孝通将劳方与资方的关系引向两个维度进行转置，一是乡村与城市资本，二是合作工厂的设置。
由于与土地产权有关的各阶层之间、劳资之间的总体性社会关系被费孝通模糊化处理之后，使得他提出的乡村工业改造方案也是模糊的。
费孝通虽然倡导内部视野，但这种内部视野实际上又是一种没有分化的一体性视野。
一旦无法从这种社会内部视野寻找实践知识的突破点，就使得费孝通自己难以窥见乃至忽视分配过程中的“社会断裂”，这会导致他的方案和民族志仍是整体描述式的，结论没有社会针对性，变成具有跳跃性特征的宣言式归纳。
因此，政治经济学立体的阶级或分层的分析方式并没有在该书中呈现。
例如，人地关系的描述只是平面地展开，不论是在地还是不在地地主，他们与农民之间的经济关系都只是做概化的处理。
再如，《江村经济》合作工厂中招收的30名社员，费孝通并没有对社员的社会地位关系、选拔原则进行交代，更没有对劳方与资方的社会联结维度进行具体论述。
而且我们看到，资本、技术、机器都是来自城市与外来资本。
当合作工厂第一年运转时，社员与他们一同获利，但是当合作工厂失败之后，资方雇佣的高级代理人有什么样的经济后果却不得而知。
在雇工、承租者、租户、“不在地主”或完全所有者等不同阶层中，费孝通做了产权以及地租分析，但他没有明确不同阶层的不同土地态度，而阶层之间又具有怎样的张力关系。
即使他们要一起合作，需要减少哪些社会摩擦系数
这些问题在两本书乃至费孝通的整个学术生涯中，都有一点语焉不详。
在两本书中费孝通谈了很多土地、劳力的价值问题，但由于没有系统接受过价值学说，只能从文化角度谈乡村知识体系内部的价值设定方式。
在“禄村”的土地研究中，虽然费孝通对“工”有非常本土化的价值叙事，但他没有交代这种本土“工”价将与外来现代“工”的价值体系之间如何对撞、变迁和转化。
针对贸易交换与金融资金，费孝通似乎也退回到了社会文化分析的模糊整体论立场，基本舍弃了一切先验立场和判断。
正是这种放弃，使读者无法看到某种具有激进性的方案设计，这与共产党的土地改革是很不一样的。
在笔者看来，费孝通的改良立场使得政治经济学的叙事脉络与文化功能论的理论追求之间存在一个缺口，也就是政治经济学的具象分析难以完全衔接文化功能论的整体追求。
这就减弱了他之前将政治经济环境转化为内部接触力量时的看法，且使得打通内外之间的转化视野不充分。
一个凭借外销手工业来补偿农业不足的社区，土地上生产的商品相对价值是无法凭借内部力量定义的，因为微型社会内部无法树立一种物的绝对价值。
这是费孝通的乡村工业方案至今仍无法完全实践的根本原因。
换言之，费孝通的内部视野仍然距离文化功能论太近，距离激进的政治经济学较远。
或者说，他没有彻底地将城乡体系乃至整个世界资本体系视为一个内部问题，所以在边界上出现了解释困境。
笔者希望强调的是，规避阶级或阶层的立场，确实让两本民族志的内容更为丰富。
但彻底的规避乃至抛弃，又会失却对腐败力量的锐利批判和底层大众的直接关怀。
如果不能直陈权力与资本对农业、工业具有全面垄断的风险，费孝通的文化经济很难吸收两种经济制度的长处：“整合市场经济的生产效率与管理模式，并继承计划经济的公平分配与社会参与。”不过，用这种偏左翼的学术立场来要求费孝通实在是过于严苛。
我们应该看到，费孝通很早就开辟了中国民族志的政治经济学的可能性。
他在叙述劳动、土地、资本等要素时，增添了政治经济学的社会文化维度，而不是在抽象层面探讨理论模型对应的现实状况——从根本上说，他已经从社会学与人类学的角度改造了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
如前所述，费孝通扩充了价值来源的文化维度，文化本身限制了生产与消费的方式，商品的价值属性受地方性社会文化制约。
在生产、分配、占有物品的方式上，不是按照个体为单位，而是以社会组织或地方文化制度为基本框架。
只有改变相应的组织形态，如重新激活起一种合作式的内部分工方式，才能更加顺利地展开生产与分配行动。
他对中国乡村土地与手工作坊中人与物的关怀，仍然是从农民集体的基本生存问题出发，这一点是文化功能论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共同关怀。
总之，我们完全可以将《江村经济》《禄村农田》视为宏观政治经济背景下展开的微观研究。
费孝通开创的不是政治经济学的民族志，而是民族志的政治经济学。
两本书中对文化功能论与政治经济学的双重使用，是对社会实体的政治形式与生产方式之间的嵌套关系进行探索的实质主义研究范式。
它既不是形式主义取向的经济社会学或人类学，也不走向相对主义的文化解释范畴，而是在人类学社会学追求平等与繁荣的知识目的下，展开的民族志的政治经济研究。
马尔库斯与费彻尔认为：
政治和经济过程比表面上似乎能够表述事实的主导范式要复杂得多，因而它要求政治经济学去完成一个新任务，即自上而下地重建对宏观体系的理解。
其最为激进的形式是，新政治经济学被推向精确的、解释的和文化的政治经济学，并最终被推向民族志的政治经济学。
费孝通将其与文化功能论结合起来，是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的双重努力，是追求实践知识过程中导致的民族志必然结果，是倡导学术介入社会的一种体现。
未来观察后江村研究的民族志，只要是有明确政治经济学关怀的研究，就会产生这种学术结果，并且尚存在很大的努力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