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苏州论坛”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一次重要的会议，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将会起到重要的作用。
国家重大文化工程《中华大典》，其规模比《永乐大观》、《古今图书集成》更为宏上，单是《明清文学分典》，在不收具体作品，力求精警管用的体例要求下，全书就近1200万字，《明清文学分典》的编篡始于1994年，集30位学者之力，历经十一个寒暑，终于竣工，
在20世纪80年代文学中，“先锋文学”是作为摆脱非文学因素获取“文学自主性”的崭新形象而被认定的。在文学“进化论”的叙述中，它以“形式革命”的姿态正式亮相登场，成为文学史读本中的一个公认的“常识”。但是，潜伏其中的另一个文学“常识”却始终无人问津：例如，在80年代的文学转型中，它是怎样获得自己的合法性的？在一种经过虚拟的“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二元对立中，先锋作家是如何摒弃既有的文学传统、建构出另一个“文学传统”的？
本文认为先锋文学实践不仅为文学的向内转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文本形式，同时也使文本自身体现出形式的意义。由于先锋文本一方面为文学的“纯粹性”确立了标准性的叙事方法和手段，另一方面也建立起维护文学“纯粹性”的精神传统。后先锋也想通过形式来实现追求“断裂”的意图，但是他已经不再具备先锋文学具有的形式优势。
本文选择莫言与余华的作品为个案，从身体文化学与身体社会学的角度分析了当代中国先锋文学中的身体叙事、它的文化意味及其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转折意义。文章首先回顾了中国当代文学中的身体叙事及其与革命伦理的关系，接着以余华莫言为例探究先锋小说中身体叙事的价值取向及特点，最后通过对“私人化”小说与“身体写作”的分析，进一步描述后先锋小说身体叙事的发展趋势及其存在的问题。
通俗文化是当下主要的文化表达方式，通过了解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之间的关系史，可以看到，它们之间的二元对立在20世纪70年代后日益淡化。今天大部分文化存在于一个介于高雅与通俗之间或者延伸至两者之内的地带。文化平民主义者应该看到通俗文化确实存在一些缺陷和问题，如容易过时、类化、滥用等，而文化精英主义者应该看到那些缺陷和问题并不是通俗文化特有的。学院派研究通俗文化无法不回到价值观的问题上来，在这里我们需要对价值、质量和趣味这几个概念区分清楚。在文化价值问题上，皮埃尔·布尔迪厄的理论过于依赖阶级与趣味之间的一致性，是把社会统治模式与文化趣味联系起来的尝试，但这一目标却没有完全实现。可以说，布尔迪厄止步之处正是文化研究起步之所。
在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关系的论争中，文学经典成为关注的焦点。本文力图通过文化研究中颇有代表性的萨义德的后殖民批评中处理诗歌经典的例子，说明诗歌（文学）的复杂性与多义性在文化研究中如何被忽视的问题，并藉此提倡一种能够超越单一的身份政治研究的开放的文学研究立场。开放的文学研究主张，在体认和理解文学（经典）的独特性、复杂性和多义性的基础上，关注文学在文化整体中的地位及其关系。
在程十庆、顾晓阳、何东宪、杨刚元、于薇等先生的推助下，《追寻已远——晚清民国人物素描》一书，于2005年8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中国传统的叙事结构与宇宙模式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对应关系。中国古代的宇宙模式具有突出的共时性倾向，从静态角度看，就像一个简约的分类系统。天人合一的同一性、阴阳对反的两极性、循环往复的圆环性，是这一共时性模式的基本特征。这一共时性模式与古老的空间方位“情结”存在着深刻关联，它在传统文学艺术中获得了审美的感性形式，对传统叙事结构具有直接的意义。它直接影响着中国传统叙事结构整体性的结构寓意，可逆性的两极对反，循环性的首尾照应，类同性的片段缀合以及具有象征意义的空间布局，使得中国的传统叙事表现出一种空间化倾向。
《汉书·艺文志》对中国小说发生期现象作出了理论总结。这一总结在确定小说起于口语传述的基础上，提出了有关小说标准与小说家的一系列看法。民间性、叙事性和一定的虚构性是小说标准的基本内容；“道听途说者”、“间里小知者”和“稗官”是分属三个层次的小说家。《汉志》小说理论影响深远，成为中国小说理论的基础和核心。
小说作为文学作品，其类型的划分应以其内在的关系为依据。具体地说，就是应以内容与形式、意义与形象等相互关系为分类依据。根据这一原则，本文将中国古代小说分为“象征型”、“象征·写实型”、“和谐型”、“写实·寓言型”及“寓言型”等五种类型，并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前提下对每一类型小说的审美特征分别作出了概括性的分析和说明。
艺术设计作为实用艺术的当代新形式，具有功利的、审美的和伦理的不同价值和境界。不同的价值也反映了设计与造物的理性层面、感性层面和道德层面的不同哲学内涵。
设计艺术心理学是一门新学科。本文首先对设计艺术心理学进行了定义，分析了其主要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提出设计艺术心理学研究包括两个重要的方面——使用和情感，并进行了相关分析；涉及了设计艺术中情感的特殊属性，认为其最大的特殊性在于它是具有功利性、目的性的情感，与可用性以及使用过程密不可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论述了可用性与情感之间的互为关系，认为用户在使用中所产生的情感可以分为感官、效能与理解三个层次。
信息艺术设计是新兴的设计专业。其目的是使信息传达、利用更形象、便捷和有效。它具有渗透性、功能性、增效性的特点。其发展方向是知识组织的建构。信息设计具有客观性原则、系统性原则、目的性原则、人性化原则和先进性原则。随着数字化产业的发展，数字娱乐、动画和游戏等也已受到国家的重视，它预示着体验经济时代的到来，因此，大力发展我国的信息艺术设计教育迫在眉睫。
近年来，动画产业的发展面临良好的机遇。本文通过对我国动画产业的现状进行综合分析，提出动画产业将呈现出政策法制化、市场主体和资本多元化、产业化以及高科技化的发展趋势。
文学的——“承诺”!在文学日渐式微的今天，这“承诺”二字足以引发关于文学的期待与遐想，这就是为什么我从如山的新书堆里捞起这本《文学的承诺》。我们应当如何向功利的眼睛和功利的头脑解说文学是什么和文学能够干什么？文学的意义究竟在哪里？在当下社会，确实有必要为文学存在的合理性而辩护。王乾坤的《文学的承诺》似乎就是试图在进行这样一种辩护。然而，
一、装饰原则与有机再现的伟大契合——黑像时期公元前7世纪，当古希腊的瓶画画师从他们伟大诗人那里学会讲故事，传统的几何形式便退居“角落”，人物成为绘画表现的中心，古希腊人美丽的衣饰便卷入瓶画艺术风格的潮起潮落中，承载起瓶画艺术发展的风风雨雨。讲故事的风潮深深地影响着古希腊陶瓶装饰画师们。在古风时期，如何把故事讲得生动和令人信服已经是评定艺术家的首要标准。这一流行趣味促使瓶画艺术家也像雕塑家或自由画家那样，
曲线多于直线，是设计中的一个共同特点。从远古时期马家窑彩陶文化富有激情的涡旋纹到风靡当今世界的流线形汽车，莫不如此。即使因特定的原因（如工业革命）在短时间内流行过以直线为主的设计，但相对于漫长的人类文明史而言，曲线在设计中的运用仍占绝对的统治地位。在自然界，自然物的存在形式也离不开曲线。可以认为，曲线是物体生存、运动、变化、进化的基本形态。
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经过以图画记录事件、传达信息的阶段。在中国，由于“书画同源”这一特殊的文化现象，这种图画由于功能的不同，形成了许多分支，如动植物图案、汉字、书法、印章等，从造型艺术元素的角度论，可统称之为“图形”。这些图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审美意识和创造才能。
中华文明发祥于黄河流域，因为远古时期这里气候适宜、土地肥沃。那时，黄河中上游地区，雨量丰沛，日照充足，气候变化分明，非常适合农作物生长，如此优良的自然条件为农耕文明的萌芽奠定了基础。于是，历史上就有了神农遍尝百草、嫘祖养植蚕桑、后稷教民稼穑、大禹治理洪水等等传说。从此，农耕文化伴随着滔滔黄河水千年流淌，孕育出了丰富多彩的、具有东方审美特色的民间美术。
中国画作为一种审美的文化意识形态，它的生成、发展、程式化受到了几千年中国文化的熏陶和浸润，它的每一步成长、发展，无不体现着深厚的中国文化的造就。同时，它作为一种特殊的审美文化意识形态，也影响了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建构，它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优秀的风景创作大多来自于写生。由于材料所限，那些企图附加给水粉创作一些超负荷的表现方式、方法的作品，往往会使人们在无意之中与其他画种产生比较，从而使水粉画的品位大打折扣。以己之短，攀他之所长，不是水粉风景创作的正确方向。好的水粉画作品应该是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其特点，即表现的自由性、语言的多样性和综合性、材料的可逆转性和快干性。而深入性、制作性、透明性，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艺术教育蓬勃发展，2005年仅山东就有近15万人报考艺术类院校，其中绝大部分为美术类考生，其火爆场面可想而知。针对这种现象，如何看待今天的高等美术教育“热”？中国高等美术教育存在哪些问题？这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反省的。本文通过对近些年山东美术教育迅勐发展现象的调研，试对当前出现的美术高考“热”，以及中国高等美术教育招生现状与改革提出自己的看法，以求教于同仁。
对人类社会影响深远的信息技术，正对摄影艺术产生着强烈的冲击和全方位的影响。
述学人称是述学人在其着述中的自我代称。在正常的情况下，述学人都如实使用述学人称，如在个人独立着述中，述学人大都自称“我”，并用“我认为”、“本人以为”等语引起议论、发表见解。但是，在当代学术着述中，不少独立述学人却并不如此，他们反而自称“我们”，且用“我们认为”、“在我们看来”等语引起议论。本文认为，这种为当代学者习以为常的述学人称误用并非仅仅关乎语法与修辞，
张承志、史铁生、北村这三位作家被视为当代神性写作的代表性人物，他们的作品含纳着充盈的宗教情怀或者彼岸性的理想主义价值诉求，并且常常以理想和信仰之光彻照人类人性和精神内部的黑暗，形成对宗教及相关超验世界的意义叩问。这种神性写作不仅在审美层面为当代中国文学引入神性维度，还凭藉对理想或信仰的价值确信，在当下文化语境中建构起一种能够穿越现实表象、
1936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夕，中国左翼文化阵营出现了关于“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论争的一方以周扬、周立波、徐懋庸、艾思奇等人为代表，另一方以胡风、冯雪峰、聂绀弩、吴奚如、张天翼等人为代表。在当时，这场论争被一些人看成是左翼阵营中“一条战线、两个口号”的论争。被当成“周扬派”和“胡风派”之间的论争。我在这里提出注意的是，论争双方在民族危机的关头，在宣传各自的抗日观点的过程中，对民族与民族主义话语资源的诉诸所具有的意义。
柳永是宋代词坛的特殊人物，作为深受儒家文化涵养的文人，却表现出浓重的市井色彩。柳永历经太宗、真宗、仁宗三朝。此时国泰民安，都市日趋繁荣。他到汴京备考，出入于烟花巷陌，勾栏瓦舍，享受繁华的城市经济以及醇酒妇人带来的极度快感。市井文化的渗透使得“他的人格类型比较接近于商业经济所孵化出的市民阶层的人格”。柳永词以审美眼光描绘市井的人生感受，表现了都市的奢靡绮丽以及恣意狂欢的生活。
众所周知，清代着名诗论家袁枚，其诗学着作除了诗序、论诗之外，就是《随园诗话》了。但是有一本《诗学全书》，被冠以“袁枚着”，于1990年由贵州人民出版社校点铅印出版。《诗学全书》“校点前言”说，“这本书，1925年上海华美书局有石印本”。苏州大学图书馆藏有《诗学全书》原版，其书全名为《详注圈点诗学全书》，因书中对有些诗句作了圈点故名，而校点本注明为“详注标点《诗学全书》”，
“声无哀乐”是由嵇康提出来的音乐美学思想，它是继《乐论》之后魏晋时代重要的音乐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