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高以望远，纲举则目张。”十九大至2018年“两会”期间，围绕高质量发展的总要求，新一轮改革大潮方兴未艾。我们认为，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途径，亦是构建本轮改革框架的主要脉络。从这一视角看改革全局，本轮改革综合运用经济金融体系改革、监管体制改革、政府机构改革等多重工具，在全要素生产率的每一个关键发力点均进行了针对性部署，形成齐头并进、相互支撑的“全体系改革”。其改革范围之广、层次之多、力度之大、破立之深，已达到四十年一遇之量级，并在全球供给侧改革竞跑中占据领先位置。有鉴于此，本轮“全体系改革”将奠定中国经济长周期反弹的坚实基础。2018年，中国经济的新韧性将持续巩固，并在全球真实普遍复苏中保持显着的比较优势，其所富含的结构性投资机会值得期待。
“两个提高”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特质。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围绕“高质量发展”这一“总要求”，2018年“两会”期间，一系列涵盖经济金融体系、监管体制、政府机构的重大改革开放措施纷至沓来。面对此轮改革浪潮，一个基础性问题亟待解答：什么是新时代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特质？唯有理清这一问题，才能准确把握本轮改革的全局规划、内生联系和历史量级。综合十九大至两会期间的政策信号，我们认为，“两个提高”构成了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特质。
第一，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途径。2015年，“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首次进入政府工作报告，并随后成为“十三五”规划的新重点。至2017年，十九大在首倡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亦首次在大会报告中强调“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这一关键变革契合经济发展的理论逻辑，表明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核心途径是从依赖要素投入扩大、不可持续的旧动能，转变为主要依靠全要素生产率的可持续新动力。
第二，提高人民福祉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目的。以十九大为标志，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淡化经济增速目标，强化经济发展的平衡性、充分性和公平性，归根结底是为人民谋福祉，以更优质的发展成果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更高需求。在高质量发展起跑之际，虽然承接2017年中国经济超预期反弹，但是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并未上调经济增速目标，而是加强了对民生领域的政策倾斜，正是这一核心目的的准确体现。
综合来看，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引导供给侧改革，人民福祉的提高拉动需求侧升级。“两个提高”协同发力，将促使中国经济从总量扩张转向结构优化，即实现十九大报告所定义的高质量发展。遵循这一逻辑，本文将首先聚焦第一个“提高”，以全要素生产率为线索，逐层梳理出本轮改革大潮的全局思路和演进脉络，从而把握各层次改革举措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联系。
改革开放优化要素配置。学术研究显示[1][2]，2007-2015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及其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呈现中枢下滑趋势。但是随着2015年末供给侧改革启动，2016年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出现由降转升的拐点[3]，继而构建了2017年中国经济的新韧性。这表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对高质量发展的支撑作用正在显现，深化改革则是充分释放这一作用的关键。根据学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依靠两大引擎：一是企业之间要素配置的持续优化；二是企业内部生产效率的不断攀升。对于前者，本轮改革正从两个方面积极发力：
首先，要素的有序自由流动。优化要素配置的首要条件，在于要素能够高效自由地流动。由此，本轮改革正在着力打通五条要素流通动脉。其一，从横向产业结构看，通过继续抓好“三去一降一补”，将要素资源从产能过剩、库存过多、杠杆过高的低效率产业挤出，并通过大力简政减税减费和放管服改革，降低要素流动成本，加速要素向战略新兴产业迁移。其二，从纵向产业链条来看，以国资国企改革为代表的基础性关键领域改革，有望打破上游产业的行政垄断和市场垄断，纾解要素市场和产业链条的结构性扭曲，进而提高对下游产业尤其是新经济的要素供给效率。其三，从城乡互动来看，一方面以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为突破，打开农村闲置要素的利用渠道，一方面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引导城市冗余要素向边际产出更高的农村沉淀，进而在城乡要素双向流动中实现乡村振兴。其四，从区域协调来看，长江经济带、京津冀与粤港澳构建的“一体两翼”，将成为增长极西行和扩散的主动脉，并利用城市群的逐级传导，将要素活力注入区域经济的毛细血管。其五，从内外联动来看，以“一带一路”推进国际产能合作，以金融市场开放对接全球投融资需求，以人民币国际化引导主权信用输出，进而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助力要素资源“引进来”和“走出去”。
其次，要素的市场化配置。在要素有序自由流动的基础上，最大化要素利用效率的关键，在于以价格信号为引导，发挥市场对要素的配置作用。为此，本轮改革正在增强三大要素价格的市场化和有效性。第一，自然资源价格。防治污染攻坚战、环保严监管和绿色税收体系，本质上是将资源使用的负外部性（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等），重新纳入资源定价，从而恢复价格的调节功能。由此，上升的价格压力将准确清理产业链各环节的低效率、高污染企业，为高效率、高技术的企业扩展生存空间。第二，资本价格。十九大以来，一系列金融监管新政一方面致力于打破“刚性兑付”，挤出无风险利率中的虚高水分，另一方面推动穿透式监管全覆盖、治理市场乱象，使投资风险与收益合理匹配。这些举措正在系统性地修复金融市场的定价扭曲，引导资本脱离过剩产业、地方隐性债务和金融空转，流向实体经济的新兴领域。第三，汇率价格。正如我们此前研究所述，得益于811汇改，人民币汇率已经回归调节内外部经济均衡的功能本位。未来随着汇率市场化改革的继续深化，人民币汇率将长期稳定于均衡水平附近，进而准确反映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中要素的相对比价，使中国经济高效参与全球要素资源配置。值得注意的是，为匹配要素价格市场化的新发展，相应的监管体制改革和政府机构改革亦大步向前。其中，新组建的自然资源部和生态环境部将理顺监管权责，奠定环保监管长效化的机构基础。银监会和保监会的合并，则有利于统一监管标准、消除监管套利，进一步提高中国金融体系的有效性和稳定性。
创新驱动推升生产效率。根据统计数据，1982-2015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从4.9%上升至11.4%，同期高等教育人口占比从0.4%上升至12.4%。这表明，改革开放至今，中国人口红利已经完成了由“数量红利”向“知识红利”的历史性转变。以此为基础，生产效率作为全要素生产率的另一大引擎，其潜在上升空间已经打开。把握这一契机，创新型国家的建设有望从两个方面发挥驱动作用：
第一，科学技术的持续进步。当要素配置实现最优化后，若要从较低级的最优化迈向更高级的最优化，推动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上升，最终须依赖科学技术的创新突破。立足迅速扩大的高等教育人口基础，创新型国家的建设紧抓“激励机制”这一牛鼻子，将在三个环节形成接力。首先，对于基础科研，通过改革科技管理制度，下放人财物支配权和技术路线决策权，并优化薪酬制度与奖励措施，以推动引领性、突破性成果的涌现。其次，对于成果转化，一方面将科技成果所有权和长期使用权赋予科研人员，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有助于科技成果的市场化应用，另一方面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支持科创型企业成长。最后，对于科技引进，鼓励先进技术、仪器和设备的进口，吸引海外留学人员回国和国际优秀人才来华，有望稳步缩减短板领域与国际顶尖水平的差距。
第二，“知识红利”的充分利用。低端、单一的产业结构难以匹配迅速增长的高等教育人口，造成了其高端化、多样化生产能力的严重浪费。针对这一问题，“抓大放小”的改革思路正在显现。所谓“抓大”，即集中国家力量的“有形之手”，在宏观层面推动制造业和服务业的高端化发展。通过推进“中国制造2025”、放宽服务业准入限制、培育工匠精神等措施，在高质量产品和服务的供给中充分利用高质量的人力资本，进而跻身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所谓“放小”，即尊重市场的“无形之手”，支持其以“创造性破坏”激活经济微观活力。升级版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叠加对企业家精神的重视和对产权保护的强化，有望加速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与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深度结合，释放出多样化、创造性的生产力。
改革全局展现四十年一遇之量级。以全要素生产率为线索，上文的分析逐层梳理了本轮改革的全局脉络（详见附图）。由此将其放入“历史-全球”的大坐标系，可以准确定位本轮改革的真实量级。从历史看当前，十九大至今年“两会”的改革部署综合运用经济金融体系改革、监管体制改革、政府机构改革的多重工具，其改革范围之广、层次之多、力度之大、破立之深均为四十年来之罕见，是比肩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开放新起点。从全球看中国，在全球供给侧改革的竞跑中，欧洲以劳动力市场改革进行“单兵突进”，美国以加息、税改构建“双足模式”，相比而言，中国的本轮改革更具体系性、协同性，在全要素生产率的每一个关键发力点均进行了针对性部署，打造齐头并进、相互支撑的“全体系改革”。有鉴于此，我们认为，本轮“全体系改革”将奠定中国经济长周期反弹的坚实基础。2018年，中国经济的新韧性将持续巩固，并在全球真实普遍复苏中保持显着的比较优势，其所富含的结构性投资机会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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