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战略下的乡土文化传承论析
曲延春 宋格
当前，乡土文化传承面临传承主體缺失、传承客体式微、传承环境受到冲击和传承途径过度商业化等困境。
在乡村振兴战略下实现乡土文化传承，应当重塑乡土文化传承主体、保护好乡土文化客体、优化传承环境、创新传承方式。
关键词：乡村振兴;乡土文化;传承主体;传承环境;传承方式
（2019）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镇政府职能转变的内生动力研究”（19BZZ080）。
乡土文化是中国乡村社会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形成并反映乡村社会生活面貌的工艺技艺、习俗规范和价值思想等的统称。
其特点为：一是物质与精神的双重性，乡土文化既包括传统技艺、民居服饰等物质形态的文化，又包括道德规范、乡规民约、信仰观念等精神形态的文化;二是个性与共性的双重性，鲜明的地域性是乡土文化的显著特点，所谓“十里不同俗，百里不同风”，不同地域的乡土文化交叉融合形成中华民族共同的乡土文化;三是保护与创新的双重性，乡土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源头活水，涵养着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保护乡土文化即保护中华传统文化，同时，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还应创新乡土文化，彰显其生命力，以促进乡村的振兴和发展。
在我国传统农耕社会中，乡土文化占有重要地位。
乡土文化不仅是维系乡村社会稳定、促进乡村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而且是涵养农民精神家园和孕育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本原。
正如梁漱溟所说：“中国文化以乡村为本，以乡村为重，所以中国文化的根就是乡村。”
改革开放后，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以及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多重文化的交汇融合，乡土文化面临传承困境。
习近平指出，要“深入挖掘优秀传统农耕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培育挖掘乡土文化人才，弘扬主旋律和社会正气，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改善农民精神风貌，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焕发乡村文明新气象”。
因此，分析乡村振兴战略下乡土文化传承的困境及其对策具有重要意义。
一、乡土文化对于乡村振兴战略的作用
2018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指出：“农村是我国传统文明的发源地，乡土文化的根不能断。”
乡土文化不仅能够激发农民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的主体作用，而且能够促进乡村社会和谐和农村经济绿色发展。
（一）乡土文化是激发农民主体作用的内生动力
（顾炎武《日知录·廉耻》）乡村振兴战略的主体是多元的，包括政府、农民、村民自治组织以及其他社会组织等，其中，农民居于主体地位。
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过程中，政府在很多问题上不能越俎代庖，替农民做决定，而是应以激发农民自身的乡土意识、乡土情怀为重点，形成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也明确指出，要“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切实发挥农民在乡村振兴中的主体作用，调动亿万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那么如何才能激发农民的主体作用？
这就需要充分发挥乡土文化的内化功能，发掘乡土文化的价值内涵，“乡土文化作为广大农民群众长期生产和生活的社会场景，时刻对其思想和行为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文化重在“化”人，润物细无声，能从根本上激发农民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的主体作用，使农民积极投入到乡村振兴战略中去。
可以说，乡土文化是激发农民主体作用的“内生力”，而正是这一内生动力恰恰是促进乡村振兴的持久动力。
只要农民充分认可优秀乡土文化的价值观，树立振兴乡村的信心，从而找到乡村自我成长的内生力量，就能促进乡村建设形成良性循环。
实现乡村振兴和乡村社会的和谐不仅要靠大量物质资本的投入，而且要靠精神力量的支撑，尤其对于以熟人社会为特征的传统乡村社会而言，精神力量对于乡村振兴更具特殊意义。
现代生活方式的变迁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乡村熟人社会的特征，“差序格局”仍然是解释中国乡土社会关系运作最有力的概念。
“差序格局”描述的是中国乡村以地缘血亲为核心的社会关系，“像石子投入水中泛起的涟漪，形成以‘己为中心的同心圆，由深至浅一圈一圈的推出去。”
这种“差序格局”具有双向伸缩性，中心势力的强弱变化会影响地缘血亲关系的远近。
如果每一个村庄是一片湖泊，湖泊里有数个以己为中心的同心圆涟漪，而这种同心圆涟漪并不是孤立的，则必然有与其他数个同心圆涟漪相互交汇的部分，形成更大规模的亲族利益连带群体，这种规模群体一旦形成，具有更强的稳定性。
要将这种稳定性相对延展到整个村庄，必须找到数个同心圆涟漪都有交汇的部分，而这就是乡土文化。
因为乡土文化代表了农民群体的价值观念，凝聚了村民共同的精神寄托。
可以说，乡土文化为乡村振兴提供了重要精神支撑。
如浙江省松阳县平卿村至今保留了做福仪式活动，这一仪式对于构建乡村公共精神、促进社区和谐产生了重要作用，“仪式所构建和维系的社区公共性、对个体生命的教育意义、对社区和谐以及伦理秩序的维护等充分展现出乡土文化传统的现代价值。”
在城镇化进程中，“离土离乡”不断削减着农村集体凝聚力的天然优势，农民“形散”成为普遍现象，这更显示了“聚魂”的重要性。
乡土文化作为农民凝聚精神和灵魂的“同心结”，对于重新构建农村“形散”下村民内在利益共同体作用重大。
（三）乡土文化是促进农村经济绿色发展的驱动要素
“中华民族向来尊重自然、热爱自然，绵延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孕育着丰富的生态文化”，同时，生态文化也嵌入在乡土文化之中。
乡土文化自古提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
（《孟子·梁惠王上》）在精耕细作、采集、捕捞等传统的农业生产模式中，农民看天劳作，遵守着自然的规律。
随着农村经济与农业生产技术的不断发展，中国乡村社会出现了现代农业、休闲农业、乡村旅游等新业态、新产业。
尽管如此，乡土文化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核心理念并没有改变。
任何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既是为了“金山银山”，也是为了“绿水青山”。
乡土文化中对自然的敬畏之心、对天人合一的尊崇，形成了中华民族独特的生态道德，成为农业生产技术应用中的良知，推动着农村绿色循环的发展。
同时，虽然中国城镇化快速推进，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但乡村社会与城市截然不同的原生态自然气息和淳朴的民俗文化，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城市居民。
以乡村旅游为例，2016年，全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接待游客近21亿人次，营业收入超过5700亿元，从业人员845万，带动672万户农民受益。
乡村旅游之所以发展迅速，就在于乡村旅游不仅符合绿色低碳的经济发展理念，而且符合乡村振兴战略“生态宜居”的绿色发展要求。
可以说，乡村旅游将乡土文化外化，以现代宜居的新方式传承乡土文化，切实增加了村民可支配收入。
总之，传承好乡土文化，不仅能够坚守传统农业的绿色价值观念，还能培育塑造农业的新业态，因而，乡土文化是促进农村经济绿色发展的驱动要素。
二、乡村振兴战略下乡土文化传承的困境
乡村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方面，乡土文化传承是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途经。
当前，乡土文化传承面临传承主体缺失、客体式微、传承环境受到冲击、传承途经过度商业化等困境。
（一）传承主体——乡土文化传承人的缺失
首先，农村老一代传承人的“无奈”。
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户籍性质的差别，农民具有职业和身份象征的二重性，而今户籍制度改革并没有完全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发展带来的现实鸿沟。
同时，现代农业技术、生产工具的更新换代，也冲击着传统的农耕方式和农事信仰。
老一辈农民虽有亲身经历的乡土文化体验与记忆，但也分流为两极选择，一是被迫或主动离开土地进城，“离土”使老一辈农民直接失去与乡土文化根脉的联系;二是留在乡村，然而这样的留守也无法成为培育乡土文化传承的力量。
面对新型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和乡村社会转型，农村老一代传承人更多的是一种“无奈”。
其次，农村青年一代的“无心”。
大量有知识、有能力、懂技术的农村青年人不断流向城市，使乡土文化纵然有老人想传但也无年轻人能承。
家庭的传承功能逐渐被弱化，代际传承失去了稳定性、延续性的优势。
代际之间也出现了明显的文化隔阂，在农村青年人的眼中，祖辈们的生存之道与风俗传统无法和现代生活对接。
农村青年在城市和农村之间“候鸟式”的移动，使得“子承父业”的传统模式已经发生了颠覆式的变化。
同时，农村青年劳动力不断向城市转移。
这些农村青年虽然户籍在农村，但实际上与村落长期疏离，他们失去了对土地的留恋与敬畏之心，对乡村传统文化的信仰逐渐减弱，“他们对乡土文化的记忆是碎片化的、表象化的，缺乏父辈对乡土文化与生命相连的完整的集体记忆与生命体验。”
农村青年对乡土文化传承的“无心”，使得乡土文化传承的主体失去了中流砥柱。
再次，农村儿童一代的“无感”。
由于乡村教育与城市教育在内容上高度同构，城乡教育内容趋同，没有立足乡村本土的文化资源，造成乡村教育中乡土文化资源的缺失，导致农村儿童对乡土文化缺乏基本的感知和兴趣。
这从根本上加剧了乡土文化传承的困境。
最后，相关专业人员的“无力”。
专业文化管理人员及相关社会组织也是乡土文化传承的重要主体，但是，这些主体在乡土文化传承中发挥的作用也非常有限。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与城市相比，农村环境较差、工资水平低、缺乏创新激励、财力不足等现实因素，导致专业人才缺乏深入乡村传承乡土文化的动力。
（二）传承客体——乡土文化本身的式微
改革开放40年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乡村社会经历了并且还将继续经历巨大变化。
这一变化的最突出表现就是众多村庄的消失以及依附于乡村社会的乡土文化式微。
不仅很多物质形态的乡土文化不復存在，而且一些乡村传统手工艺后继乏人。
即使是春节这一中华民族最重要的节日，虽其内核未变，但很多人也是感到“年味”越来越淡，没有了春节的仪式感，甚至感受不到是节日，而仅仅是放假。
究其原因，除一些传统习俗不断受到现代生活的冲击外，地方政府在乡土文化传承中的作用未能正确发挥也是造成乡土文化式微的重要因素。
近年来，在农村实际发展的过程中，一些政府官员片面理解乡土文化传承的目标，乡土文化传承政策被行政化、格式化，“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借助国家力量推进国家文化意识，忽视农民作为乡村文化建设者的主体性。”
地方政府缺乏对乡土文化价值内涵的深入理解和主动行动力，将乡土文化传承作了形式化理解，多的是一种静止的、博物馆式的表层保护，导致乡土文化传承的成效大打折扣。
这也最终导致乡土文化本身失去了生命力而日渐式微。
（三）传承环境——后乡土中国社会的冲击
现代生活方式的变迁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乡村熟人社会的特征。
当前，中国社会已经由“农业社会”转入“工业社会”甚至“后工业社会”，相应，后乡土中国以及相伴而生的半熟人社会时代也随之到来。
后乡土中国和半熟人社会描述的都是历史变迁中乡村社会正在经历的场景，是工业化和城镇化协同推动的现代化因素向农村不断渗透的结果。
1949年中国的城镇化率只有1064%，2018年中国的城镇化率已经达至5958%。
快速推进的城镇化在对乡村进行合并、搬迁、改造过程中，一些自然村落逐渐消失，乡土文化传承的载体也自然瓦解。
另一方面，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也在改变传统乡土熟人社会的状态，使乡村社会由熟人社会转变为半熟人社会。
作为乡土文化传承载体的乡村公共生活空间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甚至在很多农村地区乡村公共生活空间消失。
在后乡土中国和半熟人社会下，农村多元价值观念相互碰撞，村民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变化，乡村人际交往的规则慢慢脱离了传统习俗和乡土契约的影响，乡土文化最鲜明的地域性特征也开始逐渐模糊。
总之，新型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和工业化进程的发展使乡土文化传承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传承环境的变化直接撼动了乡土文化传承的内在逻辑和天然的发展机理。
（四）传承途径——乡土文化传承的过度商业化和碎片化
长期以来，以GDP为目标一直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驱动力。
经济手段同为解决社会问题的主要抓手，受“经济理性”和“功利主义”的影响，乡土文化的传承途径也被过度商业化。
以近些年快速发展的乡村旅游为例，发展乡村旅游的初心是在保护传承乡土文化的同时，增加村民收入，发展农村经济。
然而在现实中，乡土文化成为商业资本追逐利润的工具。
例如，有的地区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制造新闻效应，博取眼球，乡土文化中真正需要被传承与发扬的道德、礼仪、价值规范反而被弱化。
这种将乡土文化单纯作为商业资本的做法，不仅是对乡土文化的轻薄和歪曲，也丧失了传承的初心。
保护历史遗迹，歌颂名人是值得鼓励的，乡村通过一定方式提高地区影响力、知名度，招商引资也是无可厚非的，但如果把握不好经济发展与文化保护平衡的尺度，出现唯“名”是图、唯“利”是图、虚假和过度宣传等现象，不仅欺骗消费者，损害乡土文化的形象，而且会进一步造成乡土文化的异化。
随着“互联网+”、大众传媒、自媒体等信息技术的发展，乡土文化传承途径更加便利。
但也应看到，大众媒体的传播虽具感染力、速度快，“但是这种传播只是视觉的，没有自己的身体参与，没有相关的亲身经历和记忆，所以，这种传播也可以说是浅表的。”
一些媒体对乡土文化的传承也是碎片化、娱乐性的，这在一定程度上也破坏了乡土文化本身的文化价值。
三、乡村振兴战略下乡土文化传承的路径
习近平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人民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要“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没有文化的振兴，乡村振兴就失去了灵魂。
乡村振兴战略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总纲领，我们应抓住政策机遇，把乡土文化的传承与保护，创新与发展融入到乡村振兴战略中去。
（一）重塑乡土文化传承主体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
正因为农村是乡土文化的土壤，农民是乡土文化传承的直接主体，农村青少年是未来乡土文化传承的中流砥柱，所以应重塑乡土文化传承主体，只有重建乡土文化自觉与自信，乡土文化才能真正被重视、被守护，才能找到乡土文化自我生长的“造血细胞”。
政府应通过政策制定实现对乡土文化传承的规划引领，特别是应健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和文化基础设施，为乡土文化传承创造良好环境，积极发挥主导作用。
如浙江尚田镇在镇政府的组织下，成立了“尚田+青农创客空间”，集结起一批大学毕业生党员以及已在本地创业的青年党员，开展传统民俗文化旅游活动，用知识盘活了乡土文化资源。
同时，政府相关部门应加强农村民间艺人、民间工匠等乡土文化人才的培养，壮大乡土文化人才队伍。
鼓励文艺院团、社会组织、志愿者、高校参与乡土文化传承与保护工作，通过激励机制调动文化工作者主动下基层的热情和信心。
其次，充分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
农民不仅是乡土文化的体验主体，而且是传承主体，在推进乡村振兴和乡土文化传承的过程中，要始终坚持农民的主体地位，培养农民的文化自信，激发农民的参与热情，建设一支优秀的乡村文化队伍。
农民应充分发掘、利用当地的乡土资源和优势，积极成为振兴乡土文化的代言人和实践者，营造好传承乡土文化的农村环境，利用好乡土文化同根同源的纽带作用，吸引、激励外出经商、创业、读书的农村有志青年，返乡参与到乡土文化振兴的实践中去。
最后，应将乡土文化融入乡村教育之中。
只有从小树立起农村青少年的乡土文化自觉与自信，乡土文化的“根”才能扎得深、立得直。
为此，要革新乡村教育模式，将乡土教育建立在乡土文化兴趣之上，突出本土特色，亲近土地，挖掘、培养和发展乡土文化传承的未来力量。
这里提到的乡土教育指的是广义上的含义，也包括对普通村民道德价值观的重塑。
只有乡土文化自觉才能形成乡土文化自信，只有乡土文化自信才能使村民切身感受到乡土文化传承的责任感、使命感和光荣感，继而形成传承和保护的凝聚力。
（二）保护好乡土文化的客体
在乡土文化的传承过程中，应高度重视乡土文化的保护，无论是物质形态的乡土文化还是非物质形态的乡土文化，都要坚持“保护第一”的原则。
首先，保护好乡土文化地标。
政府应组织专家学者对村落进行普查与规划，对乡土文化进行鉴定，明确每一址古建、每一种工艺和每一处乡村景观的保护人与责任人。
乡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是为了守住傳统文化的根脉，增进村民的福祉，满足村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提高村民生活的品质，而不是运动式的炒作与跟风。
古建村貌是乡土文化最鲜明的地理符号，也是乡村旅游中乡村景观的载体。
对于此类乡土文化，应充分尊重村民意愿，尊重现代生活需求，尊重村落的自然机理，避免出现“千村一貌”“博物馆”式保护和大拆大建强迫村民上楼等现象。
最后，政府应健全乡土文化传承制度。
要进一步消除相关法律制度的灰色地带，严惩破坏生态、乱搭乱建、虚假宣传等现象。
总之，乡土文化传承既要守护好田园风光、绿水青山等大自然的馈赠，又要保留耕种作物、饲养家禽等现实的乡土功能，把农村建设得更像“农村”，让农民在乡土文化传承中提升获得感、幸福感。
（三）优化乡土文化传承环境
应该说，城镇化是我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在城镇化的背景下，大量传统农村村落的消失也是历史的必然。
同时，随着大量传统农村村落的消失，新型农村社区不断出现。
在这样的背景下，优化乡土文化传承环境的重点应是保护和创建乡村公共文化生活空间，“农村公共文化空间是农村居民参与文化生活的场所和载体，不仅具有地理学上的空间意义，还具有社会学意义上的公共精神和归属意识，在农村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因此，一方面，我们要保护好传统的祠堂、寺庙、古街道、古村落、集市等传统公共文化空间;另一方面，要建设好农家书屋、文化广场、文化大院、文化站等现代公共文化空间。
在这个过程中，既要发挥好政府主导作用和农民主体作用，又要充分发挥市场和社会资本的作用，形成政府、农民、市场以及志愿者组织等多元主体协同的公共文化生活空间建设机制。
不仅要重视农村公共文化生活空间的“形式”建设，而且要重视“内容”建设。
王国华等基于河南省汤阴县4 个文化大院村庄的农户调研数据，利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相关分析得出，“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物理空间以及物理设施对于村民之间的互动影响力较弱，村民在这个空间中没有过多的交流;对农村村民互动有着重要影响的是在这个公共空间中所举办的一些文化活动、创建的兴趣团队、升华的道德规范等。”
由此可见，农村公共文化空间硬件设施的建设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通过公共文化空间提供公共文化生活，这对于乡土文化传承意义更为重要。
（四）创新乡土文化传承方式
乡土文化的传承并非“复古主义”，而是要使乡土文化以农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适应现代生活，延续好中华文化的根脉，守住现代人的“乡愁”。
对乡土文化的传承，并不意味着复制粘贴，也不是单纯复古怀旧。
乡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依赖于乡土文化的创新，不能实现创新的乡土文化最终也将失去吸引力和生命力。
“国外经验表明，实现传统文化形式的现代打造是文化传承的重要环节，如韩国的江陵端午祭，就是在传统文化中注入现代要素，成功实现传承转型。”
因而，应“将乡土文化中节俭、朴实、和谐、共生、互利共存的价值取向融入时代主流文化，将乡土文化中诚信、勤劳、互助、淳朴、诚信、仁爱等道德观念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乡土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双向良性互动，推动乡土文化的现代化发展”。
同时，应通过文化创意、现代信息技术对乡土文化的内容和载体进行创新，让有形的乡土文化留得住，活态的乡土文化传承下去。
应该注意的是，对乡土文化的创新固然重要，但也不能为了创新而创新，乡土文化创新的目的在于通过创新来传承乡土文化、激发乡土文化的活力，进而发挥乡土文化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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