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主流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创建产生的深远影响，已众所周知，勿须赘述。然而，马克思主义是怎样被中国先进分子和人民群众所认识接受，又是怎样在纷繁庞杂的新思潮中成为主流的，这确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考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历史，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和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基础，不是自然而然形成的，也不是一帆风顺产生的，而是经历了一个从实践中认识、比较中鉴别、斗争中确立的发展过程。一每当社会发生大变革的时候，总要有一个与之相适应的强大思想运动。五四运动前后，中国正处在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的重要时期。在此前后，社会各阶层尤其是知识界，思想空前活跃，人们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对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达到了深恶痛绝的程度，改造社会的呼声日益高涨。许多爱国的志士仁人打破了辛亥革命以后的沉闷空气，努力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宣传和研究新思想的热潮。新思潮来势汹涌，冲开了传统的思想禁锢，使中国人民的思想得到一次大解放。当然，潮流涌来又难免沉渣泛起，泥沙俱下。即使是传播新思想的进步期刊和著名社团，也并不都是信仰一种主义，宣传一种思想，往往是多种观点和学说并存。这就造成“五四”时期的思想战线，既呈现出百家竞起、异说争鸣的生动局面，又反映了新旧交替、相互渗透的复杂情况。马克思主义在新思潮中占据主导地位，有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早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中国报刊上就陆续出现了马克思的名字(当时译成麦喀士、马客偲)，有的是粗浅的客观介绍，有的则是当作异端邪说加以批驳。这些都不能说是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从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开始的，以李大钊撰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为标志。这是我国第一篇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长篇文章，比较详细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并指出“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新青年》第6卷第5号)。在此前后，《每周评论》译载了《共产党宣言》的重点章节，并在按语指出：“这个宣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先最重大的意见……其要旨在主张阶级战争，要求各地的劳工联合，是表示新时代的文书。”(《每周评论》，1919年4月6日)北京《晨报》副刊也开辟了“马克思研究”专栏。《新青年》等一些进步报刊也陆续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部分著作或主要观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广泛传播。当时，比马克思主义传播更早、影响更广泛的是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思潮，二十世纪初就从欧洲传入中国。辛亥革命前后，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刘师复、李石曾等曾建立了一批无政府主义团体，出版报刊和小册子宣传无政府主义观点，在社会上产生过较大的影响，在反封建的斗争中也起过积极作用。“五四”时期，随着新思潮的出现和社会改造呼声的高涨，无政府主义也迅速流传，先后出版了七十多种书刊，又新成立了一批无政府主义团体，并在思想界特别是青年中得到广泛的响应和支持，甚至已经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的先进分子也或多或少接受过无政府主义观点。空想社会主义也是当时颇有影响的社会思潮。“五四”时期，为数不少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把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欧文的合作主义和武者小路笃实的新村主义，与中国古已有之的大同思想相结合，提出了脱离现实的社会改造主张。工读主义就是当时盛行的一种主张。持这种主张的人曾经成立了工读互助团的组织，希图实现把劳心与劳力、教育与职业、学习与生计相统一的理想。与此相类似的还有新村运动。一些不满现实又无力推翻反动统治的青年，渴望脱离现实社会，另找一块小天地，建立起没有压迫、没有剥削、平等互助的“世外桃源”。虽然这些愿望是不可能实现的，但在当时仍有相当的市场。美国学者杜威、英国学者罗素来华宣扬的实验主义和改良主义，对中国思想界的影响同样起了不容忽视的作用。杜威是应中国一些教育团体的联合邀请于五四运动前夕来华讲学的，原计划只停留几个月，因为他对中国有了“好感”，一直延续到1921年7月才离华。杜威在中国的两年多时间，先后到过十一个省，到处宣扬实验主义，根据讲学内容整理出版的《杜威五大讲演》一书，两年中就印了十版。罗素应邀于1920年9月来华讲学，也延续到1921年7月。这十个月，他在中国许多城市作了讲演，极力宣扬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改良理论。正当中国人民特别是青年努力探索改造社会的出路时，美英资产阶级学者长时间在华活动所造成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此外，在当时的中国还有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流派以及教育救国、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等改造社会的种种主张。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正是各种思潮在中国广泛流传的百家争鸣的复杂环境中进行的。二马克思主义是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真理，必然会在中国近现代思想运动中起主导作用。但是，这种主导作用绝不是轻而易举地实现的。那么，这种主导作用是怎样实现的呢？一是通过社会实践，认识马克思主义才是救国救民的“良方”。真理是客观存在的，但人们对真理的认识是有一个过程的。尤其是缺乏实践经验的知识青年，面对良莠并存、众说纷纭的各种改造社会方案和救国主张，很难加以辨别而作出正确抉择。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以后，社会主义成了时髦的口头禅，各种各样的人都以自己的观点和需要解释社会主义，甚至有的军阀、政客也谈起社会主义来了。那时，许多人对社会主义如同“隔着纱窗看晓雾”，只是朦胧地向往，一时还分不清真假社会主义，真假马克思主义。在这种情况下，要确立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既要加强宣传和灌输，更重要的则是通过社会实践来比较鉴别，使人们从现实生活中受到教育。工读互助团和新村运动的试验及其失败，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工读互助团和新村运动都是空想社会主义的产物，曾在社会上风行一时。这些改造社会的美妙幻想，对于有着良好愿望又害怕激烈阶级斗争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来说，是很有吸引力的。1919年7月2日，少年中国学会成员左舜生在上海《时事新报》上发表文章，建议成立“一种学术、事业、生活的共同集合体”，“团员劳动所得的收入，即为本团的共有财产”，并可以作改造社会的“种种实验”。接着，一部分人就以通信的形式在报刊上展开了热烈讨论。少年中国学会总会执行部主任王光祈，在公开信中提出了在城郊租个菜园，实行半工半读的具体设想。经过几个月的酝酿讨论，他又提出了成立“工读互助团”的动议。两三天内就有几十人报名参加，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人亦表示支持，并作为发起人带头捐款，后又联名向社会募捐。募捐千元现洋的计划，不到半个月就超额完成了。工读互助团制订了《简章》，召开了团员大会，在北京宣告成立。其成员主要是北京大学的学生，按劳动分工组成四个组，分住四处实行半工半读。该团的宗旨是“本互助的精神，实行半工半读”，声称“工读互助团是新社会的胎儿，是实行我们理想的第一步……若是工读互助团果然成功，逐渐推广，我们‘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逐渐实现，那么，这次工读互助团的运动，便可以叫做‘平和的经济革命’。”(《少年中国》第1卷第7期)工读互助团在北京成立的消息，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不少报刊对它的活动作了报导，有些知名人士也给予热情的称赞。在北京的带动和影响下，天津、武汉、南京、上海、扬州、长沙、广州等城市也先后成立了工读互助组织，曾一度形成风气，热闹非凡，似乎照此做下去就可以创造出改造社会的奇迹。但是，好景不长，北京工读互助团成立不久，各种矛盾就日益尖锐起来。首先是经济危机，人多事少，入不敷出，募捐来的开办费，很快就用光了，吃饭都成了问题；其次是人心涣散，观点不一，在讨论共产问题时发生分歧，有五人退团，后来讨论脱离家庭时，又有人退出。不到三个月，第一组因难以维持而宣告解散，第二组随之告吹。第三、四组在苦撑几个月后也销声匿迹了。各地的工读互助组织不到一年，也纷纷发表了《解散宣言》。新村运动的声势和范围，虽不及工读互助活动那么大，但经倡导者写文章或办讲演极力鼓吹，也曾得到一些人的同情和响应。有些地方还建立了组织，并以日本九州的新村、美国的劳动共产村为样板，试办中国的新村。其结果不是纸上谈兵，就是昙花一现。工读互助团和新村运动的失败，对热衷于空想社会主义和改良主义的人是一次非常实际的教育。曾经从杭州专程去北京参加工读互助团的施存统在《“工读互助团”底实验和教训》一文中说：“(一)要改造社会，须从根本上谋全体的改造，枝枝节节地一部分的改造是不中用的。(二)社会没有根本改造以前，不能试验新生活，不论工读互助团和新村。”他在总结这段教训之后提出“我们因此更信共产主义”(《星期评论》〔劳动纪念号〕，1920年5月1日)。通过实践，许多人深刻认识到空想社会主义是不可能从根本上改造社会的，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是救国救民的“良方”。陈独秀曾告诫青年：“留心改造社会底人万万不可漠视这种客观的趋向，万万不能够妄想拿主观的理想来自由改造，因为有机体的复杂社会不是一个面粉团子能够让我们自由改造的，近代空想的社会主义和科学的社会主义之重要的区别就在此一点。”(《新青年》第8卷第3号)不少青年在走了一段弯路以后，由空想社会主义和改良主义转而信仰马克思主义。俞秀松就是其中的一个，他退出工读互助团后不久，在上海参加了共产党，并担任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第一任书记。二是通过思想论争，扩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阵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每前进一步，都要经过一番斗争。中国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以后，虽然无产阶级已经登上了政治舞台，但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在中国思想文化界仍保持着相当的影响，并极力维护和争夺在中国的思想阵地，这场较量是不可避免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有坚决斗争并取得胜利，才能够成为新思潮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