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人类命运共同体_何以超越乌托邦_基于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视角_沈斐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人类命运共同体”何以超越乌托邦
但考虑到自《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世界局势已经发生重大变化，我们需要对当今时代的两大跨国阶级重新进行分析，梳理出它们各自所占的地位和所发挥的作用，认准敌我友，建立一个牢不可破的统一战线。
早在启蒙运动时期就有学者提出类似“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设想。
其中，康德关于“永久和平”、亚当·斯密关于“世界市场社会”的理想鼓舞着一代又一代学人探索建构一个“全球社会”的可能性。
但从单纯的理念到跃入现实，关于“全球社会”或“人类共同体”的设想经历了一个无比艰难的过程。
如果人类至今尚处于分散孤立、相互隔绝的状态，也就不可能共同面对全球问题;如果没有经济全球化的先决条件，这一美好设想恐怕永远只能停留于乌托邦，不可能得到实现。
在一个跨国金融资本所主导的跨国国家体系的时代，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是为了应对诸如粮食安全、资源短缺、气候变化、网络攻击、人口爆炸、环境污染、疾病流行、跨国犯罪等全球性的非传统安全问题。
这些问题既超出了民族国家的范围，也超出了地域性的国际共同体的范围。
但它们产生的中国浦东干部学院“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视域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CELAP2016-YJ-017)阶段性成果。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根源，都离不开从个体资本、民族资本到国际资本、再到跨国资本这一过程。
只有立足于经济全球化的背景，抓住当今时代全球问题的主线，在此基础上分析各种具体的治理方案，清算这些方案对跨国资本之外的各种主体尤其是对民族国家利益的影响，才能找到“人类命运共同体”成功的关键。
鉴于此，任何一种基于民族国家视域的理论都不可能担负起这一任务。
要完成这一任务，必须首先分清敌我友。
站在现代社会生成的轴心——资本与劳动的关系上看，“人类命运共同体”最大的敌人是跨国金融资本，其余势力都可以次第转化为我们的朋友。
在这一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为我们提供了可供借鉴的视角。
一、从国际化到全球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背景 从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理论创新。
学者们公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最早提出全球化理论。
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看法，“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资产阶级不仅“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而且“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P35-36) 资产阶级把雇佣劳动关系推向全世界，把全世界无产者当成自己的剥削对象。
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工人没有祖国。”“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条件之一。”(P50) 在《共产党宣言》的最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马克思主义在政治上有两个基本点，一是共产主义，二是国际主义。
马克思的理论方法是唯物辩证法，即“从后思索”的方法——所谓的“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 (P29) 其立脚点是“人类社会”，即立足于“市民社会”或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扬弃;马克思的实践方法是以共产党为核心的统一战线方法，其立脚点是上升为阶级的无产者的国际联合，即“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P66) 遗憾的是，由于未能正确应对资本主义刚刚发展到“民族资本”这一阶段的实际，第二国际背叛了马克思主义。
恩格斯逝世后不久，当时的世界第一大马克思主义政党——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伯恩施坦，就抛出了“最终目标(指共产主义——引者注)是微不足道的，运动(指社会主义运动——引者注)就是一切”的口号，背叛了共产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社会民主党团(除卡尔·李卜
沈斐:“人类命运共同体”何以超越乌托邦
86 克内西外① )为帝国主义战争预算投了赞成票，从而又背叛了国际主义。
从此，社会党走上了修正主义道路，其左翼如列宁和卢森堡等人，则从社会党中分离出来，成立了独立的共产党组织，提出了“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从“全世界无产者”的国际联合到“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的国际联合，表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由西方的德国转移到东方的俄国。
在这种残酷的斗争格局中，列宁在共产主义和国际主义两方面都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制定了新经济政策，建立了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
斯大林在经济上建立了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政治上形成了以苏联为核心的社会主义大家庭。
其间，美、英、苏、中等 26 个国家虽然曾建立起反法西斯主义统一战线(为此斯大林甚至解散了第三国际)，但在战争结束后迅速被帝国主义破坏，形成了冷战格局。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一直到 在资本主义阵营内部，资本主义发展由民族资本阶段进入国际资本阶段，从此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间避免了战争。
中国共产党最初只是第三国际的一个支部，不得不事事听命于第三国际，直到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第三国际认可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为止。
1943 年共产国际解散后，中国共产党一方面自觉地把自己从属于以苏联为核心的社会主义阵营，另一方面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华民族的解放道路。
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中国共产党走了一条“新民主主义”的道路。
新中国的建设最初以苏联为榜样，斯大林去世后，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和对外关系方面也开始探索自己的道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先向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学习，后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
苏东剧变后，世界进入后冷战时代。
至此，一个全球化的时代终于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中跃入了现实。
国际化与全球化有着严格的界限，从前者到后者是一个质的飞跃。
“国际化”以民族国家作为自己的舞台，“全球化”则以整个地球作为自己的舞台。
《共产党宣言》中提到的全球化严格说来只是“国际化”，它反映的还只是贸易全球化的要求，这一要求要到中国和俄罗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才算得到了最终的实现;真正的“全球化”反映的是经济的全球化，或者说全球经济的一体化，跨国生产及其资本的全球运动是根本特征。
生产的跨国化是跨国公司出现之后才产生的新现象，在马克思那个时代尚未露出端倪。
至于金融资本的跨国化则至今尚未完成。
绝大多数社会科学家都认为全球化是一个多维度的进程，它包括了许多不同层次——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的复杂变化。
但在如何看待这些维度的主次先后或者是否存在一个主导性因素的方面，他们却很少有共同的意见。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济全球化的基础。
而经济全球化又为一个单一的全球社会的出现奠定了物质基础，这一社会的特征是跨国家的政治和文化进程以及社会生活的全球一体化。”(P12)当今时代的所有全球问题，几乎都以资本的全球化为基础。
对这一背景的分析非常重要。
如果缺乏从国际化到全球化的背景分析，就会忽略贯穿所有这些问题的主线，即共产主义和国际主义两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点，以及劳动与资本、人类命运共同体与跨国金融资本的两大对立，导致抓不住主要矛盾，从而陷入无穷无尽的细节中去。
二、资本全球化与“霸权转移”:中国会成为“下一个”吗
从《共产党宣言》发表至今，随着“国际化”推进到“全球化”的新阶段，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形势发生了重要变化。
其间，不仅伴随着马克思从资本积累角度分析过的大国崛起和霸权中心转移现象，而且伴随着后来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所说的所谓“中美权力交接”现象。
资本全球化是一个资本主义生产在全球布展的过程。
资本主义生产经历了从商业资本主义到工业资本主义再到金融资本主义的发展，每一阶段既是对前一阶段的否定，也是螺旋上升。
与此相应，资本的形态也经历了从个体资本到民族资本再到国际资本、跨国资本的过程。
在这一逻辑演进的背后，始终不变的是“资本—劳动关系”(capital-labor relation)这一特殊的社会互动形式下的生产。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第一章中考察了到他们那个时代为止的“资本—劳动关系”的发展过程。
自从资产阶级开辟世界历史，人类首先经历的是从工商业城市到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然后才是通过民族国家间的和平与战争关系所形成的漫长的国际化过程。
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马克思提出了“资本的文明面”的观点，认为资本主义时代的剥削与以往不同，是以形式平等的方式进行的，因而同以暴力为基础的剥削不同，表现出较少的破坏性。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考察了资本的积累过程，指出:从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关系看，劳动力的买卖是在劳动力市场上进行的，因而同样遵循了形式平等的原则。
由于除了“经济人”之外，人们摆脱了其他一切身份差别，获得了政治解放，从而使生产力得到极大的发展。
资本积累本身也成为人类生产力借以发展自身的手段，为更高一级的社会形态创造了必要的物质技术基础。
马克思还历史地考察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即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
所谓资本积累，即资本把剥削到的剩余价值的一部
88 分重新转化为资本的过程;所谓资本的原始积累，即用暴力迫使劳动者与资本相分离的过程。
如果说前者还蒙着文明的面纱，那么后者的每一个毛孔则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罗莎·卢森堡将这二者的研究从民族国家内部扩展到国家与国家之间。
在《资本积累论》中，卢森堡认为，马克思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因此主要考察了资本积累，对于资本原始积累则只作为历史的因素，予以从属地考虑，没有做主题性阐发。
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六册计划来看，原定的研究包括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三册和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三册。
但马克思生前连《资本论》的研究都没有完成，《资本论》只出版了第一卷，第二、三卷是逝世后由恩格斯编辑出版的。
从马克思自己的论述看，《资本论》聚焦于英国，以英国作为研究对象的典型形态，没有考察其他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更没有研究英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
卢森堡认为，要把握资本积累，不仅应当研究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还应当把资本主义再生产放到它的非资本主义环境中，看它与非资本主义环境如何互动。
按照卢森堡的看法，资本主义国家与非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既包括资本积累的方面，也包括了资本原始积累的方面。
资本积累只有在生产要素全面市场化的情况下才有可能，但自然经济国家不存在商品经济，更不存在劳动力的商品化，因此无法接受资本主义的剥削方式。
为了对这些国家进行资本主义剥削，资本主义国家首先必须用尽各种各样的方式把对方的自然经济转化为商品经济，然后再在商品经济的基础上用暴力迫使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实现资本的原始积累，创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以便为劳动力的商品化准备条件。
这就说明，在国际关系中，资本积累与资本原始积累不可分离地纠缠在一起，“资本的文明面”即非暴力的经济强制，恰恰是以暴力作为前提的。
资本主义使世界走向文明化，是以它对整个世界的“创造性破坏”为前提的。
资本不得不把整个世界投入血污之中，从而使所有全球问题带上了血色。
兴起的世界体系论是在卢森堡《资本积累论》的基础上形成的。
该理论区分了资本主义国际秩序的核心地带、半边缘地带和边缘地带。
其中，不平等交换理论更是揭露了形式平等背后的霸权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