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证明标准问题之争中的四大误区
正是因为刑事证明标准的重要性，所以，当中国刑事证明标准被问题化以后，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界的大部分学者都参与了讨论，许多学术期刊也都刊载了其研究成果，可以说，争执的激烈程度和持续时间都是无法比肩的。
可以说，如果能够穿越这些层峦叠嶂的误区，就应该能够化解不必要的激烈争执僵局，厘清中国与西方国家在刑事证明标准上的实质差异，从而把中国刑事证明标准的真正问题从争执的迷雾中拯救出来，并使我们能够在真正的问题上集中力量"下功夫"。
一、案件与案件事实之间的误区
表面对立，但实质说法存在基本相同的情形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证明标准的立场不同，但其具体界定却基本一致;另一种是在证明标准上主张的真实不同，但都认为自己所说的真实包含对方所说的真实。
要厘清上面那些有关证明标准表述的具体所指及其存在的问题，最为关键的就是要看到案件与案件事实之间的不同。
因此，从理论上讲，一个案件中总是可以截取出无穷多的案件事实。
案件与案件事实之间的区别，虽然有个别学者在讨论刑事证明标准问题时已注意，但其却没有使我们认识到，这种区别的真正意义在于--需要明确的是，讨论一种认识或证明是客观真实或绝对真实还是相对真实(这里不提法律真实，因为，这一术语并不像已有的法律真实论通常所认为的那样，天然具有与相对真实的同一内涵，以及与客观真实或绝对真实的对立关系)，都应该在(特定的)案件事实而不是案件(所有事实)的意义上而言。
只认识了案件的部分事实而非全部事实，不能称为相对真实，只能说是具有关于案件的相对知识、有限知识或部分知识。
法院对此案被告人判处无期徒刑。
显然，在这里，美国法官之所以认为可以做出犯罪事实认定是因为其需要证明的特定(部分)案件事实主张(被告人杀人的事实主张)形成了事实确信，当然，因为没有证据完全证伪被告人的辩解，美国法官也不会认为这种事实确信是一种客观真实或绝对真实;中国学者认为不宜定罪，是因为被告人犯罪事实所指称的现象是否确实曾经发生或存在不能得到客观或绝对的确定，而不是因为杀人案件的全部案件事实(所有细节)没有得到证明。
通过对案件与案件事实之间的区别，以及在此基础上对两种性质的真实的区别和刑事证明标准的中西差异的分析，我们就可以厘清那些在证明标准立场的表述上既有区别又没有区别的说法的具体所指及其存在的问题。
其四，如果明确在事实的意义上理解客观真实、绝对真实、相对真实(或法律真实)，那么，"法律真实包含客观真实的内容"或"诉讼客观真实是绝对真实和相对真实的辩证统一"这样的说法，都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它们都违背了逻辑原则，也就是说，一种特定的事实确信要么是客观真实或绝对真实，要么就是相对真实，而不可能同时为两种不同的真实。
二、真理与事实之间的误区
这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没有认真对待真理与事实之间的区别，不加反思地把哲学上一些与真理有关的话语直接用来讨论诉讼中的事实证明标准问题;另一方面，没有看到诉讼中的事实证明也离不开真理，虽然看到了真理与事实之间的区别，却对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问题得出了一些错误的说法。
前一方面的误区又表现为两种典型的情形:一种情形是，在刑事证明标准问题之争中，常常提及恩格斯所说的:"真理和谬误，正如一切在两极对立中运用的逻辑范畴一样，只是在非常有限的领域内才具有绝对意义……后一方面的误区，比如，有学者针对前一方面误区的第一种情形指出:真理性的认识不同于真的认识或事实，不能用真理的相对性与绝对性直接论证诉讼证明的事实认定标准问题。
因为所谓的真理性的认识是指对客观实在的规律性的正确反映，其表现形式往往是一种全称判断，而真的认识或事实则是指对某个客观实在的正确反映，其表现形式往往是单称判断;对当下的、现实中的事实的认识可以做到认识符合事实，但是，因为"本原的历史事实仅存在于与现实隔离的历史彼岸，现实中所存在的只是历史的印迹"，所以对历史事实的认识不可能做到认识符合事实亦即通常所说的达到客观真实的证明，当然，也不可能知道对过去事实的证明是否为接近了客观真实的相对真实。
对于真理与事实之间的误区的前一方面表现而言，虽然我们看到有学者针对其中的第一种情形指出了真理与事实不分的不恰当性，但仍缺乏较为细致的分析;虽然有个别学者以拒绝经验主义哲学的姿态否定了第二种情形的具体论证，但并未击中论证所存在的误区之要害。
有学者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一般都在真理与事实之间进行了明确的区分。
对于真理与事实之间误区的后一方面的表现，需要指出的是:事实，并不是只有通过直接观察才能知道真实;依据证据和真理，对过去事实的证明，既可能在某些情形中实现客观真实或绝对真实，也可以在许多情形中实现相对真实。
比如，在前面提到的"女尸案"中，美国法官为其事实确信给出的理由在推理上就属于一种常情常理，从推理的类型上讲，其事实确信无疑是或然性的(在该案中，对嫌疑人进行刑讯的中国警察和做出有罪判决的法官很可能都与美国法官一样形成了事实确信)。
裁判所认为，一般说来，被告所说的情形在生活经验上的可能性并非绝对不存在，但若没有具体的根据便只是一种抽象的纯理论怀疑，不足以动摇事实的证明程度，鉴于此，被告被宣判有罪。
显然，本案中裁判所就是运用了或然性的普通命题，而依据普通人交友的常情常理形成了或然性的事实确信。
三、事实的主客观性与事实确信的主客观性之间的误区
就各执主观真实和客观真实的现象而言，执主观真实也就是强调诉讼证明中的真实的主观性，执客观真实也就是强调诉讼证明中真实的客观性。就否认比较法上的主观真实与客观真实的实质差别这种现象而言，有三种代表性的观念:其一，不否认主观真实和客观真实在概念上的有效性，认为二者的差别只是概念界定的角度不同。
坚持不坚持客观真实的基本主张与确立内心确信或者排除合理怀疑的主观的证明标准没有两者不可兼得的关系，坚持客观真实的基本主张，也不妨碍确立内心确信或者排除合理怀疑的主观证明标准。
要透视前面两种现象存在的问题，根本上需要说清楚事实的主客观性、个人的具体事实确信的主客观性以及二者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正确理解比较法意义上的主观真实和客观真实之所指。
事实之现象，在哲学上被谈及两种意义上的主观性:一种是，现象具有相对于本体的主观性。
另一方面，事实之现象的截取边界的主观模糊性也不影响其在认识论上的前述客观性。
正如有哲学家指出，模糊性与确定性是大为不同的特征。
其二，从事实的语言层面来讨论事实的主观性和客观性。
比如，在描述某位罗马皇帝是冷酷的时，我们可以在分析的意义上提问:究竟什么样的行为事实导致了冷酷的这种价值评价
对于个人在具体认识活动中形成的事实确信，人们往往也进行主观性和客观性的区分，这种区分一般为:前者是指，当无法完全确定什么样的事实判断才是符合事实的时候，个人是否事实确信具有一定的自由选择权;后者是指能够完全确定个人的事实确信是符合事实的，其真实性不容否认。
"可以说，之所以有客观事实这种强调提法，不仅说明了判断个人事实确信是否真实的时候不需要面对事实本身的主观性，也表明事实本身的客观性构成了个人的事实确信为客观真实的规定性。
如果将前面两种现象中的各种说法与本文对事实的主客观性、事实确信的主客观性以及一些相关问题的分析对比，我们就基本上可以发现前者存在的问题。
第二种说法和第五种说法似乎承认事实本身有不为其主观性所否定的客观性，但不恰当地否认在对过去事实的认识中事实本身的客观性可以转化为个人的具体事实确信的客观性。
处于永恒的'延异'状态之中，并且可以在无休止的对话中不断地得出，经验永远是崭新的……第五种说法认为根据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认为客观真实、客观事实是伪概念，都存在着哲学理解的不当。
就第二种现象而言，否认比较法上的主观真实与客观真实之间的实质差别无疑是不正确的。
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没有正确认识事实本身的主客观性和事实确信的主客观性之间的关系，即主要是没有区分事实的主观性和事实确信的主观性以及否认在过去事实的证明中事实的客观性可以转化为事实确信的客观性，才使得无差别论的各种说法被接受。
四、哲学主义与证明标准之间的误区
说到近年来的刑事证明标准问题的主义之争，不得不提及这种主义化思路的历史由来。
这种思路，最初形成于刑事(也包括民事)诉讼中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政治意识形态对立，它表现为这样一种关于刑事证明标准的主义化合法性话语，即诉讼中事实认定的法律标准的设定，是关涉哲学立场/主义的重大问题，申言之，坚持科学一政治正确的辩证唯物主义可知论哲学立场，诉讼证明中的事实认定就应当符合客观实际，以客观事实作为唯一的检验标准，相反，西方国家的诉讼证明标准以及与其有关的自由心证制度建立在不科学的主观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哲学立场之上。
至今，这种主义化的合法性话语仍在刑事诉讼法学和证据法学的各类教材中沿用。
二是，主要在辩证唯物主义之外，如以解释学、语用学(这既是一种哲学方法论，也是一种实质的哲学主义立场)作为理论根据，消解客观真实的合法性，但同时表明新的哲学话语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不矛盾。
三是，直接以不同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其他哲学主义，如经验主义、实用主义等，论证支持新的证明标准立场。
面对客观真实遭受的围攻，可以说，坚守阵地的论者的抵抗仍然是主义式的。
要使我们从刑事证明标准问题主义化的迷思中彻底走出来，不能陷于各种主义化思路在具体论证上的细节，也不能满足于对这些问题纠错(有些问题在对前面几个误区的解析中已经反映)，而是需要分析这样一些问题:哲学上存在什么样的主义之争
其是否与刑事证明问题有关
事实的命题是否来自于指称对象或在多大程度上来自于指称对象
从哲学的主流来看，西方哲学从传统到近现代逐渐经历了一种从本体论到认识论的转向，这种转向也就是认识从超越常识和现象到捍卫常识和拯救现象的转向。
之所以有这种转向，是因为普遍存在这样两个基本的共识:一是哲学的思辨不产生关于世界之经验现象的知识，关于世界之经验现象的知识来源于经验实证;二是经验现象具有认识论上的客观性，并且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认识的。
一旦将哲学上的主义之争从刑事证明标准问题中分开，我们就会认识到，刑事证明标准问题的本质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诉讼(证明)离不开认识论，不能像有些论者那样将其化约为一个价值论的问题，也无需讨论哲学的主义问题，因为在一定程度上刑事证明标准问题不是一个哲学问题，而是一个科学和经验常识的问题。
其区别在于非辩证唯物主义的美国法官给事实认定贴上相对真实等标签，而辩证唯物主义的中国法官和中国学者给事实认定贴上客观真实等标签。
显然，从实情来看，美国法官、中国法官和中国学者的不同选择体现的不是认识论的不同，而是价值选择差异。
因为他们显然都认为对被告是否实施了犯罪的证明没有达到客观真实，美国法官认为可以做出有罪判决和中国法官做出了现实的有罪判决，都是基于惩罚犯罪的价值选择，而中国学者认为不宜做出犯罪认定是基于避免冤枉无辜的价值选择。
实际情况是，客观真实在司法实践中能否实现以及实现比率并不会随我们在诉讼中是否中坚持辩证唯物主义而变化，过去没有出现问题是因为司法程序的局限和法治观念不强，导致没有达到客观真实而做出的有罪判决常常不能被发现和得不到关注，尤其是在没有强调疑罪从无原则的情况下，司法中常常也将客观真实适用于无罪判决，因而不会暴露客观真实标准在惩处犯罪方面的功能障碍。
当前，客观真实被问题化根本上就是因为在法治观念强化和强调疑罪从无的新形势下，其在惩处犯罪方面的功能障碍被凸显了出来。
分析至此，我们可以说，刑事证明标准问题主义化的迷思一直得不到拆解，主要因为有关刑事证明标准问题的论争犯了两个错误，或者说是这两个错误使论争陷入了主义化的迷思中不能自拔，这就是:其一，论者们在根本上把刑事证明标准问题仅仅当成了一个认识论的问题。
将刑事证明标准问题仅仅当成一个认识论问题无疑是错误的，因为:一方面，承认在诉讼证明的个别情形中能够实现客观真实，并不意味着就应当以此作为中国的刑事证明标准。
另一方面，西方国家以通常所说的相对真实或其他一些称谓作为证明标准，原因也不是学者们通常所认为的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实现客观真实。
毫无疑问，主义化道路无疑是走不通的。
结语:直面中国刑事证明标准的问题本身
第二，证明标准的改革，必然导致证明方法的调整。
从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到，为了追求通常所说的客观真实或看起来像客观真实的证明，中国的刑事证明方法与西方国家的相比也呈现较大不同。
从这一角度来看，怎样调整证明方法首先是一个理论问题。
第三，如何建立对裁判者的制度信任
这样一来，中国刑事证明标准的改革就可能面临两方面的尴尬:一方面，人们很难在司法心理上接受虽然不一定为真但仍愿意相信为事实的事实确信这种证明标准，继续维持法律上的传统表述和话语理解，在司法上也仍然只能是"说一套，做一套"。
另一方面，虽然在法律上明确这种事实确信的证明标准地位，但是，在实践中人们还是常常因为对客观真实的心理依赖而维持习惯做法。
要避免这样的尴尬，唯有依赖对裁判者制度信任的建成。
在这方面，既需要理论的进一步探讨，更需实践的长期努力，可以说，这既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难题。
陈光中、陈海光、魏晓娜:"刑事证据制度与认识论--兼与误区论、法律真实论、相对真实论商榷"，《中国法学》2001年第1期。
何家弘:"论司法证明的目的和标准--兼论司法证明的基本概念和范畴"，《法学研究》2001年第6期。
前注，陈光中、陈海光、魏晓娜文。
金岳霖:《知识论》(下册)，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608、738-748页。
参见彭漪涟:《事实论》，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24-125页。
陈嘉映:"事物，事实，论证"，载陈嘉映:《泠风集》，东方出版社2001年版，第173-182页。
参见韩林合:《分析的形而上学》，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88-189页。
参见张继成:"诉讼证明标准的科学重构"，《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
参见(德)石里克:《普通认识论》，李步楼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437页。
参见陈光中:"严打与司法公正的几个问题"，《中国刑事法杂志》2002年第2期。
参见张继成、杨宗辉:"对'法律真实'证明标准的质疑"，《法学研究》2002年第4期。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30页。
《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7页。
参见前注，樊崇义文;前注，陈光中、陈海光、魏晓娜文;卞建林、郭志媛:"论诉讼证明的相对性"，《中国法学》2001年第2期。
有代表性的论述，参见吴宏耀、魏晓娜:《诉讼证明原理》，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246-247页;熊秋红:"对刑事证明标准的思考--以刑事证明中的可能性和确定性为视角"，《法商研究》2003年第l期;宋英辉、吴宏耀、雷小政:"证据法学基本问题之反思"，《法学研究》2005年第6期;龙宗智:"'大证据学'的建构及其原理"，《法学研究》2006年第5期。
参见王敏远:"一个谬误、两句废话、三种学说--对案件事实及证据的哲学、历史学分析"，载王敏远编:《公法》(第四卷)，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78-202、242-243页。
参见前注，陈光中、陈海光、魏晓娜文。
参见王路:"译者序"，载(美)奎因:《真之追求》，王路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2-25页;《"是"与"真"--形而上学的基石》，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9-41页。
参见前注，彭漪涟书，第30页。
参见刘金友:"实践是检验司法证明真理性的唯一标准--与何家弘教授商榷"，《法学研究》2003年第4期。
参见前注，金岳霖书，第779页。
同上，第836-837、872页。
参见前注，彭漪涟书，第145-150页。
参见(美)兰德:《客观主义认识论导论》，江怡、李广良等译，华夏出版社2007年版，第23页。
参见张志成:《逻辑思维与司法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0-161页。
参见周叔厚:《证据法论》(第三版)，台湾三民书局1995年版，第333页。
参见王亚新:"刑事诉讼中发现案件真相与抑制主观随意性的问题--关于自由心证原则历史和现状的比较法研究"，《比较法研究》1993年第2期。
前注，樊崇义文。
参见李力、韩德明:"解释论、语用学和法律事实的合理性标准"，《法学研究》2002年第5期。
参见陈景辉:"事实的法律意义"，《中外法学》2003年第6期。
参见易延友:"证据法学的理论基础--以裁判事实的可接受性为中心"，《法学研究》2004年第l期。
参见前注，王敏远文，第236-241页;王敏远:"再论法律中的'真实'--对相关问题的补充说明"，载陈泽宪主编:《刑事法前沿》(第2卷)，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38-348页。
参见张继成:"论命题与经验证据和科学证据符合"，《法学研究》2005年第6期;"对'科学的刑事证明理论'的哲学、逻辑学批判"，载陈泽宪主编:《刑事法前沿》(第2卷)，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83-409页。
参见张建伟:"证明标准研究中的模糊视阈"，《政法论坛》2005年第6期。
有代表性的，参见何家弘:"中国证据法学前瞻"，载《检察日报》1999年9月2日;汪海燕、胡常龙:"自由心证新理念探析--走出对自由心证传统认识的误区"，《法学研究》2001年第5期;锁正杰:《刑事程序的法哲学原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62页;前注，王敏远文，第227-228页。
龙宗智:"印证与自由心证--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模式"，《法学研究》2004年第2期。
参见陈嘉映:《语言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93-396页。
参见(英)达米特:《形而上学的逻辑基础》，任晓明、李国山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06页。
参见前注，陈嘉映书，第358-360页。
参见(美)普特南:《事实与价值二分法的崩溃》，应奇译，东方出版社2006年版，第37-53页。
同上，第20-21页。
前注，陈嘉映文，第180页。
参见(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下卷)，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版，第605-626页。
参见樊崇义主编:《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综述与评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90-203页。
关于这种差异的一些初步比较，可参见周洪波:"证明标准视野中的证据相关性--以刑事诉讼为中心的比较分析"，《法律科学》2006年第2期;"客观证明与情理推断--诉讼证明标准视野中的证明方法比较"，《江海学刊》2006年第2期。
参见周洪波:"'以事实为根据'--现代刑事诉讼的定罪基本原则"，《四川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
参见前注，樊崇义主编书，第190-203页。
有代表性的论述，参见前注，樊崇义文;前注，何家弘文;前注，卞建林、郭志媛文;汪建成、孙远:"刑事证据立法方向的转变"，《法学研究》2003年第5期。
参见前注，李力、韩德明文。
有代表性的论述，参见前注，吴宏耀、魏晓娜书，第246-247页;前注，熊秋红文;前注，宋英辉、吴宏耀、雷小政文;前注，龙宗智文;李玉华:《刑事证明标准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6-48页。
参见栗峥:《超越事实--多重视角中的后现代证据哲学》，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21-140、165-172页。
参见张建伟:"证据法学的理论基础"，《现代法学》2002年第2期;前注，张建伟文。
参见(英)艾耶尔:《二十世纪哲学》，李步楼、俞宣孟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7页。
关于本体论哲学以及有关问题的分析，可参见俞宣孟:《本体论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83-401页。
值得指出的是，马克思曾说:"如果事物的现象与本质一致的话，科学就成了多余的东西了。
参见陈瑞华:"从认识论到价值论--证据法学理论基础的反思与重构"，《法学》2001年第1期。
在此意义上，值得指出的是，尽管有学者关于证明标准的一些讨论存在问题，但其认为"某项证明是否达到了令人信服的程度或清楚的程度，是个只能诉诸于科学、常识的事情"，无疑具有一种直觉的正确性。
关于哲学、科学和经验常识之间的关系，参见陈嘉映:《哲学科学常识:神话时代以来的理知历程--人类心智所展现的世界图景》，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224-250页。
与此有关的一些分析，参见(美)托马斯·奥斯本:《启蒙面面观--社会理论与真理伦理学》，郑丹丹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73-1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