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年末以来，我国两次下调消费品进口关税，且最新的关税下调于7月1日正式生效。基于关税下调清单，本文测算结果显示：
关税下调幅度最大的为乘用车及非耐用消费品；结合不同产品进口需求弹性，进口数量增幅最高的为乘用车及非耐用消费品。在消费品进口增加的基础之上，以汽车行业为例，汽车消费增速将上升1.1个百分点，继而拉动限额以上企业商品零售总额增速上升0.3个百分点；同时，进口汽车增加将拉低汽车制造业投资增速0.01个百分点，继而拉低整体制造业投资增速0.001个百分点；进一步地，基于支出法，汽车进口增加将推升名义GDP增速0.003个百分点。
2017年11月，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宣布以暂定税率方式降低部分消费品进口关税，涵盖食品、保健品、药品、日化用品等消费品，共涉及187项HS8分位产品；2018年5月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发布关于降低汽车整车及零部件进口关税的公告，下调汽车进口关税。
关税下调主要通过价格影响进口，但是，不同产品进口需求弹性存在较大差异，这将导致不同产品同一水平的关税减让效果并不一致。由此本文根据HS编码[1]及BEC产品编码[2]对应表，将前文所提关税减让清单对应至BEC产品，并以进口占比为权重测算BEC产品编码下加权关税减让水平。测算结果显示，关税减让幅度最高的产品为乘用车，高达27.7%；紧随其后依次为非耐用消费品，关税减让幅度为14.1%；运输工具的零部件下调幅度为8.5%，居民消费用的加工过的食品和饮料进口关税下调幅度为7.8%，参见图表1。
进一步借鉴陈勇兵、陈小鸿等（2014）基于中国HS-6分位数进口贸易数据对进口弹性的测算结果，计算关税降低对我国相关行业进口的影响。按生产阶段划分，其测算结果显示，最终产品的平均进口需求相对缺乏弹性，消费品中乘用车最富有弹性，随后依次为工业生产用的食品和饮料，居民消费用的加工过的食品和饮料、初级燃料和润滑剂，参见图表2。
在前文分析基础之上，综合进口弹性与关税减让幅度计算出进口数量增加，本文由此可以测算出关税下调所带来的产品进口数量增幅。测算结果显示，进口数量增长最多的产品为乘用车，其进口数量或增长55.1%，随后依次为非耐用消费品（11.7%）、居民消费用的加工过的食品和饮料（10.2%）等，参见图表3。
在前文的基础之上，本部分测算进口增加对国内消费、投资及产出的影响。
首先，从其对消费的影响看，本文讨论的关税下调集中于消费品，降低消费品进口关税扩大消费品进口既能满足平衡贸易的需要，同时也有助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值得关注的是，从统计数据上观察，一方面，消费品进口价格下调将拖累消费的名义增速；另一方面，消费品进口数量增长将提振消费实际增速。由此，综合考察价格下调和数量增长，乘用车进口名义增速将增长12%，随后为运输工具的零部件、加工过的工业供应品及资本品的零部件除运输工具等；而非耐用消费品、居民消费用的加工过的食品及饮料、准耐用消费品、耐用消费品进口金额更多受价格下降效应的主导，其以总金额计算的进口名义增速或下降，参见图表4。
汽车消费占我国限额以上企业商品零售总额比值接近于29%，是影响我国消费的中坚力量。2017年汽车整车进口124.68万辆，进口金额510.30亿美元，接近于2017年汽车类零售总值的9.3%。这一阶段的进口汽车主要以奢华型和高端型为主，其对国内汽车消费的挤出效应较小。由此，在前文的计算基础上，在不考虑进口汽车对国内消费的挤出效应下，进口汽车消费增加将在推动汽车消费名义增速1.1个百分点（（1-27.7%）*（1+55.1%）*9.3%），进而拉动我国限额以上企业商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0.3个百分点。但必须提醒的是，随着关税的下降，进口完全有可能从高端向中端渗透，这种趋势似乎已露出端倪。
其次，从其对投资的影响看，进口与投资通常是相互影响的。而在传统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之下，我国进口主要是投资需求拉动，其进口产品以初级产品及资本品为主。由此，这将导致我们难以从历史数据观测进口对投资活动的影响。理论上，在不考虑间接效应的情况下，最终产品尤其是消费品进口增加将替代本国生产，进而导致境内相关产品的生产及投资活动放缓。
根据前文，汽车进口关税下调力度最大。同时海关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进口乘用车3382亿元，占同期我国消费品进口总值的30.8%，增速居于首位。由此，本文以汽车行业为例，观察汽车整车进口增加对汽车制造业投资的影响。
从数据上观察，整车进口与汽车制造业投资关系并不稳定，参见图表5。这或主要由于我国作为全球价值链重要参与者，汽车投资活动不仅受国内需求同时受到全球零部件生产供应影响。具体而言，我国既是汽车零部件净出口国也是整车净进口国，参见图表6。由此表明，我国在汽车生产链中主要承担零部件生产与供应环节。进一步以2016年汽车制造业投资为例，汽车零部件制造业占汽车制造业投资72%而汽车整车制造投资仅占20%，参见图表7。
综上，考虑到企业投资决策主要受到需求及资金约束，本文以汽车制造业投资为被解释变量，以汽车及零配件进口为解释变量，同时以汽车行业出口及汽车行业利润为控制变量，模型构建如下：
考虑到数据可得性，本文选取2012年3月至2018年5月的月度数据，对数据取对数后进行回归分析。考虑到非平稳数据可能带来伪回归，本文在回归分析之前对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发现其均为零阶单整。基于此进行回归发现，在10%的显着性水平下，汽车整车及其零配件进口对汽车制造业投资具有显着的负向冲击，而汽车行业出口则在1%的显着性水平下对汽车制造业投资具有显着的正向促进作用，参见图表8。
根据前文，汽车进口关税下调将拉动汽车名义进口增长12个百分点，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基础上，这将拉低汽车制造业投资增速0.01个百分点，即-0.271*log（1.12）。2017年汽车制造业投资占制造业投资比重为6.8%，按此比例折算，汽车进口增加将拉低整体制造业投资0.001个百分点。
最后，基于支出法[3]统计口径下，投资和消费为国内生产总值的加项而进口则为国内生产总值的减项。2017年中国汽车类零售额占最终消费支出比重为9.7%，由此汽车类消费增长1.1%将带动最终消费支出增长0.1%。进一步，资本形成总额主要包括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与商品房销售增至及矿藏勘探形成的固定资本、土地改良形成的固定资本并扣除扣减项。2017年汽车制造业投资占资本形成比重为3.6%，由此汽车制造业投资下降0.01%将导致资本形成总额下降0.0004%。由此，汽车关税下调将推升名义GDP增速0.003个百分点。
综上，以汽车为代表的消费品进口关税下调，将拉动限额以上企业商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0.3个百分点；同时汽车进口增加将拉低汽车制造业投资增速0.01个百分点，进而拉低整体制造业投资0.001个百分点；并最终推升名义GDP增速0.003个百分点。
[1]注：HS编码为编码协调制度的简称，其涵盖了《海关合作理事会税则商品分类目录》（CCCN）和联合国的《国际贸易标准分类》（SITC）两大分类编码体系，是系统的、多用途的国际贸易商品分类体系。
1967年生，经济学博士，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市场研究总监，2010年被上海市政府确定为“上海金融领军人才””，“首届沪上十大金融创新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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