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权转让纠纷类型化分析及其司法路径研究
同时，《公司法》第36条规定:“股东依法转让其出资后，由公司将受让人的姓名或者名称、住所以及受让的出资额记载于股东名册。”
我们把近几年来审理的比较突出的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转让纠纷予以类型化，并不求体系上的完美，故此种类型化分析，仅仅是一种经验性分类，希望我们的点滴思考和粗浅分析，能对审判实践和理论研究有所裨益。
我们认为，受让人承受的股权受制于转让人的股权，转让人向受让人转让的权利不能大于转让人自身拥有的权利。
其次，隐名股东的存在有悖于交易秩序与安全。
该正当理由可理解为如隐名出资人在与第三人订立股权转让协议时，向第三人出示诸如隐名出资与名义出资人订立的委托协议和股权约定，导致第三人相信隐名出资人为实际股东，并且，经法院确认，隐名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的该委托协议和股权约定是真实的，则名义出资人不能以实际的登记对抗善意的第三人。
三、因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进行限制或禁止而引发的股权转让纠纷
股东在公司章程中对有关股权转让进行限制或禁止的内容是否有效问题，我国公司法对此并未做出规定。
这使得审判实践在面对因对股权转让进行限制或禁止而引发的股权转让纠纷常常无所适从。
对于公司股东违反公司章程关于公司股东转让股权的禁止或限制性规定而与他人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理论界基于不同的学说和原则，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
另一种观点认为，公司章程虽然不能作出禁止股权转让的规定，但在公司法规定之外对股东转让股权设定特定的条件，符合合同自由原则，违反这些规定的股权转让合同应当无效。
这种观点的立论依据主要是“公司的合同理论”。
即公司是许多自愿缔结合约的当事人、股东、债权人、董事、经理、客户之间的协议，参与公司的有关各方在塑造他们之间的合约安排时应当是完全自由或者原则上是自由的。
公司法的基本职能在于提供一套非强制性的“模范条款”( standard-formprovision)，为有关各方的过程提供便利，而缔约各方仍有权自由地决定采纳或者不采纳此种模范条款。
同时，绝对的股权自由转让原则缺乏应有的灵活性，特别是对于闭锁式公司并不完全适用.使有限责任公司的参股者在实现自己的许多愿望(包括试图控制新股东的资格、保持现有的权力平衡等)上存在障碍，过去各种法规反对达成为实现上述目的而对股权自由转让能力做出限制的协议。
最近几十年来.法院己经更多地接受了这种限制，而且立法机关己经明确允许某些种类的限制，允许章程加以适当限制己成为多数国家的普遍做法。
在英美国家，大多是通过章程规定的相关条款甚至是股东的特别约定来限制私公司或封闭公司成员进行的股权转让。
法律可以做并且确实已普遍地做了的一件事就是，允许非公众持股公司的创立人非常自由地违反作为标准形式契约的州公司法--即让公司创办人以大公司不可行的办法各自进行他们的交易。
这些协议中就有有关约定出资等财产转让的协议。
这种限制性规定只要不违反大股东的“信托义务”，对小股东的“合理预期”造成损害，通常都是有效的。
在大陆法系公司法中，虽然规定了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的限制条件，但很多国家还同时规定了公司合同、章程等对转让的限制性规定效力。
比如，《德国有限责任公司法》第15条第5款规定，公司合同(即有限责任公司章程)可以对转让股份附加其他条件。
《意大利民法典》第2479条就规定，股份根据股东生前行为和死因继承行为而转移，但是，设立文件(相当于公司章程)有相反约定的除外。
《韩国商法典》第556条第3款规定:关于社员之间的持份转让，不拘于前款规定，可以在章程中另行规定。
因此，公司法有关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的限制性规定可视为是一种补充型规则，而不是一种强制型规则。
即法律规定的条件应该被认为是对股权转让的一种起码要求，但公司章程可以规定或股东可以约定比这种规定更为严格的限制。
只要不违背相关的法律原则，通过章程或股东协议的补充，可以使股权转让的条件更符合该公司的实际，有利于实践中各种问题和纠纷的解决。
我国公司法有关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的规定本来就十分笼统、缺乏可操作性，存在着明显的不足。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断然否定章程等对股权转让条件做出的规定，是不明智的。
而且，承认章程对股权转让的限制也是世界各国公司立法的通例，这种做法值得我们借鉴。
可以认为，除法定条件以外，股东还可以就股权转让做一些限制性的约定。
只要这些约定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和基本原则，其法律效力不应被否定。
但若违反强行法规、公序良俗或有限公司的本质，股东就股权转让的一些限制性的约定则不应予肯定。
但是，我们以为，对于股东就股权转让作的一些限制性约定，审判实践中，要结合公司的具体情况进行合理性审查，防止有些约定对公司股权转让直接或变相作出禁止性规定。
在实践中，有些约定或公司章程规定的对股权转让的限制已构成了或实际造成了对股权转让的禁止，造成了股东无法转让股权，这些约定或规定，违反了股权自由转让的基本原则，剥夺了股东的股权转让权，应是无效的。
最高人民法院意见稿第22条对此明确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章程规定的股权转让的条件，限制股东转让股权，其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效力。
该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国外立法例，尊重了各股东通过公司章程限制股东转让股权的特别约定，保障合同自由能得以体现，应予以肯定。
但是，该意见稿对公司章程直接或变相作出禁止股权转让的规定的行为，没有进行规范。
四、因导致股东人数不符合法律规定而引发的股权转让纠纷
若股权转让合同履行的效果将导致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归于一人或股东超过五十人，该股权转让行为是否有效，我国法律没有明确的规定。
对该类案件进行审理时，有观点认为，我国《公司法》对公司股东人数的规定系强行性规范，不得违反，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得少于二人或多于五十人，否则将导致公司不能合法存在。
因此，对于导致公司股东组成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股权转让合同应认定为无效。
关于导致“一人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
所谓一人公司，是指公司出资额或公司股份全部属于单一股东的公司。
前者是指由一人(自然人或法人)发起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我国公司法规定的国有独资公司即属于此类公司。
后者是指公司在成立时不是一人公司，但法律允许公司股权依法自由转让，因此在以后的公司股权转让过程中，股权归一人所有，从而公司由原来的多股东公司转变为一人公司。
认定导致“一人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需要正确理解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一款和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
一般说来，对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作最低人数限制，一是为了保证对公司的开业计划、公司章程进行慎重而又充分的讨论，以避免误用一人一己的意见;二是公司是社团法人，从其团体性的性质出发，或者根据公司契约的性质考虑，要求至少有二个以上的股东。
因为，按照体系解释方法，第二十条是规定在第二章即“有限公司的设立和组织机构”中，因此，它只是对设立型一人公司的规定，并不适用于转让型一人公司。
我国公司法是否允许转让型一人公司的存在，则要考察公司法关于股份转让的有关规定。
关于股份转让的有关规定是规定在公司法第三十五条第一款。
可见，公司法并不禁止股东将其股权转让给另一股东。
而且，公司法第三十五条第一款并没有作除外规定，即规定“当有限责任公司仅有二个股东时，股东之间不得转让股份”。
因此，该规定适用于所有股东，包括适用于二个股东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
因此，应认定此类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
最高人民法院意见稿在32条中规定:“当事人以股权转让导致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为一人而主张股权转让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明确承认了导致一人公司的股权转让行为的有效性，应值肯定，但适用范围狭窄，对于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超过最高限度50人的情况没有进行规范。
已变更登记的，应在一定期限内该公司应将股东人数确定在法定范围内，否则，应对该公司注销、解散或变更公司形式;(2)若受让方受欺诈时，受让方可以主张转让无效。
并由转让方赔偿受让方损失。
当事人明知转让不合法的，按过错各自承担相应责任。
五、因转让股权中的部分权能而引发股权转让纠纷
近几年来，在审判实践中，出现了股东转让股权中的部分权能而引发股权转让纠纷。
例如，将仅将股权中部分或全部财产权益转让，而保留公司经营管理参与权或将公司经营管理参与权转让，而保留股权中部分或全部财产权益。
作为新型案件，争议较大。
股权的部分权能能否转让，或者说,以转让股权中的部分权能为内容的股权转让合同是否有效，这样一来，将打破传统的“股权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的理论，很值得探讨。
关于股权的性质，存在社员权否认说、股份债权说和股份公司财团说等几种观点。
但一般认为，股权是指因股东地位而享有的社员权, 包括盈余分配请求权、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等自益权和表决权、查阅权、知情权、诉讼权等共益权。
社员权否认说、股份债权说和股份公司财团说都认为，自益权是以意思表示之效果所发生的股份上的权利,属于私权,可以转让;共益权是股东作为公司的机关所拥有的一种公共权利，是法律为了保护股东的利益而赋予的,与股份的内容不发生关系,属于与国家参政权的本质相同的专属性的公权、人格权,是不可转让的。
在国外，对此有不同的观点。
根据日本公司法的规定，股东是公司的社员,股权是股份公司社员的地位,应允许共益权转让或继承。
美国学者克拉克认为,“如果没有相反协议或特许条款,所有这些权利都可以作为一个单元转让，而无需公司的其他股东或董事和高级职员的同意”。
可见，克拉克认为，盈余分配权、剩余财产分配权、表决权、知情权都可以单独作为一个单元进行转让。
韩国学者则认为,虽然股份是由盈余分配请求权、表决权等多种权利组成,但不能分离其中一部分单独转让。
我们认为，对于共益权，首先，由于其行使不仅涉及股东自身利益，更涉及公司整体利益，如果允许其在股份之外自由转让，将可能导致在公司持有很少股份甚至根本不持有股份的人操纵公司经营、决策，损害公司以及股东利益，且表决权、查阅权、知情权、诉讼权等共益权不能和股权分开，也不能象盈余分配请求权那样转化为具体的债权性权利，因此，不得单独转让。
对自益权而言，尽管自益权是一种财产性权利,但抽象的盈余分配请求权、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等只是股东潜在地持有的权利，不能独立于股东而存在，也不得与股权相分离而转让，只有通过股东大会或董事会通过后才能行使，当这些权利已经被具体化并独立，如公司股东大会已经作出盈余分配决议，成为“债权性权利”后，方可进行转让，该特定数额的盈余分配请求权已从股东的地位中分离出来，此时，可以单独被转让。
对于股权部分权能的转让，最高人民法院的意见稿并无任何规定，建议最高院予以规定。
从1892年德国首创《有限责任公司法》，有限责任公司制度己历经百余年的发展，制度内容不断丰富完善。
股权作为绝对的私权，可以转让是股东实现个体私权利益最为重要的权利，不可剥夺;但股权的转让，则又必然导致公司内部成员与结构的变化，危及股东对公司人合及公司目标保持的期待，故对股权转让需要进行科学规范。
我国公司法虽对股权转让的条件与程序做出了规定，但规定非常简单、原则。
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关于审理公司纠纷案件的意见稿也已暂时搁置，且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由于上述原因，致使现行法律在诸多方面不具有可操作性，股权转让也就表现出千差万别的不规范状态，因此引发的争议在公司诉讼中为数甚多，诸如未经过半数股东同意向非股东转让股权行为的纠纷、股东变更登记与股权转让合同效力、国有股权转让纠纷、涉外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纠纷等。
这些问题，限于篇幅，本文无法一一探讨，并且，《公司法》的修改永无止境，无法毕其功于一役。
因此，必须抓住公司诉讼中迫切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重大问题与现实问题。
因此，我们选择性地把近几年来审理的比较突出的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转让纠纷进行了粗浅分析，希望通过把司法实践中暴露出的比较突出的法律问题予以认真统计和类型化，结合国外立法例和学术研究成果，能寻找可行、合理、低成本的司法路径，但由于学识及能力所限，总有许多不如意之处，还望各位方家指点。
参见李后龙:《股权转让合同效力认定中的几个疑难问题》，载《中国民商审判》
参见王成勇、陈广秀:《隐名股东之资格认定若干问题探析》，载《法律适用》，
参见涂斌华:《股权转让纠纷案件类型化研究与实证分析》，载《天津市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参见汤欣:《论公司法和合同自由》，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16辑，金桥文化(香港)出版有限公司2001年版，
参见罗伯特·C·克拉克著:《公司法则》，工商出版社1999版，
参见金洪玉译:《现代日本公司法》,第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