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中给出的西方文明的定义是公元5世纪开始的罗马天主教文明（包括从天主教里脱离出来的新教），希腊不是西方文明，但是古典文明的家园，是西方文明的重要源头，现在属于东正教文明。按亨廷顿这个定义，古罗马也是不属于西方文明的，只是古典文明。在对文明史演进所作的或许是最有用的分期中，卡罗尔·奎格利发现了可分为七个阶段的共同模式。（见上文第二章）他认为，西方文明在公元370-750年间通过融合古典的、闪米特、撒拉逊的和野蛮的文化因素而开始形成。西方文明的孕育阶段从8世纪中期一直延续到10世纪末，随后便出现了在其他文明中不多见的扩张阶段和冲突阶段的拉锯运动。罗马天主教与东正教（亦称希腊正教）的区分本质还是古希腊、古罗马文明辐射地方不同。古希腊文明未能直接辐射意大利，于是意大利出现了次一级的文明古罗马文明。古希腊古罗马皈依基督教后，他们布道的地区依旧是继承本文明之前的辐射范围。按照文艺复兴的自认罗马后裔的意大利学者的观点，否认天主教统治的漫长中世纪的历史意义，将中世纪视作文明被中断了一千年的黑暗间断。一个新的时代就要来临，这个时代将直接承接他们的罗马先祖罗马的伟大辉煌。按照19世纪很多德国思想家的定义，德国把宗教拆离出了文明的根基，认为文明包括技巧、技术和物质的因素，文化则包括价值观、理想和一个社会更高级的思想艺术性、道德性。德国学者发现希腊语、拉丁语、德语、俄语、波斯语、梵语都有一个祖源语——奠定了“原始印欧语”的理论。第一个注意到印欧语系内部相似性的人是18世纪英国的东方学学者威廉·琼斯（Sir William Jones）爵士，他是英属印度加尔各答的一名法官，从学生时代就学过希腊语和拉丁语。后来他又学习了一种印度古代的宗教语言，也就是梵语。1786年，他在亚细亚研究会的一次学术讲演中，指出梵语与希腊、拉丁语的联系。他说：“梵语不管多么古老，它的结构是令人惊叹的，它比希腊语更完美，比拉丁语更丰富，比二者更精炼，但是与它们在动词词根方面和语法形式方面都有很显著的相似性，这不可能是偶然出现的。这种相似性如此显著，没有一个考察这三种语言的语言学家会不相信它们同出一源，只是这个源头可能已不复存在。”德国民族主义者从说这些语言的民族中找出来唯一还在信仰印欧宗教的印度雅利安人，从印度教的至高经典《梨俱吠陀》里找出了“雅利安”，将这个名字命名为原始印欧人的名字。佛教的核心教义八正道的梵语是Ārya 'ṣṭāṅga mārgaḥ，Ārya 就是雅利安。和婆罗门一样，南亚次大陆的雅利安人的所有的高贵知识分子（佛教徒也很明显地被包含在内），都很强调作为“雅利安”（Ārya）的重要性。在17世纪的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的《神义论》里，婆罗门和琐罗亚斯德的学说是非正统的，摩西和耶稣的学说才是正统的。否则，琐罗亚斯德、婆罗门、梭莫纳戈多姆（Somonacodom）和穆罕默德都像摩西和耶稣基督那样可信了。但是印欧语系理论出现后，19世纪的尼采等人，推崇婆罗门、佛陀、琐罗亚斯德的雅利安人的哲学。这是雅利安这个名字在近代声名鹊起的原因。但是德国这些区分文化和文明的努力从未被人们所理解，而且在德国之外，绝大多数人赞成布罗代尔的观点，即：“想要用德国的方式把文化分离于其基础——文明，是虚妄的。”按照古代雅典人的观点，在所有界定文明的客观因素中，最重要的通常是宗教。因为即使我们倾向于此，也有许多强有力的考虑禁止我们这样做。首要的是，众神的形象和住所被焚烧和夷为平底，我们必须竭尽全力为此雪耻，而不是同那些犯下如此罪行的人达成协议。其次，希腊种族具有同样的血统和同样的语言，有相同的神庙和献祭；以及我们相似的习俗；雅典人如果背叛这些将不会有好结果。这些认同方面的分歧，同样是德国的思想家的斯宾格勒说的好，当犹太人几乎已经成为费拉时，西方人几乎还是原始人。犹太人无法理解哥特式的灵性、城堡、大教堂；基督徒也无法理解犹太人那优越而近乎刻薄的才智及其“生财有道”的精巧特长。存在于彼此之间的憎恶和蔑视并不是因为种族的差别，而是因为“阶段的差异”。《西方的没落》这种“阶段的差异”，同样是德国的思想家的马克斯·韦伯也认识到了印度的古典刹帝利，和后面被册封为刹帝利的拉吉普特人的不同：古刹帝利氏族在教养上与婆罗门相匹敌，后来（我们将看到）成为反婆罗门之救赎宗教（如佛教）的担纲者。相反，拉吉普特必须臣服婆罗门教养的优越性，并且协同家产制王国担当起印度教的复兴。唯独他们特有的、原本即为非古典的族外婚的分化组织，显示出他们乃是源自职业雇佣骑士的部族。拉吉普特人当中没有哪一家的系谱可以往前推溯到公元5世纪以前，而有九成的人是居住在印度的北部，特别是西北部。《印度的宗教：印度教与佛教》哈布瓦赫把记忆分为情景记忆(episodic memory)和语义记忆(semantic memory)，或者称为通过亲身体验获得的记忆和通过学习获得的记忆。情景记忆是指我们的亲身经历，而语义记忆则是指我们学习和记住的所有东西。古希腊、古罗马、希伯来-基督教三支文化源头，罗马人、日耳曼人、盎格鲁-撒克逊人之间的发展阶段的不同，经历的情景记忆不同是认同产生分歧的原因。佛陀所在的古典刹帝利与公元6世纪兴起的新的刹帝利拉吉普特人同样具有不同的情景记忆，所以，即使他们取得了同样的阶级，认同却是不同的。这正验证了古希腊语言和哲学把君王分为君主和僭主的正确性，“君主”的起源是氏族社会时代的“军事首长”。而不具备这种经历的卡里斯玛窜起者则是僭主。在武力衰微的情况下，君主的正统性延续远远不是僭主可以与之媲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