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政司前刑事检控专员江乐士：法官须平衡各种因素作出公正裁决
近来，有人批评法庭对“修例风波”相关的案件的判决过分宽松，这种说法并不是无的放矢。此外，很多人不满量刑没有一致准则，要求成立量刑委员会，以指引法庭和确保判刑更为准确。但这对法学而言，却不是必要的。
当然，量刑有一致准则是一件好事。司法人员不应该因为个人立场，令量刑表现出强烈的起伏。然而，量刑的一致性不代表要以完全相同的方式处理所有案件，而无视加刑或减刑的因素。
举个例子，要是存在所谓“绝对的一致性”，那所有小偷都会受到相同的刑罚，但这难以称作公正。一个年老的小偷，因为贫穷饥饿而到超级市场偷东西，显然不能与一名年轻、有钱、因为贪玩而犯案的小偷画上等号。
尽管如此，但法庭酌情权必须受到束缚，任何判刑都要有合理依据。如果判刑中存在不公正的差异，除了会令其他被合理判刑的被告产生不满外，也会损害公众对司法制度的信心。避免这种情况出现，量刑指引就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至少在某些罪行方面，可以确保保持总体的一致性。
数年前，刑事法庭使用者委员会决定，香港不会像英国和威尔士般成立量刑委员会制订量刑指引。因为香港是弹丸之地，不同法院之间有定期联系，不会对其他法庭发生的事一无所知。但委员会也不否认，有必要对某些罪行制订指引，因此决定由持有整体观点的上诉庭负责这项工作。
虽然部分罪行，如误杀或伤人，由于每宗案件的具体情况相差很大，所以指引无法起到太大作用。但在一般或特定领域里，指引都能有一定帮助。
譬如，上诉庭决定：如果被告在第一时间认罪，他就可以从量刑起点获扣减最多三分一的刑期，但如果在案件提讯后才认罪，减刑的程度就会大大减少；又如被告认罪并决定协助当局，而其协助致成功拘捕其他罪犯，就可以获最多一半的刑期扣减；再者，如果被告是重要线人，提供多次协助并不止一次为相关起诉作证，甚至可获最多三分二刑期减免。
任何判刑须有合理依据
上诉庭的某些判决中，不会提供具体的指引，而是公布一些量刑的准则。例如，在没有加刑或减刑的因素下，盗窃罪的刑罚通常是3年监禁，而持械行劫罪则为6年，如果案件涉及暴力，也会作为加刑的考虑。至于强奸罪，最少为5年监禁，假若案中有使用其他过分的暴力、牵涉多于一人犯案、女子孤身一人在深夜受袭等因素，亦会增加刑期。
事实证明，量刑指引之于打击毒品犯罪特别有用。就非法贩卖海洛因、K仔和鸦片，上诉庭会根据毒品数量列明量刑范围，以震慑毒贩。比如，贩运10克或以下海洛因，会被判处2至5年监禁；如果贩运量达到4000至15000克，则会处以26至30年监禁。而以上两者之间还有更多的量刑区间。
有时候，上诉庭对某些罪行只会简单列明合适的刑罚作为指引。比方涉事暴力的非法集会，适合即时判处监禁；同样地，对于在警员执法时施袭的被告而言，出于有关行为必须被遏止的考虑，故处以监禁也是通常的做法。
然而，上诉庭也清楚表明，这些指引和准则并不是铁板一块，裁判官可以出于合理理由而有所偏离（Attorney General v Yau Koon-yau，1985）。例如被告有前科，较指引判处更高的刑罚也是合理的；而如果被告十分年幼，则较常处以更低的刑罚。
总括而言，量刑不是科学，而是一门艺术，法官必须通过平衡各种不同因素，以设法得出公正的裁决。这个系统称不上完美，但总体而言运作良好，即使产生错误，也有方法补救。正如被告可以对其认为太严苛的刑罚提出上诉，律政司也能针对过分宽松的判决提出上诉。
2017年，律政司请上诉庭改正5宗案件的错误判决，2018年则有6宗。虽然刑罚过轻的判决不会增加，但上诉庭仍然强调，宽宏本身并不是恶习，因为只要判决在客观上是合理的，法庭就必须保留处以较轻刑罚的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