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历史学家娜塔莉·泽蒙·戴维斯在《档案中的虚构》一书中,以16世纪法国赦罪书中的案情编造为例,凸显所谓原始档案的虚构性,引发历史研究者对档案可信性的质疑。但是换一个角度,在档案的述事、记录、归档与筛选、保存等制作环节中,其掺杂的多方涉入者的主观意识恰好也是档案真实性的反映,更可以反映某种特定的时代风尚。因此,对档案可信性的质疑,不应导致对档案利用的否弃,而是更进一步地发掘其中深藏的多元化的历史真貌。以求真为职志的历史学者,理应回归这些档案保存之初的原始状态,而非后来重新编辑的档案出版品,以免解读误差。16世纪中晚期以来英国史学对档案的整理与利用,其得失利弊,或可作为一个典型案例以供剖析。
英国的历史档案,系为个人、家庭、社会组织或国家机构,在活动过程中产生之独特纪录、文件或数据,形式有羊皮纸、纸质文稿、簿册、地图、图片、录音文件、影像或器物等。其纸本档案,依制造者分类,主要包含中央政府、国会及法庭公文;地方政府、地区议会,与自治市镇档案;主教辖区与教区纪录;社会组织如商会的契约与账册;家庭纪录与私人书信等。其核心莫过于国家档案,即近代早期至今英国国务大臣统辖之中央内政及外交文件,现存于英国国家档案馆与大英图书馆。自19世纪中叶,英国公共档案室开始重新编整政府档案。先根据文件类型分为内政、外交与殖民地三类,再依君主在位顺序编年,出版《国家档案年鉴》。贵族世家档案由成立于1869年的历史手稿委员会编修出版。这类档案出版品为历史研究者提供史料检索等快捷方式,且用现代英文编辑,相较于艰涩难懂且拼写多呈混乱的近代早期英文(或拉丁文)手稿,更易阅读。但此类档案多采用目录式编列,或以摘要介绍原稿,辅以部分原文以呈现关键要点,两者均无法详述内容。因此,英国史学界至今仍强调历史研究必须回归原始手稿,而档案出版品仅能作为入门参考。都铎史权威杰弗里·埃尔顿曾严厉批评史家阿尔伯特·波拉德撰写的《渥尔西》一书,指其过度依赖国家档案年鉴,是“一个本可避免的弱点”。他认为,年鉴对历史研究功用匪浅,但是“正如所有纪录材料的摘要,往往亦是陷阱,亦不乏灾难”。事实上,档案出版品的诸多缺陷,包含判读错误、排版的调整与印刷字体、主编者的主观性,以及编录内容重主文轻注记,重文字轻符号的偏狭性等,无不阻碍对历史原貌的澄清。
此类年鉴或档案出版品,时或存有对时间、人名或内容的误判,以致误导读者。1583年8月31日,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的国务大臣弗朗西斯·沃尔辛厄姆的间谍沃尔特·威廉斯,写信(CP162/114,HatfieldHouseLibrary)恳请伊丽莎白女王对其正秘密进行的反恐活动多些耐心,因为等待将使更多证据浮现,时间将使阴谋成熟现形。但《塞西尔家族档案目录》误将此密函的收信者,判为其监视对象苏格兰玛丽女王。倘若检视手稿原文,即可推断该报告内容与所谓的收信者苏格兰玛丽毫不相符。
基于排版便利的考虑,此类出版品往往会调整手稿的原始书写格式,如此则不利于使用者对这些手稿当时的编撰流程、撰写者与审阅者进行分析。例如,沃尔辛厄姆仅存的日志(PRO30/5/5,TheNationalArchives)记载其每日的信件收发,以及当日行程、公务会议或私人会见。为便于排版印刷,该日志于1871年出版时,将原本在同一页面的信件收发纪录与行程规划,切割为前后两部。此种错置完全混淆原书写栏目的设计,无法呈现沃尔辛厄姆秘书处的记录流程:即先在页面中线纵向填写日期,将一页分为左右两栏;后由同位助理在日期栏右侧填入沃尔辛厄姆当日行程;左侧因空间狭隘及字迹迥异,推测由另一位专责收发公文的助理在最后登记同日的信件时填写。另外,无鉴别性的印刷字体,也阻碍研究者从原始笔迹推断该份档案的记录者或其他经手人。沃尔辛厄姆的全本日志虽以沃尔辛厄姆为第一人称记录,但多人字迹显示其内容是在不同时间由不同助理完成,其中1570年12月1日至1571年5月31日由拉尔夫·沃科普记录,此后直至1572年1月17日乃由莱尔·凯夫接手。沃尔辛厄姆升任国务大臣后的十年,则由托马斯·雷克与其他助理群负责。若仅阅览1871年的出版品,将受其重新排版与统一字体所限,无法发掘此日志手稿的多人字迹与书写格式,也就无法呈现16世纪70年代初期至80年代初,沃尔辛厄姆秘书处的助理组成、变动与行政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