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国家工业化都绕不过一个话题，就是原始积累。在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在没有或很少外部资金和资源输入的封闭型经济中，工业化只有依靠本国的积累，而且相当大的部分靠农业积累。优先发展重工业，注定要让农民“买单”，这首先是苏联做过的事情。斯大林说，为了保持工业化发展的高速度，必须通过“剪刀差”使资金从农业“流入”工业，这是“一种类似贡款的东西”。毛泽东、陈云都谙熟苏联模式的真谛。1950年6月，毛泽东就说：“国家工业化又要靠农民的援助才能成功”。陈云说得更明白：“中国是个农业国，工业化的投资不能不从农业上打主意”。
但是，许多党内干部同情农民，他们本身就出身于农民。薄一波说：“当时党内党外都有一些同志过于同情农民，不赞成统购统销。”有抵触情绪的不但有基层干部，也有县、区两级干部，甚至还有省部级干部。例如，河北省女副省长薛迅、全国合作总社副主任孟用潜就坚决反对统购统销。在党外，意见最为激烈的是梁漱溟，1953年9月11日，他在全国政协常委会上发言说，由于建设重点在工业，“生活之差，工人九天，农民九地”。这引起毛泽东极为敏感的回应。第二天，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上，毛泽东讲话，提出“大仁政”与“小仁政”问题。他说：“所谓仁政有两种：一种是为人民的当前利益，另一种是为人民的长远利益，例如抗美援朝，建设重工业。前一种是小仁政，后一种是大仁政。”我们的重点应当放在“大仁政”上，放在建设重工业上，要建设，就要资金，就要多收些农业税。毛泽东批评说，有些人“哇哇叫”，还说他们是代表农民利益，“其实就是要抗美援朝战争别打了，重工业建设别干了”。这个道理不是毛泽东第一个讲的。早在1949年12月，陈云提出“要纠正片面的群众观点和仁政观点”。他说：“现在税轻，将来建不成工业国，群众要骂；相反，税重一点，财政有了办法，农业国变成了工业国，人民自然会喜欢。”为了长远利益，不能不牺牲一些眼前利益，事实上是必须让农民做出牺牲。这就是毛泽东心中的“大仁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