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卫国：金融业系统升级，规则制度待完善 | 银行法研究专栏第1期
王卫国 中国银行法学研究会会长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3月5日公布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当前系统性风险总体可控，但对不良资产、债券违约、影子银行、互联网金融等累积风险要高度警惕。一些金融界代表委员表示，防控这四大金融风险或将贯穿全年金融体制改革工作。在这种背景下，金融业健康发展问题，值得深入研究。
我国目前的金融业属于以银行业为主体，证券业、保险业和信托业为补充的“大银行金融”。从实践来看，我国的金融体制有三个显著的特点：一是采用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模式，二是以国有资本为投资主力，三是实行强监管。这种体制有以下三大优势：一是有较高的安全系数。在遵守审慎原则和受到有效监管的情况下，我国商业银行具有较高的稳定性和较强的抗风险能力。二是有较强的整合能力。我国金融体系的运行服从于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和重大经济决策，既有统筹支持国家发展战略和响应产业政策的能力，也有整体防范金融风险和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三是有稳定的国内市场。我国的商业银行长期坚持服务实体经济、国家战略和人民生活的导向，具有较高的社会信任度和依存度。
当然，“大银行金融”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首先是银行与实体经济之间的风险连带关系。银行将信贷资源投向实体经济，在支持企业发展并由此获得存款和利润的同时，也承担着企业困境带来的风险。当经济出现整体下行或局部市场波动的时候，大量的企业债务违约就容易转化为银行的效益下滑和不良资产增加。由此导致的后果，一方面是银行“惜贷”，减少对实体经济的资金供给；另一方面是银行转向非信贷业务，将流动性投向非信贷业务，形成金融资源“脱实向虚”的趋势。“脱实向虚”导致的后果是金融泡沫化和产业空心化。要坚决防止“脱实向虚”，提升对实体经济的服务水平和能力。其次是对长期性融资的供给有待进一步增加。我国的长期性融资过去主要依赖信贷市场。自实行“优化资本市场结构，多渠道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的改革以来，我国直接融资比例持续上升。但是，由于我国的资本市场尚不具备成为实体经济资金供应主渠道的条件，间接融资将继续占据主导地位。但是，在现行体制下，商业银行提供长期信贷的能力受到行业规律的限制，往往倾向于将大部分资金用于短期贷款，使得企业发展所需长期性融资的供给不足。再次是对小微企业支持乏力。目前我国众多的小微企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小微企业在资金筹集方面，却长期受到贷款门槛高、贷款额度低、融资成本高、审批周期长等“贷款难”现象的困扰。有相当数量的中小企业遇到发展资金不足问题。由于证券市场门槛较高，未来扩大小微企业融资来源的主要路径，还是发展多层次的间接融资市场，包括提升商业银行普惠金融服务能力、鼓励民营资本投资小额借贷机构和发展互联网金融。因此，小额借贷市场的风险管理和困境处置问题，需要在未来的金融法治建设中加以重点考虑。
总之，我国金融体制抗御外部风险冲击方面的能力较强，化解内部风险因素的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在当前和未来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我国金融必须保持依托实体经济、服务实体经济的定力，发扬“大银行金融”的优势，不断提高对外应对风险的能力。同时，必须根据我国金融的体制特点和运行规律，着力提高对内防控风险的能力。
基于此，未来金融改革的基本思路是金融体系的系统升级，并完善相关规则制度保障。具体说，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资金市场、资本市场与资产市场的系统化。金融向实体经济供应货币资源，形成的是资产。实体经济的企业困境表面上是财务流动性问题，实质是资产流动性问题。资产流动起来了，财务困境便可化解。资本市场不仅是货币配置的工具，也可以是资产配置的工具；不应单纯把资金配置和资本流动看作金融市场的主要功能。目前，我国对资产市场扶持、保护和规范的制度供给都严重不足。因此，需要基于对三大市场的一体化认知来考量资产市场的法规和政策。
二是金融行业及其监管体系的系统化。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信托业和金融信息服务业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和互动关系。简单地将它们割裂开来，既不利于行业的发展，也不能真正有效地防控风险。分业经营、分业监管模式的局限性已经为人们所认识，当前的重点是要科学地设计分合有致、运行有序的制度架构和监管体系。
三是行业结构的多元化、多样化和层次化。金融是社会有机体的“供血系统”，金融业要以服务社会为宗旨，不能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终极追求。社会的需求是丰富多样的。只有形成从“主循环”到“微循环”的完整体系，才能有效地实现金融供给和风险防控。除了现有的以国有资本为主的大型银行外，还要大力发展充分吸收社会资本的中小型银行和其他金融服务机构。除了存贷款、支付结算等传统业务外，还要大力发展各种新型的金融业态，包括互联网金融的诸种业态。因此，从行业准入到行为监管，都要有开放理性和确定清晰的规则。
四是金融安全和金融稳定保障体系的立体化。金融经济具有系统性强、敏感度高和影响力大的特点。金融风险的来源，除了金融市场的自身因素外，还有广泛的社会因素。因此，我们不仅需要强化监管体系、风险管理体系，而且需要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和打击金融犯罪、应对突发事件的安全保障体系。
（本文刊载于《检察日报》2017年3月10日，第3版；文章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