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察权来源于人民。所有公权力都来源于人民的授权，国家之本，在于人民。人民民主专政是我国国体，国家权力属于人民，来自于人民并服务于人民。监察“乃位居上方加以监临、监视”，这种位居上方的前提正是权由民赋。国家监委作为独立的国家机关，其性质由“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所决定，同样具有人民性。监察法明确规定监委由同级人大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体现了监察权的人民性。权力来源的至高性，这不仅能回答监察权力来源的合法性问题，还树立其权威的法律地位。
监察权创设人民参与。按照党中央的决策部署，监察权设立过程始终坚持人民至上，充分吸收各方面意见，认真回应社会关切，人民群众广泛参与其中。历经试点，全面征集社会公众、专家学者、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意见，数次提交人大常委会、人大会议审议等，这些过程无不体现着人民参与的广泛性。纵观监察法的颁布过程，不难发现，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监察权的设权过程。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以前，监察权分散行使，存在交叉重复、多头管理、无法实现全覆盖等弊端，影响了反腐败整体效能。改革后，监察权并没有过多增权行为，但实现了资源配置集约化和权力行使法定化、程序化，呈现权能法定、手段法定、权限适格的显着特点。
监察权权能法定。根据监察法规定，监委是行使国家监察职能的专责机关，依法实施监察，履行监督、调查、处置三项职责。具体包括：对公职人员开展廉政教育，对其依法履职、秉公用权、廉洁从政从业以及道德操守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涉嫌贪污贿赂、滥用职权、玩忽职守、权力寻租、利益输送、徇私舞弊以及浪费国家资财等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进行调查；依法作出政务处分决定，对相关领导人员进行问责，依法审查、提起公诉以及提出监察建议等。监察法第十一条明确规定，这些权力要依照本法和有关法律规定履行。
监察权手段法定。改革先通过宪法修正案，然后再审议通过监察法，将宪法修改所确立的监察制度进一步具体化。国家通过立法赋予监委必要的权限和可采取的措施，将原行政监察法已有规定和反贪实践中正在使用、行之有效的措施确定下来，明确监察机关可以采取谈话、讯问、查询、冻结、查封、扣押、搜查、留置等措施开展调查。尤其是用留置取代“两规”措施，并规定严格的程序，有利于解决长期困扰我们的法治难题，彰显全面依法治国的决心和自信。
监察权权限适格。中国古代监察机构职权涵盖纠正行政违制、失误，推纠冤狱，弹劾文武百官违法失职渎职等。明朝文献多见“不奉诏”“不敢奉制”“请不奉制”等语句，说明监察官权限之大。在当代，有关国家和地区都赋予了反腐败机构较大的监察权。瑞典议会监察专员有权对法律法规提出修改建议，还有权针对贪污腐败、玩忽职守的官员向法院起诉。香港廉政公署调查对象不仅针对公共机构以及公务员的贪污，也针对私营机构，调查权限包括逮捕、扣留和批准保释的权力，必要时亦可使用枪支和手铐等武力。与之相比，我国监委的监察权可称得上“保守”了。一般监察权限使用需要严格程序，备受关注的留置措施，监察法规定仅适用于涉及案情重大、复杂的，可能逃跑、自杀等法定情形，需报上一级监委审批或备案，留置期限、场所等都严格限定，还明确作出符合相关人权保障要求的配套规定。
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历史上，我国监察官的权限很大，有时会引发新的腐败，如明朝一度缺乏对都察院的有效监督与制约，部分监察御史“假御史之名，扬威协众，恣意贪淫”。我国在推进监察体制改革中注重从内部和外部两个维度强化对监察权的监督与制约。监察法通篇体现了强化监委权力制约的思想，针对监察权行使的不同环节，都提出了严格的控权要求，监察法专门在第七章用九个条文，就如何对监察机关和监察人员进行监督作出明确规定。
监察权内部控制严格。内部监督有利于从源头预防监察权的滥用。首先是对关键环节的监督制约。为防范监察权的风险，采取权力分解、相互制约手段，防控关键环节。监察法要求监察机关建立问题线索处置、调查、审理各部门相互协调、相互制约机制，加强对调查、处置工作全过程的监督管理；对重要取证工作全过程录音录像，留存备查等。其次是接受上级监委的监督。上级监委通过落实“两个为主”进行监督，也就是监察工作以上级监委领导为主、干部提名考察以上级监委会同组织部门为主。三是加强内部监督机构建设。2014年3月，中央纪委成立干部监督室，刀刃向内，强化自我监督，这一做法通过监察法加以规定，监察机关设立内部专门的监督机构进行专门监督，以确保建立忠诚干净担当的监察队伍。四是建立相关内部监督制度。建章立制监督监察人员执行职务和遵守法律情况，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监察法第六十一、六十五条规定，对监察人员工作重大失误、严重违法与9类违反规定的行为，追究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的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