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人口红利时期，中国靠什么支撑经济增长？
摘要：户籍制度自不必说，城市非户籍人口在购房、社保、教育等诸多公共服务的享受上受到限制，这显然会拒绝大批外来人口长留当地。
三季度，中国GDP增速创了新低。9月工业企业利润下降5.3%，这是2015年供给侧改革去产能以来的新低。要达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2020年实际GDP比2010年翻一番），要求明年的GDP增速达到约6.1%。当前看来，要达成目标，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近几年来中国经济下行，有周期性波动因素，更多的是增速的趋势性下滑。这种下滑的趋势中，非常重要的因素是人口红利的“消失”。
人口红利，是指在人口结构由“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模式，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模式转变的过程中，形成了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的状况。简而言之，就是经济中的大多数人在产出，为经济做出直接贡献。
世界银行将全球主要国家分为人口红利“早期”、“后期”、“前期”和“后红利时期”四类，处于人口红利时期的国家拥有着明显更高的经济增长率。
人口红利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经济的长期增长中，劳动占据重要地位。
经济的长期增长，主要由劳动、资本和技术决定，其中劳动是关键变量。根据经济学家EdwardDenison的研究，美国1929-1982年间经济年均增长2.92%，其中1.34%来自劳动力贡献，0.56%来自资本，1.02%来自生产率提高。而生产率，也有很大一部分依靠劳动力的“高级形式”——人力资本，通过技术创新和制度革新来实现。
从下图来看，一国的产出Y由技术A、资本K和劳动L共同决定。L的增加将直接导致Y的增加，同时通过增加A和K而间接导致Y的增加。这种现象就是人口红利的一个重要方面，即劳动力增加导致产出增加。
另一方面，人口红利还包括了合理的人口结构带来的高储蓄、高投资。宏观经济学早已证明，一定水平的储蓄率是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因素。
具体而言，劳动力年龄人口比例大，儿童和老人数量少，换句话说就是生产性人口较多，经济活力强。同时由于人口在劳动年龄段产生积蓄的可能性最大，会带来更多的储蓄。更多的储蓄意味着更多的资本。每个劳动者资本占有量提高，可提高劳动生产率。更为重要的是，劳动力数量大，劳动力市场充分竞争，降低了企业的劳动力成本，企业有更多的空间进行投资和资本积累，储蓄率也会提升，经济高增长。从世界经验来看，主要国家的经济增长与其储蓄率有着一定的正向关系（参见下图）。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不可逆转和重复，因而人口红利也有“时间窗口”，并不存在源源不断的人口红利。就此而言，中国的人口红利时间窗口正在逐渐缩小。
2014年，中国15-64岁劳动力人口出现了历史上第一次减少，当年减少了345万。2012年以来，中国劳动力人口累计减少了2600多万（参见下图）。
此外，“全面二孩”政策带来的第三代“婴儿潮”正在消退：据中泰证券预测，2019年新出生人口降至1400万，5年内大概率会跌破1300万，很快会回归到1100万的低位。
同时，中国人口的预期寿命从80年代初的68岁已经提高到了78岁。据中泰证券预测，中国将在2021年进入深度老龄化，2031年进入超老龄化社会，总抚养比将从当前的0.41上升到2030年的0.51、2040年的0.68和2050年接近0.8，这意味着到2050年，平均一位劳动力需要抚养0.8个老人或小孩。2050年，中国老龄化程度或将赶上日本。
因此，不论是看劳动力绝对规模，还是看人口结构，中国的人口红利都在逐渐缩小。2010年的经济增速趋势性下行便与此紧密相关。
可以预见的是，随着劳动力人口减少和人口老龄化，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还会趋势性放缓，但我们无需悲观。
首先，好消息来自决策层。现在看来，决策层接受了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新常态”规律，不再像以往那样依靠房地产市场和放水刺激来短期提振经济，而是更大程度地扩大开放，并积极调整经济结构，支持创新和小微企业发展。“房住不炒”、“不搞大水漫灌”等人们耳熟能详的发展政策日渐深入人心。
其次，尽管在短期内无法逆转劳动力减少和老龄化，但中国劳动力的质量在稳步提升，一个重要的表现是中国的权威科研论文发表数量在快速增加。根据科学权威杂志Nature在2017年的评测，中国科研论文数量加权评分居全球第二，仅落后于美国。而衡量科研能力的另一个重要指标——论文引用率也反映了2017年我国的国际论文引用率较2016年增加29.9%，排名跃居世界第二位。这些现象至少说明了中国科研人员数量规模的持续增加。由此看来，近几年形成的中国“工程师红利”有望进一步升级为“科学家红利”。
最后，中国劳动力正在空间结构上进行着“可持续”调整，未来的调整空间尤为巨大。1978年至今，中国的经济增长几乎从一开始便伴随着人口的流动：从农村到乡镇、从县城到都市、从中西部到东部，从二三线到一二线。可以说，中国自1990年以来GDP翻了12倍，在人口因素中，劳动力的逐步自由流动是除人口红利以外的最重要因素。
人口的自由流动释放了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1990年至今，中国非农业产业人口增加了近2.7亿人，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农业人口转移到城市，他们为城市的工业和服务业发展提供了较低成本的劳动要素。同时，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也极大地纠正了人力资源的激励机制，劳动力潜力被深度挖掘。在此背景下，中国的城市进程也在稳步推进（参见下图）。
然而，中国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还有巨大的空间。
中国的城市化率依然低于美日韩20多个百分点。假定中国总人口不变，若达到美日韩的城市化水平，中国城市的人口将增加约2.8亿人，这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农村转移到城市的劳动力。这些劳动力将使得中国人口的“利用率”提高。换句话说，长期经济生产函数中的有效的劳动力变量将变大。人口红利“危机”也将得到很大缓解。
有人可能会说，农村损失了这么多劳动力，中国农业发展怎么办？
我们来看看美国的情况。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农业就业人口呈现明显减少趋势，但农业增加值却持续增加（参见下图）。这背后是其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大幅提升，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背后，则是人口减少后的农业农场化，规模经济得到更大发挥。中国的情况也将是一样的，农业人口的减少只会为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和规模经济创造条件，断然不会危及中国农业发展。
总体而言，在劳动力市场完全竞争和人口流动不受限制的情况下，较高的人均收入将不断吸引地区外人口净迁入，直至该地区人均收入与其他地区持平。达到类似均衡状态下，大致会呈现这样一种景象：各个地区经济规模总量可能会相差巨大，但人均水平的收入和产出是互相接近的。
然而现实情况是：对比中国各省和美国各州人均GDP的分布，可以发现中国不同省份明显更加分化，而美国各州则较为接近（参见下图）。
这背后，是中国特有的户籍制度和大城市的人口控制限制了人口流动。
户籍制度自不必说，城市非户籍人口在购房、社保、教育等诸多公共服务的享受上受到限制，这显然会拒绝大批外来人口长留当地。
除了户籍制度外，大城市对人口的控制也是阻碍人口流动的一大动因。例如，北京在其“十三五”规划中，明确了到2020年的常住人口控制目标：2300万人以内。《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将上海市未来的常住人口限定为2500万。这意味着，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北京、上海等城市的人口还要减少。
由此来看，当前中国的人口流动和劳动力的区域配置，依然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但反过来看，中国却蕴藏着巨大的“结构性”劳动资源的潜力。未来，人口流动限制如果得到改善，能够释放出非常大规模的潜在劳动要素能量，来充实中国看似日渐消失的“人口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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