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字下乡”到“数字下乡”的百年乡村建设-基于政府治理视角
百年来，乡村建设贯穿于中国现代化探索的整个进程，从官方到民间对于乡村建设的尝试和探索从未间断。“文字”作为一种重要的现代性符码，伴随着各式乡村建设的开展下沉到乡村社会，日益成为乡村社会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进入21世纪，数字技术和数字信息就扮演着愈发重要的角色，从生产、生活到国家治理都经历着数字化、智能化、智慧化的变革。在乡村，“数字”成为新型“文字下乡”运动的表征符码和主要内容。
无论是“文字下乡”运动中的“文字”还是数字乡村建设中的“数字”，它们不仅是不同时期信息传递的重要媒介，也可被视为不同发展阶段具有代表性的现代性符码。与这两类符码进入乡村社会相伴随的是，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亦从传统向现代转换和演进。
在前现代社会，文字并非大众交流不可或缺的工具，它一般掌握在少数知识精英手中，被作为论证国家统治合法性的工具。传统的中国社会亦是如此，文字与传统乡土社会的黏性较弱，文字往往是上层社会的专属品，居于庙堂之上，文字在传统乡土社会中可有可无。20世纪初，“皇权不下县”的模式开始被打破，现代制度和观念“植入”乡村。乡村社会作为中国社会的重要构成，在时代浪潮的裹挟下发生巨变。近代乡村的衰败和社会矛盾的尖锐化，使乡村问题日益严重。这一时期，一批有识之士和知识分子认为乡村问题是中国问题的关键所在，并从教育入手开展乡村建设的探索，希望运用教育的方式来实现改造社会、救国救民的愿望。文字作为现代公共教育的组成部分随着乡村建设运动的开展下沉到乡村社会，费孝通用“文字下乡”来称呼这一时期的乡村建设。
这一时期的“文字下乡”运动，是一场以知识分子为实践主体的现代教育运动。它一直伴随着现代公共教育与传统乡土教育，以及国家意志与乡土内在秩序的摩擦和博弈。
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恢复和发展，农民的文化需求愈发强烈，以识字为基本内容的扫盲运动成为乡村社会文化建设乃至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扫盲运动是“文字下乡”的一种延续。但是，扫盲运动毕竟不同于前期的乡村建设运动，它是国家全面领导的一项以农村地区为重点的文化解放与普及运动。
“文字下乡”运动经历了从知识分子发动的乡村教育试验向国家推动的全国性扫盲运动的发展演变，国家在其中的角色也经历了从旁观者向主导者的转变。这与文字的功能和价值有着密切联系。文字是国家对乡村社会开展现代法理型治理的基础，政府治理的现代化也在文字下沉到乡村社会的过程中得以不断推进。
首先，文字作为信息传递的媒介和政府行政系统有效运转的基本工具，它在乡村社会的普及有利于政府治理行动的统一和落实。文字在乡村社会的普及，使“乡村语言”及时有效地转译为可视化形态的政府“公文语言”，有助于国家更加精准地了解、捕捉乡村社会的信息。同时，文字的普及增进了民众对国家意志和政府政策的认知，有助于消解基层政府官员“文书转述”带来的信息偏差乃至“误读”，推动国家与乡村社会的交流与沟通。
其次，文字的统一和标准化有利于国家认同的形成，而国家意志的下沉和政府政策的落地也需要以国家认同为基础。近代以来，工业化和现代化浪潮摧毁了从前小而紧密的治理单元，它们被逐渐统合到一个新的民族国家共同体之中，民众逐步成为一个更大的政治共同体——国家的成员。通过“文字下乡”，乡村人民建构并增强了对国家的认同。
其三，文字的社会价值依赖于国家的制度安排，而政府的有效治理也需要文字的支撑。文字形成的公共政策文件、法规条文是指导政府各项工作的重要依据，而文件又以命令、指示、建议、要求等形式驱动下级能够按照上级文件所表达的意图行动；行政文书既体现和记录着国家意志与政府政策，也见证了社会生活的变革。
“文字下乡”运动从表面上看，是面向以农民为主体的现代公共教育，通过提高农民的识字率和文化水平，达到教育农民、动员农民、组织农民和改造乡村社会的目的。而实际上，“下乡”是国家权力试图在乡村社会中创立权威并得以实现的一个战略选择。从这个角度看，“文字下乡”亦是国家借助文字将国家意志注入乡村社会，传播现代文化，进而规范农民日常行为、治理乡村社会的一项现代化的积极探索。
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技术兴起，中国进入信息化时代。作为信息交换代码的“数字”成为这一时代的主要标志和表征符码。当前，数字技术被广泛运用于公共服务、公共危机治理、疫情监测防控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国家积极推动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振兴、乡村服务和乡村治理，提出实施数字乡村战略，助力“数字下乡”与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的深度融合、互促共进。
“数字下乡”不仅是将数字信息和数字技术融入乡村社会，更是将数字概念和数字意识融入乡村建设和发展的全过程，进而对乡村社会的农业生产经营、居民日常生活、乡村治理方式乃至社会关系和权力体系产生深刻影响，是信息化时代乡村建设和乡村现代化的有效路径。
首先，数字信息的标准化和数字技术的先进性提升了乡村治理效能，各级政府通过数字化发展增强了乡村建设行为的理性化程度。“数字下乡”不仅能够实现政府治理方式的创新，而且能够有效衔接政府与乡村社会，促进信息传递，增强乡村社会治理整体性和协同性，提升政府工作效率，赋予政府治理理性精神，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
其次，数字的普及联结了农民的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为政府服务与引导乡村社会提供了可能和便利。“数字下乡”特别是数字技术与家庭生活、学校教育、职业工作等的全面结合，使得农村居民日常生产生活的数字化水平不断提升。在此过程中，原本可能被“文字”所遮蔽、改写的乡村社会更加精确、更加完整、更加生动地展现在政府的面前。政府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及时全面地获取村情民意，更好地对接和满足群众需求，从而构建精细化、多样化和具有高可及性的乡村服务体系以及能实现科学化决策、精准化治理和智能化回应的乡村治理体系。
其三，数字赋能有助于乡村社会信息全方位、多维度展示，而政府治理需要精准全面的数字信息做支撑。政府在全面、及时、有效地掌握乡村社会信息的基础上，通过科学、合理的数字化手段对信息加以分析、整合、应用，进而有效回应乡村社会需求，促进政府治理高效化、规范化发展。
总之，“数字下乡”将数字信息和数字技术嵌入乡村社会，大大提升了民众对于各种信息的可及性。而数字乡村建设也促进了乡村社会治理的精细化、智能化和科学化。政府运用数字化理念、规则和手段赋能乡村治理，极大提升了乡村公共服务的效能，并以规范、高效的方式提升治理理性，实现政府治理流程简化、治理体系优化和治理能力强化，从而推进乡村治理的现代化进程。
“文字下乡”和“数字下乡”处于中国乡村建设前后两个不同发展阶段，尽管其间中国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乡村现代化这根逻辑主线始终贯穿并主导着从“文字下乡”到“数字下乡”的中国乡村建设的发展历程。在从“文字下乡”到“数字下乡”的探索过程中，现代性的各种价值也随着现代性介质和现代性符码进入乡村社会而日益普及。与之相应，政府治理行为发生了治理技术理性化、治理面向服务化和治理内容精细化的转变。
（一）政府治理技术理性化
从“文字”到“数字”的转变，实则是以清晰化、精准化和标准化为进路，进一步推动和提升了政府治理的理性化和有效性。
政府对乡村社会的治理离不开信息的有效获取与科学运用。乡村社会事实，经过文字、数字等符码化的处理，按照特定的方式来汇总和呈现，进而推动科学决策、精确预测和精准施策。虽然文字和数字都是信息符码化的介质和载体，但随着技术的快速发展和信息的急剧扩充，基于文字的扁平化信息沟通机制已经不能满足政府与乡村社会的交流互动需求。这就需要数字发挥其简洁、多维、立体、可计算、可视化的优势，为政府治理提供更加全面准确的信息，以实现治理有效。
从“文字下乡”到“数字下乡”，政府对乡村社会信息获取和处理的手段实现了从文书转述到文字扁平化呈现再到数字立体化、可计算、可视化展现的演进。在这一过程中，政府认识到文字和数字的媒介功能，将其嵌入乡村社会的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从而能够极大地减少或防止信息传递、交换过程中被过滤、被修改乃至失真现象，缓解乡村治理中信息不对称、不充分、不系统、不精准等问题，实现政府对乡村社会事务治理的规范化、程序化和科学化。
（二）政府治理面向服务化
从“文字下乡”到“数字下乡”，政府治理的逻辑实现了从“总体支配”向“技术治理”的转变，服务意识和服务理念的生成凸显了政府主体性的增强。进入信息化时代，“数字下乡”从根本上改变了国家与乡村社会的沟通互动机制。“数字下乡”过程中，政府是多元治理主体之一，政府治理既依靠“嵌入监管+行政吸纳服务”的逻辑来改变政府既有的社会治理体系、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又通过对基层社会自身优势的多维视角考量和切实树立以公共服务为本的新的治理理念，充分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精神。
（三）政府治理内容精细化
从“文字下乡”到“数字下乡”，体现了政府在治理技术、治理方式以及社会需求不断发展的背景下，试图通过更加先进的手段来提升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时效性、便利性、可及性和普惠性，同时以更加精细化、智能化的方式开展乡村治理，通过精准满足乡村社会成员的需求来应对趋于个体化的乡村社会转型带来的治理挑战，让乡村社会成员共享数字化发展成果。
回望中国百年乡村建设历程，不难发现，现代化作为根本逻辑始终贯穿并主导着从“文字下乡”到“数字下乡”的乡村建设的历史进程。
应该说，“文字下乡”开启了中国乡村现代化建设的探索阶段。“文字下乡”实现了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的有效沟通和交流，打破了传统乡土社会“双轨政治”的旧格局。在此基础上，国家借助文字记录语言、描述现象以及命名赋权等功能，通过面向以农民为主体的现代公共教育全面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现代政府治理构建社会基础，达到改造乡村和建设乡村的目的。因此，“文字下乡”的发展包含了鲜明的现代性国家建设的内涵，文字既是国家下沉到乡村社会的资源，也是国家政权、意志“下乡”的重要工具和符号。简言之，通过将文字引入乡村社会，国家不仅打破了与乡村社会之间的信息阻隔和信息失真等困局，而且形塑和建构了乡村社会对国家的法理认同，最终实现了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有效整合。
步入信息化时代，“数字下乡”进程日益加快。“数字下乡”是信息化时代乡村现代化建设的一种新形态，它以一种新的现代性符码下乡模式为政府治理提供新的进路。数字技术改变了信息内容的载体介质、记录方式、存储形式、呈现方式和传播方式。数字成为信息化时代信息输入和输出的主要形式。“数字下乡”不仅是将数字信息和数字技术融入乡村社会的过程，更是将数字概念和数字意识融入乡村建设和发展的全过程。在“数字下乡”过程中，政府运用数字化理念、规则和手段赋能乡村治理，构建科学化决策、精准化治理、智能化回应的乡村治理体系，以更加精准有效的方式提升乡村公共服务效能，并以规范、高效的方式增强政府治理理性，实现治理流程简化、治理体系优化和治理能力强化。
作为现代性符码的“文字”和“数字”，始终是政府引导与主导乡村建设的重要媒介、工具和资源。随着乡村社会日益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也日趋现代化。尤其是在当下，政府在加快推进数字乡村建设过程中，注重将治理技术、治理面向、治理内容与现代性的理性、主体性和个体化等相耦合，实现治理技术理性化、治理面向服务化和治理内容精细化的转变，充分发挥数字乡村建设对于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促进作用。
从“文字下乡”到“数字下乡”，政府治理现代化水平不断提升。当前，政府把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摆在数字乡村建设的重要位置。不过，随着“数字下乡”的深入，政府在追求政府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如何实现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如何凸显农民主体性，如何在个体化社会转型中重建乡村社会的公共性，这一系列问题都有待进一步考察和探索，从而探寻出一条中国式数字化乡村现代化之路。
原文刊发：《中国农村观察》202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