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星灿：何以中原？
中国古代考古学的历史差不多就是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史。一九八五年张光直先生在撰写他的第四版《古代中国考古学》的时候，已经感叹“文革”之后十年中国考古材料的“爆炸”（该书前言），二十年后的今天，田野考古报告及相关研究成果，更是数倍于前，即便没有语言障碍，研究任何一个较大的题目，都会有力不从心之感，更不要说研究中国文明或者中国国家起源这样的大题目了。 另一方面，自上世纪二十年代仰韶文化发现以来，中国文明起源的探索，经历了西来说—夷夏（考古上分别以龙山文化和仰韶文化为代表）东西对立说—中原单中心说—多元说的四个发展阶段，现在世界上很少有人会怀疑中国文明的土著性和原创性，也很少会有人怀疑中国古代文明是在包括中原地区在内的各地区互动（用张光直先生的话说是“龙山交互作用圈”）的基础上产生并发展起来的。问题是，无论单中心说或者多中心说，都没有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历史上最早的夏商王朝为什么在中原地区产生？不管考古学上的二里头文化（二里头遗址在洛阳盆地的河南省偃师市）是否为古史上的夏文化（中国学者多认同，外国学者多不认同），如果承认它是一个国家形态的考古学文化，而且是最早出现的国家形态的文化（以夏鼐先生为代表的许多中国考古学家认同这一点），那么它为什么选择了中原地区？ 刘莉教授的新著《中国新石器时代——通向早期国家之路》，知难而进，引导我们穿过枯燥无味的考古材料的丛林，进入一个令人神往的通向中国早期国家起源的世界。她的出发点，建立在多数学者（包括她本人）已经树立的坐标上：一、二里头文化是中国最早的国家形态的考古学文化；二、新寨期文化（新寨遗址位于嵩山以南的河南省新密市）属于二里头文化，是龙山文化迈向二里头文化的过渡期。 刘莉的切入点是聚落。她把从陕西以下黄河中下游地区的龙山文化聚落分为十四个群落。陕西地区分为下面的四群：渭河下游群（包括临潼、蓝田、华县和华阴诸县的关中平原中部，海拔三百三十至五百米）；渭河中游群（包括中游的冲积平原和北岸的黄土高原，海拔三百三十至八百米）；泾河群（泾河上中游地区，包括渭河阶地和陕北高原，海拔九百至一千二百米）；韩城群（关中平原东北部地区，是平原和高原的过渡地带，海拔五百至一千三百米）。 关中以下，河南最多，有五个；山西一个。晋南的一个，称为陶寺（山西襄汾陶寺遗址）群，位于四面环山的临汾盆地。河南的五个，从西而东，首先是以三门峡黄土高原为中心的三里桥群（考古遗址，下同）；其次是以洛阳盆地为中心的伊洛地区群，海拔在一百二十米上下；再次是黄河北岸沁河和黄河之间的沁河群；然后再向东是豫北平原区的河南北部群，包括行政区划上的焦作、安阳、鹤壁、新乡和濮阳地区，海拔五十至一百米。此区又被分为两个亚群，即以安阳为中心的后岗亚群和以卫辉为中心的孟庄亚群。再次是以黄淮平原为舞台的河南中部群，包括郑州、开封、周口、漯河、许昌、平顶山和驻马店地区，西临嵩山、伏牛，北依黄河，海拔三十至一百米。此区又由三个亚群组成，即以颍河上游登封为中心的王城岗亚群、以新密为中心的古城寨亚群和以禹州为中心的瓦店亚群。 山东地区也分四个群。依次是泰沂山南侧沂、沭河流域的临沂群；鲁东南地区沿海平原的日照群；泰沂山北侧的山东北部群，包括行政区划上的章丘、邹平、广饶、临淄、寿光、青州、长乐、潍县和潍坊等县市；以鲁西北平原为舞台的山东西部群。 这些坐落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的龙山聚落，依照它们的规模（比如面积大小）和特点（比如是否有城），分为不同的等级。其中河南、山西的诸群（刘莉在这里因为资料的原因省略了对三里桥群和沁水群的讨论），都是三级。陕西诸群亦然。但是山东诸群却有不同，鲁北、鲁西只有两个等级，临沂三级，日照却有四级。根据遗址的面积分别等级，是为了解社会进化的复杂程度，因为社会越复杂，聚落（遗址）的等级越多；反之，社会越简单，聚落的等级越少。根据文化人类学的研究，简单酋邦的聚落一般只有两个等级，它的统治管理机构相应的只有一级；复杂酋邦的聚落等级上升为三层，它的统治管理机构也相应地变为两级；早期国家的聚落等级升为四层，它的统治管理机构也变为三级（160页）。 就目前考古所见社会发展的复杂程度，这十四个群落，以日照群和陶寺群为最（虽然后者的聚落只有三级，但墓葬的等级之多超过任何一个群落。墓葬是衡量社会分化程度的另外一个指标），但是为什么这两个地区均虎头蛇尾，有始无终，反而让中原地区（特别是豫中地区）看起来比较简单的聚落群占了先机呢？ 刘莉的解释整合了所有目前已知的考古、年代、地理、气候和古环境的研究资料。先看这些群落的地理背景，陶寺诸遗址群山环抱，交通不便，属于地理上的封闭群。伊洛诸聚落有通向东南黄淮河平原的缺口，属于半封闭群。豫北、豫中两群，均位于黄河或者黄淮河平原之上，属于少封闭群；山东诸群，除了鲁西北地区，或者有泰沂山脉挡道，或者有黄河、渤海及鲁西、南部众多的湖泊为隔，也属于封闭群；鲁西诸址虽有济水在东，但是其余方向却没有障碍，因此属于少封闭群。陕西诸群，虽南有秦岭，东有黄河，但是西、北两面却是畅通无阻，也属于少封闭群。根据各群的聚落特点，结合它们所处的地理位置，可以看出龙山时代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存在三种不同的聚落系统，正是这三种不同的聚落系统，决定了它们各自的发展方向： 一、单中心的向心型地区聚落系统：陶寺群、日照群（封闭型） 二、多中心的竞争型地区聚落系统：伊洛群（半封闭型）；豫北群、豫中群、鲁西群（少封闭型）；临沂群、鲁北群（封闭型） 三、缩小型地区聚落系统：陕西诸群（少封闭型） 简单说来，单中心向心型聚落系统在一个时期只有一个超大型聚落存在，显示其所代表的是一个高度等级化管理的政治系统，经济上也相对一体化。缩小型地区聚落系统，只见于陕西，主要特征是龙山文化遗址的面积和数量均急剧下降（相对于此前的仰韶时期），而且这个趋势直到二里头时期终结也没有得到扭转。因此，它的聚落等级虽然也分为三层，又处于少封闭地区，但是既不见城址（就在本书交付出版之后陕北已经发现了不止一处城址），人口又趋下降（聚落减少），说明集团之间的竞争水平较低，社会政治发展的复杂程度亦低。 剩下的就是多中心的竞争型地区聚落系统，它们分布在封闭、半封闭和少封闭型三种地理环境中，其中，鲁北群和豫北群最为近似：都有城址；中心聚落（主要是城址）的距离接近（平均分别为四十二和四十四公里）；中心聚落呈线性分布（都有至少四个中心聚落，可能代表四个不同的政体）；中心聚落的分布特征显示不同政体之间存在竞争关系；以中心聚落为代表的不同政体的可能统治范围接近（分别为一千三百八十四和一千五百一十平方公里）（见第六、七章）。国家从不单独出现，按理说这些个地区都有率先产生国家的机会，为什么二里头文化首先出现在豫中地区呢？ 具体的情况在于，虽然都属竞争型地区聚落系统，但是豫中区的聚落分布最为复杂，除了上述嵩山东南的三个亚群以外，类似的亚群还有十多个，群星一样闪烁在广袤的黄淮海平原上（刘莉称之为分散型聚落模式）。聚落大都只有两个等级，中心聚落之间的距离从二十五到六十三公里不等（平均四十公里），各政体的平均统治区域约为一千二百五十六平方公里。以王城岗、古城寨和瓦店为中心的三个亚群，形成豫中地区最为复杂的聚落系统（182—185页）。中心聚落之间稳定且近似的距离（以二十公里为半径的控制范围，是人一天步行来回的距离，这正反映酋邦政体结构性的固有局限性，因为超过这个距离即意味着失去控制），不同政体之间相似的控制范围，均表明了豫中地区政体之间的激烈竞争和彼此独立的关系。城址的存在，杀戮的横行(乱葬坑、人祭、人牲等)，中心遗址此消彼长的关系，均表明该地区诸政体的控制范围虽然不大（低于其他各群），但彼此之间竞争的激烈程度远在其余诸群之上。而开阔的舞台，便利的交通，又为彼此的军事冲突和文化交流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豫中地区的社会复杂化过程，得益于许多环境的和社会—政治—宗教的因素。首先是公元前四千纪末到三千纪初的移民运动，东方的大汶口文化（主要在山东）居民和南方的屈家岭文化（主要在湖北）居民汇聚中原地区。这两种文化的社会复杂程度都较中原地区的仰韶晚期文化为高（刘莉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这一点，见第三、四、五章），因此这次跨地区的移民活动不仅带来考古上可以看到的东南方文化的生活器具，也一定使人口压力大增，引起政体之间的冲突，同时也激发社会政治的发展，进而深化豫中地区的社会复杂化程度。 大汶口文化居民的西进和屈家岭文化居民的北上，很可能跟公元前三千年前后的气候和环境变迁有关（见第二章）。大汶口居民的西进，刚好与苏北鲁南地区的海平面上升、海岸线西进的事件相吻合（30—31页），此时黄河自渤海入海，豫中地区留下足够的通道和空间容纳来自东南两个方向的不速之客。公元前二千六百年前后黄河自北向南摆动，改道从黄海入海，豫东南地区原来连接东西方文化的通道被黄河切断了。 黄河在公元前二千年前后又从南向北摆动，改由渤海入海。黄河这两次改道的数百年间，正是中原历史上酋邦林立的不安定时代，龙山文化在嵩山的东南麓悄悄演变为新寨文化。黄河的改道和大小河流的泛滥，很可能肇因于气候的变动和人类对环境的过度开发。这一事件和大禹治水的传说，若合符节。自然灾害很可能使人口锐减——这也很可能解释了新寨和整个二里头文化聚落的数量下降现象，同时洪水和其他自然灾害也给有能力的政治人物（比如大禹这样的人）造就了巩固地位、凌驾于其他政体之上的机会（235页）。 不仅如此，以豫中地区为代表的中原地区，虽然城堡林立，却不见晋南和山东地区常见的高等级贵族墓葬，也少见与这些贵族墓葬相匹配的所谓贵族用品（比如玉器、蛋壳黑陶、用鳄鱼皮制造的鼍鼓等等），刘莉认为很可能中原地区不存在贵族物品经济，而这恰好是山东和晋南地区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的特征。贵族物品的生产和分配（往往建立在长途贸易上），作为一种经济策略，不仅会巩固权贵人物的地位，同时往往也会带来政治和领土上的扩张。但是这样的经济也是脆弱不堪一击的，如果它不能对不断变化的社会和环境状况做出调整（比如远程贸易线路中断），貌似强大的社会很可能一夜之间就会灭亡。这大概就是陶寺群和日照群没有在复杂酋邦之上更有作为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政治策略方面，中原地区也有自己的特点。如果说晋南和山东地区是个人取向的社会,那么以豫中为代表的中原地区就是集体取向的社会。前者强调贵族地位，以建设豪宅和体现身份地位的墓葬为能事；后者则优先考虑集团利益，比如筑城用以防洪和阻止敌人的入侵，充分利用本地资源，加强内部团结一致对外，却淡化集团内部的等级差别（中原地区龙山墓葬看不出太多的等级分化）。刘莉认为正是这种集体取向的政治策略，成就了中原地区率先进入国家时代（248页）。 与此相关，两者的宗教策略也有根本区别。晋南和山东地区重视祭祀祖先，中原地区则重视祭祀自然神（比如天地），前者的目的在于在意识形态领域增进贵族集团的权威和巩固其社会地位，后者则跟集团利益关系密切，比如防洪。中原地区祭祀自然神传统的形成，很可能跟龙山晚期黄河改道、洪水泛滥造成的不稳定局面密切相关（248—251页）。两者的领导策略因而也很不一样，前者是个人的，后者是合作的。以山东龙山文化为例，贵族物品的交换与积累增强了某些贵族首领的地位。贵族内部蛋壳黑陶的经常性再分配，是行使政治权力和保持社会稳定的媒介。控制贵族物品的生产和交换，通过祖先祭祀增进权贵们世袭的社会地位，很可能是贵族们的首要任务。相反，中原地区的龙山贵族，则只能通过比如筑城、防洪等集体利益巩固其政治地位。 总之，一切证据都显示豫中地区是国家产生的最佳温床。刘莉是讲故事的能手。她把各种证据巧妙地编织在一起，丝丝入扣，叫人欲罢不能（有点像看福尔摩斯）。一切都是流动的，一切都是关联的，一个都只是漫长过程的一个环节。龙山文化是文明的前夜，也是黄河中下游地区社会长期发展的结果。聚落（从单个房屋、单个聚落再到地区聚落形态三个层次）和墓葬（从单个墓葬到一个墓地）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刘莉完全采取量化的方法），也就是古代中国从村庄走向城市的缩影。 她把故事编排得如此精致，让我想到一副排列整齐的多米诺骨牌。改动任何一张骨牌，比如抽掉一张，加进一张，或者把其中的任何一张扭转方向，都可能使整个运动停止。比如，就在本书送交出版期间（本书的资料截止到二○○三年），陕北发现不止一处龙山城址；再比如，陶寺遗址既出大型墓葬和众多贵族用品，也发现规模很大的城墙；王城岗和瓦店也发现可能是远程交换的贵族用品玉琮和玉鸟；陶寺也发现可能跟自然神祭祀或天文观测有关的大型建筑（实际上任何一个比较发达的古文化都包括自然神和祖先神的崇拜和祭祀），虽然这一切都还没有改变总的趋势，但是陕北城址的出现是否意味着社会—政治控制的加强？陶寺城址的发现是否意味着晋南地区政治策略上个人取向的改变？中原地区贵族用品的出现是否意味着政治策略上集体取向的改变？而陶寺大型非居住性夯土台基的发现是否也意味着祖先型祭祀传统的废弃？ 最要紧的是，基于聚落考古的国家起源研究，聚落群的划分非常重要。群的划分标准是什么？是地理背景？还是文化特征（以陶器为指标）？为什么广大的豫中地区分为一个群？而至少在文化面貌上它们却分属于几个文化类型（东部的王油房类型、南部的郝家台类型和西部的煤山或王湾类型）？ 刘莉虽然研究的是黄河中下游地区中国文明的起源，但是她的方法是跨文化的。她的研究否定或修正了国外学者的不少说法，比如国家不必一定由最为复杂的酋邦发展而来（如陶寺群），却可能由比较简单的酋邦发展而来（如豫中地区）；再比如，夏商周并非三个同时并存的政治实体（在二里头强盛的时期，可能代表先商和先周的考古学文化都不具备与之抗衡的实力）。但是，她也更多地支持某些跨文化研究的结果，比如地理上少封闭（开放）的地区（如豫中），比封闭地区（如晋南和日照）和半封闭地区（如伊洛）更易于国家的产生；分散的竞争型聚落系统（如豫中）比线型的竞争型聚落系统（如豫北）更易引起集团之间的冲突和兼并，从而更易导致国家的发生；国家通常在一定范围内拥有众多规模类似政体的激烈竞争中产生（如豫中）；战争是国家产生的一个主要驱动力（如豫中）等等。 刘莉的研究为我们展示了中国早期国家起源的壮丽画面，也为更大范围的跨文化研究提供了中国的材料。也可以说成功地回答了本文开头所提出的问题。问题是，尽管新寨文化率先在嵩山东南麓出现（在酋邦林立的豫中地区），但是新寨文化怎样转变为二里头文化（中心在洛阳盆地），换言之，二里头国家的具体发生过程，仍然若明若暗。 刘莉对中国早期国家起源的研究，是通过整合目前所有的考古材料（包括相关学科研究成果），对目前所知主要考古现象的分析和解释，因此她的结论是最为合理的。但她深知考古学的特点：今日之是即可能是明日之非；说有易，说无难。所以她承认她的解释和结论将会随着不断变化的考古材料做出修正和改变（253页），而这正是考古学作为一个学科的魅力所在。要紧的是，刘莉的研究，给中国考古学家提出许多新的目标：比如如何调整和提高考古材料收集的目标（不能只关注大遗址和墓葬）和质量（收集对了解社会经济有益的方方面面的资料），因为许多量化研究单靠目前粗放的发表资料是难以完成的。 2005年二月二十五日于多伦多旅次 （Liu, Li， The Chinese Neolithic: Trajectories to Early Stat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