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奴隶制和魏晋封建制的经济基础中，如何做了高水平的阐发？
《绪论——汉代社会结构》及《综论》中，论述了两汉奴隶制社会形态向魏晋封建制社会形态的转变，对两汉奴隶制和魏晋封建制的经济基础中的阶级结构做了高水平的阐发。他出，“两汉时期特别是西汉，是奴隶生产制最盛的时代，奴婢在全国总人口中的比例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高的，但如众所知，较之自耕农和自由佃家仍要多得多”。
同时，他对两汉尤其是东汉封建剥削制度在生产关系中的萌芽状态，即在大官僚、大富豪土地上耕作的佃客、雇农佣工、下户、徒附（即依附农）、贫农等做了极其精细的分析。在《综论》中又进而阐述魏晋封建制时期，这些主要被剥削者的发展变化及其在法权上终于得到西晋政权的有限承认。
朱大渭先生对古代分期深感兴趣，刚出大学校门进历史所便与学友共同撰写了一篇《秦汉时期租佃关系的发生与发展》发表在《历史研究》1959年第12期上，此文为其早期作品，但在两汉租佃制中的佃农均为非依附性的自由民，两汉奴婢生产在农业生产中为我国历史上最多的时期，依附者佃客直到晋初被国家法权有限承认，两汉社会问题在限田限奴婢、晋代则为占田限客等四个观点上与唐氏相合。
商鞅变法之后，我国历史上的租佃关系逐步发展起来。但是在汉以前没有见到具体的记载，可见当时还很不普遍。到了西汉初年，史籍仍然没有具体的记载。同时，文帝时政论家曾详细地论述过所谓“五口百亩之家”，但是他只是指出他们前途是“卖田宅、鬻子孙”，并未指出沦为佃家的出路，可见当时也还不很普遍。因此，在商鞅变法到汉初这个时期只是我国佃关系的发生时期。西汉初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土地占的两极分化，租佃关系也在这时得到进一步发展。汉武帝及之后，租佃关系有一定程度的发展。所以不仅政治家越来越意了租佃关系（如董仲舒、陈汤、王莽），而且在史籍中也看到不少大地主和佃户。
商鞅变法绘图
武帝初:“宁成…乃贷买田千余顷贫民，役使数千家。”到了成帝时，这种租佃关系有了进一步的展:“天下民不徙诸陵三十余岁矣，关东富人益众，多规良田，役使贫民。”但在这种租佃关系下，佃户的身份是“自由的”，还是王朝法律下的自由农民，没有被固着在地主的土地上，对地主也还没有那种作为封建依附关系基础的“人身的不自由”。在官家租佃关系中，佃户们同时是国家的自由农民这一点，从下列材料中更容易看出。地节三年（前67年）诏:“流民还归者，假公田，贷种食，且勿算事。”初元元年（前48年）诏:“江湖陂泽园池属少府者，以假贫民，勿租赋。”
武帝绘图
这从反面说明佃户们不仅要纳“租”，同时还要向国家缴纳其他赋税（算赋）和服徭（事），免赋税、免徭役只是个别和暂时的佃户们除了负担国家的赋税、徭役外，同时也享有当兵的权利，董仲舒所说“正卒”“屯戍”，就是当兵。有的佃户甚至还可做官，上升为统治级:“（杨震）教授二十余年，州请召，数称病不就。少孤贫，独与母居，假地种植，以给供养，诸生尝有助种蓝者，震辄拔以距其后。”这虽然只是佃户中的极个别现象，但这无碍于说明佃户们的身份地位。
纳赋税、服徭役和当兵、仕进是国家法律上的自由农民（什伍编户）身份的具体体现。作为佃户，他们要受地主的地租剥削；作为国家的自由农民，他们又要受国家和赋役剥削，同时也还享有一定的政治权利。这种佃户，与魏晋南北朝时期免除了国家赋役、固着在地主土地上、缺少和自由农民平等的政治权利的“佃客”“荫客”迥然不同。因此，我们称之为自由佃农。这种生产关系，称之为自由租佃关系。
·《绪论——汉代社会结构》
·《综论》
·《秦汉时期租佃关系的发生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