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晓芒:康德道德哲学的三个层次--《道德形而上学基础》述评
正如他在《道德形而上学基础》中所说的:“在道德的事情中，人类理性甚至凭借最普通的知性也能够很容易就被引向相当的正确和详尽”，“所以普通的人类理性不是出于任何一种思辨的需要(这种需要，只要那理性还满足于只是健全知性，就永远也用不着它)，而是本身由实践的理由所推动，从自己的范围走出来，迈出了进入到实践哲学的领域的步伐”。
在《实践理性批判》的“方法论”中，他则请读者注意“由商人和家庭妇女所组成的那些混杂的社交聚会中的交谈”，特别是说别人闲话(嚼舌头)的场合。
正是出于这一目的，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基础》中将全部正文的内容分为三章:一、“从普通的道德理性知识向哲学的道德理性知识过渡”;二、“从通俗的道德哲学到道德形而上学过渡”;三、“从道德形而上学到实践理性批判过渡”。
有人做好事是出于长远利益的考虑，或是出于自己乐善好施的性格，有人维持生命只是出于本能或爱好，追求幸福只是为了享受，在康德看来这些都不能算作道德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述四个例子在后面第二章中于相应的三个地方被重述了三遍。
第一次主要是举例说明，即在每一条派生命令的解释中都以前述四个义务的例子作为话题，相当于“通俗的道德哲学”层次;第二次则是列表说明，指出了每一条派生命令的范畴归属，相当于“道德形而上学”层次;第三次是把一切命令归结到“善良意志”和意志的“自律”，启开了“纯粹实践理性批判”的维度，也就是对意志自由进行一番批判的考察后，将之作为绝对命令(道德律)这一“先天综合判断”之所以可能的前提。
第一条派生的命令形式是:“你要这样行动，就像你行动的准则应当通过你的意志成为一条普遍的自然法则一样。”显然是为了普通理性能够具体理解;但由于这里不是指真正的自然法则，而只是“好像”自然法则，所以只是借用了自然法则的“形式”，因而还是从道德的形而上学层次来说明的，而不再是通俗的道德哲学了。
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也谈到过，实践理性的对象(善与恶)不可能像认识对象那样有自己的“图型”(Schema)，但却可以有自己的“模型”(Typus)，“所以，也要把感官世界的自然用作一个理知自然的模型，只要我们不将直观和依赖于直观的东西转移到理知自然上去，而只是把这个一般的合法则性形式(其概念甚至发生在最普通的理性运用中，但仅仅只是为了理性的纯粹实践运用这个意图才能够先天确定地被认识)与理知自然相联系。”所谓“不完全的义务”则允许有例外，例如:3.要发展自己的才能;4.要帮助别人。
无论如何，上述四个例子都证明了，从纯粹“理性”的眼光看，我们的行为及行为的意志不要自相矛盾，而是要成为普遍法则，才能够保持一贯性，这是评判一件行为是道德还是不道德的标准或准绳。
但为了揭示这一联结，我们却必须不论如何曲折地跨出一步，即达到形而上学，虽然是进到与思辨哲学的形而上学不同的、亦即是道德形而上学的领域。”这就从人类道德行为的“意愿”(Wollen)提升到了一般有理性的存在者的纯粹意志这一道德形而上学层次。
康德认为，只有客观目的才是一切有理性者的普遍必然的目的，具有绝对价值;主观目的只是一时的欲求，只有相对价值，因而随时可充作其他目的的手段。
这就引入了绝对命令的第二种表达方式。
第二条派生的命令形式是:“你要这样行动，永远都把你的人格中的人性以及每个他人的人格中的人性同时用作目的，而决不只是用作手段。”实际上，作为意志行为，如果没有一个最高目的，则一切目的行为都不会具有真正的目的性，而不过是一大堆互为手段的行为，总体上仍属于机械因果性(弱肉强食或互利共生之类)。
因而，要使意志行为不变质为机械因果作用，而始终是目的性行为(始终保持为意志行为)，就必须有一个最高的目的，这就是与一切物性不同的人性本身。
值得注意的是，康德在上述第2个例子之后有一个注释:“不要以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一俗语在此可以用作准绳或原则。
道德的“金规则”变成一条功利主义的、甚至“乡愿”的规则，仅在转手之间。
然而，康德所谓“人性”(Menschheit)并不是单指地球上的人类的性质，而是任何有理性者的一般本性，因而它并不是主观上作为人的目的，即作为人现实地当作自己的目的的对象，“而是被表象为客观目的，即‘我们能够拥有我们所愿意的目的’这一法则，它应当构成一切主观目的的最高限制性条件，因而，它必须出自于纯粹理性。”所以接下来，康德就从这一新达到的高度回顾说:“就是说，一切实践的立法客观上的根据就在于使得它能够成为一条法则(但顶多是自然法则)的那种规则和普遍性形式(按照第一条原则)，主观上的根据则在于目的;但一切目的的主体却是作为自在的目的本身的每个有理性的存在者(按照第二条原则):于是由此就得出了意志的第三条实践原则，作为它与普遍的实践理性相协调的最高条件”，这就是作为前两条原则的综合的第三条派生的命令形式。
第三条派生的命令形式是这样一个“理念”:“作为普遍立法意志的每个有理性的存在者的意志”。
可见前面两个命令形式中已经暗中包含着这第三个命令原则了，因此康德在这里不再逐条讨论前述四个例子，只注明上述例子在这里也适用。他表明，一切准则都具有一个普遍形式、一个目的质料和一个包括形式和质料在内的完备规定，所以才有上述三种道德命令的公式，它们依次经过了意志形式的单一性、多数性和全体性。因此，第三章所采用的方法不再是前两章的分析法，而是综合法。
但自由本身是不可知的。
“但我们不能证明自由哪怕在我们自身中和在人的本性中是某种现实的东西;我们只知道我们如果要把一个存在者设想为有理性的、在其行动中赋有自己的原因性意识即赋有意志的，就必须以它为前提”。
在《实践理性批判》中这一点说得更清楚:“自由固然是道德律的存在理由，但道德律却是自由的认识理由。
自由仍保持为不可认识的自在之物(“存在理由”)，但已有了设定它的“认识理由”。
那么，定言命令(即作为先天综合判断的道德法则)如何可能呢
就是说，自由使我具有了一个“理知世界”成员的资格，并以这种资格面对感官世界的种种诱惑而凌驾于其上，构成了“我应当……”康德本书的最后一句话是:“我们不理解道德命令的实践的无条件的必然性，但我们却理解它的不可理解性，而这就是对一个努力追求人类理性诸原则的界限的哲学所能合理要求的东西。”
把道德原则提升为纯粹的形式(定言命令)是康德伦理学的一个重大的贡献，它使道德生活中的伪善无法藏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