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观是我们对教育现象和教育问题的基本看法。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把教育同时看作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工具。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由于错误地估计了教育界的形势，将教育简单当作阶级斗争的工具，导致我国教育在1966年陷入了十年特殊时期的混乱。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的教育观发生了一系列重要而深刻的变革。教育，先是从阶级斗争的工具转而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础；接着又从改革开放初期的强调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转而重视培养全面完整的人的素质；然后又完成了从提高劳动者素质以促进经济发展，到提升整个民族素质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次飞跃；进而提出全人类通过教育共创美好未来。这一系列的教育观变革，反映了我们对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规律性的认识在不断深化。面向未来，我们要进一步做好宏观教育观向具体政策措施的转化工作，引导和促进地方政府和学校的教育创新实践，改革再出发。
教育观是“关于教育现象和问题的基本观念体系”①，它反映了不同时代人们对教育的基本认识。教育政策中所反映的教育观，与学术上的教育概念有着重要的区别。实际上，“在政策过程中讨论的一切概念都是通过解释和重新组合而产生的政治产物”②。从学术的视角看，“教育观”或许算不上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科学概念；但是，在我国教育改革发展的实践过程中，“教育观”的重要作用却不可忽视。它反映了我国政府和社会对教育现象和问题的基本看法，在观念层面上对教育改革和发展有着根本性和主导性的影响。本文尝试通过回顾和反思70年来我国教育观的发展变化，探讨发现新中国70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内在逻辑，总结其中的历史经验，以资未来借鉴。
在总体上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17年是一个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时期。在这一时期，我们党和国家主要将教育看作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改造的重要工具，一方面希望运用教育来培养一大批社会主义建设所需人才，另一方面也希望通过改造教育来实现对中国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1949年9月29日，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人民政府应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教学法”，同时要“给青年知识分子和旧知识分子以革命的政治教育”。③在这里，教育在被当作培养建设人才的重要手段的同时，也明确了对旧教育和旧知识分子进行改造的历史任务。1950年9月18日至29日，中央教育部和全国总工会联合召开第一次全国工农教育会议，“明确了加强工农文化教育的重大政治意义，它是巩固与发展人民民主专政、建立强大国防军、建立强大经济力量的必要条件”④，提出办工农速成中学和工农文化补习学校，开展机关干部业余学习和职工、农民业余教育，认为开展工农文化教育是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必要条件。可见党和国家最初就认识到了并且高度重视教育对巩固新政权和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意义和价值。
把教育看作国家经济建设的必要条件，这是党和国家在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得出的重要认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济迅速复苏，国家在工业化方面进步显着，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随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取得了巨大成功。美国着名中国经济问题专家罗迪(NicholasR.Lardy)曾这样评价我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成就：“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年)用传统的标准来衡量，是非常成功的经济发展规划。”⑤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教育培养大批建设人才。1952年3月31日，《政务院关于整顿和发展中等技术教育的指示》指出：“我们的国家正在积极地准备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培养技术人才是国家经济建设的必要条件，而大量地训练与培养中级和初级技术人才尤为当务之急。”⑥1953年11月26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改进和发展高等师范教育的指示》中也明确强调：“我们的教育事业的基本任务是大力培养建设人才和逐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⑦1955年8月27日，《中共中央批发中央宣传部〈关于学校教育工作座谈会的报告〉给各地党委的指示》明确指出：“在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必须相应地发展和提高学校教育，为国家培养建设人才和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⑧正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对相关技术人才的现实需要，让我们认识到教育是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一项十分重要的事业。
在改造旧教育和旧知识分子的过程中，我们对教育界慢慢形成了另一种认识，即认为教育界正在经历一场重要的阶级斗争。1955年8月27日，中共中央批发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批发中央宣传部〈关于学校教育工作座谈会的报告〉给各地党委的指示》强调指出：“资产阶级正在学校中同我们争夺领导权，敌视社会主义的分子以至敌人的特务奸细也正在经过这条路打进我们的工矿企业和国家机关中去。这里进行着严重的阶级斗争。”(22)1958年，陆定一根据中共中央教育工作会议精神撰写了一篇题为《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文章，认为“社会主义的教育，是改造旧社会和建设新社会的强有力的工具之一”，“在教育工作这条战线上，工人阶级思想同资产阶级思想之间的斗争是不断地进行着的。这个斗争，按其性质来说，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之间的斗争”，文章还引述党的八届二中全会决议精神，提出“在继续进行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积极地进行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并解释说“文化革命，就是使我国六亿人口，除了不能生产和不能学习的以外，人人都生产，人人都学习”，文章还对“专家办学”、“教授治校”等所谓“资产阶级教育思想”进行了批判。(23)在这里，教育已经不仅仅是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工具，而且还是阶级斗争的重要工具。
中国现代学校教育的发展历史，肇始于1904年的癸卯学制，到民国时期初具基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得到快速发展，但直到改革开放之后才真正进入了教育现代化的起飞阶段。正是1978年的改革开放，开启了我国教育现代化的新时代。
简要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党和国家完成了一次重大的教育观的变革，从1966年后十年特殊时期简单地把教育当作阶级斗争的工具，转变到肯定教育是科技进步和现代化建设的基础。这一重大的教育观变革，开启了我国教育现代化发展的新篇章，为后来我国的教育事业获得巨大发展，也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始终如一地重视教育的政治功能，说明我们的教育观在改革开放初期的重要变革，并不是简单的从重视教育的政治功能转向重视教育的经济功能，其实质是我们党、我国政府和社会各界对教育的基本认识的一次拓展和深化。从1966年后的特殊十年间狭隘地把教育看作简单的阶级斗争的工具，到在重视教育政治功能的同时强调教育在社会经济建设和科技进步中的重要作用，我们的教育观向更加全面地认识教育这种社会现象，迈进了重要一步。
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的教育观主要还集中体现为重视教育在提高人们的科学文化知识水平方面的重要作用。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要讲话以及重要教育政策文献中对教育观的表述也在悄然发生变化，对教育的理解从片面的知识、技能等转而强调全面完整的人的素质，反映了我们的党和政府对教育的宏观认识也日益全面和深刻。
在教育内容上，从强调“双基”(即“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智力和能力到强调更加综合全面的“素质”；在教育对象上，从人才到劳动者进而到整个民族；在教育目的上，从科技进步、经济发展到全体国民的素质提高，我们的教育观在变革中日益完整全面，不断接近教育的本质。在我们的教育观中，教育从阶级斗争的工具、培养劳动力和人才的工具，逐步向教育培养“人”这一本真意义回归。
随着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教育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就一直是我们教育观的核心内容之一。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社会的不断进步，我们逐步认识到教育是通过培养人来服务于经济和社会发展，因此，在教育领域里，“人”是一切问题的核心。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们又进一步深刻认识到教育培养人，不只是以经济发展为目的的，相反，经济发展也是要为人服务的。于是，我们的教育观又逐渐从经济建设转向“人”本身，并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理念。在此基础上，我们对教育的作用和价值的认识，又发生了一次重要的飞跃。在我们教育观的核心表述中，教育的意义又得到了一次重要的拓展，即教育不再仅仅是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工具，而是整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石。
回顾改革开放40年的探索历程，每一次教育观的变革，都推动了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40年教育观变革的历程，有许多成功的经验，其中很多经验的确“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71)。同时，作为一种学术上的探讨，本文认为其中也还有可以进一步改进之处。概括言之，我们可以进一步做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进一步做好宏观教育观的具体化，增进其转化为教育实践的可操作性。从宏观的教育观到具体可操作的政策措施和教育教学实践，其中需要经过一系列的转化环节。改革开放40年来，党和国家审时度势，为适应不同时期的新要求，及时地变革我们的教育观。要很好地贯彻落实这些教育观，我们就有必要把这些教育观进一步具体化，逐步使之转化成为具有可操作性的具体政策措施、办学模式和教育教学策略等。回顾40年来的教育观变革历程，有些情况下恰恰是由于我们的具体转化工作没做好，影响了原本准确及时的教育观变革在具体教育教学实践中贯彻执行的效果。
以提出“素质教育”理念这一教育观变革为例。“素质教育”理念的提出，是系统阐述教育作为提高劳动者素质和提升整个民族素质的基础这一教育观的一个十分重要而有益的尝试，是符合我国经济改革和社会发展实际对教育的要求的，也是符合世界经济和教育发展的大潮流的。党和国家在宏观政策上提出实施“素质教育”，我们在教育管理体制、办学模式、课堂教学、课程设置中应当具体进行怎样的改革?这就需要我们教育理论界和教育实践部门共同探索，在弄清素质教育的具体内涵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因地制宜，研究提出在实践中贯彻这一教育观的具体途径、步骤和措施。主要由于我们对这种教育观具体化的研究不足，导致在素质教育全面推进的过程中，很多教育实践部门都不同程度地感到不知所措，无所适从。1994年，《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第9条中，首次在中央文件中提出“素质教育”，但由于我国教育界，尤其是教育学界，对“素质教育”这一重要教育观的认识不够具体深入，因而，这一条在提出“素质教育”理念之后，却主要论述的是创业精神教育、法制教育、落实“音、体、美”课程和青春期教育等具体问题(72)，没有站在应有的战略高度把素质教育这一重要教育观全面系统地论述清楚，因而未能有效地引导人们全面地认识素质教育。有些地方和学校甚至简单地将素质教育理解为开好“音、体、美”课程、少考试甚至不考试。
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张力主任主编的《2000年中国教育绿皮书》，在分析研究党和国家领导人重要讲话和政府重要政策文献中有关素质教育的论述基础上，曾尝试联系教育改革的实际，对素质教育进行比较全面系统的阐述，并总结出素质教育的五个特征：“面向全体”“促进学生全面发展”“重视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发展学生主动精神，注重学生个性健康发展”和“着眼于学生的终身可持续发展”(73)。这本绿皮书还对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之间的关系、素质教育与考试的关系、素质教育与发展特长的关系、素质教育与教育质量的关系、实施素质教育的外部条件、对实施素质教育之前和之后的基础教育的正确认识等，我们在全面推进素质教育过程中所面对的一系列重要问题，进行了比较全面系统的理论阐述。但一方面可能是限于篇幅，另一方面还可能是因为其研究主要是从党和国家领导人重要讲话和教育改革重要政策文献出发的，对各地推进素质教育的实践经验和遇到的实际问题关注度有待进一步提高，因而报告关于教育管理、办学模式、课堂教学、课程改革等方面具体的可操作性的阐述尚未得到充分系统的展开。况且作为一份专业的研究报告，其对教育实践工作没有约束力和很强的引导力，因而对我们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实际工作，并未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像这一类专业研究成果，如果能进一步具体化为在教育管理和教育教学过程中可操作的模型和模式，并且能转化为官方正式政策文件，应能更好地发挥其指导作用。
第二，进一步做好宏观教育观的系统化，加深全社会对相关理论的认识和理解。作为一种社会改革，教育改革能否被整个教育界比较深刻地理解和认识，能否获得全社会的理解和支持，往往直接影响着教育改革的效果，有时甚至还会直接决定着教育改革的成败。一个教育观变革，要让教育界对其有深刻的认识，要得到全社会的理解和支持，我们就必须首先在理论上对这种教育观的变革进行系统的论述，阐述其现实的实践基础，清理它与相关教育理念之间的关系，讲清楚其来龙去脉，让大家都了解它根系何处、来自哪里、去往何方。
由于对“素质教育”缺乏系统深刻的认识，面对“应试教育”，我们实际上也没有形成多少真正有效的教育改革措施，“应试教育”问题和“学业负担过重”问题一样，都没有在根本上得到解决。以至于形成了今天有目共睹的改革僵局：考试改革手忙脚乱，“减负”呐喊不绝于耳；考试指挥棒威力不减，学业负担一点没轻。究其原因，我们未能及时有效地让社会大众正确地理解和支持这一教育观变革是重要原因之一。我国有1300多年的科举考试历史，科举文化在社会上根深蒂固，表现为“高考状元”受到大众热捧，以及社会大众对“一考定终身”的人才选拔模式普遍的文化认同，等等。要真正完成“从‘应试教育’转到‘素质教育’轨道”的改革任务，我们必须争取社会大众对这一教育改革的理解和支持。要获得社会大众的理解和支持，我们就必须首先对“素质教育”这一新的教育观进行系统的深入浅出的阐释，让社会大众对这一教育观真正形成正确的认识。
第三，进一步做好在宏观教育观指导下的地方教育创新，同时促进地方教育创新的经验有效地提升和转化为宏观教育观的改进。教育观是关于教育现象和教育问题的基本观念体系，是我们对教育规律的抽象认识的政策表述。党和国家提出一种教育观，是在大政方针层次上指明我们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方向。中央政府教育部门可以据此制定相关教育政策，地方政府也可以据此因地制宜地制定适合本地的教育政策。在贯彻落实党和国家教育观上，中央政策和地方政策是一致的。
伯尔曼(PaulBerman)在一份题为《社会政策的宏观与微观执行研究》的兰德公司研究报告中认为，社会公共政策的执行分为“宏观执行”(Macro-Implementation)和“微观执行”(Micro-Implementation)，“宏观执行和微观执行是两个很不相同的过程”，二者最根本的区别就在于其制度环境不同，微观执行的制度环境是具体的公共服务地方提供组织(localdeliveryorganization)，而宏观执行的制度环境则是从中央(联邦)到地方的整个政策部门(policysector)。不同的制度环境，令其所面对的问题往往在性质和类型等方面都有很大区别，因此，“联邦政策的微观执行往往暗含着地方组织对该政策进行改变的必要”(74)。加之我国幅员辽阔，区域差异较大，很难做到一条具体政策适应所有地方，因此，在实施中央教育政策过程中，我们必须允许地方政府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做适当的调整。这就要求我们在教育观变革过程中，允许和重视不同地方的教育创新，引导地方政府在贯彻落实宏观教育观变革过程中正确有效地进行教育创新，并且加强对地方教育创新经验的研究总结，从中提炼出带规律性的认识，用以改善此后的宏观教育观变革。
我们还是以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为例。“素质教育”作为一种教育观，它还是一个抽象的观念。对地方政府和学校来说，还需要有一个与本地教育改革发展实际相结合的过程。素质教育在不同地区、不同类型学校中具体该如何实施?主要阐述大政方针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要讲话，以及中央层面的宏观政策，都不可能也不应该一一展开详细的论述。在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过程中，1990年，江苏省教育委员会颁布45号文件，提出要“转变教育思想，树立国民素质教育的观念”，“推进小学素质教育的全面实施”。由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撰写发布的《2000年中国教育绿皮书》称“这可能是较早以政府文件的方式明确‘素质教育’一词和确立素质教育地位的”(75)。1991年，江苏省又在全国率先召开素质教育研讨会。《人民教育》杂志1996年第二期发表长篇通讯《大面积推行素质教育的探索——湖南汨罗市中小学教育改革12年写真》，并配发评论《加快素质教育的区域性推进》。这一年，全国设立了10个素质教育实验区。1997年9月，国家教育委员会又在山东烟台召开全国中小学素质教育经验交流会，总结推广湖南汨罗、山东烟台大面积推广素质教育的经验。本来这些都是探索素质教育宏观教育观如何在不同地区、不同学校贯彻落实的大好机会，但回顾分析这些会议和报道等材料，发现其实际上主要是通过树立样板和典型来推动中央教育政策的贯彻落实，而对样板和典型的分析研究不足；地方政府的相关文件也大多是贯彻执行中央政策的推动措施，对本地实际情况和本地教育改革经验的分析研究不多，经过研究发现问题并向中央反馈的公开材料也很少见。我们一贯重视中央教育政策在各地得到不折不扣的贯彻落实，却对地方政府的创新重视不足，以致在政策执行过程中，我们常常既不能有效地调整中央政策以适应本地实际情况，也难以总结地方经验促进中央政策的修改完善，最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素质教育这一重大教育观变革的实施成效。
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10-11页。
④钱俊瑞、刘子久：《关于第一次全国工农教育会议的报告》(1950年10月14日)，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431页。
⑥《政务院关于整顿和发展中等技术教育的指示》，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139页。
⑦《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改进和发展高等师范教育的指示》(1953年11月26日政务院第195次政务会议通过)，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592页。
⑧(22)《中共中央批发中央宣传部〈关于学校教育工作座谈会的报告〉给各地党委的指示》(1955年8月27日)，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7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151-152页。
⑩《钱俊瑞在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总结报告要点》(1949年12月30日)，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86页。
(15)《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开展各界人士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的决定》，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11-12页。
(16)《中共中央关于在高等学校中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和清理“中层”的指示》(1952年5月2日)，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174、175页。
(17)《做好院系调整工作，有效地培养国家建设干部》(1952年9月24日《人民日报》社论)，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345页。
(19)《中共中央关于接受高级知识分子入党问题给上海局的复电》(1955年3月31日)，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6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137页。
(23)陆定一：《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1958年8月16日)，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405-425页。
(24)(25)《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1958年9月19日)，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489、490页。
(42)《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见《教育改革重要文献选编》，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15页。
(54)(55)(56)《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1993年2月13日)，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网站”，，2018年12月30日查阅。
(57)(72)《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1994年8月31日发布)，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网站”，，2018年12月30日查阅。
(58)《1999年政府工作报告》，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02/16/content_201143.htm，2018年12月30日查阅。
(60)《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网站”，，2018年12月30日查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