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推恩令”为切入点，看汉武帝的削藩政策
汉高祖刘邦建立大汉王朝后，改秦朝的郡县制为郡国制。并将刘氏宗亲分封至全国各地，使宗室成为皇室的屏障，共同拱卫中央。郡国诸侯虽然向汉天子称臣，但在自己的领土之内所行之事与皇帝无二。到汉景帝时期，宗亲与皇室之间的血缘纽带已经不如汉初时那般牢固。再加上汉初时刘邦曾过度授予郡国诸侯权利，地方势力逐渐大于中央，使中央深感不安。汉廷核心与地方郡国诸侯之间的矛盾开始不断加深。
汉景帝在位时已经对藩镇势力开始担忧，大臣晁错提出《削藩策》，直接引发了七个诸侯国的叛乱，叛军攻至长安城下逼迫汉景帝诛杀晁错才作罢。虽然最终叛乱被平，但问题的本质并没有得到解决，七王之乱很有可能再次发生。汉武帝即位后于公元前127年正式开始削藩，达到了强化中央集权，削弱地方诸侯势力的目的。本文将从《推恩令》和《左官律》等相关政策中，分析汉武帝的削藩举措。
（御史大夫晁错）
汉高祖刘邦认为秦帝国衰亡的根本原因是没有分封嬴氏诸侯，所以在国家面临被颠覆的危机时没有势力可以伸出援手，只能依靠中央政府一己之力维护统治。于是刘邦在称帝开国之后便将秦帝国的郡县制改为郡国制，目的是效仿周朝，使各地的刘姓诸侯王一同拱卫中央，使汉帝国达到长盛不衰的目的。后来刘邦又对已经封王的异姓功臣团入手，将其尽数剪除，并将异姓功臣团成员的领地分封给刘氏，最终使天下尽是刘氏诸侯。刘邦还曾言“非刘氏不可称王”，更是夯实了这一制度。
刘邦本意是在秦帝国的制度上进行改进，避免汉帝国也如秦帝国一般短短二世便亡国了。在没有更优越的制度出现之前，他只能够参考历史经验来重新制定汉帝国的政策方针，于是将目标放在了西周的分封制上并加以改进。刘邦只注意到了西周分封制的优点，却没有注意到缺点。西周的分封制直接导致皇权旁落，最终造成了春秋战国诸侯割据，周天子名存实亡的局面。
（西汉初年形势图）
汉文帝时期，皇帝与各地刘氏宗亲的血缘纽带就已经不像汉初那般坚固，地方诸侯的叛乱也逐渐开始发生。如公元前177年，济北王刘兴居就曾在汉文帝御驾亲征北方匈奴时起兵叛乱，虽然刘兴居的叛乱最后被中央政府平定，但这已经表明诸侯王与中央政府之间的矛盾已经发展到无法收拾的地步。
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并缓解地方与中央的矛盾，汉文帝将心腹大臣派往郡国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并且再次分封自己的皇子到地方成为诸侯王。这一举措虽然暂时减缓了地方与中央的矛盾，但却为日后地方诸侯联合叛乱埋下危险的种子。
刘邦在位时，曾将东南荒蛮之地分封给自己的侄子刘濞。东南之地虽然荒蛮但资源却十分丰富。且远离中央政府，所以中央对吴国的控制能力很弱。吴王刘濞在国内自行铸造货币，并私自晒盐销往全国各地，赚取了大量财富。再加上吴国百姓尚未开化，崇尚武力，所以士卒的战斗力也很强。吴国逐渐成为扎在汉廷喉咙上的一颗尖刺。
此时的吴王刘濞虽然又有大量财富和强卒，但也不敢公然反叛中央朝廷。直到汉景帝继位后，御使大夫晁错提出《削藩策》，许多诸侯王皆被削去封地和爵位，造成国内诸侯王的一致不满。当削藩令抵达吴国境内之后，吴王刘濞联合刘戊、赵王刘遂、济南王刘辟光、淄川王刘贤、胶西王刘昂、胶东王刘雄渠等六王一同举兵反叛，史称“七王之乱”。但仅三月就被中央平定，七王全部被诛杀。
（影视剧中的吴王刘濞）
七王之乱被平定后，各地诸侯王皆被中央政府剥夺了部分治理权，由中央派遣到地方的官员负责治理郡国，诸侯王只能够接受自己郡国所带来的税收。虽然诸侯王再次反叛中央的可能性和成功性被大幅降低，但并非完全不可能。汉武帝继位后，为彻底解除来自地方的威胁，采纳主父偃的建议推行《推恩令》和《左官律》进行削藩。
主父偃指出，若依旧按照汉景帝时期的《削藩策》去削藩，定然会招来诸侯王的不满，再次引发七王之乱也不是没有可能。所以削藩不能够急功近利，而是应该缓缓而行。《推恩令》的核心宗旨就是温水煮青蛙，使地方诸侯的领地逐渐缩小，以达到地方势力不足以对中央造成威胁为止。
（影视剧中的主父偃）
汉帝国一直延续着从西周所创的嫡长子继承制，也就是说地方诸侯死去之后，由诸侯的嫡长子继承父亲的爵位和领地，顺理成章地成为郡国的首脑。无论是领地、士卒、税赋都可以由新君完整继承下来。《推恩令》就是从这一点入手进行削藩。
《推恩令》主要是对嫡长子继承制进行修改，使诸侯的所有儿子都能够继承父亲的封地。在诸侯死后，其子无论是嫡长子还是次子，都可以从父亲的封地中领取一部分土地成为列侯。于是一个原本拥有偌大领土的郡国就这样被拆分成一个又一个小小的侯国。虽然该制度会遭到郡国嫡长子的强烈反对，但却得到了诸侯其他诸子的一致赞同。
《汉书·景十三王传·中山靖王刘胜》记载：“武帝用主父偃谋，令诸侯以私恩裂地，分其子弟，而汉为定制封号，辙别属汉郡。汉有厚恩，而诸侯地稍自分析弱小云。”
毕竟如果按照以前的制度，只有嫡长子能够享受父亲所留下来的一切财富和爵位，而其他诸子则一无所有。所以在诸侯其他诸子的支持下，嫡长子也无可奈何。综上所述，这样一来不仅诸侯诸子感念来自汉武帝的恩德，同时也削弱了地方郡国对于中央的威胁。汉景帝时期已经剥夺了地方诸侯的治理权，结合《推恩令》更加降低了七王之乱再次发生的可能。再次削弱地方诸侯势力：《左官律》与《附益法》。
（西汉侯国局部图）
《左官律》与《附益法》的出台，与《推恩令》形成了完美搭配，二者都是为了针对削弱诸侯王势力而颁布的。《左官律》主要是禁止官员不经中央派遣就私自抵达诸侯郡国并进行治理。同时也禁止诸侯与中央派遣到地方的官员有私交。
《汉书·诸侯王表》注：“人道右上，今舍天子而仕诸侯，故谓之左官也。”
如果官员违反了《左官律》，将从重处罚。并且任命官员者也难逃其咎，也要与官员一同接受中央政府的问责和处罚。中央政府在《左官律》中视违反规定私自前往郡国治理的官员为意图颠覆中央政权，所以和谋反罪几乎无二。
我认为《左官律》的出台，不仅加强了中央的地方郡国和侯国的控制，并且孤立了地方诸侯王。同时也填补了汉景帝时期为遏制地方诸侯王势力政策的缺陷，使诸侯王无法通过与治理郡国的官员私下达成协议而进行反叛中央朝廷的活动。
（郡国五铢钱）
《附益法》与《左官律》的本质无二，其宗旨依然是断绝诸侯王与中央派遣官员之间的利益往来，也相当于是对《左官律》的一种补充。《附益法》规定中央派遣至郡国侯国的官员禁止为诸侯王聚敛财富，也禁止也诸侯王进行勾结，同时也不允许诸侯私养宾客。因为二者一旦达成了利益共识，汉景帝时期所制定的剥夺诸侯王对郡国治理权的这一政策便形同虚设，中央委派的官员就成了诸侯王在国内的代理人，后果将不堪设想。
《后汉书·光武帝纪下》注：“‘武帝时有淮南、 衡山之谋，作左官之律，设附益之法。’；‘阿曲附益王侯者，将有重法。’”
《附益法》的出台，与《推恩令》和《左官律》形成了一套完整且全面的制衡地方诸侯势力的政策。诸侯王的势力得到严重削弱，与中央政府分庭抗礼的局面再没有出现。
（汉代金币）
《推恩令》、《左官律》和《附益法》这一套汉武帝打出的“组合拳”已经使地方诸侯势力得到了严重打击，诸侯们仅仅只有收取郡国侯国赋税的权力来保证自己的荣华富贵。但对于汉武帝来说，只要这些郡国侯国还存在，就依然对他存在着威胁。汉武帝为加强中央集权，扩大中央直属领土，于是采取酎金夺爵的方式回收诸侯领土。
公元前112年，汉武帝借口祭祀宗庙，要求地方诸侯上贡酎金。上贡酎金是从汉文帝时期留下来的传统，酎是品质优良的酒，金则是黄金。上贡酎的数量暂不可考，但每个郡国或侯国需要以一千人上贡四两黄金为单位向中央政府进贡。各地上贡来的酎金虽然由少府代为验收，但皇帝还需要亲自过目。为此还有特别制定的法律，即《酎金律》。
酎金事件
《酎金律》规定如果各地郡国侯国上贡的黄金分量不足或纯度不足则有欺君之嫌，将要受到重罚。诸侯王要面临着郡国内的县被中央政府收回，成为中央直辖地；而侯国则将被直接剥夺，列侯将成为庶人。汉武帝以此为借口，取缔了全国一百零六位列侯，将其全部规划入中央直属领地中。这也等于西汉帝国一百零六个列侯自此消失，却多了一百零六个庶人。
《史记·平准书》记载：“至酎，少府省金，而列侯坐酎金失侯者百余人。”
汉武帝以此为借口削藩，却从未规定进贡的黄金多少重量是足额，多少纯度算足额。也就是说，汉武帝可以随心所欲地指责一名诸侯列侯，称其欺君并削去他的爵位。汉武帝通过酎金夺爵削去大量列侯，强化了中央集权，再次大幅削弱地方诸侯列侯的势力。自此，地方再次掀起叛乱已经成为天方夜谭。
（汉代金银涂乘舆大爵酒樽）
汉高祖刘邦建国初期，曾以为自己的郡国制十分高明，可以使西汉帝国传千秋万世。但仅仅过了几代就发生了七王之乱如此恶劣的事件，险些颠覆西汉帝国的统治。从此汉景帝和汉武帝两代君王便为削藩一事操碎了心，并出台了一系列的措施加强中央集权，削弱地方诸侯的势力。
至汉武帝时期终于彻底消除了来自地方的威胁，只有国内安稳，皇权独大，汉武帝才能够完成雄途伟业。如北击匈奴，彻底消除了自春秋战国时期就对中原王朝构成重大威胁的匈奴势力，也一洗西汉初年刘邦和吕后受匈奴欺凌之辱。
《推恩令》与《左官律》、《附益法》、酎金夺爵等措施交替并用，使地方诸侯列侯虽然知道自己未来的命运一定是被皇帝削去全部官职和爵位成为庶人。但对中央的这一系列措施却又无可奈何，只能够静静等待未来那一天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