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联文化的历史源流问题
中国对联文化的历史源流问题$P$中国楹联学会理事（杜裕民又名杜玉明）$P$$P$一、中国对联文化发展历史轨迹整合$P$中国对联文化发展的历史源流，首先要看对联最早的书写形式及其文化元素和事象本来功能，任何事物只看它的本质内容或所要达到的目的，而忽视它在不同时期的表现形式及其文化元素和事象本来功能，就无法追根溯源。$P$民国中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白庚胜说“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就认为自己与猴子无关。我们不要太高傲了，人类的文明有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利用好史前文化的各种资源，可以帮助人们解开很多文化之谜，并丰富我们今天的生活。民族民间文化完全有望为各民族精神文化的重建，为解读各民族、尤其是无文字民族的历史文化作出贡献。越是原初的东西越能用来解释复杂的事象。”$P$例如国家机器产生之初，其机构设置极其简单，随着社会发展的需要，其机构功能、职官设置不断变化，有的机构和人员设置变来变去，只是名称上的变更，其职能并未改变，例如古代把国家元首称为皇帝或王，首领、酋长、现代全世界各国对国家元首的称谓尽管各不相同，有称为主席的、总统的、亲王的、日本至今还称为天皇，也还有称为酋长的等等不一而论。$P$那么，中国人从最早正月在门户两侧悬挂桃木削制的偶人，“以避邪魔”，求得吉祥平安的“桃梗”开始；——后来改换成桃木板，在上面写上“郁垒”、“神荼”二神名，较削制桃木偶人容易了许多，于是，改“桃梗”为“桃符”；再看东汉末年孔融（153--208）从他原诗中抽出，悬于客室“已经起到对联作用的”一副极佳联句“座上客常满；杯中酒不空。”；——继陆云与荀隐“日下荀鸣鹤，云间陆士龙”的通名句，这已经是规范的联语定格了；——再到唐太宗题书藏晋词“文章千古事；社稷一戎衣。”；——发展到五代十国时的后蜀国主孟昶在公元964年的除夕，令学士辛寅逊在桃符版上写两句吉语献岁，他不中意辛学士的作品，以其词不工，就自己提笔写下“新年纳余庆，佳节号长春”的春联佳作。王安石《元日》诗“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就说明了“新桃换旧符”这一演变过程；——到了宋代，张邦基《墨庄漫录》中记述了苏东坡在黄州，于近岁除时，访王文甫，见其方治桃符，遂戏书一联于其上云“门大要容千骑入；堂深不觉百男欢。”；——至元代初年，著名书画家赵松雪一次过扬州迎月楼，主人求赵松雪为其题写一春联，赵松雪题曰：“春风阆lang苑三千客，明月扬州第一楼。”主人大喜，以紫金壶奉酬。象赵松雪写的这种春联已被当作交际的礼品来看待了；——到了明代，太祖朱元璋诏令大臣、官员和一般老百姓家在除夕前，都得书写一副对联贴在门上，他还微服私巡，挨门挨户观赏取乐。对联就这样在明代出现了普及的态势；——入清以后，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对联犹如盛唐的律诗一样兴盛 ，出现了不少脍炙人口的名联佳对；——此后，随着各国文化交流的发展，中国对联文化传入到越南、朝鲜、日本、新加坡等国，这些国家至今还保留着贴对联的风俗。$P$中国对联至今广泛运用于社会各个层面，其表现形式与所要达到的目的始终是一致的，其发展的历史轨迹也非常清晰，中国联界应当对传统楹联文化的历史源流问题在百家争鸣的前提下，有一个较为科学的定位。$P$二、中国对联文化发展历史的有关论述$P$中国对联文化的源流，其实最早就是从周代的“桃偶”开始的。要说骈偶的修辞手法，最早应当上溯到周秦两汉的诗赋散文中的骈言俪句。就当时书写在“桃符”上“郁垒”、“神荼”二神名而言，也属于骈偶语句，也符合对联的平仄关系。如果单纯按联语所追求的对仗方法而论，在很长的时期内，一般都认为五代后蜀之主孟昶的“新年纳余庆，佳节号长春”联句是对联的起源。据《宋代楹联辑要》载，孟昶花园中有百花潭，某兵部尚书王瑶曾题：“十字水中分岛屿；数重花外见楼台。”这副佳作联句也早于孟昶的“余庆，长春”之句。又据《说郛》卷十引冯鉴《续事始》云“《玉烛宝典》曰：元日造桃板著户，谓之仙木，以郁林山桃，百鬼畏之，即今谓之桃符也，其上或书“神荼、郁垒”之字。将“神荼”、“郁垒”题于桃符，这就是关于联坛常爱提及的神话名对联。查《中国丛书综录》，《续事始》为前蜀（公元八九一年至九二五年）冯鉴撰，如从撰《续事始》一书时间算起，题联于桃符亦远远早于孟昶。再据蔡尚思、方行编《谭嗣同全集·石菊影庐笔识·学编七十四》云“纪文达言楹联始孟昶‘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10字。考宋刘孝绰（按刘孝绰公元四八一年至五三九年，南朝梁文学家）罢官不出，自题其门曰‘闭门罢庆吊，高卧谢公卿。’其三妹令娴续曰‘落花扫仍合，丛兰摘复生。’此虽似诗，而语皆骈俪，又题于门，自为联语之权舆矣。”谭嗣同一生治学严谨，嗜好作联，其对联作品甚富，其言必有所本，就目前所见资料而言，其联句极佳。$P$清梁章钜（1775—1849）年刊刻的《楹联丛话》中说“尝闻纪文达(即纪昀)师言：楹贴始于桃符。蜀孟昶‘长春’一联最古。”“他在后来的《楹联丛话》卷一开头又说：当闻纪文达（按：纪昀）师言：楹帖始于桃符，蜀孟昶“余庆”、“长春”一联最古。但宋以来，春帖子多用绝句。其必以对语，朱签书之者，则不知始于何时也。按：《蜀祷杌wu》云：蜀未归宋之前，一年岁除日，昶令学士辛寅逊题桃符版于寝室门。以其词非工，自命笔云：“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实后来楹帖之权舆。但未知其前尚有可考否耳。从这里可以看出，梁章钜后来的说法显然是在纠正他以前那种绝对的说法，并为他以前的说法留下了一定的余地。$P$虽然学者们普遍认为，上溯对联之始，只能追溯到孟昶“余庆、长春”联为止。可是，这一孤证无论如何也显示不出就是“对联”一词的出处，还是与“桃符”当时普遍流行的功能相一致。$P$我们还从石中元、石中才在《日本友人与中国楹联》一文中说：中国楹联于唐代就传入了日本，“随着鉴真高僧的东渡，以后日本的不少寺庙贴有楹联”。$P$据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第二十一），香山居士条引《蔡宽夫诗话》云“唐人饮洒，必为令以佐欢，其变不一，乐天所谓‘闲徵雅令穷经史’，韩退之‘令徵前事为’者，今犹有其遗习也。尝有人举令云‘马援以马革裹尸，死而后已’，答者乃云‘李耳指李树为姓，生而知之。’又‘鉏麂触槐，死作木边之鬼’，答者以‘豫让吞炭，终为山下之灰’，皆可谓精句也。复有举经句字相属而文重者曰‘火炎昆冈’，乃有‘土圭测影’酬之，此亦不可多得也。”该条又引《王直方诗话》云“‘帝与九龄虽吉梦，山呼万岁是虚声’，此乐天作《开成大行挽词》，对事亲切，少有其比也。”这段记载说明，唐代人的酒令和对联几乎没有什么区别，而所记乐天之挽词，实际上就是绝妙的挽联。可以说这就是唐代人娱乐和吊挽时使用对联的情况。宋·尤袤《全唐诗话卷之四·温庭筠》载云，李义山对温庭筠曰“近得一联句‘远比召公，三十六年宰辅。’未得偶句。”温庭筠对曰“何不云‘近同郭令，二十四考中书。’”又《全唐诗话卷之六·周朴》中记载了周朴得联语的狂喜情况。因此说，作对联是学习词句和准备作诗的一种练习方法，唐代律诗鼎盛，唐代时就有人作对联实在理所当然。$P$唐代迄今，年代久远，朝代更迭，时人多以对联为诗，而不作专门的整理和记载，更有历代兵焚之灾，常危及名胜古迹，宋代保存下来的对联不多，唐代的就更为稀少。尽管如此，终因我国典籍丰富，历代名胜古迹极多，借助这些典籍和古迹，我们是可以发现一些唐代对联的。如岳阳楼上有这样一幅雕屏“水天一色，风月无边”。落款是“长庚李白”。此联高度地概括了岳阳楼的绝妙胜景。以李白之才和当时已有题联写匾的习俗来看，我以为不能否定这是李白之作。唐诗人骆宾王题杭州观海亭：“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杜甫题书隆中“一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这些对联佳句，流传千古，启迪着后人的心扉。$P$当我们再看一下1991年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的《文史知识》第4期，发表的敦煌研究院研究员谭婵雪女士撰写的《我国最早的楹联》一文，似乎至少可以把对联产生的时间上推于晚唐以前。$P$谭女士是根据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敦煌遗书中斯坦因劫经第0610号所录的内容得出《我国最早的楹联》这一推论的。现将谭女士据原卷所作联语录文摘录数条于此：$P$岁日：  三阳始布，四序初开。$P$又：    三阳（兆）始，四序来祥。$P$福延新日，庆寿无疆。$P$立春日：铜浑初庆垫，玉律始调阳。$P$五福除三祸，万古（硷）百殃。$P$鸡能僻（避）恶，瑞燕解呈祥。$P$立春（著）户上，富贵子孙昌。$P$又：    三阳始布，四猛（孟）初升。$P$□□故往，逐吉新来。$P$年年多庆，月月无灾。$P$鸡□辟恶，燕复宜财。$P$书门左右，吾傥康哉！$P$谭女士还认为，“把上述文句确定为楹联$P$的依据有三”，即：$P$第一，时间上的吻合：“岁日”、“立春日”正是我国传统习俗书写楹联的时候。许慎《淮南子诠quan言训注》记载：“今人（按：汉代人）以桃梗径寸许，长七八寸，中分之，书祈福禳rang灾之辞，岁旦插于门左右地而钉之。”$P$（按：此下尚引《玉烛宝典》、《荆楚岁时记》等$P$书，说明我国古代在岁日和立春日均有写春符、春联的活动。）$P$第二，“文句对偶，为联句格式。”……$P$第三，……“书门左右，吾傥康哉！”把偶句写于门之左右，当为楹联无疑。如无此语，还可按一般“集句”对待，不至于在《敦煌遗书总目索引》中定为“类书”。但那是不够确切的。$P$谭女士还为这个卷子考订了书写时代，把联句写在斯0610卷的背面，前后均无题记。其正面是《启颜录》的抄本，尾题：“开元十一年八月五日写了”。此尾题为楹联的断代提供了可靠的依据。时为公元723年，较孟昶的题句早240年。$P$谭女士还指出：“这只是楹联的上限年代”。至于下限，谭女士按其内容的分析，将其定为晚唐。$P$我们从谭女士的文章中至少能得出以下结论：$P$（一）对联始于写春联。在还没有更早的非春联类型的资料出现的当代，把谭女士所引敦煌遗书斯0610号卷子和孟昶写春联与周代的人们正月在门两侧悬挂“桃偶”的记载加在一起考虑，是可以成立的。$P$（二）春联起源于民间。写春联，并非帝王提倡。倒是帝王受到当时民间流行书写张贴春联的影响而已。$P$（三）正月在门两侧悬挂“桃偶”与现当代正月贴春联，在表现形式与内容、目的与完美统一性上都是一致的。$P$综上，春联起源于民间，虽然那时有书写并张贴春联的现象，但未必有“春联”、“对联”这样专用名词的定位。从周代正月在门两侧悬挂“桃偶”，到敦煌写本斯0610号的内容和写法，及唐代流行，且又在敦煌写本中大量出现的某些骈体应用文范本极为相似。《敦煌遗书总目索引》将其归入“类书”一类，有一定的道理。就是说，早期这种对联的雏形，似乎是在骈体应用文和律诗的双重影响下分离出来的一类文学新品种而已。因此，笔者认为，中国对联文化的历史源流，仍然应以周代先民正月在门两侧悬挂“桃偶”定位为上限，至少也能追溯至东汉末年孔融（153--208）“座上客常满；杯中酒不空。”的佳句为对联源流的上限。$P$清人陈云澹《簪云楼杂话》记载：“春联之设，自明太祖始。帝都金陵，除夕传旨：公卿士庶家门上须加春联一副。”《列朝诗 集》、周晖的《金陵琐事》以及乾隆年间长沙钱德苍的《解人颐》等笔记小说都有类似记载。如是说，春联被正式肯定和推广在明代初年朱元璋时期，此为中国对联文化发展史的下限，到现在不过五六百年之久。$P$三、陆云与荀隐通名句$P$（一）关于陆云与荀隐“日下荀鸣鹤，云间陆士龙”的通名句，已故马萧萧曾经指出：应当定位为对联起源之始。常江老师认为“不是诗，而是联，应视为正史最早的关于对对子的记载。……是艺术性很强的对子。”宋连庠“更赞同《谷水联玉》一书序言《佳联妙对咏松江》中所提出的‘楹联起源于西晋（226-316），创始人是陆云（262-303）’的说法。也还有人认为“西晋两位名人陆云和荀隐初次会面时的‘脱口秀’是一副艺术性颇高的人名对，有人认为这是中国对联的滥觞。士龙、鸣鹤分别是二人的表字，构成了天然的对偶。因为风从虎，云从龙，所以才思敏捷的陆士龙自称‘云间陆士龙’。荀隐是洛阳人，洛阳是西晋都城。《辞源》：‘封建社会以帝王比日，因以皇帝所在之地为日下。’故荀隐自称‘日下荀鸣鹤’。陆云是松江（今上海）人，因为这一副‘对联’，后来上海得到一个雅称‘云间’。也因为这副对联的名声颇大，以‘云间’对‘日下’，成为诗家常用的骈语。”又加之上海联界极力相争这一殊荣，首次（2010年12月）上海松江“中国对联探源——暨陆云在对联发展史上的地位全国学术研讨会”定位陆云是中国对联最早的创始人。笔者的论文虽然也参加了此次研讨会，并已编入那次研讨会论文集，鄙人还是觉得这一定位有待于更进一步探讨的必要。又何况在“松江研讨会”之前，对此已有颇多不同观点。$P$小说《中国对联》之3《对联史话》第二页载“因为四声之说，始于齐梁，对联不可能出现在齐梁以前。至于口头上的应对，例如，……‘云间陆士龙，日下荀鸣鹤’，虽然平仄谐调，也不能说对联出现于那个时代。”$P$余德泉老师在《对联通》中说“有人把对联的产生定在西晋，谓‘云间陆士龙，日下荀鸣鹤’即是我国最早的对联。这也是难以令人接受的。《野客丛谈》卷二十五称之为‘不期对而对’的产物，正说明这两句之合于对仗，不过是二人自报家门时的一种偶合罢了。”$P$据专家考证，我国最早的联语应当是东汉末年孔融（153--208）从他原诗中抽出，悬于客室“已经起到对联作用的”一副极佳联句“座上客常满；杯中酒不空。”比较对联中对句与联语的特点和范畴，我们逻辑上应该认为对句的出现早于联语，但是从已有的资料和研究来看，孔融生活年代（153--208）要早于陆、荀两人（262—303）由于暂时无法找到对句早于联语的其他有力证据，我们暂时存疑。 此后，对联的对句和联语虽有相互交叉但是是独立分开的。对联这个术语真正出现于明代万历年间（1574—1619），此间有个叫沈德符的人，写了一本《野获篇》，其中一则说到：“张江陵（居正）盛时，有送对联者……”这才是对联真正开始定名的起始，从而把对子、联语统一起来；此后对句与联语不在独立分开，而是作为统一在对联名下的一部分。从对联的艺术美学和发展逻辑来看，对句应该早于联语。和一切艺术的萌芽与发展历程一样，对联的萌芽首先应该在于民间，而后才为文人和统治阶层运用，成为一种文字体裁，进而推广而为社会接受，最终成为一种文化与风俗现象，如今，国家把“对联”确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极其正确的。$P$（二）集句联。集句联是一种特殊的创作手法。“集”在这里做“聚集”、“集合”解。集句联的范围很广，可以集诗、集词、集骈文、集碑、集帖、集宗教经典，甚至连成语、白话、俗语。据说晋代人傅咸就有集句诗《七经诗》传世，唐朝称集句为“四体”。集句联中以集宋词最为雅丽可观。从文学史的角度看，楹联系从古代诗文辞赋中的对偶句逐渐演化、发展而来。这个发展过程大约经历了对偶、骈偶、律偶三个阶段。汉文学的对偶句式历经了至少两三千年，经由排偶、骈偶、律偶三个阶段，“对称原则由意义推广到声音方面”（《朱光潜美学文集》第十二章），到唐代已发展至尽善尽美。唐代诗人的对仗技巧已炉火炖青。唐太宗题书“文章千古事；社稷一戎衣。”的联语。后唐范质于宋太祖乾德二年，即公元九六四年有一题扇联曰“大暑去酷吏；清风来故人。”上述谭婵雪女士据敦煌遗书中斯坦因劫经0610号原卷所录的联句内容看，就应当属于集句联语了，这样一来，中国对联发展历史溯源上限定位已远不止唐代是比较合理的。$P$如果确认陆、荀二位西晋人的对句是中国最早的对联，那么，东汉孔融（153--208）悬于他客室内“已经起到对联作用的”那副“座上客常满；杯中酒不空。”的联句又如何看待呢？唐宋以来的集句联就更不用说了，周代先民们在门两侧悬挂的桃木板上画“神荼、郁垒”的画像也好，还是写上此二神名也罢，都是对偶的。我们且不要轻视古代先民们创造的所有文化原形和元素及其表现形式，丢掉这些原形和元素及其表现形式，等于丢掉母本，那样的话，我们就会把中国对联源流真正的源头给截短了许多，我们的后代会说我们这一代人抹杀老祖宗创造的、中国独有的、对联文化的母体元素和故有的事象内涵。$P$$P$主题词：中国 对联的 历史源流 问题（本文原载于中国楹联出版社2010年12月第一版《中国对联探源——暨陆云在对联发展史上的地位全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36-242页。此次转载前，由作者做了修改审定，委托本刊转载以飨读者并以期望与百家争鸣。）
从秦汉时起便有悬挂桃符的习惯，五代时开始在桃符上刻字，后蜀孟昶命翰林学士辛寅逊在桃符板上题写吉祥词句。以后对联盛于明清，至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P$三千年前，中国先民就已使用对偶句了。商周两汉以来诗人的对偶句及魏晋南北朝以来辞赋中的骈俪句，为后来对联的产生在文字上做了原始积累。汉语词义和汉字字形的特点决定了使用汉语、书写汉字的文人对于“对偶”的修辞手法情有独钟。盛唐以后形成的格律诗、律赋，对偶严格精密，对偶句已经是诗文的组成部分，它们的独立性在渐渐加强。$P$对联就是由格律诗的对偶句和骈赋的俪句发展而来的，它保留着律诗的某些特点。因此古人把吟诗作对相提并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两者之间的关系。$P$早在秦汉以前，中国民间过年就有悬挂桃符的习俗。以驱鬼压邪。这种习俗持续了一千多年，到了五代，人们开始把联语写在桃木板上。根据《宋史·蜀世家》记载，五代后蜀主孟昶写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则对联：“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P$宋代以后，中国民间新年悬挂春联已经相当普遍，北宋诗人王安石诗中“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就是当时过年盛况的真实写照。由于春联的出现和桃符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古人又称春联为“桃符”。$P$到了明代，人们才始用红纸代替桃木板，出现我们今天所见的春联。据《簪云楼杂话》记载，明太祖朱元璋定都金陵后，除夕前，曾命公卿士庶家门须加春联一副，并亲自微服出巡，挨门观赏取乐。从此，文人学士无不把题联作对视为雅事。明代顾宪成题无锡东林书院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P$进入清代，对联曾鼎盛一时，出现了不少脍炙人口的名联佳对。民国时，刘师亮讽袁世凯一联：“袁世凯千古；中华民国万年”。上联‘袁世凯’三个字和下联‘中华民国’四个字是“对不齐（起）”的，意思是袁世凯对不起中华民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