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正清 董贺】国际关系研究的热点与新进展(2019~2020年)
一些学者挑战了学科内原有的固定认知，并在此基础上对一些传统理论和概念进行了引申。
里卡多·维拉纽瓦(Ricardo Villanueva)以诺曼·安吉尔(Norman Angell)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为基础，提出在“第一次大辩论”之前，国际关系理论界已经发生了一场重要的知识竞赛。
其观点挑战了“第一次大辩论”发生于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的传统叙事，也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在国际关系学科的初始阶段所体现的价值和意义。
国际关系研究中通常以西方与东方，或西方与非西方对世界进行二元分类，这种分类既体现在理论体系的建构中，也体现在对本体概念的认知当中。
此外，中国路径的发展还需要在世界范围内吸引大量的追随者，促进其他学者(特别是年轻学者)的研究议程，并与官方的政策框架保持距离。
尽管当前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面临着诸多挑战，但阿查亚强调，不论源于西方还是非西方，也不论背衬怎样的国家或地区优势，新理论的发展必然面临挑战。
中国的学界对于国际关系理论不仅有着多元化的理解，其中主要学者的思想也有潜力传播到中国和东亚范围之外，对其他国家和地区产生影响，为全球国际关系学的发展以及国际关系的全球化作出更大的贡献。
近年来世界形势和国际格局的变化对国际组织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国际社会既存在着对于国际组织效力的普遍质疑，同时又寄希望于国际组织能够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她通过对1815~2015年间所有政府间国际组织的功能、成员和地理范围进行分析后得出，自1815年以来创立的组织中有超过三分之一已经消失了，其中许多组织在其成立后的几十年内就消失了。
这一发现并不能否定现有的“制度鲁棒性” (institutional robustness)理论，但证明政府间国际组织总体上有着很高的消亡率;各国往往更倾向于建立新的政府间国际组织，而不是改革现有的组织;拥有庞大而多样化的成员与更高的组织生存力相关。
这方面的研究不仅包括对于欧盟、东盟等代表性地区组织的具体分析 ，也包括关于地区组织自身运行机制以及成员国和组织间互动模式的探讨。
戴安娜·潘克(Diana Panke)考察了1945~2015年的76个地区组织，这些组织平均具备约11个不同政策领域的能力。
拉贾戈普兰将这种矛盾因素的结合称之为“推诿制衡”(evasive balancing)。
他认为这一概念比纯制衡(pure balancing)或对冲(hedging)更有益于理解印度的政策，且同样适用于印太地区那些试图对中国崛起作出应对的国家。
但通过分析澳大利亚近期的南海政策，布伦丹·泰勒(Brendan Taylor)认为，澳大利亚在“印太战略”的表述和实践上出现了极大程度的脱节。
江忆恩认为，观察和理解秩序需要更加普遍且通用的方式，学者和决策者们应当进一步考量中国在不同领域的多重秩序下的行动。
此外，还有学者关注政党在外交中的作用，认为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通过与全球的政治精英保持广泛的联系，加大与其他国家政党接触的力度，分享经济和治国经验，在中国的对外关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为中国扩大自身的影响力提供了有效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