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文化研究与主体结构之路
(三峡大学，湖北宜昌 443002) 汤普森突出人的主体能动性，威廉斯的情感结构概念，霍尔的对抗式解码，莫利的交互话语概念和菲斯克的积极主体的出现构成了伯明翰学派的主体结构之路的逻辑行程。
个体真切的生存体验是大众对抗意识形态的据点，是主体性存在的最后根基。
主体;交互话语;意识形态;亚文化中图分类号: 06在当代大众文化研究的思潮中，法兰克福学派和伯明翰 学派的思想取向相互对立，它们的对立最典型的表现在对大众文化中大众主体性的看法上。
以阿多诺和霍克海默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持消极态度，认为大众文化已经成为 文化工业，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控制大众的形式，大众是沉默 的、被动的、消极的。
与此对照，伯明翰学派则在大众文化的文本和消费中发现了革命意识，认为大众文化与社会的其他 领域一样，是权力争夺的据点，大众的能动意识表现在大众的为我所用的对待大众文化的态度中，大众文化是大众反抗权力控制进而推动社会变革的意识形式。
但在伯明翰学派，大众主体性的构成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基于思想发展历程和各个思想者的文化政治态度和思想取向表现为主体性的逐步呈现。
本文拟从伯明翰学派的学术历程和关键人物的思想清理 大众主体性一步步呈现的过程，从而对伯明翰学派进而对大众文化的复杂性作出新的认识，为中国当代的大众文化研究 和文化研究学科的发展提供思想参照。
从主体凸显的历程看，伯明翰学派在这一问题的缘起是文化主义阶段，代表人物是汤普森对人的主体能动性的认识， 威廉斯的情感结构概念的提出，然后在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 中心的葛兰西转向之后，霍尔提出了对抗式解码，莫利提出交互话语这一概念，最后则是菲斯克的后现代积极主体的出现。
伯明翰学派受到英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学者对底层的发掘 和历史的重新书写的深刻影响。
英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在人类 学意义上看待文化，将其理解为日常生活和经验的表现，致力 于恢复被压迫阶级的生活经验，把他们从资产阶级的历史叙述中拯救出来，并把他们视为历史的创造者而不是受害者。
由理查德霍加特、威廉斯和汤普森开创的文化研究事业，力图使工人阶级文化免受源自文化工业的大众文化的冲击。
汤普森关于英国工人阶级组织和斗争的深入调查，霍加特和威廉斯倡导的工人阶级文化运动，与他们对大众文化的抨击，共同构成了社会主义事业的组成部分。
他们认为，产业工人阶级是当代社会的变革力量，动员和组织这支力量，可以与现行 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平等展开斗争，建立一个更加平等的社会。
汤普逊的研究不是把焦点放置在精英分子和权势者，而是对准普通的平民，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影响最大的不是 文化研究，而是英国的社会史研究，其致力于英国性的探索对 文化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
在汤普逊之后，出现了很多 口述历史、历史工作坊以及女性主义历史书写等。
在《电影和 戏剧传统》这篇文章中，威廉斯提出了情感结构(structure feeling)这一概念。
情感结构描述的是文化的活的经验性，指的是特定群体、阶级或社会所共享的价值。
情感结构是从属 阶级的生活体验和文化价值，它为大众主体性的出现奠定了 理论基础。
1964 年由霍加特和霍尔创立了"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
该研究中心通过学派争论，反思、参与这一时期的社会 斗争和运动，深入研究了文化背景下阶级、性别、民族、种族以及传媒文化的特点及其意识形态。
他们最先开始研究报纸、 广播、电视、电影和其他流行文化形式对观众的影响，分析各种使观众以不同方式对待传媒内容的因素，关注不同观众在不同背景下以不同方式解释和利用媒体文化的机制。
从一开始，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就研究了亚文化出现对抗的可能性，他们的研究是高度政治化的。
与法兰克福学派不同，英国文化 研究学派把青年文化作为提供对立和社会变革的新型潜在形式，他们揭示了青年亚文化对抗资本主义霸权形式的机制。
这就使文化研究开始关注亚文化组织在创造其特有的形式和 特性过程中反抗文化统治形式和同一性的机制，那些与主流 服饰、时尚规范、行为和政治意识形态保持一致的个人在主流 团体中形成其同一性，并成为特定社会团体的成员，而那些与 亚文化保持一致的个人，如"朋克(punk)文化"或黑人民族亚 文化，无论是表现形式还是其实际运行都与主流存在着极大 差异，由此创造出相反的同一性，而他们自己也认为这是对标准模式的反叛。
在文化主义阶段，威廉斯、霍加特、汤普逊等人诉诸个人 DOI:10.15891/j.cnki.cn62-1093/c.2016.02.008的社会性体验，即威廉斯说的情感结构，但在阿尔都塞引入英国之后，人们发现，即使是日常的个人体验也都是意识形态化的，意识形态如空气，包围着人们、窒息着人们，解放因此看不到希望。
此时，葛兰西拯救了伯明翰学派，大众文化再也不是 法兰克福学派说的权力集团的控制性领地，而是文化斗争的领地，是霸权伸张和从属文化抵抗的矛盾场所。
霍尔认为，构成我们的主体性的特定意识形态和话语之间是有矛盾的，这就要求我们把主体性看成是不统一的，不是意识形态相互妥协的统一的场地，而是看成一块斗争的场地。
在媒介研究中， 霍尔的最大贡献是把政治性切入媒介过程。
霍尔的核心观点，一是电视话语的编码具有偏爱意义，编码者的意识形态、 权力意志渗透其中，也就是说，构筑文本的主体就在文本之中，并非文本之外无一物。
二是解码者的文化语境如阶级、意识形态、利益诉求、目的、意志等，都制约着解码。
三是编码和解码的错位导致意义的扭曲和变形，而语言符号是权力的表征，因此编码和解码就是意识形态争夺和政治斗争的领域。
巴赫金认为，语言并非只是社会共同体交流的工具，它并非在各个阶层中平等地分配，对于同一个事件，权力者和人民的解释各有差异，这就是语言中的阶级斗争。
而罗兰巴托的内涵外延概念进一步揭示了解释为何是具有差异性的。
巴赫金 和巴托的接合，语言的差异性和政治性得以突出，霍尔的解码 的政治性就有据可循了。
20 世纪80 年代后期，文化研究出现了后现代主义转向， 它强调愉悦、消费和一致性的个体建构。
从这一视角出发，媒体文化为一致性、愉悦和权力创造了素材，从而使观众通过对其文化产品的消费来建构"流行"。
于是，英国和北美文化研究学派从前期的社会主义与革命政治学转向了后现代媒体文化、消费文化的批判视角，其研究重点逐渐转移到观众、消费 和接受上，关注文本生产和消费以及文本在传媒产业中被创造出来的过程。
在伯明翰学派的学术脉络中，对受众的研究 开始于霍尔的《，此后霍布森、洪宜安、戴维莫 利、约翰菲斯克等人的研究开发出受众的积极的政治能量， 受众研究才蔚为大观，文化研究的政治性，其为政治变革寻找 积极主体的意图才得以实现，这种研究也扭转了此前对待大众文化的精英立场的悲观论调。
从理论上说，菲斯克的研究 是把受众的主体性推向极端而影响在莫利之上。
菲斯克接续 霍尔的研究，把受众研究发展为大众文化理论体系。
菲斯克 的大众文化理论具有系统的范畴和理论构造，其提出的大众 文本、大众层理、大众辨识力、宏观政治与微观政治、帝国权力 与在地权力、事物、实践等概念极大地推进了这一领域的研究，使得伯明翰学派的受众研究具有广泛的影响。
但是，从霍尔的解码理论逻辑地过渡到菲斯克的积极受众理论，莫利的交互话语理论是一个中介 在伯明翰学派兴起之时，流行在英国的主流媒介理论是银幕理论。
围绕期刊《银幕》(Screen)形成的银幕理论引进拉 康的理论看主体的构成。
银幕理论认为，先前的其他话语与社会关系，对于主体的建构并无关联，主体在任何时刻只与一个文本发生关系。
银幕理论把文本和读者的相遇孤立于所有的社会历史结构和其他的文本，它借助普遍性的心理分析过程，详细分析文本的运作，再根据拉康对弗洛伊德的解读，主体就被建构出来了。
银幕理论的关键是主体的构成与话语的关系问题，当代 法国后结构主义的询唤概念是这一问题的核心。
阿尔都塞从 拉康那里借用了询唤概念，但有所改变。
在拉康，询唤指的是 婴儿变成主体的最初的心理过程，而阿尔都塞强调，意识形态 常常通过主体的分类行驶其功能，主体是话语性的种类，意识 形态把具体的个体构造为主体。
而且，他进一步推进拉康的观点，认为意识形态话语所询唤的个体常常已经在意识形态 之中:个体常常已经是主体，未出世的小孩已经具有意识形态 性的命运。
也就是说，阿尔都塞把主体视为命定的，意识形态 先在地结构了主体。
拉克劳在借用询唤这一概念时比阿尔都 塞走得更远，他把询唤定位在话语的游戏和斗争层面，把意识 形态斗争放置在主体和话语的相互作用的关系之中，他的观点是，询唤不是给定的，而是条件性的和临时性的。
意识形态 是如何转变的
答案是通过阶级斗争，而这又通过主体的生产和话语的接合和解接合(disarticulation)。
拉克劳认为，话语 能够把对抗和冲突转变为仅仅是差异，这就中和了潜在的对抗。
也就是说，询唤这个概念从拉康到阿尔都塞再到拉克劳， 从心理层面的命定论，到意识形态层面的决定论，再到话语层面的条件论，主体的决定性在一步步地松绑。
拉克劳和墨菲批评了一种本质主义的观点，即个体和阶级是相互连贯的，其行为和意识反映了他们潜在的本质。
他们认为，主体性远非人的行为和社会关系的本源，相反，它是 后者的效果(effect)，只有在社会关系中，我们才能够设想主体 立场，而且我们的主体身份是多面向的(multifaceted)。
也就是说，主体建构于许多不同的关系，后者可能相互重叠。
比如， 某个人可能同时是生产工人、工会成员、社会民主党的支持 者、消费者、种族主义者、一家之主、家暴者和基督徒，其中的主体位置之一不能逻辑地从其他的位置推演而来。
既然主体 是多重决定的、流变性的、非本质主义的，那么，主体对电视的解码就没有一致性可言，而是多重的、视情景而定的。
米歇 尔佩肖(Michel Pecheux)推进了拉克劳的观点。
虽然银幕理论在主体层面提出了意指政治(politics signifier)即语言中的意识形态斗争问题，但佩肖把这一问题定位在已构造的主体和特殊的话语立场之间的相互关系上，即在询唤的据点上。
最重要的是，佩肖引入了交互话语(interdiscourse)这一概念，各种矛盾对立的话语交互影响着主体，而非一种话语、一个文本影响主体。
在银幕理论，主体和文本(话语)相互作用的界面上没有矛盾，因为一致性的立场已经在心理层面被预订了。
以阿尔都塞的话说，银幕理论认为，每一个特别的阅读 已经为主体位置的最初的结构所决定了，而佩肖把阅读的结果视为多元决定的，卷入其中的两个结构(主体的结构、询唤 着的话语立场)被接合着，但它们不是等同的，不是相互的复制品，这就把先在的主体置入各种话语的斗争领域。
莫利接受了佩肖的"已构造的主体"这一思想，认为拉克劳和墨菲的说法太过，以至于否定了主体的一致性的可能性。
某个主体位置不能从其他的主体位置推导而来这一事实并非 意味着没有一个主体位置比其他的位置能够在事实上更强有力或者更具有生产性，不能否认这些位置在经验上的不相等。
比如某个工人阶级的店员，在和其他店员一起看节目时，他的甘肃社会科学2016 立场是对抗性的，但如果在自己家里看电视，没有先前的支持性的语境，没有更多的人在一起，他的对抗性阅读就可能消失。
当讨论伦敦内城的住房问题时，他的工人阶级立场可能 导向种族主义，因为他目睹了二战以来亚洲移民以及民族阵 线的影响，当他看到黑人青年街头犯罪的新闻时，他可能倾向 主导性的阅读。
但基于在内城生活的经验，他知道警察并非 天使，当一条新闻谈到布莱辛顿(Brixton)暴乱的时候，他产生的是协商性的阅读，对黑人青年和警察都不信任。
这样，同一个人在不同的语境中，面对同一个材料，可能做出不同的阅读，他是"被许多话语所穿越的主体"。
但是，是他，这一特别的人做出了这些阅读，而不是那些对他言说的话语在简单的意义上做出的。
毋宁是，那些话语提供给他得以操作的文化 资源 莫利指出，在询唤概念之后，我们应消除这种观念，即存在着既定的、统一的、同质性的阶级意识，这就使得我们能够 对于某个工人(矛盾的主体，被不同的话语实践所横切)，具体 化其差异性的、矛盾性的主体立场，比如他能够被主导型新闻 媒体中的电视话语询唤为民族性主体，但又能够为他的工会 组织的话语询唤为阶级主体。
这些冲突性的询唤随着主体被 询唤的不同接合所改变。
聚焦于冲突性的询唤强调的是主体 立场的动态的、临时的、有活力的特性，而非落入弗兰克巴赫金那样的静止的社会学。
莫利高度评价佩肖的交互话语概念，认为这一概念呈现了主体立场在社会话语构成中的复杂性，它把一个文本/ 主体的关系改变为多重的文本/ 主体的关系。
也就是说，话语是多重的，主体的立场也是多重的，其相遇就是极其多元复杂的，而非如银幕理论说的，是单一的主体 在面对单一的文本。
银幕理论没有意识到的另一个问题是， 主体有其历史，其过去的询唤影响到现在的立场。
早期英国文化研究受到阿尔都塞的被动主体的影响，把 解码者化约成为特定结构的人格化产物，各种话语贯穿主体 而向他发言，银幕理论的被动主体观念就是这种影响的结果。
但莫利认为，尽管由于他的结构位置的影响，致使其文化资源 非常有限，但个体还是积极而活跃地生产着意义。
在莫利看来，银幕理论排除了社会历史结构在文本与读者接触中的意义，并且无视这些文本与其他文本的接触在不断地介入电视 收看过程的事实。
就文本的接触来看，尽管引起注意的是特定的文本，但与此同时，其他话语总是游戏在侧:话语总是取决于其他的话语，它总是透过主体在其他文化的、教育的与制度的等等层面的位置，产生其意义。
主体是交互话语的产物， 是主体的生活历史上的所有话语运作的综合产物。
主体的构造极其复杂，在特定的读者/ 文本接触时，不能说，读者的社会经济位置决定了其援引的话语构架。
只能说， 社会结构的特定位置，具有结构化(structuring)和限制性(lim- iting)的效应，制约了不同部门的阅听大众可以获得哪些库存 的话语或解码策略。
而且，特定受众素养的高低，受到了社会 结构力量的局限，但不能说，这些力量的根源来自经济意义的阶级位置，分配话语语汇与素养的主要场域很有可能是家庭 和学校。
造成结构化效应的其他因素，还有性别和当下社会 的文化环境，它们都会影响到特定的文本/ 读者的接触，对于 读者操用哪些库存符码，都会具有影响力。
那么，如何分析具体读者在接触文本时的话语经验呢
莫利的答案是:"我们应该从社会关系与结构下手，研究它们对于论述空间(即交互话语)的结构化，有些什么效果。
这些结构化的关系，并不能制造出非此即彼的特定解读方式;但它们确实力足以限制论述 空间的形构，承此而来，这又在特定的文本/ 读者接触之际，对于读者的解读方式，产生了决定性的效应。
这个取向昭示我们，任何'主体的表现，决定于文本'的说法，殊不可信，说是二者之间自动或毫无问题的对应，实在不能取信于人。
"我们不能假定某个文本刻写了某个有所需求的主体，而是说，特殊的文本/ 主体关系依赖于文本的多重性所产生的主体的多重立场，这些立场在主体的空间中相互矛盾和冲突着。
莫利指出:"我们必须区别:文本偏爱和镶嵌在其话语操作中的立场和具体的个体(已经为话语的多重性所构造为主体)或 成功地或不充分地为任何一个单独的文本所询唤的过程。
个体不仅仅是为单个文本所许可的主体。
某个成功的一致(cor- respondence)应被理解为获取(accomplishment)而非既定。
它是接合的结果，否则它不可能解接合。
"莫利主张主体的多重性和文本意义的多重性，即使是偏爱阅读也不能限制主体的解读，文本和主体的契合、一致只是历史的具体情形，必须 被不断地解构。
莫利关于主体的观点，最终是要解释其调查的结果，就是为什么"全国受众"的解释超越了巴赫金的模式，为什么突破了传统的阶级与意识形态的对应。
莫利认为主体不是一种语言或符号秩序的效果，任何特殊的主体都是位置于某种文化， 这种文化基于符号的多声部，是由冲突性的话语所组成。
结果是，莫利寻找到的是主体位置的不稳定的、临时性的、充满 活力的特性，主体就是位于这些过程和冲突之中。
莫利并非要以交互话语对抗意识形态，他这里还没有权力斗争的概念， 而只是试图解释受众的复杂接受，他的核心观点是:"文本和 主体两者都是交互话语的空间之中被结构的，两者都被冲突 性的话语所横切和贯穿:冲突不仅来自这些不同的话语所催生的主体位置，而且来自它们被接合和转变所处的紧要的(the conjuncture)和体制性的据点。
"当代哲学解释学的视域融合概念也是致力于解决这个问题，但解释学没有如莫利那样提供主体和文本的复杂构成，没有辨识出社会轴线对主体构成的意义，这也是社会学的具体性与哲学的普遍性的差异。
文本的意义被不同地构造着，这依赖于读者所带给文本 的话语，如知识、偏见、抵抗等。
个体与话语具有不同的关系， 他们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在现实中的立场，将会决定哪套话语可能会和自己遭遇、以什么方式遭遇。
巴赫金把受众的解码解释为三种立场，并把这些立场以社会学的方式联系于阶级位置。
拉克劳认为，甚至意识形态性的因素，孤立地看，也没有必然的阶级含义，含义是那些元素在具体的意识形态话语中接合的结果。
莫利认为，阶级并非仅在经济层面具有影响，不存在简单的意义系统，是多重话语在社会结构中游戏 着，这些话语具有不同的缘起，就其本身而论，它们不能被归于阶级。
不同的话语立场需要依据它们的话语的特征和效果 来分析。
莫利总结说，考虑到话语层面的影响，阶级/意义体系之间的关系必须重新书写。
话语结构干预了阶级和语言之间的关系，不能把语言的操作简单回溯到经济层面的阶级。
我们不能推断，哪一个话语性的框架能够被调动在特别的读 文本的遭遇中，但是，对于不同的受众来说，其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对于其可得的话语的或解码的策略具有结构性和限制性的影响 。
莫利的这种思路消解了任何自动的或者银幕理论的"文本之于主体的无疑问的操演"的观点，后者仅仅以 文本代替了社会学的决定论。
它提供了一个理论性的空间， 其中，主体能够被安置在意指链条(signifying chain)而非"规定性的过程"(regulated process)之中。
媒介机构的信息不会对受众自动产生效果。
我们观看电视的过程和经验，我们解读电视信息的经验，来自我们在生活中其他地方获得的信息和经验。
这些经验构成我们的前见， 它们与电视里获得的信息或冲突或契合，彼此相互交错，我们 总是在无意识中，选择并比较各种信息，这就是交互话语这一概念的含义，即是，我们生活于不同话语不同信息体系的领域，生活空间为许多不同的话语穿梭而过，其中，相互支持呼应者固有很多，彼此矛盾、相互排斥的也很多。
在解码与诠释 媒介信息时，无论我们是否意识到，其他信息与其他话语总会 加入这个解码过程。
莫利试图追寻媒介在给文化成员设置日程，提供文化框架中扮演的角色，这就要考察文化差异生产的过程，以及牵涉其中的控制的形式。
使用与满足理论反对法兰克福学派的被动受众论，但它又忽视了意识形态的控制问题。
莫利也反对文本对于受众是完全开放的后现代主义观点，如罗兰巴托等认为，文本对于读者没有影响，文本无限 开放于读者，甚至读者改写了文本。
为此，莫利提出了偏爱阅读模式(preferred reading model)，认为受众阅读是在有所限制 和压力的条件下进行的。
莫利认为，所有文本都试图诱导出 读者的特定的阅读，但实际的读者的解释不是基于对这种偏爱阅读的简单的接受或反对，而是基于特殊的文化能力和立场，以及限制性的条件如文本、生产机构和受众的社会历史的具体接合。
因此，菲斯克主张，分析家不要过多地关注文本方法，应较多地关注使电视朝着文本结构所不希望的意义方面 发展时出现的鸿沟或空间，而这样的鸿沟或空间产生于读者的社会体验。
因为主体的构造是复杂的，历经各种性别、宗教、年龄、阶级的轴线，正是这些复杂的社会结构因素构造着 观看电视这一文本的主体。
主体性来自真实的社会体验以及 想象的或文本的体验，但实际的电视受众是社会主体，这种社会主体性在意义构造方面的影响要大于文本产生的主体性， 因为后者只有在阅读文本时才存在 菲斯克认为:"文本和主体性都是话语结构，都具有类似的相互冲突或者相互矛盾的话语。
正是由于这些矛盾，才产生了文本的多义性以及解读的多种可能性。
"菲斯克高度评价莫利的研究，因为莫利所揭示的解读的多义性暗含着革命 意识的形成。
读者的解读都是朝向有利于自己的利益的方向 发展的。
菲斯克说:"解读电视文本是对现存位置与文本提出的位置之间进行协调的过程，而在这种协调中，力量的均衡取决于读者。
主要不是读者的主体性服从于文本的意识形态力量，而是文本中发现的意义朝着读者的主体位置偏移。
"据霍布森、莫利、洪宜安等人的研究，受众对电视文本中的人物的选择性的认同是受众积极性的表现，通过认同而创造了他们自己的意义。
这个过程需要高度发展的文化能力，它控制了读者与文本的关系，并获得了多重快乐。
在当代西方民主资本主义社会，资源和社会权力的分配是不平等的，在文化和语言领域也是如此。
话语把对现实的认识变为常识，具有这种力量的群体就是那些掌握经济权力的利益集团。
经济权力是公开的、显明的，但话语力量是隐蔽 的，正是这种隐蔽性，这种对其自身运作的压抑，才使得它表现为常识，表现为对现实的客观反映。
主体是社会关系的产物，社会关系通过语言或话语，通过心理过程产生主体。
因为 各种社会力量之间存在矛盾，所以主体也是矛盾的复合体。
电视力图建立一个理想的主体地位，并让我们去占领，如果我们这样做了，就能够感受到意识形态上的快乐。
但是，电视所 希望的意义的实践效果，取决于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意识形态 实践与主流意识形态之间相适应的程度。
如果我们的主体性与主流意识形态一致，我们发现采取电视为我们构建的主体 地位就不难，但是，如果我们的主体地位与电视的主流意识形态所试图构建的主体性相矛盾，我们就觉得电视不可看。
意识形态极力通过社会的与文本的力量产生相容的主体，可是 决不能取得完全的成功，因为如莫利所揭示的，主体总是处于 交互话语的质询之中。
在霍尔的三种解码模式中，最为人注意的是对抗性解读，但霍尔并没有说明这种推动社会变革的对抗性解读根基于何处。
问题是，如果真的如阿尔都塞所说的，意识形态和控制无所不在，那么人类解放的希望何在
如果我们只能以一种意识形态对抗和代替此前的意识形态，这就重新堕入意识形态的牢笼，人类仍就身在束缚之中。
社会对立面分裂 为宰制者和抵抗者两条线，在当代西方，法兰克福学派、阿尔 都塞、精神分析理论、所有线性的传播理论都把视野放在霸权一边，而巴特、巴赫金、葛兰西、德赛都则把视野放置在抵抗的一边，文化研究继承了后者。
前者并非主观地与权力合 谋，而是因为他们把研究的视野放在宰制性权力，故而产生 悲观看法，而后者具体研究人民的从属性的在地，人民的创造性力量得以显现。
解释学并非主张解释的无限性:文本的框架制约了解释 的开放性。
无论如何解释，哈姆雷特不可能是贾宝玉。
在这个意义上，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是有效的，从客体来说，先在 文本的询唤对主体构造产生了影响，因为这个文本暗含了权力者的意志，这就是霍尔说的偏爱意义或偏爱阅读。
从主体 方面来看，解码者身处各种话语之中，这些话语构造着主体， 影响着解读。
作为客体的文本询换着主体，渗透着意识形态 的社会话语塑造着主体，那么，协商性的或对抗性的解读根基于何处呢
如何在阿尔都塞的密不透风的意识形态宰制中找到突破的缝隙呢
莫利的交互话语空间(interdiscursive space) 这一概念提供了抵制意识形态的可能，莫利认为，这是一个各种话语相遇、相协商、相互斗争的空间，主导性的意识形态一旦进入这个空间，就只能作为一种话语与其他各种话语相协 甘肃社会科学2016 商、相竞争。
多重话语是对抗单一的控制性话语的有效方法，这是 巴赫金提供给文化研究的政治性的一个理论据点。
但这样的主体仍未解放，因为主体可能找到对抗性或协商性的据点，即 另外一种话语，但这可能只是另外一个意识形态，主体仍处于 奴役之中。
马克思主义断定个人主义有利于资本主义，因为它促进了资本主义繁荣赖以存在的竞争性，阻止了普罗大众的阶级 意识的发展，而这正是社会变革所需要的。
分而治之(divide rule)原则为大量历史所证实。
在马克思主义 那里，个体意识被视为意识形态所产生的错误意识，因此，提升或鼓励任何个体性的感觉变成参与了意识形态的运作，变成了与敌人的同谋，历史斗争被定义为阶级意识和个人意识 的斗争，而非在个性构造中，什么应该、什么不应该起作用的斗争，以及谁有权去做决定的斗争。
马克思主义的失误是否认了个体作为真实体验的据点。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在他们 身上发生了什么
他们作为个体是如何思考的
这一失败忽视了个性的政治学，忽视了个体是有效的政治领地，这就导致马克思主义与人民的日常体验的脱离。
因此，个性本身不是与 阶级或其他的致力于团结的社会关系对立，应该说，个性中的有些形式是对立的，其他的则是其先决条件 个体化(individuation)是一个权力规训过程，它把个体与其他人分开，其目的是为了造册(documenting)、评价和控制。
这一过程的最终结果是安置(stationing)，是社会秩序所需要的个体的存在之所。
个体化产生了个体，后者仅仅存在于权力 集团的数据库中。
产生和造册个体的过程发生于19 世纪引进 指纹和警方的身份证照相的技术，现在技术的发展成倍地分离和造册了个体化的数据。
个体化是自上而下的权力运作的结果，相反的是自下而上的身份感。
一个人利用其资源和社会秩序的历史不同于权力集团的数据库的造册所编写的历史，这种自 下而上的身份可能难以获得和保持，因为帝国权力要伸张到家庭、社区关系、休闲领地之中。
但这种身份确实存在着。
在一个规训的社会里，人民意识的一个明显特征是差异感，即在我们想象中的所是和他们(权力者)希望我们所是的之间的差异。
伪装和掩饰身份是防御性的生存策略，工人以此去反对 经理对他们的要求，妇女以此对抗父权制，同性恋者以此反对 异性恋主义。
身份产生于自下而上的在地化权力，它反对个体化的操作，因此，身份是生活在权力集团的统治之下的人们的意识之中的关键性的压力之点(pressure point)。
个体化是 垂直(vertical)的权力，它分离和安置身体，以便控制个体和其 社会关系。
阈限的目的是通过为主导性社会秩序所否定的方式产生为成员所控制的身份和关系。
它不是社会秩序所需要的，它存在于帝国权力之外并威胁它，它是在地(locale)的社会性扩展 阿尔都塞的质询(interpellation)概念，即人们如何通过国家对他们的要求(成为良民、工人、家长等)获得对自己的承认 从而屈从于权威，拓展了国家的影响范围，使其超越了传统的体制性场所。
福柯关于惩戒(discipline)的双重含义，塑造身体以适应某种可接受的实践，并生成以社会易辨的方式行动的能力，使得压抑与抵制被理解为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
巴赫金的杂语(heteroglossia)和复调(polyphony)概念，认为不同 声音的难以驾驭且无法抑制的扩散乃是大众之生命源泉。
每一种分析思路都表明，自我并没有单一的内核，而是主体争夺 的领地。
特定自我的界定再也无法从他们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或场所读取。
身份是各种力量的效果而且已然处于流动之中。
文化斗争被视作转换过程的结果，转换过程与其说是需要改善的缺点，不如说是本质上富有生产性的人类活动的全新表达 在法国后现代哲学中，主体性概念具有如下涵义:个体生活在一套为不同的机制所结构的系统中，用布尔迪的话说是 场域(fields)，如家庭、工作、同伴、教育机构、政党等。
每一场 域具有自身的物质形式，具有特定的时空结构和特定的未来 导向(future directed)，并包含自己的想象性(imaginary)图景、它的承诺、成功和满意的形象、愉悦的可能性等。
比如家庭，依赖于完美家庭的形象，即夫妻和婴儿，当他们再生产这些形象的时候，即使是在一片刻，家庭成员也可能感到愉悦。
这一形象之所以是想象性的，是因为组织了这些场域的局限 和不足，比如家庭生活为经济状况、年龄和代沟所局限。
因为 这些局限，场域弥漫着权力关系，为等级制所结构。
毕竟，不是每个人具有相同的经验、知识、金钱和权威。
每一场域包含 不同的风格，作为学生，某个人可能的行为风格是这样的，但 作为影迷，其风格可能是另外样子。
这些场域包含着福柯说的自我构成(self government)的选择，即使在高度规训化和理性化的场域如学校和公司，选择 被控制的时候也是如此，个体会想出策略以发展自身，或者与他们当前的位置协调。
因此，实际的个体不是为各种场域(学校、家庭)构造的系统所安置(position)的主体，因为，理论上说，个体至少能够有所选择，这就能够回避试图去安置他们的力量。
其次，个体之于场域的关系被偶然性的条件如皮肤的颜色、物质性的外表 等和物质性力量如气候、疾病、科技发展等不断地影响和转换 着，这些条件不能被简单视为社会或文化的决定性力量。
第三，语言自身干预着个体与构造了他的位置的社会文化场域 的相互关系。
我们的独特感基于我们的、我们能够说我们想说的东西这一事实，至少对我们自己是这样，即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这种感觉之所以产生，是因为语言是一种不需要花费什么的资源。
语言又很复杂，能够构造无限的个体言语行为，尽管个体性的言说的意义不能完全为个体所控制。
最后， 即时性(temporality)朝向不可知和无法控制方向流动，个体发现，在他们自身中有一个深刻的自我存在着，这个自我不能化 约为那个管理性的自我(managerialself)，他为自我构型(self formation)选择风格、策略和技巧 。
即是说，尽管有种种 意识形态控制，个体自我永远不会屈服，永远存在抵抗的可能。
这个反抗性的存在依据是个体的语言、体验和身体等方面的独特性、唯一性和不可替代性。
莫利把电视的收看置于家庭之中并非是文化研究政治性的消弭，因为家庭乃一小世界，它并非政治意识形态的避风 港，并非免除了外在的政治渗透，它通向外在的大世界，宏观 世界的政治就实践在家庭之中，但家庭也是人民的真切的生活之地，是抵抗着各种意识形态侵袭的所在。
身体是在地控制的重要部分，但在地的建构超越了身体，它是个体的经验、 情感、认识等悬置了意识形态的构造物，各种意识形态交错于 日常生活场景，但也遭遇人民生命意志的抵抗，这种生命存在 包含和超越了肉体生命、无意识的生命活动，是抵抗性解码从而是从属文化创造的根据地。
因为没有 考察被支配者的主体性，阿尔都塞没有意识到这两者的区别。
个体主体的生命存在提升到一个时代、一个群体则是情感结构，它建立在共同的社会生活体验之上。
在地的抵抗来自个体的生存体验，这种体验不是无意识本能，不是巴托的去除了 意识形态的身体，而是个体的真切的生存体验，这种体验广泛 地存在于大众的生活之中，它是大众对抗意识形态的据点。
如莫利所说，话语总是处于交互的多重合唱之中，复调性的话语能够对抗宰制性话语的控制。
比如宋明理学说饿死事小， 失节事大，但在人民之中也有民以食为天、人命关天等对抗性 话语。
但这到底是另外一种意识形态还是出于人民生命的体验
以生命体验对抗意识形态，就是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的矛盾，是威廉斯和阿尔都塞的矛盾。
在情感和信仰都可能被 塑造的时候，我们很难区分意识形态性的话语和真切的生命 体验。
但即便在情感和信仰被塑造的年代，在人民的各种情感之中，也有真切进步的情感存在着，这种体验如胡塞尔说的，是去除了意识形态的本质直观，它是我们走向自由和社会 进步的最后根据地。
这种体验来自意识形态说教与自身生活 境遇的差异，来自对统治阶级生活与自己生活差异的体认，也 来自生命个体对自由和乌托邦理想的向往。
在今天，社会斗争的轴线更为复杂，如菲 斯克说的，阶级、性别、年龄、宗教等都是斗争的轴线，大众沿着这些轴线结盟以与权力对抗。
或缓慢或激进的社会变革推动了社会的发展，而大众正是积极的社会变革主体。
权力的控制深入到除了政治经济之外的一切道德的、审美的、法律的乃至日常行为之中，每一方面的独立都让宰制者惶惶不安，而 大众的抵抗就表现在政治经济乃至日常生活实践的方方面面。
如果不承认大众的革命性，就无法解释历史的发展变革， 无法解释人类在不断走向自由这一事实。
霍尔告诉人们，政治变革的前提是意识变革，而意识变革就存在于日常生活之中，存在于收看电视这种室内的日常实践之中。
大众并非麻痹的乌合之众，并非需要领导的群众，大众有着自己的判断。
对于文化研究者来说，具体说明某个文化中的变革的动力极其重要，即是在矛盾性的权力结构中，追寻大众的对抗意识和 能量的形成和塑造，以推动社会的演变。
笔者近期对霍尔和菲斯克的理论作了一系列解读，参见笔者发表在《学习与探索》《南京社会科学》《文化研究》《上海大学学报》等刊物上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