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是农民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和生活保障，土地权利是农民最为关切的经济权利。受传统的家庭分工模式的影响，承包地对农村妇女来说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农村妇女作为农村居民，其土地权益具备农村居民土地权益的一般特征，同时，由于女性特殊的社会地位，其土地权益还具有一些个性特征。归纳起来，农村妇女土地权益的主要特征有四个：财产性、保障性、基础性和不稳定性。
所谓财产性，是指土地能为权利人带来财产性收益，比如，经营承包地收益、流转承包地收益、征收补偿费用分配收入等。财产性是由土地是一种重要的生产资料和生活保障，并且日益稀缺决定的。
所谓保障性，是指在目前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还很不完善的情况下，土地对其权利人来说具有重要的生活保障功能。妇女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土地的保障功能对她们来说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
基础性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其一，土地权益是妇女作为村民享有的第一位的权利。一般情况下，土地权益的享有与否直接影响着其是否享有其他村民权益，比如宅基地使用权、公共设施（学校）使用权、股份分红；如果不享有土地权益，其他权益也无从谈起。其二，妇女是否享有土地权益对其子女是否享有土地权益有着直接影响。一般情况下，只有在母亲的土地权益得到认可的情况下，子女的土地权益才得以认可；如果母亲本人就没有享受到土地权益，其子女的土地权益也很难得到保障。
不稳定性，是指妇女的土地权益受婚姻状况（比如结婚、离婚或丧偶）的影响较大，妇女婚姻关系发生变化，其土地权益很可能随之发生变化。妇女土地权益的不稳定性是由妇女婚姻的流动性与土地的不动产性存在冲突，两者难以实现内在统一决定的。全国妇联的一份抽样调查表明，在农村没有土地的人群中，妇女占七成；有２６.３％的妇女从来没有分到过地，有４３.８％的妇女因为结婚而失去土地，有０.７%的妇女在离婚后失去土地。
1、农业劳动者没有自己名义下的土地目前，由于大量男性农村劳动力转移，农业劳动者中妇女比例占60%以上，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河北省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实行了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由于各地坚持“按户承包、按人分地”的原则，妇女无论婚嫁与否一般都能分得与男子同等的土地。也就是说，在土地初次分配过程中，男女平等原则得到了很好的贯彻落实，基本上不存在性别歧视问题。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性别差异问题便逐渐暴露出来，突出表现为人地矛盾日益突出，原来分得土地的妇女由于婚姻关系发生变化而失去土地，妇女成为“无地”的土地劳动者。“半边天占不到半边地”、耕地者没有自己名义下的土地现象日益严重。
近年来，河北省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快，土地迅速升值，广大农村妇女的维权意识也日益强烈，要地之争在城市郊区和其他经济发达地区时有发生，并进而波及到全省其他地区。查看省妇联系统接待妇女土地权益信访事件的数据资料，我们发现以下几点：第一，自2000年以来，妇女土地权益信访事件都呈现增加趋势。第二，近三年，妇女土地权益信访事件占财产权益类信访事件的比重都已过半。第三，以2003年为标志，省妇联接待妇女土地权益信访事件数量激增，由前几年每年几件增加到2003年的21件，2003年一年的接访数超过了前三年的总和；其占财产权益类信访事件的比重也由2001年的26.9%、2002年的12.5%跃升到2003年的42.86%。这表明，2003年后，农村妇女土地权益纠纷更加严重，且农村妇女向高一级机关反映问题的意愿非常强烈。第四，60%以上为集体访。妇女土地权益纠纷，已成为影响农村社会安定的一个重要因素。
农村妇女土地权益纠纷之所以越演越烈，社会发展原因有三：一是土地大幅增值。2003年全省农村税费改革逐步深入，一系列促进农民增收的政策措施相继出台，土地生产收益大大增加，广大农民的种田积极性迅速提高。（2000年3月，农村税费改革试点正式启动，首先在安徽全省进行改革试点；2002年3月，试点省扩大到包括河北在内的16个省；2003年农村税费改革在全国全面推开。此后，中央进一步加大农村税费改革政策力度，从2004年开始逐步降低农业税税率，实行“两减免三补贴”，直到2006年全面取消征收农业税。）去年底，我省下发了《支持新农村建设若干意见》，《意见》规定，为了拓宽农民出资渠道，在农村土地承包期限内和不改变用途的前提下，允许以土地承包经营受益权入股农村专业合作社。土地的增值效应更加明显。二是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批农地被征收，失地的波及面和对生活的影响都大大增加；三是随着国家对失地农民的保障力度的加大，土地征收补偿纠纷迅速增加。比如，某县土地征收补偿费用原为每亩6000元，真正落实到农户头上的很少；现为每亩2.8万元，是原来的4.6倍还多，相当于农民年人均纯收入的7倍，且能全部及时兑现给农户。对农村妇女来说，是否享有土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权，已不再是一个无关紧要、羞于启齿的问题，而是到了必须说个清楚、非争不可的地步。
农村妇女土地权益纠纷无论是“要地”、“要股”还是“要钱”，无论是家庭内部纠纷还是与村集体发生纠纷，都有三个共同特征：
（1）妇女土地权益流失通常发生在婚姻关系变化的过程中。由于农村妇女土地权益具有不稳定性，国家和地方对妇女土地权益都给予了一定的重视，规定了一系列保护性条款，但从目前情况看，政策法律的保护力度仍显不够，全省各地农村妇女的土地权益流失主要因婚姻关系变化而引起，突出表现为出嫁女、离婚妇女、丧偶妇女及招赘妇女的土地权益难以保障。据有关资料⑥，处于不同婚姻状况的妇女土地权益纠纷所占的比重，出嫁女为28.5%，离婚妇女为27.6%，招赘妇女为22.9%，丧偶妇女为19.7%，其他为1.3%。
（2）通常表现为个体与家庭、少数人与多数人之间的利益之争。妇女出嫁、离婚或丧偶后，承包地如何处理，当地往往已经形成了一定的风俗习惯，大多是或留在娘家，或由村集体收回。按照这样的风俗习惯，几十年来已经反复实践过，以前很少有人提出异议，或有异议但被驳回后，不再主张。有的甚至是以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的形式形成的决议。如此以来，妇女“要地”在实力上和道义上都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如果处理不当，很可能出现保护了妇女的权益，但引发全村人不满的情况。
我国现行法律对妇女土地权益的保护主要规定在《宪法》、《婚姻法》、《妇女权益保护法》和《农村土地承包法》中，现行政策以200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切实维护农村妇女土地承包权益的通知》（厅字[2001]9号）最具代表性，其中，不乏有对妇女土地权益保护的专门性规定。
农村妇女土地权益，是指广大农村地区，女性居民应当享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及与土地承包经营权直接相关的其他权益。出嫁女本人及其子女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享有的实体权利主要有四类：一是土地承包经营权；二是土地入股分红权；三是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四是土地征收或者征用补偿费用分配权；五是宅基地分配权。《妇女权益保护法》第32条规定：“妇女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土地征收或者征用补偿费使用以及宅基地使用等方面，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16条的规定，承包方（包括出嫁女）“依法享有承包地使用、收益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权利，有权自主组织经营和处置产品”。
承包地离婚分割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农村承包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明确规定夫妻离婚时有分割承包地的权利。该《规定（试行）》第34条规定：“承包方是夫妻的，在承包合同履行期间解除婚姻关系时，就其承包经营的权利义务未达成协议，且双方均有承包经营主体资格的，人民法院在处理其离婚案件时，应当按照家庭人口、老人的赡养，未成年子女的抚养等具体情况，对其承包经营权进行分割。”
农村妇女认为自己的土地权益受到侵犯时，还享有救济权，主要救济手段有：协商、请求调解（基层人民调解委员会、村委会、乡镇政府）、申请仲裁、提前诉讼。《妇女权益保护法》第55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以妇女未婚、结婚、离婚、丧偶等为由，侵害妇女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的各项权益的，或者因结婚男方到女方住所落户，侵害男方和子女享有与所在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平等权益的，由乡镇人民政府依法调解；受害人也可以依法向农村土地承包仲裁机构申请仲裁，或者向人民法院起诉，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
《宪法》赋予了妇女与男子平等的权利，为农村妇女土地权益的保护奠定了根本法的基础。《宪法》第48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等各方面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此外，《婚姻法》第39条规定：“夫或妻在家庭土地承包经营中享有的权益等，应当依法予以保护。”《农村土地承包法》第6条规定：“农村土地承包，妇女与男子享有平等的权利。承包中应当保护妇女的合法权益，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剥夺、侵害妇女应当享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原因：妇女土地权益很不稳定，非常容易流失。这种流失通常发生在婚姻关系变化的过程中。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河北省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实行了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由于各地坚持“按户承包、按人分地”的原则，妇女无论婚嫁与否一般都能分得与男子同等的土地（测婚测嫁占少数）。也就是说，在土地初次分配过程中，男女平等原则得到了比较好的贯彻落实，基本上不存在性别歧视问题。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性别差异问题便逐渐暴露出来。由于农村人结婚传统上是从夫居，土地的不动产性和妇女从夫居的移动性使原来分得土地的妇女由于婚姻关系发生变化而逐渐失去土地。农村妇女土地权益的不稳定性也体现在这里。据有关资料，处于不同婚姻状况的妇女土地权益纠纷所占的比重，出嫁女为28.5%，离婚妇女为27.6%，招赘妇女为22.9%，丧偶妇女为19.7%，其他为1.3%。
立法者注意到了这个问题，试图通过完善立法加以解决。法律上对妇女土地权益的保护共有三类条款：第一类是平等权利宣言性规定；第一类是禁止剥夺性规定；第一类是具体保护性规定。
前两种见于《宪法》、《妇女权益保护法》、《农村土地承包法》等。其中，《宪法》赋予了妇女与男子平等的权利，为农村妇女土地权益的保护奠定了根本法的基础。《宪法》第48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等各方面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妇女权益保护法》的规定则特别指出不得因妇女婚姻变迁侵犯其合法权益。《妇女权益保护法》第33条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妇女未婚、结婚、离婚、丧偶等为由，侵害妇女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的各项权益。”“因结婚男方到女方住所落户的，男方和子女享有与所在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平等的权益。”《农村土地承包法》第6条规定，“农村土地承包，妇女与男子享有平等的权利。承包中应当保护妇女的合法权益，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剥夺、侵害妇女应当享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第三种主要见于《农村土地承包法》。该法第30条：“承包期内，妇女结婚，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发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妇女离婚或者丧偶，仍在原居住地生活或者不在原居住地生活但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发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这一条款在实践中被广泛应用，对保护妇女土地权益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政策性规定以200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切实维护农村妇女土地承包权益的通知》（厅字[2001]9号）最有代表性。《通知》第一次比较完整、系统地规定了农村妇女土地权益保护的具体政策措施。（1）出嫁妇女必须有一份承包土地。不管采取什么办法，都要确保农村出嫁妇女有一份承包土地。妇女嫁入方所在村要优先解决其土地承包问题。在没有解决之前，出嫁妇女娘家所在村不得强行收回其原籍承包地。有女无儿，儿子没有赡养能力或女儿尽主要赡养义务的家庭，男到女家生产和生活的，应享受同等村民待遇。（2）离婚或丧偶妇女土地承包权不受歧视。“妇女离婚或丧偶后仍在原居住地生活的，原居住地应保证其有一份承包地。离婚或丧偶后不在原居住地生活、其新居住地还没有为其解决承包土地的原居住地所在村应保留其土地承包权。”
1、提请村民会议讨论决定的义务，即程序合法。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19条的规定，对涉及村民利益的重大事项（从村集体经济所得收益的使用、村民的承包经营方案；宅基地的使用方案），村民委员会必须提请村民会议讨论决定。实践中这一条遵守的较好。
2、引导村民讨论决定的事项不违法的义务，即内容合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20条第二款规定，“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以及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讨论决定的事项不得与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相抵触，不得有侵犯村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合法财产权利的内容”。实践中，引发妇女土地权益纠纷的情况，相当一部分是以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决定的形式出现的。比如，石家庄某村已嫁女诉村委会案。2005年，石家庄市某村因市政府征用土地得到补偿款3000余万元。该村村委会制定了分配方案，通过村民表决的方式，决定“闺女户”只能享受村民应得补偿款的30%。该村已嫁闺女，但户口没有迁移的，认为此决定侵犯了她们应当享有的财产权，在调解未果的情况下，向当地基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再如，保定市北市区某村于2004年4月22日召开村民代表大会，经表决，90%以上的村民不同意农嫁非的出嫁女享受村民待遇，只在今后村里分征地补偿款时按正常村民的50%一次性发放。共涉及出嫁女21名，子女8名。实践中的问题主要出在这里，今后工作中努力的重点也应在这里。
3、接受政府和司法监督的义务。《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20条第一款规定，“村民会议可以制定和修改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并报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备案”。《物权法》第63条第二款规定，“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委员会或者其负责人作出的决定侵害集体成员合法权益的，受侵害的集体成员可以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
4、民事责任。《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54条规定，发包方“剥夺、侵害妇女依法享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应当承担停止侵害、返还原物、恢复原状、排除妨害、消除危险、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这就要求，村两委干部处理土地权益问题必须有“三个视角”：
2、民意视角。尊重村民的意愿（组织召开村民会议）。
3、性别视角。对出嫁女的权益给予格外关注，坚决贯彻男女平等基本原则。
2004-2006年，山东、江苏、辽宁、安徽、福建、海南、云南等省相继出台了实施《农村土地承包法》办法，其中，《海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办法》最具代表性。
与《土地承包法》相比，该《办法》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发展：
一是对《土地承包法》中容易引起歧异，据此反而可能会侵害农村妇女土地权益的条款，做出修改。《办法》第11条第二款在规定“承包期内，妇女结婚，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发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的基础上，增加了“新居住地集体经济组织应当解决其承包土地”的规定。
二是对所有男到女家落户的都平等地予以保护。该《办法》第11条第三款规定：“承包期内，因结婚，男方到女方家落户的，夫妻双方及其子女享有与居住地集体经济组织其他成员平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三是对因分户、离婚土地承包权的分割问题做出规定。该《办法》第12条规定：“承包期内，承包方家庭成员因分户、离婚而申请分别签订承包合同的，发包方应当与分立后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签订承包合同，并报有关部门换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者林权证”。“承包方家庭分户的，由家庭内部自行决定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分割。家庭内部就土地承包经营权分割达成协议的，发包方应当尊重其协议；达不成协议的，按照承包合同纠纷处理。”“因离婚产生的分户，双方当事人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按照离婚协议、农村土地承包仲裁机构的仲裁裁决或者人民法院的判决处理。”四是明文规定家庭承包合同应当载明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家庭成员姓名。
对因分户、离婚所引起的土地承包权的分割问题，江苏、安徽、福建等省也都做了类似规定。山东、江苏、辽宁、安徽还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界定进行了探索。
调研发现，河北省部分市县勇于探索，在实践中形成了三种解决模式：
（1）离婚案件土地承包经营权合理分割模式。秦皇岛市昌黎县是久负盛名的“花果之乡”、“鱼米之乡”，农村妇女共有21万人，占全部农业人口的54%。2004年，昌黎县农工委出台了《关于保护农村离婚妇女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通知》（昌农工[2004]8号）。该《通知》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司法部门、人民调委会、婚姻登记机关，在受理农村妇女离婚案件中，应当把当事人双方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合理分割，将当事人双方经营的地块面积等内容，写进判决书、调解书或协议书，用法律文书固定下来”。截至2006年9月底，全县农村协议离婚的有132对，其中，有35对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分割后，写进协议书。“农民离婚，先分土地”在当地已不存在争议。
（2）出嫁女留村与否同等待遇模式。石家庄市赵县县前村地处县城，是一个二、三产业专业村。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众多妇女“出嫁不出阁”。自1980年以来，全村共有出嫁女380多名，其中，户口留在县前村的180多名，占出嫁女总数的47%，其子女在该村落户的有240余人。此外，“男到女家”落户的也有80多户入驻县前村。为了维护妇女的土地权益，该村明确规定：凡是出嫁女，不论留村与否，土地承包权一律与其他村民同等待遇；出嫁女留村的，其子女落户县前村的，宅基地使用权与其他村民同等待遇；男到女家落户的，其土地承包权和宅基地使用权与其他村民同等待遇。该村还专门成立了出嫁女责权小组，具体负责出嫁女土地权益工作，不折不扣地执行上述规定。
（3）无地妇女经济补偿模式。邢台县翟村位于邢台市北郊，地处城乡结合部。2000年，翟村村民代表大会形成决议：一是出嫁女未在夫家分得土地的，暂不收回土地承包权，已被收回土地的，按照每亩地每年800元的标准进行补偿。二是嫁入本村的媳妇在本村落户的，因无地可分，按人均7分地，每亩每年800元的标准进行补偿。
村委会经常面临的难题是：
2、富裕村人口膨胀问题。实行农村股份制改革。
5、无机动地可供调整的问题。经济补偿法。
村民（甚至娘家人还有本村其她妇女都不同意）与出嫁女认识存在分歧，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一是民间习俗的影响，使集体经济组织容易形成对出嫁女的排斥。虽然《宪法》明确规定了男女平等原则，但是“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的观念并没有绝迹，在涉及利益分配的领域，这种观念很容易起到支配作用。
村民会议一般认为，出嫁女不享有权益或享有部分权益，从家庭利益考虑对大家都是公平的。调研发现，一些人反对出嫁女享有权利，其理由很朴素，“谁家都有闺女媳妇，各家都一样”。
二是合法性不明，使争议双方往往做出有利于自己的解释。
三是法律宣传不到位，存在无意中违法的情况。许多村民没有接受过任何有关土地权益的培训，对于法律对妇女土地权益的特殊保护并不了解。在村民会议上，村民的态度主要是由自身利益和传统做法决定的。
调研发现，许多村民认为，妇女结婚到新居住地生活，已不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不再具有土地承包经营权，承包地当然应当收回。而不知法律有“承包期内，妇女结婚，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发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的明文规定。
四是利益关系的作用。比如，富裕村的村民担心，因村里福利好、年底有分红，女孩大了不愿外嫁，嫁了不愿迁出，如此以来很可能导致村里人口急剧膨胀，单个村民应获利益下降，从而使自己的利益受损。
笔者认为，针对上述情况，村民自治要做到民意性与合法性的统一，必须将工作重点由事后解决转为事后解决与事前预防并重。
建议村委会召集村民会议前，要做好一系列准备工作：
（1）村委会成员要带头学法、懂法，对出嫁女享有哪些合法权益心知肚明；
（2）做好政策法律宣传工作，使村民懂得政策法律的有关规定；
（3）对当地出嫁女情况进行摸底调查，掌握人数和类别情况，以便引导区别情况具体对待；
（4）充分听取妇女，特别是出嫁女的意见，帮助妇女实现土地权利，必要时积极与当地妇联组织取得联系；
（5）注意了解村民的态度，引导纠正重男轻女思想；
（6）待条件基本成熟了，在召集村民会议；
若出现内容违法的情况，应认真检查哪些工作没有到位，再次准备，重新召集村民大会，进行修正补救。
我们认为，对于哪些事项是法律明确规定不需要也不能由村民讨论决定的，哪些必须由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村委会必须认真甄别。“已结婚但长期在村居住，户口也未迁出的妇女及共同生活的未成年子女”，其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同本村男子一样是毋庸质疑的，此事项本就不应在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或否定）之列。村民会议只有权利对法律界限模煳、规定不明且双方分歧较大的事项进行讨论并做出决定。
解决人口膨胀问题，经济发达地区已走在前面，农村股份合作制方法可供借鉴。农村股份合作制，就是以社区合作经济为基础，以股份制为形式，以集体资产为纽带，以加强集体资产管理和运营为内容，以资产保值增值和效益最大化为目的而建立起的一种新型的农村社区合作经济组织形式。农村股份合作制最早于20世纪80年代产生在山东省淄博市大周村区。
广东省珠三角的广州、深圳、珠海、佛山等市，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了农村股份合作制改革试验。随后东莞也开始了股份制改革。东莞以股份固化为突破口，依法维护农村出嫁女权益。对股权界定采取‘一刀切’的办法，实行个人股权的‘生不增、死不减’和‘迁入不增、迁出不减’的做法，减少制度运作成本，不再以天赋股权的方式配股，打破其福利性，新生儿和迁入的农业户口不再配置股权。我省一些地方也实行了股份制改革。比如正定。不足：股权固化之后，由于婚丧嫁娶，各村人口发生变化，分红数量急剧分化，产生对新增人口不公平问题。
前面提到，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界定问题，往往成为妇女土地权益纠纷双方争议的焦点。实践中的做法主要有三种：一是采取单一标准的方法，即以是否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常住户口作为判断是否具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确定依据；二是采取复合标准的方法，即以户口标准为基础，辅之以是否在本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长期生产、生活来判断；三是根据权利义务关系是否形成的事实作为判断标准，即必须与本集体组织形成事实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及管理关系的人，才具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
笔者认为，上述三种做法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也都存在明显的缺陷，必须进一步完善。实践中，确定出嫁女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采用复合标准法与类推法相结合的方法更为恰当。
一是以户籍为基本依据,综合考虑妇女生产生活所在地、与村集体的权利义务关系、以及是否被另一个集体经济组织接纳等各种因素，根据具体情况做出判断，而不能单纯以户口或权利义务关系为唯一判断标准。
二是对于依据上述标准难以判断的，可以结合“男女平等原则”来类推。同等条件下，男子享有集体成员资格，可以类推女子也当然享有该资格。比如，同一村集体经济组织中，两个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一男一女。双方各自结婚后，仍留在城市继续打工，都未迁出户口。若该男子被认定为集体成员，那么该女子也同样享有成员资格。要排除女子的成员资格，必须在性别之外找原因。这种方法简便易行，又最大限度地保证了公平性。
在村民会议决议上，可采用概括法与列举法相结合的形式。既在归纳概括一般认定标准的基础上，对实际中认识比较一致的情况作出列举性规定。
一类是应确定为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比如，农嫁农，户口没有迁出，并在本集体经济组织生产生活的。
一类是应排除在该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之外的。比如，妇女结婚后，户口迁出，在新居住地生产生活的。成员资格的界定，有利于严格执行法律规定，防止以村民会议的形式侵犯妇女的合法权益的行为发生。
实践中，一些地方的做法，对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确定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比如，邢台县翟村解决户口问题作为界定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关键点和突破口。
2003年，经多次请示县户政科，该村党员村民代表会制定了三项落户条件：
一是户口未迁出的出嫁闺女且在本村居住，其未落户的未婚子女申请落户的和离婚后回村居住法院判决归本人抚养的子女要求迁入户口的；
二是男方是本村户口，女方是非农户口，系破产企业下岗职工且未享受任何社会保障，本人及其未就业的未婚子女申请落户或迁入户口的；
三是男方原为本村村民，现本人或妻子系下岗企业职工且未享受任何社会保障，并回村居住，男方或女方及其未就业的未婚子女申请落户或迁入户口的。以上三种情况提供有关证明材料，经户口管理小组审查经公示后无意见就可迁入户口。截至2006年9月，在该村落户的有37名出嫁女的子女、6名离婚妇女、18名破产企业职工。
《东莞市农村股份合作经济组织股东资格界定若干规定》将股东资格分为四类：享受配股分红的人员、享受配股但暂不分红的人员、不能配股分红的人员和其他情况。
对属于前三种的分别进行了列举，其中，6类享受配股分红的人员中，有两类与出嫁女有关：
一是结婚后户口和居住地仍在原村的农村妇女及其符合计划生育政策所生的农村子女；
二是入赘到本村现享受集体分配或在第二轮土地延包中分有责任田的农业户口纯女户方、且户口已迁入的男方，及其符合计划生育政策所生且户口在本村的子女。对于前三种之外的其他情况，文件规定，由各镇村根据实际情况界定。
《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规定》也明确：结婚后户口和居住地仍在原村的农村妇女及其按计划生育的子女，在责任田和宅基地划分股权、分配等方面与当地其他村民享有同等权利。东莞市人民政府在东府[2004]158号文中也明确把'结婚后户口和居住地仍在原村的农村妇女及其符合计划生育政策所生的农村子女'列为享受配股分红的人员，把法律法规变为可操作的具体政策。
中山市、深圳市、广州市黄埔区等市（区）在农村股份合作制改革过程中，抓住有利时机，制定改革工作指导意见，促使出嫁女的权益在股民资格界定和股权配置等重要环节上得以落实。如深圳市在农村股份合作制改革中，将包括出嫁女在内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股东分为三类，并按三种形式进行分红，体现了差异性，体现了区别。中山市采取无偿配股、部分无偿配股加部分出资购股、出资购股等多种办法，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出嫁女合法权益问题。
近几年，土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已经成为妇女土地权益纠纷的一个焦点问题。保护妇女的土地权益，必须高度重视土地征收补偿费用纠纷的解决。
无地妇女能否分享土地补偿费？根据《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26条，征地补偿费用包括三项：一是土地补偿费（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二是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归地上附着物及青苗的所有者所有）；三是安置补助费（根据不同情况，支付给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安置单位、被安置人员个人）。
土地补偿费，是土地征收补偿费用的一种，在性质上，属于土地被征收后对集体土地所有权的补偿。
因此，《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26条确定，土地补偿费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至于土地补偿费是留给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使用，还是进一步在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之间进行分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24条做出了规定，即“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民主议定程序，决定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分配已经收到的土地补偿费。
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已经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人，请求支付相应份额的，应予支持。”实践中，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如何分配土地补偿费，各地的做法五花八门，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做法是，只把本次失地农户列入分配范围，而将其他农户排除在外。
笔者认为，这种做法即使经过了法律规定的民主议定程序，其内容也是违法的。任何一位具有村民资格的人（包括出嫁女），都有权作为集体所有者的成员参与土地补偿费的分配。土地补偿费的分配对象范围法律已明确规定，不应在民主议定之列。
因此，在今后的土地征收工作中，应特别注意土地补偿费的分配对象问题，而不能简单地在失地农民中一分了之。通过严格执行法律规定，对土地补偿费在所有者成员之间进行平均分配，能够一定程度保障妇女（特别是嫁入女）的土地权益。
从目前情况看，全省有机动地的村子仅占一小部分，出嫁女在新居住地直接获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机会很少。通过土地流转的方式，有偿取得土地经营权是解决人地矛盾的一条有效途径，但如此以来，又势必给出嫁女带来额外的经济负担。在土地之外寻找解决人地矛盾的办法应是根本出路所在。
笔者认为，当务之急是把因婚姻变化失地的妇女及其子女纳入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积极探索在全国或本地范围内，建立失地妇女、儿童保障制度，对因婚姻失去土地的妇女及其子女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
一是在《妇女权益保障法》中明确规定，“建立失地妇女、儿童保障金制度”。
二是借鉴邢台县翟村经验，鼓励有条件的地方，通过村集体经济补偿的办法，对失地妇女、儿童给予一定程度的保障。
总之，农村经济活动涉及土地问题时，必须纳入社会性别意识，充分考虑妇女土地权益的特殊性，尽量避免“从夫居”习俗对妇女土地权益造成不利影响，使农村妇女土地权益由最初的“起点公平”进一步发展到“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