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安与“格义”道安范文
换句话说，就是把佛教经典中的名相，与中国经籍内的概念进行比较分析，从而把相关类似的部分保留下来，作为常人理解佛典事数的途径与帮助。
道安法师为中国佛教史上的一代巨人，在整理佛教经典、确立戒规、翻译佛经、布道施教等方面卓有建树，特别是他心存弘赞真实教理之志，不依傍时流，反对用格义之法解释佛经，而主张用直译法直接陈述佛经义理。
这在当时可算作奇伟之事，不仅规范了佛教之发展，更是体现了佛教在中国文化中逐渐显示出来的独立姿态。
本文就道安法师取舍“格义”之法的转变，陈述道安法师对中国佛教发展之影响。
由于佛教是外来宗教，它原来所赖以产生和流传的古代印度社会历史背景与中国社会历史环境并不相同，佛教的内容结构、思想方法和经常使用的概念范畴，与中国固有的学术思想也不一样，加上语言文字的隔阂，理论的艰深晦涩，因此，要使具有中国文化根底的人弄懂产生于异质文化的佛教原理，在最初的佛经翻译和解说中就必须以中国固有的名词概念、思想方式来予以说明，并适应中国学说和现实社会的需要而进行一些调整和变通。
于是，选择使用“格义”方法，便成为佛教进入中国的一种途径与方式。
汉魏至东晋初期，僧众以“格义”作为方便对生徒讲经的方法的情形非常普遍。
据梁僧佑编撰的出三藏记集，慧在喻论中论及“格义”之法:昔汉室中兴，孝明之世，无尽之照，始得辉光此壤。
二五之照，当是像法之初，自尔已来，西域名人安侯之徒，相继而至，大化文言得渊照，边俗陶其鄙倍。
汉末魏初，广陵彭城二相出家，并能任持大照，寻味之贤始有讲次，而恢之以格义，迂之以配说。
撰集诸经，宣畅幽旨，粗得充允，视听暨今，附文求旨，义不远宗，言不乖实，起之于亡师(释道安)。
及至符并龟三王来朝，持法之宗亦并与经具集。
鸠摩法师至自龟，持律三藏集自宾，禅师徒寻亦并集。
关中洋洋十数年之中，当大法后兴之盛也。
1汉末魏初，曾因在彭城国及广陵有二位贵为辅相的官员出家，而引发同好佛法的时贤开始讲谈佛经，一时讲谈佛法大为风行。
这时讲次佛法的方法即为“格义”之法，正如引文中所说“恢之以格义，迂之以配说”，具体而言，就是用世学言词来讲解佛经，弘传佛教义理高深奥妙，并配以迂曲的“配说”解释佛经，如此，方便时人能够更好的理解佛经精奥，达到弘传佛教的目的。
衣冠士子咸附谘禀。
时依门徒，并世典有功，未善佛理。
雅乃与竺法朗等，以经中事数拟配外书，为生解之例，谓之格义。
及毗浮、昙相等，亦辩格义，以训门徒。
雅风彩洒落，善于机枢。
与道安、法汰，每披释凑疑，共尽经要。
2事数3，也就是法数，是佛经依经典内容的系统次第，循序渐进地介绍佛教各种名相概念的规则。
“外书”，是指佛典之外的中国书籍，佛书则被称为“内书”4。
“拟配”，即是对比，用原有中国的观念对比外来佛教的观念。
竺法雅等人以外书来拟配佛教的事数，且逐条写下例子，便于相互对比，增进了解，并以此作为对门徒讲解时的教材，又时常与其他说经者叙论疑难，共同讨论经典要义。
在佛教传入中国的初期，即汉魏以来直到西晋，在翻译佛经及其讲经过程中，用中国学术的现成名词概念来对应解释佛学，此时的佛学体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依附特征较为明显。
但是，随着佛教在中国的逐步发展，僧人已经看到了格义方法在翻译佛经中所表现出的不够确切性，而开始探究佛学的原始意义，寻求更深广、更精确的佛教义理理论，由此，佛教要求独立性的特征表现出来。
道安便是提倡用直译法直接陈述佛经义理之一人。
道安法师，是东晋常山扶柳人，俗姓卫，十二岁出家，初从学于佛图澄，名声四溢，游方问道，博涉内外群经。
道安法师，为中国佛教史上的一代巨人。
他会通诸经，弘阐微言，所诠经典有十余种之多，而且自他开始，才有佛门的疏钞之学。
他所参译的工作，主要是在润文、校对、制序方面，经由他所制序的经典颇多，他透过寻文比句、条贯文理、会通经义，并将经典中分为序分、正宗分、流通分三科，给予后人研究佛学很大的便利。
又整理佛门文献，撰众经综理录，这是中土经录学的开始，为后世一切经录学的范本;而且还制定僧尼规范，极力宣扬戒律。
道安与竺法雅是同学，青年时曾共同师事于佛图澄。
法雅常与道安、法汰共同探讨佛经，解释疑难问题(如前引文)，可见，当初道安也是赞成并使用格义方法的。
道安深通中国哲学，“其人理怀简衷，多所博涉，内外群书，略皆偏睹，阴阳算术，亦皆能通”5，正因为他有着深厚的中国哲学的根底，在解释和发挥佛教教义时，便自然而然的引用传统文化思想和老庄玄学语言概念。
特别在般若学方面，他成为本无宗的代表人物，其佛教思想，即是“无在万化之先，空为众形之始”，“一切诸法，本性空寂，故云本无”6。
这就是说，世界的最初是“无”，在“无”的基础上，元气陶化，群像禀形，然而，“权化之本，则出于自然”7。
这种以无为本的思想，很明显，是与玄学中的王弼、何晏的贵无思想有着密切联系的。
一方面，道安用了“本无末有”的玄学贵无的思想来解释佛教的般若空观思想，体现了般若与玄学的融合，但另一方面，他也触及到佛学的本义，使般若空观思想得以在中国流传。
但后来道安发现了“格义”的局限性。
其师死后，道安在飞龙山，与释僧光相见，二人就“格义”有一段对话，体现道安对于“格义”的看法:释僧光值石氏之乱，隐于飞龙山，游想岩壑，得志禅慧。
道安后复从之，相会欣喜，谓昔誓始从，因共披属思，新悟尤多。
光曰:“且当分析逍遥，何容是非先达”，安曰:“弘赞理教，宜令允惬，法鼓竞鸣，何先何后”光乃与安、汰等南游晋平，讲道弘化。
在这段对话里，道安认为“格义”的方法牵强附会，不够“允惬”,已不能准确地传达佛经原义，因而想要放弃“格义”的方法，但僧光却认为“格义”是前人所流传下来的方法，目的是为了更好的传经，既然能将佛教义理表达得让人接受，又何必过问它是否“允惬”，而否定先贤呢
道安却反驳他，弘赞理教应当遵循本来教义，且弘法明道没有先后之分，既然知道“格义”的方法歪曲了本来佛经教义，即使是先人所留下来的方法也应舍弃。
这是道安从更高的要求出发，希望更精确地介绍佛教的思想和宗教哲学体系，从而反对先贤，力主舍弃“格义”之法。
综上，佛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进入本土，其义理的深奥精妙为时人难以领悟理解，传佛之人深悉中外经典精要，会通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之相通或近似之处，于是以本土固有文化的义理，去比配外来思想，达到弘传佛教之目的;但经过更长的时间，人们对外来文化有了深层次的认识，明晰外来文化自有其渊源和特点，毕竟不同于本土固有文化，因而舍弃原有之“格义”方法，为佛教发展寻求独立个性。
道安法师为佛教发展做出杰出贡献，青年时代也多用“格义”方法解释佛经;但其后看到“格义”于理多违，对佛经解释多有丢失原来意义的地方，因而要求舍弃“格义”而取直译佛经之方法。
道安在佛教译经、经典整理、戒规确立、传讲佛经等方面多做贡献，自道安后，佛教体系渐趋系统与完善，时人也渐渐了解佛教特质之处，不愿再以佛理附和于外书，“格义”之法渐渐被佛教中人摈弃。
及至鸠摩罗什时代，经义大明，更是不需要与旧籍俗理相比配依附了。
是以智度有内外两。
若通论内外，则该被华夷;若局命此方，则可云儒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