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观点与志书质量
【字体:】衡量志书质量，广西第一轮修志时定有六条标准，第二轮修志有十项总的要求，六条标准和十项要求都把“观点鲜明正确”放在第一位。
政治观点的正确与否决定一部志书质量的好坏，政治质量是志书的第一质量。
本文重点讲志书的政治质量，政治质量体现在志书的政治观点上。
志书有别于史书，在记述上最大的特点就是以资料说话，“述而不作”。
没有空洞的政治说教，是志书的生命力所在。
但是，不要政治说教是不是就不要指导思想，作者就没有政治观点呢，回答是否定的。
一、自古志书就是有鲜明政治观点的著作
自古志书就有鲜明的政治观点，北宋地理学家、文学家乐史在进《太平寰宇记表》中提出地方志编纂应“颂万国之一君，表千年之一圣”，使统治者“不下堂而知五土，不出户而观万邦”(引自《太平寰宇记》光绪八年金陵书局刊刻本)。
历代志书的序和跋中也清楚表明这一点。
唐代曾任宰相的李吉甫，主编《元和郡县志》的目的在于控制天下攻守形势;元朝许有壬在《大元一统志序》中认为，方志“非以资口耳博洽”，而是“垂之万世，知祖宗创世之艰难”，以便“上下相维，以持一统”，强调方志对维护封建国家长治久安的作用。
全州人蒋冕在《广西通志序》中写到，修志的目的是:“酌古准今，施于政教，兴化善俗，御患安民，纾九重南顾之忧，慰一方士民之望。”清代康熙年间郝浴修的《广西通志》，在序中有这样一段:“夫志为何而修也，天文以察灾祥也，地形以慎扼塞也，人才吏治以觇得失重劝惩也，观乎田赋户口之盈虚而徭役可均也，文教武卫之举废而揆奋宜讲也，民风物力之厚薄而培养不可不预也，以至坛庙、关梁、陵墓、古迹，感而思，思而复，王道之成其在斯乎。”封建统治者修志，是为了其统治的长治久安，为了国家的统一和安宁，“资政”永远是第一的。
志书的政治观点体现在对资料的选择上。
明《广西通志》在其《凡例》中说:“讲武事，修文德，正风俗，得贤才，四者关系政体最大，必详书之，此修志之大旨也。”从这个指导思想出发，作者对图、表、志、传，做了精心设计，“王政始自疆理”，故首列图经;明“因地”，而述历代郡县沿革表;明“法天”，而述荆扬分野表;“正人之纪”，而述秩官表、选举表、藩封志;“述兴作”而有山川、沟洫、风俗、户口、田赋、食货志;“足财用”后而有公署、学校、书院、兵防志;“兵食足”而讲礼，遂列坛庙、宫室、台榭、关梁、陵墓诸篇。
“古迹”为“因地之余”，“祥异”为“法天之余”。
为了“奠我荒服”、“才兼文武”，而设各列传:名宦、流寓、名臣、人物、仙释、酷吏、佞幸。
旧志以人物为主，一部志书，人物传(包括人物录)、人物表(包括职官表、选举表、封建表)，约占总篇幅的30%~60%。
而人物传多数是传权贵，官修志书大半是载记贵族世家的善行义举，仁德懿范，所记的一些属于“人民”范畴的人，也主要是孝子、烈女。
志书记载“贞节”烈女传等，通过“封谥”、“谥号”、“嘉奖”、“德政碑”、“坊孝碑”、“贤良坊”、“贤良祠”之类，传述忠孝节义，用以维护封建礼教，维护封建等级制度和道德规范。
志书的政治观点体现在篇目的排列上。
清代嘉庆年间谢启昆主修的《广西通志》各卷的排列以《训典》为首，共两卷，记有关广西的清朝诏谕，并以此统帅全志，并在其叙例中说，这样做的目的是“义在尊王”，这充分反映修志者的立场。
《谢志》在《训典》之后设四表，其中职官表按朝代先叙职官之设，再按年代列县级以上官员姓氏及简历;选举表从汉代开始的制举、辟荐，到隋唐至明清的科举，记述历代官员选拔任用制度及名录;封建表列汉至明封爵于广西地区者。
志书的政治观点体现在记述的字里行间。
以谢启昆主修的《广西通志》为例，志中资料虽多为引用前志或其他典籍，但资料是经过整理的，是加上作者的考证和态度的，他在记载中把农民起义称为“贼”、“妖贼”、“瑶贼”、“盗”、“盗贼”、“奸民”，他认为“三纲五常之在天地间，将一日不可无，如饥馑之于菽粟布帛也”，办府学是为了“三纲五常大明乎天下，天地以之位，日月星辰以之行，山川草木鸟兽以之宁”;土官袭替，同样应以能遵守封建法律，维护封建统治秩序为准，“年老有疾，请以子代，听。
土官受贿，隐匿凶犯逃人者，革职提问，不准亲子承袭，择本支伯叔兄弟、兄弟之子继其职;若有大罪被戮，则立夷众素所推服者。
对人物的记载，更是爱憎分明，皇权思想和民本观念流露笔端。
他歌颂陆胤是能“奉宣朝恩”，使“流民归附，海隅肃清”,“商旅平行,民无疾疫,田稼丰稔”,在“宝玩所生”之地为官,却“内无粉黛附珠之妾,家无文甲犀象之珍”的良吏。
对“有政声”、“以廉名”的人，他常借别人的口表明自己的态度，如“民德之”、“人共仰之”、“县人颂之”、“乡人义之”等等。
对于贪官污吏，他于字里行间也鲜明地表明其憎恨之情。
如鞭笞交趾太首孙谞“贪黩暴虐，为百姓患”，周乘“习于贪浊，强宗聚奸，长吏肆狡，侵渔万民”，这类人物“恶贯满盈”，是“无赖小人”、“乱臣逆子”等。
从来就没有不带观点的历史记载，就是以“秉笔直书”而备受史学界、方志界推崇的史官董狐，其君王思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观念也根深蒂固，并不惜以生命去捍卫它，其引来杀身之祸的“赵盾弑其君”的“弑”字就是其观点的鲜明反映。
没有指导思想，没有观点，你就无法决定怎样选择资料，怎样组织资料，也不可能确定从哪个角度去动笔著述。
综上所述，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编修志书都是有政治观点的，皇权思想、封建的等级制度和伦理观念是其政治观点的出发点。
没有一部志书偏离皇权思想，如果有偏离，作者轻则入狱，书被查禁，重则株连九族，其书不可能流传于世，更不可能成为善本，被历代统治者和文人学者推崇。
强调志书要观点鲜明正确，并不是我们这一代的新发明。
志书从来没有因为其“述而不作”的记述原则而放弃政治观点，只是寓观点于资料之中，表述观点的方法与其他著作不同而已。
二、新方志必须有鲜明的政治观点
历代封建统治者都直言不讳地申明，他们修志是为了维护皇权，维护统治，驾驭人民。
今天，由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领导，地方人民政府主持编修的社会主义新方志为什么不能郑重声明其政治观点呢
从1985年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全体会议通过的《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到1996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地方志编纂工作的通知》，1997年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二届三次会议讨论通过的《关于地方志编纂工作的规定》，除个别字句变动外，都明确规定:编纂地方志必须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运用现代科学理论和方法，全面真实地反映当地自然和社会的历史和现状，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因此，修志工作者没有必要躲躲闪闪，遮遮掩掩，应该理直气壮地声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编修地方志的指导思想，其基本原理就是新方志的政治观点。
政治观点是志书的灵魂，没有这个灵魂，作者在汪洋大海般的资料里，无从选择;在纷繁杂乱的世界里，不知以何为依据整理出头绪;在千头万绪中，不知事业发展的主要脉络在哪里，所写出来的东西也就不可能成为科学的资料著述。
旧志的灵魂是封建的皇权思想，社会主义新方志的灵魂是马克思主义，是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论述和科学发展观。
有的方志工作者对志书要求“观点鲜明正确”不以为然，认为修志根本就不用去考虑这个问题。
其实不然，这是志书编纂者想躲都躲不开的问题。
例如，怎样记述共产党所犯的错误，中国共产党从诞生到今天，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压在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又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快速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成绩是主要的，对其错误，应该客观的、实事求是的去记述，而不要只写成绩不写错误或只写错误不写成绩，或把错误当成罪恶，当成犯罪去写。
立场不同，即使面对同样的现实，也会作出截然不同的判断，写出完全不同的东西。
因为这关系到资料的选择和记述的角度。
例如，《广西通志·电力工业志》设了专门章节记述失误工程，得到各界好评。
这是在充分记述解放后广西电力工业取得成就的基础上记述的失误工程，是客观的，实事求是的，应该得到肯定。
但如果对解放后广西电力工业取得的巨大成就视而不见，而只写失误，那么作者就是故意歪曲历史，其政治观点也肯定是错误的。
改革开放初期，广西出现解放后第二次毁林高峰，不少地方的农民把分到手的山林砍伐出售，造成山林大量被毁，森林覆盖率下降，生态环境恶化。
但其后随着各种制度的建立和管理措施的逐渐完善，乱砍滥伐现象得到有效遏制，植树造林迅速恢复，森林覆盖率不仅得到恢复还大大提高。
怎么看待这件事，是把它作为改革开放中的一些政策失误还是用它来否定改革开放，这就是政治观点和政治立场问题。
社会主义新方志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灵魂，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分析、选择、运用资料，去认识历史，并客观公正地记录一个区域、一个行业的历史与现状。
是要掌握其理论精髓和精神实质，并将其运用到设置篇目、搜集资料、筛选和鉴别资料、运用资料、写作志稿的全过程，使新编志书也很好地起到资政、教化的作用。
三、观点鲜明正确的基本要求
观点鲜明正确主要是指志稿的政治立场、政治观点和政治倾向，包括涉及国家、政党、民族、宗教等方面的问题。
2001年12月12日国务院第50次常务会议通过，《出版管理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的十项是国家对各种出版物的政治性要求，也应该是志书要做到观点鲜明正确的最低要求。
1.维护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最高法，内容涉及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对外交往等重大问题，涉及国家的根本制度。
修志工作者，特别是主编、总纂，一定要学习宪法，知道宪法有什么规定，什么是应该维护的，什么是应该反对的，并将其运用到写稿、编稿、审稿工作的过程。
2.维护国家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
有些人对不得危害国家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这条规定不很上心，认为自己肯定不会犯这类错误。
其实不然，可能在不知不觉中犯了错误自己都不知道。
例如，《广西通志》某专志稿记:“民国4年，富于反抗精神的京族人民与周邻的壮、汉、瑶族人民一道并肩奋战，终于赶走了法国侵略军。
正当京族和其他兄弟民族庆祝胜利的时候，国民党政权及其军队卷土重来，乘虚接管了京族地区，社会政区以县取代了原来的州官制度，成立了防城县。”这段话的政治错误在于把国民党政权及其军队对该地区恢复行使主权说成是“乘虚”而入“卷土重来”。
虽然国民党政权后来发展成为与人民、与共产党为敌的政权，但它是当时中国得到国际承认的合法政权，这个政权对京族地区恢复行使主权，是合法的，是维护国家统一的行动，不能用“乘虚”而入“卷土重来”这种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词语来记述，使用这样的词语，有闹独立、搞分裂之嫌。
因此，我们在记述时的用词应该谨慎。
再以外交部对《广西通志·外事志》的修改意见为例。
对历史上中越关系的处理，外交部的意见是“对广西过去历朝外事以摆事实、宜简不宜详为原则。
历史上越南对中国有侵略，中国对越南也有侵略，周恩来总理访越参观二征庙时也曾作过表示。
因此，对宋、元、明、清等朝越南入侵的事不宜写得太多，而且引用古文也应本着民族平等原则，注意清除大国主义思想，不用‘蛮事’、‘夷匪’等带侮辱性的词语。”对西方列强与中国的领事关系，原稿中有“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与西方列强建立领事关系”的表述，修改意见认为:此句“易使人误解为中国政府主动与西方国家建立领事关系。
建议改为‘鸦片战争后，中国政府在西方列强的威逼下，被迫与其建立了不平等的领事关系’。”学过这段历史的人都知道，这才是当时历史的真实情况!
外交部的这段修改意见让我们看到，站在什么立场上记述历史是一个关系到所记历史是否真实的一个重要问题。
再如，志书不可避免的会使用各种地图、示意图，广西是一个沿海沿边的自治区，地图、示意图只要出现广西的轮廓，就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到国境线的问题，国境线画得不够准确，就会出现领土主权问题。
为此，2003年国家新闻出版局转发了国家测绘局《关于地图内容表示若干规定》，要求各种类型的地图出版、印刷以及产品上附有示意性地图图形的工艺品、地图仪等都要按规定绘制和审批。
其第三章界线共五条(第六至第十条)，第六条规定国界线画法，详细到南海诸岛要画几段线都有规定。
广西的地图，不能漏涠洲、斜阳两岛。
地图、示意图，只要涉及广西轮廓的，都要送到国家测绘局、自治区测绘局地图管理处审查。
这是国家规定，必须执行，否则，所出版的志书资料再翔实，体例再完备，也可能成为废品。
第五次广西地方志优秀成果奖评奖过程中，就有一个深刻教训。
有一本志书在资料、体例、装帧、印刷等方面得到评委一致好评，却因为一张不合格的地图而使具备获得一等奖实力的志书，连佳作奖都得不到，还必须把地图割去后才能发行。
3.保守国家秘密
1985年颁布的《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第一章第六条规定:“新编地方志必须注意保密工作。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规定的保密条例，必须严格遵守。
有关边疆及涉外问题，必须慎重处理，严格请示汇报制度。”志书在记述经济、政治、科技、边防、宗教以及计划生育等问题时，不能把国家保密范围的内容也照录入志。
附录在收录有关文件时，如果没有注明可公开发表的，均应请示发文单位，得到同意后方可录用。
一本编得再好的志书，如果出现泄密问题，很可能连公开发行的资格都被取消，这种例子也是不少的。
4.维护民族团结、民族平等，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
民族关系属敏感问题，处理得好坏，关系到国家的稳定。
志书的编纂者要准确地记好民族问题，应该注意以下几方面:
第一，要正确区分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不能把阶级矛盾混淆为民族矛盾。
这种混淆主要有两种表现，其一是把汉族统治者对少数民族的压迫混淆为汉族对少数民族的压迫。
有一部县志稿记:“解放前居住在本县的各少数民族中，瑶、苗两族受压迫、剥削、歧视最严重，对壮、汉族存在隔阂和戒防心理，就连到了现在，每当孩子哭闹时，有时老人还用旧话恐吓说:‘莫哭莫哭，汉人来了’。”用这段话来反映民族隔阂有不妥之处。
在瑶、苗族老人中虽然遗留这些话，但我们要研究这些话产生的历史背景，它是在汉族统治者既压迫少数民族劳动者，也同样压迫汉族劳动者的情况下产生的;其次，说这些话的老人往往受教育的程度不高，他们分不清什么是阶级压迫，什么是民族压迫，他们还不可避免地受一些别有用心的民族上层分子的煽动，把汉族统治者对少数民族的压迫当作整个汉民族对少数民族的压迫，志书引用这段话不能正确地反映民族关系。
解放前，瑶、苗两族大多数群众受压迫、剥削、歧视是事实，但他们所受的压迫和剥削，有的来自本民族的上层，有的来自汉族的少数统治者和剥削阶级，这主要是阶级矛盾。
其二是把一个民族内部不同支系划分为两大集团，把民族内部的阶级矛盾混淆为各支系间的矛盾。
各民族内往往有许多支系，如彝族内有白彝、黑彝、花彝，每一个支系由于所处的地理环境和社会环境不同，发展水平也会存在差异，不可避免地会有矛盾。
怎样记载这些差别和矛盾，也是修志工作者的一个课题。
有一部县志稿记述:“在封建时代，瑶族内部因占有土地山林等生产资料不同，作为‘山主’集团的茶山瑶、坳瑶、花篮瑶，与‘山丁’集团的盘瑶、山子瑶之间存在着政治和经济利益方面的矛盾和斗争。”这段话，首先犯了修志的一个大忌:简单地下结论。
茶山瑶、坳瑶、花篮瑶、盘瑶、山子瑶等支系在发展水平上有差距，他们之间是否存在作者所说的由某些支系组成的“山主”集团和“山丁”集团
作者是否有充足的资料依据
如果有，应该用资料说话。
其次，瑶族各支系内部都有贫富差异，“山主”与“山丁”的矛盾，主要存在于各支系内部，如果把各支系间的矛盾混淆为压迫与被压迫的矛盾，搞不好会挑起一个民族内几个支系间的矛盾。
第二，要独立、完整、清晰、准确地记述一个民族的基本状况，不能搞民族间的对比。
以一个民族为标杆去衡量其他民族的先进与落后，是非常容易伤害民族感情的。
每个民族有自己的发展背景和轨迹，很难说什么样的背景和轨迹是先进的，什么样的轨迹是落后的。
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习俗等方面存在着差异，这是事实。
对这些差异，新方志应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有什么记什么，而不要去比较。
某志稿记述瑶族婚礼:“瑶族的婚仪，与汉、壮族大体相同，但乐队没有五音、八音、双吹、单吹，只有三五个闹小调的……迎新队伍没有坐轿、骑马，只是步行，更没有武装押礼”，“瑶族婚宴没有侗族丰盛”。
这就是明显地拿汉、壮、侗族的婚仪作标杆，贬低瑶族的婚仪。
由于这段文字没有把瑶族的婚仪作为一个独立的单元去写，而是把记述瑶族的婚仪、婚宴建筑在与汉族、壮族、侗族婚仪、婚宴的比较之上，读者首先看到的是一堆否定词，没有这样，没有那样，瑶族婚礼乐队究竟有什么，读者必须在读完汉族、壮族、侗族的婚仪、婚宴资料，并进行比较分析后，才能知道。
这种记事方法违背了地方志每一个记事单元都必须成为一个独立、完整的体系的要求。
第三，要注意区分传统民族习俗与封建迷信，不要轻易给传统民俗戴上封建迷信的帽子。
这里首先是一个对各民族尊重的问题。
民俗是千百年来民间约定俗成的习惯和风俗，是一个民族传统文化精华的组成部分。
中国人的生活中不能没有春节。
一个民族的民俗，传承着这个民族的历史文化，根深蒂固在这个民族子孙的心中，历经风雨，代代相传，成为维系民族心理、民族凝聚力的根本。
尊重民俗就是尊重人们心灵的需要，就是尊重这个民族。
因此，对少数民族的一些民俗，不能随意贬为封建迷信活动。
个别县志稿曾经把壮族的蚂虫另节归到封建迷信来记述，这是不正确的。
蚂虫另即青蛙，蚂虫另节是广西西北部壮族地区的农事节。
传说，蚂虫另是天上雷公的儿子，下凡人间以蛙声为号，为民传降雨水，死后，人们为了感谢其功德，为它举行隆重的葬礼，以后便有一年一度的祭蚂虫另的习俗，以保雨足谷丰。
这个节日寄托着人们对蚂虫另感激和崇敬的善良望，不应该被歧视和丑化。
然而，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民俗中往往也包含一些糟粕，如清明节，寄托了人们对逝去亲人的思念，弘扬了中华民族血浓于水的亲情魅力，但伴之而生的是一些封建迷信东西大行其道，年年都有因为祭奠烧纸钱而引发大火酿成灾难的悲剧。
正象我们不能因为清明节伴生有封建迷信活动和火灾隐患而不让人们过清明节一样，不能因为某些民俗活动中夹杂着一些迷信成分而贬低、丑化它。
由于民俗承载着历史和人们心灵的需要，承载着某些传统文化的内涵，因此，地方志工作者应该在传统与现代文明中保持一种理性，保持一种宽容，我们对民俗更多的应该是尊重。
对于某些与民俗伴生的封建迷信，我们应该注意引导，使之逐渐剔除糟粕，弘扬精华。
地方志记载民俗，要注重的是这些民俗所反映的社会，通过对各种民俗的记述，给读者提供观察一个地方一个民族民情风貌的窗口，进而了解其历史源流。
对于各民族的民俗，《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各民族“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风俗习惯的自由”。
这里有两层意思，一是各民族有保持自己风俗习惯的自由，即对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国家不能以强制手段逼迫其改变，不能以强制措施搞民族同化，不能歧视、歪曲、丑化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
二是各民族有改革自己风俗习惯的自由。
对不良的民族风俗习惯，本民族要求变革，应当尊重。
民俗问题入志如何更好地体现宪法精神，这里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第一，历史上曾经存在，而现在早已变革了的一些落后的不良习俗，不宜过多、过细记述;第二，对少数民族中一些特殊的风俗习惯不能不加分析地随意当作封建迷信、陋习来记述。
5.反对邪教和迷信
地方志书是官方出版物，首要任务是资政，是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因此，我们在尊重宗教自由的同时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邪教。
我们反对邪教是为了更好地维护法律的尊严，维护人民的利益，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这是地方志工作者义不容辞的义务。
地方志虽然是记载历史和现状的著述，也必须担负起反映先进文化发展方向的任务。
因此我们要划清原始宗教、某些民族习俗与迷信活动的界限。
在中国，一般来说，封建迷信是那些神汉、巫婆和迷信职业者利用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巫术进行装神弄鬼，妖言惑众，骗钱害人活动，如请神降仙、驱鬼治病、相面揣骨、测字算命、看风水等，有的甚至利用封建迷信进行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活动。
原始宗教是原始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产生的以反映人与自然矛盾为主要内容的初期宗教，其信仰多表现为植物崇拜、天体崇拜等自然崇拜。
原始宗教往往是一些民族文化传承的载体，虽可能有落后愚昧的成份，但它与妖言惑众，骗钱害人的封建迷信是不同的。
6.反对淫秽、赌博、暴力，维护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
淫秽、赌博、暴力是社会公害，它毒害人们的思想，败坏社会风气，一些青少年由于长期沉湎于网上淫秽色情信息，有书不读，有学不上，荒废了青春，迷失了人生，有的甚至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一些政府官员、国企干部，利用手中的权利和制度漏洞，挪用公款，大肆赌博，给国家造成巨大经济损失，对社会造成恶劣影响。
地方志在记载这些内容时，应该站在国家法律和法规的立场上，反对淫秽、赌博、暴力，为纯洁社会风气，维护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作贡献。
7.维护个人的合法权利，不侮辱和诽谤他人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八条，国务院颁布的《出版管理条例》第二十八条的规定，我们在记述人物，或以事系人涉及到人物时，应该以正面记述为主，在记述人物的缺点和不足时，首先是资料必须真实可靠，不能偏听偏信;其次一定要注意分寸，要维护个人的合法权利，不侮辱和诽谤他人。
第二轮修志强调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的记述，提倡社会公德，发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应该是最重要的内容。
地方志要在惩恶扬善、激浊扬清，宣传良好的社会公德、宣传社会主义的道德规范、引导群众增强道德意识上发挥作用。
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是世世代代凝聚中华民族的巨大力量。
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是我们今天发展中国先进文化的必要条件。
广西的地方志除了弘扬中华民族共同的优秀文化传统外，还应该在挖掘和宣传有广西地方特色的少数民族文化和乡土文化上下功夫。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包括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可以自主地发展具有民族形式和民族特点的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等，有权组织、支持有关单位和部门收集、整理、翻译和出版民族历史文化遗产，继承和发展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等。对志书的质量，需要从多个方面去衡量，要看观点是否正确，资料是否翔实，体例是否完备，行文是否规范，文字是否流畅等。
这些标准与要求各种出版物都差不多，志书是这样，史书是这样，其他著作也是这样。
私人著作的观点，只代表作者本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不触犯法律的前提下，可以自由地发表自己的见解，但志书是官书，历代统治者都是为了其统治的长治久安而修志的。
他们主持编修的志书，记载利弊治乱，是为了鉴往知来;记人丁田亩，是为了掌握财源，征收赋税;记风土民俗，是为了因情施教，调教黎民;记方物矿产是为了规划民生，充盈府库;记典章制度，是为了识辨政绩，规范风化;记人物贤否，是为了彰善痹恶，规范道德;记贫困灾患，是为了兴利避害，缓和矛盾;记土官“蛮夷”，是为了“驭蛮”保边。
他们决不会修一本与自己为敌，为反对者提供武器，危及自己统治根基的志书。
同样，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各级人民政府主持编修的志书，也必须有利于巩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地位，有利于巩固人民政权，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有利于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有利于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这就是志书的政治质量，如果修志达不到上述目的，那么，它的体例再完备，行文再规范，记述的事例再精彩，也不能成为一部好的志书。
我们讲政治质量，就是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志书的灵魂。
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宇宙观，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分析和鉴别资料，做到存真求实。
历史资料往往鱼龙混杂，真假难辨。
我国历史上每次改朝换代，亡人国家者，总是千方百计毁灭其历史档案。
从周、秦、汉、晋、隋、唐到宋、元、明、清，无一例外。
明成祖朱棣篡夺了建文帝朱允炆的帝位以后，千方百计毁灭建文帝的各种记载;《明史辑略》的编者庄廷鑨已死，因其书中有明崇祯年间抗清实录，人虽已死，还要掘墓焚骨，并戮其弟，籍其家，大搞文字狱;日本占领我东三省，下令不准中国老百姓学中国历史，强制使用日文，目的就是要你数典忘祖，直到从地球上把你的国家消灭。
他们把我们党伟大、光辉、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史说成是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把悠久绚丽的中华五千年文明史说成是儒法斗争的历史，把一小撮混进党内的奸佞、歹徒、流氓、娼妓描写成为英雄，制造了无数冤假错案。
改革开放的20多年，虽然历史的旧案已经澄清，党中央非常强调实事求是，强调说真话，但出于各种需要，假的东西仍然不少。
例如，由于“数字”可以出官，一些地方领导肆意虚报数字。
有那么一些人，想报功领赏时用一套数字，报税时用另一套数字;想向上伸手要补助时用一套数字，炫耀政绩时用另一套数字;对外公布的是一套数字，对内使用的是另一套数字，数字成了他们手上可以随意变化的玩物。
有些工作他们根本没做，却可以雇佣“笔杆子”炮制出一大堆成绩和经验;有些只做了一分工作，却写成了十分;犯了错误，甚至犯罪，他们肆意掩盖，南丹龙泉矿透水事故就是一个典型。
如果我们不能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认识历史，鉴别资料，就有可能以讹传讹，志为信史的崇高信誉，就会丧失在我们手中。
我们要秉马列之笔，修广西之志，让马列主义渗透到地方志的各个方面。
要秉马列之笔，就是要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全面而系统地处理好材料与观点、内容与形式、理论与实际的关系，解决好修志中出现的问题。
首先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掌握其理论精髓和精神实质，并将其运用到设置篇目、搜集资料、筛选和鉴别资料、运用资料、写作志稿的全过程，使新编志书起到资政、教化的作用。
修志工作者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进行审判的法官，是历史法庭的裁判长，应该像法庭上的法官那样，铁面无私，遵守历史法则，依据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正确断案，不被错误思潮蒙住双眼，不盲目追风跟潮流，写出真实的历史。
其次，我们要认真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学习国家法律、法规，做到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维护党和国家工作的大局。
对待历史，对待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所持的立场不同，就会有不同的甚至是完全对立的解读。
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上，每个人都要有一面分辨是非的镜子，这面镜子，有唯物主义的，也有唯心主义的;有团结统一的，有主张分裂的;有爱我中华的，有反华排华的;有帝国主义的，有社会主义的,等等。
例如2005年以来，台湾海峡两岸交往频繁，国民党、亲民党、新党代表团先后到大陆来，中国共产党愿意与一切认同一个中国原则的台湾政党往来;台湾农产品免税登陆大陆，两岸三通的呼声越来越高。
面对这个现实，认同一个中国者认为这是良性互动，中国共产党的举动是善意的，是两岸局势和缓的表现;台独分子认为是大陆的威胁，是恶意的。
任何人都有是非观，因此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在敏感问题上，地方志工作者一定要有政治的敏锐，要有对事物的正确解读。
讲政治，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以及四项基本原则作为解读资料的尺子，与党中央保持一致，是地方志工作者的正确选择。
要保证志书的政治质量，凡有偏离或抵触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的，不论是内容取材还是提法、表述，都要坚决修改、更正。
邓小平同志历来主张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不能一手硬一手软。
编修地方志也要两手抓，一手抓专业质量，一手抓政治质量，两手都要硬，让地方志更好地为两个文明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