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不同理论的乡规民约研究理路及其展望
乡规民约是指：“在某一特定乡村地域范围内，由一定组织、人群共同商议制定的某一地域组织或人群在一定时间内共同遵守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约束的共同规则。”早在宋朝时期，我国就出现了由北宋吕大钧创作、南宋朱熹修订完善的乡规民约——《吕氏乡约》。
《吕氏乡约》中提出了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的社会治理思想，为我国传统社会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了“以道德建设为中心的全面构筑乡村自治秩序的蓝图”。
基于不同学科、不同视角和不同研究方法的相关研究不仅成果丰硕，而且初步形成了乡规民约研究的“中国气派”和“中国特色”。
其中，伦理共同体理论、乡土社会理论和民间法理论为代表的社会治理理论成为学术界开展乡规民约研究的三种理路。
本文以这三个理论的学术演绎为对象进行梳理，把握乡规民约研究的经典理论及其应用路径，以期从学科融合的更广视野引导乡规民约研究的不斷深入。
一、伦理共同体理论视域下的乡规民约研究
现代学术意义上的“共同体”概念始于德国社会学家F·滕尼斯，1881年腾尼斯在其代表作《共同体与社会》中用Gemeischaft表示一种由共同价值观念的同质人口组成的守望相助、存在密切人情味社会
关系的社会团体。
换言之，共同体不是社会主体简单的机械结合，而是指一种出于人的自然本性和情感的、受历史和传统影响而结合成的、一种人工设计的、机械的聚合体。
在这里，滕尼斯的同共体概念除了地域特征等以外，重点强调文化心理特征，即生活其中的社会主体对共同体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围绕这一学术热点，学者们展开了充分的讨论。
陈越骅认为，伦理共同体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共同体”与“伦理”之间存在以下有机联系：共同性、主观认同性、内部法则、内在性以及内生性等方面。
例如，金根等学者就以伦理共同体理论为工具，分析了乡规民约的属性，认为乡规民约具有空间性、乡土性、地域性 、内生性和合意性、“伦理本位”等特征。
也就是说，乡规民约在一定区域内是一种伦理共同体，能够整合农村社会秩序，强化乡民对既存政治体系和主流价值的认同。
而叶小文认为，中国传统乡规民约的性质是道德规范与政治规范、法律规范的重叠。
近年来，随着新农村建设的开展，国内学者更加关注乡规民约作为伦理共同体的价值功能。
例如，段会林等学者从多种学科的视角阐发了乡规民约在思想道德教育中的价值和意义，提出自古以来乡规民约是教化乡民，加强君主专制统治的重要手段。
而孙婷婷等学者则认为，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今天，应该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乡规民约新风尚，应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制度化，要注重把管理制度与乡规民约结合起来。
由此可以看出，共同体伦理理论不仅可以合理地解释乡规民约伦理精神“内化”与“外化”的“实践理性”，而且可以以此为基点，催生出共同体内部村民的伦理意识，揭示乡规民约伦理精神“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这一学术难题。
从这种意义上说，伦理共同体理论应该成为乡规民约研究不可或缺的理论工具。
二、乡土社会治理理论在乡规民约研究中的适用
这可能是西方国家早已完成从“共同体”到“社会”的转变，而我国长期以来一直滞留“乡土社会”的原因。
因此，“乡村治理”也就成为学界研究乡规民约问题的重要理论之一。
因此，韦伯在对中国乡土社会考察的基础上指出，传统中国是“有限官僚制”，乡村处于自治状态，君王控制力非常有限。
韦伯的自治说一经提出，就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
美国学者舒维安（Vivienne Shue）认为，乡规民约在中国传统社会之所以长期发挥作用，是因为中国基层乡村是以宗族为中心的聚族而居，而每个宗族和村落都是一个天然的“自治体”。
乡土秩序与官制秩序，或者说民间力量与国家力量，是传统中国社会的主要秩序和力量。
舒维安和韦伯的观点得到了我国学界的认可，大多学者在研究中国乡规民约问题时，不约而同地把“乡土自治”作为理论工具。
萧公权（Kung-chuan Hsiao）在其《中国乡村：论19世纪的帝国控制》一文中就运用了自治理论研究了中国基层社会赋税征收、治安、意识形态和饥荒救助等领域的社会治理问题，认为传统社会对乡村基层的直接控制能力有限，必须依赖基层乡绅、宗族等乡规民约。
萧公权指出，地方自治政策与政府乡村控制体系不统一，政府容忍乡村表现出来的主动性或共同体生活，或是认为不必要进行干预，或是为了便于控制。
这种治理结构和方式的特殊性，导致乡土社会的控制力量不是“政府”或“国家”，而是乡土中国的代表“宗族”和“士绅”。
为此，美国学者黄宗智研究中国乡规民约问题时，提出了我国基层社会治理“国家—士绅—村庄”的三角结构假说。
在这一社会治理结构中，他重点强调了自然村内生平民领袖在乡村自治中的作用。
“委托—代理说”是乡土社会治理的重要理论分支，在乡规民约研究中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指导价值。
例如，王国勤、汪雪芬等学者认为，在基层社会治理中，乡规民约主要是从规制性、合法性与工具性等层面塑造自身权威的，从而“代理”国家对乡土社会进行基层治理。
而周家明等学者则从礼法秩序、家法族规、乡约宣教、传统习惯、家族“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