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是与战争相对而言的，有和平才可能有幸福安宁的生活，故自古以来，人类社会对和平、尤其是永久和平始终抱有真诚的期待。但是，和平如何到来，它以什么为前提和条件，却也是人们不得不思考的问题。
在传说中以仁德治天下的尧舜时代，其“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尚书·尧典》)的美好情景固然值得向往，但自夏禹以后，和平的得来却是要靠革命即战争的手段去实现的。从《周易》对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的肯定和赞扬看，商周社会长达数百年的和平是与正义的价值判断密切关联的。
孟子称颂汤武的正义战争，肯定商汤“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孟子·滕文公下》)，渲染其情形是“民以为将拯己于水火之中也，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孟子·梁惠王下》)正义战争解决了社会不公，将民众从深重的苦难中解救了出来。借用《尚书·武成》的说法，周武王伐纣克商后，“王来自商，至于丰，乃偃武修文，归马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最后则是“垂拱而天下治”，和平社会因之到来。
孟子赞颂武王伐纣是“以至仁伐至不仁”(《孟子·尽心下》)，这与他描绘王道政治，倡导以仁义治天下的主张是相唿应的。因此，他坚决反对不义而争利的战争，所谓“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故善战者服上刑。”(《孟子·离娄上》)留在孟子脑海中的，正是离他不太远的春秋诸侯争霸，在那里随处可见争地以战、争城以战，所以孟子给予了否定的评价。声称：“春秋无义战。彼善于此，则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敌国不相征也。”(《孟子·尽心下》)春秋时期的战争没有正义性，只是在不同战争相比较时，其中一些战争比另一些战争好一些(接近正义)罢了。孟子如此判断的理由，是战争行为的发生，应为天子讨伐和矫正诸侯的罪过，即所谓“上伐下”，而不是列国之间的互相侵夺，但后者却正是春秋时期战争的特色，所以说“春秋无义战”。
不过，“春秋”之事是记载在《春秋》经文之中的。《春秋纬》载有孔子“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着明也”之语，司马迁《太史公自序》曾专门引证和阐发，对后人影响很大。孔子之言，意味一般地褒贬是非，还不如将其放到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事迹之中，针对具体的人物事件进行评判，以扬善惩恶，使后来者能以此为戒①。那么，孔子于历史事件和人物既然有褒有贬，对春秋时期的和平——止战结盟行为，就不应简单地肯定或否定，而应当具体分析，其中的关键，就是看它是否符合古人心中的正义原则。也正因为如此，春秋列国之间的讲和，在孔子及后来儒者的眼中，本身就成为一个“事件”，其重点也就不在和平本身，而在和平如何到来，后者直接决定了对此和平的是非认定。
孟子讲“春秋无义战”的“彼善于此，则有之矣”，后来朱熹解释是“如召陵之师之类是也”②。所谓“召陵之师”，《春秋·僖公四年》经文有“楚屈完来盟于师，盟于召陵”句，这是承前齐桓公率诸侯军队侵蔡伐楚而来。《左传·僖公四年》谓：
(僖公)四年春，齐侯以诸侯之师侵蔡。蔡溃，遂伐楚。……夏，楚子使屈完如师，师退，次于召陵。齐侯陈诸侯之师，与屈完乘而观之。齐侯曰：“岂不谷是为?先君之好是继，与不谷同好如何?”对曰：“君惠徼福于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愿也。”齐侯曰：“以此众战，谁能御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对曰：“君若以德绥诸侯，谁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虽众，无所用之。”屈完及诸侯盟。
齐桓公率诸侯军队攻打楚国，楚成王派大夫屈完去交涉，诸侯军队于是暂驻召陵。由于齐桓公愿意和好的善意和屈完的游说，齐桓公放弃了进攻，最后屈完代表楚王与各诸侯订立了停战的盟约，带来了和平。可能正因为如此，孟子把“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与“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勐兽而百姓宁”(《孟子·滕文公下》)的业绩相提并论，即它们都是指向天下太平、百姓安宁的理想社会的。
孔孟之后，儒家学者对召陵之盟通常持肯定的态度。的确，它不是通过战争而是通过双方的协商实现了和平，故属于“彼善于此”的相对正义的举动。具体来看，齐及中原诸侯能实现与楚国的和平，原因包括多个方面：首先，齐国作为中原霸主自身的国力及其对中原诸侯的号召力，是楚国愿意与之会盟结交的最重要的因素；其次，楚国军民的抵抗意志和有利防守的地理条件，则是齐桓公不敢贸然进攻的现实考量；第三，屈完承认齐国的霸主地位，但又以齐桓公须以仁德安抚诸侯(也包括楚)为前提。
这些原因，一方面，说明仁德在当时诸侯和大夫的心中，仍然具有制约不义行为的道德力量；但另一方面可能更为重要，这就是双方的力量对比及各自对战争结果的合理预期。齐国及中原军队并不具有战胜楚国的绝对实力，所以在以“德”还是以“力”服人的权衡中，桓公最终选择了以德服人，从而导致了和平。那么，和平的到来，是仁德和国家实力综合作用的结果，正义便体现在这种承认各方权益的和平结盟之中。
由于《春秋》被认为是孔子“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③的亲手撰修，其中的每个字都被认为有“大义”。如此的“笔法”，在宋元以后成为科举考试必读教本的胡安国《春秋传》中，有专门的阐释：
楚本为蛮夷，后受周封为子爵又僭称王，故在此之前，《春秋》并未称楚大夫名氏。此时却直接称名“屈完”，说明孔子肯定其休兵止战的言行。按胡安国的解释，孔子讲“来盟于师”，是嘉奖屈完和楚人主动结盟的和解愿望；而“盟于召陵”则是称颂齐桓公不以兵强、而以仁德收服楚人的业绩。故进一步发挥说，齐楚能和解，既有屈完在维护楚国利益的基础上，愿意讲和与善于言辞的缘故，更离不开桓公的仁义之举，甚至以为这差不多就是儒家理想的王道政治了，感叹它达到了春秋诸侯会盟的最高境界。他并引扬雄之言说明，齐桓公所在的春秋时期天下大乱，所以孔子及后儒特别赞美召陵结盟的正义之举及其带来的和平。
召陵之盟的和平值得赞扬，根本点在齐桓公的以德服人。但在同时，儒者评价春秋战争与和平事件是否属于正义之举，贯穿有一个基本原则，就是要维护君臣大义。国与国之间缔结和平休战的盟约，必须是国君本人到场或由被授权的大夫代表。在宋楚结盟中，一方是以齐桓公为首的中原诸侯，另一方虽是大夫，但却有楚国国君授权，屈完是代表楚成王与各国诸侯缔结盟约的，国君的地位和权力得到充分的尊重，这在礼坏乐崩的春秋时期，尤为值得珍重。
然而，召陵之盟带来了和平，但和平盟约的缔结却有不同的情况。对于有违“天尊地卑”的君臣大义原则，却又促成了和平的事件，《春秋》及传注是如何记载和评价的呢?这里以僖公四年宋国与楚国的讲和为例来分析。
夏五月，楚师将去宋，申犀稽首于王之马前，曰：“无畏知死而不敢废王命，王弃言焉。”王不能答。申叔时仆，曰：“筑室，反耕者，宋必听命。”从之。宋人惧，使华元夜入楚师，登子反之床，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虽然，城下之盟，有以国毙，不能从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听。’”子反惧，与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华元为质。盟曰：“我无尔诈，尔无我虞。”
在此次宋楚结盟前，楚军围宋达九月之久，双方都已到了极其疲乏难以为继的状态，尤其是被围的宋国，已经出现了“易子而食，析骸以爨”的骇人惨景。两国大夫私下会面，华元表述了宋国即便拼到最后一息，也不会接受当年楚国胁迫绞国签订“城下之盟”那样屈辱投降的盟约；但若楚国愿意主动退兵，礼遇宋国，则宋国愿意听从楚国的号令。子反害怕最后拼到鱼死网破的前景，故与华元订立了盟约，然后才报告楚王。结果，楚国守约退兵三十里，两国休兵止战，两大夫坦诚相待而实现了和平。那么，对此几乎耗尽了人力物力的宋楚两国讲和止战，理应得到肯定和赞赏，但在汉以后却引起了不小的争议⑤。
其时责难宋楚讲和的儒者，其基本观点，一是司马子反作为楚国的使者，却同情宋国人的苦难，私自与宋讲和，这是“内专政而外擅名”，如果这样的“轻君”“不臣”都不谴责，“而春秋大之，奚由哉”?二是“春秋之法，卿不忧诸侯，政不在大夫。子反为楚臣而恤宋民，是忧诸侯也；不复其君而与敌平，是政在大夫也”⑥。作为汉儒《春秋》学代表的董仲舒，则是从他的“仁义法”出发看待和评价这一事件的。董仲舒以为，立足于孟子的不忍人之心，“为其有惨怛之恩，不忍饿一国之民，使之相食”，子反的立场因此具有正当性，并扩展了孟子“推恩”的仁德，强调“推恩者远之为大，为仁者自然为美”⑦。儒家仁爱的推行是出于自然的情感，应当跨越国与国、人与人之间的界限，以普遍的人道关爱即“远”为治理天下的优先选项。因此，对于儒家的君臣大义，就应当站在常变、经权互动的立场上，以仁德为内核去适时地协调仁与礼的冲突。他称：
在董仲舒这里，“春秋之道”固然要坚守，但君臣大义的“道”本来有常有变，子反之事不当从常，而应当从变去看，这个“变”就在于当时宋国人相食的惨象已违背了根本的人道；与此同时，在仁德与礼制之间，仁是内核，是质；礼是文饰，是文。在“大失其仁”的情形下，“救其质”已成为最为紧迫的选项，顾不上“文”也就无可厚非。孔子讲的“当仁不让”原本不是指如此的情形，但用在这里却十分恰当，因为它体现了根本的人间正义。所以，讲说《春秋》，不能死搬“平定之常义”，而必须根据如此之大的变故做出调整，把握儒家的权变原则。正义必须是善的，或曰美德的位阶高于礼法，这应当是董仲舒做出如此判断坚守的底线。那么，宋楚之间的和平尽管有“轻君”“不臣”和“政在大夫”之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