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读|孙超等:地权、阶级与市场--明清“一田二主”
但明清时期的“一田二主”现象却对既有理论框架提出了挑战。
这一现象的特殊之处在于一块土地同时为两个(甚至多个)主体共同占有，这直接打击了以往研究的理论前提--所有者对土地的独有垄断。
本文将对民国以来有关“一田二主”的研究进行总结和归纳。
一、历史上的“一田二主”
永佃关系是指田面主在一定条件(一般是按时足额交租)下拥有永远耕种权，对土地的其他权利归田底主所有。
历史上影响付出(或让出)行为的原因可分为三类:一是劳动因素。
二、阶级和市场:
两种视角下的“一田二主”
(一)傅衣凌、“马派”与“市场派”
事实上，在傅衣凌之前已有学者注意到了当时仍广泛存在的“一田二主”现象。
傅衣凌认为，“一田二主”是中国封建地主经济在后期出现的一种特殊的土地形态。
改革开放之后，新材料大量出现，日本和美国学者的相关研究传入中国，这使得国内学界在1980年代后期出现了一个“一田二主”研究的高潮，分析的视角也逐渐超出了“马派”的范围。
进入21世纪，“一田二主”研究的一统局面已不复存在。
国内学界基本放弃了之前的“马派”研究思路，转而从法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吸取灵感，由新角度和新问题出发对“一田二主”进行分析。
“市场派”和“马派”的争论集中体现在“一田二主”中土地所有权的归属和让渡上。
(二)田底与田面:所有权归属
这成为“马派”研究的核心问题。
对田底、田面性质的理解出现两种思路。
“佃农不但可以有偿转让佃权，还可以典卖田面权。
进一步看，前一观点的问题在于夸大了夺佃的可能性。
后一种观点对“一田二主”与封建地主所有制进行了巧妙结合。
这些都表明，“马派”那种建立在垄断性土地所有权基础上的理论体系，在理解“一田二主”时存在很大困难。
其实早在1940年代，仁井田升就对田面主、田底主的权利范围进行了界定，并指出明清时期的地权概念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一般的全面的支配权”，而是一种可以分割的“片面的支配权”。
(三)押租制:所有权让渡
“马派”学者大都同意，押租制出现的原因是“农民抗租斗争的激化，租佃间封建宗法关系松弛化，使单纯依靠超经济强制实现地租遇到了严重困难，因而需要经济关系作保证”。
和“马派”不同，“市场派”学者从另一种视角分析押租制。
押租制“使土地经营权进入市场，促进了土地资源在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经营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合理流动，从而优化了土地资源的配置”。
在他们看来，押租额和加押其实是与地租额紧密相关的。
历史上，大体存在着佃农一次性交纳较高的押租或者中途增押，地主此后收取的地租就会相对减少，反之地租则会变高的情况。
在这种视角下，押租成了“分期付款式的土地买卖”。
可见，无论是对田底权、田面权，还是押租制的分析，“市场派”的理论都显示出了强大的解释力。
“一田二主”研究中的范式转换
进而，“马派”关于封建土地所有制的一整套理论也遭到严重动摇。
“市场派”从另一个视角对“一田二主”进行分析。
至此，“市场派”完成了自身关于“一田二主”的系统阐述。
总的来看，“马派”和“市场派”关于“一田二主”研究的分歧根源于他们对传统社会性质的基本判断。
“马派”预设了阶级社会的前提，认为经济剥削、权力压迫更多地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包括“一田二主”在内的整个土地关系是阶级斗争的结果。
近二三十年来，这一领域研究的趋势是“马派”的衰落和“市场派”的兴起，由此带来了“从剥削到契约”范式转换。
“马派”的诸多问题被“市场派”指出并加以批评，但后者自身的局限却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反思。
“一田二主”背后的国家与社会
第一，明清政府在“一田二主”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国家因此更深地卷入民众生活之中。
未来的研究应当跳出“田底主-田面主”的框架，看到地权分化之上还有个随时存在的国家，进而讨论国家律例和地方官员在“一田二主”形成过程和纠纷调解中的作用，以展示出关于这一问题的更为全面的图景。
第二，什么因素保证了田底-田面分化的长久维系
早在20世纪30年代，费孝通就提到，江村的田底都不再归地主所有，但因为长期脱离土地，他们已对地块和田面主的位置、特征一无所知，如何收租成为现实问题。
加之地主的城居化趋势，大量田底主(甚至是田面主)逸出村庄范围。
一方面，“田底-田面”的分化并非纯粹商品交易或权力斗争的结果，即使进入买卖环节，土地之上依然附着了所有者复杂的社会关系，并制约着买卖行为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