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语言地理学在欧洲兴起，德国、法国、意大利相继出现了规模宏大的方言地图。20世纪，欧洲的这一学术传统在日本得到较好的发展。与欧洲、日本不同，尽管20世纪初比利时神父贺登崧（W.A.Grootaers,1911-1999）就利用西方语言地理学的方法研究汉语方言，但由于当时的中国缺乏成长的社会环境和学术环境，语言地理学作为一种外来的研究方法，在20世纪的中国没有得到充分的运用和发展。
20世纪初以来，国内汉语方言得到了比较全面的调查描写，这种研究基本上是在高本汉（KlasBernhardJohannesKarlgren,1889-1978）汉语方言学理论基础上展开的，经过赵元任等的深入，形成了一套适合于汉语的有效的方言调查研究模式———字音调查法，并且影响了20世纪汉语方言研究的基本走向。赵元任等的方言研究融方言描写与历史研究于一体，也具有语言地理学的因素，如其《湖北方言调查报告》有方言地图66幅，《苏州方言地图集》有方言地图50幅，“但以字音为研究重心却导致方言地理学方法的运用受到一定程度的改造，与贺登崧那样的以词语为研究重心的方言地理学区别开来。”（高晓虹，2011）。20世纪80年代以来，各地方言的调查报告层出不穷。尽管在这些研究中也不乏地图，但“方言地图只是点缀，”（项梦冰、曹晖，2005）基本上没有人把它们和语言地理学联系起来。即使国内一些语言学理论着作中对语言地理学有所介绍，如布龙菲尔德的《语言论》、徐通锵的《历史语言学》，也只是作为对历史语言学的补充。因此在这样的学术环境中，语言地理学并没有独立发展起来。
语言地理学的兴起和发展是以语言描写为基础的，经过20世纪以语音描写为主的汉语方言学的发展，各大方言得到较为充分的调查描写，方言的历史研究也有很大的进展，这就为汉语方言地理学的研究准备了充分条件。同时各种绘图软件的发展，也为语言地理学提供了技术支持。另外传统的汉语方言学也需要拓展新的研究方法，从而引导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基于这样的背景，语言地理学才逐步引起学者的注意。石汝杰是较早注意这一观念和方法的学者之一，他较早把贺登崧的理论以中译本的形式介绍进来。曹志耘（2006、2008）指出“汉语方言纷繁复杂，差异巨大，非常适合地理语言学的研究”，由他主编的《汉语方言地图集》将全国930点的汉语方言语音、词汇、语法特征展示在地图上，对汉语方言地理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项梦冰、曹晖（2005）编写《汉语方言地理学——入门与实践》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对汉语方言地理学研究进行了探索。RiohardVanNessSimmoes、石汝杰、顾黔等（2006）《江淮官话与吴语边界的方言地理学研究》运用语言地理学的方法研究江淮官话和吴语的边界问题。近年来也有年轻学者利用语言地理学的研究方法撰写了论文，如王文胜（2004）《处州方言的地理语言学研究》和李永新（2009）《湘江流域汉语方言地理学研究》等。
目前，中国地理语言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已经成功举办两届，中国大陆、台湾以及来自日本、美国、俄罗斯、韩国等的近百余名学者参加了会议并提交了论文，内容涉及语言地理学的发展与展望、单点方言的语言地理学研究、语言地理信息系统、中国少数民族语言地图集等方面，成果显着。
就山西晋方言而言，从高本汉开始调查山西方言算起，到现在，历时近100年，始终走的是传统方言学的道路。这样的研究对于了解方言事实，揭示方言的演变历程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也为山西晋方言语言地理学研究提供了充分准备，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专门从语言地理学角度对山西晋方言进行全面的研究。由于山西晋方言的独特性及内部的复杂性，对山西晋方言进行语言地理学的研究显得非常必要。
第一，通过了解当地人的语感，选择若干方言点做重点调查，根据调查结果，结合文献材料，制定《山西晋方言地图集调查手册》。手册包括能基本反映中古音类在山西晋语各方言点分合变化的语音条目，能反映山西晋方言区别特征的常用词汇条目，能反映山西晋方言各语法类型的语法条目。
第二，以微观尺度到中观尺度为标准确定调查点，即根据当地人语感，每个县市有几种口音就确定为几个调查点。以《山西晋方言地图集调查手册》的语言项目为准，在已确定的各个调查点进行调查。
第三，对调查资料进行校订、整理、分类，将这些资料中重要的语言项目，绘制相应的方言地图，如实地描绘该语言项目在山西晋方言的地理分布。
第四，对方言地图进行解释。根据语言项目在地图上的分布模式，结合语言因素和非语言因素，对语言项目进行分析，解释语言项目地理分布的原因，揭示语言项目传播的途径和方式，探索山西晋方言演变的过程和机制。
第一，以往对山西晋方言的研究多注重所谓“代表点”的语音描写，缺乏地理语言学研究。本课题绘制方言地图，直观地呈现语言项目在地理上的分布，对语言进行地理分类，可以帮助我们厘清山西晋方言和山西省内其他方言的关系。语言地理学研究的一大意义就是对语言进行地理分类，结果就体现为方言分区。而我们现在的方言分区则多采用发生学的方法而非语言地理学的研究。如根据有无人声、平声是否分阴阳、阴平和阴上是否相混、去声是否分阴阳将山西省内的方言分为七片，其中并州片、吕梁片、上党片、五台片、云中片属于晋语，汾河片属中原官话，广灵片属于冀鲁官话，这显然不是地理分类。
第二，山西晋方言的传统研究也有不少方言地图，但缺乏对方言地图显示出的语言信息及其价值的解释。我们不仅仅绘制方言地图，而且要对地图进行解释，揭示语言项目的地理分布模式，并结合语言因素和非语言因素，探索方言历史演变的过程和机制。
（1）参与了由曹志耘主持的教育部“十五”规划项目：“汉语方言地图集”，参与了乔全生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晋方言语音史研究》。
李建校，男，1969年5月生，教授，博士，山西省娄烦人。晋中学院教务处处长，山西省语言学会副秘书长，全国方言学会会员。2001年毕业于山西大学汉语言文字学专业，获文学硕士学位；2003年考入北京语言大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攻读博士学位，2006年获博士学位，同年申请进入南开大学文学院博士后流动站，2008年出站。
主要研究历史语言学、社会语言学、汉语方言学。近年来，专注于山西晋语地理语言学的研究。到目前为止，国家级、省级专业期刊发表论文近20篇，出版专着（合着）5部，主持国家级、省级科研项目6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