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朱英:近代中国商会的"联动"
近代中国商会的"联动"机制及其影响
商会之所以能够发挥更为突出的作用与影响，是因为商会的会员都是新兴的工商业者，亦即我们以往所说的近代民族资产阶级，是近代中国最有经济实力和最具影响力的民间社会力量，同时也是由于商会具备独有的组织网络系统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有效的"联动"机制，使得商会能够以更大的声势和规模开展一些重要社会活动，有些甚至能够及于全国各地，受到社会舆论广泛关注，其作用与影响自然不同凡响。
所谓"联动"机制，简而言之即采取联合行动的机制，主要是指全国各地商会乃至海外华商会依靠自身独特的组织系统网络，将全国工商业者以及海外华商联系成一个整体，并通过商会表达工商业者的政治经济愿望，维护工商业者的切身利益，或者针对某个重大事件保持一致态度，共同采取联合行动，表达工商业者的相关诉求。
近代中国商会在清末诞生之初，其成员构成即与传统的商人组织有着明显差异，其组织系统也具备了一些不同于其他许多民间社团的层级网络特点，由此为商会建立独特的联动机制创造了条件。
在早期，尽管商会的这种联动机制并不完善，而且存在着一些缺陷，但对于商会自身的发展以及开展有影响的社会活动，仍发挥了较为显著的作用。
如所周知，明清时期伴随着传统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全国许多地区的工商业者就已经建立了会馆、公所等组织。
及至晚清时期，也有少数会馆的成员开始突破地域籍贯的限制。
与会馆主要由同一籍贯商人组成所不同的是，公所一般都是由同业商人或手工业者建立的团体，因而我们在各地相关史料记载中都常常看到冠名为"×业公所"这样的工商组织。
据不完全统计，苏州地区在清代即有各业公所多达百余个，包括成衣公所、面业公所、花商公所、冶坊公所、茶业公所、玉业公所、钟表公所、锦文公所等。
由于会馆、公所主要是依据商人和手工业者的乡缘、地缘或业缘联系组织而成，因而均非一个地区工商各业共同的组织机构，也无法具备动员整个工商界的号召力。
商会作为清末诞生的近代新式商人团体，虽然可以说是近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和工商业者力量壮大的产物，但也不能忽略商会又是清末"新政"期间，清政府为了振兴工商、奖励实业，主动倡导鼓励商人向西方学习的结果。
至清末"新政"时期，不仅工商界中的有识之士意识到振兴工商需要成立商会，而且一部分官员对此也不无共识。
"正是因为官与商在设立商会以促进工商业发展方面达成了共识，商会才得以在清末短短的几年间发展成为最为普及和数量最多的新式商人团体。
于此特殊背景下仿照欧美和日本等国而成立的商会，在许多方面自然与以往的会馆、公所有所不同，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传统商人团体的上述各种缺陷。
首先，商会的会员既不像会馆那样受地域籍贯限制，也打破了公所的单一业缘规定，而是包含了各个行业的工商业者，成为联结某个地区全体工商业者的统一组织。
商会的宗旨是保护各业商人的利益，促进工商业发展。
" 既然要联络各业，振兴商务，就必须打破地域籍贯或行业帮派之别，广纳各业之工商。
"除此之外，该会又特别说明:"如有外省客商住津贸易，商会亦应保护"，并准由"该商等公举商董入会，以便遵章一体优待"。
"即使外地商人"庄号不在上海，而有分支庄友驻沪者"，同样也"得入本会"。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早期的商会虽然并非如同行会那样强制要求工商户加入，而是采取自愿的原则，但由于各地商会成立后在保护工商业者切身利益，促进工商业发展等许多方面都发挥了令人瞩目的重要作用，故自愿加入商会的工商业者越来越多，未入会之工商户则为数极少。
当时即有商人主动表示:商会"综握商务机关，凡我商民均隶属之"。
其所属各业之所有商家，则全部担任商会会友。
其次，商会不同于会馆和公所的完善的组织系统，也为其奠定了通过联动机制共同开展大规模社会活动的良好基础。
早在清末诞生之初，商会内部就设有分工细密、职权明确的各种办事机构。
更重要的是各级商会的组织系统为各地商会建立联动机制创造了条件，使不同层级的众多商会能够遥相呼应，协调一致地开展各项活动。
盖总会、分会以地方商务繁简为衡，不以体制论也。
不仅总会与分会建立了"实质在联络"的密切联系，而且为数众多的分所与分会乃至总会之间，也同样建立了这种"联络"机制，并带动工商业者也随之从分散走向联合，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当时商界有识之士呼吁的"合大群"目标，进而发展成为一支独立的社会力量，以全新的形象和姿态登上近代中国波谲云诡的社会舞台，演出了一幕又一幕历史活剧。
在此之后，各省农务总会、分会相继设立。
据《清朝续文献通考》记载，及至1910年，"农务总、分会直省以次举办，总计总会奏准设立者15处，分会136处"。
商会通过联动机制动员商人从事较大规模社会活动进而产生重要影响的事例，在其诞生之初的清末几年间即屡见不鲜。
不仅如此，江苏各地商会还以此为契机正式成立苏属商会联合会，"以公议关系苏属之商务事宜，研究商业之进步为宗旨"。
除了一省商会之间的联动，在清末也有全国乃至包括海外中华商会在内的更大范围的联动。
清末"新政"期间，清政府为保护民族工商业发展而制订颁行了《商律》等一批新经济法规，此举虽受到工商界欢迎，但由于"政府颁布商事法令，每不与商人协议，致多拂商情之处，是非徒不足以资保护，而且转多窒碍"， 故而又有人指出工商界应主动参与其事，帮助政府拟订更加完备和更加符合中国商情的商法，既能使工商业者的利益能够获得切实保护，又能真正发挥促进民族工商业发展的应有作用。
" 此外还有以书信形式与议者，如保定、梧州、扬州以及黑龙江等省份的总会和分会，多达30余埠。
" 其意义确实非同小可，可谓写下了中国商人发展史上的重要新篇章。
清末的商会不仅针对省内和国内与商人利益密切相关的事务，通过联动机制联合起来召开全省和全国性重要会议，集中表达广大工商业者的诉求，并提出若干具体要求和议案，维护商人的切身利益，推动民族工商业发展，而且还运用联动机制互相呼应，就近代外交事务发出工商业者的强有力声音，甚至还动员各地商人采取一致行动，掀起全国性的大规模反帝爱国运动。
抵制美货运动的爆发缘于19世纪末美国奉行排华政策，无端歧视和迫害在美华工与华商。
在此情况下，有报刊载文提出需采取切实斗争方式迫使美国接受中国的改约条件，而抵制美货即是其中的具体方法之一。
值此紧要关头，又是被誉为近代中国"第一商会"的上海商会，勇敢地率先开启商会的联动机制，承担了向全国各地商会和工商界发出抵制美货呼吁的重任。
商会通过联动机制发起的大规模抵制美货运动，还得到社会各界的积极响应。
为时不久，"内而穷乡僻壤，外而英荷属岛，亦均函电纷来，一律照办，人心大异从前。
现今略施教育，顿使雄狮睡醒，振摄精神，此次抵制禁约，是我四百兆同胞干预外交之第一起点。
商会领衔发起抵制美货运动的联动效应，甚至在太平洋彼岸的美国华侨中也产生了不小的回响。
继抵制美货运动之后，许多省份的商会还曾通过联动机制开展收回利权运动，即抵制各国列强的奴役性贷款，反对西方列强攫取中国的铁路修筑权和矿山开采权，动员广大商人集股筹款，力争自建铁路和自开矿产，以保护中国的利权，这一运动也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效。
清末商会通过其联动机制开展的一系列社会活动及其重要影响，在当时也受到一些政治派别的关注，有的还主动发出呼吁，希望借助商会扩大其声势与影响。
一时间，国会请愿运动的声势明显得以扩大，影响也随之更为突出。
通过上述若干实例，足可看出新成立的商会运用其独特的联动机制，开展了一系列有影响的社会活动，其中既有一省商会为保护商人利益进行的裁厘认捐，也有海内外商会为拟订商法而举行的两次商法讨论会，还有首创以抵制洋货为斗争方式的全国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以及以收回铁路和矿山主权的维护利权运动，甚至还有国会请愿这样的政治运动。
中华民国建立后，商会组织系统的进一步完善使其联动机制在原有基础上又获得了新发展，其中最重要的标志是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以及各省商联会事务所的成立。
前面已经提及，成立全国性的华商联合会在清末的两次商法讨论会上即是与会代表商讨的议题之一，并且拟订了章程草案，但未能付诸实现。
不少商会意识到:"时至今日，无论对内对外，皆决不可无全国商会联合之机关。
全国商会联合会成立之后，商会的组织系统显然更趋完备，其联动机制随之也更加完善。
全国商会联合会设总部于北京，另在上海设立总事务所，在各省省垣所在的商务总会设立分事务所。
各省分事务所既是全国商会联合会的下属分支机构，又承担统辖联络本省各商会的职责，这样就使全国各地的众多商会都联结为一个层层统属的整体，亦可称之为全国商会新的联动机制。
除国内各省，海外各侨埠也在最重要的中华总商会设立分事务所，作为全国商会联合会的海外分支机构，由此又将海外华商会也紧密地纳入到这一新的联动机制之中。
另外，全国商会联合会还创办了机关报《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会报》(1913年创刊时名为《中国商会联合会会报》)，成为全国各地商会联络沟通的重要媒介和反映商会诉求的全国性舆论工具。
全国商会联合会定期举行的代表大会和临时大会，也是民国时期商会新联动机制中的重要环节。
例如在1913年，全国商会联合会各省事务所即联络商会开展了一次调和党争的活动，显示了商会过去所没有的政治影响力。
首先是设在上海的全国商联会总事务所致电各省分事务所，请广泛征求各商会对《商会法》的意见，并请提出应对办法。
乃商会法未曾规定，应一致要求政府加入条文"。
商会安有!
事权薄弱，商民势必被豪官猾吏鱼肉摧崩，将全国商务立于世界失败之地"， 为此必须坚决予以反对，并强烈要求政府修改商会法，仍照前定公文程式办理。
其次，全国商会联合会在通电和上书未能奏效的情况下，决定开启新的联动机制，通过举行全国商联会临时大会的方式更坚决地表达商会诉求，以便形成更大的声势与影响，吸引社会各界和报刊媒体的关注与支持。
大会除致函农商部和北京政府政事堂阐明全国商会的共同要求外，还决定公举盛竹书、朱葆三等四人为代表，"晋京要求照议修改，以顺商情"。
抗争《商会法》能够取得成功，充分反映了全国商会联合会的成立使全国商会的联动机制得以增强，甚至具备了一定的制衡官府的能力，而这方面的能量与影响在清末是不曾有过的。
但该案上报农工商部之后，却未见有任何回复批示。
由于当时并无全国商会联合会进行联络和组织，尽管成都商务总会也曾"通照各省总会，征集意见"，但却没有形成全国商会的共同行动，自然也就难以产生民初商会成功抗争《商会法》这样的显著效力。
1920年代的国民革命运动时期，商会遭遇其发展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生存危机。
商会遭遇的这次生存挑战主要是政治危机。
在全国商会联合会的组织之下，各商会首先采取的应对办法，是竭力阐明商会并非反革命旧式社团，而是支持革命的重要力量，并历数武昌起义后汉口、上海等地商会支持革命的光荣史迹，证明商会在辛亥时期即对革命多有贡献。
鉴于商民协会与商会的矛盾纷争导致工商界陷于混乱，加之商会对国民革命确有宝贵支持，国民党中央不久即决定调整最初拟订的商民运动方略，禁止各地商民协会未经中央批准接管商会，并说明在现时情况下商民协会和商会应"同时存在"。
综上所述，本文主要以上述若干典型事例，阐明在近代中国林林总总的各类新式民间社团中，商会的社会能量与影响格外引人瞩目，其原因在于商会系由具有经济实力之新兴工商业者组成，并且确立了全国性商会、省总商会、分会、分所这四级组织系统网络，势力遍及各大都市与中小城市乃至为数众多的乡镇，而经由这一特殊组织系统网络建立起来的"联动"机制，则是商会具有"登高一呼，众商皆应"之巨大号召力，能够得以在政治、经济、外交等领域开展一系列大规模活动并产生显著影响的重要原因，同时也是商会维护自身合法社会地位和权利行之有效的主要途径。
作者简介:朱英，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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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国会请愿代表进行之状况》，《东方杂志》，第7年，第2期。
由商会代表领衔呈递的这三份请愿书分别是:《各直省商会国会请愿代表沈懋昭等呈请代奏书》、《江苏苏州商务总会代表杭祖良、上海商务总会代表沈懋昭请速开国会书》、《南洋雪兰莪二十六埠总商会国会请愿代表兼澳州华侨代表陆乃翔上政府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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