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主要从总体风貌；魏晋诗文研究；乐府诗研究，对魏晋南北朝乐府诗进行讲述。其中，主要包括：20世纪的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和中国古典文学的总体研究相对应，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很自然地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一二十年代，汉魏文风变迁的研究令人瞩目、20世纪较早的乐府注释之作有黄节《汉魏乐府风笺》（北京大学出版社1924年版）、余冠英的《乐府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版）、王运熙的《论吴声西曲的与谐音双关语》、《论六朝清商曲中之和送声》（均见《六朝乐府与民歌》）认为这些诗歌成功地运用了谐音手法，表达丰富的意蕴，既有“同音同字”，又有“同音异字”，变化颇多；又因为要演唱，就有送声、和声的差别，一人唱，多人和，形式非常活泼，具体材料请详见：
20世纪的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走过了一条艰难曲折的道路，但总的趋势依然是从涓涓细流走向蔚为大观。从总体研究风貌、魏晋诗文研究、南北朝诗文研究、乐府诗研究等若干方面对20世纪魏晋南北朝文学的研究状况作一宏观鸟瞰，考察其源流，梳理其过程，凸现其特色，可以为新世纪的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提供借鉴。
20世纪的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和中国古典文学的总体研究相对应，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很自然地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上世纪初到解放前夕。此时期的主要任务是考察建造该段文学史的历史面貌。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10年代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20年代鲁迅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以及40年代王瑶陆续发表的《中古文人生活》、《中古文人思想》、《中古文人创作》。他们的研究在本世纪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的近代化进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此一时期，还有一些不应忽视的研究成果，如徐嘉瑞的《中古文学概论》（上海亚东图书馆1924年版）、陈仲凡的《汉魏六朝文学》（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罗根泽的《乐府文学史》（北平文化学社1931年版）、陈家庆的《汉魏六朝诗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1934年版）、洪为法的《古诗论》（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1943年版）、刘永济的《十四朝文学要略》（40年代中国文化服务社出版）、萧涤非的《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中国文化服务社1944年版）、罗常培的《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独立出版社1945年版）等在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方面也都取得了杰出的成就。
第二阶段从解放初到70年代末。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代，政治过多地干预了学术，强制文学研究的标准应具有人民性、阶级性、现实性，以此来衡量一切作家作品，这必然导致文学研究方向的偏离。研究的目的不在于说明作家作品本身的面貌，而在于批判，从中找出精华和糟粕。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文学自觉时代，作为其时文学代表的山水诗、田园诗、宫体诗等，其实都是远离这三个标准的。又因为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古代文学形式上的探索期，在此研究标准下，又被扣上了形式主义的帽子。当然，这一阶段也有一些不容抹杀的研究成果，特别是一些基础工作，如陶渊明、三曹的资料汇编，文学普及方面的一些诗选、赋选，《文心雕龙》研究方面关于“风骨”的一些讨论，即便在今天看来，仍有积极的意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游国恩等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分别主编的两部《中国文学史》的《魏晋南北朝文学》部分，依然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和实用意义。此一时期国外及港台地区的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如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的《中国诗史》（中译本，安徽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兴膳宏的《六朝文学研究》（中译本，岳麓书社1987年版），台湾学者洪顺隆的《六朝诗论》（文津出版社1978年版），香港学者邓仕�诺摹读浇�诗论》（香港中文大学1972年版）等均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90年代中后期出版的几部文学史（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郭预衡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中的魏晋南北朝部分亦各具特色。章培恒、骆玉明着重引入一种古代文学研究新理念，多从人性的角度看问题，非常契合魏晋南北朝文学的特征，彻底摆脱了“文革”时期的僵化思维模式。郭预衡则从文学的觉醒、文学的士族化倾向、文学的宫廷化特色等角度对魏晋南北朝文学进行了准确细致的描述。袁行霈对20世纪特别是90年代的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的成果进行了广泛的吸收，形成了一系列深入、准确、简明的概括和描述，提供了丰富的学术信息。
20世纪一二十年代，汉魏文风变迁的研究令人瞩目。刘师培将其归结为逐渐走向清峻、通脱、华靡，得到鲁迅基本赞同。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1983年版）引证了丰富的材料，具体证明了魏晋士风肇始于东汉的观点，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同。建安文学研究十分活跃，已举办过数次规模较大的全国建安文学学术讨论会。曹操诗歌的研究一直是曹操研究的热点，学术界普遍认为，
20世纪较早的乐府注释之作有黄节《汉魏乐府风笺》（北京大学出版社1924年版）、余冠英的《乐府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版）。综合研究有陆侃如《乐府古辞考》（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罗根泽《乐府文学史》（北平文化学社1931年版），前者着重于歌词考订，后者着重于文学背景，两者可相互补充。萧涤非的《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中国文化服务社1944年版）对陆侃如和罗根泽的某些观点提出了批评，其本身最值得重视的地方是对乐府诗内容的阐释，钩稽史实，相互印证，颇为详赡。王易的《乐府通论》（中国文化服务社1946年版）对乐府诗的起源、建立、沿革等作了探讨，并结合音乐来论及乐府诗，将中乐与西乐进行了比较，认为燕乐、西乐实出一源，同出印度。王运熙50年代出版的《六朝乐府与民歌》（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和《乐府论丛》（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是两部关于汉魏六朝乐府诗的论文集，讨论了乐府官署的起始与沿革，考证了乐府的某些曲调、歌词的演变、乐府与民歌的关系，收集了大量的原始材料，考订相当细致，代表今人研究乐府诗的最高水平。杨生枝的《乐府诗史》（青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从一代又一代乐府的观点出发，揭示各个时代乐府诗的不同特点，并从诗和乐的结合中论述乐府发展演变的过程及其特殊规律。《孔雀东南飞》的创作时间有汉末与六朝两种看法。孙望、古直、王越、萧涤非、王运熙、蒋逸雪、林剑鸣等都肯定汉代创作说。六朝创作说的坚决主张者是张为麟，此外，陆侃如、冯沅君、徐复也持相同主张。《木兰辞》的写作年代也是研究的焦点。前人有汉代创作说和三国创作说，游国恩、余冠英、张为麟、胡适、陆侃如、萧涤非等皆认为此诗是北朝之作。《敕勒歌》研究主要在作者、背景、语言等方面，引起中外学者的广泛讨论。南朝乐府民歌主要是《吴声歌》、《神弦歌》、《西曲歌》，王运熙的《神弦歌考》（《六朝乐府与民歌》）认为《神弦歌》所祀的都是地方性的杂鬼神，是比较渺小的神道，威严小，因此也易与平常人站在平等的地位，以致发生不少神、人恋爱的故事传说。王运熙的《吴声西曲的渊源》（《六朝乐府与民歌》）认为这些民歌看似普通风谣，但实际上有其明显的渊源系统；罗根泽的《南朝乐府中的故事与作者》（《罗根泽古典文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认为这些民歌大多有本事可考，与上层阶级的关系颇为密切。在艺术手法上，王运熙的《论吴声西曲的与谐音双关语》、《论六朝清商曲中之和送声》（均见《六朝乐府与民歌》）认为这些诗歌成功地运用了谐音手法，表达丰富的意蕴，既有“同音同字”，又有“同音异字”，变化颇多；又因为要演唱，就有送声、和声的差别，一人唱，多人和，形式非常活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