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革葛浅析董仲舒的哲学思想 
一、董仲舒哲学产生的时代背景 
　　董仲舒所建构的庞大的新儒学体系，之所以在汉代乃至更久远的封建王朝中为中央政府所采纳，成为了官方最权威的意识形态绝不是偶然的。它必然在当时非常适应时代的需要，符合历史潮流的趋势。汉初统治者在思想上奉行黄老之学，对于学术思想采取宽容开发的政策。汉初的百家争鸣使得社会上各种学术思潮极其活跃，鱼龙混杂，泥沙俱下。董仲舒在《天人三策》第三策策尾疾呼：“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僻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之所从矣。”可以说，在汉武帝之时，汉朝已然具备了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基础，而最高统治者迫切需要在思想文化上摒弃主张清静、无为、保守的黄老之学，转而找到一个更符合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积极有为的官方哲学。
 
　　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所构建和提出的一个涵盖天地人的庞大的新儒学体系，自然吸引了汉武帝的注意。董生在策中说：“臣谨按《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必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董生在策中旁征博引，立论独特，分析详尽，并提出了一系列的治国之策。比如，董仲舒反复申述在政治上要任德不任刑，以仁义教化为本。再比如，董仲舒在策论中提出要“立太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为邑”，“明尊卑，异贵贱”等现实的政治措施。总而言之，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以天之道和古之道为立论的根据，引《诗》《书》《易》《春秋》《论语》等经典著作，在理论上回答了武帝天人性的问题，也为其国家政治进行了理论层次的初级论证和筹划。因此我们认为董仲舒的哲学体系成为官方哲学是历史选择的结果，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大一统封建国家政治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二、董仲舒的哲学体系 
　　“奉天而法古”是董仲舒哲学体系的一条基本线索。由此线索展开，一方面在“奉天”即法于天道，天道是人道的根据，由此董仲舒建立了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哲学体系。另一方面在“法古”，即法于春秋之道。《春秋》是孔子所作，上揆之天道，下质诸人情，寄寓了孔子的政治理想和抱负。由此董仲舒承继春秋公羊一派并且将之发扬光大。天道乃是其哲学体系的出发点，也是其落脚点。董仲舒的哲学体系主要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天人感应的哲学体系，第二部分是他对儒学原典《春秋》在《公羊传》的基础上所建立的哲学诠释体系。 
　　（一）董仲舒的天人哲学 
　　（1）理论基础及建构过程的分析。 
　　董仲舒的天人哲学体系的理论基础最主要的乃是其充分发挥了“同类相应”的思想和引入了“阴阳五行”体系。董仲舒利用阴阳五行作为框架，以气为运行中介工具，以同类相应作为指导思想，以天为最高主宰，以人最为天下贵，构筑起庞大而井然有序的天人体系。其在《春秋繁露·同类相动》中大肆论证其同类相动的论点。“百物去其所与异，而从其所与同。故气同则会，声比则应。其验皦然也。”董仲舒在提出“同类相动”的论点及把气作为同类相动的中介运行工具之后，紧接着他就必须详细论证“天人同类”这一重大命题。董仲舒在其《春秋繁露》中详细、具体、大篇幅地论证这一观点。他在《为人者天》一文中言道：“为生不能为人，为人者天也。人之为人本于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此人之所以乃类上天也。人之形体，化天数而成；人之血气，化天志而仁；人之德行，化天理而义；人之好恶，化天之暖清；人之喜怒，化天之寒暑；人之受命，化天之四时。天之副在乎人，人之情性有天者矣。”概而言之，董仲舒认为天人之间以数相副，以此证明天人是同类。 
　　“天人同类”是董仲舒哲学体系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基本命题之一，若此命题立论不稳，那么董仲舒整个哲学体系则必然摇摇欲坠，不堪一击。因此，董仲舒在其《春秋繁露》中毫不怜惜笔墨，大量论证、分析，甚至附会他的“天人同类”的观点。在董仲舒整个哲学体系中，“天人同类”的思想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至此，董仲舒在宏观上已经初步建构了这一体系。而这一体系得以深化，细化甚至涵盖到国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伦理各个方面是因为董仲舒第一次将阴阳五行纳入到这一儒学体系中。《汉书·五行志》中言：“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其实，由上文所言，既然董仲舒已将气作为天人感应的中介运行工具，而气分阴阳，阴阳再配五行，那么董生引入阴阳五行观念于他的体系之中也就合情合理了。董仲舒认为“天道之大者在阴阳”，于是他在《春秋繁露》第四十七至第五十这一组文章中专论阴阳两气于四时之中进退消长，运行流转的规律特点。董仲舒借用“五行范式”之一大系统来解释五官、五常、五事等等。我们认为，董仲舒借用五行其目的无非在于通过天道的方式来确立、巩固、解释儒家的人伦道德，这也使其整个哲学体系有根本归宿点。 
　　（2）“天人感应”的具体内容。 
　　“天人感应”这一体系内容驳杂繁复，但仅就君主执政而言，只有三个方面的内容：符应、祥瑞、灾异。所谓“符应”，即指的是受天命为王而出现的特殊象征。受命之符非人力所致，表明君权天授，体现了天命的神圣性和支配性，同时也表明君权的合法性。董仲舒认为“所谓新王必改制”，认为新王要顺承天命而兴改制之事。 
　　而所谓“祥瑞”与“灾异”则明显带有浓厚的神学色彩。这主要表现在天通过与君的感应，以祥瑞或灾异的形式体现天意对君主的赏善罚恶。董仲舒在《春秋繁露·王道》篇中，大力论证君主行为与自然灾害之间的内在联系。其言：“王正，则元气和顺”君王行为端正则天降祥瑞；“王不正则上变天，贼气并见”。君王行为不轨，地震、山崩、洪水等自然灾害将接连而至。正因此，董仲舒在《天人三策》第一策开篇即强调这一点。他说：“臣谨按《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者。”
董仲舒善言“灾异谴告”，其政治目的不言而喻，是为了“伸天以屈君”从而企图制约王权的无限膨胀，使这种无限的权力不至于越出有序的轨道而造成巨大的危害。董仲舒以此寄托自己的政治理想，期望利用“灾异说”来建立良好的政治秩序。客观地说，董仲舒的“灾异说”确实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君权，成为中国古代政治一套独特的思想体系。当然，董仲舒这套“天人感应”的政治哲学不可能起到过多地限制皇权的作用，董仲舒本人也因晚年以灾异附会汉高庙失火几乎被汉武帝下死狱。因此，“仲舒遂不敢复言灾异”。 
　　（二）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 
　　董仲舒是汉代春秋公羊学的大师。董仲舒认为“《春秋》正是非，故长于治人。”所以董仲舒在前者天人哲学的基础上沿着公羊派的思路，大大继承与发展了春秋公羊学的思想。而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事实上完全是一套国家政治、历史哲学，于当世和后世影响深远。概而言之，于内容上主要涉及以下几个部分：（1）强调在政治上的“大一统”；（2）强调新王改制；（3）强调德治。 
　　三、董仲舒哲学思想的简评 
　　早期儒家不讲“天人感应”，不讲三纲五常，更不讲符瑞灾异。“子不语怪、力、乱、神”一直是先秦儒家人文主义的重要传统。而“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宗”。董仲舒兼采阴阳家、黄老道家的思想，引入阴阳五行、天人感应于儒学之中，儒学开始走向神学化。后世学者由此对董生天人哲学思想充满质疑，简单粗暴地将其斥之为神学迷信。 
　　事实上，客观地评价董仲舒的天人哲学体系无疑要复杂很多。他自觉地适应时代的需要，诠释《春秋》大义，构建了他的哲学体系，虽然充满了非常异义可怪之论但符合先秦以来儒学内部的逻辑发展，深刻地体现了改制的要求而大盛于世，成为汉代春秋公羊学的第一个高峰。正是因为董仲舒的这种理论建构，儒家的仁义之道成为董仲舒的天道的基本内容，儒家之道获得了天道的权威根据，从而不容置疑地加强了人君实行儒家之道的神圣责任感。这对于确立儒家思想在汉代的一尊地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董仲舒的天人哲学及其思想体系在中国思想文化建设中所占有的极其重要的基石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