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中国文化建设的核心问题
　　当我们要瞥向文化现象的时候，首先必须划定它的界限。文化一词在它的使用中具有多种意义。“概而言之，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物质活动层面。文化作为人的现象，是人向人的不断生成过程。因此‘文化’就是‘人化’。如果将人化理解为一个现实的事实，那么它就是人的物质生产活动。第二，精神活动层面。文化不能直接等同于人心理、情感和思想，而是它们的表现，因此文化指人们对于宗教、艺术和哲学的建构，以及各种风俗、习惯和制度的设立。第三，文字符号层面。因为文字符号是人的精神活动的聚集，所以它是文化最集中的显现。于是人们毫不奇怪将学文化等同与学文字，把文化哲学也命名为符号哲学”。 在我们的日常语言的使用中，这三种文化的意义可以说是同时使用的。其中也许第二种语义的使用最为广泛，如人们熟知的联合国的教育、科学、文化和卫生组织中的文化就是第二种语义的文化。
　　虽然文化现象一直伴随着人类的历史，但它只是在当代世界成为了一个突出性的问题。为什么？人类漫长的历史主要是物质生产活动的历史，而不是精神活动的历史。在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时候，人基本上是依靠自己的身体，凭借自己的双手。只是在工业革命之后，人才逐渐地不断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从获得自由。如果说第一次工业革命作为机械技术是人的身体的解放的话，那么第二次工业革命作为信息技术则是人的大脑的解放。当代世界的文化问题实际上是信息技术时代的产物。信息技术使人在从事物质生产的同时具有更多的可能去从事文化生产和消费。不仅如此，它还使文化生产和消费本身开拓了前所未有的前景。在这样的意义上，当代世界的文化在根本上是一种信息文化，或媒介文化，如书刊、电影、电视、互联网、移动电话等成为了当代文化的主要载体。
　　中国当然是一个文化的古国和大国。与西方以基督教为主体的文化不同，中国形成了儒家、道家和禅宗的文化，它们影响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和日常生活。但十九世纪以来，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华民族一样都面临着生存的危机。一方面，基督教及其相关的西方文化借助于帝国主义更进一步侵入中国，给与中国文化致命的一击；另一方面，中国文化自身由于其衰败也导致中国人自身对于其根基发生了怀疑。文化的危机固然是中国近现代历史的一个严重问题，但比它更严重的是整个中华民族的生存的危机。因此政治问题压倒了文化问题。这表现为：首先是中华民族反抗外来民族的斗争，其次是被压迫者反对压迫者的阶级斗争，最后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建设，这里的经济被理解为最大的政治。只是当经济建设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文化问题才迫切地突显出来。
　　这在于文化的发展和整个社会整体的其它方面如经济和政治等的发展失去了平衡并发生了矛盾。它表现为：物质文明的建设相对向前，而精神文明的建设相对落后。这导致了整个社会的许多问题，不仅生活缺少多样性和丰富性，而且出现了心理和精神的病态。但这种种问题促使了一种时代意识的觉醒：不仅要建设小康社会，而且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小康社会的全面性就意味着不只是物质文明的建设，而也是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所谓的精神文明就其主体而言就是文化的建设。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同时，是和谐社会的建设。和谐社会的建设的使命在根本上是克服社会的种种矛盾。但一种真正的和谐社会的建设包括了三个根本的方面。首先是社会和谐，是人与社会的公平正义；其次是生态和谐，即人与自然的友好相处；最后是精神和谐，即真善美成为人的精神支柱。和谐社会中的精神和谐方面实际上给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除了设定文化建设的理念之外，还给它提出了一种制度转型的要求。长期以来，受计划经济的影响，中国的文化机构和设施是属于政府并为政府所管理的，因此毫不奇怪它要服从行政干预并为行政服务。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整个社会已经完成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根本转变。与此不同，文化机构及其设施仍然固守于计划经济的限制之中，依然是远离市场经济的。为了适应整个社会的发展变化，文化建设必须考虑新的出路。它就是人们所提出的文化产业的问题。这无非表明，尽管文化自身有其社会性和公益性的意义，但它也必须将自身看成是一种产业，如同工业、农业和服务业一样。于是文化就必须将自身作为一个商品，置于市场之中，遵守市场的游戏规则，去生产，去交换，并去被消费。如果事情是这样的话，那么文化就不仅会成为文化产业，而且可能会产业化。
　　文化建设变成文化产业的建设势不可挡。事实上，这不过是开端而已，远不是终结。虽然一些文化产业已经取得了非常好的效益，但整体而言依然具有许多困难。对此姑且不论，就文化产业在整个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来看，中国和西方如美国相比还存在非常大的距离。但关键不是人们是否要坚持走文化产业的道路，而是人们如何走文化产业的道路。
　　目前的文化产业建设必须面对当前中国文化现状的种种的问题。这主要表现为文化在不同方面的非均衡性发展。
　　首先是精英和大众文化的差异。中国的文化精英在文化的消费方面无疑具有优越性。他们是大学教授、文学家、艺术家和其他文化专业人士，除了阅读哲学、宗教和艺术等方面的书籍之外，还在各种不同的时间出入美术馆、画廊、剧院等。与此不同，一般大众也许主要是消磨在电视机前，为各种节目特别是流行的电视剧所吸引，当然也有可能到歌舞厅去唱歌和跳舞。精英和大众文化的差异无疑是显著的，正如传统所说的是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的差别。但现在的问题是，精英文化缺少对于大众文化的引导，相反，大众文化往往借助于流行文化构成了对于精英文化的冲击。
　　其次是城市和乡村文化的距离。因为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的特征异常突出，所以在文化方面的差距特别触目惊心。城市的发展日益趋向现代化，但乡村的建设比较而言是落后的，甚至是停滞不前的。当城里人借助各种现代的技术如有线电视、互联网和各种先进的文化设施享受各种文化产品的时候，乡下人只能收看电视中的几个节目。也许乡土文化更多的是各种传统的节庆，婚丧嫁娶，还有麻将和赌博等。一个典型的城市和乡村文化的距离的范例是超级女声的比赛。当城市为此狂欢和痴迷的时候，乡村对此却极其冷淡和毫无兴趣。
　　最后是中国和西方文化的矛盾。当代的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对世界封闭的国家，而是面向世界，以主动的姿态卷入了全球化的浪潮。这也导致中国当代的文化不仅保持了中华民族自身的，而且包容了世界的，其中主要是西方的。于是我们看到两种情形，一方面是儒家文化的复兴，如读经、尊孔和办国学院，另一方面则是基督教文化和现代西方文化的引进，如最突出的是在青年大学生中基督教神学的介绍和西方生活方式的接受。在一定范围内，西方文化比中国文化具有一定的强势。一个极其具有代表性的例子是，面对西方情人节的玫瑰、烛光、美酒和咖啡，中国富有浪漫、想象和诗意的七夕却被人遗忘，而且即使被冠以中国情人节的美名，也激起不了那些痴男爱女的向望。
　　除上述所说的问题之外，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还有许许多多的问题。它们都是在文化产业的发展过程中不可回避的和必须解决的。但这种文化产业的非均衡性或者是非和谐的发展还不是当代文化建设的根本性问题。最根本性的问题在于文化本性受到了伤害。必须承认，文化的产业化从行政控制中解放出来，甚至从某种狭隘的政策、政治、意识形态中解放出来，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但文化产业的发展自身却具有一个致命的危险，即文化在产业化、商业化和市场化的时候，逐渐丧失文化自身的本性。在市场经济的游戏中，对于当代中国文化构成威胁的因素有三个：虚无主义、技术主义和享乐主义。它们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三种文化。
　　第一，虚无主义的文化。虚无主义主要否认人生和世界意义，也就是基础、目的和价值等。在当代中国文化中，传统的价值也就是儒家所主张的价值已经不再具有规定性，它至多只是一个文化遗产和遗迹。如传统的春节不仅是家人的团圆，而且也是对于天地的膜拜和对于祖宗的追思，但现在的春节却完全改变了其本性。在饥饿的岁月里，它是饱餐的时机，但在温饱的年代里，它几乎只是一个例行公式。人们不敬畏天地，但未必就崇拜上帝。如在西方的圣诞节，人们到教堂去赞美上帝，在家里和亲人相聚。但在中国的圣诞节，人们往往和朋友们狂欢。既不是天地，也不是上帝，而是各种体育和娱乐明星成为了我们时代的偶像。他们并不代表某种最高的原则，而是因为他们在某个领域里第一，是名人。但最具时代特征的是各种类型的造星运动，它将一个非英雄变成英雄，如芙蓉姐姐。这些人物几乎没有任何意义，甚至可以说，他们就是虚无主义的明星。
　　第二、技术主义的文化。当代的各种文化只要它试图进入市场的话，那么它们都必须借助于技术，最主要是传媒技术、信息技术。例如广告就是极端情形。一种文化产品已经被技术处理过了，而广告对于这样一个技术化的文化产品还要进行再度技术处理。就技术方面而言，当代文化不同于传统文化最突出的特征是它的虚拟化。一个虚拟的文化产品所呈现的特性为：假的如同真的。因此人们生活在虚拟的世界里如同生活在现实世界里一样。但这容易混淆现实和虚拟的界限，现在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的网络依赖症就是如此。正如人们依赖酒精和毒品所制造的麻醉和幻觉一样，网络依赖症就是对于虚拟世界的依赖。它无非表明，人被技术化了，人被技术所制造的虚拟世界所控制了。
　　第三，享乐主义的文化。当文化成为产品的时候，它就要提供给人消费。所谓消费就是满足人的欲望。人有各种欲望，有身体的，有社会的，还有精神的。但身体感官欲望的满足，亦即享乐，成为了消费最直接的形态。因此一些文化产品便直接或间接地将享乐主义作为自己的原则。于是不仅所谓的娱乐文化，而且一般的文化也奉行这样的口号：娱乐至上，娱乐至死。更有甚者，有的文化产品为了刺激人们的欲望，诲淫诲盗，宣传色情和暴力。这种文化就不是一般的享乐主义了，而是假丑恶，是走向犯罪。
　　当代中国文化的建设必须针对上述三种倾向，开辟新的道路。反对虚无主义，让古今中外的智慧照亮我们的生活世界；反对技术主义，让技术不要控制万物和人；反对享乐主义，让欲望不要越过其当代历史所确定的边界。惟有如此，我们才能建设一个中国的现代的文化。它是中国的，因此是民族的；同时也是现代的，因此是与时俱进的。这种中国的现代的文化便实现了文化自身的本性：陶冶和塑造人性，让人得到全面自由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