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遗产与可持续发展_世界遗产worldheri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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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领导访谈 世界遗产与可持续发展文/ 童明康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
这种发展还反映在全社会对遗产关注点的变化，即:从关注遗产点的时代断代到关注遗产点在整个历史进程中的地位、作用及影响;从关注文化到关注文化与自然的互动;从关注物质遗产到关注物质与非物质遗产共生;从关注物质遗存到关注物质遗存与社会和人的关系;从关注利益相关者的权益到关注全民参与保护、保护惠及民生的实践。
一、世界遗产与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一词指“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求构成威胁的发展”，体现了代际公平原则。
2002年在纪念《公约》30周年的《布达佩斯宣言》中提出，应“寻求世界遗产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平衡”，以正确处理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
在《公约》诞生35周年之际，世界遗产委员会决定将“世界遗产战略”从“4C”(可信度/Credibility,
保护/Conservation, 能力建设/Capacity-building,
2000年，在关于可持续发展的约翰内斯堡峰会上，确定“文化多样性是可持续发展的第四大支柱”(前三大支柱是社会、环境、经济)，而文化遗产是文化多样性的物质体现和存在基础，在发展中扮演重要的精神、知识和情感层面的角色。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去年在巴黎召开的第17届大会，通过了《巴黎宣言--遗产作为发展的驱动力》，提出在发展进程中把文化遗产作为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组成部分，强调遗产对可持续发展的价值和作用。
而《国际文化旅游宪章》、《文化线路宪章》以及《关于文化遗产地的阐释与展示宪章》，为正确处理保护与发展的关系提出了指导意见。
既包括《世界遗产公约》中规定的所有类型:文物类，如长城、莫高窟;建筑群类，如明清故宫、武当山古建筑群;考古遗址类，如殷墟、秦始皇陵，还包括《操作指南》中规定的文化景观，如杭州西湖、庐山;以及历史城镇，如丽江古城、平遥古城。
在近年推进世界遗产亚太地区第二轮定期报告中，通过开展回顾性突出普遍价值工作，中国同行再一次为中国世界遗产拥有OUV而深感自豪，同时也深感保护的责任重大。
从拥有第一批世界遗产至今，25年来，中国政府始终重视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
为切实履行《世界遗产公约》的责任和义务。
各地根据遗产地自身特点和保护需求“量体裁衣”定制法律规章和政府规范性文件，其中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分别达到30多个，初步构建起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的法规体系。
(二)完善管理机构。
(三)建立监管体系。
逐步建立了文化部《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办法》，国家文物局《中国世界文化遗产监测巡视管理办法》、《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专家咨询管理办法》和《世界文化遗产申报项目审核管理规定》等制度，基本完善了世界遗产从申报到保护、管理、监测等的完整监管体系。
(四)实施保护工程。
中央财政设立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并逐年加大投入力度，确保世界文化遗产本体及其环境的安全。
(五)重视研究宣传。
先后委托相关单位开展了《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修订和“文化景观”、“文化线路”、“遗产地与经济社会”、“遗产地保护区划”、“遗产地与社区”、“世界文化遗产监测预警体系建设”等具有前瞻性的课题研究，为世界遗产保护事业的发展夯实了理论基础，提升了软实力。
(六)注重国际交流。推进“5C”战略的实施水平，促进世界遗产与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包括四个方面:
世界遗产因其具有超越国界的重要性和价值，即“突出普遍价值”而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近年来，基于价值的保护得到越来越多遗产管理者的认同，不论是保护管理规划的制定、修改，还是文化遗产影响评估和预防性保护的开展，不论是具体保护工程方案的编制、审核，还是阐释展示、环境整治方案的设计、实施，始终注重所有决策都以价值评估为前提。
(二)基于可持续发展的保护。
在可持续发展中，发展是核心，可持续是前提。
没有保护的发展是不能持续的，同样，没有发展的保护也是不能持续的。
(三)基于预防为先的保护。
(四)基于惠及民生的保护。
我们不仅要保护遗产地的“硬件”，更要保护遗产地的“灵魂”。
纪念《世界遗产公约》40周年的主题
世界遗产的保护决不仅仅只是国家和地方政府的事，也是所有利益相关者的事，特别是当地社区居民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