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国学者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初始阶段所进行的研究和探索，既有成功经验也走过弯路。通过对吴恩裕教授在《马克思的政治思想》中所表述的马克思唯物主义观点的分析，可进一步加深我们对历史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具有的根本性质和基本观点的认识：第一，社会历史性构成历史唯物主义最根本的独特视角，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集聚于分析事物之性质及其相互关系，但它不是吴恩裕所认为的仅仅是关于社会现象的研究方法，更不是“历史”与“唯物论”的机械结合；第二，历史唯物主义的物不是实体性的物质存在，而是“实践性的关系塑形”（即现代社会生产关系）,不能像吴恩裕那样简单归结到“生产方法”上；第三，历史唯物主义的物是对现代社会生产关系本身的科学抽象，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正确理解生产力概念，历史唯物主义的物不是吴恩裕的实体性的“生产诸力”.
20世纪30年代，我们的学术前辈吴恩裕（1）先生在着名英国政治学家拉斯基（2）教授的指导下，完成了一篇重要的博士论文，题为《马克思的政治思想》（EvolutionofMarx'sSocialandPoliticalIdeaswithSpecailReferencetothePeriod1840-1848）（1）.与同时代拉斯基门下的其他中国弟子不同，吴恩裕没有像罗隆基、王造时（2）等人那样从事政治学的研究和实践，而是深入思考了一系列马克思的哲学问题，其中，尤以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思考更为深入。吴恩裕指认，历史唯物主义中的物不是实体性的物性存在，而是关系性的生产方法。由此，他进入到马克思哲学思想构境的一个十分深刻的层面中，而这恰恰是同期正在生成的教条主义传统哲学解释构架在理解马克思哲学中错失的第一个正确逻辑入口。在此，本文追述和探讨吴恩裕前辈七十多年以前的这些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见解，以期今天学界进一步地内省和思考。
吴恩裕的这篇博士论文写于1937~1939年，从其思考和写作的基本思想构境支点上看，他可能既没有受到苏联斯大林教条主义传统解释构架的直接影响，也没有意识到当时欧洲已经独成气候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全新起意。他自称：“我只是对马克思的学说，做纯粹学术的研究”.（3）平心而论，这倒像是英国式的一般马克思学的格致理路。这是一个进入吴恩裕理论构境层的立场入口。此外需要指出，虽然吴恩裕的此篇论文写于20世纪30年代末，并且他明确标示了主要关注马克思1840~1848年的文献，可是，他竟然没有留心1932年已经出版的青年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由此，错失了一种人本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异质性比较研究的可能。同时我也观察到，在此文关于马克思哲学的讨论中，除去《神圣家族》和《致卢格的信》，吴恩裕几乎没有援引青年马克思在1845年以前写下的文本，而此后的文本，除去引用刚刚整理出版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以及《哲学的贫困》以外，倒是较多地使用了马克思中后期的经济学论着，如《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
其次，依照吴恩裕的解释，马克思的方法也就是所谓“历史”加“唯物论”的方法，或者直接地说，也就是“经济地唯物的史学分析法”,其中，马克思“不但用物质来解释概念，而且以经济的动机去研究概念的产生”.（4）显而易见，这是一个真伪交织的复杂学术构境。需要辨识的是，这里的“历史”,已经不是吴恩裕前述的那个马克思区别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意识形态的哲学历史性，而成了一般社会历史领域之意，而“历史”加“唯物论”的逻辑，如同传统解释构架中那个“辩证法”（黑格尔）加“唯物主义”（费尔巴哈）一样，都是过于外在和简单的拼接。当然，从内容上看，吴恩裕此处思考的第一构境层是深刻的，因为这是他所直觉到的马克思哲学中唯物主义原则上的重要改变，不是物质决定观念，而是经济动机制约概念的生成。应该说，吴恩裕正确的理解之处，在于他发现了马克思从一般哲学唯物主义的物质决定论向新世界观中社会存在制约论的转换，但在他的第二构境意向中，却犯了第二国际将马克思的狭义历史唯物主义普适化的错误。在马克思那里，他的确指认过社会生活中的经济动机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经济的社会形态）决定社会存在的性质，进而制约人的整个观念世界，然而，在根本不存在经济动因的人类原始部族生活中，观念从何生成于经济？同时，吴恩裕还指认，马克思在对社会生活的整体分析中，将社会上层结构中的各种变化最终归因于经济动机。在狭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语境中，这是对的，可是根本不存在现代经济的社会形态意义上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种判断也会是一句错话。这一误认，与长期以来我们抽离了马克思那篇着名的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具体构境限定相关，马克思在那里只是描述经济的社会形态中社会结构及其变迁的特殊运行规律，而人们却将其泛化为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法则。这里，我们当然不能去责怪七十年前的老前辈，而只是划定在进入他特定历史思考构境时的一些边界，以防思之僭越。
在论文的第二章中，吴恩裕明确指出，马克思真正“自成系统的学说”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并且，历史唯物主义与唯物辩证法是同一个东西。有趣的是，他竟然明确反对将马克思的哲学视为“包罗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学说”,特别不能容忍将辩证法认定为关于整个世界“普遍的运动规律”的说法。
为什么呢？吴恩裕给出的推理根据多少有些让我们吃惊。他说：
我们所以认为马克思的唯物论是一种人类社会的哲学者，系因它的“物”的概念（即生产方法一概念）,根本是由社会的成分所组成的。它用此种已经存在于社会中的成分，来说明社会的内部结构及其活动。它说：“XRY”-关系体乃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因。因为，“XRY”根本即已存在于此发展的过程之中，所以它总与社会发展过程发生关系（即为动因）的可能。
这是吴恩裕在此书中第一次谈及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物。究竟什么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中的物，这恐怕是当时诠释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所有学者们都没有认真思考和追问过的问题。甚至到今天仍然如此。所以，吴恩裕在20世纪30年代的这一指认是极为重要的。在吴恩裕的理解构境中，历史唯物主义中的物不是实在的物质，而是功能性的、关系性的生产方法。后面我们将看到，这是吴恩裕对马克思所使用的Produktionsweise（生产方式）概念的英文翻译（modeofproduction）后的再汉译。并且，他还有一个具体的说明，这就是“XRY”关系体。说实话，我们真的一下子很难进入其学术解释构境的具体表意层。为此，我们先回到上一相关思想构境的前提性构件，前面吴恩裕在说明马克思哲学构境的实践特质时，曾经指认过一个将形而上学语境中孤立的实体性对象的X、Y、Z改造为有一定实用范围（applications）的Xa、Ya、Za,而我们这里将进入的思想构境意向则从作用于对象的实践意向转到了对象之间的关系，即英文中的relation.这就是对象X与对象Y发生被改造或相互作用的实践关系（relation,即R）,在吴恩裕看来，对这种实践关系的历史抽象就是生产方法。所以，历史唯物主义中的物不是实体性的物质，而是一种功能性的关系，就是XRY,即生产方法。
对此，吴恩裕专门解释说：
马克思哲学中之“物”一字是指生产方法，它根本是一件社会事实：其中包括许多成分。形而上学的唯物论可以说：“宇宙之究极的或第一的原因，实在，或本体是X（‘物’或‘心’）.”此中之X即为一单纯的、纯粹的及抽象的概念。而马克思的唯物论则只能说：“人类社会发展之动因或决定的因素是‘XRYRZ'（即’生产方法‘）.”此为一由X,Y,Z发生关系R的关系体，而不是单纯的东西。
我认为，这是一个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原像之初始构境极为精妙的解读意向，它的出现将会真正呈现被斯大林教条主义传统解释构架尘封太久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精深构境层。对于这个生产方法的具体内涵和思想成境，我们在下面的讨论中再进一步解析。
当然，此处吴恩裕想急于证伪的是反对将历史唯物主义=唯物辩证法延伸到自然界中去的做法。这一思考路径恰恰与同时代不久前写下《历史与阶级意识》的青年卢卡奇的观点相接近。因为在吴恩裕看来，作为实体性物质存在的自然界本身并不存在非实体性关系体的生产方法。由此，“生产方法这个基本概念，虽可能说明社会的发展，却不能说明自然的演化”,他反问道，自然界里发生的岩石生成、草木滋长与牲畜繁殖中会有生产方法吗？肯定没有，因为“由劳动力、原料和工具三者所构成的生产方法，只能加工或利用上述各物，却不是决定它们内部组织之发展的动因”.（2）可以看出，吴恩裕这里的构境意向为，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物之本质的生产方法是劳动者利用工具改造自然对象的功能性关系，它生成着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因，可是它并不存在于自然物质存在和演进之中。他还专门指认，马克思的文本都是讨论社会和历史问题的，而恩格斯有时则会超出这一范围。他此处例举的是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这一论点也同质于同期的青年卢卡奇。
讨论吴恩裕的文本，令人头痛的地方是他的深刻之处往往嵌在一些逻辑盲区的灰色地带之中。我们只有厘清一些基本构境边界才有可能拯救出其中的合理成分。在我看来，吴恩裕正确地体认到，历史唯物主义中的物并不是传统教科书所误认的实体物质存在，进而发现了马克思正是基于我们变革世界的实践性的关系塑形才建构起整个新唯物主义的学说。依我的理解，从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构境层来看，物质生产始终是一切人类社会生活的基础，而只是到了工业生产发展起来之后，现代性社会生活的基本场境才转换为人与物和人与人的复杂社会、经济和文化关系构序结构，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因才表现为生产方式的革命。我以为，吴恩裕没有进入的马克思思考更深的构境层恰恰不是在哲学中，而是在对历史唯物主义生成起着至关重要的古典经济学之中，也就是他准确认识到固守在非历史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之网中的斯密-李嘉图所透视到的工业-商品经济全新社会现实背后。其实，我觉得传统形而上学的实体本体论还是有着自身的历史合理性的，因为在整个农业-自然经济时代，人仍然处于实体性的自然物质存在链环之中，人的劳动在整体上并不改变自然物质的存在方式，农业的种植和畜牧业的养放都是在优选和利用现成自然条件的意义上生成的，即使在这种社会生活中存在着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可这种关系的基础仍然是自然性的血亲和宗法性存在。所以，主-客二元认知模式正是对这种人与世界关系的历史写照。然而，马克思在1845年之后的哲学新思考中确实向前走了关键性的一步。正如我在《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一书中所论述的：
如果说，在农业社会自然经济中的物质生产的本质还只是依附于自然运动之上的经过加工和获得优选后的自然产品，人类主体还是自然过程中的被动受体，那么，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商品经济中，经济世界已经成为人的工业生产的直接创造结果，工业实践活动及其实践结构已经成为我们周围世界客体结构的重要构件，自然物质对象第一次成为人类主体全面支配的客体，财富第一次真正摆脱自然的原初性，而在社会实践的重构中成为“社会财富”.
我以为，古典经济学已经发现的全新资本主义的社会存在基础是工业文明和商品-市场经济创造出来的复杂社会关系存在。因为，工业生产开始创造自然存在中没有的人择物质塑形方式，而由充分劳动分工导致的市场中劳动交换关系之客观抽象，则生成了价值等价物的历史构式结果--货币和资本，它逐步在社会存在的本体中篡位为财富本身。作为关系存在的它不是物，却是在这个资产阶级王国中支配一切物和人的“普照之光”之以太。这才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构境中透视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的真正现实基础，也是他所说的“人体是解剖猴体的钥匙”一语的真谛。吴恩裕明确意识到历史唯物主义的物不是实体性的物质存在，而是社会关系体，这是有重要学术贡献的，可他将这种社会关系体直接确认为“生产方法”,这里就有需要讨论的地方了。
进入论文的第三章，吴恩裕开始具体讨论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物的生产方法。这也是这一文本中论述历史唯物主义最重要的思考场境。也是在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到了吴恩裕理解历史唯物主义更丰厚的独特构境层面。
我们发现，这个所谓的生产方法正是吴恩裕对马克思生产方式概念的汉译。他先将马克思所使用的Produktionsweise译成英文中的modeofproduktion,然后再将这个mode转译成方法。我认为，吴恩裕将Produktionsweise译作生产方法是不准确的，在马克思那里，这个weise从来就不是指具体的生产劳作技术方法，而是一种总体性的社会生产构序方式。从文本演进的原初语境看，马克思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第一次使用了生产方式（Produktionsweise）概念（2）,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第一次将其标注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概念。马克思写道：“人们之所以有历史，是因为他们必须生产自己的生活，而且必须用一定的方式（bestimmteWeise）来进行。”（1）这也就意味着，人们如何共同构成一定的生产活动的方式（构序结构）,而这个特定的有序结构在“一定的”程度上是构成整个人类社会生活的根本！在《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一书中，我最早将其指认为马克思主义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以区别于后来马克思主要针对特定的经济的社会形态历史分析的狭义历史唯物主义（以及在此基础上重新确立的历史现象学批判）.
然而，吴恩裕的观点却是将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物的“生产方法”与所谓“生产诸力”界划开来。因为他认为，我们通常在历史唯物主义中所说的生产力（Produktionskraft）概念，在马克思那里多数是由复数形式（Produktionskr?fte）出现的，所以，用生产诸力概念会更贴近马克思的原意。（2）其实，马克思也较多地使用不是复数的Produktionskraft.依吴恩裕之见，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中，生产方法与生产诸力在构成因素上看起来是相同的，都包括三个因素，“即有目的的劳动，原料，和工具”,后二者又合并称为“生产工具”.（3）可是，虽然二者的构成因素是相同的，但其实际功效却是不同的。依吴恩裕所见，“生产方法与生产诸力，在构成因素一点上说，虽然相同；但却有一动一静之别”.（4）对此，吴恩裕转引了美国学者鲍博（M·Bober）的一个表述：“生产方法是一种’活的单位‘（livingunit）,一个’有机的整体‘（organicwhole）;而生产诸力只是包括劳动力、工具及原料诸死的项目的总称”.（5）吴恩裕基本赞成鲍博的看法，只是说后者没有能在马克思的文本中找到直接的依据。为此，吴恩裕在马克思的不同文献中分别查找了处于潜在状态和运动中（inaction）的劳动力、工具和原料的各种表述，并由此确认，在马克思那里，劳动力、工具和原料被区分为没有参加生产劳动的静态和在生产劳动之中的动态的两种存在状态，处于静态的劳动力、工具和原料的是生产诸力，而进入到生产劳动活动中的劳动力、工具和原料则是生产方法。显然，这是一个极其简单的表面界划。吴恩裕指认道：
马克思认为：生产方法中的劳动力、工具和原料乃是在联合地运动中的劳动力、工具和原料。只有上述诸因素联合地运动起来，亦即劳动力开始工作，拿走工具，改造原料，然后才能制造物品形成一种生产方法。反之，生产诸力则是在所谓的“死睡”状态中的劳动力、工具和原料。
在吴恩裕看来，经过他的界划，生产诸力与生活方法二者的关系也容易看得清楚：“马克思认为生产诸力是死的，未参加生产工作的劳动力、工具和原料；而生产方法是指参加生产过程的劳动力、工具和样子和形态”.所以，“生产方法乃是一个集合名词，联合地指还在活动中的生产诸力”.（7）他还专门辨识到，在马克思那里，相对于生产诸力的复数形式，生产方法总是一个“单数”.于是，在吴恩裕那里，生产力既“不能决定生产方法的性质”,也不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因为“假如说生产诸力上支配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因，便等于说一些静止的死的因素做了活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原动力”.
不难看到，吴恩裕这里的讨论将我们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思考带入了一个十分复杂的新情境之中，我们不会想到历史唯物主义中的物竟然会不是一种死的静态生产诸力，而是活动中的将生产诸力发挥功能作用的生产方法，相对于传统哲学解释构架的语境，这里的全新思想构境会是一个巨大的学术冲击。可是我得说，吴恩裕的上述观点却仍然是值得商榷的。为什么？
让我们先回到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初文本中去。在写于1845~1846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第一章手稿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讨论社会历史存在发生和发展的真实基础时，先是指认了作为人类全部生活起点的“直接生活资料的物质生产与再生产”,紧接着他们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物质生产得以发生的人与自然和人与人的双重历史性社会关系，以及人们每天的社会生活中最核心的存在关系构式结构的再生产问题。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无论是由劳动完成的自己生命的生产和还是由生育完成的他人生命的生产，都“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natürliches）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gesellschaftlichesVerh?ltnis）”.（2）在物质生产中，一方面是人与物的历史的自然关系，另一方面，这种生产从来就是由人们共同活动结合起来的，这又是历史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在人的自身生产中，一方面是人与人的历史的自然血缘关系，另一方面又是人与人之间历史地构成的社会关系。在这里，马克思将社会存在的主要构件视作以生产为核心的非实体的历史活动，而客观上的社会存在的本质则是作为这种活动有序结构的关系。这正是区别于传统哲学唯物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中物的真实含义。
我认为，马克思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中物的最重要的规定性，既是他根本上超拔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非历史的意识形态，也是对现代社会生产关系本身的科学理论抽象。吴恩裕恰恰丢掉了这个重要的生产关系环节！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这种现代社会生产关系恰恰不再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将事物化了的经济关系神化了的拜物教，即吴恩裕所指认的经济动机，而是作为历史本质性规定的有序的社会关系，在这里主要是指现代生产过程中“许多个人的共同活动”.马克思在文本特别指认说“,由此可见，一定的（bestimmten）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industrielleStufe）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的方式（WeisedesZusammenwirkens）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Produktivkraft）”.（3）生产力是一种物质生产中的共同活动方式，生产方式总是历史性的。社会生产力的水平决定了社会存在的基本性质，所谓历史，就是由一定的生产方式决定的人们的社会关系有序结构的变化过程。
可见，上述吴恩裕所提供的理论认证中存在一定的逻辑混乱。他直接指认的处于“死睡”状态中的劳动力、工具和原料构成的实体性的“生产诸力”,根本就不是马克思对社会生产力概念的基本规定。那倒像是传统哲学解释构架中生产力概念实体三要素说的另一种说法，这种三要素说源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关于劳动过程三个方面的错误移植。在马克思那里，物质生产是全部社会存在和变化的基础，但是，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对象（原料）和工具都不作为，其中的核心驱动力量恰恰是人有目的的主体性的劳动活动塑形，这恰恰是生产力中最活力的因素。当然，在工业生产的后期，以科学技术为主体的创造性知识劳动的逐步地取代物性体力劳动的地位，成为直接生产塑形先行性系统操控和创造活动，而原有的物性生产则转换为技术操控的对象化实现进程。在后工业生产系统中，知识性创意、原代码创作、简单复制性编程，再到数控操作和体力安装，生产劳动已经演化为一个复杂的体系，但是，这并没有根本改变劳动塑形的本质。
我以为，正是劳动塑形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生产构序才是马克思社会生产力概念的本质。所以，生产力恰恰不是物的实体要素，而是一种功能性的水平和能力！这可能反倒是吴恩裕误认为“生产方法”的东西。实际上，吴恩裕指认的生产方法更接近于生产过程中的具体劳动工艺方法，在大工业生产中则是技术方法和机器系统中科学技术的应用，以及在劳作中人与人的分工协作，有如斯密在《国富论》中讨论的钉子的劳动分工之上的协作关系。恰如吴恩裕在文本中引述的马克思的那段表述，即由合作及分工所产生的生产力，是“不费资本分文”（1）的。而马克思的生产方式概念则是从一定时代的社会生产过程抽象出来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历史性的有序构成结构，用我的话语来表征就是社会实践筑模方式，它更多地是指一个社会在总体上的本质发生方式。比如马克思所关注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显然就不是指这个社会中的劳动力、工具和原料的具体动态存在，而是指在欧洲中世纪结束以来历史地生成的以现代大工业为基础的商品-市场经济结构运动的方式，它的核心内驱力是对剩余价值的疯狂追逐。并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整个实现方式是以颠倒的全面事物化的方式呈现的，在这里，人与人的劳动交换关系颠倒地表现为事物与事物的经济关系，资本家是资本的人格化，而劳动者只是功能性的劳动力，人变成追逐物质利益的经济动物，金钱成了支配一切的上帝，从表面上看，这个社会的根本存在基础倒真成了经济之物！马克思基于狭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现象学批判，正要重新透视这种市场关系颠倒中的事物化迷雾，再一次揭露出其背后真正创造世界的劳动关系。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历史辩证法！
应该承认，吴恩裕先生于七十多年之前在《马克思的政治思想》中的努力，无论在当时还是今天都不愧为杰出的学术探索。他所付出的心血，为我们这些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的追随者踏出了最初的道路。今天，我们更应该继承和光大学术前辈们未竟的事业。
[3]1吴恩裕：《马克思的政治思想》，商务印书馆，2008年。吴恩裕在1943-1944年将其从英文译回为中文，于1945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依吴恩裕自己的说明，博士论文的原题为，,目前的书名ThePhilosophical,EthicalandPoliticalIdeasofMarx即“马克思的哲学、伦理和政治观念”EvolutionofMarx'sSocialandPoliticalIdeaswithSpecailReferencetothePeriod1840-1848是拉斯基所重新确定的。现在的书名从英文原文看，应该译为“马克思的社会和政治观念的演进--特别参照1840-1848时段”.这一说明参见吴恩裕此书的自序（吴恩裕：《马克思的政治思想》，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1页）.
[4]2罗隆基、王造时均为拉斯基的学生，20世纪30年代回国后积极参加政治活动，是中国民主同盟的创始人。
[10]4吴恩裕：《马克思的政治思想》，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14页。此处吴恩裕文本中原使用“形上学”一词，我均改作“形而上学”.显然，吴恩裕对此词的使用是泛指一切形上之道的哲学，而非与辩证法思想相对立的僵化形而上学方法。
[12]2吴恩裕：《马克思的政治思想》，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48页。吴恩裕文本中原使用“物事”一词，我均改作“事物”.
20世纪70年代后,日益严重的城市危机使人们认识到空间正成为斗争和解放的平台之一,空间抗争开始出现在寻求更大范围社会正义的城市运动中,人们试图通过空间的改变,以建构一个正义的理想社会。本文尝试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梳理以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爱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