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 | 世界主要国家应对突发事件和管控重大危机的经验及启示
当前，我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到了最吃劲的关键阶段，依法科学有序防控至关重要。分析总结美国、日本、欧盟等国应对突发事件和重大危机管控的主要做法，把其相关经验和教训转化成“为我所用”的具体政策篮子，对于当前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美国、日本、欧盟等国应对突发事件和管控重大危机的主要做法
在遭受大面积疫情、恐怖袭击、核辐射、高等级地震等突发事件和重大危机后，美国、日本、欧盟等国为稳定民心、降低损失和提振信心，多措并举来确保经济社会平稳健康运行，主要做法如下：
（一）迅速激活政府公共危机管理系统
美国是当今世界上重大公共危机管理系统最为健全的国家之一，一旦出现重大突发性事件，总统可立即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并授权国土安全部和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来协调军、警、民等联邦所有防灾救灾力量。日本政府“综合性国家危机管理体制”以“分工明确” 为主要特征，突发性公共卫生危机由厚生劳动省（相当于我国国家卫健委）牵头，重大自然灾害危机由“国家防灾会议”处理，国家安全威胁则由“国家安全保障会议” 来应对，一旦上述事件触发临界机制，全过程应急管理流程随即启动，并享有人力、财力、物力最高调度权限。
（二）高度重视情报、讯息收集预警工作
美国政府历来重视在突发事件和公共危机中的情报搜集和预警工作,专门由联合资讯中心来负责信息处理、传送、存储和保密,同时根据事态影响程度不同,指定一家或多家联邦机构来统一对外发声,确保掌握信息和舆论主动权。此外,美国还建立了较为高效的纵向情报沟通机制，主要由联合信息交换系统和国土安全控制中心组成， 大大增强了政府干预危机的能力和水平。日本则在首相官邸建立了“内阁情报集约中心”，“365天×24小时”待命，一旦紧急事件发生，政府可第一时间获得相关情报和信息。
（三）深度把握新闻媒体宣传报道的方式方法
面对公共领域的突发事件,美国新闻媒体严格以“人本、真实、创新”为操作准则，一般不报道所谓的量化GDP损失，转而重点宣传政府采取应对措施后人群生活状态的变化；着重挖掘鲜活的、充满人格化魅力的故事和事件，激发全社会互助互爱、同舟共济的情感共鸣；线上线下全方位联动、层次策划，抢夺舆论阵地话语权，一切宣传报道以维护国家利益为准绳。以日本放送协会（NHK）为代表的日本媒体对外展示的则是“及时、权威、客观”形象，不仅有制度化的“谣言隔离机制”，而且在宣传细节中特别注重人文关怀，其目标是由传统的宣传媒介转型为准公共服务机构。
（四）快速修改涉及重大事件的法律法规条款
为更好应对当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欧盟第一时间修改了“地平线2020计划”资助条款，加入“快速共享数据”相关规定，目的是确保研究成果可最快用于疫情应对工作。2019年美国暴发近30年来最严重的麻疹疫情，但部分人群以健康和宗教为由拒绝接种疫苗， 纽约州援引1905年美国最高法院相关法案，首次强制要求居民接种疫苗，违者将被处罚1000美元并禁止出入公共场所。2014年为应对埃博拉病毒蔓延，日本政府突破法律条款约束，允许各都道府县在未获得本人和医疗机构授权的情况下,采集血液、尿液等生物样本来确定病情。
（五）全面使用区块链、大数据等新兴技术
为提高对突发事件的响应速度，美国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 FEMA ）基于区块链和大数据技术，将生产、流通、金融等关键数据存储并集成在一个高度可信、安全加密的平台上，以实现物资实时调配、资金快速使用以及全流程信息追溯。日本政府充分运用人工智能、无人机航拍、固定摄像、远距离小型图像传送等高新技术,及时准确掌握人流、物流等监测数据，在灾情评估和判断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京都大学利用互联网大数据检索功能,基于“谷歌流感搜索” 服务器，通过GPS定位系统,能够实时标记日本都道府县感染流行性感冒人群的动态信息,为有效控制疫情蔓延提供了重要支撑。
（六）充分发挥国际合作的重要支撑作用
2003年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联合其他发达国家重点实验室，快速确定了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的致病源冠状病毒，并为全球疫情控制和药物研发攻关发挥了积极作用。日本政府设置了专门机构来处理重大突发疫情的国际合作，在样本共享、信息互换、疫情通报以及口岸协防等方面显著提升了跨国协调的反应能力和水平。此外，在应对埃博拉疫情中,欧盟及其成员国为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机构提供了数额规模巨大的资金和设备援助，多措施筑牢国与国的安全防线。
有关政策启示
诚然，我国国情、体制和理念与美国、日本、欧盟等发达国家有所不同，但上述国家在过去应对突发事件和重大危机管控过程中有效稳定了民心、降低了损失并提振了信心。认真总结分析发达国家成功经验，对当前我们打赢这场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大有裨益。相关启示和建议考虑如下：
一是加快完善政府公共危机管理体制机制。重点在危机管理预警机制和危机管理监督机制等两方面加大工作力度。“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建议充分发挥我国大数据优势,着重增强前期预警能力，逐步建立风险识别、开放协同、问责处理的全流程动态危机管理体系。进一步优化奖惩机制,重点强化涉及重大突发事件的过程监督力度。
二是着力修改涉及重大事件的法律法规条款。应该看到，在涉及重大突发事件方面，我国部分法律法规条款尚不健全，甚至存在许多空白。建议发挥国家高端智库力量，尽快组织修改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以及国务院《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等涉及重大突发事件的法律法规条款。
三是推广使用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兴前沿技术。在当前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过程中,区块链、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在源头防控、病理研究、信息传播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建议当前相关部门在加大对餐饮、零售、文化、旅游等服务业帮扶力度的同时,出台更大力度“政策礼包”加速拓展我国新技术新产品在重大突发事件中的应用场景。
四是继续优化重大突发事件信息披露制度。2008年汶川大地震和北京奥运期间，我们第一时间对外披露动态信息，有效缓解了社会因不确定性而带来的焦虑和恐慌。建议建立涉及重大突发事件事实类信息的“1 小时发布制度”，切实解决部分政务舆情不及时、不全面的问题,从源头上避免 “次生舆论陷阱”，最大限度消除可能的社会负面反馈。
五是应当重视非政府组织的重要作用。从世界范围来看，整合优化政府与非政府组织资源力量，使两者各司其职、各尽其责，是现代国家应急机制的发展趋势。建议对内由相关部门有目的地引导非政府组织参与突发事件救助,发挥其在响应时间、应急手段、人员派遣、心理咨询等方面具有的独特优势;对外可由相关部门牵头，逐步与其他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非政府组织建立起更加紧密的救灾救济合作伙伴关系。
稿件来源 | 中国发展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