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知识重建》:郑永年论中国，问题问的深刻，方法呢
在我们了解一个学者的观点时，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去了解下它论述的背景和立论之基。
针对中国的现状，提出过一些问题，比如学术寻租，教育体质，思想殖民化等等。
在这类问题的论述上，他采用了比较宏大的论述模式，指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分析也力求透辟入理，但就解决方案而言却鲜有深入细致的论断。
《中国的知识重建》
在阅读这本书之前，需要提出几个问题:
1)中国的知识体系现状是什么
2)怎么重建，谁来重建
中国的知识体系现状是什么
儒家作为中国传统教育哲学的主导者，作为世界上最为发达的统治哲学，经历过发展的几个阶段。
在春秋战国时代，也就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形成时期，儒家就是为王权服务的，"学而优则仕"就是儒家的普遍心态。
但是那个时候的儒家是独立的，并没有依附于王权，儒家在当时具有相当进取的精神。
但是在董仲舒倡导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和王权的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儒家开始依附于王权，慢慢不再具有独立精神。
中国的王权和知识一体化，把政治秩序看得比任其他任何东西都重要。
直到今天中国传统以儒家为核心的主导知识体系就是一种规范哲学，它强调的是"应当怎么样"的问题，而不是"实际上怎么样"的问题
而马克思强调哲学家的两件任务，第一是解释世界，第二是改造世界。
专注于规范研究而忽视实证研究也容易导致知识分子对自己和对其他事物的道德化。
在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中，人们往往抢占道德高地，把自己无限道道德化，而把不同意自己的观点不接受自己价值的人无限妖魔化。
任何权力结构，无论是政治权利或者知识权利，一旦形成就会倾向于发展成为一种既得利益，开始具有保守性和封闭性。
当一种技术被完全和士大夫阶层是为是会议对现存社会政治秩序产生负面影响的时候，他们选择的是抵制，放弃甚至毁灭技术，而维持政治秩序。
经过五四运动之后直到今天，儒家的话语权地位逐渐下降，社会价值观呈现了多元化的局面，新的知识体系并没有应运而生。
由于技术核心知识的突破不足，现在的知识体系在国际知识链上还处于相对低附加值的一个阶段。
就像中国的工业一样，现有知识的重复和复述体系庞大，但是附加值非常低。
这就是他书中提到的一个问题，中国的大多数研究人员和学者都是在写文章，而非在做任何有意义的研究和思考。
近代百年，尤其是当代学术界大量地引入了西方的思想，并在本土加以应用。
很多的研究和学者都是在用西方的原理加上本土的案例来论证思想，在这个过程中并没有产生本土化的思想，这是一个极大的问题。
也就造成了当中国向世界解释中国的时候，世界并没有抱以足够的理解，中国的知识体系再向世界解释中国的时候显得乏力，因为，中国的知识体系并没有在时代发展的基础上形成与时俱进的知识体系，来解释这一事实。
当下的中国需要本土化的知识体系，尤其是科学和哲学来解释世界，进而改造世界。
怎么重建，谁来重建
社会在进步，历史在发展，意识形态也在不断发展的过程，各个思想派系和代表阶层也都有自己的思考和局限。
一边倡导公平正义，但是现实的可行性并不强，另一边倡导的自由民主，也是过于理想的乌托邦。
草根社会总体的情况可用两个字来形容"愤怒"，就是说这一阶层的很多人对什么都感到愤怒。
从知识的生产来说，有关中国的知识很少，可能来自目前的高校和研究机构中，那些处于思想被殖民状态下的思想家和理想家，而更可能来自这个草根群体，草根群体生长于中国社会的底层体验和了解着一个真实的中国社会，尽管他们也是各派交易的影响，但是一旦当他们意识到这些外来的东西并不能解释中国，更不能改造中国之后。
他们拒绝思想的被殖民，于是开始对中国社会的现实做理性的思考，并寻求解决问题的方式。
中产阶层作为沉默的大多数。
从思想意识上，来来说，中国的中产阶级，到现在为止还只是一个消费者不是生产者，一方面，他们自己还没有能力生产，自己阶层所需要的知识体系，另一方面他们也没有为他们说话或者代表他们利益的知识生产者。
中国目前的知识群体，要不围绕着权利转，即权利知识分子，要不围绕着利益转即利益知识分子，无论是左派知识分子，还是自由派知识分子，都处于这种状态。
因为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和生产者，但又不能接受左派或者自由派，他们因此在知识层面深感不安，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这个群体存在很深的知识焦虑。
中国社会有两个群体在移民海外，一个是高端知识分子，一个是财富群体，这两个群体可以说都是中国的中上阶层。
到底由哪个群体来承担中国知识体系重建的重任
在他的书中论述中，更多寄希望于两个群体，草根阶层和开明的中国知识分子，这两个群体又很难在没有知识与政治和权力分开的情况下，实现对知识体系的重建。
所以，答案只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鸡生蛋和蛋生鸡的问题。
不多不说，很多学者也是依附于权利和经济本身论述这些陈年痼疾，知识重建谁可堪此重任
中国知识分子要创造负责的知识和思想体系，知识分子的去三化是前提，即去政治权利化，去经济利益化，去思维被殖民地化。
中国才能在确定自己的核心价值的基础上，找到具有普遍性的共享价值。
现代科学知识体系起源于对宗教神学的质疑，现在科学也被称为理性主义。
理性主义的一个特点就是认识到理性本身的局限性，理性主义即无意解释一切，也无意提供人类社会生活的所有需要。
相反，理性主义意识到精神生活超越人类理性，并且是人类生活的内在一部分。
就是说，理性主义也论证了宗教神学存在的合理性。
在理性主义者那里，科学知识和宗教信仰是并不矛盾的。
一个人可以同时信仰科学和宗教。
推动中国知识的重建，我们需要大师的出现。
但是现在的高教系统，钱学森说是培养不出大师的，我们比较缺乏培养大师的教育哲学，我们的大学不以培养大师为目标。
令人悲观的是，因为有权利和利益的支撑，大学里面甚至教育界里面的很多个体感觉到自己都在发展和上升，但是他们并没有意识到他们所处的整体教育制度板块正在迅速衰退，并且这种衰退的速度和大学所获得的权利和利益是成正比的。
就是说大学所获得的权利和利益越多，他们被异化额的程度越高，离专业主义就越远，而专业主义才是实现中国知识重建的方法论。
知识界或者知识分子最重要的特质就是专业最重要的品德就是专业主义。
即使是专业，现在也进入了专业性的误区。
科学引文索引也就是scr它的原意是帮助科研人员有效获取文献信息，但引入国内之后迅速演变和异化，到今天成为学校排名、科研项目评审、科研申报和科研人员评价奖励等几乎覆盖所有科研领域最重要甚至是唯一的评价标准，成为一种异化了的评审制度。
无论如何我们对发展出中国的知识体系都抱有积极的期待和乐观的态度，同时也需要付出很多主观上的努力，欧洲的知识体系也是主观的产物。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们从需要从几方面努力:第一个政治和行政的分开，对知识体系的创造来说，政治和行政应当有不同的责任。
第二个就是重新设计基金分配制度。
应当把大部分的研究经费作为工资分配给研究者。
如果一个研究者85%的经济资源来自于工资收入，他就可以做自己喜欢的研究，而不会为了求生存去申请研究基金了，制度要透明化。
第三个要设计中国本身的评审制度，去除极端西方化倾向。
评审制度也可以多元化。
第四个就是要提出知识体系创造这个问题，使大家对此有一个共识，有了这个意识之后才会有人主动的去做这个事情。
照搬西方的知识体系和应用西方的知识体系，是不能以为自己掌握了真理的。
我们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学习和引进西方的知识体系，而忘记了西方的知识体系是如何创造出来的。
认识到中国的知识需要重建，重建意味着迭代创新，是我们不断发展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