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上海 出使行辕与天后宫
中国古代长期实行自我封闭的政策，没有在外国设公使馆、领事馆的制度。近代以后，进入中国并与中国建立邦交关系的国家一般均在中国设公使馆或领事馆，代表他们的政府处理对华外交事务。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第六款：“今兹约定，以上所开应有大清优待各节。日后特派大臣秉权出使前来大英，亦允优待，视此均同。”与其他国家签订的《天津条约》中也有类似的内容，实际上，条约规定大清应该在有邦交关系的国家设公使馆、领事馆。以后，1860年大清建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全权处理中国的对外事务，并选派出使各国大臣。在现代人看来，能出任驻外使节是无尚荣耀的事业和官职，而在当初，官吏出任驻外使节不见得如此，往往还被视为苦差使，除了观念上的原因外，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漂洋过海，到几千里之外的外国不仅有“远涉重洋”的辛苦，海上风险更大。
上海是中国最大的通商口岸，大多数外轮从上海入口，于是，绝大多数的中国派外使节必须先到上海，再搭乘海轮出国。 上海有租界，租界里也有上档次的旅社，但涉及制度和情感问题，大多数来上海的官吏不住租界的旅社，中国地界也有客栈，但往往档次很低，破烂不堪，也不适宜公务在身的官吏租住，于是，出外使节与中国的许多官吏往往选择住到中国富商或会馆中。如张德彝任兵部员外郎，1866年出访英、法、俄、瑞典等国，他的日记——《航海述奇》于同治五年（1866年）二月初三中记：“时有上海县差夫挑担行李，又有小车四乘，彝等遂下船上轿，炮迎入馆。馆在上海县新北门外洋场西北盆汤弄汪干记茶行”。又如，宜垕奉命出使欧洲各国处理外交事务，其《初使泰西记》中记：同治七年正月初八“至上海黄浦江岸洋泾浜马（码）头停泊”，“初十日，登岸，寓理事公廨（即‘会审公堂’）”。总之，从上海搭乘外轮出洋的外交使节与日俱增，他们到上海后必须住上多日，等待相应的航班，而他们还要为在上海的住宿以及生活犯难，这确实有不妥之处。
崇厚（1826—1893），满洲镶黄旗人。完颜氏，字地山、子谦，号鹤槎。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举人，以资入官。咸丰十年底任三口通商大臣，署直隶总督。后创办北洋机器局。同治九年（1870年）天津教案发生后，中法关系紧张，任出使法国大臣，实际上是赴法国“谢罪”。光绪三年（1877年），清政府击败阿古柏，次年，崇厚任出使俄国大臣，谈判伊犁归还问题，崇厚自以为在涉外事务中任职多年，洞晓对外事务，1879年10月2日，他未经清政府批准就在克里米亚半岛的里瓦几亚与俄国签订了《里瓦几亚条约》，条约收还了伊犁，却丧失了伊犁之外的大批土地。清政府拒绝批准此条约，崇厚革职治罪，定斩监候，以后，崇厚献银三十万两才得以免死，释放后，降职二级留用。 崇厚也是从上海出发乘船赴法国、俄国的，在他任出使俄国大臣期间，就注意到上海没有一个专门的接待出外使节的机构确实不方便，遂提议在上海设“出使行辕”，以及出使大臣专用的天后宫。《光绪上海县续志》是这样讲的： 出使行辕，在铁大桥北，天后宫旁。光绪五年，出使俄国大臣崇厚奏请于上海地方重建天后宫，并建出使大臣公所。经总理衙门咨行两江总督，札饬……筹议兴建。相度光绪二年收买北岸吴淞铁路案内官地起造。基五亩六分九厘六毫，连同天后宫基四亩八分六厘八毫，又租给广益善堂一亩三分六厘七毫，共十一亩九分三厘一毫。经始于九年正月，落成于十年闰五月。 财政部颁发原天后宫执照 文中提到的“铁大桥”即天妃宫桥、天后宫桥，即今跨苏州河的河南路桥。
早在同治十三年（1874年），英商怡和洋行等就集资成立一家“吴淞道路公司”，称为了解决吴淞至上海的货物运输，修建一条从上海到吴淞的公路，此事得到上海道台沈秉成的批准，并开始征用土地，而就在建设时，他们就将吴淞道路公司改组为“吴淞铁路公司”。并将公路建为铁路——淞沪铁路，这也是中国出现的第一条铁路，1875年冯竣光继任上海道，他对外国人擅自改变批准文书，把公路改为铁路之事十分反感，下令拆除铁路，后经谈判，清政府以二十八万五千两的高价收买铁路，并于光绪二年（1876年10月）将已通车的淞沪铁路全部拆除。这条铁路在今上海市区段被改造为马路，相当于今天的河南北路，故今河南北路旧称“铁马路”，河南路桥初称“铁马路桥”，又称“铁大桥”，而建造出使行辕和天后宫的部分基地就是原淞沪铁路用地。 邹代钧（1854—1908），湖南新化人，字伯陶，号沅帆，地理学家，中国彩绘地图的创始人。光绪十一年（1885年）奉命随太常寺卿刘瑞芬出使英、俄两国，他的《西征纪程》中讲： （光绪）十二年春正月。余自金陵之上海，入行辕天后宫居焉。天后宫在上海县城西北，前临吴淞江，江小而深，西达苏州，东入黄浦，往来舟楫甚夥。 二十二日。庚子。与同人自行辕携装载小舟，浮吴淞，入黄浦，溯洄而上，至法兰西通商之埠，登法公司轮船。少顷，饮宪刘公（即刘瑞芬）始至，船名“沙驾林”，长二百四十尺，广三十尺，能载六千七百二十万斤（相当于33 600吨，估计当时没有这么大吨位的船，可能出自作者的道听途说。又也许作者将英文的kilogram（公斤）误以为“万斤”）。凡三层，下层载货物；中层两旁为客舍，中为前后长厅，诸人会食之所也。上层如楼，敞其四周，绕以铁阑（栏）为行廊，以供临流凭眺。中有客厅，有船主住房，有水手执事之隙地，前后均有四方而高之台，前后住舵师，以察行向。 这位将出国的邹代钧到上海后就下榻“行辕天后宫”，若干天后，就从行辕天后宫出发，在门口的吴淞江（即苏州河）乘小船，走吴淞江，进黄浦，直达“法兰西通商之埠”，登上“沙驾林”号邮轮。“法兰西通商之埠”即“法兰西外滩”（Quai de France），这里有二个出洋码头，一个是英商太古轮船公司码头（China Navigation Co.，Ltd.），南面是轮船招商局金利源码头，不知他们是从哪一个码头上船的。 上海租界建立后经过多次扩张。
一直到19世纪末，苏州河北岸的租界的西界大致上在今河南北路的东侧，出使行辕和天后宫建在租界的外面的“中国地界”上。1899年公共租界扩张成功，其苏州河北岸的西界伸到今西藏北路偏西的区域，于是，出使行辕和天后宫就被划进了公共租界，不过，条约中又作出规定：出使行辕和天后宫是中国政府官地，不计算在租界的面积里，于是出使行辕和天后宫就成了一块极为特殊的地方——它就是租界之中的中国地界——上海在华界作奸犯科者，只要进入租界，中国的捕快或警察就奈何不了他，同样，在租界犯案者，只要进入天后宫，租界巡捕也不能擅闯拘捕，于是，进入20世纪后，天后宫就经常发生各种离奇故事。 民国后，天后宫成了上海总商会 辛亥革命推翻了大清王朝，上海的出使行辕是清政府机构，也随之遣散。1912年2月5日，上海商务总会与上海商务公所合并成立上海总商会，同年9月，总商会第六次常会决定：向各业筹募款项，在原清出使行辕建造议事厅和办公楼，得到北京政府农商部批准。1913年原出使行辕被拆除，1916年，上海总商会议事厅及办公楼建成并交付使用，如今，该建筑已被列入保护单位。 从关系上来讲，清出使行辕相当于大清总理衙门设在上海的出使大臣招待所，而天后宫是出使行辕的附属机构，天后是中国道教的神道，中国许多天后宫属于道教道观，而上海的这座天后宫是清政府建造的祭祀天后之地，但与道教并无关系，上海总商会迁原出使行辕址后，天后宫部分仍由上海总商会使用，以后又几经变迁，1980年，天后宫大殿被拆除，迁松江方塔公园重建。21世纪初，原天后宫戏台被拆，构件由闸北区文广局收藏，不久，即将在“苏河湾”的浙江路绿地按文物要求复建。也许，不久的将来，可以一睹戏台的真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