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时的天人学说与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思想
“天人关系”是中国传统文化讨论的最重要的问题，“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观念。宋朝的思想家邵雍说得很明白：“学不际天人，不足以谓之学。”
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马王堆出土《老子》乙本）即表明人与自然的一致与相通。先秦儒家亦主张“天人合一”，《礼记·中庸》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认为人只要发扬“诚”的德性，即可与天一致。汉儒董仲舒则明确提出：“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春秋繁露·深察名号》）成为二千年来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观点。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与天人学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天人合一”的思想溯源应该说在《易经》之中，不懂“天人合一”是无法理解《易经》的深奥道理的。《易经》广大无所不包，它既包含着“天地”(天)的道理，也包含着“人”的道理。《易经》“得天而未始遗人”，《易经》讲“天道”，同时也是讲“人道”的。这说明《易经》确乎是阐明“天人合一”的道理的经典。讨论“天人合一”思想，就是要说明“人”和“天”存在着一种内在的关系，必须把“人”和“天”的关系统一起来考虑，不能只考虑一个方面，不考虑另外一个方面。“天人合一”这一由《周易》所阐发的命题，无疑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基石。
《易经》的《说卦传》中说：“昔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情，是以立天之道，日阴与阳；立地之道，日刚与柔；立人之道，日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古代的圣人作《易经》是为了顺乎性命的道理，所以用阴和阳来说明“天道”，用刚和柔来说明地道，用仁和义来说明人道，把天、地、人统一起来看都表现为乾坤。所以宋儒张载注说：“三才两之，莫不有乾坤之道也。易一物而合三才，天(地)人一，阴阳其气，刚柔其形，仁义其性。”《易经》是把天、地、人统一起来看的，所以天人是一体的。《周易·乾卦·象言》：“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在这里，天人合一中的“一”是道德。与天地合其德，说明天地是有道德的。《易经》中的“天”以天地、阴阳、乾坤并举，“天地氤氲，万物化醇”(《易.系辞下传》)。“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易.序卦》)。人与天地自然是相互对应，相通相融的，“天人合一”的境界是一种天人和谐的境界。“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易.干》)北宋的张载在《正蒙·诚明》篇中明确提出了“天人合一”的命题：“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
天人一体、人创宇宙的思想在古时圣贤的学说、论述中也早已有说明，比如《淮南子·精神训》所载：“古未有天地之时，惟像无形，窈窈冥冥，芒芒漠闵，鸿蒙鸿洞，莫知其门。“、”于是乃别为阴阳，离为八极，刚柔相成，万物乃形。”
圣贤老子在《道德经》中对宇宙开创的记载：“有物混成先天地生。”、“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讲的就是创世天人如何在混沌界中运用强大的意能（意识能量）无中生有、将混沌界中的阴阳二质按照三合一的结构有序地组合起来，制造出我们的宇宙。
人创宇宙观最早是源自于上古传说、典籍记载中对于混沌状态、盘古开天、三皇五帝等神话故事的记载，如《三五历纪》所载：“天地浑沌如鸡子。盘古生在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另有盘古开天辞：“鸿蒙初开，天地混沌；中有巨人，盘古是名；神斧铿锵，劈开阴阳；浊者为地，清者为天”......等等等等。盘古，又称盘古氏、混沌氏，是中国传说中开天辟地创造世界的人类始祖。这些上古传说、典籍记载已经较为直白地说出，宇宙是由盘古（巨人）利用手段（神斧工具）创造出来的。
从历史上看，中国古代的天人学说与“天人合一”思想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先秦、西汉初年和宋明时期。“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史上长期占主导地位的思想，虽然中国古代也有“天人相分”的观念，荀子提出“明天人之分”，他把“天”看成是和人相对立的外在的自然界，因此他认为“天”和“人”的关系，一方面“天”有“天”的规律，不因“人”而有所改变，“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为不桀亡”；另一方面“人”可以利用“天”的规律，“制天命而用之”，使之为“人”所用。然而，“天人相分”的观念远不及“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深远。
一、先秦的“天人合一”思想与天人学说
西周时期的天命观明显地赋予上天以“敬德保民”的道德属性，天人关系还是一种神人关系，但有了新的发展。“天”之好恶与人之好恶一致，“天命”与“人事”息息相通。“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左传·僖公五年》）道德规范是有人格意志的“天”为“保民”而赐予人间的。人服从天命，是一种道德行为，天就会赏赐人，否则，天就会降罚于人。这就说明，“天人合一”的思想在西周的天命观中已有了比较明显的萌芽。周公提出的“以德配天”，更是“天人合一”思想的明确表达。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从开始起，就与道德的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
【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 儒家思想认为研究“天”(天道)不能不牵涉“人”(人道)；研究“人”也不能不牵涉到“天”,这就是中国“天人合一”思想。儒家的“天人合一”学说从根源上看，是从孔子谈起。孔子“五十而知天命”，知道自己身上承担了上天赋予的使命，所以必须游列国推天道，著儒学宣仁义。天命，是上天的命令，就是天道规矩。“大人”是天命在世间的贯彻者，而“圣人之言”则是天命在人间的传承和记录。故孔子曰“天生德于予”、“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孔子认为唯天为大，“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道德文章皆天之所予我者，我受命于天，任何大难都无可奈何于我。在这里，“天”是道德权威性的最终根据。
“天人合一”这个思想起源于先秦时代，只是这个成语出身的比较晚。孟子所讲的“知性知情”说，就是这个源头，这个说法有两个意思：1、“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孟子·尽心上》）2、“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孟子·告子上》）同时，孟子又说：“圣人之于天道也。”（《孟子·离娄上》认为圣人才能认识天道。从孟子看来他肯定了人性与天道的同一。孟子的“天”极少有人格神的含义，但主要是指道德之天。他的“天人合一”思想讲的是人与义理之天的合一。所以天人是合一的。“天人合一”在孟子这里就是指人性、人心以天为本。人心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四者，人皆有之，他把它们称为“四端”，人心有四端，所以人性本善。人之善性既“天之所与我者”，是天给的，又是“我固有之”者，是我本身固有的，所以天与人合一。这样孟子就明确地奠定了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的核心。 “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孟子·尽心上》）“上下与天地同流”和“万物皆备于我”，就是指人与万物一体的含义。
【道家的“天人合一”思想】 老庄的“天人合一”思想不同于孔孟。孟子是把人的道德意识赋予天，然后又以这种有道德意识的天作为人伦道德的本体论根据。老庄思想中的天，是指自然而然之“道”,提倡不要以人灭天。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里的“自然”就是究竟至极的意思。“道”是最高的原则，是别无遵循，不受制于任何他物。“天人合一”思想在老子这里表现为与“道”为一，与道为一则“无为”，“无为”即听任万物之自然。人能顺乎“道”，顺乎自然之常就是“无为”，而“无为”就能做到“无不为”。 在道家来看，天是自然，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因此庄子说：“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天人本是合一的。但由于人制定了各种典章制度、道德规范，使人丧失了原来的自然本性，变得与自然不协调。“绝圣弃智”便是打碎这些加于人身的藩篱，将人性解放出来，重新复归于自然，达到一种“万物与我为一”的精神境界。 老庄的“天人合一”思想则以天人同源、师法自然为核心，认为人应该遵循道的自然法则。《老子》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庄子则追求精神自由，向往回归自然，认为人与天地自然的合一，是最高的生存理想和生存境界。“人与天，一也”；“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庄子.山木》)。人作为大自然的一部分，与天地自然同属一个生命场，人与自然之间应该相互依存、和谐相处，人的行为要“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庄子.天下》)。
“天人合一”的思想概念最早是由庄子阐述。在自然界中，天地人三者是相应的。《庄子·达生》曰：“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易经》中强调三才之道，将天、地、人并立起来，并将人放在中心地位，这就说明人的地位之重要。天有天之道，天之道在于“始万物”；地有地之道，地之道在于“生万物”。人不仅有人之道，而且人之道的作用就在于“成万物”。再具体地说：天道曰阴阳，地道曰柔刚，人道曰仁义。天地人三者虽各有其道，但又是相互对应、相互联系的。这不仅是一种“同与应”的关系，而且是一种内在的生成关系和实现原则。天地之道是生成原则，人之道是实现原则，二者缺一不可。
庄子在老子道论的基础上，更多地讲人的精神境界。他在《庄子·齐物论》中所说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精神境界，就是他所明确界定的一种“天人合一”境界。这里的“天”就是指自然，人与天地万物之自然合为一体，人与我、人与物的分别，都已经不存在。他的“蝴蝶梦”就是其“天人合一”境界的最典型、最生动的表现。庄子的“天人合一”思想和天人学说比起老子的“复归于婴儿”的境界来，更多地具有审美意义。
传为黄帝所作的中国传统医学经典之首《黄帝内经》也主张“天人合一”，具体表现为“天人相应”学说。《黄帝内经》反复强调人“与天地相应，与四时相副，人参天地”（《灵枢·刺节真邪》），“人与天地相参也”（《灵枢·岁露》、《灵枢·经水》），“与天地如一”（《素问·脉要精微论》）。认为作为独立于人的精神意识之外的客观存在的“天”与作为具有精神意识主体的“人”有着统一的本原、属性、结构和规律。
《黄帝内经》“天人相应”学说，可以从两方面来探讨：一是从大的生态环境，即天地（大宇宙）的本质与现象来看"天人合一"的内涵；一是从生命（小宇宙）的本质与现象来看"天人合一"的内涵。
二、董仲舒的“天人合一”思想与天人学说（西汉时期）
汉代的董仲舒，认为天有意志、有主宰人间吉凶赏罚的属性。董仲舒引申为天人感应之说。“人之（为）人本于天。”（《春秋繁露·为人者天》）所以人的一切言行都应当遵循“天”意，凡有不合天意而异常者，则“天出灾害以谴告之”。（《春秋繁露·必仁且智》）
“天、地、阴、阳、木、水、土、金、火、九，与人而十者，天之数毕也。”（《春秋繁露·天地阳阴》）这句话的最后一个“天”字，即“人本于天”之“天”，是包含“天、地、阴、阳、木、水、土、金、火和人”等“十者”在内的自然万物之全体，人就是本于这个全体。董仲舒认为“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春秋繁露·阳明义》）所以这种以人为副本之“天”，不过是具有人的意志的自然全体。
基于天人相副，董仲舒认为，天与人交相感应，所以人的道德或不道德都会从天那里得到赏或罚。从天人相副说出发，董仲舒还提出了“性三品”说。他把人性分为“圣人之性”、“中民之性”与“斗筲之性”三等，“圣人之性”与“斗筲之性”没有办法改变，唯“中民之性”可以教化而为善。（《春秋繁露·实性》）董仲舒的这种人性论与孔子所谓“上智与下愚不移”非常接近。
三、宋明道学的天人学说与“天人合一”思想
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到宋明时期的程朱理学，引申为天理之说。宋代道学的“天人合一”说都是接着孟子之学讲起的，但对孟子的“天人合一”天人学说思想作了重大发展：一是把孔孟的“上下与天地同流”、“万物皆备于我”的简单朴素的论断，发展为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天人学说。二是把孔孟的差等之爱的观点，向着博爱思想的方向推进。
宋朝的周敦颐提出《太极图说》，探讨了天人学说的道理，阐明了人之始生是“天道”变化产生的结果，在“天道”变化中把它的精粹部分给了人，使之成为“人性”，所以“人道”的日用事物当然之理，是和“天道”阴阳变化的秩序是一致的，“人道”和“天道”是统一的，这点是不能违背的。
张载在《正蒙·诚明》篇中明确提出了“天人合一”的命题：“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由此出发，凡能体悟到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有息息相通、血肉相连的内在关系的人，便必然能达到“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境界。张载的“民胞物与”之爱，显然不是从血缘亲情推出来的，而是以万物一体为其本体论根源。张载的这种伦理道德思想，既与孟子的“万物皆备于我”有渊源关系，而且还受了道家思想的影响。当然，张载思想中还有差等之爱和等级之分的成分，不过，张载的“民胞物与”之爱，其重点不在于强调爱之差等，而在于强调爱及他人以至爱及于物。张载的“民胞物与”之爱称之为“博爱”，博爱较之孔子血缘亲情之爱，堪称儒家伦理道德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突破。
在宋代道学家中，程颢第一个明确提出了“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论断。这就是说，人之至善的本性“仁”源于“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之“一体”。“医学言手足痿痹为不仁，此言最善名状。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如手足不仁，气己不贯，皆不属己。故博施济众，乃圣人之功用。”（《二程遗书》卷二上）。他的“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命题足以代表宋明道学关于“仁”的本体论根源的天人学说观点。
与程颢不同的是，程颐认为（朱熹也是如此），万物的本根为“理”，而理在事先，人禀受形而上的理以为性，所以理与人相通。这样，“天人合一”思想就具体地表现为“与理为一”的天人学说观点。
与程朱理学不同的是，陆王心学强调理不在心外，心即是理。王阳明继承和发展了程颢的“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思想，成了中国哲学史上“天人合一”天人学说之集大成者。他认为人与天地万物一气流通，“原是一体”，天地万物的“发窍之最精处”即是“人心一点灵明”（《传习录》下），人心即是天地万物之心，是人心使天地万物“发窍”而具有意义，离开了人心，天地万物虽然存在，却没有开窍，没有意义。王阳明的“天人合一”思想使人与天地万物之间达到更加融合无间的地步。王阳明还对人心与万物一体相通的内涵作了进一步的说明。在他看来，这“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之“一体”，是靠“心之仁”联系起来的有机整体，这就是王阳明所说的“一体之仁”。没有这“一体之仁”，人与天地万物之间彼此就会麻木不仁、痛痒无关。正是有了这“一体之仁”，才使“大人者”能“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此“一体之仁也，虽小人之心，亦必有之”，故一般的人也能“见孺子之入井，而必有怵惕恻隐之心”，甚至见自然之物，亦“必有不忍之心”、“悯恤之心”、“顾惜之心”。（《大学句》）王阳明正是根据这种“一体之仁”的基本观点，强调了“天下之人无外内远近”，“皆其昆弟赤子之亲”（《答顾东桥书》）和“满街都是圣人”（《传习录》下）的道德思想。当然，王阳明在大力主张“一体之仁”的博爱思想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承认“差等之爱”：在对人之爱与对物之爱之间、在至亲之爱与对路人之爱之间都有厚薄之分。这都是“良知上自然的条理，不可逾越”。（《传习录》下）
四、中国古代“天人合一”思想与天人学说的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天人学说，就其理论实质而言，是关于宇宙和精神的统一问题。中国古代圣贤、思想家关于天人合一思想天人学说，其最基本的涵义，就是充分肯定宇宙和精神的统一，关注思想与外界的联系。从这个意思上说，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思想天人学说，是非常有价值的。由于这些联系而达到的天道与人道的统一，从而实现完满和谐的精神追求。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思想与天人学说，对于我们今天正在进行的建设，探索文明的未来前景，有着重大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