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功秦:太平洋战争是如何爆发的
文 | 萧功秦，上海师范大学教授
人的理性为什么也会犯错误
所谓的决策理性，就是人类在决策过程中运用的理性思维，更具体地说，决策理性就是不同时代的人类，在对风险，成本与收益的全面综合考量的基础上，运用自己所掌握知识与信息，通过分析、推理与判断的思维活动，为实现主体设定的预期目标，而力求作出最佳行动方案的思维过程。
所有的人，无论哪个民族，无论那个时代，无论做任何事情，小到去附近商店购置某种型号的电饭锅，大到是否决定对某国开战，实际上都是在运用人类的决策理性。
然而，我们不能对人类的决策理性抱有过高的评价。
首先，它容易受决策者固有的文化偏见、陈旧过时的信条与原则的支配。
其次，它容易受决策者本身的知识结构的影响，偏执的或过时的知识结构，会对信息作出错误的解读，从而影响决策的正确性。
第三，人类的决策思维还容易受信息的不完全性的干扰或支配，错误的或不完整的信息，会直接导致决策的错误。
除此以外，人是有感情的、有特定情绪状态与心理状态的动物，人在决策时，也会受到他自己未必意识到的情绪状态、下意识、不稳定的心理因素等非理性因素的干扰。
甚至有时决策者在特定条件下的浪漫激情，也会干扰决策行为
希特勒与库尔斯克战役
库尔斯克战役中的苏军
从双方伤亡比来看，德军实际上已经基本取得胜利。
但在决战的最关键的时刻，希特勒突然接到英法盟军已经在意大利西西里登陆的消息，他对身边的人说，“今天我的心情非常不好”。
德军在库尔斯克的撤退，实际上在关键时刻挽救了苏联。
决策理性不同于科学理性
从历史上看，不同的国家与社会，在关键时期所作出的关键选择，大多数是由该国的统治精英所作出来的。
这些因素有时连他本人都未曾意识到。
下面，我想就中国近代以来几次战争中的治国精英的决策过程，来考察一下决策理性的局限性，这几次战争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1860年的英法联军战争，1900年的庚子战争(即八国联军之役)，1937年的全面中日战争，以及1941年底的开始的太平洋战争，这五次战争对中国的命运都有着巨大的影响，我们从统治精英的决策思维这一特殊角度来考察战争发生的经过，会对我们理性地从过去的历史获得教益具有重要的意义。
太平洋战争前两年，美日决策层都没有想到要打仗
日本根本不想进攻美国，日本是个贫油国家，只能生产本国需要的全部石油的15%。
同样，美国也不想与日本打仗。
自认为聪明的日本人却连续犯了两个低级错误
日本的第一个低级错误是，它在1940年9月加入了德意联盟。
在他的鼓动下，日本加入了德意同盟。
德意日三国同盟在柏林成立
松冈洋右曾被认为是最聪明的日本人
然而这件事情产生的结果却恰恰相反。
在美国人看来，德国已经是美国的敌人，与美国的敌人结盟，当然日本就成了美国的敌人。
于是，美国作出了对日本禁运废钢铁的决定。
美国从中立立场，转向对中国抗战的支持。
其实日本与德国结盟，日本精英们运用自己的决策理性所作出这一历史决定的“性价比”实在太低了，除了虚张声势壮胆以外，对于日本并没有任何实际的好处。
接下来，日本又犯了第二个更严重的决策错误。
众所周知，日本是一个资源贫乏的国家，这始终是日本人的心头病。
此后不久日舰进军越南。
日本资深外交元老币原喜重郎得知消息后，焦急地赶到日本军部与军方交涉，他急切地问，军舰派出了没有
美国的反应出乎日本人的意料
美国人认为，日本人已经威胁到菲律宾了，再说，与英国利益密切相关的新加坡，作为英美势力范围的南亚各国，也从此都会受到了日本的威胁。
日舰进入金兰湾这一事件，就成为美日关系的分水岭。
这是日本人原先万万没有料到的。
因此，日本不得不与美国坐下来谈判。
美国人一旦出手，就让日本陷入进退两难
在日本人看来，日本只是派几只军舰去了金兰湾，而美国却要求日本从中国全部撤军，完全不考虑日本为此已经付出了死伤几十万人的代价，才获得这些战利品。
但美国坚持这样的要求，这样日本就陷入一个两难困境:
--而如果满足美国的从中国全境撤军的要求，这就相当于中国不战而胜，日本在惨淡经营多年的侵华战争，在死伤几十万日本人的生命之后，等于白打，日本中日战争从此宣告失败。
经过三个多月的谈判，最后日本还是决定有条件地妥协，日本人让步的内容是，只要美国不停止对日本的石油供应，日本可以从除东北以外的其他大多数地区撤军。
也就是说，日本最终准备让步到从中国撤出除东北以外的90%的军队，只保留华北少数军队防止中共，25年后全部撤出。
日本为此制定了甲案与乙案，只要美国愿意商议，日本还可以在撤军时间上，再作进一步的让步。
日美谈判中主要分歧点，是从满洲国撤军的问题，日本认为这是万万不可让步的，从中国东三省(即满洲国)撤兵，意味着“满洲国”的解体，同时意味着日本连七七事变以前获得的东三省也从此失去了，日本决策层认为，这是根本无法向日本国人交代的。
然而，罗斯福的态度很坚决，他要求日本必须从中国全境撤军，因为日本占领东北是违反了华盛顿公约的，是在道义上不允许的，美国1941年11月提出赫尔备忘录，这是美国对日本的最后通牒。
美国人卡住了日本的脖子，却只以为按住了日本人的手
在这种情况下，偷袭珍珠港，就成为日本军国主义者死里求生的唯一选择。
(重光葵《昭和的动乱》第284 页)
而日本的普通大众，在军国主义长期煽动下，已经进入全民颠狂状态，任何理性务实的声音已经淹没在军国主义狂热激情之中。
那么，美国人是如何应对的呢
美国人的决策理性是如何发挥的呢
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就认为，日本根本经不起中断石油供应的严重后果。
陆军部长史汀生与马歇尔
至于社会上广泛流传的一种说法，称罗斯福故意刺激日本让日本偷袭珍珠港，通过苦肉计来促使美国人参战，更是毫无根据的臆说，这个传闻的津津乐道者，也是对美国文化的无知者。
美国并没有做好战争准备
应该说，一旦美日开战，美国并非胜券在握。
谁能想得到，在太平洋战争发生前的二年，1939年9月，美国军队总人数，只占全世界排名的第十九位。
最令人难以想像的是，由于缺乏军事车辆，美国开国以来，还从来没有机会进行师一级的训练。
美国军队装备过时，没有一个装甲师。
直到太平洋战争开战前不久，美国全部军人只有26万人，还不如日本最大可动员的军队500万人的一个零头。
这些数据信息，我们可以从《史迪威在华经验》一书中读到。
中途岛战役中，日本军舰吨位数占绝对优势，美国由于幸运地破译了日本情报而险胜，如果中途岛战役中美国失败，历史的变数将会大为增加。
美国以实力为基础取得了胜利
此后，塞班岛之战让美军获得直接轰炸日本的基地。
日本丧失军事再生能力的过程，从此就进入恶性循环。
元气不可逆地消耗殆尽。
美国最后毕竟胜利了，这是双方实力所决定的。
日本在经济上无法支持长期战争，而具最终归于失败
太平洋战争告诉我们的历史事实是，日美双方并不是从开始就想打仗，然而日本人自以为聪明的两个低级错误，加入德意同盟与进驻金兰湾，却无意中挑战了美国的根本利益，轮到美国出手时，它只是为了维护自己利益，而并不想到与日本开战，然而，美国对日本施加的压力超过了日本承受力。
当美国卡住日本人的脖子时，却漫不经心地以为仅仅按住对方的手而已，美国也没有做好与日本战争的准备。
历史的吊诡是，双方的决策者都是本国的一代精英，智力超群，然而，双方政治精英各自的理性决策，却由于种种知识结构的偏颇，文化原因与信息不足，造成对对方的误判，这种误判的叠加，形成持续的恶性互动，却让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场战争从此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日美双方决策互动的启示
1944年底冈村宁次的十八万大军已经打到贵州附近的独山，那里离重庆已经不远了。
然而，由于美国的参战，由于太平洋战争中美国的节节胜利，太平洋战争即将走向失败的阴影，让日本军部错误地预计美军将在中国温州一带登陆，打重庆，就如同远火不救近火，于是否定了冈村宁次建议攻打重庆的方案。
八十年后，如果我们重温这段历史，我们会从人类的决策理性的互动中获得什么启示
曾经有学者统计过，在人类历史发生战争中，至少有一半以上，是双方并不想打仗，却由于双方理性的误判，以及博弈过程中的恶性互动，而不可避免地走向战争的。
当然最后或许必须指出的是，本文作者只是从理性博弈的角度，来考察这次战争，这次战争的正义性是无庸置疑的，作为中国人，作为这场战争的受益者的后代，我对战争中牺牲的英雄们，永远抱着崇敬与感恩之心，但这并不妨碍作者通过这场战争的考察，来分析人类理性的弱点。
人类总是过份相信自己的理性力量，但个人的理性往往是十分有限的，过度的聪明，往往就是过度的愚蠢。
保持对人类理性能力多少一些怀疑之心，少一点自信，多一点谦卑，人类就会比过去更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