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天朝体系和条约体系的碰撞
雷颐 文 |编我们知道，中国近代面临着现代性转型，现代性转型有内在原因和外在原因。首先表现在中国怎么样看待世界，也就是说中国怎么样从天朝体系慢慢转变到接受了条约体系。这个转变，正是中国现代性转型的一个重要标志。天朝体系那么，什么叫天朝体系呢？中国传统天下观的核心是华夏中心论，因为在千百年历史中，很早以前开始，中国周边当时交通所能够涉及的一些国家，确实在历史、文化上都不如中国文化那么灿烂、历史那么悠久。逐渐地，到春秋战国时代，实际上就形成了一种“中国中心论”，认为只有华夏文明才是文明，其他的都是边缘，华夏文明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周边是从地理上的边缘到文化上的边缘，边缘也称为一种野蛮。所以在中国千百年的观念中，只有华夏文明才能真正叫得上文明，其他的都是野蛮。对北边的非华夏文明叫“狄”，南边的叫“蛮”，西边的叫做“戎”，东边的叫“夷”，认为他们都是非常野蛮的，形成了只能“用夏变夷”，不能“用夷变夏”，就是只能用华夏文明去一点一点地改变或者感染其他非华夏文明。对非华夏文明，有的也称呼他们为“番”。直到现在我们说“生番”“熟番”；从前的小说中经常出现“你这个食人的生番”，也就是说他们没有接触过华夏文明。这种居高临下俯视其他文明的华夏中心论，在处理和对待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时，也就形成了一种制度——以中国为宗主国，他国是藩属国的宗藩体系，又叫作朝贡体系、华夷秩序。▲唐朝“贞观盛会”在这种华夷秩序中，中国的皇帝是承受天命的天子，天子是最高的道德“天道”在人间的化身、代表，代表天来执行在人间的统治，所以中国是宗主国，天下的其他国家只能是中国的藩邦、藩属、属国。至少从汉武帝时代起，是否能够四夷宾服、万邦来朝，成为中国统治者是否英明、王朝是否进入盛世的一个重要标志，甚至是这个王朝的权力合法性来源之一，所以新王朝建立，通常都要诏谕藩属国向新王朝称臣纳贡。到明清时，这种规章制度已相当精密，最主要内容是：藩属国要按时携带特定的贡物，按照指定的线路，也就是贡道，到达中国的京城，住在指定的官邸，按照指定的礼仪，将贡品向中国皇帝呈送；而作为宗主国，中国的皇帝要对朝贡国还赐。另一方面，如果这些属国有新的统治者继位，则要由中国皇帝册封才有效。比如说，只有中国的最高统治者才能叫皇帝，其他的只能叫国王，国王就是表示你只是这个地方的行政最高领导人，皇帝是天子，你是国王，你不是天子，你没有那种代表天的神圣性。所以，外国的像越南、朝鲜的新国王继位之后，往往要经过中国皇帝的册封才表示他最终得到了认可。藩属国向中国进贡，一年几贡还是几年一贡，走什么路，进贡什么东西，都是有明确规定的——比如说朝鲜进贡什么人参，越南进贡什么象牙、沉香，等等。而中国的还赐往往会超过藩属国的进贡，这是因为中国皇帝以天朝上国自居，天下共主，宽宏大量。比如琉球向中国进贡比较勤，中国给琉球的还赐就很多。条约体系那什么又叫条约体系呢？1618-1648年，欧洲爆发了残酷的三十年战争，各种小邦国打来打去，打了欧洲一片荒芜，到处都是断垣残壁，千里无人烟，后来各国都打不下去了，于是于1648年10月签订了一个“威斯特伐利亚（Westphalia）条约”。这个条约的签订，意味着历史上第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国际关系条约体系，诞生了。根据这个条约，独立的诸邦对内享有至高无上的国内统治权，对外享有完全独立的自主权，这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以条约形式确定了维护领土完整、国家独立和主权平等的国际法原则。根据这一条约，在欧洲开始确立常驻外交代表机构的制度，欧洲各国普遍派驻了外交使节进行外事活动，这是条约体系的一个重要内容。▲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签约仪式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第一次提出了主权国家的概念，确定了以平等主权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准则。在尊重民族国家主权的框架下，基于国家主权的世界秩序开始形成。首先在欧洲确立了国与国之间的新秩序，此后，欧洲国家在全球性扩张的同时，也把这种主权国家的概念逐渐带到全世界，逐步形成了以后几百年的国际基本秩序。在长达几百年的时间里，直到现在，它依然是解决各国间矛盾和冲突的基本方法。所以，它的诞生标志着现代国际关系体系的正式形成。虽然在这几百年间，国际关系还是弱肉强食，强国侵占弱国的事不断发生，但是至少在原则上，大家都基本上认可这个体系。侵略他国至少要找一个理由，比如二战时纳粹德国侵占波兰，制造了一个德国边防军人被打死事件……天朝体系和条约体系的碰撞随着全球化发展，欧洲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后不断对外扩张，也逐渐把向东方的航路打通。中国从明末起一直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只在广州一个地方开了一个口岸进行外贸。其中英国商人最多，因为欧洲经历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工业革命之后，英国的经济、工业尤其发达。但是，中国只开广州一个口岸的外贸体系，极大地制约了英国对中国的出口规模。中国进口英国的东西很少，却又向英国大量出口茶叶、陶瓷、丝绸等等，就形成了严重的贸易顺差。英国觉得自己的工业品又便宜又好，也知道中国是个巨大市场……为了扭转贸易逆差，英国于1793年派了一个使臣叫马戛尔尼，率领一个庞大船队，装满了礼品，以给乾隆皇帝祝寿的名义来中国。马戛尔尼使团首先到了广州，广州海关的官员当然非常高兴，给马戛尔尼使团的船队贴了一个长长的帆，把英国人叫作“英吉利贡使”。马戛尔尼非常不高兴，他觉得：我是来给你送礼的，不是进贡的，我不是你的藩属国。但是在中国人的认知系统和知识体系里，觉得它就是藩属国，是主动向天朝来输诚纳贡，主动来接受华夏文明的……马戛尔尼之后从天津上岸，到了北京，理藩院接待了他们。中国从前没有外交观念，因为其他国家都是藩属，所以只设了个理藩院和礼部，没有外交机构。理藩院让马戛尔尼们住在通州——那是专门给藩属国进贡的使臣住的地方。好不容易觐见到了乾隆皇帝，马戛尔尼递交了英国国王给乾隆皇帝的一封信，提出双方互通有无，平等通商，但是这个事情并没有达成协议。见面前，理藩院的官员跟马戛尔尼介绍见皇帝要有什么样的礼仪——所有的贡使，所有藩属国来进贡的贡使，见到皇帝，都要双膝下跪，因为中国的皇帝是天下共主。别的方面马戛尔尼都可以妥协，就是下跪一事，他不同意妥协，他说不能下跪。双方围绕这个事争论了很久，最后还是达不成协议。刚开始，乾隆皇帝很高兴，因为他认为一个陌生国家要成为我们的藩属国，于是对大臣说要好好接待。后来知道他不愿意下跪，就认为他不愿意成为我们的藩属国，于是下令让他们离开中国。而且乾隆皇帝还以上对下，给英国国王写了一封敕书，声称我是天朝上国，无所不有，不需要跟你互通有无。马戛尔尼带了很多礼品，有最先进的武器，还有德国造的一个金属地球仪，上满发条以后它就会转——但在中国人的知识观念中，这个毫无用处。▲来自欧洲的宫廷画师，必须把马戛尔尼画成“小人”1816年，也就是嘉庆二十一年，马戛尔尼使华二十三年以后，英国又派了一个使臣叫阿美士德来到中国，向嘉庆皇帝送礼、祝寿，甚至还想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然而中国还是认为，这是英国又想成为中国的藩属，再一次来表示对华夏的仰慕。双方还是因为是否跪拜而争论不休，由于阿美士德也不同意下跪，嘉庆皇帝最后也是怒颁了一个御旨给英国国王，说中国为天下共主，岂有如此辱慢倨傲甘心忍受之理，要求英国使臣必须回国。嘉庆给英国国王的敕谕写道：尔国远在重洋，输诚慕化，特命大臣来到我们京城，“告以乾隆五十八年尔使臣行礼悉跪叩如仪”，但是你们不下跪，我们不稀罕你们的东西，因为太远，你们来一趟也不容易，以后也不用来了，我们天朝上国无所不有，不需要跟你互通有无。这时候是1816年，距英国发动打开中国大门的鸦片战争只有二十来年时间。嘉庆皇帝给英国国王的敕谕中充满“天朝”、“万国共主”、“输诚慕化”、“恭顺之心”、“倾心效顺”......这些华夏中心论世界观。一个新世界马上要用暴力来敲开你的大门了，而清廷对这个新世界却一无所知，毫无感受。清朝从“天朝体系”到“条约体系”走得异常艰难，虽然在帝国末年搞了个预备立宪，但却为时已晚，非但没有挽救大清，反而一步步把“立宪派”都逼上绝路，把革命派请进门，可谓执政者自断生路。真正值得反思的是，晚清70年间，大清为何一错再错，即便遭遇致命危机，执政者仍执迷不悟，最终自掘坟墓？中国近代转型之困难，难于上青天。这其中的文化阻碍与利益纠葛所反映出的深层问题，依然严重左右着今日的社会。雷颐的作品正是回应了这些对中国近代史至关重要的问题。他抓住晚清的真正困局：传统“天下观”与现代国家观、技术进步与制度落后、改良与革命。在他看来，这三对矛盾的长期撕扯与断裂，是近代转型屡屡陷入困局的关键所在。先知书店为此诚挚推荐雷颐教授新作《帝国的覆没》。雷颐的晚清研究著作，着力于梳理历史表象背后的思想史、社会和制度逻辑，并且故事讲述技巧高超，在学术界和历史爱好者圈子内，都备受推崇。1、夏志清：他的汉学造诣之深厚，只有钱钟书可以比拟！2、梁文道：我做读书节目十多年来，最想给观众介绍这部书3、葛兆光：他的回忆中，有我们从没见过的时代4、文明与文化究竟有何区别？这本书讲透了！5、处在十字路口的选择：1956—1957年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