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史领域疾病研究及其意义
K09 A 1000-7326(2009)
疾病(如无特别说明，本文所涉及的疾病专指传染性疾病)是自然环境变迁和人类演进的参与者之一，在人类历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
当野生动物驯化为家养动物后，人与动物的接触增多，出现许多因与动物接触而产生的疾病。
然而，在很长时间里，历史学界较少关注疾病及其影响，疾病研究曾经成为史学领域的"漏网之鱼"。
近几十年来，这一局面因历史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宽而大为改观。
其中一个表现是。
1960年代后期环境史初露端倪后，环境史家把疾病纳入研究范围，从疾病的视角重新评价历史上的某些重大事件，探究疾病背后所折射出来的人与疾病、自然的互动关系及影响。
近40年来，环境史领域的疾病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梳理其研究成果，分析其研究范式，思考其史学意义及现实价值。
是学习和研究环境史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环境史领域的疾病研究概述
环境史领域的疾病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相关著作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通论性研究中的个案分析。
另一类是专门研究。
(一)涉及疾病研究的通论性作品。
1970年代以来，疾病研究呈现出强劲的势头。
1976年芝加哥大学的荣誉教授威廉
H.麦克尼尔在《瘟疫与人》中从人与瘟疫关系的角度论述疾病对历史的影响，提出了"传染性疾病是人类历史的一个基本参数和一个决定性因素"的观点。
英国学者庞廷在《绿色世界史――环境与伟大文明的衰落》中论述了影响人类历史的三类疾病，分别是:曾经猛烈暴发的各种疾病和瘟疫:长期的、造成严重影响的地方性传染病;人类都曾经历过的疾病和健康不良。
他还着力强调了工业化以来出现的新疾病及其影响，表达了对所谓"文明病"的忧思。
德国环境史学家拉德卡的《自然与权力――世界环境史》较为全面地论述了自古至今的环境发展脉络，其中也论述了疟疾在历史上的影响，认为"从古典时代到今天，疟疾一直是人类历史上最厉害、传播最广的地方病"。
美国生物学家贾雷德
戴蒙德的《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书强调，殖民征服中西方不但拥有先进的武器和技术(枪炮和钢铁)，还拥有杀伤力惊人的秘密武器――病菌，天花、疟疾、肺结核、麻疹等疾病成为西方占据世界主导地位的得力助手。
此外，《疾病改变历史》一书探讨了古罗马灭亡、殖民征服、拿破仑东征等重大历史事件与瘟疫、天花、斑疹伤寒等疾病的关系。
库尼兹所著《疾病与社会多样性――欧洲人对非欧洲人健康的影响》一书也有力地证明了欧洲人征服非欧洲人不是因为他们的勇气或智慧，也不是因为他们的枪炮与钢铁，而是他们的疾病。
不过，在承认疾病使土著人口锐减的基础上，作者又深入一步，认为疾病是植根于特殊的文化、特殊的社会和生态环境的众多变量的表现，而并非单独起作用的因素。
疾病也在非洲历史进程中留下了身影，论文集《非洲史中的疾病――一份概览和病例研究》探究了疾病、移民、生态系统和人类行为之间复杂的关系，得出的结论是非洲相互交往的加强不可避免地增加了疾病的风险。
许多研讨会也专门探究疾病与生态之关联。
在英国的爱丁堡召开了国际微生物学研讨会，会后出版了由15篇论文组成的名为《健康新挑战――病毒性传染病的威胁》的论文集。
该文集的一大特色就是学者们倾向于在生态和历史背景下考虑研究的主题，他们一致认为人类未来最大的灾难不是政治的、意识形态的或宗教的，而是病菌的。
(二)环境史领域疾病研究的专著。
美国环境史学家阿尔弗雷德
W.克罗斯比在这方面既具有开创之功，又取得了突出成就。
1960年代后期，克罗斯比从疾病人手重新探究西方征服美洲的原因，1972年出版了他的研究成果《哥伦布交流――1492年的生物与文化后果》，拉开了重新评价美洲征服的序幕，也开启了环境史领域疾病研究的先河。
与以往的历史学家过于局限于详细论述1492年的政治和经济后果不同，克罗斯比大胆强调生态后果是更根本的。
为此，他论述了哥伦布交流的三大方面:疾病交流、食物交流和家养动物交流，认为这三大交流破坏和摧毁了美洲微妙的生态平衡，改变了美洲的生态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