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书斋:历史学田野调查与学科教学的思考(一)
近年来，随着历史学的田野调查的兴起和发展，多篇关于田野调查方法和方法论论文、著作等展现在读者面前。
尤其是历史学的华南学派兴起，历史人类学成为区域史、民族史等研究的重要路径和方法论指导。
贵州民族大学叶成勇教授田野史学的逐步发展，也赋予了历史学田野调查全新的意义。
田野调查被广泛地应用于历史学的教学和研究中，成为增色课堂、解读区域社会运行逻辑的重要方法。
史料的收集与保存
传统历史学学科教学、论文和著作的撰写，往往以王朝国家为视角，以较有影响力的历史事件为主要叙述对象。
而对周边少数民族地区的论述，多是在考虑了其与王朝国家有直接联系或者利益关系的基础上而进行的，并未在真正意义上摆脱“王朝史”的叙述框架，甚至可以说只是“地方历史”的“王朝化”书写。
如《史记》等对“西南夷”记述的一样，有区域社会的独特性质，但我们不得不承认，这种写作方式终归是作者司马迁希望“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历史宏愿的体现。
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发展，或者说其“汉化过程”的进展显然较中原地区或文化发达地区滞后，文献中对其历史文化的记录在“质”和“量”两个方面显然也要滞后太多。
很多少数民族都没有自己的文字，其历史只能通过口述、音乐、舞蹈等方式传承。
传承的真实性我们姑且不论，就其所能传承的“量”显然是严重缺乏的，顶多也就是将一些重大的事件进行传述而已，记录劣势不言而喻。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逐朝逐代的“国家一体化”进程在周边少数民族区域展现出层层推进的态势，文化的互动与交流在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中进行。
然而，终归有很多少数民族地区仍是文化“待开发之地”。
通过田野调查，可以对过去因远离“王化”而在现当代出现发展滞后的地区的文化事项做出记录，尤其是那些即将被社会经济发展浪潮吞噬的少数民族文化更是需要田野工作者去做记录工作，才能得以保存和延续。
田野中收集到的碑刻、家谱、民间文书等文献资料，对于研究区域社会史乃至王朝国家的历史都具有重要作用，尤其是碑刻记录的历史事件几乎是正史很难涉足的，其价值并不逊色于正史中的文献材料。
由少数民族地区文人写作的手稿等，同样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地社会的历史变迁，至少能反映其侧面。
而那些被当地人奉为“法律”的谱牒文献和契约文书，则更是能够直接反映当地人员构成和姓氏结构以及小型区域社会的治理策略(如家谱中的家训所表达的社会治理功能)。
田野调查对于区域社会的古代史来说，其作用主要是收集相关的历史文化遗存，类似于考古学家们所进行的考古发掘工作;而对于近代社会来说，更多的是收集相关的碑刻、纸质文献等，补充正史记载的欠缺。
刘志伟老师在《借题发挥》书中所言:“由于家谱记录的宗族历史大多能够比较连贯地呈现乡村的历史脉络，随着家谱越来越多被学者们用作构建乡村历史的主要文献资源，在一些学者的研究中建立的明清以来的乡村社会历史叙述，越来越多以宗族为基本的社会单元--宗族从一个始祖繁衍到众多子孙的继嗣、整合与分化历程，俨然成为近世中国乡村变迁的基本线索。”
由此可见田野调查“存史”的重要意义。
近些年来，田野调查越来多地作为学术写作资料来源，历史教学同样可以从中找到突破口。
一方面，历史教材中的描述多较为宏观，多以历代王朝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要素为主要叙述对象，或者以专题史的形式进行，很难将反映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特点的历史文化现象囊括其中。
另一方面，由于历史上很多客观因素的影响，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的发展较中东部地区显然要滞后得多，历史教材中涉及到的古代社会的相关文化事项，直到现在依然较为完整地在少数民族的农村地区有所呈现，甚至因为其滞后性而较其他地区保存得更为完整，更接近古代历史时期人们的生活图景。
学生深入田野调查访问，能够更直观地接触农村活态社会，对“沉积”于课本的历史进行体验和感知，深刻全面地了解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历史。
“田野教学实践模式在学生中的运用，使学生走出课堂，走进田野，到历史发生场域地区情景中学习，注重在具体历史情景中学生的活动和感知。”
(魏培培《中学田野历史实践教学研究》，河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现在的学生多生活在独生子女家庭，父母多对其宠爱有加，有的甚至达到了溺爱的程度。
这样的时代和家庭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少有机会深入田间地头参加农民的生产劳作，对整个乡村社会的生计系统、文化系统等缺乏实践体验，对农村的各种文化现象缺乏基本认识，出现一些诸如“不知大米怎么种植”之类的情形，这就是缺少田野实践经验的表现。
而传统的水稻种植方式等文化现象，在广大的农村地区仍然较完整地保留着，学生们完全可以在适当的季节走到乡间田野进行体验。
通过田野调查，将学生引向田野，他们对于活态社会的接触过程就是一个自我认识水平的提升过程，同时又是一个在实践中学习的过程。
历史学的学科教学，不能停留在历史课本中，亦即是不能就课本而课本，这样阐述出来的知识是没有“灵性”的，或者说对于学生的认知只是停留在图画或者文字上的教学是有很多缺憾的。
课堂教学的同时，让学生参与到实践中去认识和感知世界，从而深化对于课本中所述知识结构的把握，不妨将这种形式称为“第二课堂”。
如森正夫所言，“历史研究本身具有现实性和实践性，而田野调查也是具有明确的现实性和实践性。
(《田野调查与历史研究--以中国式研究为中心》，上海师范大学学报，)
学生进入田野，对于历史课本中未曾涉及或者涉及不够深入的历史现象可以进行现场推测，甚至从老物件上寻找到历史的横切面，这对于学生认知历史无疑是最为直观的。
从教学者的角度来说，田野调查能够给他们的课堂讲解提供更为生动、详实、立体的材料，当然也就更加能够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越来越多的学者或研究者在遇到历史研究的瓶颈时，也都希望从田野调查中获取灵感和写作的切入点。
“田野调查是获取历史学研究资料的有效途径……
为原创性研究找到了一个十分具体的方法和重要途径，也为历史学培养应用型人才提供了具体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