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今天的中国人是怎么认识和评价一个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时期的，主要是通过阅读历史。因此，书写历史、记录历史便成为掌握历史话语权、界定历史功过是非的最主要渠道。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历史不曾中断的国家，一个从夏商周延续至今的文明，在这期间，记录历史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四千年来，我们中国人的历史又是谁记录的呢？这个问题看似简单，那就是“史官”啊，确实如此，但在这中间也有很大不同。
中国历史上第一类记录历史的人是贵族。从夏商周至秦汉，尤其以周为代表，中国记录历史的人主要是贵族，不是士大夫，也不是平民，更不是奴隶。这主要是因为平民和奴隶基本没有受过教育，最基本的读书写字都成问题，更不要提记录历史了。而对于士大夫，他们中间很多是有这个最基本的文化素养的，但是记录历史是涉及统治阶级如何定性一个人、一件事、一个时代的重大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怎么会交给统治阶级以外的人呢？在夏商周，贵族是统治阶级，士大夫只不过是贵族的家臣，贵族的助手，帮助贵族出谋划策而已，压根不在核心决策层，又怎么能参与记录历史这样的核心政治问题呢。
随着春秋战国士大夫阶层的崛起，传统贵族日渐没落，贵族与士大夫对记录历史权力对争夺也日渐尖锐。在这期间发生的史官一次次记录“赵盾弑君”“崔杼弑君”，一次次被权臣杀害，就是这样的例子。史官通过控制历史话语权，在贵族失势的过程中，与新兴士大夫阶层做着最后的斗争。
中国历史上第二类记录历史的人就是士大夫了。夏商周的史官基本都是世袭的，世代为史官的很多，然而到了秦汉之后，官僚制取代了贵族制度，中国再也没有了周礼意义上得传统贵族，治理国家的人变成了官僚阶级，从秦汉至明清，官僚阶层中有世袭贵族、有开国功臣、有氏族门阀、有科举新贵，但基本可以统称为士大夫阶层。他们记录历史，主要是通过写史书，二十四史就是最典型代表。后一朝代修前一个朝代的历史，这既是对之前历史对记录，又是对官修史书以外历史资料的清洗，是统一社会思想认识，是再次强化大家对官方意识形态的认同，从而实现凝聚共识，稳定社会之效果。
自媒体的崛起：历史话语权从史官转向平民（下）
修汉书的班固，三国志的作者陈寿，修隋书的房玄龄，修宋史的脱脱，给三国志作注的裴松之，无不是当时的顶级士大夫，修书、记录历史、给历史作注，这根本就不是简单的记录，而是带有明显官方目的行为，通过对历史人物的褒贬，告诫后人要按照一定的社会规范做事。更甚至，这是士大夫阶层借以与皇帝博弈的另一个领域，如果不按照士大夫的集体意志形事，将来皇帝可能将面临什么样的历史评价，将受到什么样的身后待遇？这难道不是悬在统治者头顶的一把剑吗？
一切都在变，记录历史的人在变。然而今天，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尽管记录历史的官办机构、人员、学者、出版社还占有主要地位，但是这些年来一些自媒体、民间人士在普及历史知识，介绍历史事件，评价历史人物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人们能够获取信息的渠道越来越多元，社会认识也越来越多样，历史话语权正在从贵族到士大夫，到普通民民众一点点扩散。
这是好事吗？不知道。毕竟，中国文明五千年延绵不绝很达成的上得益于统一的社会观念，说是周礼也好，儒家文化也好，宋明理学心学也好，总之社会总体认知是集体的，不是四分五裂的，大家对大一统的信念基本是坚定的。当历史话语权分散，社会认知逐渐多元后，几年、几十年、几百年之后，中华文明的核心凝聚力还在吗？不知道，也没必要知道，毕竟在发展中变化，在兼容并包中成长，这才是中华吧。
这是坏事吗？也不知道。毕竟，过去士大夫用历史话语权制衡统治者，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更多维度的监督和劝谏。有更多人去评价、辩论、提出意见，通过历史照亮现实，对于社会更好发展，又何尝不是一件好事呢。
不必担心民间历史讲述不够精确，不够科学的问题，因为历史本身就没有确切答案。我们只需要塑造官方解释，留足空间给大家去思考就够了。所谓一千个观众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对于一个历史人物，从不同侧面看，本来也不可能是一个样子，大家知道有那样一种主流认识，也知道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其他认识就够了，至于哪个是你心中秦皇汉武，又何必强求人人一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