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见远古人类的“美好生活”
打制石器是旧石器时代最重要的生产、生活工具，也是旧石器时代遗址中最重要的研究材料。早在1920年，我国甘肃庆阳北就曾发现一批打制石器，包含一件石核和两件石片。尽管在发掘过程中，对具体层位、伴生物等均无详细记录，对此开展的学术研究有限，但这一发现拉开了我国旧石器考古研究的序幕。在我国，系统的石器研究开始于北京周口店遗址，该遗址的发掘在推动中国旧石器时代学术队伍的建立和发展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作为中国第一代旧石器时代考古工作者，我国著名考古学者裴文中于1929年起主持周口店第一地点的发掘工作，他创造性地设计了石英和砂岩的模拟打制实验，并通过与发掘的材料进行对比，考察了古人类在石器加工中对砸击技术的使用。裴文中于1985年出版的《中国猿人石器研究》一书，是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经典之作，是打制石器类型研究的一个范本。我国著名考古学者贾兰坡于1931年到周口店遗址协助裴文中发掘第一地点，并在裴文中赴法留学后主持发掘工作。贾兰坡从石器、骨器等层面对北京猿人的行为特征进行研究，领衔完成《周口店发掘记》等著作，并提出华北地区“周口店第一地点—峙峪系”与“匼河—丁村”两大旧石器传统等理论研究。此后百年，几代从事旧石器时代相关研究的考古学者东奔西走，足迹遍及全国，一手考古材料不断积累，由点及面。目前，研究者对中国已开展的旧石器时代石料开发策略进行系统梳理和总结，发现中国境内史前人类的石料开发策略存在明显的时空变化。在旧石器时代早期，受制于较小的人群活动范围以及较低的人群流动性和环境认知能力，古人类就地取材，采集遗址附近的脉石英、石英岩和质地普通的燧石为主要原料，开发距离范围不超过10公里。到了旧石器时代中期，古人类对于石材的认知出现明显提升，不同区域的石材类型呈现明显的地域特色，通过对周口店15地点、灵井下文化层、陇西黄土高原遗址、泥河湾盆地、丁村遗址、乌兰木伦遗址等进行系统研究，学者们发现远古人类会选择性的采集脉石英、燧石、火山岩或石英岩等各具特色的不同材质来制作石器。这一时期古人类会有意识地选择开发遗址外围的优质材料并调整加工策略来更好地适应环境现状。然而优质燧石只在部分遗址出现，未占据主导。到旧石器时代晚期，远古人类开发的石器类型更为丰富，出现更多黑曜岩，此外，燧石、玉髓、硅质岩、火山凝灰岩等石材占比也显著提升，特别是北方地区的石器加工中，上述优质石材占到极高比例，显示了北方地区人群的流动性明显增加。其中图们江流域、青藏高原及周边区域史前遗址中的黑曜岩等原材料的最大开发距离可达数百到上千公里。研究显示，远古人类对石材的利用采取更为经济的使用策略，用来应对供需矛盾，例如使用就地取材的脉石英、石英岩主要制作权宜性石器，而用远距离开发获取的优质原料来制作细石器等精致石器。研究表明，在距今4万年到1万年的更新世晚期，地球气候和环境变化极为频繁，出现多个千年尺度的气候波动。来自中国黄土高原风成沉积、南方高分辨率石笋等记录均显示，这一时期气候的不稳定性普遍存在于东亚地区。众所周知，早期人类的文化与生存方式受到自然环境变化的强烈影响，古人类赖以生存的动植物资源随周边环境变化也会相应发生改变。为应对这一时期可能存在的人口规模的急剧增加，以及突如其来的全球性冷事件（如新仙女木事件）的影响，远古人类可能采取了不同的适应生存策略，例如食谱范围拓展、资源利用强化、迁徙领域扩大、技术装备更新等。人类的猎食范围从早期的大型猎物占主导地位过渡到快速型小动物大幅增加，也会食用一些鱼类、贝类、坚果、根茎和草籽等。人类食谱范围的扩大化被考古学家命名为“广谱革命”。这一理论也为解释远古人类从旧石器时代的狩猎采集经济向新石器时代农业经济转变提供了重要的思维框架。“广谱革命”的迹象在我国的众多旧石器遗址中多有发现，动物考古学研究显示，在宁夏水洞沟遗址时代较晚的第12地点（年代距今10500年左右）中，出土了大量的野兔和鸟类骨骼，所占比例达61.07%，并且在骨骼表面存在切割痕迹和烧烤痕迹，而相对的在年代较早的第2地点和第7地点（距今27000年左右）则几乎不见野兔和鸟类骨骼。这表明远古人类已经开始大规模开发回报率较低但相对稳定的肉食资源。相应的，在中国南方马鞍山遗址下文化层中，体型较大的动物占据绝对数量优势，达到约63.78%；而上文化层则是体型相对较小动物的数量明显更多一些，约为76.35%。这一现象说明,相对于下文化层而言,马鞍山遗址上文化层的史前人类开始更多地以体型较小的动物为其猎捕对象。马鞍山遗址上文化层中食谱拓展的另外一个证据则是来自于史前人类对小型哺乳类动物和鸟类的猎捕与食用，特别是其中居于绝对数量优势的竹鼠占所有小动物可鉴定标本数的79%。这些都为更新世晚期到全新世初的“广谱革命”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证据。环境变化研究显示，这一时期的转变可能与气候变化并没有直接的联系，因此其驱动因素可能是这一阶段人口规模的增加及其带来的持续压力。接下来，我们再来考察远古人类都有哪些精神生活。装饰品、雕像与岩画、岩刻，同属于旧石器时代艺术的范畴。有学者提出与之相关的象征行为的起源来自大脑的进化和基因突变，并尝试从心理学和认知学的角度探讨远古人类的思维模式和演化过程，并认为这些行为是促使人类迈向“现代行为”的重要途径。因此，探索远古人类的精神生活有助于我们揭示不同地区不同的文化起源与发展轨迹。装饰品是反映人类象征思维的非实用人工制品，它的出现意味着人类在行为和思维的进化上出现了巨大的飞跃。作为有抽象意味的可移动艺术，装饰品具有重复性高，分布广泛的特点，它能够承载更多关于人类社会活动的信息。这些装饰品持久耐用、标准化、可流通、易重组，学者们普遍认为它们在人类社交和经济体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可以用来指示早期人类社会的贸易网络。在中国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中，出土了众多的装饰品遗存。1933年至1934年，裴文中主持发掘北京周口店山顶洞遗址，贾兰坡等参加了发掘工作。他们在发掘中开展技术改革，详细记录地层与遗物信息，绘图、拍照，为深入研究和复原山顶洞人的生活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出土的穿孔砾石、石珠、穿孔兽牙等多达141件装饰品，距今约29100年到10470年前，选料丰富，加工精细，显示出远古人类的审美追求。此外，在宁夏灵武水洞沟遗址1、2、7、8地点发现的鸵鸟蛋皮串珠，距今31000年到25000年；在辽宁海城小孤山遗址发现的穿孔兽牙坠饰和骨质装饰小圆盘，距今60000年到20000年；在山西吉县柿子滩遗址出土的蚌壳质、鸵鸟蛋皮以及骨质制品，距今24950年到11350年，等等。这些材料的发现在早期研究中多侧重强调其艺术性以及体现古人类的审美能力。而随着技术的进步，越来越多的科技分析手段被用来研究装饰品的制作工艺、穿系方式等，例如学者对水洞沟遗址第12地点附近采集的鸵鸟蛋壳珠进行了同步辐射显微CT分析和三维建模，判断这些鸵鸟蛋壳的种属，发现了中国最早的旋转钻孔工艺，使我们更加充分详实地了解古人类的技术手段。考古研究发现，对颜料的使用具备艺术、审美的象征意义和实际生产生活功能，研究者在北京周口店山顶洞遗址就发现过远古人类在有的装饰品上用赤铁矿石进行染色的现象。近年来，学者们应用更多科技手段，如拉曼光谱、偏光显微、能谱分析，对新近发现的距今4万年前的河北泥河湾下马碑遗址、距今约1.4万年前的广西中山遗址和娅怀洞遗址等出土的土赭石样品开展了科学分析，为揭示中国南北方远古人类对赭石原料的认知能力，及其对精神世界的追求提供了更多科学依据。近年来，研究者已经深刻认识到岩画是全球范围内一笔持续时期极长且数量极为巨大的文化遗产，作为一种早期的“全球性图像语言”，在不同区域、时代中具有深层次的共性。今天被人们发现的岩画遍及世界五大洲中1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主要集中分布在欧洲、非洲、亚洲。我国至少存有约十万余幅古代岩画，遍及大江南北。以往对于岩画的研究，测年是一个难以克服的障碍，2022年，科学家通过铀系测年测定东亚大陆最古老的彩绘岩画——金沙江岩画最早绘制于13000多年前，首次确认我国保存有旧石器时代彩绘岩画，揭开了中国有高精度测年的旧石器时代彩绘岩画发现与研究的序幕。随着更多考古遗址的发现和先进科技手段的应用，会有更多重要的研究领域取得突破，远古人类的生活图卷将得到更多展示。（作者：尚雪，系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考古学与人类学系副教授）文章来源 | 光明日报文 | 尚雪图| 光明日报编辑 | 包傲日格乐审核 | 尚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