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大区域国别研究简讯》第6期
南京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创立于2022年11月28日，由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逸舟担任院长。研究院旨在围绕区域国别之“学”展开研究、扎实推进，为中国发展和全球治理提供有特色的方案与智慧。《南大区域国别研究简讯》对此做初步探索。主编：王逸舟编辑部主任：王婉潞编辑部成员：仲和、周文星、魏涵、李途王婉潞 博士古今中外，对外部世界的研究形成不同面相，其中既包括发源于西方的古典学、东方学、殖民研究、区域研究，也包括今日在中国诞生的区域国别研究。在此过程中，区域国别的内涵随着各国视角、方法、范式的更迭而不断丰富。然而，近代以来欧美相关研究带有“西方中心主义”偏见，这种将区域客体化的视角是我们需要避免的误区。只有充分发掘、理解、尊重本土原始知识、以当地人的视角理解当地，才能形成关于区域国别的真正理解。掌握本土原始知识，实现从知识到理论的学理转化，方可赋予研究以生命力。在既有的区域国别研究中，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想象的共同体”、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的“剧场国家”等理论是这方面的代表性成果。其表明，基于本土的原始知识可以补充现有理论，乃至构建出全新的人文社科理论。这些研究还意味着人文社科与区域国别研究存在双向建构的可能。一方面，引入更多人文社科视角能增强区域国别研究的学理基础；另一方面，区域国别研究亦能推动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在学科内、学科间的相互借鉴与发展。此外，格尔茨的“剧场国家”是对消失的国家进行历史文献考证，这表明区域国别研究不仅基于对鲜活案例的田野调查，也可以基于文献考证而实现理论建构。既有人文社科理论大多来源于西方的历史文化经验，并伴随英美霸权而逐渐成为强势话语与普遍性知识。在全球化时代，这种植根于西方历史与文化的知识产出，无法解释复杂多样的现实世界。“全球文明倡议”指出，“共同倡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充分挖掘各国历史文化的时代价值，推动各国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由是观之，中国区域国别研究若能基于不同区域、不同文明的原始知识，建构起相关概念与理论，则可起到“纠偏”的作用，对突破西方社会科学的知识垄断、实现自主理论创新、推动世界文明多样性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本期简讯尝试对上述内容做初步探索。在“主编的话”中，王逸舟教授围绕“区域学”，探讨区域国别学的学科建设；“观点集萃”聚焦“区域”与“国别”概念，汇集各家观点；“学之探究”介绍埃及学，展现如何通过文本研究进行学科构建；“国外经验”介绍格尔茨基于当地知识提出“剧场国家”概念，构成对现代国家的不同理解。在上一期“主编的话”中，王逸舟教授致敬学者庄礼伟，本期“国内学人”呈现庄礼伟教授的学术理念及其区域国别研究思想。“校内信息”对教育部国别与区域研究备案中心——南京大学非洲研究所做简要介绍。 目 录主编的话 | “区域学”是拉动学科建设的牛鼻子“区域”与“国别”的内涵学之探究 | 埃及学概述国外经验 |克利福德·格尔茨的剧场国家”理论庄礼伟教授的区域国别思想南京大学非洲研究所简介主编的话“区域学”是拉动学科建设的牛鼻子笔者以为，区域国别学的真正确立，尤其是得到国内外学界的普遍承认，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确实性急不得。但是，朝着这个方向的努力，指学理层面建设一门学科的工作，又能够给我们带来新的动力和思想，加强国际关系学界、外国语言文学学科等既有领域的融会贯通。这其中，有关“区域”或“区域学”的讨论，或可成为拉动这门学科建设的“牛鼻子”。原因之一，是泛泛之议的区域国别范围太广，各国情况千差万别，形成有内在关联的学科本体十分不易。何况，关于民族国家或政治国家的政治学有自己相对成熟完善的一套概念逻辑和分析工具，这些东西借来使用很好，但毕竟它们主要基于国内政治生态，不完全适合国际范围的对象。而“区域”的自然地理或文化属性则数量有限，类型差异有比较价值，无论实践应用还是理论分析可持续深入。如能把当代世界和国际社会再以类型学的方法分出大区域、次区域、小区域等类别，无论是经济贸易的还是政治军事的或是文化历史的、哪怕器形与非器形角度的，就能较好涵盖现有研究的大部分工作范围，从而为学科内部的对话交流和共同知识奠定基础。另一个原因在于，从知识社会学角度观察，一门学科的建立，往往起因是某些核心命题（命题群）或关键模块的引导，在它们的基础上再生成更多的分叉和支撑性知识。区域（学）可以起到类似作用，例如经济贸易集团化的理论和实践带动区域一体化学说的出现，北约华约的历史与现实促使研究者关注同盟、结盟和军事集团的角色，二战后世界各大洲此起彼伏的地区对话与合作进程导致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地区主义及新旧功能主义各种学说，不用说还有我们熟悉的“亚洲（东亚）价值观”“文明冲突论”“古希腊罗马精神”等文化层面的模块论述。想象中若将它们有机叠加组合，区域国别研究的本体雏形仿佛跃然纸上，不同的方法论工具论也有机会相互补充、直至萌发新的方法意识及学说。在此意义上，我十分认同一些学者关于“区域学”重要性的看法，如国内张蕴岭教授的“区域论”，或美国卡赞斯坦教授的“区域构成世界”思想。期待有更多的区域论鼓鸣而生！不同于美国的区域研究，中国致力于发展“区域国别学”。不同的概念背后是不同的价值理念与目标取向。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由“区域”和“国别”这两个关键词构成。那么，何为“区域”？何为“国别”？王向远教授认为，“区域”既是客观存在的，也是人为建构出来的，由一个时代、一个民族或国家对外部关心的取向性所决定；“国别研究”则以具体的国家为研究单位，因而它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存在，具有自然性、实体性。吴小安教授认为，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的提法出于有意模糊的用意，这种模糊带来丰富的解释空间。区域是地理概念，也是文化与分析范畴的概念，区域的划分及其含义随着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的变动而变动。在国别的内涵上，国际上的区域研究不包括欧美大国国别，主要是以非西方地区的国别为分析单元。而在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中，“国别”维度多了一个明确的重要含义，即欧美大国，这是两者之间的根本不同。在区域的内涵方面，张蕴岭教授认为，区域国别学的区域实际上不同于一国内的区域，对于国别而言具有国际的性质，因此称之为国际区域。国际区域是世界构成结构的一个独立层次、介于国家与世界之间，尽管不具有独立的法权地位，但有事实上的存在、认同上的定位和治理上的职能。并且，将国际区域划分为以洲为界的大区域、以近地缘为界的次区域，以及次区域内接临地区的小区域。孙江教授剖析了中文“区域”的两个英文来源，认为同为中文“区域”，英文有regional studies和area studies两种表述。其中，region 指地方、区域、地区、范围等，而 area 除此之外还有视域、功能之意。换言之，region 是整体的一部分，area 是与整体无关的自律概念；region 有明确的领域与边界，area 是特定意图和意识作用的产物。国别意指国家，既指前现代国家，也指现代主权国家和民族国家。郭树勇教授认为，尽管区域与国别具有密切的联系，但研究上有很大的不同，国别研究着眼于单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而区域研究则被认为是更加重视整体主义，强调应将区域作为一个整体看待。庄礼伟教授认为，区域是地球上特定地域的人构成的“价值互动”和“价值共享”的共同体，不应该有太多国家边界的限制。20世纪中叶以来的区域不是独立的，是大国争霸、冷战的产物，现在区域在追求自主性。区域研究既要重视“超国家”的整体性研究，也要注重对不同国家内部区域的研究。区域研究必须注重差异性，而这些特色与差异将会挑战相关研究的既有解释。对于区域与国别之间的联系，张云教授认为，区域是现代国家建构的历史土壤，是先于国家而早已存在的地理单元。首先是作为个体的人在思考天人关系、人际关系时的方位意识，然后是地理、物种、人种、文化和历史等的加减法，政治和国际关系的排序应该还在后面。从人类社会演进的历史来看，区域比国家有更高的开放性和舒适度，对于优化和调整世界秩序有重要意义。参考文献：1. 郭树勇等：《新编区域国别研究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年版。2. 孙江：《区域国别学发凡》，《学海》2022年第2期。3. 王向远：《“区域研究”的学科建构及基本理论问题》，《学术研究》2021年第7期。4. 吴小安：《区域与国别之间》，科学出版社2021年版。5. 张云：《探索、历险与超越：庄礼伟“人之共同体”建构及其“东南亚研究”》，《东南亚研究》2019年第1期。6. 张云：《东南亚区域治理：理论、实践与比较》，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7. 张蕴岭：《对国际区域学理论的探讨》，《俄罗斯研究》2021年第6期。8. 张蕴岭：《区域国别学视域下的国际区域治理》，《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3期。埃及学兴起于19世纪初，是研究古代埃及政治、经济、文化、科学以及社会生活习俗等诸多方面的一门综合性学科。埃及学这一术语产生至今，其指代范围被严格限定于古代埃及，伊斯兰时期的埃及和现代埃及并非“埃及学”的研究对象。从古代开始，有关埃及的知识散见于各种文献，例如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历史》一书中记载他在埃及的见闻，但这些零散的研究未能形成体系。作为学科的埃及学出现在法国拿破仑远征埃及之后。拿破仑远征埃及在军事上以失败告终，却意外地解开古埃及文字之谜，唤起欧洲人对古埃及的兴趣。1822年，法国学者让-弗朗索瓦·商博良破译埃及象形文字，成为埃及学诞生的标志。曾经，为了掠夺古埃及文化遗产，西方殖民者展开疯狂竞争。当时，攫取埃及古物的浪潮席卷欧洲，大批欧洲人涌入埃及，把埃及看作巨大的文物宝库，对埃及进行野蛮挖掘和搜集，古埃及的许多重要建筑物遭到破坏，出土的文物被随意贩卖，流失国外。这些劫掠性的出土文物，后来构成都灵博物馆、卢浮宫博物馆和柏林博物馆陈列品的主要部分。与之相伴，在学术界，帝国主义国家垄断埃及的考古工作和埃及学研究。其中，法国、英国、德国、美国对埃及的研究尤为突出。在20世纪前半叶，埃及考古的最大成就是英国考古学家霍华德·卡特发现图坦卡蒙法老墓，墓中出土的黄金棺和黄金面罩等丰富的陪葬品价值连城，轰动了全世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反殖民浪潮在全球展开，埃及民族相继解放和独立，摆脱了帝国主义的统治，埃及学研究扩大到世界各国。与此同时，研究群体发生变化，尤为显著的是埃及民族的考古学及历史学等迅速发展，并且出现大规模的国际协作和埃及民族考古。20世纪末，埃及已经成为世界埃及学研究的中心之一。在西方工业革命和向东方扩张的两个世纪中，欧洲帝国主义国家创立埃及学、亚述学等古文字和古代史研究的分支学科。他们从事埃及、美索不达米亚考古发掘、成功释读古埃及、古苏美尔文字。随着象形文字成功释读、完整的语法体系建立，埃及学作为一门世界性的学科确立起来。大批古埃及典籍的内容得以揭示，包括王室敕令、政府公文、战报、宗教和医学文献、教谕诗、史诗、散文和故事等，有关古埃及历史、政治、艺术、宗教、生活方式、风俗习惯、思想等研究成果源源不断出现。不过，埃及学经由西方学者一手创建，古埃及语的解读方式无论在语音、语法方面都打上了西方的烙印，而古埃及历史和文化的重新建构更是浸透了西方的思维和思想模式。参考文献：1. 金寿福：《西方列强对外扩张和竞争中的埃及和埃及学》，《古代文明》2010年第2期。2. 令狐若明：《埃及学：一门近代新兴学科的诞生》，《史学集刊》2002年第4期。3. 令狐若明：《埃及学的成长与发展》，《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3年第2期。4. 向若：《埃及学的诞生、发展及其在我国的研究》，《世界历史》1994年第1期。《尼加拉：19世纪的巴厘剧场国家》是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的名著。格尔茨秉持用“当地人的观点”理解当地社会，力求找出一些当地人实际上用以向自身或他人表达自己的各种象征性形式，并把他们加以分析。这种基于本土原始知识进行理论创新的研究路径对我国展开区域国别研究具有借鉴意义。“尼加拉”（Negara）在梵语中意为神圣之城，用于指代国家、首都、城市、村镇以及更基本的政治单元。泰国、柬埔寨和印度尼西亚等地出土的碑刻中常出现该词。在《尼加拉》一书中，格尔茨称之为“剧场国家”（theater state），指出其义域与西方政治学的国家观念判然有别。19世纪末，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给出国家的经典定义，即“国家是指在特定地域内合法垄断暴力强制权力的组织”。此后，强调政权、领土与属民三要素的现代国家模式构成了西方国家研究的逻辑起点和理论基础。然而，这种定义方式将国家简化为权力控制者，文化与文明在其中消失不见。《尼加拉》将文化与文明带回国家理论，呈现出全新的国家形态。尼加拉并非依靠国家军事力量与各种法律、规范而建构。也就是说，主权、领土与暴力机构并不构成尼加拉的核心要素。相反，尼加拉是以神话传说中的典范作为其本质，国家的存在不是为了政治，而是为了夸示。这一“典范中心观”隐含着巴厘岛人对宇宙和世界的普遍观念，在这种世界观的映照下，巴厘岛人日常生活的终极意义，在于用各种层级不一的仪式确定自身在神圣空间中的位置，由此塑造出“尼加拉”这样一种“权力服务于夸示性展演”的“剧场国家”。尼加拉这一国家形态虽已不复存在，但该概念对区域国别研究具有启发意义。就理论建构而言，尼加拉是完全不同于西方政治学理解的国家建构和运行逻辑，提供了修正和发展现有理论或建立新理论的可能。例如，有学者运用“尼加拉”重新理解东南亚国际秩序，认为前殖民时期的东南亚存在本土的“尼加拉体系”，该体系具有多中心、跨领土与不稳定的特点，丰富了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在现实分析中，尼加拉可以为当代东南亚研究提供新思路。作为东南亚历史上曾出现的国家形态，尼加拉至今留有痕迹，当前东南亚各国内部依旧存在多中心现象，或可使用尼加拉概念来分析缅甸的族群问题、印尼的地方政治等问题。现实中，已有学者将之用于分析当代东南亚模范城市（exemplary city）。参考文献：1.Abidin Kusno,“Foreword: Exemplary Centre and Beyond,”, Vol. 60, No. 1, 2019.2. [美]克利福德·格尔茨著，赵丙祥译：《尼加拉——十九世纪巴厘剧场国家》，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3. 谷中原、李亚伟：《国家的文化相关性：一种人类学的国家解释路径——基于<尼加拉>的文本解读与理解》，《甘肃社会科学》2022年第6期。4.林同奇：《格尔茨的“深度描绘”与文化观》，《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2期。5.任晓：《再论区域国别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1期。6. 任晓：《本土知识的全球意义——论地区研究与21世纪中国社会科学的追求》，《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7. 张帆、[加拿大]杨潇：《尼加拉体系：理解东南亚国际关系的新视角》，《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第11期。“地球是人类唯一的一间挡风遮雨的房子，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屋檐下。人类之间如果没有足够的友善和宽容，这个屋檐连同房子就要垮塌。”——庄礼伟《地球屋檐下》庄礼伟教授是站在地球屋檐下，观察人类政治的学者。他关注的对象极宏大亦极微小。宏大可至天下，他将天下视为共同体、是人类的共同家园（地球屋檐下）；微小则达个人，如深山僻壤的乡野老农、引车卖浆的市井平民。这看似矛盾、但实则可以完美融合，“从平民生活、旅行笔记等微观、个人化视角来观察、叩问宏大的政治问题”。其“人之共同体”理念体现“天人合一”的宇宙伦理。只见“国家”不见“人”是国内学界研究世界政治的主流视角与理念。与此不同，“去中心”“非国家”是庄礼伟教授坚持的学术视角，即游走在主流之外的边缘，深入探究非政府、非国家的“人之共同体”。他曾在评论萨义德时说道：“知识分子只有在边缘、在流亡中才能解放自己。”这亦是其自身写照。虽然追求边缘、“自我放逐”，但他对天下苍生有着深切关爱与悲悯，频频呼吁“作为社会的成员，知识分子不能回避其社会责任”。他的作品充满智慧与敬畏，尤为突出的是对价值的坚守与追求，对构建善意的、温暖的、美好的世界的终极向往。这种价值关怀与人文情怀投射到东南亚研究之中，便形成独具特色的“庄氏路径”。他认为，区域国别研究既要重视“超国家”的整体性研究，也要注重对不同国家内部区域的研究，研究必须适应地方、注重差异性，避免把国家当作无差别的物体带入国际关系的一般公式。在区域与国别的视角下，将会看到国家都有自己的个性、有差异化的利益诉求和差异化的行为体模式，而这些特殊与差异将会挑战相关研究的既有解释。在研究方法上，庄礼伟教授注重本土化的实地考察，认为“将区域客体化的东方视角，无法真正理解一个地区”，主张并践行用双脚对研究对象进行全景扫描。经由“行走东南亚”，将实地调研、冷静观察与理性分析相结合，尽力描述研究对象的客观属性，这使其东南亚研究出现诸多独到创建，对马来西亚做出极具穿透力的分析、对时事的判断具有深远的前瞻性和预见性。更进一步，庄礼伟教授还认为，研究全球、区域的整体发展史，既是对既往历史的尊重，也可以为思考当下全球化时代提供历史经验和教训，并且可以把过去的全球/区域整体发展史和现在的全球/区域整体发展史连接起来，来考察在人类历史中那些恒在的、深层的影响因素。庄礼伟教授的学术探索弥足珍贵，虽然他没有留下系统的、成体系的区域国别学术专著，但正如张云教授所言，“承接庄礼伟学术理念最好的方式是阅读他的作品，与他继续对话”。 参考文献：1.张云：《探索、历险与超越：庄礼伟“人之共同体”建构及其“东南亚研究”》，《东南亚研究》2019年第1期。2.庄礼伟：《地球屋檐下：关于人类政治的观察笔记》，中山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3.庄礼伟：《公共领域、价值论争与国际关系研究——美伊战争周年感言》，《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7期。4.庄礼伟：《海上丝路建设应避免历史上的“帝国困境”》，《南风窗》2015年第10期。5.庄礼伟：《年鉴学派与世界体系理论视角下东南亚的“贸易时代”》，《东南亚研究》2016年第6期。6.庄礼伟：《中国式“人文交流”能否有效实现“民心相通”？》，《东南亚研究》2017年第6期。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开始加强外国问题研究，成立了一批国际问题研究机构。1964 年，教育部批准南京大学非洲经济地理研究室成立，组成了以张同铸、苏永瑄、苏世荣先生等为核心的非洲研究团队，设所长、副所长、办公室和资料室，并在 1964 年开始出版《非洲经济地理资料》 内部刊物，后更名为《非洲地理资料》《非洲地理》。曾于1966至1972年短暂中断，后持续出版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期间还出版《非洲地理专刊》，对非洲自然地理、非洲农业地理、非洲石油地理、非洲之角冲突、非洲钢铁工业、非洲交通运输等开展系统研究。以南京大学非洲经济地理研究室为主的编辑队伍，于1985 年出版《非洲地理图集》，包含二百多幅地图和近百万字的文字说明，被国内学界称为中国非洲研究的“百科全书”。1979 年，南京大学非洲研究所张同铸教授等发起成立“全国非洲问题研究会”，1981 年更名为中国非洲问题研究会。张同铸教授担任中国非洲问题研究会会长（1979-1998）期间，主持了七五社科重大项目——非洲经济社会发展战略问题研究，课题研究得到全国非洲研究学者的大力支持，获得教育部首届人文社科二等奖。20世纪80年代是南京大学非洲研究的鼎盛时期，有专职研究队伍15人，拥有丰富的研究资料，并展开非洲实地调研、积极开展学术交流活动，出版《非洲经济社会发展战略问题研究》《非洲自然地理》《非洲石油地理》《非洲农业地理》《非洲地图集》等重要著作，也发表了大量非洲经济、非洲地理研究论文，参与《世界地理》教材编写，是国内最早培养非洲研究方向研究生的教育部直属高校。20世纪90年代，非洲研究需要在更多领域开展探索。1993 年，南京大学非洲经济地理研究室更名为“南京大学非洲研究所”，并后续成立“南京大学区域发展研究所”，与非洲研究所合署办公，聚焦区域经济、区域发展、城市与乡村规划研究。进入新世纪，特别是 2006 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之后，南京大学非洲研究得到重视和加强。2012年后，南京大学陆续聘请钟建华、孙树忠大使作为兼职教授，以张振克、黄贤金、刘成富、甄峰、刘立涛等为骨干的15人研究团队，聚焦非洲发展研究，陆续出版了《非洲资源开发与中非能源合作安全研究丛书》（七卷）、《非洲农业图志》、《非洲经济地理与区域发展研究资料汇编》（六卷）、《中世纪非洲》（译著）、《非洲农业地理导引》、《非洲概况与中非关系》、《非洲研究五十年：非洲九国考察与研究》等著作，2017年开始不定期出版《非洲发展研究》文集，并在国内外期刊发表众多论文。非洲研究所积极服务国家对非战略，承担十余项国家级项目，2016 年以来获4 项省部级人文社科类奖项。2013年南京大学非洲研究所入选江苏省高校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建设单位，2018年考评优秀；2021年南京大学非洲研究所（非洲发展研究中心）入列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备案中心。2011年11月，时任南京大学校长陈骏院士曾批示“非洲研究是南大传统优势，又逢国家战略需要，望相关部门给予支持”，南京大学对新时期非洲研究工作给予极大支持和肯定。南京大学非洲研究所底蕴深厚，特色鲜明，是我国历史悠久的基于地理学科的非洲研究机构，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历史。近期，南京大学非洲研究所积极开展具有非洲地理研究特色的非洲发展与中非合作研究，积极推动非洲发展研究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主办多场重要国际会议，发起非洲发展研究伙伴计划（PADS），服务国家战略和地方对非工作需要。期待在南京大学、国家与地方政府、相关企业、兄弟研究机构的支持下，南京大学非洲研究的明天更美好！（本期栏目简介由南京大学非洲研究所所长张振克教授供稿）声明：指导：王逸舟监制：姚 远责编：王婉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