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智关系在不同历史阶段所表现出的形式不同。这种不同形式具体表现为由“德智不分”到“德智分立”、由“以德统智”到“以智帅德”、由“以智利德”到“以智和德”的过程。这一过程表明：首先，人类未来的道德走向应是理智的；其次，科学与知识积极作用于道德的前提，是独立于道德之外的；第三，科学与知识对道德的作用始终是积极的。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道家主张天人合一、物我为一。与此相应，“自然无为”就成为道家生态伦理的基本原则，其基本要求有二：一是顺应自然，二是勿强行妄为。以此为根据，道家提出了一些具体的生态伦理规范。其主要内容可概括为：慈爱利物、俭啬有度。知和不争。道家生态伦理对于现代社会保护环境，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德”是《论语》中的重要概念，有着丰富的内涵和重要意义。一、“德”是人的内在品质和这种品质所外化的实践行为的总概括和总抽象；二、“德”被孔子视为赖以实现其社会理想的根据；三、“德”的形成要靠主体的修养；四、“德”对中国社会政治思想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曾参被推崇为“宗圣”，历来都认为他是孔子“忠恕之道”、“心性之学”的传人，实际上他又是孔子不为富贵所诱、不为威武所屈思想的继承者和弘扬者，后经子思等传授给孟子，成为孟子“民贵君轻”、“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等思想的重要思想来源。曾参的思想是上承孔子、下启思孟的中间环节。曾参出生地是南武城，而“武城非南武城之省”。
在《太玄》赞辞中，扬雄运用生动形象的比喻，多角度地反复阑述了他的明君、贤臣思想：有道明君是一国兴旺、人民安乐的根本；贤臣必待明君而后出；明君能从谏如流。他祖述孔、孟，揉合老、庄，创见虽不多，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对西汉末年君昏臣奸的政治局面的不满，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唐后期，宋若莘、宋若昭姐妹俩写出了教导女人如何“从人”的女教经典《女论语》，但她们自己却为“扬名显亲”而终生未嫁。《女论语》所标举的价值取向与其作者人生实践之间的背离，包含着女性个体成就需求与传统伦理角色要求、个体价值取向与社会价值取向之间的矛盾。
《费誓》为《尚书·周书》中的一篇，《书序》及《史记》都称该篇为鲁侯伯禽所作，但后人有不少对此疑而不信，今人则因春秋时期的鲁僖公曾与淮夷争斗，以为《费誓》作于此时。其实，鲁国与淮夷之间的冲突是长期的，周初尤烈，周成王十三年，周公去世不久，鲁侯伯禽曾经会王师“伐戎”，《费誓》可能即作于此时。至于费地所在，后世学者由于不明今山东鱼台境内古费地的存在，遂多误指其为后来鲁国季氏费邑之“费”。实际上，伯禽之时，鲁国势力未至此。《费誓》之“费”应指古费国之“费”，在当今鱼台境内。
唐王朝建立后，对矿业实行了以官营优先为前提的公私兼营政策，一方面由政府经营管理着部分矿业，另一方面也允许私人经营。对私营矿业的管理前后有所变化：唐前期，政府设冶监官营处，私人可以采矿，但要向冶监交纳矿税，而不设冶监官营处，私人亦可采矿，也可以矿产向当地政府折充课役。大约到开元九、十年稍前时，政府制定了专门的令、式条文向私营矿业征税，此后在管理上逐步予以加强。
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有如下几组类型：以汉族为体认单位的排满思潮和以中华民族为体认单位的反帝思想、或称之为“小民族主义”与“大民族主义”；传统民族主义与近(现)代民族主义；族类民族主义、政治民族主义、经济民族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革命性的激进民族主义、自由主义的理性民族主义、保守型民族主义与复古型民族主义。从各种类型的民族主义演变、消长的格局中，可以看到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主流价值为“坚持中华民族独立、自主及自尊的、现代的、开放的、理性的民族主义”。
福柯的考古学与谱系学方法有共同之处：反对历史统一性、连续性，关注断裂与偶然；解构普遍真理神话，关注认识中的偏执与阴暗。不同之处在于：其考古学是一种尽力摆脱社会制度影响的话语分析，而其谱系学则着重权力分析。
味论诗学在宋代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它是宋代以味论艺总倾向的一部分。苏轼在诗歌创作实践中努力追求诗味，创作出了组诗杰作《和陶诗》。严羽、张戒等人对味论诗学都作出了自己的理论贡献。
宋代齐鲁词人群体承传齐鲁文化的传统，特别注重道德人格的完善。他们忠于社稷，勇于进取，为人豪迈大度，朴实厚道，喜欢交友，爱恋故土，并表现出一种文化上的寻根意识。其人格风采值得后人珍视，在今天也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我国古典诗歌的叙述口吻具有模煳性的特征。它所运用的口吻互渗、口吻互叠、口吻的转移与替代等手法使诗歌表述具有不确定性和多向性，这是促成中国诗歌独特美学品格和艺术个性的原因之一。这些艺术手法和审美方式对古典戏曲、音乐等其他艺术形式的影响也是深刻的。
对于《海上花列传》的“苏白”写作，历史上有各种不同的批评意见。但从版本资料来看，为众人所普遍接受的《海上花列传》“不获风行于时”的看法是不合实际的。《海上花列传》成功的奥秘不在于它使用了“苏白”，而在于作者对“苏白”这种方言的创造性运用。正是由于这种创造性运用，“苏白”在表现“地域神味”的同时，还凸显了人物鲜活的个性。
马克思恩格斯美育思想的特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其立足点是社会理想与人的理想的统一；二，认为审美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三，有别于一切唯心主义和机械唯物主义美学家，马克思恩格斯只是把审美教育看作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而不是唯一。马克思恩格斯的美育思想开创了美育研究的新航向。
“印象的批评”是旨在强化批评家个性主体意识和主观情感评价功能、以主观的和印象的审美眼光评价文学的一种泛化批评形态。中国现代泛印象主义文学批评在20年代和30年代中国现代文化语境中成为文坛上的一道独特风景线。他们所倡导的文学批评的自由与宽容、创造与超越的理论品格，对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历史主义和政治论、道德论文艺批评，具有本体论意义上的借鉴意义和认识价值。
穆木天、王独清的“纯粹诗歌”理论主要包括诗的“纯粹性”、“统一性”、“持续性”；“诗的思维术”；“诗的文章构成法”等内容。诗的“纯粹性”主要是指诗歌形式的“纯粹性”；诗的“统一性”是说一首诗所表现的内容要单纯、完整；诗的“持续性”是说一首诗所表现的内容应该是连续的和延续的；“诗的思维术”是指诗的思维方式；“诗的文章构成法”是指诗歌创作中所使用的“暗示”手法和“‘色’‘音’感觉的交错”。穆木天、王独清的诗论明显地受到了法国象征主义诗派的影响。
我国大陆科幻小说创作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科”而无“文”或“文”而不“科”；二、商业化写作意识差；三、缺少中国作风和民族特色；四、缺少一支成熟的专业创作队伍。归结这几方面的问题，我国大陆科幻小说创作的发展出路在于转变观念和加强创作队伍的建设。
1958年《人民文学》的叙事策略围绕着“破”与“立”做了许多重要改革。这主要表现在：破“文学印人学”的文学观，立“两结合”创作方法；破个体创作主体论，立集体创作主体论；破“批判现实主义”，立“革命的浪漫主义”。以《人民文学》叙事策略的这种转向为标志，50年代末文学创作在总体上开始向“工具论”和“武器论”转型。
偏离概念的引入对中国修辞学具有积极的意义，但并不是所有的偏离都是修辞，只有语言偏离(包括语音偏离、语义偏离、语法偏离)才是修辞。偏离有正、负之分，正偏离是修辞，负偏离则不是修辞。语法正偏离对于修辞有积极意义，但语法偏离要保持一定的“度”。语法与修辞的关系是互相依存、彼此制约的。
从伊壁鸠鲁到马克思，从达尔文到恩格斯、莫诺，他们在承认偶然性的本体论地位上，是与现代科学精神相一致的。偶然性和必然性这对范畴并不具有同等地位，偶然性是一种绝对的存在，而必然性则是相对的。二者是“多元”的辩证统一：在事物变化发展过程中，二者是同一事件在不同存在层次上状态属性即现实性和可能性的辩证统一；在人类的认识和实践活动中，二者是一般和特殊、具体和抽象的辩证统一；二者相互联结，相互转化，辩证统一于整个世界和人类的历史进程。
人性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实践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人性的演化是一个能动的创造性的过程，是层创与积淀、渐进与嬗变、内化与外显、进化与异化的对立统一。把握人性演化的基本特征，对于坚持人性问题上唯物论与辩证法的统一、加强人性的调控与修养具有重要的意义。
道德评价主要是通过社会舆论和内心信念来实现的。由于道德的自我评价和社会评价的主体不同，因而道德评价的标准和结果也存在差异，这种差异发展到极致，常常会对社会产生严重的危害。因此我们必须强调道德的自我评价与社会评价的统一。要实现这两种评价方式的统一，应加强正确的社会舆论对社会成员思想道德的引导，努力提高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水平。
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具有抽象性，研究结论带有试错性，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具有间接性等特点。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缺乏较为统一、客观的评价依据，是社会科学研究工作不被重视的原因之一。对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评价，应从成果属性、成果背景、创新力度、影响广度、作用强度、生命长度等六个方面来进行，并据此设计相关的评价指标，建构综合性指标体系。
传统的政治稳定是指政治系统被动地维护或重复政治秩序的绝对稳定，排斥变革与创新，缺乏新陈代谢和吐故纳新的创新能力；而现代的政治稳定是指政治系统能够灵活地调控系统内部的矛盾和外部环境的突变，使政治秩序始终保持良性运行机制，追求制度的变革与创新，使政治处于动态的和谐状态。因此动态发展的政治稳定将成为当代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在进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所选择的政治发展目标。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要实现这一政治目标，必须科学选择其战略机制和创新路径。
任何形式的政治都将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由于政治发展受到历史、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因而必然形成政治发展模式的多样性。各个国家只有从本国国情出发，才能正确确定政治发展的目标和主题。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目标和主题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其依据深深植根于我国现实社会生活的实际之中。我国的基本国情决定了民主政治建设只能是一个逐步积累的渐进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