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制度之目的的理性界定
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制度的目的应界定为解决执行乱，在此目的视角下，应在启动方式、具体权力、实现方式等方面对该制度予以完善。
作为一项较为年轻的法律制度，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制度在我国的践行只有不到二十年的历史，㈤而我国对该制度的理论研究稍后于该制度的实践。
制度设置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难以充分发挥，另一方面也极大制约着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制度的科学建构。
法学论坛2017年第5期在本文中理性界定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制度的目的，并以之为标准探讨2017年1月1日正式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民事执行活动法律监督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的需完善之处，以促进于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制度的法治化。
谷佳杰、吕天奇等通过对十余年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实践的理性检视。
在学术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均有专家学者将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制度的目的作二元的界定，汤维建、李浩、马登科等认为该制度既要解决执行乱又要解决执行难。
监督单位完成了监督任务，监督和被监督单位获得共赢，取得共同进步”。
《规定》将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制度的目的界定为“促进人民法院依法执行”。
因此“促进人民法院依法执行”实质上就是解决执行乱和解决执行难，是二元目的说。
除全国性规范性文件外，对民事执行检察监督进行规定更多的是地方人民法院、地方人民检察院单独颁行或者地方人民法院与人民检察院联合颁行的地方性规范文件。
法院“司法白条”的普遍存在大大贬损了司法尊严，成为法治中国健康发展路途上的一大顽疾，必须加以针对性治理。
客观说，法院执行权的张扬有一定现实需求，但却并未能够在科学、理性法律规则的引导下良性展开，所以往往伴随着种种执行乱象:恣意执行、滥用职权或者以侵害当事人和案外利害关系人合法权益乃至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方法进行执行等等。
人民法院的执行业务成为贪腐、渎职等职务违法犯罪的重灾区。
2009年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在向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所作的工作报告中指出:“执行领域存在的消极腐败现象在司法不廉中占较大比例。”“全国法院执行干警占全国法官人数的十分之一，而在全国法院系统每年违法、违纪干警中，执行人员发生问题的却占了三分之一，法院执行存在问题的严重性是不言自明的。”④人民法院的民事执行乱为全社会所诟病。
为摆脱困境，塑造人民法院公正、文明司法的良好形象，法院一方面加强自身干部队伍廉政的建设，严格民事执行行为应遵守的工作纪律和法律规则，着力法院内部自我监督纠错机制的设置及践行。
另一方面，法院也十分清醒地认识到“自说自话”的内部监督和自我追责机制在客观、公正、中立等方面都存在着天然弊端。
民事执行难的根深蒂固也即意味着假若为了解决执行难，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制度的出现应该会更早而不可能只到本世纪初才出现。
所以，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制度的产生不是为了解决民事执行难.而是为解决民事执行活动中出现的种种乱象.解决执行乱应该成为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制度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