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语言到底在哪个时期产生的？
毫无疑问，口语的进化是人类史前时期的转折点，甚至可能是唯一的转折点。人类有了语言，就能在自然界中开辟新的世界，即内省意识和我们创造并共享的“文化”世界。语言是媒介，而文化是小生境。夏威夷大学的语言学家德里克·比克顿（Derrick Bickerton）在1990年出版的《语言和物种》（）中，提出了支持这一观点的充分理由：“只有语言能够冲破任何其他物种被束缚其中的直接经验的牢笼，把人类解放出来，让我们获得无限自由的空间和时间。”人类学家只能确认两个有关语言的议题，一个是直接的，一个是间接的。直接的议题是，口语把智人和其他生物明显地区分开来，除人类以外，任何生物都没有复杂的口语作为沟通和内省的媒介。间接的议题是，智人的脑量是非洲猿的3倍，而非洲猿与人类的亲缘关系最近。以上两点肯定有联系，但其性质仍备受争议。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哲学家们长期研究语言的世界，但已知的大部分研究成果在近30年才出现。关于语言进化的起源大概有两种看法。第一种看法把语言进化看作人的独特特征，是随脑部增大而出现的能力；这种能力需要越过某种认知的门槛，在近期才迅速出现。第二种看法认为，口语是在非人的祖先中通过作用于各种认知能力的自然选择而进化的，这些认知能力包括交流的能力，但不仅限于此。在这一连续的过程中，语言随人属的进化而在史前时代逐渐进化发展。麻省理工学院语言学家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同意第一种看法，他有很大的影响力。乔姆斯基学派囊括了大多数语言学家，他们认为从早期人类的记载中寻找语言能力的证据用处不大，更不用说在猿猴类物种中寻找语言的证据了。因此，试图用计算机和符号字教猿猴用符号交流的人，受到了第一种看法支持者的强烈反对。本书的主题之一是在哲学层面划分两种观点，一是将人类看待成与自然界其他生物分离的特殊物种，二是人与自然紧密相连。有关语言的性质和起源的争论越发激烈，语言学家对猿语研究者的尖锐批评所反映的无疑是这种划分。针对唯独人类才有语言这一观点，得克萨斯大学的心理学家凯瑟琳·吉布森（Kathleen Gibson）评论道：“尽管这一观点的基本原理和讨论是科学的，但也很符合西方悠久的哲学传统，可以追溯到《圣经》的作者、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他们认为人类与动物的精神和行为有本质区别。”所以人类学文献中充斥着“人类是独一无二的”观点，认为制造工具、使用符号和镜像认识等是人类独有的行为，当然还有语言。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人们发现猿类能使用工具、符号并用镜子看到自己，“这些行为是人类独有的”这一说法才逐渐瓦解。只有口语这一领域依然完好无损，所以语言学家成为人类独特性最后的辩护人，并非常认真地履行着职责。语言产生于人类的史前时代，这一过程利用了某种方式且遵循着某种时间轨迹，改变了作为个体和一个物种的人类。比克顿说：“在我们所有的精神能力中，语言处于意识的最深处，是理性最难理解的部分；我们无法回忆没有语言的时代，更不必说获得语言的方式了。当我们第一次能表达一个观点时，语言就已经存在了。”作为一个个体，我们依靠语言在世界上生存，难以想象没有语言的世界。作为一个物种，语言通过精致的文化改变了人类彼此交往的方式。语言和文化既让我们彼此结合又各自区分。世界上现存的5 000种语言由人类共同的能力所创造，但这5 000种语言所创造的文化又彼此分离。我们基本上是文化的产物，但直到面对完全不同的文化后，我们才认识到文化是我们自己创造的人工制品。语言将智人与自然界的其他物种区分开来。人类发出不连贯的声音或音素的能力，只比猿类的这种能力略胜一筹：人类有50种音素，而猿约有12种。但是我们可以无限地使用那些声音，把它们编排或重组为10万个单词，进而组合成无数个句子。因此，智人快速、详细交流信息的能力以及丰富的思想在自然界中都是无与伦比的。我们的首要任务是解释语言如何产生的。按照乔姆斯基的观点，自然选择不是语言产生的根源，因为语言的出现是一个偶然事件，一旦认知能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它就会产生。乔姆斯基认为：“我们目前还不清楚，在人类进化时期的特殊条件下，10亿神经细胞被放在一个篮球大小的物体中时，自然规律是如何起作用的。”语言学家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和我都反对这个观点，平克简明扼要地指出，乔姆斯基把这一问题的顺序颠倒了。他认为，脑量的增加更可能是语言进化的结果，而不是相反；是大脑内部的微电路连接方式使语言产生，与大脑的大小、形状和神经元的结构无关。平克在1994年出版的《语言本能》（）中收集了口语遗传基础的证据，来说明语言是通过自然选择而进化的。这些证据使人印象深刻，但因数量太多，此处无法深究。问题是，促使口语进化的自然选择压力是什么呢？这种能力并非一出现就很完美，所以我想发问，尚未完全成形的语言会带给祖先哪些优势呢？显而易见，语言提供了有效的沟通方式。当我们的祖先开始从事比猿的生存方式更富有挑战的狩猎和采集时，语言能力确实让祖先受益。随着这种生存方式日益复杂，社会和经济关系更需要协调，有效的沟通也更有价值，所以自然选择稳步提高了语言能力。因此，与现代猿类的喘气声、轻蔑叫声和哼哼声类似的古代类人猿的声音的基本组成部分会扩大，其表达会更有结构性。正像我们如今所知，语言是随着狩猎和采集的迫切需要而出现的，或似乎如此。关于语言进化的其他假说还有很多。随着狩猎–采集这种生活方式的发展，人类的技术也更加完善，制作的工具更为精细复杂。这一进化上的变化从200多万年前一个人属物种的出现开始，在近20万年内随着现代人出现、脑量增加两倍而到达顶峰。脑量从最早南方古猿的400毫升左右，扩大到今天平均1 350毫升。长期以来，对于日趋复杂的技术和日趋增加的脑量，人类学家得出了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即前者驱动后者。这是我在第1章中提到的达尔文主义“一揽子”进化学说的一部分。后来，肯尼思·奥克利于1949年在《人，工具制造者》（）这一经典文献中高度概括了对人类史前时期的这种看法。正如第5章讲到的，最早提出这些看法的研究者之一奥克利认为：现代人的产生是语言逐步完善至今天的水平而引起的一连串连锁反应的结果，换句话说，现代语言造就了现代人类。然而，近来流行着一种新的人类心智形成的进化解释。这种观点认为，人是社会动物而不是工具制造者。如果语言作为社会交往的工具而进化，那么在狩猎–采集的社会中，语言沟通能力的提高只能被认为是次要的因素，而不是进化的根本原因。哥伦比亚大学的神经学家拉尔夫·霍洛韦（Ralph Holloway）在20世纪60年代首先提出了这种新观点。他在80年代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我认为，语言产生于合作而非侵略的社会行为认知母体，并依赖于两性劳动分工互补的社会结构。这是一个必需的适应进化策略，可使幼儿期、生殖成熟期的时间延长，这种发育推迟使人类脑部更大并能进行行为学习。”这一论点与我在第3章中描述的人科生活史模式相当一致。霍洛韦的开创性新观点经过几次变化，被称为社会智力假说。灵长类学家罗宾·邓巴（Robin Dunbar）继承了这一假说。他认为：“更传统的理论是，灵长类需要较大的脑部来帮助其处世和解决它们在寻找食物时遇到的问题。另一种可供选择的理论认为，灵长类动物生活的社会环境复杂，这为大脑的进化提供了动力。”在灵长类群体生活里，梳理皮毛使个体之间亲密接触、相互照顾，成为社会交往的重要部分。邓巴说这种方式在一定规模中的群体中有效，但超过这个规模，就需要其他手段来促进社会交往了。邓巴认为，在人类史前时代，群体成员的增多产生了新的选择压力，这种压力导致了更有效的社交能力的发展。他这样解释道：“语言与梳理皮毛相比有两个有趣的特性，一是你可以同时跟几个人讲话，二是你可以在田野里一边走路、吃东西或工作，一边讲话。”所以，语言的发展让更多个体结合到社会群体中，此时语言是“有声音的皮毛梳理”。邓巴同时还认为，语言随智人的出现而产生。我赞同社会智力假说，但我认为，语言不是在人类史前时代的很晚时期才产生的。语言出现的时间是这场争论的基本问题。它是很早就出现了，随后再逐渐改进，还是较晚时期才突然出现的？这个问题具有哲学上的含义，与我们认为“自身究竟有多么特殊”相关。如今，许多人类学家同意语言是最近才迅速出现的，这主要是因为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行为发生了突然变化。纽约大学考古学家兰德尔·怀特（Randall White）在20世纪80年代发表了一篇有争议的论文认为，10万年前人类各种活动的证据显示他们“缺乏任何一种被现代人认为是语言的东西”。他认为，现代人的解剖结构这时已经出现，但他们还没有“发明”文化层面上的语言。“语言出现的时间要晚一些，直到3.5万年前，这些人才掌握我们现在所认知的语言和文化。”怀特列举了七个方面的考古证据，按他的看法，这些证据说明恰恰在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的语言能力有了明显的提高。第一，几乎可以肯定，尼安德特人时代出现了埋葬死者的行为，但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才第一次出现陪葬品，埋葬行为有所改进。第二，打造形象和身体装饰等艺术表现首次出现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第三，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技术创新和文化开始迅速发展。第四，文化第一次出现地区性差异，这是社会界限的表现和产物。第五，远距离接触的证据在这一时期增加，其表现形式是交换外来物品。第六，遗址中的居住面积明显增大，这一程度上的整体规划和关系协调使语言成为必需。第七，人类使用的工具从以石头为主扩大到其他原材料，如骨头、鹿角和黏土，这表明了改造自然环境的复杂性，在这种情况下，语言的缺失是无法想象的。怀特与刘易斯·宾福德和理查德·克莱因等人类学家认为，以上人类多个“第一次”活动建立在复杂的现代口语基础之上。正如我在第4章中提到的，宾福德在前现代人中未发现进行计划、预测与组织未来事件的能力的证据。语言是进化的重要环节，怀特认为：“语言，尤其是符号语言，使抽象变为可能；除了良好的、以生物学为基础的沟通系统外，任何媒介都不能促使这样迅速的变化发生。”这与克莱因的见解基本一致。克莱因在南非考古遗址中发现的证据表明狩猎技能在较晚时期迅速提高，他认为这是现代人的思维包括语言能力等起源的结果。尽管语言伴随现代人的出现而较快发展的观点得到了广泛支持，但它没有完全占领人类学领域。我在第3章中提到，迪安·福尔克的人脑进化研究表明语言在较早时期就已发展了。她在一篇文章里写道：“如果人科成员不使用并改进语言，我想知道他们会用其不断变大的脑部来做什么。”马萨诸塞州贝尔蒙特医院的神经学家特伦斯·迪肯（Terrence Deacon）通过研究现代人脑而不是脑部化石得出了类似观点。他在1989年发表于《人类进化》（）上的文章中强调道：“语言能力在大脑和语言相互作用的自然选择中进化，已经至少持续了漫长的200万年。”迪肯比较了人类和猿类脑部结构和神经网络的差别，并指出在人类进化过程中，变化最大的脑部结构反映了口语对于计算能力的特殊需求。言语不会变成化石，那么人类学家怎样解决这一问题呢？我们祖先制作的东西及其身体的解剖变化可作为间接的证据，描述我们的进化史里的各种各样的故事。我们将从脑部和声道的构造等解剖性状开始研究，然后考察考古记录中有关复杂的技术和艺术表现等行为方面的情况。我们已经看到，200万年前人属起源，人脑开始增大，随后一直持续增大；到50万年前，直立人的平均脑量是1 100毫升，已经接近现代人脑量的平均值。南方古猿进化到人属之后，脑部突增50%，之后不再有大幅增加。心理学家虽一直争论脑部大小的意义，但史前时代脑量增加两倍必然反映了认知能力的提高。假如脑量与语言能力有关，那么在过去的200万年里，脑量的增加表明了我们祖先的语言能力在逐步发展。特伦斯·迪肯对猿类和人类大脑的解剖特点的研究，表明了这种观点的合理性。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优秀的神经生物学家哈里·杰里森（Harry Jerison）指出，语言如同人脑生长的发动机。他反对“人，工具制造者”假说所持的观点：脑部增大的进化压力来源于操作技能。1991年，他在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一次重要演讲中说：“对我来说，这个解释好像并不合理，制造工具只需要少量脑组织参与，而简单实用的会话的产生则需要大量脑组织来完成。”构成语言基础的脑结构比人们想象的复杂得多。人脑中分布着许多与语言相关的区域，如果我们在祖先的脑子中能够鉴别这样的区域，将有助于解决语言问题。然而，对已灭绝人种的大脑的解剖研究仅限于脑部表面轮廓，大脑化石无法体现其内部结构。幸运的是，我们可以在大脑表面看到与语言和使用工具有关的区域，这就是布罗卡区，位于大多数人左太阳穴附近凸起的地方。如果我们能在人脑化石上找到布罗卡区的证据，那么这将成为语言能力出现的一个不确定的标志。第二个可能的标志是现代人左脑和右脑大小不同。大多数人的左脑大于右脑，部分原因是左脑与语言相关，而这种不相称也与人类惯用右手相关。90%的人类惯用右手，所以惯用右手和使用语言的能力可能与左脑较大有关。拉尔夫·霍洛韦研究了1470号头骨的脑形。该头骨于1972年在图尔卡纳湖东岸发现，是约200万年前的能人标本（见图2-2）。他不仅发现了头盖骨内侧存在布罗卡区，而且发现左右脑不对称，这表明能人的发声范围比黑猩猩广，黑猩猩只能用喘息声、不满声和哼哼声交流。他在发表于《人类神经生物学》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中指出，虽然不可能弄清语言的起源时间和开始方式，但其起源可能要“追溯到古生物学”。霍洛韦提出语言从南方古猿就已经开始进化，但我不赞同他的观点。本书所有关于人科进化的讨论都指出了人属出现时人科适应特征的重大变化。因此我认为，能人进化后才开始有了某种形式的口语。像比克顿一样，我认为这是一种原始语言，内容和结构简单，但比猿类和南方古猿类的沟通方式更加高级。在本书第2章中说过，尼古拉斯·托特通过非常仔细而新颖的制造工具的实验，得出了早期人类大脑不对称的观点。他在模拟早期人类制作石片的过程中，发现奥杜威工业的制造者惯用右手，所以左脑稍大一些。“最早工具制造者的脑有一侧偏大，其制造工具的行为也证明了这一点，”托特说，“这一可靠迹象表明语言能力已经出现。”通过脑部化石的研究，我相信语言是随着最早人属的出现而开始进化的，至少目前还缺乏证据推翻这一想法。但是发声器官如喉、咽、舌和唇又是如何的呢？这是解剖信息的另一个重要来源（见图7-1）。图7-1　黑猩猩和人的声道左图代表黑猩猩，它与所有的哺乳动物一样，其喉部位于喉咙上部，可以边呼吸边吞咽，但限制了发声范围。右图代表人类，人类的喉在喉咙里的位置低，十分独特，不能同时呼吸和吞咽，但发声范围很大。在直立人出现前的人种中，喉的位置与黑猩猩一样。人类音域宽是因为喉部在喉咙里的位置低，从而制造了一个很大的发音共振腔，即位于声带上方的咽腔。纽约西奈山医院医学院的杰弗里·莱特曼（Jeffery Laitman）、布朗大学的菲利普·利伯曼（Philip Lieberman）和耶鲁大学的艾德蒙·克里林（Edmund Crelin）的创造性工作，让我们认识到咽腔扩大是使语言发音清晰的关键。他们研究了大量现存生物和人类化石的声道解剖结构，发现了它们的不同之处。在除人以外的所有哺乳动物中，咽腔都位于喉咙上部，使动物能同时呼吸和饮水，但这种小的咽腔会限制声音的范围。大多数哺乳动物因此只能依靠口腔形状和嘴唇来改变喉部产生的声音。而人类的咽腔虽然位置低，却使人类声音的范围更广，但这也意味着我们不能边呼吸边喝水，这种结构易于引起窒息。婴儿出生时与哺乳动物一样，喉位于喉咙上部，所以婴儿吃奶的同时可以呼吸。大约18个月后，婴儿的喉开始向喉咙下部移动，长到14岁时，喉长到成年人的位置。研究者们意识到，如果能够确定人类祖先各种群的喉部位置，就能判断出这一种群的发声和语言能力。这是一个挑战，因为发声器官由软骨、肌肉等软组织组成，所以它们不能变成化石。不过，能够保存下来的祖先头骨化石里包含着重要的线索，即头骨底部形状。哺乳动物头骨的底部基本是平的，但人的头骨底部是拱形的。因此，人类头骨化石底部的形状，说明了其发出的声音的清晰程度。在对人类化石的考察中，莱特曼发现南方古猿的颅底基本是平的，他们的这一生物特征类似猿，并且像猿一样，其声音沟通能力受限。南方古猿发不出人类说话时特有的某些普通元音。莱特曼总结说：“化石记录显示，大约40万到30万年前，人们最早在远古智人中发现了充分弯曲的颅底。”这是否说明在现代人进化前，远古智人就已经有了充分发展的现代语言呢？这似乎不可能。在肯尼亚北部发现的已知最早的直立人头骨标本，3733号头骨上可以看到颅底形状的变化。这一标本距今约200万年，根据颅底形状判断，这个直立人个体具有发出boot、father、feet等单词中元音的能力。莱特曼估计，早期直立人喉的位置等同于现在6岁的小孩。可惜迄今为止未发现能人的完整的头骨颅底，所以无从知晓能人的情况。我推测，当我们发现最早人属的完整头骨时，我们将看到头骨基部开始出现弯曲。口语能力最初必然是随着人属的起源而开始出现的。在这一进化序列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明显的悖论。根据对颅底形状的判断，尼安德特人的语言表达能力不如几十万年前其他远古智人发达，其颅底甚至不如直立人的弯曲。这是因为尼安德特人的退化而造成其发音不如祖先清晰吗？有些人类学家的确提出，尼安德特人的灭绝可能与其语言能力低有关。但这种进化上的退化似乎不大可能，毕竟自然界没有这样的实例。其答案可能包含在尼安德特人面部和头骨的解剖特点中。尼安德特人的面部中间凸起，这使其鼻腔通道较大，冷空气在其中变暖，而呼出的水气可以凝结，表现出对寒冷气候的明显适应。这种结构可能影响了颅底的形状而不降低语言能力。人类学家们还在争论这一问题。总之，解剖证据证实语言在人类早期就已开始进化，语言技巧随后也逐步改进。但制造工具的技术和艺术表现方面的考古证据，却在很大程度上提出了另一种说法。尽管我前面说过，语言无法变成化石而被保存，但在人制作的物品里，理论上还是可以从中了解语言。我们在谈论艺术表现力时，意识到现代人的思维起到了很大作用，而这正暗示着现代语言。石制工具能否帮助我们了解工具制造者的语言能力呢？1976年，纽约科学院要求格林·艾萨克提交一篇关于语言的起源和性质的文章。他研究了距今200万到3.5万年前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复杂进化过程。他关注的不是人们用工具做了什么，而是制造方法。方法是人的强迫观念，这一行为方式要求有复杂的口语才能充分实现。没有语言，人类便不能任意将方法施加于所制作的工具上。考古记录显示，人类史前时代慢慢地出现了制造方法，缓慢程度堪比冰河运动。本书第2章曾指出，距今250万到140万年前奥杜威时期的工具是随机打造的。工具制造者关注的是打出的石片是否锋利，而不在意石片的形状。而所谓的石核工具如刮削器、砍砸器和盘状器是这一过程的副产品。从奥杜威时期之后持续到大约25万年前的阿舍利工具组合，只是稍微显示出制造者对形状的关注。泪滴形手斧可能是按照制造者想象中的模板而制造的，但石器组合的大部分器物与奥杜威时期的制作相似，而且阿舍利的工具形式只有12种。25万年前，尼安德特人等远古智人用备好的石片制作石器工具，莫斯特文化的石器组合有60种可辨认的类型。但这些类型在20多万年里都没有变化，这种技术停滞意味着那时候人类的心智是不完善的。3.5万年前，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突然出现在历史舞台，创新和随意使用制造方法开始无处不在。人们生产出了新颖精致的工具类型。而且，旧石器时代晚期工具组合的类型经过数千年的进化就能变化，而不是以10万年为时间尺度。艾萨克把技术多样化和快速变化归因于某种口语形式的逐渐出现。他提出，旧石器时代晚期革命标志着一次重大的进化事件。考古学家们虽对早期工具制作者所具有的口语的发展程度持有不同意见，但他们基本上同意艾萨克的观点。科罗拉多大学的托马斯·温与尼古拉斯·托特观点不同，他认为奥杜威文化具有似猿而不是似人的特征。他于1989年在《人类》杂志（）上一篇合著的文章中写道：“在当时的情景下不需要语言这样的因素。”他认为，制作这种简单的工具不需要很多的认知能力，所以奥杜威时期不存在人类，但阿舍利手斧的制作过程有“似人物种”的参与。手斧一类制品的形状是制造者所关心的，据此我们看到了直立人的思维发展。托马斯·温根据生产阿舍利工具所需的智力要求得出结论：直立人的认知能力等同于一个7岁大的现代人。7岁的孩子有相当高的语言技能，能弄清指代和语法，甚至无须手势和指示就能交谈。这些相关性十分有趣，让人立刻联想到莱特曼根据颅底形状判断直立人的语言能力相当于现代人的6岁小孩。这些证据将把我们带向何方呢（见图7-2）？如果我们只根据考古记录中的技术成分来判断的话，语言很早就出现了，并在史前时代的大部分时期里缓慢地发展，却在末期迅猛发展。这是对根据解剖证据得出的假说的一种妥协。但艺术表现的考古证据不允许有这样的妥协。大约在3.5万年前的考古记录里出现了悬岩和洞穴中的绘画和雕刻，而赭石条和在骨头上雕刻的弯曲线条等更早时期艺术品的证据，往好里说是数量稀少，往坏里说并不可靠。图7-2　有关语言进化的三方面证据根据考古记录（a），语言迅速地出现在史前时代的较晚时期。脑组织和脑量信息（b）表明语言是逐渐出现的，随着人属的起源而开始。同样，声道的进化（c）暗示语言的起源是在早期。如果像澳大利亚考古学家伊恩·戴维森（Iain Davidson）那样，认为只有艺术表现代表了口语，那么语言是从晚近时期才开始出现并完全发展的。戴维森在与威廉·诺布尔（William Noble）合著的文章中写道：“在史前时期，只有对事物产生共识的社会里才能制造与事物相似的形象。”对于事物含义的共同理解是通过语言而促成的。戴维森和诺布尔认为艺术表现是指示性语言得以发展的一种手段，而不是语言促成了艺术。艺术先于语言，或者二者同时出现。因此在考古记载中，最早的艺术标志了口语和指示性语言的最先出现。显然，关于人类语言进化的性质和发展时间的各种假说之间分歧很大，这意味着对某些证据的解释是错误的。不管这些误读有多复杂，人们对于语言起源的复杂性有了新的认识。温纳–格伦人类学研究基金会在1990年3月的一次重要会议为未来几年的讨论做了铺垫。这次名为“人类进化中的工具、语言和认知”的会议指出了人类史前时期许多重要问题的联系。会议的一位组织者凯瑟琳·吉布森的立场如下：“由于人的社会智力、工具的使用和语言都依赖于脑部尺寸和信息加工能力的大量提高，所以它们不能突然且完全地出现，如同智慧女神米涅瓦突然从宙斯头上出现那样。而且，这些智力能力与脑量的增加一样，一定是逐渐进化而成的。由于这些能力互相依存，所以它们都不能孤立地达到现代的复杂水平。”而解开这些相互依赖的关系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正如我曾说过的那样，这里的利害关系比还原史前历史进程更重大，其中包括了对我们自身以及我们在自然界的位置的认识。把人类视为特殊动物的人，将会认同语言在近期突然出现的观点。而认为人类与自然界其余部分有联系的人，将不会为人类的这种完美的能力出现较早且发展缓慢而苦恼。我推测，如果由于特殊原因使得能人和直立人仍能与人类共存的话，我们将看到，他们的指示性语言在逐渐发展。因此，我们与自然界其他物种的鸿沟将由我们自己的祖先来消除。本文摘选自《人类的起源》，转自哲学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