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的启蒙沙龙与法国大革命
法国著名史学家基佐指出：“17-18世纪，法国在欧洲的影响是以完全不同的面貌出现的。
在17世纪，对欧洲发生作用的是法国政府，是它居于进程的领先地位。
到18世纪，占优势的不是政府，而是法国本身。”
18世纪，绝对君主制走向衰退，法国社会进而取代法国政府扮演欧洲文化巨人的角色，巴黎继续保持着其欧洲乃至世界文化之都的地位。
因此，就文化领域而言，18世纪的欧洲是法国的欧洲。
这一时期，处在启蒙时代的法国，在思想领域，人们冲破封建宗教道德牢笼，思想非凡活跃，而作为公共领域重要机构的沙龙，则成为传播启蒙的重要阵地。
投身于启蒙运动事业的人们往往聚集在沙龙里一起讨论社会生活中形成的思想。
“启蒙运动的出现并没有抢走沙龙的风光，或许更准确地说，沙龙的锋芒反而盖过了启蒙运动。”
沙龙是信息交流、思想交锋、集体批判、讨论文学或哲学著作的场所。
“18世纪没有一位杰出作家不是在这样的讨论，以及在向学院所提交的报告，特别是沙龙报告中首先将其基本思想陈述出来的。
沙龙似乎垄断了首发权：一部新的作品，哪怕是音乐作品，首先必须在这样的一个论坛上取得合法地位。”
这一时期的沙龙，完成了由文学性向启蒙性的转变。
沙龙促进了启蒙思想的深入传播。
巴黎的沙龙作为自由思想传播的场所，作为法国文化活动的中心，在传播启蒙思想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可以说，启蒙运动在思想、内容和人员上为沙龙提供了丰富的养料，而沙龙则为启蒙运动范围上的扩大和程度上的加深提供了推动力，并直接促进了大量启蒙运动思想成果的产生。
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托克维尔曾指出，法兰西的大多数人把启蒙思想当成了至高无上的理论武器，对他们言听计从，衷心拥戴，作家们不仅向进行这场革命的人民提供了思想，还把自己的情绪气质赋予人民，这样法兰西人民便群情激奋。
这样，作家成了法国的一种政治力量，而且最终成为首要的力量。
在托克维尔看来，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启蒙思想家，尤其是他们的思想，领导了这场举世瞩目的大革命。
“沙龙网络的建构带来了信息的传播和批判精神的扩张，因为人们可以在因循守旧和弃旧革新之间选择自己的定位。
这种自主性起先为政治进入沙龙适量放行。
1770年以后的政治更加迅猛地涌入沙龙。
这是现实意义的胜利……
可以对实事格外自由地发表看法。”
在达恩顿看来，启蒙思想已经深入地影响到了法国的中上层。
那么以此推论，传播启蒙的沙龙与大革命之间关联以及沙龙中的宾客们所受的启蒙教化便不可小觑了。
“虽然在任何意义上都不能说沙龙谋划了大革命，但它的批判精神和脱离一切责任束缚的自由精神却使它的参与者能够预想到环境发生改变时，事物可能会产生的形相应变化。”
沙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当时享乐的社会风气。
17世纪的法国沙龙是贵族的文学沙龙，是他们享乐消遣的娱乐场所，但是18世纪的启蒙沙龙则是讨论启蒙的严肃场所，这对改变轻佻享乐的社会风气起到了一定的改善和净化的作用。
“沙龙在改变，哲人们在其中投入越来越多的时间，以显示他们的特长。
远不是在损害工作和高尚的代价下促进闲暇和娱乐，沙龙试图在哲人的文人共和国的基础上革新社会，而不是服务于不断衰落的贵族。”
“18世纪的沙龙所做的就是把一个贵族和闲暇的社交聚集形式转变成一个严肃的工作空间，他们转变的方式是通过定期聚集，鼓励和组织沙龙中的启蒙活动。
更重要的是，他们把这种活动从消遣变为工作。
他们再也不把这种智力活动视为娱乐的游戏，而把他们视为指导他们的工作。”
沙龙活动内容变化，必然带来参与者心境的变化。
18世纪沙龙已变成严肃聚集与讨论的场所，而作为当时最为流行的社交方式，它活动内容的严肃化，一定程度上也感染了当时的社会风气。
沙龙中实践了等级之间的平等交往。
18世纪法国社会等级森严，等级制度虽然不会给社会带来流动性，但它却从没有像大革命前夕那样给法国社会带来前所未有的封闭性。
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贵族虽然在政治上权力被剥夺，但是作为个人，却获得许多他从未享过的特权，或增加了他已经享有的特权。
可以说，“肢体靠死亡的躯体致富。
贵族阶级的统治越来越少，但是贵族却越来越多地享有充当主人第一奴仆的专有特权，这些特权一旦取得，便世袭相传，不可分离。
这个贵族阶级越是不再成为掌权阶级，就越变为种姓。”
法国贵族凭借的是出身和血统，贵族生而为之贵族，其他阶层只能变富，却不能变“贵”，这就引起资产阶级的强烈不满和敌视。
一方面是资产阶级财富远超贵族的首据地位，另一方面则是贵族与它保持愈来愈远的距离。
“在法国历史上，没有哪一个时代，贵族爵位能像1789年那样更能够获得，资产者和贵族也未像1789年那样分离。”
这两个阶级不仅是竞争对手，他们已然成了敌人。
伴随着贵族的日益衰落，资产阶级的不满和敌视更加强烈。
18世纪的法国现实社会中，等级制度带来贵族和资产阶级深刻的孤立以及第三等级的强烈不满，他们要求废除等级制度和实现社会平等的呼声越来越强烈。
而此时的沙龙社交宣扬并实践了平等的价值观，为他们提供了一个等级之间平等交往的样板，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资产阶级宾客在沙龙中可以和贵族、教士平等交流，他们之间地位平等，不分种姓，在这里他们实现了乌托邦的理想。
这种与现实社会强烈的反差更加强烈地激起了资产阶级为争取地位平等的热情与努力，他们以此希望把在沙龙中的平等变成在法国社会的平等。
沙龙影响的局限性。
从地域上说，大多数法国沙龙仅限于巴黎，即便是通过书信、刊物等方式，扩大了它的影响范围，那也是相当微弱的，法国当时信息的传递是极不平衡的，也是极不畅通的。
在巴黎发生革命时，阿瑟杨正在各省旅行，和英国的交流网络相比，他表达了对法国的失望，他写道，“法国在关于情报方面的每一件事情都落后的难以置信，从斯特拉斯堡到贝藏松，我没能看见过一份报纸……
整个贝藏松不能我提供一份《巴黎日报》，或者是有关国家事务详情的任何一份报纸；虽然它是省会，比半打的英国各县都要大，并有25000人口———这真是奇怪！
邮件一周才三次送达……
相反这个国家知道的是，它们的象征是在巴士底狱，而不是巴士底狱被攻陷；因此民众们全然不知巴士底狱已被洗劫一空：被这种无知包围，无知的大众，这个国家中每天人们就是这样度过的，它竟然吹捧为欧洲第一强国！
世界上作为大的民族！”
“法国有了自己统一的地图，这张地图确实符合几何学的要求，但却只是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大多数使用者的要求，因为它在‘场地的体现’、公路和地形详情的表达等方面反应滞后。”
从中我们可以窥见，当时法国的信息传递是多么的落后，更不用说是作为精英文化的沙龙信息传递了。
从辐射人群上来说，它影响的群体也限于一部分贵族和启蒙文人，总体来说还局限于社会精英阶层。
虽然出入18世纪沙龙的人已没有贵族身份的限制，但是要进入沙龙还是有限制的，必须要有一个有名之士或受尊敬的人的介绍，这对于一般人士来说也望而却步，“说穿了还是一个精英社会，不仅排斥各民政阶层，甚至王国的绝大部分贵族也拒于大门之外。”
启蒙思想已经影响了社会精英人群———贵族、文人等等，即使它没有被普遍大众熟知，它的威力也是无可限量的。
“一种进步的意识形态竟然渗透了社会结构中最为陈旧和腐蚀的部门，这看起来似乎有些荒谬，但大革命正是从悖论开始的。
在自下而上的大变动开始之前，上层已经崩溃了。”
旧制度下，法国社会的精英阶层已经被普遍启蒙化，旧制度的思想理论根基也随之不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