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王廉明丨北京耶穌會北堂花園
北京的耶穌會花園有三，分別隸屬於西堂、東堂和北堂，它們不僅是當時文人的休閒之地，还是展示西洋奇器以及交流自然學知識的重要場所。其中北堂花園因其獨特的功能和屬性，成爲了十八世紀北京最爲重要的公共空間和文藝復興知識中心，它的存在還為後來建設圓明園西洋樓提供了如植物栽培、水法、園藝等方面的范式。在研究上，對北堂花園的重構一定程度上能夠幫助我們了解幾個耶穌會花園間的形制差異、功能劃分及其各中的關係，並為研究西洋花園東傳提供重要的补充材料。三堂之中，西堂和東堂花園僅見於文獻，而且多出自清早期的筆記文學中，清中期後記述偏少。北堂花園雖出現較晚，但圖像材料相對豐富。在比對中西材料的基礎上，本文首先對北堂花園和北京教會政治間的關係進行考察，探究其緣起。其次，再通過中國及朝鮮文人的記載以及傳教士書信，來看水法、植物學以及园艺学等其它文艺复兴知识在北京耶穌會花園中傳播的方式和途徑。最後，還將通過分析北堂花園自身形制的分析，来寻找其人文主义的文化脈絡，重建其背後的身份、隱喻及其政治意象。
一. 北堂花園之起源
北堂建置與北京教會勢力格局
北京的天主堂源於晚明，成形於順治朝，到康熙時已有天主大堂三間——西堂、東堂和北堂〔圖1〕。三間雖同屬於耶穌會，但因欽天監內任職的傳教士間矛盾重重，外加歐洲王室的介入，所以北京教會內部分為了兩派，法國傳教士和其它國籍的傳教士在很長時間內都是分庭而治的。[1]　十七世紀上半葉，中國傳教事業隸屬於葡属王室傳教團。所以，北京最早兩間天主堂——西堂（後稱南堂）[2]和東堂（聖約瑟堂），名義上均由王室傳教團所建，行政管理上隸屬於耶穌會中國副省區。[3] 在這三間天主堂中，位於宣武門的西堂是三堂中建置最早的。它始於利瑪竇（1552-1610）時期的一處四十間大小的民宅，後於清初得以擴建。傳教士湯若望（1591-1666）利用滿人入關後急於穩定統治的需要，以修曆的名義護住了教產，而後於順治七至九年間（1650-1652）修建了天主堂。[4]據〈御制天主堂碑文〉所記，湯若望「取錫賚所儲而更新」[5]，於原會院與曆局（原天啟年間首善書院舊址）間隙地修建天主大堂，「孝莊文皇太后頒賜銀兩，親王官紳等亦相率捐助, 若望遂鳩工與建」[6]。可見，湯若望的天主堂和早期的清室有著極爲親密的關係。此時宣武門會院包括原利瑪竇的宅邸、天主堂、原曆局的院落以及北面所獲的清室補償土地。[7]就是在這塊土地上，湯若望为北京最早的耶穌會花園奠定了基础，對此清初的筆記文學中多有詳述。
圖1
順治十二年（1655），北京「東華門舊燈市之南又一堂」[8]，同王室傳教團，因其位於宣武門以東，又稱東堂，而後湯若望的天主堂易名西堂。[9]而事實上，一直到法國傳教團來京以前，西堂一直是北京葡囯王室傳教團的行政和權力中心。之後，這種權利壟斷被不斷變化的教会势力格局所打破。康熙十二年（1673），葡屬王室傳教團失去保教權，傳信部、外方會等其它修會相繼入華，中國傳教事業開始進入競爭階段。為了在遠東獲得影響和利益，法國傳教士受路易十四(r. 1643-1715) 委派，於康熙二十七年（1688）進入北京。後因洪若翰（1643-1710）等人治好了康熙的瘧疾，法國傳教士得以在皇城西安門外蠶池口獲地建堂。[10]新建成的天主堂，無論從規模、資金和裝飾上都超過當時已年久失修的西堂。大堂的裝飾工作由耶穌會世俗畫師聶雲龍（1655-1723）擔任，他用當時歐洲最爲流行的幻境畫（Trompe-l’œil）將新堂的天頂裝飾一新，使北堂成爲當時北京最爲耀眼的天主堂。[11]
康熙三十九年（1700），法國傳教團正式獨立於中國副省區，北京教區間的權力格局發生改變，矛盾進一步升級。或許出於對北堂的嫉妒，或許是因爲當時西堂的確已是年久失修，西堂傳教士閔明我（1639-1712）和徐日升（1645-1708 ）等人於四年後向康熙提請借貸白銀一萬兩，以八年為限，以資重修西堂。然而一年後，即康熙四十四年（1705），所借銀兩就已花去八千多兩，可見西堂重修耗資之巨。[12]與此同時，西堂傳教士派人在歐洲尋覓合適的繪畫人才，以協助北京的傳教活動。因此，當時郎世寧（1688-1766）受邀來京，在很大程度上肩負了裝飾新西堂，以使西堂與北堂抗衡的重任。[13]雖後來他和王致誠（1702-1768）、蔣友仁（1715-1774）兩人多有合作，但北堂和西堂及東堂的傳教士之間來往是非常少的。
圖像材料中所見之北堂花園
圖2
圖3
因地處皇城内，相較於出入便利的西堂和東堂，北堂訪客较少，所以鮮見於於漢文記載。[14]然北堂的圖像材料保存较好，涵蓋了不同時期的樣子。在這些材料中，花園空間很少被遺漏，甚至有時是表現的重點。據Jean-Michel Moreau（1741-1814）〈康熙年間北堂圖〉(下稱：〈康熙圖〉) 〔圖２〕所示，新建的北堂除了位於東首的二進會院、圖書館、天主堂以及前院外，還在「院之南首，有園圃數畝，內建宅舍」[15]。圖中所見到的「花園」(jardin)就是早期北堂花園的位置（參見本文第三章）。事實上，Moreau本人並沒有去過中國，但他在繪製時嚴格參照了傳教士杜德美（1668-1720）在信中所給出的比例：「人們首先進入寬四十法尺的一個院子，兩側是十分勻稱的兩座的建築，即兩個中囯式的大廳...教堂位于院子盡頭。它長七十五法尺，寬三十三法尺，高三十法尺」[16]。這個尺寸即是天主堂及前院的最初大小。比對華盛頓國會圖書館「余鼎收藏」中一張同時期的手繪北堂線法圖（下稱：〈綫法圖〉）〔圖３〕可以發現, 天主堂前曾有一個狹長的庭院，其樣式和〈康熙圖〉中所見的相似。然而，前院要开阔许多并遠大于天主堂的縱深，兩側也無中式廳堂建築。只是院中甬道附近依稀可以見到方池和疊石，上有小噴泉一座。此外，院子的盡頭還有类似门房的建筑，相信是北堂扩建后的产物。那么天主堂前院究竟扩建於何时呢？
圖4
圖5
在衆多的圖像材料中，乾隆後期的〈聖心圖〉有著對北堂西洋花園最完整的呈現〔圖4〕。該圖由法國國家圖書館於1960年代末購入，畫面描繪了當時在北堂內所舉行的一場名為聖心節的瞻禮。[17] 通過畫面的鳥瞰視角可以清楚地看到，天主堂前院為整個院落中的內院，兩側為遊廊，南接垂花門。院內繁花似錦，草木林立，並以田字分為四個造景花圃(parterres，亦称“花镜”)，取代了早期圖像中所見的狹長前院、甬道和方池疊石。〈聖心圖〉的具體製作年代待考，但至少應該晚於於十八世紀六十年代。[18]雖有別於〈康熙圖〉以及〈綫法圖〉，但图中天主堂前院的形制和尺寸已經和〈乾隆京城全圖〉〔圖5〕中的實測描繪接近。
圖6
此外，「余鼎收藏」中還有另一張北堂鳥瞰圖（下稱：〈鳥瞰圖〉）〔圖6〕，其前庭雖和〈聖心圖〉和〈乾隆京城全圖〉中所見一致，但其院落建築相對簡陋，因此推測前院花圃的出現應該早於1746年。[19]最有可能的情況是，〈康熙圖〉中的前院在十八世紀上半葉的某個時候得以擴建，以至其寬度及縱深都大於東邊的二進院落。這個變化，在〈綫法圖〉中被清楚地記錄了下來。之後，前院加設垂花門，原來的狹長大院被一分爲二。其中内院成方形，東西游廊縱深為九間，天主堂和東邊院落之間還有寬為六間的耳房。這在乾隆時期的〈鳥瞰圖〉、〈乾隆京城全圖〉以及〈聖心圖〉中都能清楚看見。據此推算，前院擴建的時間下限應至少可以推到1740年前後，也就是〈乾隆京城全圖〉進行實測以前。
圖7
擴建后的花圃為早期巴洛克風格，它採用了對稱設計，南边每塊以中心為原點，呈放射狀，正中有一棵修剪過的刺柏，上圓下方，似圓錐形，四周的地面可見放射狀的幾何紋樣；北面的兩塊花圃中心環繞著四個對稱的圖案，它們和四角的圖案對稱并相互呼应〔圖7；比對圖4〕。花圃四角栽有較小棵的造景樹木，和中間的刺柏遙相呼應，整個花圃充滿了幾何、韵律和秩序之美。這種大小間的對比，源自文藝復興時期，其應用在巴羅克花園中常常出现。[20]花圃邊緣栽有各種花草，品種重複較少，很像是對花草的刻意分類和展示。值得注意的是，刺柏的造型和中式造園中的樹木造景相去甚遠，但在乾隆時期的皇家園林中曾經出現過。據《圓明園西洋樓圖》冊〔圖8〕所繪，當時西洋樓景區內有大量以類似方式所修剪的樹木，它們多圍繞著噴泉，以對稱方式排列，裝點著西洋樓的庭院。而參與西洋樓設計的西洋傳教士中，有好幾位，比如王致誠、蔣友仁和湯執中（1706-1757），就居住在當時的北堂。
圖8
实际上，北堂在建置上本身就和清室有關。它緊臨皇城，位於西安門外蠶池口，毗鄰親蠶壇。原土地為正白旗輔政大臣蘇克哈薩（？- 1667）所有，康熙三十二年（1693）被賜予法國耶穌會傳教士。如〈聖心圖〉所見，天主堂前額還有「敕建天主堂」的銘文。[21]在等級森嚴的〈乾隆京城全圖〉中，北堂連同宮殿、王公府第、寺觀以及敕建建築，以濃墨鈎繪，屋面加瓦壟綫，而這個待遇卻是同為敕建建築的西堂所沒有的。所以在傳教士書信中，北堂因而常被稱作「宮廷天主堂」(hof=Kirch)，[22]這其中既包含了其地處皇城、康熙欽賜土地之意，也有暗指北堂為路易十四的王室教堂之實。由此可見，作爲有著「雙重身份」的北堂，其花園在某種程度上也兼具了兩者的宮廷屬性。
然而，北堂花園和法國王室的關係並不僅限於表象的權力關係。據韓國英神父（1727-1780）[23]於乾隆三十七年（1772）的一封書信所言，北堂花圃的樣式似乎來自於一間和法國王室密切相關的耶穌會學校：「...（我們的）大院子有點像La Flèche 寄宿學校的院子」[24]。信中所提到的La Flèche 寄宿學校，就是韓國英來華前所就讀的皇家耶穌會學校(College Royal Henry-Le-Grand)，康熙朝大多數來華的法國傳教士都曾在該校求學過，在很長一段時間内它曾是聯繫北京、法國王室以及中國傳教事業的重要紐帶。
綜上所述，可以得出，北堂花園兼具著法國王室和清室敕建建築的雙重屬性，而它的產生亦是十七世紀下半葉教會權力格局改變的直接產物。據圖像材料所示，北堂在原來南首花园（jardin）的基礎之上，在乾隆初年對前院進行了改造，增加了La Flèche皇家耶穌會學校類似的花圃，用於收集花卉和展示造景。這種功能性的區分（花园和花镜），使得北堂的西洋花園既具備了培植花卉培植、植物學研究的科學功能，又充滿了對園藝、幾何以及人文主義知識的興趣。
二. 水法、植物學和奇趣：北京耶穌會花園中的文藝復興知識
西堂和東堂中所見之水法
西堂和東堂因地處交通要道，並且傳教士自利瑪竇起多以文人自居，所以清初文人拜訪較多。順治十一年（1654），杭州府人談遷（1594-2658）在受聘前往弘文院的途中，造訪了湯若望的西堂，他寫道：「午同友人入湯道未園，中方池，通銅竅於井，井上轉鐵輪，則池水噴注如趵突，至四五尺」[25]。湯若望，字道未，語出《孟子》「望道而未之見」。這裡的「湯道未園」，有可能说的就是早期的西堂花園。談遷所見到的方池，應該位於院北的原清室補償土地之上。然而他僅僅对西洋水力进行了描寫，對花園卻只字未提，猜想当时还未成规模。而西文中對這個時期的庭院形制，語焉不詳。湯若望曾在其傳記Historica Narratio中提到園中放滿了各種水力和機械裝置，但並沒有特別説明這是一個花園，可見後人所見到的西堂花園並不是這個時期的產物。[26]
圖9
康熙三年（1664），受湯若望「曆案」所累，西堂落入楊光先（1597-1669）等人之手，後雖歸還，但有損毀。南懷仁（1623-1688）接手後，於康熙八年（1669）進行了修繕。康熙十年（1671），據江西吉安康文長（生卒不詳）於京所見，西堂當時已是「威儀齊整，丹艧輝煌」[27]。然而，康文長也沒有提到湯若望園子的样子。康熙十至十五（1671-1675）年間，原院北的園子得以修繕和擴建。康熙十四年（1675），居於東堂的安文思 (1610-1677) 在一封書信中第一次提到了這個「私家花園」（Hausgarten）的存在,並指出閔明我（1639-1712）參與了修建。[28]此時距談遷來訪，已二十年有餘，方池噴泉依然還在。事實上，湯若望園子的位置一直未變。乾隆三十年（1765）來訪的朝鮮燕行使者洪大容（1731-1783）曾寫道：「由北門入，又有庭，花樹蔚然」[29]；嘉慶朝來訪的金景善（1788-1853）還見到：「庭北有一座廣廈而皆空, 従西邊一小門入有廣庭多植花木」[30]。据〈乾隆京城全圖〉〔圖9〕所見，院北西北角有一座進深為兩開間的高宅，其東邊的院落最有可能是西堂花園的位置。
圖10
關於花園內部，蘇州的黃表（活躍於1660-1690）在《遠遊略》中補充到：「太觀堂、及今台、梧竹軒、玩瀾亭…內建亭台池榭，式仿西式，極其共巧，巨鯽有翅，跳躍遊戲，有三寸大」[31]。據黃表所記，當時西堂花園已成規模，不僅亭台池榭具全，還設有水法，只是建築樣式為西式，頗有中西合璧之意。其中玩瀾亭邊，「左池水上高三四尺，右池水四道，上噴高四五尺。左右另築有小方窖，設機竅，用水四散噴注，以灌溉竹木」[32]。按照現今的算法，水道的高度應該超過了十幾米, 想必頗為壯觀。除此之外，「園內中大桃如碗，小瓜如蠶大味美」[33]，這些前所未見的瓜果對像黃表這些江南文人來說，是非常新奇的。另外，談遷所說的「池水噴注如趵突」和黃表所見的水道，應該還不是一回事，後者估計類似法國凡爾賽宮中阿波羅的噴泉。[34]
圖11
乾隆中期，此類西洋水法也曾見於民間，可見流傳之廣。乾隆二十二年（1757），徐履安（生卒不詳）曾就揚州一處私人園林寫到：
…作水法，以錫為筒，一百四十有二，伏地下，上置木桶，高三尺，以羅罩之，水有錫筒中行至口，口七孔，孔中細絲盤轉千餘…由機而坐，使水高與簷齊，如趵突泉，即今之水竹居也[35]。
「趵突」二字，就是當時中國文人對西洋噴泉的最直觀感受。事實上，造園中水法的運用，中國自古就有。北堂的韓國英曾向歐洲介紹過北宋司馬光（1019-1086）的「獨樂園」，其中就有一個「弄水軒」，和西堂的「玩瀾亭」有異曲同工之處，前者把水從軒南用暗渠引入，分五股注入室內方池，曰「虎爪泉」；而後用暗渠引水向北，注入庭院有如象鼻，再分為二明渠環繞庭院，最後在西北角匯合。[36]中式和西洋水法的唯一的差別，在於前者利用重力，後者採用機械或人力。黃表所見到的水法，有鐵輪、銅竅，並連通水井，和明代鄧玉函等人所著的《遠西奇器圖說》卷三中的恒升式的引水方式類似〔圖10〕，區別在於用機械驅動而已。[37]晚明以後，歐洲文藝復興以來的各種知識逐漸通過譯介的方式進入中國。到清初時，北京的耶穌會圖書館已藏有多卷關於園藝、農學、植物學以及水力學的著作。[38]除《泰西水法》[39]（1612）和《遠西奇器圖說》（1627）外，西堂圖書館當時還藏有André Félibien (1619-1695) 的Description de la grotte de Versailles(1676 Paris)[40]以及Georg Andrea Böckler (1617-1687) 的Architectura Curiosa Nova (Nürnberg 1664)。其中Böckler的水力著作涵蓋了當時最全的歐洲水法和花園則例，該書卷二中有兩例非常類似黃表所見到的噴泉和水道〔圖11、圖12〕[41]，相信為當時西堂水法的設計提供了一定的參考。
圖12
圖13
圖14
圖15
有意思的是，Böckler的著作不僅被用於西堂的水法建設，還連同其它西洋奇器，用於展示。朝鮮人李器之（1690-1722）是少數幾個早期來京的燕行者，他於康熙五十九年（1720）在西堂見到四張銅板插畫。經比對，相信這些插畫出自于Böckler的水法則例（卷二）。對其中一張他做了如下生動的描繪：「花木中有石頭，假山高數丈，而上顛湧水二三丈，四散如珠如霧，亂散於花卉，若細雨輕霖」〔圖13〕。[42]另外三張，他稱之為「西洋大家花園內戲法」，包含了三種當時歐洲宮廷及貴族宅院所用的噴泉及水法樣式：
又有石坮銅盤數十層，若塔狀，其下平地繞塔有四龍頭，水自龍頭湧起數丈，落於坮腰銅盤，而其水卻自塔顛之旁湧出，射天折而下散落於十層銅盤，若罩輕轂。又有水自三層顛湧而出，細布簷端而下，四面作水簾。又有浴室，水自屋樑散下，若細雨，室中人作浴狀…[43]
圖16
李器之的描繪和Böckler書中的三則插圖極為相似〔圖14-16〕。[44]不難想像，他應該不是當時唯一見到這幾幅銅版畫的人，很有可能乾隆皇帝後來也是因為看到這套銅版畫，才萌生了建設西洋樓水法的念頭。從時間上看，李器之的描述與清代皇家造園中最早的西洋水法應用僅八年之隔，可想其中必然存在著某種聯係。[45] 在《圓明園四十景圖冊》中，乾隆就建於雍正五年的〈水木明瑟〉中的扇屋題寫道：「調寄秋風清，用泰西水法，引入室中，以轉風扇。泠泠瑟瑟，非絲非竹，天籟遙聞，林光逾生淨綠」[46]，雖未成景觀，但為景區增添了不少奇趣之味。[47]雍正五年，〈西峰秀色〉〔圖17〕的假山中設人工瀑布，乾隆後題匾曰「小匡廬」，曰：「怪石蒼龍似，飛泉玉練如...掛為瀑布寒」，其水法裝置複雜，包含了多個金屬及牛皮部件，如紅銅葫蘆底子、鐵軸、銷子、護眼、戳鐵、壓杆、箍、銅絹幪、白秋毛氈、黑春毛氈等。[48]此外，在圓明園西洋樓建設以前，長春仙館、玉玲瓏館、思永齋以及涵秋館等，皆設有西洋水法，有方池、疊石和水柱，和西堂東堂之所見，大同小異。
圖17
此外，除水法外，西洋水力灌溉系統也是燕行者們的關注對象。乾隆中期抵京的洪大容指出，東堂當時還有用機械取水灌溉的葡萄園：
雲台下庭廣十數畝，築磚為柱，長丈餘，上有十字通穴，遍庭無慮百數。蓋春夏上施竹木務葡萄架，柱旁往往聚土如墳者，葡萄之收藏也。庭東有屋數間，中有井，井上設軲轆，旁拖橫尺木牙輪，平轉如磨…機輪一轉…人不勞而水遍於溝坎…[49]
這種取水系統非常類似《奇器圖說》中「取水第三圖」，並與西堂花園中恆升車的供水方法一致：即採用機械從井中導水，再使用機竅噴水或導流，應用於溝渠灌溉技術，唯一不同在於後者採用的是手動輪機取水。[50]
綜上所述，西堂未園的水法應該始於湯若望時期，後由閔我明加以改造並增設水道。到康熙十五年左右，西堂花園已成規模，並包含了觀賞性水法、實用性灌溉噴水裝置以及果園。在水法的設計上，傳教士們有可能參考了當時歐洲的園藝及水法著作，比如Böckler的Architectura Curiosa Nova中的樣式。相比之下，東堂的葡萄園和水利灌溉系統成型的較晚，應是十八世紀初天主堂擴建後的產物。作爲來京文人以及朝貢者必去的天主堂，西堂和東堂是當時北京西學的中心，而它們的花園空間為展示和傳播歐洲文藝復興知識（如機械學、水力學和園藝學）提供了重要的平臺。除此之外，它們在水法使用、果園種植和水力灌溉方面為當時清代皇家造園提供了早期的實驗空間。
北堂植物學和清宮西洋花卉
晚明以來，歐洲對中國植物學的興趣隨著蔔彌格（1612-1659）《中國植物志》(Flora Sinesis, Vienna 1656) 的問世而與日俱增。[51]但這個時期的植物學研究大多伴隨著對藥學的興趣，比如鄧玉函（1567-1630）未出版的手稿Plinius Indicus,　就涵蓋了以藥用植物學視角所觀察的近五百種東亞植物。[52]之後，隨著北堂圖書館的建立，西洋植物學和園藝學的著作逐漸進入中國，並通過北堂花園，以另外一種極爲直觀的方式向中國人展示著文藝復興以來的知識成果。
在北堂眾多的藏書中，關於西洋園林植物及種植本身的著作，當時也是收藏的重點。這些書中涵蓋了法、意、德、英等多囯的造園傳統，比如當時可以見到Marco Bussato關於樹木修剪嫁接的Giardini di agricoltura (Venice 1599) 、Basilius Besler (1561-1629)的藥用及園藝植物學著作Hortus Eystettensis (1613)以及英國植物學家John Hill (1714-1775) 的園林植物學指南Eden, or a compleat Body of Gardening…(1757) 。[53]這些書籍相信在北堂花園以及後來圓明園西洋樓的建造過程中都起到了很多實際作用。另据考證，John Hill的著作應該在1767年以前就抵達北京，而乾隆似乎也對這本涵蓋大量西洋園藝植物的書籍饒有興趣。他曾在1767年下令不諳英文的蔣友仁，在英文字典的幫助下翻譯該書中插圖西洋花卉的名稱，其對此書的喜愛程度可見一斑。[54]
事實上，北堂中的傳教士有許多就是植物學傢，比如前文提到的杜德美。而早在雍正元年（1723），北堂傳教士巴多明（1663—1741）就曾在寫給法國科學院的信中報告了中國園林中的植物：
...中國的園子裡沒有海索草、鼠尾草、牛至、琉璃苣、歐芹、歐百里香、水田芥、羅勒、原野上無熏衣草，樹林裡也無鈴蘭；而在數量繁多的花中則見不到鬱金香、長壽花和晚香玉。後面這些花中，我們只能見到從歐洲運到北京的幾種，他們絲毫沒有退化。我在御花園裡見過兩隻小花盆：一盆載的是芸香，另一盆是印度運來的小月桂樹，但它們都死了。[55]
巴多明的描述，證明了北堂傳教士直接參與了歐洲花草的培育。換句話說，至少在雍正時期，北堂南首花園就曾被用於培植歐洲植物（如〈康熙圖〉所見，或许更早）。而在他死後不久，北堂傳教士湯執中（1706-1757）接替了他的工作。湯執中當時是法國皇家植物園的成員，乾隆五年來京後，曾在北堂南首的jardin以及阜城門正福寺傳教士墓地進行實驗栽培，並在乾隆的授意下採集觀察了許多中國特有的花木。[56]通過和法國植物學家及Jardin du Roi的館長Bernard de Jussieu(1699-1777) 及其兄弟Antonie de Jussieu (1686-1758) 的交往，湯執中還和當時英國當時著名的Oxford Botanic Garden 以及Chelsea Physic Garden建立了聯繫。[57]在巴黎的Muséum national d’histoire naturelle，至今還保存著由湯執中收集並建立的植物標本舘。[58]除此之外，他還在北京買了中國植物的圖片以及訂購了《本草綱目》的插圖，用於私人研究。[59]
乾隆七年（1742）湯執中曾給Bernard de Jussieu寄了一個清單，上面列舉了他當時所需要的花卉，這些花卉包含了原生於歐洲地中海以及南美的不同植物，其中有「不同顔色的虞美人（pavot）、鬱金香（tulipes）、毛茛（renoncules）、銀蓮花（anémones）、報春花（oreilles d’ours）、不同品種的水仙和百合（oeillets）、羅勒（petit basilic）、黑種草（jonquilles）、西番蓮（fleur de la passion）、耬鬥菜（lʼancolie）、黑種草（la nigelle ou nielle）、羅布麻(lʼapocin du Canada)、矢車菊(le bleuet)、大小旱金蓮(capucine petite et grande)、紅穗鐵莧(chenilles ou scorpioïdes)、花倍母(couronne impériale)、不同種的紫花苜蓿(luzernes)、鼠尾草(pié d’oiseau)、藍盆花(scabieuses)、纈草(valériane)、一枝黃花(verge dorée)等」[60]。通過比對可以發現，訂單中的這些花卉，比如鼠尾草和羅勒都是當年巴多明所提到北京沒有的品種。它們中的一些有可能抵達了北京，並首先進入了北堂。
圖18
這點可以在湯執中同年寄給Jean-Marie-Joseph-Claude Rondeaux de Sétry (1720-1805) 的一封信中得以證實，他寫道：「在我們這的一個園子以及我們的（正福寺）墓地進行採集，這也是我收集少量種子的地方；這些是少量罕見的品種，和歐洲的並無區別」[61]。信中說的「園子」，應該就是北堂南首的jardin，〈乾隆京城全圖〉〔圖2〕中南邊的大片空地應該就是這塊地方。據考證，湯執中當時通過de Jussieu兄弟的關係，聯係到英國的種子商人Peter Collison (1694-1768)，並從南美洲獲得含羞草種子後，在北堂開始培育。[62]郎世寧有一幅〈海西知時草〉〔圖18〕，畫的就是湯執中在這期間所培植的含羞草，其御題詩曰：「西洋有草…其貢使攜種以至，歷夏秋而榮，在京諸臣因以進焉」。[63]　而正是這些罕見的西洋花草，後來被呈送給乾隆並成爲湯執中進入御花園工作的敲門磚。
圖19
幾年後，余省於丁丑小春，即乾隆二十三年（1757）恭繪《海西集卉》一冊，共記錄有西洋植物八種，有「檀羅結」、「朝陽鳳」、「瑞珠盤」、「曉雲酣」、「茜秋霞」、「鏤金英」、「白香芸」和「紫香芸」，從時間上看，相信應該出自這個時期湯執中之手。[64] 通過觀察於敏中（1714-1779）所写的文字，可以發現這些花草應該是由法國人（比如蒋友仁）或通晓法语的人向其提供了花卉的法語學名及描繪。除圖二「朝陽鳳」外，左文一律由「洋名」開篇，然後是中文音譯的西文學名以及顔色，然後是對花色、葉以及香味所進行的描繪，中間偶爾會與某種中国同類植物進行比對。但「檀羅結」顔色為「葉橢」，文中補充到「花正黃，似萬壽菊」，應該为英文的yellow，和法语无关；其它幾開均根據法文名稱音譯，如「曉雲酣」和「茜秋霞」中出現「魯日」，即法語中紅色（rouge）的音譯；又如「瑞珠盤」和「白香芸」是「不朗」，即法語中blanc，就花的顔色來看，應該是指茶色或白色的意思。最後一開「紫香芸」為「委也列」，即violette ，因「蒂作紫色也耳」。值得注意的是，冊頁中的「瑞珠盤」和「曉雲酣」洋名分別為「安尼麻尼」，即湯執中向Bernard de Jussieu索要的銀蓮花（anémones）。此外，第二開的「朝陽鳳」洋名為「嘎不癢」〔圖19〕，也就是湯執中清單中的大小旱金蓮(capucine petite et grande)。[65]
圖20
那麽，北堂花園在清宮和歐洲植物園的交流中扮演著什麽樣的角色呢？湯執中過世後，韓國英接替了其對植物學的研究，並繼續將風乾的中國植物及花草的種子寄往歐洲。[66]但是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這些西洋花草應該就是在北堂進行培育後再進貢給乾隆或移植到圓明園的。如〈聖心圖〉所見，天主堂前院的花圃內種滿了各式花草，其中就包括原產於歐洲的白色虞美人、銀蓮花、鈴蘭〔圖20〕及百合，這些相信都是當年湯執中通過de Jussieu兄弟及其它中間人所得。而图中对花卉模写之细致，似乎也是绘画者有意为之。因此，相比西堂（南堂）和東堂，這個時期的北堂似乎更具備著科學植物園的特徵，並通過進貢西洋花卉这一職能和清宮有著極爲緊密的關係。此外，它不僅是清宮西洋花卉種植的試驗場所，還通过杜德美、巴多明、汤执中以及韩国英等幾代人的努力，成为了北京聯係歐洲乃至世界植物學的重要紐帶。
三、身份、王權以及北堂花園的政治意象
中西造園的法則和美學，體現了不同文化中人對自然的不同態度。對耶穌會士來說，造園是人文主義思想的物質化表現，它同時代表了一個文明和基督教化的世界。[67]在整個十五和十六世紀，私家造園成為風尚，歐洲王室和新興貴族爭相斥資營造，比如義大利Fiesole 的Villa Medici （1451-1457）以及位於Tivoli的Villa d’Este（1560-1670）就是當時文藝復興階梯花園中的代表作。花園空間都採用了中軸對稱，運用了大量幾何紋樣的花圃，為後來的矯飾主義和巴羅克造園奠定了基礎。這些早期的造園實踐，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也影響著耶穌會的花園設計。作爲歐洲知識階層代表，耶穌會的會院多由王室資助，所以形制上大多繼承了宮廷和貴族造園的模式。前文中北堂韓國英所說的La Flèche耶穌會學校，就是由法王亨利四世（Henri IV,1572-1610）於1604年建造。作爲「亨利大帝皇家學院」，La Flèche會院有著極強的王室屬性，它是當時繼巴黎「路易大帝皇家學院」(Louis-le-Grand)之后，法國最重要的耶穌會學校。該學校所培養的眾多傳教士中，最後有很多去了中國和美洲，並成爲法國王室在這些地區的代言人。[68]1650年後，La Flèche 會院在王室的持續贊助下，逐漸成為歐洲的學術和都會文化中心，並吸引了來自世界各地的學者。當時許多從北堂寄出的信件，就是寄往La Flèche的。因此，我們不難想象北堂和王室的關係之親密。
圖21
圖22
根據會院設計者Étienne Martellange （1569-1641）所作的铜版画〔圖21〕，La Flèche 的會院參考了文藝復興時期的代表性園林建築——Château de Bury（1511-1524）的空間設計，它包含了三種不同類型的花園空間。其中一個是當時「用於冥想的庭院或花園」[69]（Area Collegy），院中設有一座小型中央噴泉和六塊花圃。到十八世紀的時候，庭院間改為田字形四塊花圃，整體形制和乾隆五年後的北堂相差無幾。另外，會院主體建築以北還有一個「王室苗圃」（horti Rogy），包含十六塊形態各異的織綉紋花镜（parterres de broderie），它們被修剪成複雜並互相交織的幾何圖形，四塊為一組。功能上，這種花镜公園（parterre garden）不僅展現了其擁有者對數學、幾何和透視的理解，還在很大程度上被用作社會公共空間以及舞臺。[70]除此之外，La Flèche延續了Bury的文藝復興式的中軸設計，其庭院的中央噴泉與院內建築立面的中軸一致，該中軸自南向北延伸過河后，經過花圃園的中央噴泉〔圖22〕，順著種植園（Parc）東牆一直到北面的出口。這大片的種植園包含了不同種類、以放射紋樣（patte d’oie）排列的林木，功能上和花圃園類似，並帶有強烈的幾何學興趣。
圖23
這種以功能區分的多重花園空間，雖叫法不一，但在當時很多的耶穌會院都能見到。郎世寧來華之前所停留的葡囯科因布拉耶穌會會院就將其花園分為「庭院苗圃」(Atria) 和「花園」(Horti)，[71]它們分別對應北堂的parterres和jardin。多重花園空間的概念其實最早源自Villa Medici的階梯花園，傳入法國後，首先在Château de Blois的設計上得以運用〔圖23〕。其主要特點是應勢造景，將花園、苗圃及種植園建在多個平面上，通過建築延伸、造景和階梯的使用，使觀者可以從多重視角觀看花園的不同部分，比如花镜多用於冥想或社會活動，而花镜公园用於在階梯或露臺上俯視，jardin或者parc 則須站在中軸上的高臺上遙望。因此，Blois不僅繼承了文藝復興中的中軸對稱美學，還融合了Villa Medici的多重花園空間概念，為當時歐洲的耶穌會花園──比如La Flèche的花園設計──建立了範式。
十六世紀下半葉，歐洲王室因貿易而垂涎東方，他們的野心和急於探索東方的耶穌會傳教士們不謀而合。在傳教士的眼中，未播福音之地無異於荒原，而造園則是依人之意志，規整、重塑並再造自然；它們不僅是包含了那個時代對幾何和美學的認識，更是人文主義精神的體現。因此，傳播福音和人文主義精神，通過造園來造就一個秩序的、文明和神聖的人間伊甸園成爲傳教的首要目標。對此法國耶穌會士Pierre Biard (1567-1622) 明確指出：「福音之重，未過荒地造園」[72]。然而，耶穌會的花園設計不僅受到當時世俗花園，也受到其自身對園林態度的影響，而逐漸轉向符號和象徵層面。先是Sebastino Serlio (1475-1554) 在其建築論著中提出了多個理想化的花镜範本；接著，這些原先用於天頂裝飾的圖案，便很快進入到園藝領域，受到了造園家們的追捧。[73]而這個時期的歐洲花镜設計大多還和Andrea Palladio (1508-1580) 所追求的人文主義精神一樣，以簡單幾何圖案追求對稱和秩序美，並沒有過多的涉及隐喻及符號含義。[74]
圖24
然而，這種趨勢很快就在法國耶穌會士Louis Richeôme (1544-1625) 的推動下走向終結。Richeôme曾以羅馬耶穌會院Sant’ Andrea al Quirinale為例，在其著作La peinture spirituelle (1611) 指出了中央噴泉的符號含義，並將其臺階花園比作「人間伊甸園」。[75]1633年，英國耶穌會士Henry Hawkins (1577-1646) 在他的Parthenia sacra中，將院牆和噴泉列為「人間伊甸園」的基本構成元素，並將此類花園稱之為「心靈花園」(Mental Garden) ，用來敬獻給純潔的聖母。[76]1633年，義大利耶穌會士 Giovanni Battista Ferrari (1584-1655) 受Richeôme符號闡釋的影響，出版了一部百科全書式的園藝著作De florum cultura，書中對當時五種基本花圃平面圖案作了詳細的注解。就方形花園(square garden) 為例〔圖24〕，Ferrari寫道：「造永固之城（耶路撒冷）於園之界，化天堂之美為四分，以效淨土於凡塵，為人所幸也」[77]。至此以後，耶穌會花園的意義層面在很多園林著作中都被提到，並成爲其造園最爲重要的特色。
圖25
實際上，田字花镜（parterre de compartiment）並非Ferrari所創，而最早來自於中亞帖木爾王朝的田字花園(quadripartite garden) 傳入歐洲後，恰逢哥倫布發現美洲，所以常被用在植物園中象徵四大洲。[78]舉1545年所建的義大利Padova 植物園（Hortus Simplicium）〔圖25〕為例，園中田字圖案就代表著四大洲，其中匯集著各國各地區的花卉植物，不僅展現對藥用植物學和自然的興趣，還顯示建造者的政治影響力。[79]1591年，Padova 植物園的圖案被作爲範例，收入當時威尼斯的出版物中。[80]1629年，英國植物學家John Parkinson (1567-1650)又將Padova的四個花圃的圖案納入了他的Paradisi in Sole, Paradisus Terrestri etc.，一本那個時代最具影響力的植物學著作之中。[81]這些園藝著作的相繼問世，使這種以帕多瓦植物園為代表的「權力美學化」觀念，在當時逐漸成爲一個普遍的現象。因此，在Bury的個案中，「人間伊甸園」和法國國王跨越四海的權力很自然地就被結合了起來。[82]這種雙重的隱喻，不僅能在十七世紀的法國王室園林中（比如Château de Fontainebleau的Grand Parterre中）得以體現，還在一系列（由王室贊助的）耶穌會花園，比如La Flèche以及王致誠和湯執中停留過的Roanne和Dole耶穌會會院中見到。
重新审視北堂的花園空間，可以發現，康熙時期的方池噴泉僅為點綴，除南首的jardin外，並無系統的造景，所以當時北堂与耶穌會的符號花園並無太大聯係。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可能是北堂當時並沒有熟悉園藝和建築的人。隨著時間的推移，一批像王致誠、湯執中以及蔣友仁一樣精通繪畫、植物學和園藝的耶穌會士陸續抵達北京，於是建設一個和La Flèche一樣的耶穌會花園，終於成爲了可能。乾隆五年前後，北堂花園在jardin的基礎上增加了和天主堂中軸一致的花镜以及象徵雕塑的樹木造景，並被轉化為用於展示人文主義知識和精神（花卉、植物、幾何和透視）的社會公共空間。然而，選擇建造這麽一個充滿人文主義精神的西洋花園（特別是花镜這個社會公共空間）是和耶穌會花園自身的意义层面及其所表達的(法國) 身份密切相關的，而非一個偶然或隨意的舉動。[83]不難想像，花園的誕生為當時處於教會激烈競爭中的北堂增添了重要的砝碼。幾年後，北堂的傳教士又再次被乾隆委以重任，在西洋樓内參與水法以及花園造景的建設，相信這一切並不是毫無關係的。
結論：作爲公共空間和知識中心的北堂花園
耶穌會花園在中國園林史上經常被提及，但其形制和功能卻因材料的缺乏而時常被忽略。實際上，除南堂（西堂）和東堂外，北堂花園是十八世紀北京最為重要的西洋花園，它的誕生不僅是耶穌會花園傳統的延續，更是人文主義精神東傳的重要物質證據。通過對文本及圖像材料的比對和考證，可以得知，北堂花園始建於十八世紀初期，當時除去Jardin 外，其中僅有方池、疊石和噴泉點綴。而這個時期的西堂已有多個水法裝置，是朝鮮燕行者爭相參觀的西學中心，它在很大程度上為雍正時期圓明園的水法設計提供了早期的實驗空間。隨著湯執中等人的到來，北堂終於在乾隆五年前後增加了花镜，並將其花園空間轉化為集培植和展示花卉植物、交流植物學以及園藝學的場所。
在這段期間，湯執中不僅在北堂花園中觀察並研究中國植物，為歐洲建設了最早的中國植物標本庫，還通過進貢西洋花卉，將歐洲文藝復興以來的植物學知識以一種非常直觀的方式帶入清宮，使北堂花園一度成爲北京最重要的公共空間和文藝復興知識中心，進而成爲北京連接歐洲乃至世界植物學、園藝學和自然科學的紐帶。在風格和形制上 ，北堂花園繼承了以La Flèche爲首的法式巴洛克花園理念，它不僅僅是一個西洋花園在北京的移植和再造，更是一種直觀的、啓蒙主義式的表達，並以它獨特的方式影響著那個時代人們對自然的看法。
致谢：天主教辅仁大学历史系张省卿教授、比利時天主教魯汶大學南懷仁中心Noël Golvers博士、帕多瓦大学美术史研究所王可萌、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馆蔣方亭博士以及上海博物馆书画处顔曉軍博士對本文有貢獻。
【引用書目】
傳統文獻
巴多明，〈巴多明神父致法蘭西科學院諸位先生的第二封〉，收入杜赫德（編）、鄭德弟等（譯），《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鄭州：大象出版社，2005，頁313。
Böckler, Georg Andrea. Architectura Curiosa Nova, 4 vols., Nürnberg: Paul Fürstens, 1664.
鄧玉函（口述）、王徵（繪），《奇器圖說》，重慶：重慶出版社，2010。
杜德美，〈1704年8月20日，在華耶穌會傳教士杜德美神父致本會洪若翰神父的信〉，收入：杜赫德（編）、鄭德弟等（譯），《耶穌會士中國書信簡集：中國回憶錄》上卷，第2冊，鄭州：大象出版社，2005，頁3。
Félibien, André. Description de la grotte de Versailles, Paris: Imprimerie Royale, 1679.
Ferrari, Giovanni Battista. De florum cultura,Roma: S. Paulinus, 1633.
Hallerstein, Augustin. “Augustin Hallerstein to Joseph Ritter S.J., November 1, 1743 in Beijing,” in Joseph Stöcklein et al, Welt-Bott, vol. 5, no. 681, Augsburg, Grätz: In Verlag Philips, Martins, und Joh. Veith seel. Erben 1726-1758, 76.
韓囯英，〈耶穌會傳教士尊敬的韓國英神父致某先生的信（某年6月11日於北京）〉，收入杜赫德（編）、鄭德弟（譯），《耶穌會中國書簡集》，第四卷，鄭州：大象出版社，2005，頁1。
弘曆（清），《高宗御制詩初集》，卷一，清代光緒二年刊本。
洪大容，《湛軒燕記》，收入《燕行錄選集》，卷一，首爾：韓國民族文化促進會，1989，頁315-316。
黃伯祿，《正教奉保》，上海：慈母堂重印本，1894。
金景善，《燕轅直指》，收入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七十一冊，汉城：东国大学出版社, 2001，頁282。
李器之，《一菴燕行日記》，收入復旦大學、成均館大學（編），《韓國漢文燕行文獻選編》，卷十三，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頁21-13。
李斗，《揚州畫舫錄》，卷十二，北京：中華書局，2001。
李祖白（清），《天學傳略》，收入吳相湘（編），《天主教文獻東傳》，臺北：學生書局，1965。
Rochemonteix, Camille de. Un collège de Jésuites aux XVII & XVIII siècles: le collège Henri IV de la Flèche, vol.3, Le Mans: Leguicheux, 1889.
Schall von Bell, Johann Adam, Von Mannsegg, Ig. Sch. (trans.). Geschichte der chinesischen Mission unter der Leitung des Pater 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Wien: Mechitaristen-Congregationsbuchhandlung, 1834.
熊三拔（口述）、徐光啟（譯），《泰西水法》，六卷，北京，1612。
徐浩修，《燕行紀》，收入《囯譯燕行錄選集》，卷九，首爾：民族文化促進會，1976，頁105。
于敏中（清），《欽定日下舊聞考》，收入《筆記小說大觀》，卷四九，臺北：新興書局，1987。
近人論著
Basto, João. “A contribuiçã portuguesa para as duas primeiras igrejas da Companhia de Jesus construídas em Beijing no Século XVII,” Revista de Cultura, Macau: Instituto Cultural do Governo da R.A.E. de Macau, 2:1987, 40-45.
Bernard-Maitre, Henri, ed. Un correspondant de Bernard de Jussieu en Chine:Le Père Le Chéron d'Incarville, missionnaire français de Pékin d'après de nombreux documents indédits, Paris: J. Peyronnet, 1949.
Bretscheider, Emil. Early European Researches into the Flora in China, Leipzig: Zentral-Antiquariat der Deutschen Demokratischen Republik, 1962.
Brix, Michael. Der Barockgarten: Magie und Ursprung; André Le Nôtre in Vaux-le-Vicomte, München: C.H. Beck, 2014.
查時傑，〈湯若望與南堂〉，載《台大歷史學報》，第十七期，1992，頁287-314。
陳同濱，〈南堂緣起考〉，載《第三次中國近代建築史研究討論會論文集》，北京：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1991，頁50。
Chiu, Che-bing. “Vegetal Travel. Western European Plants in the Garden of the Emperor of China,” in Petra ten-Doesschate Chu and Ding Ning, eds. Qing Encounters: Artistic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Los Angeles: Getty Research Institute, 2015, 95-110.
祝平一，〈金石盟——〈御制天主堂碑記〉與清初天主堂〉，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75本，第二分，2004，頁390-392。
Collani, Claudia von. “'Jingtian’: The Kangxi emperor’s gift to Ferdinand Verbiest in the rites controversy”, in John W. Witeked.Ferdinand Verbiest (1623-1688): Jesuit missionary, scientist, engineer and diplomat, Nettetal: Steyler, 1994, 353-470.
Collani, Claudia von. “Thomas and Tournon − Mission and Money', in W. F. Vande Walle, Noël Golvers, eds. The History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Low Countries and China in the Qing Era (1644-1911), Leuven: Leuven University Press, 2003, 116-117.
Collani, Claudia von. “French Jesuits,” in Nicolas Standaert, ed. Handbook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vol. 1, Leiden, Boston, Köln: Brill, 2011, 313-316.
Creveiro, Maria de Lurdes et al. The New Cathedral Coimbra, Coimbra: Regional Board of Culture, 2012, 38-39.
Davidson, Peter. “The Jesuit garden”, in John W. O’Malley et al. The Jesuits II: Cultures, Sciences, and the Arts, 1540-1773,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02, 86-107.
Golvers, Noël. Library of Western learning for China: Circulation of Western Books between Europe and China in the Jesuit Mission (ca. 1650-1750), Leuven: Ferdinand Verbiest Institute, 2015, chapter 5.4.28.
Engel, William E. “Mnemonic Criticism & Renaissance Literature: A Manifesto,” Connotations 1.1 (1991), 18.
方豪，《中西交通史》，第二冊，上海：新華書店，1987。
Golombek, Lisa. “From Timur to Tivoli: Reflections on Il Giardino all’Italiana,” Muqarnas(25:2008), 243-254.
顧衛民，《基督宗教藝術在華發展史》，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5。
Hansmann, Wilfried. Das Gartenparterre. Gestaltung und Sinngehalt nach Ansichten, Plänen und Schriften aus sechs Jahrhunderten, Worms: Wener, 2009, 26-27.
賈珺，〈圓明三園中的水法景觀探析〉，載《西部人居環境學刊》，2013年第6期，頁78。
Kilpatrick, Jane. Gifts from the Gardens of China: The Introduc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Garden Plants to Britain 1698-1862, London: Frances Lincoln Limited, 2007.
Hawkins, Henry. Parthenia sacra, Menston: Scolar Press, 1971.
Métailé, Georges. “Botany,” in Nicolas Standaert, ed. Handbooks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vol. 1, Leiden, Boston, Köln: Brill, 2001, 804-805.
黃時鑒, 〈朝鮮燕行錄所記的北京天主堂〉，載《韓國學論文集》第八輯，杭州：浙江大學韓國學研究所，1999, 頁152-167.
劉輝，〈康熙朝洋畫家：傑凡尼·熱拉蒂尼——兼論康熙對西洋繪畫之態度〉，載《故宮博物院院刊》，2012年第2期，頁28-42。
劉輝，《歐洲淵源與本土語境》，北京：中央美術學院博士論文，2013, 61-65。
劉香,《朝鮮赴京使臣的西洋認知(17-19世紀) — 以《燕行錄全集》為中心》，瀋陽：東北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3，頁21。
Livingstone, David N. Putting Science in Its Place: Geographies of Scientific Knowledge,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3, 52.
Métailé, Georges. “À propos de quarte manuscripts chinois de dessins de plantes,” in Arts Asiatiques(53:1998), 32-51.
祁慶富、金成南，〈清代朝鮮使臣與圓明園〉，載《清史研究》，第三期，2005年8月，頁96。
Ravel, Jeffrey S. The Contested Parterre: Public Theater and French Political Culture, 1680-1791, Ithaca,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9.
Reil, Sebald. Kilian Stumpf (1655-1720): Ein Würzburger Jesuit am Kaiserhof zu Peking, Münster: Aschendorff, 1978.
Rinaldi, Bianca Maria. The “Chinese Garden in Good Taste:” Jesuits and Europe’s Knowledge of Chinese Flora and Art of the Garden in the 17and 18Centuries, München: Meidenbauer, 2005.
Sayre, Meridith Beck. Cultivating Soils and Souls: The Jesuit Garden in the Americas, Burnaby: B.A. thesis, Simon Fraser University, 2005.
Väth, Alfons. 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S.J.: Missionar in China, kaiserlicher Astronom und Ratgeber am Hofe von Peking, 1592-1666: Ein Lebens- und Zeitbild, Nettetal: Steyler Verlag, 1991.
Visentimo, Margherita Azzi. L’orto botanico di Padova e il giardino del Rinascimento, Milano: Ed. Il Polifilo, 1984.
Walravens, Hartmut. “Der Jesuit Michael Boym (1612–1659) und seine Flora sinensis,” in Ingrid Kästner et al., eds. Erkunden, Sammeln, Notieren und Vermitteln – Wissenschaft im Gepäck von Handelsleuten, Diplomaten und Missionaren, Aachen: Shaker Verlag, 2014, 289–306.
Wang, Lianming. “Church, A Sacred Event and the Visual Perspective of an ʻEtic Observerʼ: An Eighteenth-Century Chinese Western-Style Painting held in the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in Rui Oliveira Lopes, ed. Face to Face: The Transcendence of the Arts in China in Beyond, vol.1, Lisbon: University of Lisbon, 2014, 182-213.
王廉明，〈巴黎藏清人無名款《聖心圖》考析〉，載《藝術史研究》，第十六輯，廣州：中山大學藝術史研究中心，2014，頁309-343。
王廉明，〈正畫天形：郎世寧對北京天主堂的貢獻〉，載《故宮文物月刊》，第393期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5年12月，頁30-31。
吳豔玲，〈淺析北京天主教東堂的建立及其意義〉，載《浙江海洋學院學報》（人文科學版），第29卷第2期，2012年4月，頁54-57。
Wittkower, Ruldof. Grundlagen der Architektur im Zeitalter des Humanismus, München: C.H. Beck, 1969, 60-62.
向達（編），《中西交通史》，上海：上海書店，1966。
杨乃济，〈《乾隆京城全图》考略〉，载《故宫博物院院刊》，第3期，1984年，頁8-24。
余三樂, 《中西文化交流的歷史見證——明末清初的北京天主教堂》，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
張復合，《北京近代建築史》，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4。
周維權，《中國古典園林史》，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0。
Zou, Hui. “The jing of a perspective garden,” in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Gardens & Designed Landscapes: An International Quartely, 22:4 (June 2002), 317-320.
網路論文與資料庫
Database of Korean Classics, The Institute for the Translation of Korean Classics, Soul.
賴毓芝，〈由郎世寧《海西知時草軸》看歐洲植物學網路在清宮〉，載《數位文化電子報》，第21期，2015年3月16日。
書同文古籍數據庫《韓使燕行錄》，北京。
[1]德國傳教士紀理安（Kilian Stumpf，1655-1720）曾短暫居住在北堂，他曾在書信中多次提及法國傳教士和其他國籍傳教士之間的矛盾，對此參見：Sebald Reil, Kilian Stumpf (1655-1720): Ein Würzburger Jesuit am Kaiserhof zu Peking(Münster: Aschendorff, 1978), 77-79; 以及Claudia von Collani, “French Jesuits,” in Nicolas Standaert (ed.), Handbook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vol. 1, Leiden, Boston, Köln: Brill, 2011), 313-316.
[2]1723年遣使會傳教士德理格（Teodorico Pedrini, 1670-1746）於西直門內建天主堂後，西堂改稱為南堂。
[3]葡王對北京兩所天主堂建設的貢獻，參見：João Basto, “A contribuiçã portuguesa para as duas primeiras igrejas da Companhia de Jesus construídas em Beijing no Século XVII,” Revista de Cultura(Macau, 1987), 40-45.
[4]關於西堂（南堂）的歷史沿革，中文著作中紕漏較多，本文以方豪《中西交通史》（上海：新華書店，1987，第二冊，頁932-935）為準，並參考祝平一，〈金石盟——〈御制天主堂碑記〉與清初天主堂〉，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75本，第二分，2004，頁390-392）；以及查時傑，〈湯若望與南堂〉，載《台大歷史學報》（第17期，1992，頁287-314）。
[5]于敏中（清），《欽定日下舊聞考》，收入《筆記小說大觀》(臺北：新興書局，1987年6月)，卷四九，頁779~780。
[6]黃伯祿，《正教奉保》（上海：慈母堂重印本，1894），頁25。
[7]關於湯若望獲清室補償土地一事，中文文獻較少提及，對此參見：Alfons Väth, 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S.J.: Missionar in China, kaiserlicher Astronom und Ratgeber am Hofe von Peking, 1592-1666: Ein Lebens- und Zeitbild(Nettetal: Steyler Verlag, 1991), 148.
[8]李祖白（清），《天學傳略》（1644），收入吳相湘（編），《天主教文獻東傳》（臺北：學生書局，1965），頁1065。
[9]東堂的簡史和功能，參見：吳豔玲，〈淺析北京天主教東堂的建立及其意義〉，載《浙江海洋學院學報》（人文科學版，2012年4月，第29卷第2期），頁54-57。
[10] 張復合，《北京近代建築史》（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4），頁38-39。
[11]就聶雲龍參與北堂新堂的裝飾活動，參見：劉輝，〈康熙朝洋畫家：傑凡尼·熱拉蒂尼——兼論康熙對西洋繪畫之態度〉，載《故宮博物院院刊》(2012年第2期)，28-42；以及：劉輝，《歐洲淵源與本土語境》(北京，中央美術學院博士論文，2013), 61-65.
[12]就借貸修堂一事，中文論著裡鮮有談及，對此參見：Claudia von Collani, “Thomas and Tournon − Mission and Money', in W. F. Vande Walle, Noël Golvers (eds.), The History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Low Countries and China in the Qing Era (1644-1911)(Leuven: Leuven University Press, 2003), 116-117.
[13]關於郎世寧參與北京天主堂的裝飾工作，參見：王廉明，〈正畫天形：郎世寧對北京天主堂的貢獻〉，載《故宮文物月刊》（第393期，2015年12月），頁30-31。
[14]据統計，目前各種版本的朝鮮燕行錄均無提及北堂。
[15]余三樂, 《中西文化交流的歷史見證——明末清初的北京天主教堂》（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頁275; 同見：王廉明，〈巴黎藏清人無名款《聖心圖》考析〉，頁323。
[16]〈1704年8月20日，在華耶穌會傳教士杜德美神父致本會洪若翰神父的信〉，收入：杜赫德（編）、鄭德弟等（譯），《耶穌會士中國書信簡集：中國回憶錄》（上卷，第2冊，鄭州：大象出版社，2005），頁3；同見：余三樂, 《中西文化交流的歷史見證——明末清初的北京天主教堂》，頁270，273。
[17] 該畫尺幅巨大，接近牆面大小，畫中絕大部分細節和當時建築吻合，為研究晚期北堂花園提供非常多的資訊。就此畫定名和內容考證參見：王廉明，〈巴黎藏清人無名款《聖心圖》考析〉，載《藝術史研究》（第十六輯，廣州：中山大學藝術史研究中心，2016），頁309-343；以及Lianming Wang, “Church, A Sacred Event and the Visual Perspective of an ʻEtic Observerʼ: An Eighteenth-Century Chinese Western-Style Painting held in the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in Rui Oliveira Lopes, ed. Face to Face: The Transcendence of the Arts in China in Beyond(vol.1, Lisbon: University of Lisbon, 2014), 182-213.
[18]王廉明，〈巴黎藏清人無名款《聖心圖》考析〉，頁309-343。
[19]据杨乃济考证，〈乾隆京城全图〉的绘制工作应该不早于乾隆十年（1746）。对此参见：杨乃济，〈《乾隆京城全图》考略〉，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84年，第3期），頁13；比较：王廉明，〈巴黎藏清人無名款《聖心圖》考析〉，頁333。
[20]關於樹木修剪，參見：Michael Brix, Der Barockgarten: Magie und Ursprung; André Le Nôtre in Vaux-le-Vicomte(München: C.H. Beck, 2014), 188.
[21]關於北堂的簡史參見：顧衛民，《基督宗教藝術在華發展史》（上海書店出版社，2005），頁273。
[22]Augustin Hallerstein to Joseph Ritter S.J., November 1, 1743 in Beijing, in Joseph Stöcklein et al, Welt-Bott(vol. 5, Nr. 681, Augstburg / Grätz: In Verlag Philips, Martins, und Joh. Veith seel. Erben 1726-1758), 76.
[23]韓國英，法國人，乾隆二十五年（1760）來京後，一直居住在北堂， 著有多本關於中國植物和園林的書籍，是除王致誠以外少數幾個對中國古代造園有瞭解的傳教士，對此參見：Bianca Maria Rinaldi, The “Chinese Garden in Good Taste:” Jesuits and Europe’s Knowledge of Chinese Flora and Art of the Garden in the 17thand 18thCenturies(München: Meidenbauer, 2005), 211-212.
[24]〈耶穌會傳教士尊敬的韓國英神父致某先生的信（某年6月11日於北京）〉，收入杜赫德（編）、鄭德弟（譯），《耶穌會中國書簡集》第四卷（鄭州：大象出版社，2005），頁1。
[25]鄧玉函（口述）、王徵（繪），《奇器圖說》（重慶：重慶出版社，2010）；同見：賈珺，〈圓明三園中的水法景觀探析〉，載《西部人居環境學刊》（2013年第6期），頁78。
[26]湯若望的傳記對此時期的院子有作零散的表述，對此參見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Ig. Sch. Von Mannsegg (trans.), Geschichte der chinesischen Mission unter der Leitung des Pater 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Wien: Mechitaristen-Congregationsbuchhandlung, 1834); 以及Alfons Väth, 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S.J,184.
[27] 陳同濱，〈南堂緣起考〉，載《第三次中國近代建築史研究討論會論文集》，1991，頁50。
[28]參見Claudia von Collani, “'Jingtian’: The Kangxi emperor’s gift to Ferdinand Verbiest in the rites controversy,” Ferdinand Verbiest (1623-1688): Jesuit missionary, scientist, engineer and diplomat, ed. John W. Witek (Nettetal: Steyler, 1994), 353-470.
[29]黃時鑒, 〈朝鮮燕行錄所記的北京天主堂〉，載《韓國學論文集》（第18輯，杭州：浙江大學韓國學研究所，1999）, 頁159。
[30]金景善，《燕轅直指》，收入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７１冊，首爾：东国大学出版社, 2001），頁２８２。
[31]陳同濱，〈南堂緣起考〉，頁50-51。
[32]陳同濱，〈南堂緣起考〉，頁50-51。
[33]陳同濱，〈南堂緣起考〉，頁50-51。
[34]该喷泉样式收入André Félibien, Description de la grotte de Versailles(Paris: Imprimerie Royale, 1679)， 在當時的西堂圖書館可以看到。
[35]李斗，《揚州畫舫錄》（卷十二，北京：中華書局，2001），頁285.
[36]周維權，《中國古典園林史》（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0），頁221。
[37]鄧玉函（口述）、王徵（繪），《奇器圖說》（重慶：重慶出版社，2010）。
[38]北堂圖書館中所藏園藝、水力和植物學的著作目錄，參見：Zou Hui, “The jing of a perspective garden,” in: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Gardens & Designed Landscapes: An International Quartely(22:4, June 2002), 317-320.
[39]熊三拔（口述）、徐光啟（譯），《泰西水法》（六卷，北京，1612）。
[40]André Félibien, Description de la grotte de Versailles(Paris: Imprimerie Royale, 1679).
[41]Georg Andrea Böckler, Architectura Curiosa Nova(4 vols., Nürnberg: Paul Fürstens, 1774).
[42]李器之，《一菴燕行日記》，收入復旦大學、成均館大學（編），《韓國漢文燕行文獻選編》（卷13，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頁21-13；同見：劉香,《朝鮮赴京使臣的西洋認知(17-19世紀) — 以《燕行錄全集》為中心》（東北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3），頁21。
[43]李器之，《一菴燕行日記》，頁22；同見：劉香,《朝鮮赴京使臣的西洋認知(17-19世紀) — 以《燕行錄全集》為中心》，頁22。
[44]值得注意的是，李器之所說的「室中人作浴狀」是否就是圖16，還有待商榷。也有可能他見到的是另外出處的銅版畫。
[45]據統計，圓明園中一共包含至少十二處水法，其中六處建於乾隆十二年（1747）以前，剩餘的西洋樓水法均由蔣有仁主持修建。
[46]向達（編），《中西交通史》（上海：上海書店，1966），頁95。
[47]就〈水木明瑟〉中的水法運用，參見：賈珺，〈圓明三園中的水法景觀探析〉，頁79。
[48]弘曆（清），《高宗御制詩初集》（清代光緒二年刊本，卷一〈小匡廬〉）；同見賈珺，〈圓明三園中的水法景觀探析〉，頁79。
[49]洪大容，《湛軒燕記》，收入《燕行錄選集》（卷1，首爾，1989，頁315-316）；同見：黃時鑒, 〈朝鮮燕行錄所記的北京天主堂〉，頁159。
[50]類似的葡萄園似乎也出現在圓明園中，朝鮮貢使徐浩修（1736-1799）曾在遊覽「方壺勝境」時寫到：「各沼旁皆以石炭瓦屑和勻為柱數十，上架葡萄蔓...植于禁苑...」。至於是否也用類似的方式灌溉，還有待考證，對此參見：徐浩修，《燕行紀》，收入《囯譯燕行錄選集》（卷九，首爾：民族文化促進會，1976，頁105）；同見：祁慶富、金成南，〈清代朝鮮使臣與圓明園〉，載《清史研究》（第3期，2005年8月），頁96。
[51]關於蔔彌格的《中國植物志》，參見：Hartmut Walravens, “Der Jesuit Michael Boym (1612–1659) und seine Flora sinensis,” in Ingrid Kästner et al. (eds.), Erkunden, Sammeln, Notieren und Vermitteln – Wissenschaft im Gepäck von Handelsleuten, Diplomaten und Missionaren(Aachen: Shaker Verlag, 2014, 289–306.
[52]對此參見：Georges Métailé, “Botany,” in Nicolas Standaert (ed.), Handbooks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vol. 1, Leiden, Boston, Köln: Brill, 2001), 804-805.
[53]參見：Hui Zou, “The jing of a perspective garden,” 318 (Garden).
[54]Noël Golvers, Library of Western learning for China: Circulation of Western Books between Europe and China in the Jesuit Mission (ca. 1650-1750) (Leuven: Ferdinand Verbiest Institute, 2015), chapter 5.4.28
[55]〈巴多明神父致法蘭西科學院諸位先生的第二封〉，收入杜赫德（編）、鄭德弟等（譯），《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鄭州：大象出版社，2005），頁313。
[56]湯執中在北堂培植歐洲植物和花卉的經歷，參見：HenriBernard-Maitre, Un correspondant de Bernard de Jussieu en Chine… (Paris: J. Peyronnet, 1949), 16; quoted in Bianca Maria Rinaldi, The “Chinese Garden in Good Taste”: Jesuits and Europe’s Knowledge of Chinese Flora and art of the Garden in the 17thand 18thCenturies (München: Meidenbauer, 2006), 153.
[57]Jane Kilpatrick, Gifts from the Gardens of China: The Introduc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Garden Plants to Britain 1698-1862 (London: Frances Lincoln Limited 2007), 64; 同見：賴毓芝，〈由郎世寧《海西知時草軸》看歐洲植物學網路在清宮〉，載《數位文化電子報》（第21期，2015年3月16日）；以及Georges Métailé, “Botany,” 805; 湯執中和de Jussieu兄弟交換種子一事詳見：Chiu Che-bing, “Vegetal Travel. Western European Plants in the Garden of the Emperor of China,” in Petra ten-Doesschate Chu and Ding Ning, eds. Qing Encounters: Artistic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Los Angeles: Getty Research Institute, 2015), 98.
[58]Emil Bretscheider, Early European Researches into the Flora in China(Leipzig: Zentral-Antiquariat der Deutschen Demokratischen Republik, 1962), 46-56.
[59]至於這些插圖是否被寄到歐洲，還有待考證。關於湯執中收集中國植物的插圖，參見：Georges Métailé, “À propos de quarte manuscripts chinois de dessins de plantes,” Arts Asiatiques(53:1998), 32-51; ―― “Botany,” 805.
[60]Chiu Che-bing, “Vegetal Travel. Western European Plants in the Garden of the Emperor of China,” 98. 爲了和書信原文保持一致，便於日後修訂，本文因此採用法語原文，而不使用花卉的拉丁學名。
[61]Letter of d’Incarville to Jean-Marie-Joseph-Claude Rondeaux de Sétry, September 20, 1742; quoted in: Bernard-Maitre,Un correspondant de Bernard de Jussieu en Chine,14; see also Rinaldi, The “Chinese Garden in Good Taste”,153.
[62]賴毓芝，〈由郎世寧《海西知時草軸》看歐洲植物學網路在清宮〉，載《數位文化電子報》（第21期，2015年3月16日）。
[63]Rinaldi, The “Chinese Garden in Good Taste,”156-157.
[64]賴毓芝，〈由郎世寧《海西知時草軸》看歐洲植物學網路在清宮〉，注7。
[65]「檀羅結」、「茜秋霞」、「鏤金英」的品種確定待考。
[66]Métailé, “Botany,” 805.
[67]關於耶穌會花園的綜合論述可見：Peter Davidson, “The Jesuit garden”, in John W. O’Malley et al.The Jesuits II: Cultures, Sciences, and the Arts, 1540-1773(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02), 86-107.
[68]La Flèche耶穌會學校和花園的歷史，參見：Camille de Rochemonteix, Un collège de Jésuites aux XVII & XVIII siècles: le collège Henri IV de la Flèche, vol.3 (Le Mans: Leguicheux, 1889).
[69]Dugua-Blanc, “Le Prytanée national militaire de la Flèche: du monument historique au site touristique,” 55: “cour ou [un] jardin propices à la méditation…”
[70]就花圃作爲社會公共空間的功能，詳見：Jeffrey S. Ravel, The Contested Parterre: Public Theater and French Political Culture, 1680-1791(Ithaca,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9), 67-98.
[71]Maria de Lurdes Creveiro et al., The New Cathedral Coimbra(Coimbra: Regional Board of Culture, 2012), 38-39.
[72]Meridith Beck Sayre, Cultivating Soils and Souls: The Jesuit Garden in the Americas(B.A thesis, Simon Fraser University, 2005), 1.
[73]Serlio的設計一直延用到十六世紀末期，如建於1578的海德堡Herrngarten就收入了他的parterres設計。Wilfried Hansmann, Das Gartenparterre. Gestaltung und Sinngehalt nach Ansichten, Plänen und Schriften aus sechs Jahrhunderten(Worms: Wener, 2009), 26-27.
[74]Palladio還提出了人文主義別墅(villa) 的十一种對稱設計的方案，在當時影響深遠，對此參見：Ruldof Wittkower, Grundlagen der Architektur im Zeitalter des Humanismus(München: C.H. Beck, 1969), 60-62.
[75]Davidson, “The Jesuit Garden,” 93.
[76]Henry Hawkins, Parthenia sacra (Menston: Scolar Press, 1971); see also William E. Engel, “Mnemonic Criticism & Renaissance Literature: A Manifesto”, Connotations 1.1 (1991), 18.
[77]原文見：Giovanni Battista Ferrari, De florum cultura(Roma: S. Paulinus, 1633), fol. 25; translation quoted from: Davidson, “The Jesuit Garden”, 94: “If it might be a pleasure to someone to design within the bounds of a garden the blessed seat of the Holy City in its eternal stability, laid out in four quarters of celestial beauty, and to acclimatize something heavenly on the earth.”
[78]帖木爾王朝花園對文藝復興早期花園的影響最早可見于意大利Tivoli的Villa d’Este以及位于Bagnaia的Villa Lante，對此詳見：Lisa Golombek, “From Timur to Tivoli: Reflections on Il Giardino all’Italiana,” Muqarnas25 (2008), 243-254.
[79]關於Padova 植物園的花圃圖案，參見：Brix, Der Barockgarten: Magie und Ursprung, 41-22；同見：David N. Livingstone, Putting Science in Its Place: Geographies of Scientific Knowledge(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3), 52.
[80]Margherita Azzi Visentimo, L’orto botanico di Padova e il giardino del Rinascimento(Milano: Ed. Il Polifilo, 1984).
[81]Brix, Der Barockgarten: Magie und Ursprung, 41.
[82]Sayre, Cultivating Soils and Souls, 2009, 16.
[83]Parterre作爲社會公共空間和十八世紀法國國家身份體現，參見：Jeffrey S. Ravel, The Contested Parterre: Public Theater and French Political Culture, 1680-1791(Ithaca,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9), 191-224.
*原文刊载于《辅仁历史学报》（第36期，2016年，页197-244），本版略作删减。如欲引用，请查阅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