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务&amp;探讨 | 王雪丹、蔡云帆：合同解除权排除条款的效力分析
注意合同解除权排除条款是商事活动中较为常见的合同条款。那么，其效力如何，是否应予肯定，能否排除民法典合同编中关于法定解除权的规定等问题已困扰司法实务许久。如应肯定该条款的效力，其适用条件如何，积极影响及消极影响是什么，怎样才能化解消极影响。如认为该条款无效，其理由为何。作者围绕上述问题首先就困扰司法实践的难题进行实证分析研究；接着在此基础上从法律解释、价值判断、社会效果3个层面进行剖析此类条款，而后分析肯定排除条款效力后带来的副作用并提供了化解途径，最后提出排除条款效力的判断标准。作者认为要正确界定合同法定解除权排除条款的效力，应当从法律解释、价值判断、社会效果三个层面进行剖析。法律解释层面作者分析了任意性规范说和强制性规范说的观点，并从赋权、行权两个方面剖析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三条的法律属性，认为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三条属于赋权性规则。但因为纯粹权利可以放弃的规则正受法律父权主义的挑战。据此得出当事人可以放弃解除权的结论过于武断。作者进而从价值判断层面分析该事项是否应该干预、应该在多大程度上进行干预。价值判断层面作者就之间的关系来分析排除条款的效力。合同解除权排除条款一般不涉及公共利益，因此否决排除条款效力的唯一正当理由是合同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公平。然而，在我国司法裁判思维中，裁判者往往追求一般公平，忽略合同语境及具体商事活动中的公平，导致合同正义被过度适用，合同自由被不当缩减。故而，承认排除条款的效力更具有合理性、迫切性。社会效果层面合同法定解除权排除条款有三方面的价值。一是可以矫正法定解除权，使得合同机制更具有针对性，更符合个案当事人的实际需求。二是排除条款可提高交易效率，提高合同双方达成交易的可能性。三是排除条款具有不可替代性，违约金或损害赔偿金的支付并不符合当事人的意愿，确保合同不被解除才是当事人的最终目的，这也是合同解除权排除条款存在的最大理由。不可否认的是，排除条款可能会导致合同陷入僵局。但不论是事先约定排除条款还是享有合同解除权的一方拒绝行使解除权，最终的后果都会导致合同陷入履行僵局。两害相权取其轻及两利相权取其重后，肯定排除条款之效力有其合理之处。就合同僵局的化解路径来说，九民纪要及民法典的司法解除制度为排除条款解除了后顾之忧，在此便不赘述。排除条款效力的认定归根到底是价值判断上的问题。要肯定排除条款的效力，就必须衡平合同自由与合同正义之间的关系。具体来说，肯定排除条款的效力需满足三个条件：一是，即放弃法定解除权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二是，即当事人获得了放弃法定解除权的利益或补偿。三是，即合同目的能够实现。真实意思表示方面合同双方都是民事主体的，裁判者不应随便否定排除条款的效力。如是格式消费合同，消费者通常没有协商余地，甚至没有注意合同条款细则，因此在审理此类案件时应充分考虑消费者的真实意思表示。利益或补偿方面作者认为可将放弃法定解除权作为一个交易。一方当事人放弃法定解除权，另一方当事人给予等价利益以履行对待给付义务。值得注意的是，等价的判断应该以当事人的判断为标准，而非一般公平等价的原则来衡量。合同目的方面合同目的是合同产生和履行的意义，如果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合同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除了解除没有其他更好的出路。由此可知，排除条款得以实施的前提是合同目的仍能实现。只要合同目的仍能实现，不管是发生不可抗力、情势变更还是一般违约行为，裁判者都应该基于双方的解除权排除约定支持合同继续履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