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如何在保持可争取的增长速度的同时，把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挑战转换为新的发展机遇，这些事情比简单地提高速度难度更大，更需要有所作为。转入高质量发展轨道，需要重构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地方竞争机制，推进与高质量发展配套的重点改革，加快营造与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体制政策环境，真正做实做优中国经济。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也进入了新时代，基本特征就是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可以说，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那么，中国经济如何转入高质量发展轨道，又该如何推动高质量发展？这是我们需要深入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
分析发展阶段转换，可先观察宏观走势。从2016年开始，我们提出中国经济已经接近底部或开始触底，逐步进入中速增长平台。从2017年的情况看，这个判断得到确认，中速增长平台初步确立。
从中国经济活动实时在线分析预测系统看，2016年下半年开始的这一轮回升，终端需求仍在下降，存货回升是需求侧走强的重要动因。但是存货在2017年二季度达到高点后回落，PPI也跟着回落，利润本来也应随之回落，但受到环保督察等因素影响，有些生产能力退出，利润依然保持高位，但一段时间后还将回落。从供给侧看，生产性投资依然下行，产出增加主要是产能利用率提高。这种状况决定了这一轮回升不会持续很长时间，更不会出现有些人所期待的大幅反转，甚至回到7%或者更高的水平。
2018年上半年，终端需求可能会有一个季节性回升。终端需求中，房地产投资在扣除价格因素后，已经处在负增长状态，未来可能会在零增长附近徘徊。基础设施投资是一个大的不确定因素，目前这部分投资在终端需求中是最大的，如果防控风险、治理地方债等力度加大，基建投资的增速可能下降，这样中速增长平台将可能会有所下移。此外，存货、出口可能将出现低点，但是否以及如何回升有一定不确定性。生产性投资已处低位，有可能逐步回升，成为经济增长中的积极力量，但也不能期待像以往高速增长期那样大幅回升，按照国际经验，大体上也就5%左右的增速。总体看，存货、出口和生产性投资逐步进入回升期，有可能对基建投资减速形成对冲，这样，中速增长平台还是能稳得住的。宏观经济可能逐步进入大L型加小W型的运行轨道。
党的十九大以后，社会上又出现了大干快上的期待。大干快上倒没错，关键是干什么、上什么。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阶段已经过去了，不能认为只有把速度推高了才叫有所作为，才有成就感。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攻坚战”，等等。如何在保持可争取的增长速度的同时，把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挑战转换为新的发展机遇，这些事情比简单地提高速度难度更大，更需要有所作为，做成了也会有更大的成就感。
因此，当前最重要的是做实做优而非人为做高中国经济。具体来说，就是要降风险、挤泡沫、增动能、稳效益，提高增长稳定性和可持续性。降风险主要是降低地方债务风险和其他方面的财政金融风险；挤泡沫主要包括挤出一线城市房地产泡沫和大宗商品泡沫等；增动能主要是增加实体经济转型升级、创新发展的动能；稳效益主要是争取企业盈利在行业间形成较为平衡和稳定的分布，这样就可以为企业降杠杆提供有利条件。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无论从短期防风险，还是中长期增动能来看，不人为推高增长速度，把发展基础做得实一些，都是必要和积极的。实现2020年两个翻番目标，今后三年每年增长6.3%左右就够了。此后，中速增长平台的重心可能调整到5%至6%之间，或者是5%左右。这个速度实际上也是不低的。讲速度要有参照系，要和增长阶段挂钩。在以往的高速增长阶段，7%就算是低速度，而到了中速增长阶段，5%也可称之为高速度。这点是尤为需要引起关注的。
实现高质量发展，首先有一个意愿问题，就是“想不想”；同时还有一个能力问题，就是“会不会”。过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长，一个很重要的秘诀就是地方竞争机制。大家动脑筋、想办法，在比较和竞争中招商引资、培育环境、搞基础设施建设等等。这些办法、窍门、模式不是事先计划好的，不是坐在办公室里想出来的，而是在第一线通过试错纠错形成并完善发展的，管用的就坚持下来了，并得到推广，不管用就被淘汰了。可以说，地方竞争机制是我们的一个重要制度优势。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这套机制仍然是有效的，不能丢掉，而且要创新、完善和提升。
重构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地方竞争机制，首先要解决好对经济发展目标的认识问题。GDP挂帅不能再搞了，但用什么样的新指标，需要深入研究。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加快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政策体系、标准体系、统计体系、绩效评价、政绩考核”，就为此指出了明确的方向。其中，有两个办法可以考虑：一个办法是找一个新的主要指标，如就业指标；另一个办法是找若干个反映高质量发展的指标，如就业创业、质量效益、风险防控、稳定性、可持续性等方面的指标，形成一个指标体系或综合系数。
其次，要创新完善提升地方竞争的内容。与高速增长期相比，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地方竞争内容将会有很大改变和提升，将包括，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营商发展环境的竞争；培育创新环境、聚集创新资源、成为区域创新中心和创新性城市的竞争；吸引中高级生产要素、形成合理分工结构的竞争；“让人们生活更美好”的城市发展模式竞争；以人民为中心，创造性、包容性、稳定性内在一致的社会治理方式竞争，等等。
总之，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后，大都市圈、创新中心、新兴产业基地等机遇都会出来，最终落到哪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竞争。在大方向明确的前提下，应当允许地方有较大的“自选动作”空间，允许有个性、有差别的发展，允许试错纠错，在竞争中发现和推广好的做法、模式和政策，以此更好地推动高质量发展。
国际经验表明，经济落后国家在工业化较早阶段实现高速增长相对容易，而从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的过渡中，发展的难度明显增大。如果说在高速增长阶段数量规模扩张容易见效，短期内就能大变样，而到了高质量发展阶段，就需要花费相当长的时间才能使提高质量效益见成效、上台阶。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将会遇到以往高速增长阶段未曾遇到的挑战，要面对并解决许多新矛盾、新问题，在这一过程中，进一步推进与高质量发展配套的重点改革，加快营造与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体制政策环境，乃题中应有之义。
第一，加快打破行政性垄断，着力降低土地、能源、通信、物流、融资五大基础性成本。根据研究，这五大基础性成本中国大概比美国等发达国家高出一到两倍。中国人均收入远低于美国等发达国家，但我们的这些基础性成本如此之高，令人困惑和深思。分析起来，成本居高不下，除了资源禀赋外，主要还是相关领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行政性垄断、竞争不足、效率不高等问题。这些成本居高不下，不仅直接影响到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发展，还影响到民生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必须按照党的十九大报告所提出的，打破行政性垄断，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体制。这对于发展实体经济、提高国民经济效率至关重要。
第二，结合推进减税与税改。中国企业的名义税率在国际上看并不算很高，但各种非税负担较重，税费综合水平较高。我国税制改革的方向，应以间接税为主逐步转向直接税为主。减税要与税改结合起来，才能有效推进。
第三，不断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这是国资国企改革思路的重要调整。在这一过程中，要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结构调整、战略性重组，围绕服务国家战略，推动国有资本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和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关键领域、重点基础设施集中，向前瞻性战略性产业集中，向产业链价值链的中高端集中，向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优势企业集中，努力提高国有资本质量效率。
第四，加快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这两件事情是内在统一的。这些战略的实施，必须加快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真正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就已经提出的要求，“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前提下，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保障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改革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选择若干试点，慎重稳妥推进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转让，探索农民增加财产性收入渠道”，让人员、资金、土地等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进行市场化配置，从而真正保护和扩大农民利益，扩大最具潜力的中等收入群体。
第五，加快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开放。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我们差距较大的一个部分是服务业，特别是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包括研发、金融、咨询、信息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医疗、教育、文化、体育等社会服务业。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它的技术是软技术，知识是不可编码的知识、体验性的知识。吸收这类技术、知识、经验，与过去工业领域引进技术有很大不同，一定要深度开放和合作。同时还要以对外开放倒逼对内开放、改革和竞争，以此促进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成为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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