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的关系，始终是影响古代中国历史进程的一大关键因素，处理这一关系的方式，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中原农业帝国的政治形态、军事力量配置乃至财政结构，从而影响一个王朝的气质和命运，所以很自然，上述关系得到了许多历史学家的重点关注。
然而迄今为止，还很少有理论能对这种关系以及它给双方带来的政治影响给出一个统一而有说服力的解释，尽管对双方力量涨落有许多分析，甚至也有用“十五英寸降雨线”之类的气候因素解释这种涨落的尝试，但这些分析大都走不了太远，所能带来的启发也很贫乏；不过，波士顿大学人类学家托马斯·巴菲尔德（ThomasBarfield）1992年发表的《危险的边疆》一书，着实是该主题上的一次重大突破。
巴菲尔德首先提醒我们注意几个事实：1）统一而强大的草原帝国，总是同步于统一而强大的中原帝国，2）除蒙元这个特例之外，征服中原的，总是来自满洲的操通古斯语的渔猎游牧农耕混业民族，而不是来自蒙古大草原的纯游牧民族，3）这种征服总是发生在草原与中原帝国双双衰败瓦解的时期。
对此，巴氏的解释是：游牧民族由于权力的个人化性质和继承权的不稳定性，凭其自身很难长期维持政治上的统一，但中原的统一却恰恰会促成一个长期统一的游牧帝国，第一个草原帝国匈奴，正是在秦建立统一帝国后才浮现，其寿命也恰好与秦汉的强盛期相一致，类似的情景在突厥与唐帝国的关系中重现。
游牧民族对待定居农耕民族的方式有两种：劫掠，和基于劫掠威胁的勒索；当双方都处于分裂状态时，机会主义的劫掠占上风，而当中原统一时，便有了一个理想的勒索对象，因为统一中原帝国的巨大财政能力让它能够支付大额“免劫掠赎金”，这种勒索通常被包裹上和亲或朝觐的外衣，并逐渐发展为定期奉供制度。
一个游牧部落要说服中原帝国向其奉供而换取边地免遭劫掠，它自身必须在草原上有足够权威而能够效果明显的压制其他部落的劫掠行为，而一旦它获得定期奉供，这一奉供关系又将转而大大强化它在草原上的地位，最终帮助它将草原统一为一个游牧帝国。
这是因为它从奉供中获得的奢侈品以及奉供关系所附带的贸易垄断权，在草原上都有着极高的价值，特别是相对于规模极小的人口而言，这让它有能力通过分配奉供而诱使其他部落加入其联盟并克制劫掠，或者收买支持者去征服不合作部落，最终将整个草原纳入奉供体系，并且将最初只是偶然而短暂的优势部落转变为一个能够长期存在的草原帝国。
由于这种双边关系带来的巨大利益，游牧帝国并不像许多人以为的那样热衷于击败中原帝国，对统治农耕地区更没有兴趣，相反，对这一关系领悟最好的游牧帝国，比如回鹘，还会尽力帮助中原帝国镇压反叛和抵御入侵，因为他们知道，一旦中原陷入混乱，自己就找不到一个方便的对象其进行大额勒索了。
真正有兴趣也有能力去征服中原的，是来自满洲的通古斯部落：从鲜卑、契丹到女真；由于满洲的生态多样性，那里长期存在着从渔猎、游牧到农耕的各种社会形态，从那里崛起的国家，尽管其文明和制度不如中原国家成熟，却有着在不同形态社会之间处理外交关系和实施治理的知识和组织优势，因而当征服机会出现时，他们往往已有了组织上的准备；而且，辽东的汉人农耕区，让他们可以在入关攻取中原腹地之前，就有充分机会试验他们的二元治理模式。
对于巴氏的三角关系理论，成吉思汗所创建的蒙古帝国是个显着的例外，而且这一例外还导致了另一个例外：明王朝是汉代以来唯一拒绝奉供制度的中原帝国，一度还禁绝边贸，而这一选择正是对蒙古征服所造成的痛苦记忆的反应。
为此明朝也付出了巨大代价：必须在北方边境维持一支大军，而为了不让这支军队脱离皇权控制，只好把首都迁往北京，为此不仅承担了巨大的漕运代价，也承受了权力中心与文化经济中心长期分离而带来的种种困难；不过，这些代价并非没有收获，在丧失了奉供的支持之后，蒙古草原再也没有从分裂状态中重新统一起来。
危险的三角关系辉格2014年2月16日与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的关系，始终是影响古代中国历史进程的一大关键因素，处理这一关系的方式，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中原农业帝国的政治形态、军事力量配置乃至财政结构，从而影响一个王朝的气质和命运，所以很自然，上述关系得到了许多历史学家的重点关注。然而迄今为止，还很少有理论能对这种关系以及它给双方带来的政治影响给出一个统一而有说服力的解释，尽管对双方力量涨落有许多分析，甚至也有用“十五英寸降雨线”之类的气候因素解释这种涨落的尝试，但这些分析大都走不了太远，所能带来的启发也很贫乏；不过，波士顿大学人类学家托马斯·巴菲尔德（ThomasBarfield）1992年发表的《危险的边疆》一书，着实是该主题上的一次重大突破。巴菲尔德首先提醒我们注意几个事实：1）统一而强大的草原帝国，总是同步于统一而强大的中原帝国，2）除蒙元这个特例之外，征服中原的，总是来自满洲的操通古斯语的渔猎游牧农耕混业民族，而不是来自蒙古大草原的纯游牧民族，3）这种征服总是发生在草原与中原帝国双双衰败瓦解的时期。对此，巴氏的解释是：游牧民族由于权力的个人化性质和继承权的不稳定性，凭其自身很难长期维持政治上的统一，但中原的统一却恰恰会促成一个长期统一的游牧帝国，第一个草原帝国匈奴，正是在秦建立统一帝国后才浮现，其寿命也恰好与秦汉的强盛期相一致，类似的情景在突厥与唐帝国的关系中重现。游牧民族对待定居农耕民族的方式有两种：劫掠，和基于劫掠威胁的勒索；当双方都处于分裂状态时，机会主义的劫掠占上风，而当中原统一时，便有了一个理想的勒索对象，因为统一中原帝国的巨大财政能力让它能够支付大额“免劫掠赎金”，这种勒索通常被包裹上和亲或朝觐的外衣，并逐渐发展为定期奉供制度。一个游牧部落要说服中原帝国向其奉供而换取边地免遭劫掠，它自身必须在草原上有足够权威而能够效果明显的压制其他部落的劫掠行为，而一旦它获得定期奉供，这一奉供关系又将转而大大强化它在草原上的地位，最终帮助它将草原统一为一个游牧帝国。这是因为它从奉供中获得的奢侈品以及奉供关系所附带的贸易垄断权，在草原上都有着极高的价值，特别是相对于规模极小的人口而言，这让它有能力通过分配奉供而诱使其他部落加入其联盟并克制劫掠，或者收买支持者去征服不合作部落，最终将整个草原纳入奉供体系，并且将最初只是偶然而短暂的优势部落转变为一个能够长期存在的草原帝国。由于这种双边关系带来的巨大利益，游牧帝国并不像许多人以为的那样热衷于击败中原帝国，对统治农耕地区更没有兴趣，相反，对这一关系领悟最好的游牧帝国，比如回鹘，还会尽力帮助中原帝国镇压反叛和抵御入侵，因为他们知道，一旦中原陷入混乱，自己就找不到一个方便的对象其进行大额勒索了。真正有兴趣也有能力去征服中原的，是来自满洲的通古斯部落：从鲜卑、契丹到女真；由于满洲的生态多样性，那里长期存在着从渔猎、游牧到农耕的各种社会形态，从那里崛起的国家，尽管其文明和制度不如中原国家成熟，却有着在不同形态社会之间处理外交关系和实施治理的知识和组织优势，因而当征服机会出现时，他们往往已有了组织上的准备；而且，辽东的汉人农耕区，让他们可以在入关攻取中原腹地之前，就有充分机会试验他们的二元治理模式。对于巴氏的三角关系理论，成吉思汗所创建的蒙古帝国是个显着的例外，而且这一例外还导致了另一个例外：明王朝是汉代以来唯一拒绝奉供制度的中原帝国，一度还禁绝边贸，而这一选择正是对蒙古征服所造成的痛苦记忆的反应。为此明朝也付出了巨大代价：必须在北方边境维持一支大军，而为了不让这支军队脱离皇权控制，只好把首都迁往北京，为此不仅承担了巨大的漕运代价，也承受了权力中心与文化经济中心长期分离而带来的种种困难；不过，这些代价并非没有收获，在丧失了奉供的支持之后，蒙古草原再也没有从分裂状态中重新统一起来。
蒙古也不是没得到勒索.我不久前读了一本关于成吉思汗的书,其中提到,铁木真的崛起,离不开金朝对其的供奉.金朝原来扶持一个叫塔塔尔的游牧政权,后来被喂大了,不听话了,于是号召全部草原部落围剿塔塔尔.铁木真的发迹,与金朝大力资助有很大关系.只不过金朝不被认为是“正统”,所以你提到的学者可能忽略了.其实金朝就是个以通古斯游牧民族为统治阶级,以汉人农民为劳动主体的王朝,通古斯人比例其实很小.
其实通古斯人,为何能多次征服人口大得多的中原,令人诧异.组织优势是一方面,但人口对比貌似太悬殊了.要不满洲其实很富饶,养活的通古斯人其实不少.要不中原其实太废了,估计还是缺乏地方自治.要是欧洲那样是封建社会,到处是城堡,就不会被游牧民族征服了.
其实,据说什么蒙哥死了,导致欧洲被“救”其实不靠谱,其实是蒙古大军遭遇了惨重损失,觉得不划算,所以才撤离了.辉格不妨分析下当年蒙古到底有无能力拿下城堡林立的西欧与中欧.我看估计拿不下神圣罗马帝国,工事太多而是当时欧洲的军工技术是最先进的.
蒙古也不是没得到勒索.我不久前读了一本关于成吉思汗的书,其中提到,铁木真的崛起,离不开金朝对其的供奉.金朝原来扶持一个叫塔塔尔的游牧政权,后来被喂大了,不听话了,于是号召全部草原部落围剿塔塔尔.铁木真的发迹,与金朝大力资助有很大关系.只不过金朝不被认为是“正统”,所以你提到的学者可能忽略了.其实金朝就是个以通古斯游牧民族为统治阶级,以汉人农民为劳动主体的王朝,通古斯人比例其实很小.
其实通古斯人,为何能多次征服人口大得多的中原,令人诧异.组织优势是一方面,但人口对比貌似太悬殊了.要不满洲其实很富饶,养活的通古斯人其实不少.要不中原其实太废了,估计还是缺乏地方自治.要是欧洲那样是封建社会,到处是城堡,就不会被游牧民族征服了.
其实,据说什么蒙哥死了,导致欧洲被“救”其实不靠谱,其实是蒙古大军遭遇了惨重损失,觉得不划算,所以才撤离了.辉格不妨分析下当年蒙古到底有无能力拿下城堡林立的西欧与中欧.我看估计拿不下神圣罗马帝国,工事太多而是当时欧洲的工事技术是最先进的.
欧洲工事最多欺负下骑士，在阿拉伯火药之前不堪一击，成吉思汗的军队里常年带着当时最先进的工程队伍。
欧洲的工事技术当时是最先进的.十字军的城堡至今还在中东大地上.蒙古军队的投石机,叫“回回炮”,是从阿拉伯人转手的欧洲产物.蒙古军队,久攻南宋的钓鱼台竟然几十年不克,最终是靠了回回炮,才得以破城,最终投降.就一个南宋城市就这样,欧洲的封建制度下,城堡林立,而且几乎每个城镇都有城墙,蒙古军队根本无法攻克.蒙古军队当年扫荡匈牙利,但却无法攻克城堡,没有工事防护的,几乎都被屠光了,但逃到工事了,都幸存了.蒙古离开后,匈牙利国王大规模建设城堡,从此蒙古以及鞑靼人再也没能形成威胁.
没人说“蒙古没得到勒索”啊，说蒙元是个例外，是指它有兴趣征服和统治中原农耕地区，而纯游牧的草原部落和草原帝国通常不会有这样的兴趣。
回复辉格,话说根据那本书,蒙古本来没有打算长期占领中原,是蒙古征服中帮了忙的契丹人的提议.契丹人被金灭了,所以很多降将,都对金朝没有忠心,,蒙古一来就投降反过头反金了.还有就是耶律楚材这个人物貌似非常重要,直接影响了很多蒙古的决策.
通篇勒索一词，促成强大的草原帝国的成因，确实不好理解。强大的中原帝国伴随强大的草原帝国，确实是存在的，但不是所谓勒索，而是自由贸易。所谓草原游牧民族会勒索中原经济发达的帝国，确实令人难以置信。现实可能有两种情况，中原帝国已经因为经济衰落不堪，成了腐肉，或者是中原帝国禁止自由贸易，引发边疆冲突所致。
朝鲜一直勒索中国每年100亿美金吗？恐怕不是。
经济不发达，只能是被勒索的份了，朝贡发生在草原向中原帝国（经济较发达）的事实却是存在的。
说勒索很正常，不是只有强者才能向弱者勒索，向土匪花钱买平安其实比动用武力去剿匪划算的时候，勒索就成立了，朝鲜就是这么做的。
冷兵器时代，发达的经济通常不会自动带来更强的战争能力，况且，攻与守的困难程度本来就是不对称的，定居的缺点就是容易被攻击，游牧者的优势在于不需要防守土地和城池。
按这个理论想，从陕北游牧到平原农耕定居的周人也是这样，与商的交往学习到了新的技术和组织制度才能让他完全征服和控制中原。而其他戎、狄人虽然造成过极大的危害，不过每次最后都撤退或者被击退。
有没有骑马的游牧者是无所谓的，就算有早期的骑兵也构不成军事优势。只要先周有非定居的游牧形式即可。
话说蒙古当初的破坏力实在太大了.要不是蒙古人,中亚现在也不会变成一连串的地理名词了.当今中亚将会更像阿富汗,伊朗,而不是哈萨克斯坦.
蒙古人的残忍令人毛骨悚然.什么美洲的科特斯,萨佩罗,跟蒙古人相比简直是人道主义者.屠城后把人头分成三堆,一堆男人头颅,一堆女人头颅,一堆小孩头颅.
不妨分析下,为什么匈人(Huns),蒙古人,都相对其他民族,都极为的残忍,毫无人性.是不是基因问题?
蒙古人入侵南宋的时候，并不是特別残忍。实际上，在入侵南宋的过程中，沒有发生太多太大规模的屠杀。反倒是后来满清入关时的屠杀，比蒙元要严重残忍的多。
看来这本书很靠谱。波士顿大学人类学家托马斯·巴菲尔德（ThomasBarfield）1992年发表的《危险的边疆》，将来有机会了我一定买一本。
您看，问题是这样的，我用强统一和弱统一来说。为什么您（书中？）提到，强统一的国家造就强统一的草原帝国，难道强统一比弱统一更容易被勒索吗（东汉的永元三年灭匈奴）。另外，通篇似乎没有明确强统一和统一的区别，但却在开篇强调了强大而统一的帝国（是否帝国？）。再另，通古斯民族与古老的游牧民族有年代上的先后，既然这样，是否还可以在这个问题上如此对比？五代前后的中国在是可以同样看待的吗？
东汉“灭”匈奴就是中原王朝被勒索的一个高峰，东汉实际上供养了南匈奴，比西汉被匈奴勒索更甚。同理唐初灭突厥也没有减少被勒索。
拒绝被勒索就要永远处于战争状态，例如武帝和匈奴，鲜卑和柔然，明朝和蒙古。
必须在北方边境维持一支大军，而为了不让这支军队脱离皇权控制，只好把首都迁往北京，
我觉得之所以把首都迁到北平，主要还是因爲这是永乐政权的发源地。永乐以后的明朝，实际是北平政权颠覆了原来明朝合法统系以后再建的“新”明朝，接近于改朝换代。因爲都姓朱，所以这一点一般被掩盖住不爲人觉。
〔真正有兴趣也有能力去征服中原的，是来自满洲的通古斯部落：从鲜卑、契丹到女真；〕
姚大中的《中国史》认爲，契丹是蒙古种族，所以辽-金-元-清分別是蒙、满、蒙、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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