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元代鲜于枢的书法
鲜于枢是元代最重要的书法家之一。元代僧人、诗人善住在其《谷响集》中对鲜于枢的书法成就评价颇高，认为是“千载不须叹寂寞，已留遗墨偏炎方。”与善住和尚交游极为密切的学者、诗人虞集也把鲜于枢与赵孟并称：“敛风沙裘剑之豪，为湖山图史之乐；翰墨轶米薛而有余，风流拟晋宋而无作。是以吴兴公运画沙之锥，刻希世之玉，使千载之具眼，识二妙于遐邈”。同辈友人赵孟十分推崇鲜于枢的书法，自谓“仆与伯机同学书，伯机过仆远甚，仆极力追之而不能及。”明代陆深更是把鲜于枢放在了元代书法巨擘的地位“书法弊于宋季，元兴作者有工，而以赵吴兴、鲜于渔阳最为巨擘，终元之世，出入此两家”。结合鲜于枢的书法作品及书学理论，以上的评价是中肯的。
关于鲜于枢的生平、卒年，根据相关文献、作品、印章及出土的《鲜于府君墓志铭》，戴立强、王连起等学者做了较为详细的考证，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在这些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学术界对于鲜于枢的生平有了较为确切的认识，一般认为鲜于枢于公元一二四六年生于汴梁，公元一三〇二年卒于杭州，终年五十七岁。现存鲜于枢的书法作品，大约有四十余件，其内容包括作书、信札、题跋、临摹等，主要是行书、草书、楷书等书体。戴立强、宋斌对于这些作品有详细的著录，楚默主编的《中国书法全集·鲜于枢、张雨卷》及王连起主编的《中国书法全集》第十卷中收录了其大部分书法作品。
关于鲜于枢的书法师承，元人刘致在公元一三三三年六月跋鲜于枢书写《韩愈进学解卷》中有交代：“鲜于困学之书始学奥敦周卿竹轩，后学姚鲁公雪斋，为湖南宪司经历；见李北海《岳麓寺碑》乃有所得。至江浙，与故承旨赵公子昂诸人游处，其书遂大进，以之名世，行草第一。”明人解缙在《书学传授谱》中却说：“王庭筠以南宫之甥，擅名于金，传子澹游，至张天锡，元初鲜于伯几得之。”其实，解缙的这种观察并不准确。鲜于枢或许学习过王庭筠的书法，但是他更钦佩王庭筠对于“书画同源”的处理。关于这一点，鲜于枢在公元一三〇〇年题跋在王庭筠《幽竹枯槎图卷》说的十分明显：“详观此卷，画中有书，书中有画，天真烂漫，元气淋漓，对之嗒然，不复知有笔矣，二百年无此作也。”鲜于枢的书法，还是学习晋唐，主张复古。对于宋代书法，鲜于枢的态度有明确，他在公元一二九六年所作的《跋刘敞秋水篇》中写道：“嘉祐去唐未远，一时名公书犹有唐人风致，原父、舜钦辈是也。至东坡、山谷始大变。东坡尚有会稽、北海体制，至于涪翁，全无古人意。”鲜于枢认为宋代书法到了苏东坡以后，就全无“二王”规矩了，黄庭坚则根本不知道古意为何物。对于黄庭坚，他的批评是一贯的，如在《论草书帖》中说：“至山谷乃大坏”，批评黄庭坚不懂草书；在《跋黄庭坚赠云庵道人歌行》中又批评道：“黄文节公之笔，如锥画沙，如印印泥，无点画之差失。”他在《跋王献之保母砖帖》中批评米芾：“却笑南宫米夫子，一生辛苦读何书”。鲜于枢在元代的书法复古变革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他的书法复古不同于赵孟取法魏晋、直追“二王”的路径。鲜于枢书法的复古是在魏晋的基础上以唐人为师，追求书法的骨气和法度。鲜于枢收藏有多件历代法书名帖，如唐摹本《兰亭序》、索靖《月仪帖短卷》、颜真卿《祭侄文稿》、怀素《猛虎吟帖》、徐浩《朱巨川告身》、高闲《草书千字文》、米芾《苕溪诗卷》等，他对这些法书名帖进行了系统的学习，并且在书法实践中多有创见。
鲜于枢的楷书传世不多，主要有《跋颜真卿祭侄文稿卷》《老子道德经卷》《赵秉文御史箴楷书卷》《麻九畴透光古镜歌楷书册》等。鲜于枢的《老子道德经卷》，字形较小，但是楷法严谨，规矩沉稳，有“钟王”神韵，又突出了唐楷的法相庄严。这是鲜于枢小楷的代表作品，字形劲挺，结体飘逸，与唐人《灵飞经》风格相似，更从中看出虞世南萧散洒落的影子。这件作品充分反映了鲜于枢楷书的晋唐观，以钟、王为基础，参以唐人法度。他在《跋钟繇荐季直表》中说的十分明确：“书家之有钟、王，犹儒家之有周、孔。”《赵秉文御史箴楷书卷》是鲜于枢的大字楷书作品，此作尺幅较大气势宏大，风神凛然。赵孟在其后的题跋中说：“伯几书笔笔皆有古法，足为至宝。”这件作品，从线条方面说，既有钟繇的晋人笔法，亦有虞世南的唐人笔法。从这件作品的字形上看，形态开张而笔力雄健，可知其与《岳麓寺碑》有很大的关联。由此，可见刘致所作的“见李北海《岳麓寺碑》乃有所得”的判断不虚。从结体上看，此件作品更接近欧阳询的《化度寺碑》，内敛修长，法度森严。在字势上，又表现出徐浩《朱巨川告身卷》的影子，字势端正、气势昂扬。
从上述分析可知，鲜于枢的楷书立足于唐法的规矩严谨，兼顾晋法的风神飘逸。运笔沉雄朴茂、笔法古朴、结体谨严、气魄恢宏，骨力与气势并重，刚健与温润并存。
鲜于枢的行书作品传世较多，有行书偏楷书的作品，也有行书偏草书的作品。这两类作品各具特色，一类为风神俊美、端庄秀丽的中和气象，一类为纵横潇洒，流转华丽的飘逸之韵。《张彦享行状稿》《跋徐浩书朱巨川告身》《韩愈送李愿归盘谷序》《袁易钱塘诗跋》《苏轼海棠诗》等为鲜于枢行书偏楷的作品。这些作品笔法精炼，骨肉丰健，线条遒美，书写自然。鲜于枢的《张彦享行状稿》体现出了浓厚的颜真卿的意蕴，该卷后吴湖帆题跋称：“鲜于太常书《张彦享行状稿卷》，真迹。文书双绝，不减颜鲁公《争座位》也。应列元人法书第一，赵文敏犹其亚焉。”吴湖帆认为此卷与颜真卿《争座位帖》气韵相当，当是公允之论。从此卷的章法、形制、结体、用笔，处处隐含着颜真卿《祭侄文稿》的影子。颜真卿《祭侄文稿》本为鲜于枢所收藏，其在卷后题跋中认为《祭侄文稿》为：“天下行书第二，余家法书第一。”可见此稿在鲜于枢法书收藏中的地位。显然，鲜于枢深入学习理解颜真卿后，精心创作了《张彦享行状稿》。这不仅是其学颜真卿的具体体现，亦可认为是其向颜真卿致敬的佳作。《跋徐浩书朱巨川告身》《韩愈送李愿归盘谷序》等作品中有明显的《兰亭序》风姿，这与他多次研究《兰亭序》有极大的关系，他对于神龙本《兰亭墨迹》极为重视，曾经为郭天锡写鉴定跋语时称赞道：“三百二十有七字，字字龙蛇怒腾掷。”虽然如此，但是鲜于枢所见毕竟是唐人摹刻本的《兰亭序》，因此，这件《跋徐浩书朱巨川告身卷》作品与《张彦享行状稿》相似，更多体现出的是唐人行书的风采，少了魏晋遒美丰腴，多了唐人沧桑老辣。
鲜于枢的《杜甫行次昭陵诗》《王安石杂诗》《行书诗赞》《石鼓文》为其行书偏草书的一类作品。行书《王安石杂诗》作于公元一二九一年二月八日，鲜于枢在此卷落款处详细记述了书写这件作品的缘由：“过君锡真味堂，君锡出纸命书。”张君锡是鲜于枢收藏圈中的好友，其书法也为鲜于枢所赞赏。对于好友的这个请求，鲜于枢当是欣然接受，并轻松写就。因此，此作品充分表现出了鲜于枢成熟时期此类作品的特点，即笔法精微，点画落笔不苟，圆劲健拔，笔画皆有意态。其中又有许多章草笔法，行中有草，增添了作品的古意。恰如郑本忠所说：“鲜于先生书，笔意遒劲，而机缄妙用，婉转无穷。”此卷作品为长轴大作，从整体上看，气势连贯，用笔遒劲，书写流畅，洒脱自如。如果说《王安石杂诗》是鲜于枢中年时期的成熟作品，那么《石鼓文》则是其晚年时期的代表作品。此件作品卷后有高士奇的题跋，高士奇认为此卷“草法苍古，又书昌黎《石鼓歌》，与寻常笔墨不同。”高士奇把此卷直接归为鲜于枢的草书，这说明了此卷作品中行草兼备，以行书的结体、章法表现整体的气象，以草书的笔法、线条发挥字里行间的气韵。如此一来，此卷作品呈现出一种气势雄迈而气韵生动之象。
元 鲜于枢 书苏轼海棠诗 584cm×34.5cm 故宫博物院藏
鲜于枢的草书狂放豪迈，师法晋唐，为元代草书第一家。王祎在鲜于枢《杜诗行次昭陵卷》后的题跋中写道：“渔阳鲜于公草法盖本于右军、大令父子，至其展为大体，则自法而变者也。”鲜于枢的“自法而变”是基于“二王”，又充分吸取了怀素、张旭、高闲等唐代草书大家的精华，并且达到了极高的成就，朱彝尊在《鲜于伯几草书千文跋》中直接认为：“鲜于伯几以古瘦见长，世所传高闲《千文》及张旭书，大约多出其手也。”朱彝尊的这种认识恰恰反映了鲜于枢草书中的唐人法度。至于元代艺文领军人物赵孟在《题伯几临鹅群帖》中的评价：“仆与伯几同学草书，伯几过余远甚。仆及力追之而不能及。”则不能仅仅看作是赵孟的过谦之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