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元大都遗址（从元大都遗址发掘始末）
一是，这一城址是以金代北宫位置为中心的，这里有高梁河聚结的宽阔的水域，早已形成了一个环境优美的皇家林苑，虽遭破坏，但略加修饰却是容易的。二是，作为统治中心的都城要有比较方便的交通条件，金代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好，其根本原因是水源问题。元代新选的城址便于引取西山的泉水和地表积水，这个条件远优于金中都较小的莲花池的供水，有利于开通较通畅的联系全国的航运水网。三是，新城址位于永定河和潮白河冲积扇的脊部，有较好的防洪和排涝条件，而金中都却容易受浑河（永定河）洪水泛滥的影响。
这些都是在北京城市发展史上多年实践中认识和总结出来的，元大都的城址选择具有高超的科学水平，应该特别给予重视。
元大都供水系统主要有二：一条是由高梁河、海子、通惠河构成的漕运系统；另一条是由金水河、太液池构成的宫苑用水系统。
经过勘探和部分发掘，探明漕运水系的高梁河由和义门以北入城，汇入海子；再经海子桥（今后门桥）往南，顺着皇城东墙而流到城外后，转向东，抵达通恵河。经考察，当时的海子稍大于今天的积水潭、什刹海、前后海的范围。
1974年3月，新街口豁口外基建施工时发现元大都海子泊岸码头遗址。在南北长60米、东西宽40米的范围内黑色淤泥中布满“地钉”（木桩），其上横铺宽17厘米、厚10厘米的柏木板，木板上再铺两层“衬枋石”。纵观其规模，想象当年的海子码头是何等的雄伟壮观。在皇城东北角的通惠河宽约27米左右。
另一条金水河是由和义门以南约120米处的水门入城。金水河入城后，转向东南，流到今北沟沿而南折，经马市桥、前泥湾、后泥湾到甘石桥，过西单北大街到灵境胡同。在此，水分为两支，一支向东北流，经过毛家湾，在皇城西北角处折而向东流入北海；另一支则一直向东流，穿过府右街，进入中海（太液池），再经过元宫城前流出与通惠河汇合。这是专供宫廷用水的水系。
元大都和义门南水门遗址
值得注意的是，1970年11月，西城区防空工程指挥部在西单北大街、灵境胡同西口外施工，于地下4米处发现一段明代沟渠，我和于杰先生前往清理。1982年5月，市政工程扩建马路，在灵境胡同西口外又发现甘石桥旧址。为了保证正常交通秩序，我和考古队新分配来不久的大学生祁庆国，经过五个夜晚发掘完毕。这是一座南北方向的单拱弧面桥，全长38米。桥面平铺错缝青条石，石桥涵洞单拱券顶，涵洞下是一条东西偏北的沟渠，呈仰斗形，底部平铺大条砖，两侧沟壁错缝顺铺长方砖。沟底砖面以下散见元代平铺的小薄砖，沟身两侧墙外均有黑色淤泥，证明这里的沟渠和石桥是在元代旧水道的基础上建造的。
居住遗址和街道
上世纪70年代初分别对明清北城墙一线的后英房、西绦胡同、后桃园、雍和宫后身、旧鼓楼大街豁口、安定门煤厂、北京一〇六中学等十余处元代居住遗址进行了发掘。
为了配合北京二号线地铁工程，考古工作者从上世纪60年代初就在明清时期城墙环线进行了踏察，北城墙一线作为重点调查对象。这里原来是元大都城内最繁华的地区，明永乐十七年（1419年）修筑明城墙时，将元大都北城墙向南移约5里，即现在的德胜门—安定门一线。当时由于军事需要时间紧迫，众多的百姓来不及搬迁，明统治者就将房子拆毁，家具等生活用品亦随之埋没于城墙内。拆除城墙时我们发现有的房屋梁架被搗毁，山墙还保存二三米高；庙宇中的石碑、旌杆等均立在城墙之中，一些豪门巨富的文玩、细软来不及带走而毁于一旦。可想而知当时明政府驱赶居民仓皇迁移的悲惨情景。
1970年10月，北京市标准件四厂工人在旧鼓楼大街豁口以东一处院落遗址中取土烧砖坯时，发现一处瓷器窖藏。窖深不到半米，上面覆盖一个陶盆。内藏有十余件青花瓷器及影青瓷器。后由一位铁路巡道工人报告到市文物管理处考古队。因为是在明城墙下发现的青花瓷器。至少应该是明洪武年间或之前的文物。
元大都遗址出土青花凤首扁壶
元大都遗址出土青花觚
这批残碎的元代瓷器中，较完整的器物有青花凤首扁壶、青花盏托、青花云龙纹大碗、青花云龙纹盘及底部墨书八思巴文的枢府窑大碗等。根据《事林广记》蒙古字体，百家姓译成汉文为“张”或“章”姓。难能可贵的是那件青花凤首扁壶，高18.7厘米、口径4厘米，器呈扁圆形，小口、矮圈足，昂起的凤头作壶嘴，柄上卷做凤尾，又在器身上绘出凤身及茂盛的缠枝牡丹，壶的首尾结合起来构成一只飞凤的造型。这种造型是由晋唐以来天鸡壶发展而来的，五代及宋景德镇窑都有天鸡壶的制作，元代的陶工巧妙地继承了这一传统技法。另外的几件青花瓷器，不论从胎、釉或者绘画技法也都达到了很高的工艺水平。元代青花瓷器是我国瓷器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新产品，但目前可确定是元代青花瓷的标本极少，这批青花瓷的发现，无疑为研究元代瓷器工艺提供了一批珍贵的新资料。
后英房元代居住遗址
后英房元代居住遗址位于今西直门内后英房胡同西北的明清北城墙墙基下。该遗址别具一格，宏伟壮观，是一处典型的元代建筑群。1965年发掘了它的东院，1972年上半年又发掘了它的主院和西院。这是一处规模较大的遗址，发掘总面积近2000平方米，但是这仅仅是埋在城墙里的一部分，城墙墙基以外部分，在明代初期已经被拆毁无存了。遗址显示，在主院正中偏北的高大台基上，原建有五间北房，三明两暗，每间屋子的青石柱础都在80厘米见方，这应该是当朝权贵的高级住宅。正屋前轩两侧砖砌高露道，分别通向东西跨院。台基前接一个与台基等宽而矮于台基4厘米的高露道，高露道东西两侧砌有踏道，分别通向东、西厢房。
西跨院南部大都被破坏了，仅北部尚存一个小月台。月台东南、西南两角各浮放一狮子角石。月台上尚存台基东部及房屋的东南柱础。从台基东露道穿过垂花门，可以到东跨院。这是一处以平面呈“工”字形，为主体的院落，有北房、南房各三间，均在“工”字形台基上。“工”字形台基两侧建东、西厢房。整体布局雄伟气魄，充分表现了宋元向明清时代过渡的建筑风格。
后英房元代居住遗址大台基（由北向南拍摄）
后英房遗址通往东跨院的垂花门基址
后英房遗址主院工字形高露道西侧出土的角狮和水缸
后英房元代居住遗址复原图
从现场发掘可以看出，宅子的主人是在明朝军队拆毁房屋时匆忙离开的，甚至未来得及搬走全部生活用具。如主院北房出土有元青花葵盘、白釉“内府”瓷瓶、龙泉青瓷盖罐、“元章”款端砚及洒在地上的玛瑙围棋子。东院还出土了影青瓷佛像、高大的磁州窑罐、铁炉子等。在清理东跨院北房地面砖的时候，发现有贴在砖上的纸张墨迹，纸已经腐朽，而砖上的字依稀看到“娘的宠儿”怎的怎的，“娘的宠儿难画描”等元曲词句。另有广寒宫图案的平脱螺钿漆盘残片等具有极高艺术价值的文物。
后英房遗址出土广寒宫图平脱螺钿漆盘残片
后英房遗址出土白釉“内府”瓷瓶
后英房遗址发掘工作照（舒世俊摄）
发掘后英房遗址时，左起郭义孚、钟少林、马希桂、黄秀纯（舒世俊摄）
后桃园与西绦胡同元代居住遗址
后桃园元代居住遗址，位于今西直门后桃园胡同西北的明清北城墙墻基下，1973年春天开始发掘。这处遗址破坏较甚，遗迹保存不多。出土器物有钧窑双耳连座瓶、三彩双耳云龙博山炉、三彩兔草纹小盘、白釉黑花小口瓶、白釉油灯碟、黑陶八卦炉及日常生活用品。值得注意的是，在众多的出土器物中，以钧窑双耳连座瓶价值连城。所谓“钧窑挂红，价值连城”，现在首都博物馆精品馆展出，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元大都后桃园居住遗址
后桃园元代居住遗址出土钧窑双耳连座瓶
相隔不远的西绦胡同元代居住遗址，有一座类似库房的建筑，墙壁坚厚，东墙尚存3米多高，墙内砌有平行凹槽，内有木质痕迹，可能是放置隔板用的。房内出土大量的瓷器，碗、碟成套摞放在一起，同时还出土一批黑陶，数量和种类之多为元大都遗址所少见。在众多的瓷器中以磁州窑白釉诗文花卉大罐为最佳。高40厘米，腹部草书七言绝句诗：“百草千花雨气新，今朝陌上尽如尘。黄州春色能于酒，醉杀西园歌舞人。” 落款“清净道德”四字。
大都城内的街道规划整齐，井然有序。大城中心设中心阁。“阁之西为齐政楼，更鼓谯楼，楼之北乃钟楼也。”（见《析津志》）齐政楼即是现在鼓楼的前身。经钻探，在今景山以北发现一段南北向道路遗迹，宽达28米，即是当时中轴线上大道的一部分。由此向南穿过宫城的厚载门、崇天门，经过皇城的丽正门，应是元大都的中轴线。恰与明清北京城的中轴线吻合。
大都的街道纵横交错，相对的城门之间有相互贯通的宽广平直的大道。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对大都的街道颇为赞赏云：“街道甚直，此端可见彼端，盖其布置使此门可由街远望彼门也。”“全城规划有如棋盘，其美善之极，未可言宣。”
史载：大都城内街道，有大街、小街、胡同三种形式。并规定大街24步、小街12步、胡同6步。在元大都的东北部，即从光熙门到北城角这一区域，钻探出东西向胡同22条。从今东直门到朝阳门，即元大都的崇仁门到齐化门，也探出胡同22条。所钻探结果与史书记载基本吻合，大街宽约25米，胡同宽约6～7米。今北京内城有许多相对称的街道和胡同，如东单、西单、东四、西四等仍保存着元大都街道布局的旧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