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人讲话，天塌不下来
正如哈耶克在《通向奴役之路》的第四章所论述的，“在社会演化中，没有什么是不可避免的，使其成为不可避免的，是思想”，希望本文浅薄的思想能引起读者一定的思考。
不可否认，疫情管控不仅考验一个政权的社会动员能力，社会应急能力和社会组织能力，同时也是一个权力放大器，它按下了社会正常运转的暂停键，打破原有秩序下权力-权利的平衡格局，赋予一个政权更加无孔不入无时不在的权力，从而让权力的触角不断扩张，机器的每个齿轮每个细胞都在快速运转，不断挤压社会公众自愿让渡的自由，共同维护着疫情防控这样一个核心目标。
这种权力的合法来源是 社会公众为了长期利益而自愿短期放弃部分权利让渡给政府，目标是让政府通过科学管理手段从而使社会运转恢复到最初的社会秩序 ，但是一旦回归到最初秩序，必然要实现权力-权利回归到最初的平衡，逐步实现社会运行的“帕累托最优”。
但是 权利的让渡必须以保障公众的基本生活的权利为基础，只有在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条件下，社会公众才有让渡个人权利的必要性 ，双方重新签订新的权力-权利的契约。
但是通过近期的新闻可以发现新冠未导致人死亡，反而有个体因疫情防控而死，那么就回到一个最悠久的哲学辩题: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能否牺牲少部分人的合法利益
本文不在于探讨这个深刻的话题，作者认为: 为了疫情防控这个大多数人的利益而牺牲掉个体是本末倒置的，但是造成这种本末倒置是有更深层次原因的。
政府的权力来源于国家和社会签订的契约，由一个个的社会细胞缴纳费用雇佣一部分人进行管理，维持社会秩序，让每一个人生活的更好。
被雇佣的部分人组成了政府、法院等组织，他们的权力是每个人让渡权利集合中一部分。
在民主社会，权力更多是一种被动的存在，即当你有需要的时候或者触碰到的时候，他才会对你施加一定影响。
比如当你遇到纠纷后，你才会需要去寻求司法救济，才可以感觉到司法权力，当你触犯了某些一般性规范，才会收到行政权的处罚，当你参与社会化大生产，就会受到政府的行政管理。
让渡的权利是每个人享有权利中极少的一部分，但是疫情防控加深了让渡权利的程度和范围，它一方面享受社会公众对自身权利的大幅度让步，同时为了去更好的行使权力，它必须主动创造权力，必须自上而下与更多人分享权力。
这种高度组织化的权力分工下，每个人只需对红头文件负责，对上级负责。
权力拥有者一旦忘记自己的权力来源于社会公众对自身权力的让步，而认为自己权力来自于上级、组织和集体，那么他就会把自己完全融入集体中，借疫情管控之名，行违法作恶之实。
当个人不再是一个个普通个体，而成为了大多人利益维护者，权力组织里一个小螺丝钉，他们只是按照上级的指示履行工作职责，并且这种享受高度权力集中的临时分工都需要个人放弃自我意志、判断，从而归于集体目标，并且从这种目标中获得一种另类的道德满足感。
这种现象本质上是一种更加广泛意义上的社会分工导致道德感缺失的“现代化陷阱”，这种陷阱借助于互联网才会让医院门口死病人，孕妇流产这等骇人听闻的事件体现出来。
疫情管控在维护社会秩序的同时，必须赋予许多人一些权力(比如保安享有阻止你出入小区的权力)，这种权力如果脱离了“以人为本”“为人民服务”这种核心宗旨，很容易展示它的合法伤害性(《血酬定律》一书，合法伤害权是以强大的国家机器为后援，行使者个人承担的成本很低，风险很小，造成的伤害却巨大)，这些人包括保安、门卫、甚至包括某些“志愿者”，这些人在平时可能并不享有权力，但是这些人一旦拥有不受约束的权力，就可能慢慢走向失控。
权力一旦尝到了甜头，就可能朝着社会底层挥去，他们利用手里的合法伤害权对同为底层的同类“拳打脚踢”，并且以疫情防控作为护身符和挡箭牌，一旦出现问题在大局面前必然会消解一部分责任。
()政府将其权力进行自上而下的分享，搭建了新的权力架构后，一旦权力失控，又如何进行监督并矫正呢
一方面借助于原有的权力监督体系(为服务大局，原有的权力监督体系也有可能出现暂时性失灵)，另外，必须要发挥媒体的监督作用，而不是一味的不让说话(链接: )。
作者通过查询近二十日的华商报和三秦都市报微信公众号发现，主流传统媒体几乎只承担起发布权威信息和进行宣传的功能，而丧失了社会监督功能。
疫情管控下媒体功能的缺失是导致某地区频繁上热搜、负面消息霸屏的重要原因，加上政府在舆情处置能力上经验不足，进一步网上负面消息的扩大化。
媒体功能的缺失一方面导致谣言猖獗肆虐，各种小道消息假消息在紧张焦虑的情绪下快速病毒式传播，上至官员的处分任免，下至底层人的生活状态，各种视频和聊天截图，但是背后的真实性、全面性、客观性很难得到保证，一旦政府辟谣机制凸现乏力，从而导致一些有失偏驳的信息在社交媒体病毒式传播，从而让网络舆情呈现一边倒的趋势，网民对政府防控措施和社会管理能力的质疑，影响疫情防控措施的落实，更深层次会影响政府的公众形象;另外，媒体功能的缺失导致社会底层很难得到关注，许多群体的声音无法向上传达，没来的自然就得不到关注，从而激发了更严重的社会矛盾。
在疫情防控的紧要关头，更处理好疫情防控和媒体之间的关系尤为重要。
是否可以为媒体提供一种便利，让专业的媒体人员可以在不影响大局的情况下去关注急需要帮助的人，去承担起监督的功能，这种关注和监督所获得的信息也可以作为一种反馈，管理人员通过这样信息进行修正自己管理方式，从而实现一种良性的互动。
马歇尔·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一书中开篇写到:“我们这样的文化，长期习惯于将社会分裂和切割，以此来作为控制事物的手段。”， 社会分裂和切割却有助于实现信息的单向度传播，也为权力的施展创造了更大的空间，但是这种割裂一旦面对重大社会问题很难达成共识，没有共识，很难形成自己的话语权从而和权力核心平等地对话，促使重大问题得到更好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