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秉文与现代中国实用主义教育学术范式的建立
三、影响弥远:建立现代中国实用主义教育学术范式
《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自1916年初版，到1922年已经三版。
由于该书开创了现代中国实用主义教育学术范式的新范式，自著成和出版时即很受关注，黄炎培为其作序称之为"盖空前之作也"。
《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的重要意义首先体现在对教育史学科的建设起到了示范作用，但其意义不止于此。
该书还通过率先建立现代中国实用主义教育学术范式，实现了中国教育学科理论根基增强，促成了著述结构更新，形成了中国人自己研究这一历史性转变，构筑了教育学科学化研究路径。
(一)引导了教育史学科体系建设
《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作为我国第一本中国教育制度通史性著作，在引导教育史学科建设上功不可没。
首先，扩展了教育史分支学科体系。
郭著写成之前，国人由于照搬日本教育史著述，并未清晰认识到中国教育史可以对教育思想、教育制度、教育生活等进行研究，更没有从教育的主体、教育组成要素、教育发生的不同时限等进行专题史研究。
郭秉文的独到之处在于最早将教育制度作为教育史的研究对象之一，以此扩展了教育史分支学科。
自郭秉文之后，中国教育史学研究者在其影响下继续进行中国教育史分支学科体系构建，涌现了一批断代史、思想史、教育制度进一步细化的书院制度史、科举制度史以及女子教育、课程等专门史，力图涵盖中国教育史学科各个研究领域，教育史分支学科体系更为完整和丰盈。
其次，掀起中国近代教育史研究以及史料整理热潮。
《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虽为研究上古时期到民国时代的教育制度通史，因其在实用主义教育哲学精神指引下，此书的重点放在了研究中国近代教育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开创了"当代人写当代史"的局面。
在《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的引领下，加之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历史学界开展的社会史论战对教育史学界的影响，中国近代教育史成为中国教育史研究中一个炙手可热的焦点。
除一般的中国教育通史的时间范畴均截止至该书成型之时的教育史研究外，还涌现出一批专门研究中国近现代教育史的著述。
⑦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舒新城穷十年之功对中国近代教育史的研究，最具代表性的成果是中华书局出版的一系列近代教育史论著，⑧它们充实了近代教育史料，同时也在继承郭秉文某些近代教育论断的基础上使之进一步理论化。
最后，构筑了中国教育制度史的研究路径和模式。
《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是我国第一部中国教育制度通史，其研究模式遵循美国20世纪初治教育史的范型并按照中国教育制度的特点划分演变阶段，引进西方学术概念并运用实用主义教育学说来分析中国教育制度，同时应用教育学知识框架来细化教育制度的研究对象，注重分析各个时期教育制度的特点以及不同时期教育制度的变迁，形成了中国教育制度史的研究模式。
这区别于此前从日本引进的陈旧的进化论学术范式、理论指导欠缺、忽视本国教育制度等不足。
在郭氏之后的中国教育制度通史和专史著作，多延续了郭氏的研究模式。
以近年出版的颇具影响的《中国教育制度通史》(李国均、王炳照总主编，山东教育出版社)为例，该书八卷开篇即谈教育的起源等问题，并将中国自先秦至1999年的中国教育制度依据各时期的教育特点以及朝代更替等进行阶段划分，各阶段的研究对象以教育学分析框架拟定，对教育制度中的文教政策、各级各类学校、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考试等进行了研究。
可以发现，该书在一定程度上采纳了《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的研究模式，既有教育史学基本理论的探讨，教育史观的坚持，又注重根据教育学分析框架划定中国教育制度的研究对象等，其创新处在于《中国教育制度通史》对唯物主义史观的秉持与坚持，注重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审视当时教育制度的优缺等。
(二)首启实用主义教育学说理论根基
"一本教育学理论著作，如果没有自己的指导思想和方法论，就等于没有了灵魂，就只能是一种拼盘、一种混合物"。
清末民初，我国以日本为媒介翻译和编著教育学，其内容体系主要为德国赫尔巴特教育学的翻版。
国人在借鉴日本教育学时，由于因袭赫尔巴特派过分关注结构，所作著述明显缺乏吸收并转换这一学说的长处来成为自己著述的理论根基，故而模仿意味颇足，自创成分明显缺乏。
郭秉文作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中国留学生，较早观察到当时国内盛行的赫尔巴特教育学的不足，觉察到实用主义教育学说的蓬勃生命力，遂成为第一个回国宣传与引进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学说的留学生，也是杜威来华讲学的主导者。
他领导的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及后来的东南大学，引进大批留学哥伦比亚大学尤其是哥大师院的学者，如陶行知、陈鹤琴、郑宗海等，为他们宣传和引进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和教育学说创造条件，他自己率先垂范，发表演讲，撰写论著，起到了示范、引导和推动作用。
所著《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及其后续的学术论著，改变了国人此前留意日本时过分模仿和照搬结构体系的弊端，不仅开启了宣传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学说的有益尝试，还以此作为著述内容的理论根基和指导思想，致力于挖掘其长处并融合本土而形成独特的教育学理论体系。
20世纪20年代以后，实用主义教育学说在郭秉文、蒋梦麟、胡适、陶行知、郑宗海等人前期奠定基础上，加之国人对日看法等改变，留美学生的努力引进以及力邀美国教育家杜威、孟禄、克伯屈等人来华讲学等因素，开始展现其旺盛生命力，成为中国学者对教育问题进行分析的理论依据。
纵观此期的教育学和教育史著作，大多依据杜威实用主义教育学说的基本观点来组织和阐发教育基本概念、原理等。
王炽昌编，郑宗海等校《教育学》(中华书局，编辑大意明确指出"本书依现代民本主义、试验主义及自动主义而编制，于作者意见外，大部分取材于杜威、桑代克及密勒三氏"。
其他国人编著的教育学著作有些虽未在前言明确指出取材杜威实用主义教育学说，行文中大多予以参酌、赞成及细致分析，如庄泽宣在介绍杜威"生长说"时盛赞曰"善哉"，罗廷光则指出其"影响最大而略述一番"，紧随其后将教育概念界定为"是一种继续不断的改造经验的历程，有此可使个人生活圆满，社会文化继续扩张。
"罗氏对教育的界定虽力图融合各家，实则与杜威的界定如出一辙。
此外，不少教育著作列出的参考书目中均可找寻到杜威著作的身影，如胡忠智《教育概论》所列参考书目注有杜威的《我的教育信条》、《民主主义与教育》等，钱亦石《现代教育原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教育观点，但论述和参考书目同样有杜威的《民主主义与教育》等。
实用主义教育学说同样影响了教育史家，他们或注重实证，或明确提出考察教育史需要关注生活、注重实用的影响等，其中方与严的《新教育史》依托实用主义教育学说，明确指出"要研究《教育史》，即当研究《生活史》，研究《生活史》，即是研究《教育史》。
"方氏之语有夸大生活的影响之嫌，却印证了杜威学说的巨大影响。
郭秉文率先在著述中运用实用主义教育学说作为理论根基的成功范例，影响后期学者对此学说的坚持，也在一定意义上启发了研究者可以多方位审视和借鉴各种理论，在实用主义教育学说之外，中国教育学界还引入了文化教育学、马克思教育学等，共同丰富了中国教育学理论基础。
(三)全面更新了教育学著述结构
清末至民初，国人编写的教育学教材或著作，其基本结构体系大多照搬赫尔巴特学派教育学著作，以"目的-方法"一种模式占据绝对优势之位。
当时流行较广的张子和编写的《大教育学》(商务印书馆，，分为绪论、教育者论、被教育者论、目的论、教授论、训育论、学校论七编，其中教授论占据全书篇幅将近40%，赫尔巴特学派的体系结构一览无遗。
教育史著作同样照搬日本学者著述，按照进化论观点组织结构。
郭秉文由于深受美国教育史研究范式与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书中注重引用美国教育史研究范式来拟定学术研究路径，自教育起源等基本理论问题论述一直贯穿至民国初年。
同时，作者还使用了西方的学术概念如"公共教育制度"等来研究中国教育制度史，更在行文分析中运用杜威实用主义教育学说的相关观点分析中国教育制度的优缺点，指明今后的发展路径。
《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得益于思路更新从而使得全文结构流畅明快。
郭秉文开启的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学术范式不仅内含实用主义教育学说作为著作的理论根基，其影响之一还在于传达了教育学著作结构并非固定僵化，可依据一定理论依据和思维范式进行相应构建的信息。
自1916年《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中译本由上海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后，中国教育学教材结构开始不再拘泥于一种结构，有的学者按照教育组成要素划分为儿童、课程、教学、训育、美育、教师、学校等章节，如王炽昌的《教育学》;有的学者按照教育的要素及其分类划分为受教人之性质、学习与游戏、课程与教材、幼稚教育、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特殊教育等章节，如庄泽宣的《教育概论》;其他还有按照教育与社会、个人关系分为教育的社会学基础、生理学基础、政治教育、生产教育、文化教育等章节，如钱亦石《现代教育原理》等。
中国教育史学者同样摆脱了之前教育史研究照搬日本教育史学著作结构的路径，开始自觉应用美国教育学术范式进行研究，前述王凤喈、陈东原、陈青之等注重探索教育分期、研究方法等教育史的基本理论问题，并服膺于实证主义、唯物主义等教育史观，注重建构独特的研究结构，按照朝代、新旧教育更替等不同标准进行结构安排。
尤值得一提的是，杨贤江在唯物主义教育史观的指导下，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形态的理论将教育史分期为先史时期--原始氏族社会的教育、古代教育--奴隶制社会的教育、中世的教育--封建社会的教育、近代的教育--资本主义时期的教育。
此种划分改变了按朝代分期等做法，从与教育最基础的影响因素社会入手，可谓首创之举。
同时，杨氏也按照此安排全文的结构，在朝代划分安排结构之余独辟蹊径，为探索教育史著作结构提供了全新思路。
在实用主义教育学术范式传达关注内容的理论性以及更新一成不变著述结构的影响下，中国教育学著作呈现出多元化模式倾向，进一步体现了中国教育学者虽借鉴西方，但不再完全抄袭并着力体现自己的思考而做出的努力。
(四)凸显了教育学的中国立场
先抄日本，再仿美国，后学苏联，是我国教育学走过的三个阶段。
国人在参照日本教育学时，教育学著作由于多为模仿和照搬之作，核心内容大多没有顾及中国本土教育实际和教育问题，即使教育史著作有所涉及也将中国教育史放置于从属地位。
不可否认，早期的抄袭和模仿对于中国教育学由无到有实属必需，且也是教育学萌发时必然的现象，但模仿之作终究只是一种浅显努力且只能应一时之需，不考虑中国教育面临的实际问题以及不结合中国独特的教育现象进行研究，最终只能和中国国情枘凿不符而逐渐丧失自我、阻碍发展。
郭秉文《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较之之前仿日的教育学著作而言，其清晰明确研究对象为"中国教育制度"，在行文中虽参照美国理论，但重视立足于本土立场关注中国现实问题，以求形成本国借鉴，做到了中国教育学者真正合理的选择，即站在中国立场实现中西融合，"注重反映中国的教育事实，反映中国教育的需要，指导人们参加中国的教育实践"。
郭秉文力图自己书写适合中国国情的教育学著作，成为此后中国教育学者学习借鉴的对象，也开启了新的努力方向。
据有学者统计，1901-1914年我国共引进教育学教材、著作119本，自编29本，1915-1926年引进42本，自编达109本，可以看出前15年引进数竟达后12年的近3倍，自编数后12年则为前15年的近4倍。
由此可见，以1916年郭秉文《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出版前后为界标，中国教育学教材的编写进入一个注重自编的新阶段。
中国教育学者在借鉴实用主义教育学说的基础上，开始注重自己编著教材，对已有教育学教材进行不断更新，且在结合中国本土实际上不断前进。
其次，在国人自己编写的教育学著作中，中国本土已有的教育思想、古代及当前教育活动等已经被纳入其中，此种著述不胜枚举，如汪懋祖编的《教育学》(中加入了孔子、孟子等教育学说，我国当前的教育新动向等，范琦等则专门结合三民主义著有《三民主义教育原理》，吴俊升、王西征编著的《教育概论》(正中书局，还专门附录了中国农村经济状况与教育等。
教育史著作更是因为关注中国本土教育思想、教育制度等，凸显了中国教育史的独立地位，确立书写中国本土教育史的研究模式，即研究视界放到了中国教育起源及历朝历代教育。
同时，因为放眼中国丰富的古代教育思想和制度、各类主体的教育活动等，各种教育专史等纷纷涌现，有中国学制史、女子教育史、课程史、幼稚教育史等，丰盈了本土教育史分支学科建设。
最后，中国教育学者于20世纪20年代末起明确反对仪型他国的"洋八股"，陶行知、舒新城、庄泽宣等提出了教育"中国化"、"本土化"主张，思考如何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和需要的教育学。
其中，庄泽宣指出新教育必须实现中国化，实施条件为"合于中国的国民经济，合于中国的社会状况，能发扬中国民族的优点，能改良中国人的恶根性"。
真正构建具有本土特色、合于本土实践和人民所需的教育和教育学，成为中国教育学者不能回避和必须努力的关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