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阶段，“快速发展”理念。“发展是硬道理”就是当时发展理念的集中表现，有些地方甚至提出了“硬发展也是道理”“时间就是金钱”等口号。在改革开放初期，把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迅速改变生产力落后局面，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明确提出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由此开始的改革开放新时期的主要特点就是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改革开放推动经济发展。改革开放的首要任务就是解决僵化的经济体制问题，打破计划经济旧体制的束缚，建立充满生机活力的新的经济体制。从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全面推广到1984年经济体制改革往城市推进，从党的十三大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到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从深圳等经济特区的设立到沿海开放城市的确定，从沿海开放到沿江沿边开放，从乡镇企业的崛起到国有企业的改革，从经济体制改革到金融体制的改革，以及在此基础上提出的一系列改革开放措施，都是围绕着推动经济快速发展展开的。在这个过程中所形成的地方政府的准企业性质的竞争机制的建立也是为了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张五常曾经从这个角度研究过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秘密。虽然张五常恪守的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很难真正揭示中国经济发展的全部或根本原因，但他的这个视角值得我们重视。他是在研究中国承包合约的扩张时提出这个主张的把承包合约的组合“引用到有地理界线划分的地区去”“我认为这是今天中国的经济制度的重心所在”“地区之间的激烈竞争是我前所未见的”“地区之间的竞争其他国家都有”“从性质与活力这两方面看，中国的地区竞争自成一家，天下独有”“中国的情况，是在同层的地区互相竞争，而因为县的经济权力最大，这层的竞争最激烈”［7］。张五常认为，这是他解释中国问题的重要新意。
第二阶段，“科学发展”理念。“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8］。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国民经济保持快速发展，对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关注也日益提高，与此同时，随着我国经济改革取得巨大成就，发展中的一些问题也日益显现出来，比如粗放式增长、破坏环境、社会发展不协调等问题。在这种形势下，党的十七大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明确指出了我们要实现什么样的发展和怎样实现发展的问题。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这就是说，发展不仅要GDP数量的增长，也要质量和效益，这无疑拓展了发展的内涵，是中国发展问题在理念层面上的一次巨大进步。2008年金融危机使我国也遭到较大冲击，而且，在我国自身经济发展达到一个新高度后，原有的人口、土地、资源等要素优势开始减弱，我国进一步面临着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问题。党的十八大报告要求把经济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以适应新形势的变化。在经济工作方面提出了以“创新驱动”作为经济发展方式的新动力，提出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和城乡一体发展，把保护环境的问题提到了生态文明建设的高度来认识，要求在以往布局基础上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我国的基本国情，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首次明确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处于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的十三大报告正式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历届党代会报告也都坚持了这一基本国情的判断。
党的十九大报告不仅提出了“新时代”问题，而且重新表述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矛盾”问题。这是党的十九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创新，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意义。首先，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来说，对主要矛盾的把握成为其理论体系展开的逻辑起点，主要矛盾的变化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变化。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的理论依据，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有了新发展的标志。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实践是随着形势的不断发展而变化的，只有跟上实践的发展，理论才能与时俱进，并对实践经验不断进行总结以指导新的实践。作为整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不断发展，意味着不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是马克思主义意义上充满活力的社会有机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本身也是一样的，通过不断发展从整体上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和新的境界。
新时代主要矛盾的判定还具有十分重大的实践意义。抓主要矛盾就是抓“牛鼻子”，主要矛盾判定的变化也意味着党的经济建设工作主要任务的相应变化。相比过去，发展首先意味着追求物质的数量型增长，例如追求GDP增长速度，正如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法中的量变与质变关系一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也要经历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党的十九大报告不再像以往那样提出GDP的增长目标，转而对经济发展的质量做了强调，这也是主要矛盾变化的必然结果。经过多年的高速增长，人民对物质生活的追求已得到相当程度的满足，人民转为追求美好生活的综合目标，包括对产品质的需求和美好生活所需要的生态环境的需求等。而过去追求量的增长也必然表现为粗放型增长，无法很好地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需要，这是发展不充分的问题。同时，过去的增长也伴随着一些不平衡的因素，这主要体现在经济结构的不平衡，包括产业结构不平衡、地区发展不平衡、城乡发展不平衡等，以及经济与生态协调发展的不平衡、收入与资产分配差距的不平衡，等等。这些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处，也为新时代经济工作的重点指明了方向。
新时代主要矛盾的变化，也必然意味着新的发展战略和发展规划在不同阶段作出不断变化的阶段性安排。在发展战略上，党的十三大报告提出了“三步走”的战略，改革开放使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前两步战略目标提前实现。党的十五大报告把“三步走”战略的第三步进一步具体化，提出了“新三步走”的战略安排。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了大体用20年时间，全面建设一个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党的十七大报告重复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党和国家到2020年的奋斗目标”。党的十八大报告则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提法改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明确了标准为“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在此基础上，党的十九大明确以“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为大会主题，实现2020年全面建成的既定目标，并要求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攻坚战。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这三大攻坚战做了进一步部署。不仅如此，党的十九大报告对2020年到本世纪中叶的战略规划做出了“两个阶段”的安排第一个阶段，从二○二○年到二○三五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要比原来十三大的目标整整提前15年，并且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给出了定义；第二个阶段，从二○三五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比十八大报告增加了“美丽”，体现了对生态环境的高度重视。从大的方面讲，十九大报告“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两个阶段”的战略安排是对“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进一步细致规划，这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了最新的蓝图。
十九大报告关于如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提出了六个主要措施：一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二是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三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四是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五是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六是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这六个方面措施中，一和二是围绕着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产业体系来讲的，三和四是围绕着更加协调共享的发展来讲的，五和六是围绕着所需要的经济体制改革来讲的。在这里先围绕经济发展和现代化产业体系所需要的改革包括一、二、五方面措施进行梳理，关于协调、绿色、开放的内容在后面加以论述。
首先，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落实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任务。十九大报告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对传统过剩产业实行“三去一降一补”，再就是要“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鼓励更多主体投身创新创业”“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显着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2］30－31。可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工作重心是提高供给质量，这包括削减旧的发展方式下积累的过剩产能和提高经济发展的技术、质量和效益。
在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和经济进入新常态背景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创新驱动成为转换发展方式的主要动力。这种转换不是由政府之手单独推动的，而应该是由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十九大报告提出“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2］33“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2］21，并提出“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2］34，对增长方式转换的手段做了新的科学论述，而且，强调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这是市场化改革的最新高度，从以往产品市场形成和保护的层次深入市场经济的基本制度层次。关于市场的作用，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十二大报告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和十三大提出有计划商品经济，再到十四大确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市场的认识不断深化。从十四大开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一直是标准的论述，到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则把市场作用改为“起决定性作用”，这个提法是一个新的突破，标志着对市场作用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创新驱动的着眼点还在于以企业为主体，经济增长更多源于要素配置的重新优化，以市场的方式推动企业进行经济结构转换和创新。
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自身也需要不断变革，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十九大报告提出建立国家治理体系、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站在全局性的角度，把政府职能中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中相关部分有机地纳入国家治理体系的整体，报告指出，“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深化事业单位改革，强化公益属性”［2］39，保证全体人民在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为此要深化机构和行政体制改革，这是对政府职能及政府作用的一个全新的深化。
财政是政府运行的基础，建立现代财政制度也是政府发挥应有作用、实现职能转换的保障。十六大报告开始提及了利用财政税收政策和财政转移支付在缩小地区差距上的作用。十七大报告提出了财政保障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要求。十八大报告则提出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完善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公共财政体系，对财政向民生倾斜做了更多强调。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围绕预算管理制度、税收制度、中央地方财权事权划分等内容做了规定。十九大报告对财税制度改革具有新的提法，“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建立全面规范透明、标准科学、约束有力的预算制度，全面实施绩效管理。深化税收制度改革，健全地方税体系”［2］34，重点提到一是现代财政制度的建立，包括中央地方财权事权划分、现代预算制度、税收制度二是强调财政的公共服务职能，报告在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部分中强调了财政在“履行好政府再分配调节职能，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上的职能［2］47。
金融是现代市场经济运行的核心环节，对于金融体制改革，十三大、十四大报告提了些原则性的鼓励提法。十五大报告提出金融监管，十六大报告提出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十七大报告提出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逐步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十八大报告提出加快发展民营金融机构，这些都是逐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步骤，同时，对于金融稳定，历届党代会报告也予以了强调。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完善金融市场体系的要求，包括扩大金融业对内对外开放、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落实金融监管改革措施和稳健标准等。十九大报告新的论述出现在强调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上。报告要求“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发展”［2］34，这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是一致的，也与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要求一致。“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深化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健全金融监管体系”［2］34，这反映了做为攻坚战之一的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要求下进一步加强金融监管的需要，十九大报告提出了改革措施，要求“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2］34。
改革开放以来，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导下，党对非公有制经济地位的看法也有个渐变的过程，先是提“公有制为主体，个体私营经济为必要补充”十二、十三大报告，再是提“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十四、十五大报告，再到十六大报告强调在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基础上的两个毫不动摇“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自此，历届党代会都重申了两个“毫不动摇”。对于以国有制为代表的公有制经济，十四大报告强调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和其他企业都进入市场，通过平等竞争发挥国有企业的主导作用，此后国有经济始终面临着在非公有制经济平等参与和竞争下如何改革与发展的问题。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成为国企改革的方向，但国企改革并不仅仅是国企内部治理机制改革的问题，国企改革还有个国企战略布局的问题。十五大报告提出要着眼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抓好大的，放活小的，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这是国企改革一次重大突破。十六大则提出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履行出资人职责的国有资产管理机构据此成立。十七大提出加快建设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和制度。十八大提出了推动国有资本更多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十九大报告的新论述更强调“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结构调整、战略性重组，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有效防止国有资产流失”［2］33，着眼于整体性的国企布局，且强调资本而不是企业的做强做优做大，这与混合所有制改革也是相配合的。为此在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上要求“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2］33，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要从原来管企业为主转为管资本为主。“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2］33，着重点放在世界一流企业上，这是做强国企的具体化，也是强起来阶段国企的新定位，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也是一致的。
在两个“毫不动摇”的方针指引下，公有制和私有制的联合也成为一种可实现的形式。十四大报告提到公有制可以和私有制联营。十五大报告首次明确提出了混合所有制。十六大报告提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实行投资主体多元化。十六届三中全会则对混合所有制经济明确界定为“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十七大报告提出以现代产权制度为基础，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十八届三中全会把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提高到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高度，这是又一次的所有制理论重大突破。此后，混合所有制改革加速，成为国企改革的重大制度创新。十九大报告“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对国企国资做强做优做大的最新改革安排，是国企治理结构改革的最新进展。
在收入分配制度上，存在效率与公平如何兼顾的问题。在不同时期，政策对这两者的兼顾顺序也存在侧重点的不同，从历届党代会报告也可以看出，不断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改革开放初期，政策侧重点在调动人们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上，十三大报告提法是“在促进效率提高的前提下体现社会公平”，十四大报告是“兼顾效率与公平”，十五大报告是“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些都反映了在利用市场追求经济尽可能快发展的背景下，效率一定程度上先于公平的看法。随着市场化改革进程加快，以及政府职能转换相对滞后，收入分配差距也拉大到日益明显的程度，十六大提法开始改为“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十七大报告是“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明确指出在通常认为交由市场进行的初次分配，也要在政策上注重引导公平。十八大报告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既从整体上考虑居民收入的占比，也考虑到居民间收入分配的公平，并对效率和公平关系做了科学论述。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对劳动者的收入更加重视。十九大报告关于收入分配的提法更加全面和完整，“坚持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居民收入同步增长、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实现劳动报酬同步提高。拓宽居民劳动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渠道。履行好政府再分配调节职能，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缩小收入分配差距”［2］47，这些措施体现了报告“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的目标［2］45。从历届报告提法的渐变能够看出，随着改革开放时代的不同，收入分配政策从原来鼓励发展经济，其他都放后边，发展到日益强调解决公平问题，并对政府在收入分配公平上的作用有日益全面的认识。
在民生保障上，从十四大开始对社会保障制度有所着墨。十五大报告基于当时国有经济战略布局调整问题的迫切需要提出了建立社会保障体系问题。十六大报告进一步提出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以及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问题。十七大报告提出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十八大报告提出千方百计增加居民收入和统筹推进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健全促进就业创业体制机制，建立经济发展和扩大就业的联动机制，对促进就业的措施做了阐述，要求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十九大报告的新内容则是从解决新的社会主要矛盾、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高度提出了提高社会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的工作要求，提出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报告提出，“全面建成覆盖全民、城乡统筹、权责清晰、保障适度、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2］47。在就业上，报告提出“要坚持就业优先战略和积极就业政策，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2］46。以上这些都充分反映了随着增长方式和政策目标变化，党和政府对人民就业和收入给予的越来越高度的重视。关于住房问题，十五大报告提出建立城镇住房公积金，加快改革住房制度。十七大报告提出健全廉租住房制度，加快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十八大报告提出建立市场配置和政府保障相结合的住房制度。这些提法都照顾到了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问题。十九大报告触及了深层次问题，指出“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2］47，这对住房的本质做了定位，也是公平正义原则在此的一个体现。
在教育和医疗卫生保障上，从改革开放起，教育的重要性一直被强调，不过，强调的出发点在不同时段是不同的，以往强调教育是从发展经济所需角度谈的，随着科学发展观的落实，党对社会事业也日益重视，十七大报告指出，“各级各类教育迅速发展，农村免费义务教育全面实现”“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重视教育的公益性质。随着经济快速发展，教育现代化的目标也日益实现，国家在保持重视教育对经济发展作用的基础上，顾及教育对社会公平的作用。十八大报告指出“大力促进教育公平”。十九大报告对教育保障社会公平作用做了最全面的论述，提出“推动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高度重视农村义务教育”［2］45。从历届党代会报告可以看出，对教育的社会公益属性日益重视，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党和政府对社会公平正义高度重视的一个缩影。在医疗保障上也是如此，十四大报告首提医疗保障制度，十五大报告提出医疗保险制度，十六大报告开始注重农村医疗工作，十七大报告强调强化政府责任和投入。从十八大开始，对医疗和健康有了更多的系统性论述，十八大报告除了提及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还提出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政策措施。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统筹推进医疗保障、医疗服务、公共卫生、药品供应、监管体制综合改革。十九大报告更是提出实施健康中国战略，把医疗卫生和人民群众健康事业上升到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要完善国民健康政策，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全面建立中国特色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医疗保障制度和优质高效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健全现代医院管理制度”［2］48。
城乡发展不平衡是过去长期积累下来的问题，党和政府对农业和农村工作一直高度重视，十六大开始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角度考虑三农问题。十七大则提出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十八大以来党对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更加高度重视，十八大报告提出“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十八届三中全会以较大篇幅提出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包括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等改革措施。十九大报告从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角度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为此，十九大报告提出“完善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2］32，这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有机构成，对于稳定和促进农业发展意义重大。关于扶贫问题，十五大报告提出到本世纪末基本解决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十六大报告提出继续大力推进扶贫开发十七大报告提出“逐步提高扶贫标准和最低工资标准”十八大报告提出“深入推进新农村建设和扶贫开发”。十九大报告在扶贫工作上的论述则出现了新的飞跃，报告提出“要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动员全党全国全社会力量，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让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同全国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确保到二○二○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做到脱真贫、真脱贫”［2］48。这些庄严承诺也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攻坚战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更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要实现的整体脱贫目标，极具非凡的历史意义。
区域发展不平衡同样也是过去增长阶段长期积累下来的问题，党和政府对此也同样高度重视。十五大报告提出国家要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支持力度十六大报告提出了“积极推进西部大开发，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十七大报告提出“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必须注重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十八大报告则把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放在了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高度上来认识，促进四化同步发展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要补齐民族间和地区间发展不平衡两个短板十九大报告把缩小区域发展不平衡又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从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高度提出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包括东中西部、老少穷边区、大小城市城镇协调发展的格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2］33，并具体提出了雄安新区、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等的开发原则，从地区功能有序分工、实现协调发展、落实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新高度来统揽地区发展的全局。
在粗放式发展方式情况下，企业为了节约投资成本不愿意在环保上进行投入，经济与生态呈现出矛盾，似乎发展经济必然以生态环境为代价，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经济与生态存在对立的一面，但更存在统一的一面，经济发展了，经济实力的增强使我们更有条件增加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力度另一方面绿色美好的环境本身就是生产力，它不仅能改善当地的公共卫生环境，减少经济发展的成本，还能通过结合当地文化资源推动旅游等产业的发展，而且，低碳经济和绿色产业本身就是新的产业发展方向之一，是新的经济发展方式的有机组成。在新时代主要矛盾转化的情况下，加快生态系统保护和促进绿色发展，是新时代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的重要方面。从历届党代会报告来看，对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重要性的认识也有一个逐渐提高和升华的过程。改革开放较早时期的党代会报告并未提及生态和环境保护问题，与其他社会建设议题一样，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发展方式开始面临转换后，生态问题开始得到重视。十三大报告“努力开展对环境污染的综合治理，加强生态环境的保护”十四大报告“要增强全民族的环境意识”十五大报告“加强对环境污染的治理”十六大报告要求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这些都属于原则性的提法。十七大报告在关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首次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的要求十八大则以较多篇幅，首次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形式，提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把其提到了关系人民福祉的高度。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构想，这是对十八大报告所提措施的进一步发展。十九大又站在一个新的高度上，不仅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中加上“美丽”的要求，还提出了“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提出了推进绿色发展，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改革生态环境监管体制等措施并把污染防治列为攻坚战之一。报告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2］50，物质和精神财富之外还有生态产品，正是新时代主要矛盾转化后，党的工作中解决新矛盾的一个重要体现。报告提出要牢固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2］52，把生态文明提高到了精神价值层面。报告提出了绿色发展和环保产业革命的要求，这与新时代现代化经济体系的要求是完全一致的，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要着力的方面，而且，生态经济本身不仅是人民生活环境保护的问题，“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发展绿色金融，壮大节能环保产业、清洁生产产业、清洁能源产业”［2］51，也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有机构成。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国策。改革与开放从来都是联系在一起的，对外开放包含了多渠道多领域全方位的开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情况下，改革要达到新高度，开放也必然会达到一个新高度。改革开放以来的党的重要会议对对外开放的重要性都有充分的阐述，且依据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对对外开放重视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十二大报告的重点在于出口贸易和引进利用国外技术资金。十三大报告强调出口创汇能力和替代进口，改善投资环境，吸引更多外国投资。十四大报告提出形成多层次、多渠道、全方位开放的格局，扩大出口贸易，继续完善投资环境，这些都是侧重“引进来”的方面。十五大报告提出，积极开拓国际市场，“更好地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进一步降低关税总水平，积极参与区域经济合作和全球多边贸易体系。中国加入WTO以后，对外开放水平产生了新的飞跃，十六大报告开始提出，“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并提出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十七大报告则提出把“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起来，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并注重防范国际经济风险。十八大报告提出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强调贸易政策要和产业政策协调，加快走出去步伐，培育一批世界水平的跨国公司，提出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
十八大以来，随着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我国对外开放水平自加入WTO出现飞跃之后又出现了新的阶段性飞跃。这种飞跃主要体现为对外开放日益呈现出整体性战略性的布局。在“引进来”上，随着自贸区的建设推进，准入前国民待遇和准入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的推行，开放达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开放不仅仅是为出口，为了引进技术资金，更重要的是成为整体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有机成分在“走出去”上，中国涌现出了一批在国际市场上具有明显竞争力的跨国企业，对外投资大幅增长，而且“一带一路”倡议、亚投行、国家间重要经贸会议论坛以及国家间及区域性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与落实，还有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这些都表明不仅是跨国企业，国家也以整体力量的角色参与并主导“走出去”战略，“走出去”达到了更高的层次。相比企业而言，这些倡议和战略不仅因为国家的主导而更具有全局性和规划性，而且也更能够与国内的改革与制度建设联结起来，形成整体性内外互联的经济制度建设和发展战略。例如，准入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和政府职能转换的改革是一致的“一带一路”和亚投行对于开拓国外市场、化解国内产能、发挥我国在基础设施建设上的竞争优势都是十分重要的，这也与国内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遥相唿应。正是在十八大以来对外开放新态势的基础上，十九大报告强调，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实行高水平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凡是在我国境内注册的企业，都要一视同仁，平等对待”“赋予自由贸易试验区更大改革自主权，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创新对外投资方式，促进国际产能合作，形成面向全球的贸易、投融资、生产、服务网络，加快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2］33－34。这些都反映了十八大以来对外开放新形势的变化，以及中国综合国力提升对世界经济格局所产生的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不仅如此，十九大报告还以全新内容系统阐述了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原则下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积极参与和引领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发展方向，在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贸易规则制定中提高中国话语权的分量。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的有机组成部分，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目的，是“要同舟共济，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2］59“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2］60。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参与全球环境治理，落实减排承诺，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援助力度，支持多边贸易体制和自由贸易区建设，推动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发展等，都是中国践行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使世界经济发展更为包容的措施，这不仅对世界整体有利，更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有利。
［3］《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人民日报》2017年12月21日，第1版。
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是经福建省人民政府闽政体[1999]14号文批复同意，由福建省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省高速公路公司”）联合福建省汽车运输总公司、福建省公路物资公司、福建福通对外经济合作公司和福建省畅达交通经济技术开发公司等四家单位共同发起设立。省高速公路公司以经评估确认的泉厦高速公路经营性净资产739,675,931.33元（其中包括交通部以车辆购置附加费等形式投资地方公路建设形成的经营性净资产）折股投入，其余股东以现金2,500,000.00元投资，上述出资按65.34838%的比例折合股本48,500万股。本公司住所：福建省福州市东水路18号省交通综合大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