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盟作为国际安全研究的经典议题历久弥新。经过21世纪初期的研究热潮后，学界对联盟相关议题的研究仍在持续深化。联盟研究的理论视角表现为两个倾向，一方面将联盟视为外交战略即“联盟战略”，另一方面把联盟作为安全合作机制加以考察即“联盟政治”。当前的研究融合这两类特征并在以下五个方面继续拓展。
一是联盟因何形成和瓦解。联盟如何达成是联盟战略研究的传统议题，一般认为联盟的形成是外部因素驱动的结果，如相关国家存在共同的外部威胁，或者国家间的实力分布不均衡导致安全缺失等。然而，如果将联盟视为一种国际安全合作机制，那么可以拓展对联盟形成等既有问题的研究，给出更有解释力的答案。因为除安全威胁等外部因素外，国家内部的因素如国内军事力量与军事体制、国家声誉等，同样会影响联盟形成的进程和结果。作为一种安全合作机制，国家期望从联盟中获得安全等收益并尽可能减少合作中的风险，因而联盟并不必然是针对外部威胁做出的应激性反应，也可以是相关的国家间主动选择以强化合作、防范风险。联盟并非国家召之即来、用完即止的外交政策选项，而是一项建立了特定合作条款、具有延续惯性的机制。这一机制不仅能够为成员国提供安全上的收益，也能够降低盟友间信息获取和交换的成本，应对各类不断涌现的新挑战。因而外部威胁的弱化或消失并不必然意味着联盟存续基础的垮塌，联盟可以通过机制的转换来实现合作的延续。
二是联盟内部管理。如果将联盟视为外交战略，缔结联盟或者撕毁盟约都是国家实现其利益的工具，因而联盟本身并非先验存在。国家在何种条件下选择结盟策略或拒绝履行盟约是联盟战略研究的核心议题，并由此诞生了权力制衡、威胁制衡等理论流派。然而，冷战后全球范围内缺乏新的联盟战略实践，大国间的联盟关系并没有出现重大变化，联盟战略的发展步伐减缓。对联盟的研究逐渐转向讨论现有联盟的内部关系，将联盟视为客观存在的机制。从国际机制的视角出发，联盟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国家间合作方式，其基础是自愿达成的合作契约，形式上表现为程度或高或低的安全、经济合作机制。传统上联盟的内部组织关系被简化为“被抛弃—被牵连”困境，即强者担心被弱者利用以实现后者自身利益，弱者则担忧强者抛弃盟友而不需要付出太多代价。在此基础上，后续的研究进一步探讨了联盟内部的管理议题，如非对称联盟与对称性联盟的管理有何差异。联盟的管理本质上是对成员间关系的协调，相关的研究重点考察联盟成本的分担与义务分配方案，协调盟友间安全、经济和战略关系，管控盟友间的分歧与争端，以及提高联盟凝聚力、向心力的策略与效果评估，例如美国对其盟友的绑定战略，以及如何管理北约盟友等。
三是如何应对联盟压力。联盟作为一种安全战略，如被对手运用并对己方造成安全压力，就需要应对化解对方联盟造成的不利影响。在理论上，应对联盟最有效的方式是构建针锋相对的联盟体系，通过组建新的联盟来缓解安全压力。然而随着联盟政治实践的发展，应对敌对联盟压力的新方式不断出现，对相关手段的讨论也更加丰富。部分研究讨论采取何种策略来分化、瓦解对手联盟，并通过对历史安全的分析，评估分化战略生效的条件及其效果。同时，国家也可以采取非联盟合作的方式来应对敌对联盟，包括建立联合阵线、达成非正式联盟或“准联盟”等，在实现缓解压力的同时可以降低对抗的激烈程度。同时，联合阵线或“准联盟”得以流行，部分原因是作为一种安全合作机制，在为其中的国家提供安全的同时而不必要付出过多自主性、承担过多的义务，同时可以利用这一合作机制实现交换信息、促成全方位的合作，从而更好地满足相关国家的利益诉求。可以预见，在对联盟的后续研究中，类联盟或准联盟关系将得到更多的关注，相应地准联盟与联盟的异同、效果对比也需要进一步讨论。简言之，在核武器出现后，联盟作为一种安全战略的重要性有所下降，对联盟的需求也从侧重安全转为更多样的合作，充分发挥联盟作为安全合作机制的效果。
四是联盟的机制设计。与其他领域的合作机制类似，联盟自出现之日起即面临如何确保机制有效的难题。在无政府的世界中，由主权国家达成的安全协定并不具备充分的约束力，联盟成员在面临安全挑战时也面临联盟失效的风险。作为外交战略的联盟，其面临的关键问题是能否达成联盟以实现合作、释放安全互助信号。将联盟视为合作机制时，联盟政治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设计联盟的具体条款，使其在需要时尽可能发挥作用，即提高联盟成员履行承诺的可能性。联盟机制设计的原则是提高盟友背叛的代价，同时降低成员冒险的可能性。现有研究已经证明，国家间在设定联盟的合作方式时，主要从实力结构、国家声誉、威胁类型等维度出发，对联盟成员的选择也主要基于提升联盟的有效性。在实践中，机制完善、运作稳定的联盟不仅能够带来更多安全，更能够推动成员国间全方位的合作，对其外交政策、国内改革、安全实现等带来正面收益。在实践中，21世纪以来，以北约为代表的军事联盟体系启动转型，在后冷战时代继续寻找联盟存续的必要性。联盟转型就是机制设计的更新，通过设定新的合作条款和条件，强化盟友间的合作，提高成员国履约的可能性，降低联盟失效甚至瓦解的风险。
五是新的经验证据和新的研究方法。联盟政治是国际关系中经验证据最为完善的领域之一，定量研究和形式模型是近十年来最主要的研究方法。联盟政治研究的进步，除理论上的创新外，主要体现为研究方法和证据的创新。近年来联盟研究在方法和经验证据上的进步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其一是中微观知识的增加。与安全研究的其他议题类似，联盟量化研究的初期阶段讨论的是全球范围内的联盟，时间跨度大，联盟类型多样，研究的结论必然偏向宏观和普遍化。随着量化研究的深入，学界对联盟议题的关注更加细致、微观，着重讨论特定区域、时段或特定类型的联盟，更新经验证据、研究方法以及重视地域差异。因此，联盟政治在经验证据上的发展趋势表现为贡献中微观知识，或提供区域性的联盟知识。联盟政治的研究也沿着这一路径发展。如外部威胁如何促成联盟的形成。同时，研究者通过搜集新的经验数据，能够检验更多的变量，从而为联盟政治的深入发展奠定了基础。其二是方法上更加多样。联盟研究的方法日趋繁荣，例如联盟作为具有明确联系的国家团体，适用于社会网络分析的研究方法，以联盟内部关系特征来研究联盟对外行为，拓展了联盟研究的范畴。以形式模型方式研究联盟经久不衰，在众多议题上产生了显着成果。当然，限于联盟政治本身的议题特征和证据类型，并非所有新兴方法都适用于联盟议题的研究，诸如计算机模拟、实验等方法在联盟研究领域的应用依然有待开拓。
无论是作为外交战略还是机制安排，联盟始终与国家间关系的演变密切关联，联盟政治的变化也是国际政治的晴雨表，体现了国家间对安全问题的态度与关切。关注联盟实践的最新动态，把握联盟政治理论与方法的发展，不仅有助于深化对国际安全与合作的研究，也利于深化对百年大变局下国际安全局势的认识，从而为中国营造良好的安全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