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说来，古代文明大都经历了从小国寡民的城市国家到地区性的王国再到跨地区的大帝国这样三个发展阶段。不过，这里讲的只是一种普遍的发展趋势，由于各个文明在地理环境、民族构成、政治制度、思想观念等方面千差万别，这三个阶段的演进与过渡自然也就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点。例如，同样是从城市国家转变成大帝国，古代希腊与古代罗马就呈现出较大的差异。本文即以古希腊城邦向帝国时代的转型作为考察对象，从“困境”和“趋势”两个方面对希腊历史上这一转型的特点作一些尝试性分析，以求教于方家。
应该说，正在逐步陷入危机的希腊城邦并不具备像共和时代晚期罗马那样建立帝国的动力和条件。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从希腊城邦诞生之日起，希腊人就一直坚守着“城邦本位主义”的信念。因此，有着一定规模的土地、有限的人口数量和实行公民团体的集体治权的小国不仅是希腊人的理想，也是社会现实，城邦之间可以刀兵相见，但尊重他邦的独立和自治却是一条不成文的邦际法则，故在希腊城邦的历史上极少发生一邦对另一邦的征服事件。此外，希腊人能够设想出的理想国家一直未超出城邦的范围。正因为如此，亚里士多德才把人的本质定义为“城邦的动物”[1]。正如弗格森所言：“希腊城邦是一个有着独特内在构造的单细胞有机体，除非进行再分割，否则无法发展，它们可以无限制地复制同类。但这些细胞，无论新旧，都无法联合起来，形成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2](《前言》，P1)正是在这种政治理念的作用下，从城邦的内部来说，维持一定数量的以血缘为基础的公民人口成为城邦赖以存在的重要条件，在希腊城邦时代的历史上很少出现授予外邦人公民权的事例，这与古代罗马转型时期广泛授予被征服地区居民以罗马公民权的做法形成了鲜明对比；从城邦的外部来看，虽然邦际的冲突和战争、军事同盟的对垒贯穿了希腊城邦历史的始终，但就其方式和目标而言，既与“统一”无关，又与真正意义上的“帝国”创建相去甚远。从早期的斯巴达在希腊城邦中的领导地位到希腊波斯战争之后“雅典帝国”的建立再到公元前4世纪底比斯的短暂称霸，充其量都不过是城邦“霸主”的更迭，体现出的只是城邦实力的消长和军事联盟的分合。
其次，在城邦危机时代，城邦存在的经济基础没有受到根本性破坏。进入公元前4世纪以后，尽管希腊各邦普遍出现了程度不同的土地兼并和贫富分化，但是作为城邦存在基础的中小土地所有者占据公民主体的土地占有结构并没有从根本上受到破坏，因而并未出现像罗马那样的大土地所有制的盛行和大量公民因为失去土地而沦为城市无产者的情况。这种经济状况在政治上的反映就是城邦政体基本稳固，没有出现像罗马共和国晚期那样的权力集中的明显趋向，而权力的集中正是城邦向帝国转变在政治上的要求，现在英文中的“帝国”一词就来自拉丁文的“执行权”[2](P139)。
再者，希腊人日趋成熟的民族认同感和“泛希腊主义”思想不能为希腊统一提供思想上的基础。希腊人很早就形成了自身的民族认同感，希腊波斯战争之后，这种认同感在外族入侵的背景下又被极大地强化，从而产生了明确的“希腊人”和“蛮族人”之间的区分。在继续保持各个城邦自身政治、文化和社会特色的同时，希腊人开始意识到所有希腊城邦所共同拥有的东西。例如，面对波斯人的入侵，雅典使节向斯巴达人保证说，他们绝不会背叛希腊人而投靠波斯人，因为他们有着“共同的血缘和语言、共同的祭坛和宗教崇拜以及共同的生活方式”
因此，作为“泛希腊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雅典政治家伊索克拉底(前436-前338年)所追求的理想不过就是找到一个能够控制希腊局面的新“霸主”，结束邦际混战，重新建立起一个和平、团结和稳定的“希腊大联盟”。他选择的新“霸主”就是马其顿，但由于马其顿一直孤立于城邦社会之外，为了证明这一选择的合理性，他不得不要面对两个关键性的问题：第一，马其顿人是“希腊人”还是“蛮族人”？第二，作为君主制王国的马其顿有没有资格统领城邦制度下的希腊各邦？虽然伊索克拉底作出最大努力来克服这两个难题，但都不算很成功①。当然，最终的决定力量还是马其顿人的军事实力，与此同时，马其顿人还很好地利用了希腊人的内部纷争和元气日损的有利形势。不过，“亲马其顿派”在完成了找到新“霸主”结束城邦混战局面这一历史任务的同时也付出了沉重代价，不但没有实现最终目标，反而适得其反，希腊各邦从此开始失去以前的独立和自治，马其顿的入主希腊实际上敲响了希腊城邦时代的丧钟。
从以上分析似可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希腊城邦向帝国的转变并不是希腊城邦自身内在的要求，而是外部压力推动下的结果。其实，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我们也要看到，虽然在“城邦本位主义”的巨大思想惯性的作用下，希腊城邦缺乏转变成帝国的内在动力，但打破民族、政体和文化的狭隘界限走向统一的大国乃至帝国仍然是希腊世界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从古典时代开始，不论是从希腊人的思想观念还是从政治实践活动中，我们仍能感受到很多潜在的微妙变化。
尽管城邦争霸一直是希腊世界的主旋律，但其中还是蕴藏着某种走向更大规模的希腊国家的要求，以提洛同盟为基础的“雅典帝国”的建立就可以看作是一次使希腊走向统一的尝试。雅典对同盟各邦在经济、政治、军事、法律等方面的全面插手和控制政策已经显露出一种“帝国相”，这些政策无疑是与城邦所奉行的独立和自治的“城邦本位主义”原则相背离的②。虽然这次建立帝国的尝试以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战败而告终，但我们还是不能否认“雅典帝国”的政治实践中所体现出来的统一希腊的愿望和要求。
从公元前5世纪到前4世纪中叶，希腊人的民族认同观念也在经历着某种松动和变化。一方面，在民族认同的形式上，由“聚合式”认同向“对立式”认同转变，即改变了从前通过虚构谱系将血统溯源至祖先希伦来定义希腊人的做法，更多地在与外部群体(尤其是波斯人)对立的基础上来定义自我；另一方面，在民族认同的内容上则由“族群”认同向“文化”认同转变，即希腊人开始将族群标准置于与语言、宗教和文化标准相同的层面上来定义自我。与从前的标准相比，新的标准显然更加灵活和宽泛，正是这种变化才使马其顿人有可能脱离“蛮族”的范围，成为“希腊人”的一员，或向“希腊人”靠拢。也就是说，希腊人的民族认同正在经历一个重新建构的过程，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传统的“各别主义”观念和日渐强劲的“泛希腊主义”思想同时得到强化，从而为新崛起的马其顿人率领全体希腊人对作为“蛮族”的波斯人发起进攻做好了理论上的准备③。
作为希腊城邦危机的普遍和重要的表征之一，公民集体观念的日益淡薄和“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泛滥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城邦政体已不能适应新形势需要。虽然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思想家们试图通过城邦体制的优化及改造来解决这一问题，但成效甚微，因为他们并未认识到，这种城邦意识的弱化实际上正是城邦体制本身历史局限性的反映。要想从根本上使希腊城邦摆脱危机，必须去寻找一条全新的出路。
最后，我们还要看到，从城邦到帝国的转型并非一朝一夕之事，军事征服活动只是一个开端，建立起帝国对地方的有效统治则需要一个长期和艰难的发展过程，统治者需要面对和解决很多问题。虽然“城邦本位主义”的传统观念会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以各种方式阻止帝国的建立，但古希腊历史的这种发展趋势却是不可逆转的。马其顿对希腊的征服以及随之建立的亚历山大帝国正是这种历史大趋势的要求和产物。正如廖学盛所言：“由于私有制的发展，人口的增加，经济联系的加强，阶级矛盾的深化，小国林立的城邦时代，不管在世界的哪一地区，或迟或早地要被地域比较广阔靠常备军和官僚机构进行统治的高一级的国家组织占主导地位的时代所取代。”
①在马其顿人的归属问题上，希腊人从未达成一致意见。希腊各邦内部都出现了“亲马其顿派”和“反马其顿派”，整个希腊世界也分化为亲马其顿城邦和反马其顿城邦。与“亲马其顿派”的伊索克拉底力图证明马其顿人是“希腊人”的一员不同，“反马其顿派”的领袖德莫斯提尼(前384-前322年)则把马其顿人视作与波斯人没有什么本质区别的“蛮族人”。虽然从总体上看“亲马其顿”的一方占据上风，但“反马其顿派”还是拥有很大的势力，几经打压，可是一旦得到机会就会死灰复燃，顽强地存在了相当长的时期。
③“各别主义”和“泛希腊主义”都是现代学者创造的名词，如果说“泛希腊主义”是一种表达希腊人的共同性和一体性的民族认同意识的话，那么“各别主义”则可以视作是一种与“泛希腊主义”相对立的城邦本位主义意识。参看徐晓旭《马其顿帝国主义中的希腊认同》(《世界历史》2008年第4期)、《古代希腊民族认同中的各别主义与泛希腊主义》(《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