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亡日本之后梁启超新闻思想发生变化的原因探析
本文是在梁启超研究新动向的启发之下，通过对其在日期间生活及办报活动的梳理，总结梁启超来日之后的新闻思想，并通过与其在国内时期新闻思想的对比，分析其新闻思想发生变化的原因，并找出在这些变化当中，东学因素所起到的影响和发生的作用。
梁启超 新闻思想 日本
从流亡日本前期，到流亡日本十四年，梁启超的思想经历了从“提倡民权”发展到“排满以兴民权”，再到“破坏以建民国”，继而又转回了“开明专制和约法训证”，这期间观点的转折无不在其所办报刊上有所体现。
走出国门，在异国他乡接受新思想的洗礼和熏陶，梁启超在借道日本以西学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汲取了许多日本思想家的思想和理论。
一、“一人独立，方能一国独立”――福泽谕吉对梁启超的影响
梁启超到日本之后，读福泽谕吉的书，深受影响，他曾在《新民丛报》第七号上，以“日本维新二伟人”为题，刊印了福泽谕吉与西乡隆盛的照片，将其视为对明治维新贡献最大的人物。
福泽谕吉提出的“独立自尊”给梁启超带来的震撼更大，在他看来，中国人正是由于缺乏自尊之品格才使国家贫弱至此。
他将福泽谕吉的见解加以引申，从每一国民的独立自尊，扩展到国家之自尊，这样，他得出了和福泽谕吉“只有一身独立，方能一国独立”一样的结论，认为要自下而上地开始启蒙工作，若想国力强盛就必须从提高国民素质做起。
这也就奠定了梁启超办报培育“新民”的基础思想。
通过在日本生活的所见所闻所感，梁启超深刻地认识到，自己在戊戌变法中虽然倡导改革，但是还停留在“变科举，兴学校”的政治制度改革层面上。
若想要中国尽快走向国富民强，那么日本所走过的道路，无疑是可以学习的成功经验。
于是他放弃了之前在戊戌变法里所提倡的自上而下的改革方式，而变成从教育人民做起。
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从培养国民之“元气”做起，或叫“新民”。
梁启超意识到，若要使国家跨入文明阶段，首先要使国民具备文明之精神，只有这样，才会有新的制度、新的政府、乃至新的国家。
基于这种认识之上，梁启超更加重视民众的启蒙教育工作，以报刊为途径，开始了他的“新民”工作。
这也就不难理解《新民丛报》时期梁启超所提出报刊具有“向导国民”这一功能的说法了，其思想渊源正是来自于福泽谕吉的文明论。
二、民权思想与自由观――中江兆民对梁启超的影响
早在变法之前，梁启超就通过其师康有为接触过中江兆民的著作。
创办《清议报》后，梁启超意识到，若想要做好民众的启蒙工作，自己必须先拥有丰富的学识。
通过日本人译自西方的书向西方寻求真理是梁启超的主要目的，他对明治日本有影响的学派的著作几乎都有所注意，特别是那些受西学影响的学派思想。
其中，以中江兆民为代表的法兰西自由主义学派对梁启超的影响应该最多，中江兆民在日本有着“东洋卢梭”的美名，他向日本社会广泛宣传了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和法国式的自由思想。
从梁启超发表在《清议报》和《新民丛报》上的文章数量就可以看出中江兆民对其影响之深。
但是梁启超受中江兆民影响最深的还是他的自由思想，而这种自由思想追根溯源来自卢梭，梁启超经由中江兆民这个中介，用他的生花妙笔将这种法国式的自由主义理论给国人，对中国的近代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在中江兆民自由观的基础上，梁启超又提出了“思想自由”的概念，他认为要想成为真自由者，必须成为自己思想的主人。
这种先进的观念打破了之前梁启超脑中封建思想的桎梏，正如他在《新民说》中将自由分为四种:政治上之自由，宗教上之自由，民族上之自由与生计上之自由。
这种思想使得他逐渐偏离原有的“尊皇保王”的道路，已经初具革命思想的萌芽。
也正因此，梁启超在接受西方新闻理念中报馆是第四种权利的基础上，提出了报馆与政府是平等的地位，有监督政府的权利。
三、“新文体”――德富苏峰对梁启超的影响
德富苏峰是公认的日本明治、大正、昭和“言论界三朝元老”，而梁启超则是近代中国的言论界骄子，两个人都是舆论界的“执牛耳者”。
流亡日本期间，阅读了大量日本著作的梁启超对德富苏峰的文章赞赏有加，说“其文雄放隽快，善以欧西文思入日本文，实为文界别开一生面者。
中国若有文界革命当亦不可不起点于是也。”
在日本的十四年中，就文学思想方面，德富苏峰对梁启超的影响可谓是最大。
两人在家庭背景、社会背景、教育程度以及初入社会时所从事的事业等方面，都存在着非常大的相似之处，这也是他们在文学思想、政治态度等方面产生共鸣的社会基础。
1917年德富苏峰来中国时，一位接待他的中方官员还曾这样对他说过:“您是日本的梁启超，而梁启超是中国的德富苏峰，这是我等同人间的评价。”
德富苏峰对梁启超影响最大的还要数新文体。
“新文体，也称报章体，是由梁启超确立而在当时风行的政论文体。”
在梁启超流亡日本三年之后所发表的《新民说・论自由》中，就可以看出其此时的文风与之前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这种变化正是通过对德富苏峰的模仿与融合而形成的。
这种新文体杂以俚语、韵语以及将欧西、日本文入中文，但梁启超并不是不加选择的吸收日本人创造的汉语词汇，而是在反复的揣摩消化之后加以吸收，这也正是梁启超的高明之处。
梁启超的新文体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从一定意义上来讲，梁启超的新文体对后来的“五四”白话文运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是对传统古文的猛烈冲击，为清末民初的文体解放和改革开辟了道路。
尤其是随着这种新文体在其报刊上的广泛使用，使中国先进的青年知识分子接受了一场思想和文字的洗礼。
梁启超的弟子吴启昌将新文体的创造视为梁启超最伟大的功绩，他认为正是新文体的诞生，才使国民的阅读程度一日千里。
正是因为“新民”、“自由主义”、“人权论”等思想的影响，流亡日本之后的梁启超在政治思想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他新闻思想变化的原因正是源于政治思想的变化，加上期间他一度与孙中山所带领的革命派密切接触并商议合作之事，思想上受到革命派的影响，所有这些都促使梁启超原本的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思想开始逐渐向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思想靠近。
方汉奇教授在《中国新闻事业通史》里写道“戊戌变法前后是中国资产阶级新闻思想初步形成的阶段。”
在这一阶段里，梁启超新闻思想的变化对中国资产阶级新闻思想的形成来说是一个关键的要素。
因此，认为梁启超是“改良派新闻思想的集大成者，也是中国资产阶级新闻思想的开拓者”一点也不为过。
德富苏峰. 支那漫游记. 民友社，1918: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