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邮驿
魏晋时期，继承两汉的邮驿管理制度，主管邮驿的机构归法曹。两晋时，法曹的官吏还利用邮驿宣布新法律。《晋书·刑法志》记载，西晋时主管法曹的官吏张华，曾表抄新律死罪条目，张贴在各地邮亭以示百姓。
组织管理
曹魏在邮驿的机构设置上基本沿袭东汉，但把主邮驿科的法曹归属于相国府。这个时期起草诏令、颁布密令由中书令执掌，一般的诏书仍由尚书台颁布。吴的公文通信组织可分为两套系统。中央政权同样设有中书令，起草和颁布诏书，诏书的形式也是版诏。地方各郡可能沿袭了东汉的制度，有郡奏草史，负责传递奏章。基层组织是亭。
晋代时期，邮驿由法曹主管渐转向兵曹或驾部郎管理。西晋政权初步形成了三省共掌权力，所以尚书省负责日常文书的收发，属下有右丞负责督促记录文书，写表奏事。尚书中有驾部都、客曹等，没有法曹。中书省起草诏令，颁发密旨。开始由通事舍人一人章呈奏案章，后改为中书侍郎一人掌诏命。在地方，晋代的地方政权仍是州郡县三级，每个州在中郡以上各置从事一人，巡视郡国，督促文书，检查非法。从事是州郡间负责文书传递的重要官员。州刺史对各郡的指示往往通过从事去传达。各郡皆有功曹掌管邮驿，有的则由督邮负责。《风俗通》说：“今吏邮，书椽，府督邮职掌此”。每个县都有承驿吏主管通信，由舍长主管传舍，沿路的亭则由“亭子”负责。
南北朝在公文传递的组织设置上基本上还是沿袭魏晋，公文邮驿系统的设置大致相同，依然设有尚书，法曹、客馆令、公车令等官职，侍中主管诏书的封发。这个时期的舍人开始执掌政务实权，到南齐初年，甚至能够起草诏书，起草诏书的任务从中书省转到舍人。北朝时州郡上报文书给中央，起初先上主管民事的司徒，后改为径送相府。
传递机构
（1）传驿趋合的过渡时期
东汉初年，传、驿已有合并的趋势，但魏晋时期传驿还是两套机构，传舍提供的大部分是马匹，传驿在作用上还有明显的区别。在组织机构上，中央对传、驿两者历来分别管理，一归客驿令，一归法曹。在地方上，传舍设在县以上的城市内，由舍长负责，县以上城市内另有一套邮驿共置的机构，由承驿吏负责；道路沿途则有亭传或邮亭来接待过往官员和传递公文的人员。因此，魏晋时期的亭传、邮亭任务已经基本合一。后来，由于战争的频繁，步递已经逐渐淘汰，如有特殊需要会派步卒——“健步”专程前往递送。
在传、驿逐渐统一的过程中，两者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交通工具的不同，则任务有时会有交叉。这个时期结束了秦汉时代的传驿分设，开创了隋唐的馆驿合一，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
（2）公文传递机构——驿站
曹魏的公文传递以驿为主，步递使用较少。而在此以前，发信机关一般都派专人前往，即为——“健步”。如扬州刺史矫诏讨司马师，是“遣健步赍书至兖州”，《通鉴》注为“健步，能疾走者，今谓之急脚子，又谓之快行子。”这都是专人送信而不是交邮发递。魏的军事文书很多，绝大多数交驿传递。如“曹公且欲使羽与权相持以斗之，驿传权书，使曹仁以弩射示羽”。紧急军情如羽檄也由驿传送。如蜀北伐时，曹魏的“驿骑进羽檄，天下不遑居”。
晋代，一般文书或檄文似是交驿传递，但不派专人。如今武帝时下令大小官员普遍增位一等，“驿马班下，被于远近”。又如“齐王冏檄至”，扬州刺史郗隆犹豫未决，别驾顾承劝其“宜急下檄文”即迅速转递各地，“隆无所言，而停檄六日”，几口住未发，说明檄文也是交驿传递的，而不是派专人。淝水之战后，前方向东晋首都发去驿书，说明捷报也是交驿传递。晋时文书数量很多，王羲之说：仅会稽一地，“从事者常有四五，兼以台司及都水御史行台文符如雨，倒错违背，不复可知”。可见晋代交驿的公文还是不少的。
晋代对送信的人称为“信”，与现代的用法完全不同。《演繁露》说：“晋人书问凡言信至或遣信者，皆指信为使臣也。”通过驿传递的文书叫驿书。史籍中常有“驿书班下”等记载，具体承担传递的人可能是“行书兵”，晋简中有一条为：“四月二日赐于阗…三日赐行书兵……”。传递过程也与汉制类似。驿，除递送文书外，还广泛用于征召、口头通知等事宜。
总之，这个时期的公文驿递方式主要以专递为主，并交由驿驰行。主要工具为车马，加上船。驿有急缓之分。普通公文发驿叫乘驿，如“乘驿代将”“乘驿旨都”，“遣队主……乘驿敕世祖”等。由于驿马主要工具，所以称“匹马之驿”。
（3）水驿
这个时期，南方经济开发，中国的邮驿道路范围扩展到了南方并得到发展。最为突出的是出现了水驿。东吴的统治中心在江南水乡，所以当时的公文传递的驿路是水陆兼行。晋代对驿路有所修整。东晋在广州一带的驿路两旁种植官柳。陆路之外还有水路，较为发达。如南广郡“自棘道至朱提有水步道，水道有黑水及羊官水，至险难行，步道渡三津亦艰阻。”南朝的驿路或是水、陆两途，或是水陆相兼。不少公文的运输，都经由水路。
传递方式
一般以专人送信为主，接力传递的记载较少。魏曹时驿置与传舍只是提供食宿，替换马匹，通信人员往往跑完全程。中途换马不换人，专使级别也比较高。如：
“出，天子在河东，有手笔诏书召布来迎，布军无蓄积，不能自致，遣使上书。朝廷以布为平东将军，封平陶候，使人于山阳界亡失文字。太祖（曹操）又手书厚加慰劳布，……布大喜，复遣使上书于天子，……太祖更遣奉车都尉王则为使者，赍诏书，又封平东将军印绥来拜布，……布乃遣奉车都尉谢恩”。
在晋代，其重要文书也是由专人乘驿，换马不换人。八王之乱时，翊军“校尉李含奔于长安，诈云密诏，使河间王颙诛，因导以利谋，颙从之，上表曰：……即日翊军校尉李含乘驿密至，宣腾诏旨”。可见是专人专递。
两晋时期晋代公文传递方式上出现了一些新的内容。一是，流动送达。句容县令刘超在出巡时“但作大函”，走到属下的村子，则让当地人“投函中讫，送还县”再拆阅；二是动乱中传递迷信的方式多样。驿道不通，使者或是绕到前进，或是化装成商人。如果城池被困，则将书写在帛上，附于箭中射出。更为保密的是，将公文裹在箭杆上，然后在外面涂上一层漆来伪装。东晋荆州刺史仲堪，“时内外疑阻，津遇严急，仲堪之信因（豫州刺史）庚楷达之，以斜绢为书，内箭杆中，合镝漆之。楷送于（王）恭。恭发文，绢文角戾，不复可识，谓楷为诈”。
南朝诏书首先是由侍中封发，为了官文书的迅速安全，一般要加“如”字。千里驿形乃指公文以最快的速度运行，作为象征标准，或许昼夜兼程，接力运行。《后汉书·李固传》：“千里移檄”也是这个意思。地方上报的公文要严格按照县——郡——州的次序依次转递。为了便于推算文书从发出到接收的日期，每个州距离国都的距离，都要根据实测做出明确的记录。从现有的史料看，记载最为详尽的最早当属南朝。
传递速度
这个时期，对于公文来说，出现了一个重大的变革：纸的广泛应用，普遍取代了竹木简牍，便于书写和运输。纸的发明虽然出现在汉代，但是普遍推广使用则是这一时期才开始的。
对于公文的传递来说，马镫的发明推动了驿马传递。现只有确切年代的一副在十六国时期的北燕墓中发现。这些对于公文传递效率的提高有着重要的作用。
魏曹政权建立后，交通干线得到了恢复，邮程也大大加快。如：“及次白屋，有诏召帝，三日之间，诏书五至”，“乃乘追锋车昼夜兼行，自白屋四百余里，一宿而至。”水路的公文传递速度很高，如顾荣与陆玩等人“各解船弃车牛，一日一夜行三百里，得还扬州”。此外，还出现了水路相兼的驿路，速度更快。如顾荣被征为侍中，行至彭城，“见王路塞绝，便乘船而还，过下邳，遂解舫为单骑，一日一夜行五六百里。”
另外，由于传驿趋于合一，驿速就不算太快，一般发驿使按程行进。北齐时，陆路每日200里左右，水驿顺水时比陆路还快，逆水时则很慢。如有人从扬州乘船到成都，竟用了一年时间。北周的驿速答曰是每日300里上下。北周宣帝从长安“行幸雒阳，帝亲御驿马，日行300里，皇后及文武侍卫并乘驿以从。”
邮驿律令
秦汉时期，有关邮驿的律令一般是散见于各种法律的不同条文当中，没有专门为公文传递颁布驿律。而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则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邮驿专门法令——魏《邮驿令》。《晋书》说：魏法，制信律18篇，州郡令45篇，尚书官令、军中令合180余篇。其序略曰：“秦世旧有厩置、乘传、副车、食厨，汉初承秦不改，后以费广稍省，故后汉但设骑置而无车马，而律犹著其文，则为虚设。故除《厩律》，取其可用合科者，以为《邮驿令》”，“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以《邮驿令》命名的专门法”
晋代对职掌机要的官员与他人的通信限制很严。如“刘超……自以职在中书，决不与人交关书疏”。
南朝刘宋时，侍中谢晦“坐行玺封镇西司马、南郡太守王华大封，而误封北海太守球，版免晦侍中”，从这个“谢晦坐玺封违谬，遂免侍中……”的例子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出南朝公文传递纪律是很严格的。皇帝有时还会把刚发出的诏书追回来检查，看看传递过程中是否被私自拆开。如刘宋“太祖尝有函诏敕（杜）坦(坦长子杜琬)琬辄开视，信未发又追取之，敕函已发，大相推检。丞都答曰：诸郎开视。上遣主书诘责”。南朝规定收到驿书必须迅速执行，不得拖延。刘宋时驰檄宣布沈攸之的罪状，其中之一便是：“攸之密迩内畿，川途弗远，驿书至此，晏若不闻”。未遣章表，奄积旬朔。……此其大逆之罪八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