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与霸：从历史现象到政治哲学
王与霸是中国古代政治哲学的重要主题，如宋儒张栻所言，学者“论治体”，则须先“明王伯（霸）之辨”。
简而言之，王霸关乎国家治理。
前者为上古圣王之治道，讲求道德、礼义，要求统治者运用教化，施行宽仁之政；后者则崇尚强权、强力与诈术谋略，并通过刑罚手段统驭百姓。
自古以来，有关王霸的政治哲学阐述，主要分为两个面向：其一是“王霸之辩”，其论尊崇王道，贬抑霸道，以儒家为倡导者；其二是“霸王道杂之”，其以古代统治者与官僚体系为实践主体。
就王霸关系而言，前者意味着王与霸在理论上的对立，后者则体现出二者在现实中的并存。
在传统政治哲学史的书写中，王与霸分别代表了两种截然对立的政治取向：前者崇尚德礼教化与圣王仁政，后者则鼓吹刑法强权与君主专制。
以此观之，二者似乎分别为儒家与法家的“学术专利”。
但若回归王与霸的历史本义来看，这一认识其实并不准确。
宋儒李觏认为，王与霸本为名号，而非治道之属。
学者罗根泽指出：作为名号的“王”“霸”分别始见于西周与春秋；但作为评述政治的“王政”“霸政”之说，晚至战国中期才见诸史端。
在记载西周春秋时代的历史文献中，与“王”对言的往往是“伯”而非“霸”。
王与伯显然不是王道、霸道之代称，而是周代封建体制下天子与诸侯伯长的简称。
如《左传·成公二年》载有“四王五伯”之语，根据杜预、孔颖达的考证，四王与五伯实有所指，即分别为禹、汤、文、武与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韦，周伯齐桓、晋文等历史人物。
此外，《论语·宪问》中几次出现孔子对齐桓公、管仲之“霸业”的评价，但孔子所谓“霸”，是指桓公作为诸侯伯长，内尊天子，外攘夷狄，从而“一匡天下”的历史功绩，并不涉及“霸道”政治。
因此，如刘泽华所言，西周春秋时代的王伯，实为一种历史现象，并未上升到政治哲学的高度。
直到战国时代，孟子首倡“王霸之辩”，提出“以德行仁者王”“以力假仁者霸”。
孟子之论实有两个意义：首先，赋予王与霸政治哲学的含义，以之专论治道；其次，孟子首开“尊王贱霸”之先河，奠定了儒家政治哲学崇尚王道、反对霸道的总基调。
战国以降，以王霸论政治者，实不仅限于孟子一家。
《荀子》《吕氏春秋》《鶡冠子》《韩非子》以及《黄帝四经》等传世与出土文献中，皆存在一套“皇—帝—王—霸”的名号系谱。
由此生发的“王霸之辩”，则离不开诸子所经历与见闻的战国政治现实。
但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基于对历史与现实认识立场的差异，就解决问题的手段而言，孟子则有着明确诉求。
孟子继承孔子衣钵，旨在恢复西周的礼乐文明与分封等级制度。
他依据历史与传说中的“上古圣王”事迹，构建出一套以先王之道为核心的理想体系，并以之作为恢复封建统治秩序的政治寄托。
因此，孟子的“王道”可以被概括为其政治哲学的历史依据。
同时，孟子并不反对天下统一与秩序的重建，就实现这一目标的现实途径而言，他明确提出了“以德行仁”。
这一要求既是源于历史传说中以德教、仁政为治理方式的圣王之道的准则，也是孟子推行仁政学说的理论基础。
相反，针对现实中凭借“千万之乘”而不断兼并小国的“大国之君”，孟子一方面为其寻求具体的历史依据，即春秋以来的“齐桓晋文”等诸侯霸主，亦即所谓“霸道”；另一方面，将凭借强权强力统一天下的政治实践行为称作“以力假仁”。
因此，作为王道的“反面”，霸道也具有相应的历史与现实依据。
现实者自不待言，即为战国纷争的事实；而历史者，在孟子的语境中，则被归于原本并不具备学理性质的春秋霸政。
孟子之所以要借助历史与现实的双重途径建构王道学说，原因在于战国时代的发展大势其实早已与儒家政治理想背道而驰。
如果说孔子时代诸侯国君对西周政治文化与天子权威秩序尚怀有敬畏之心，那么在孟子所处的战国前中期，列国对于“周”之认同感早已消磨殆尽。
对于大国而言，紧要之事在于通过暴力征伐的方式攫取大量的土地与劳动力，以满足新兴权力阶层的需求；对于小国而言，面临大国之兼并挤压，生存与发展当为第一要务。
因此，孟子的学说在战国时代，很难为各国君主所接受，更不具备实践的可能。
尽管失去了实践的平台，但就思想与学术范畴而言，通过孟子的构建，“王霸之辩”的对立格局与“尊王贱霸”的评判基调仍然得以奠定，并被此后的儒学士人不断遵循。
汉帝国建立后，由于儒学意识形态特性的进一步强化，王霸学说对于政治现实的指向也愈加明确。
当然，孟子时代的王霸之辩针对的是天下秩序与统治权威的重建，而在汉帝国大一统的政治文化体系中，王霸之辩则体现出士大夫与君主专制集权的斗争。
王利器在论及西汉盐铁会议的实质时，就认为贤良文学与大夫有关国计民生的诸多论辩，与其说是所谓“儒法斗争”，不如说是支持儒家王道的“醇儒”与支持皇权的“俗儒”之间的对抗。
的确，由于作为学派的法家在西汉建立后逐渐式微，所谓将“王霸之辩”等同于“儒法斗争”的观点也就丧失了逻辑依据。
此外，儒者倡言王道，但在具体实践中并不反对刑罚、功利等与霸道相关的因素。
因此，“王霸之辩”虽在理论层面泾渭分明，但在汉帝国政治实践中愈发出现相互调适的趋向，故而汉宣帝才有所谓“霸王道杂之”的论断。
不过，在“醇儒”的思想视域中，王道仍旧是其至高无上的政治追求。
因此，其对于王霸理论的构建仍未停息，且有不断深化之势。
西汉末年，刘向以周公、伯禽所开创的鲁国“亲亲”之政为“王者之迹”，而以太公开创的齐国“尊贤”之政为“霸者之迹”，并认为“齐不如鲁”。
东汉建立后，同样秉持儒学信仰的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介绍齐鲁风俗时，同样沿袭了刘向“齐不如鲁”的论断。
可见，在阐述与构建其政治学说的过程中，汉儒一直十分重视对历史素材的利用与发挥。
当然，仅凭借对历史知识的重构，并不足以表达儒家学者对“王霸之辩”的重视。
两宋时代，在重建士大夫政治的号召下，士人舆论普遍以“回向三代”为旗号，儒者希望建立士大夫与皇帝“共治天下”的局面，故王霸之辩又被提及。
出于对汉代章句经学的偏见，宋儒刻意回避了王霸学说形成的关键阶段即两汉，取而代之的是时段更加久远的尧、舜与夏商周三代。
这表明，在道统系谱的支配下，宋儒迫切希望重新梳理孟子政治哲学之内在理路，同时也希望有效解决汉唐以来“道学”衰微，致使王道“驳杂”的弊局。
不可否认的是，宋儒重建道统的愿望固然强烈，但其试图绕开汉学，直通三代的做法，正如贺昌群、田浩等学者所言：一味“尊王绌霸”，可谓“专经而不主史”，遂不免脱离了历史语境。
同时，亦难免使得王霸学说虽在学理上日益完善与深刻，但其历史依据则日显苍白与单薄。
毕竟，即便是“亚圣”孟子，也须依靠战国时代诸子皆可资用的“皇帝王霸”等历史与知识资源，方可奠定儒家王霸学说的基石。
宋代以后，尽管王霸依旧作为重要的政治学说不断被学者传播，但其对现实政治的影响，则在日益固化的帝国权力体系中逐渐消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