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既是机遇又蕴含风险
全球化既是机遇又蕴含风险策划人语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顺应历史潮流，积极融入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发展进程之中，充分依托市场规模、劳动力资源禀赋等优势，较好地实现了发展与改革，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并且作为世界经济“稳定器”和“发动机”的作用日益加强。
对全球而言，目前，全球经济处于深刻调整与变革之中，经济全球化遭遇困境，特别是金融危机以来，国际经济的两大引擎--全球贸易低于经济增速、投资持续下滑。
当前，全球经济发展正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
而逆全球化的成因则在于跨国公司全球布局与新兴技术产业变革对主要发达国家形成冲击，技术创新在加快产业跨国转移的同时，也造成了发达国家产业空心化。
为了确保既有的全球价值链分配格局，发达国家开始对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实施保护性贸易投资政策，寄望于通过再工业化促进本国资金回流，扭转自身的发展颓势。
在此背景下，中国如何积极传播和推广包容性发展理念，如何应对未来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并在全球治理中发挥作用，这一系列的问题关系到未来中国能否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是否能够在既有全球价值链中实现跨越式发展，同时也关系到未来全球化的发展方向。
本报近日采访了中国全球化问题的专家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院长李向阳、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雨，就上述与全球化相关的问题进行探讨，希望能对读者理清经济全球化问题有所帮助。
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责任和作用
经济全球化是历史的选择，不以任何国家的意志为转移。
在世界遭遇全球化逆风之时，中国应坚持全球化发展的基本方向，以“中国智慧”引领构建新型全球化。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认为，中国在全球治理中主要是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参与和改善全球治理两个方面发挥作用。
提供新型全球化的理念，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实现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第三，处理好大国之间的关系，尤其是中美俄欧印这些大国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将决定全球治理改革的路径和方向。
第五，利用“一带一路”倡议提供的平台，将其作为全球制度图景的一个新特征。
全球治理的挑战:解决好规则协调责任问题
当前全球化所遭遇的困境，本质上反映出了全球治理的困境。
全球化造就了地球村，但地球村却缺少有效的治理，没有建立起一个与全球化进程相适应的，包括贸易顺差的认定在内的全球治理的制度框架，没有解决好规则、协调和责任问题。
在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看来，西方基于规则的治理制度框架出现了多边主义、区域主义和单边主义三个选项:一是要建立起一个基于规则的多边主义的制度框架，如WTO(世界贸易组织)、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行;二是在金融危机后出现的一个基于规则的区域主义倾向，如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也就是偏离多边主义，偏离WTO的大型排他性区域协定;三是特朗普上台后，美国转向基于规则的单边主义。
全球公共产品供给需要责任担当
全球公共产品供给的责任涉及协调国际宏观经济政策、提供全球公共产品、改革全球治理机制三个方面。
在构建全球经济治理的制度框架过程中，需要有负责任的大国担当起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责任，如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充当全球市场开放和贸易逆差的担当者;为全球提供公共安全，如推动全球反恐、确保能源安全等;为世界提供发展的公共服务，如推动世界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发展援助等。
美国是要“再全球化”而非“去全球化”
全球化正面临着失去方向的挑战，而“中国力量”则走上前台。
国际社会以及国内对中国引领全球化的呼声越来越高，希望中国填补美国留下的空缺。
作为新型全球化、包容全球化的倡导者和积极推动者，中国担当引领者的意义何在
引领全球化的收益和成本都有哪些
专家认为，中国引领经济全球化是历史的必然，是中国和平发展的基本要求。
但是，中国引领经济全球化是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
在将提供全球公共产品成本、发展中国家“搭便车”效应、“反全球化”行为引发的额外成本纳入考量后，中国应联合其他大国共同引领全球化发展。
美国反全球化立场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院长李向阳认为，美国寻求的是“再全球化”而非“去全球化”，因为美国不会放弃全球化利益。
特朗普倡导买美国货、雇美国人，否定了经济全球化所建立的自由贸易创造财富的理念。
与此同时，美国政府正在退出和威胁退出包括世界贸易组织(WTO)在内的一些经济全球化载体。
短期内，美国不太可能退出WTO，但指望美国以WTO为载体推动多边贸易新规则的制定和改革，难度很大。
另外，必须正视的一个事实是，反全球化并非是特朗普个人或者是其团队少部分人的认知，而是相当多美国人的价值取向。
在美国普通的民众眼中，外包等同于就业机会的丧失，进口则意味着就业机会的转移。
分配不均和制造业空心化是主因
全球各国都从全球化中受益，只不过受益多少不同。
以美国为例，美国GDP总量很大，2016年美国GDP达到了18.7万亿美元(中国约为11万亿美元)，但美国普通百姓没有受益，相当多的家庭收入30年停滞不前，美国创造的巨大财富被华尔街占有。
专家认为，反全球化的根源在于全球化进程中的分配不均，资本获利高于劳动获利。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说，美国加州理工、麻省理工的博士，不从事高科技制造业，不去搞创新，大都去华尔街搞所谓的金融创新，致使国家经济虚拟化、泡沫化、空心化。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雨则表示，从账面上看，美国GDP规模很大，但金融和土地增值等贡献了其中很大的比例，这和过去主要靠制造业创造财富是完全不同的。
引领全球化的收益与成本
对中国而言，引领经济全球化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要求:一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二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需要;三是实现更高层面和平崛起的需要。
而为达到这些要求，则需要中国参与全球秩序、全球治理以及全球规则的制定。
引领经济全球化，在获得收益的同时也需要付出成本。
李向阳表示，首先，从历史上看，作为引领者必须向全球提供公共产品。
以美国为例，战后半个多世纪里，美国是全球最大的出口市场。
如果中国引领全球化，就意味着中国要从一个出口大国转变为一个进口大国。
其次，需要容忍更多的国家搭便车。
搭便车成本非常高，但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引领全球化时并没有承担这部分成本。
而中国所倡导的全球化是包容性的新型全球化，不仅要使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参与进来，而且还要实现经济收益的公平分配。
最后，要付出额外的成本。
美国从上一次全球化引领者英国的手中接过全球化大旗的时候，原有的霸主英国并没有掣肘美国。
而战后两个经济全球化也分属于两个平行阵营，苏联主导的社会主义阵营，美国主导的资本主义阵营，苏联搭不上美国的便车，也不会对美国形成大的制约。
然而，现在情况已然不同。
特朗普反对全球化，并不是要退出全球化，只是不愿意承担经济全球化的义务，同时还想得到全球化的利益。
张燕生认为，中国要引领全球化，怎样才能够成为开放红利的受益者而不是受损者，这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全球化呈现 二元发展态势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全球化的定义，衡量全球化的发展主要看跨境交易、跨境资本流动、移民以及跨境人员流动、知识信息的跨境流动传播四个方面的情况。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雨在分析了这四个衡量全球化的指标变化后认为，当前的全球化处在二元发展态势，即将进入一个新的转型期。
金融危机之后，跨境贸易和跨境投资受阻。
跨境贸易和跨境投资下滑，加剧了经济疲弱，使跨境贸易和跨境投资更加下滑，经济更加雪上加霜，经济疲弱和贸易投资下滑互为因果。
而在政策层面，全球化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阻力，贸易保护主义开始抬头，民族主义、民粹主义也普遍抬头。
但从全景看，全球化则在以更深入的形式快速发展。
尽管贸易、投资、移民都在受阻，但人员的跨境流动不仅没有下降，反而在大幅增长;而知识和信息的跨境传播流动则出现了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爆炸式增长，以至于任何一个信息瞬间可以渗入到世界任何一个角落。
当前，国际秩序正在进入一个原有秩序越来越难以为继，但是新秩序远未形成的时期。
历史上每一次国际新旧秩序的转换时期都面临重重危机。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意味着自由放任的制度破产，它留给人们很多教训。
制度破产以后，全球化因为惯性还在进行，因此造成了一系列全球化的受损。
目前，全球治理结构基本的基础是1945年建立的三大支柱，但是今时今日已与当初完全不同，经济制度和全球治理结构越来越不适应全球化发展的客观需要，这是全球化的基本矛盾，是当前全球化种种乱象反映的最深刻问题。
因此，要解决全球化问题，就必须从国家层面的经济结构、经济制度进行调整改革，从完善全球经济治理结构入手，使之适应全球化的发展。
1.全球化转型期特征:
全球化正在进入一个历史性的多种转型的叠加时期。
一是全球化的模式在转型。
以前美国模式的自由主义全球化要转入新的模式--包容性的全球化。
二是世界新旧秩序在转换。
三是各国经济制度处在转型过渡期。
世界各国没有哪个国家不需要进行结构性改革。
结构性改革成了最时髦、最频繁使用的一个关键词，也是各国普遍面对的一个共同任务和挑战。
四是我们所处的时代正进入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前夜。
2.阻碍全球化发展事件:
(1)特朗普于2016年11月当选美国总统以来，推行“美国优先”政策，在全球范围内实行战略收缩，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名存实亡，宣布退出《巴黎协定》，对全球气候治理造成打击。
(2)英国于2016年6月底公投决定脱欧，脱欧谈判于2017年6月19日正式启动。
英国脱欧的决定对欧洲一体化进程形成了阻碍，也是全球化面临挑战的一个缩影。
(3)法国和意大利民粹主义盛行，虽然勒庞率领的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在法国大选中最终落败，但近年来不断抬头的民粹主义依然拥有机会实现“绝地反击”。
3.全球化未来发展方向:
以G20为平台构建新型包容性经济全球化，创立规则，既包括现有国际秩序和规则体系的内容，又要能够充分反映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