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竑（1540?—1620?），字弱侯，号澹园。南京市人。在晚明学术思潮的革新运动中，作为当时标举海内的鉅儒之一，他博综淹贯、融通佛儒、覃思着述的学术地位是他人难以比拟的。尤其在史学、文献学、哲学等方面的独到见解和取得的显着成就，不仅被时人“视为冠冕舟航”[①]，“奉为拱璧”[②]，而且“海内人士得其片言”，也“莫不叹以为难得”[③]。就连对焦竑颇有非议的清人也不得不承认他“负博物之名”[④]。由此可见，深入对焦竑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但长期以来，人们却忽视了对这一重要人物的关注，这不仅有失于对晚明学术特色的中肯把握，也难以获得对明代学术演变近于客观的总体认识。直到近些年，随着学术氛围的日益活跃和学术领域的不断拓展，学术界才相继发表了二十多篇研究焦竑的专题论文，也有学者在相关论着中对其做了评述。但与焦竑所具有的历史地位相比，这些研究仍显得薄弱。鉴于此，兹对明清以来有关焦竑的研究予以评述，以期引起人们对焦竑更为广泛的关注和深入研究。
有关焦竑生平的记载，最早的资料自然是焦氏自撰的《澹园集》及其《续集》，其中许多篇目或多或少叙及他的籍贯、家世、履历、社交、着述等各个方面。但因二书仅为焦氏晚年回忆之作，而非规范的个人自传，故内容显得零乱和详略不当，让人难以对其一生有一个全面总体的认识。此外，耿定向《观生纪》、朱国桢《涌幢小品》、沈德符《万历野获编》等书，也都对焦竑的生平有所记载，虽皆失于简略，但因作者都为焦竑同时人或与其有亲身交往，故所述相对信实可靠。此后，过廷训《本朝分省人物考》、查继佐《罪惟录》、万斯同《明史》、张鸿绪《明史稿》、张廷玉等《明史》、徐开江《明名臣言行录》、朱彝尊《明诗综》和《明词综》、陈田《明诗纪事》、黄宗羲《明儒学案》、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曹溶《明人小传》等书，皆单独为焦竑立传，内容详略偏重虽各不同，但若综合认识这些成果，焦竑的一生及其贡献便大体可见。其中，当以张廷玉等撰《明史》之《焦竑传》内容最为丰富，影响也最大。
近人容肇祖所撰《焦竑年谱》[⑤]是对焦竑生平一次集大成式的总结。作者采用年号、干支和公历相配合的纪年方法，充分利用明清时期丰富的文献资料，详实记述了焦竑求学问友、踬于科场、遭人排劾、归故为学的一生；全文先记谱主某年某日的主要言行，再引用与谱主相关的原始资料为佐证，不仅丰盈了《年谱》的内容，而且大大增强了其可信度；该文还以谱主为中心，附载了与焦竑交往密切的耿定向、耿定理、罗汝芳、李贽、陶望龄、王襞、潘士藻等人的相关行实，从而为人们在焦竑与友人的互动中认识焦竑提供了方便，这也正与梁启超提倡的撰写年谱应详记与谱主有关的门生、属吏、友朋的原则相符合[⑥]。当然，是文也有不足之处，如对焦竑的少年和晚年，除时间和谱主年龄的简单记录外，几乎没有更多的内容；而且对一些重要问题也有忽略，如万历三十四年（1606）焦竑被降为为广东都司断事[⑦]和三十七年（1609）被命为南京国子监司业二事[⑧]，就未提及。此外，向燕南《晚明着名学者焦竑》[⑨]一文，则着重从科考、仕途两个方面突出了焦竑的“坎坷一生”，语言生动，取材赅实。陈鸣钟《简论焦竑》[⑩]和丁宏宣《南京状元焦竑》[11]二文则全面对焦竑做了扼要介绍。
上述成果奠定了焦竑生平研究的基础，但深入研究尚有余地：一方面，将焦竑的个人经历与晚明社会联系起来，在个人与社会的辨证关系中，揭示产生焦竑这一历史人物的社会原因和晚明的社会特征。另一方面，将研究范围扩展至与焦竑有关的更多人物身上，探讨焦竑与他们之间的生活交往和学术交往，从而明确焦竑在晚明学术界的客观地位。另外，对于部分记载和研究中存在的若干疑误也有待继续探究，如焦竑的生卒年等。
长期以来，受“明人无史学”偏颇观念影响，人们在忽视了对明代史学研究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忽略了对焦竑的研究。焦氏早年“好览观国朝名公卿事迹”[12]，万历十七年（1589）“以殿试第一人官翰林修撰”，这为他全心“讨习国朝典故”[13]提供了条件；二十二年至二十五年又参加了陈于陛主持的修史活动。缘于这种经历，使焦竑的史学旨趣和由此而形成的史学成果颇具特色。事实上，在其各方面成就中，史学成就无疑是最高的，尤其他在当代史方面的贡献，更值得研究。
近年来，史学界主要从史学特点、史学思想、史学成果等三个方面对焦竑的成就做了研究。其中，综合性的研究主要有：南炳文《正直博学的焦澹园》[14]一文，对《焦氏类林》、《献征录》、《经籍志》和《玉堂丛语》等四部史书分别从编撰缘起和内容、体例、价值等几个方面做了详实的介绍和公允的评价；并指出焦竑在史学着作方面的贡献不仅体现在专门的史书上，其文集中所包含的“近二百篇传记资料无疑是研究明史的重要资料”；同时认为焦竑重视纂修“信史”、注重广泛收集资料和研究野史以及把史书当作褒贬人伦、影响读者的工具等观点是“难能可贵”的。向燕南《焦竑的学术特点与史学成就》[15]一文，总结了焦竑博洽、征实、精审的学术特点；指出其对史馆及其所修《实录》的批评，目的皆在于维护和强调史官、史职的重要性；并对《经籍志》与《献征录》做了颇中肯綮的评介。朱仲玉的《焦竑的史学成就》[16]一文，通过对《经籍志》、《献征录》等史学着作的理性分析，在肯定焦竑主张纂修人物传记应善恶并列、不以人为断和择取材料应力求详实的观点的同时，也指出其在着述中抄袭他说而没其所出等不足。李小林《万历官修本朝正史研究》[17]一书对焦竑在此次修史活动中所起作用做了充分肯定，认为他的言行在修史期间实际起了总裁作用，尤其是他所编纂的《经籍志》和《献征录》两部力作，是此次修史活动中留下的最可贵成果。此后，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18][15]在评述明代史学时，也对焦竑的史学贡献做了专门介绍。《中华文明史》[19][16]一书则主要介绍了《经籍志》、《献征录》和《玉堂丛语》等三部着作。
在综合性研究的基础上，部分学者也对焦竑史学的某些方面做了专门探讨，主要体现在对其史学思想的研究上。此类论文仅有数篇。其中王勇刚的《焦竑的史学思想》[20]一文，认为焦竑对官修史书制度的批评和在历史编纂学、目录学等方面的认识皆有独到之处，尤其在历史编纂学思想方面，充分肯定了焦竑重视史料的收集和整理、主张传信的修史原则、重视家谱的编纂等观点。杨绪敏《论焦竑及其史学研究的成就与缺失》[21]一文，则从史学观、史学编撰和史考三个方面对焦竑的贡献做了评价，如在史考方面，认为其贡献主要体现在订正史书记载的讹误、补充史书记载的缺漏、考辨史书内容的真伪、订正前人对史家和史书的批评等方面，同时，也指出焦竑治史态度不严谨、论证有失轻率、引用前人观点多无所出等若干疏失。另有新加坡李焯然的《焦竑之史学思想》[22]一文，也对焦竑的史学思想做了评价。
由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两点结论：其一，这些研究不仅奠定了焦竑史学研究的基础，而且对启示人们重新认识和评价明代史学的历史地位大有裨益。其二，虽然学术界对焦竑史学的研究已经涉及诸多方面，但在某些方面还有待进一步加强。如从当时的社会背景、社会思潮和个人经历来认识他的修史动机、修史重点和修史原则，进而以其既有的史学成果及其所蕴涵的哲学思想和价值取向为基础，来分析其在史料学、编纂学和史学思想等方面的贡献，都有待深入的广阔余地。
在晚明空疏之风盛行，虚无之学高涨的同时，一股强有力的实学思潮蔚然兴起，学术上体现为一批具有求实精神的学者开始自觉地抛弃空谈义理，不求考索的学风，转而趋向追求客观、崇尚严肃、注重致用，积极辨证地将义理和考索结合起来。在此背景下，一些学者在考据、辨伪、校勘、小学等领域都取得显着成绩，而焦竑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对此，学界主要从以下几点做了探讨：
首先，对焦竑文献学成就的总体考察。最早的研究成果是嵇文甫《晚明考证学风的兴起》[23]一文，主要从考据学方面对焦竑的成就进行了考察。孙钦善《中国古文献学史》[24]一文，认为焦竑在文献学上的成就和特点主要体现在重视文字、音韵、训诂，注重对古文献的考证，长于订误和校勘，好谈名理，杂糅儒佛道等方面。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明清之际的考据学风虽然一直是学术界的研究热点，但具体对晚明个案的研究却显得十分不够，尤其对焦竑几乎无人问津。直到近期，王炜民《焦竑的文献学》[25]一文才打破这种冷寂局面。文章认为焦竑在文献学方面的主张及贡献主要有：一、强调“小学固九流之津涉，六艺之钤键”，主要体现在他对“六书”的评论、《俗书刊误》的撰写和对“古诗无叶韵”的创见上。二、主张文献研究当“曲畅旁通，各极其趣”，主要体现在他注重辨古书真伪、纠前人之谬和提倡注疏博采众说上。三、编撰《经籍志》，注重文献目录研究。四、大力收集、整理古今文献，不仅身体力行，而且建议国家购求图书资料，推动了图书的编辑刊行。
其次，对其文献学代表作《经籍志》的研究。最早对该书做出评价的是《四库》馆臣，认为“古来目录，惟是书最不足凭”[26]。这种全盘否定的态度显然是有失偏颇的。此后，章学诚的评价则趋于客观，如他在指出该书《纠谬》一篇所存讹误的同时，又认为其“整齐有法，去汰裁甚，要亦有可节取者焉”[27]。今人昌瑞卿《焦竑及其〈国史经籍志〉》[28]一文，通过对该书的体例、类目、序论等进行详细介绍，认为它并非“最不足凭”，而是有其不可替代的文献价值，特别是其中所蕴涵的目录学思想，代表了当时的最高水平。王智勇《评焦竑〈国史经籍志〉》[29]、李文淇《焦竑及其〈国史经籍志〉》[30]、丁宏宣《论焦竑与〈国史经籍志〉》[31]等文也从不同角度肯定了该书价值。李小林《万历官修本朝正史研究》一书则对其进行了更为全面的评述，在指出其“不论存亡”、“丛钞旧目”等缺点的同时，充分肯定了其注重分类、纠正前人目录分类的缺失和为类目撰写按语等优点，特别指出其优点远远超过了缺点，“确实是一部难得的有价值的目录书”。另外，崔文印《略谈明代的官私书目》[32]一文在对明代具有代表性的公私书目进行剖析之时，也对《经籍志》的目录学价值做了具体、辨证地评介。
其二，对焦竑其他着作的研究。在这方面，以王炜民的成果最多，其《〈焦氏笔乘〉的文献价值》[33]一文通过对书中包含的小学、辨伪、注疏、考证等内容的归纳和总结，肯定了《笔乘》的文献价值；《论焦竑〈玉堂丛语〉的史料价值》[34]一文，认为《玉堂丛语》涉及史事广泛，内容丰富，不仅是清修《明史》的重要史料来源，而且可补《明史》记载的不足；《从〈养正图解〉看焦竑的政治思想》[35]一文，则是从《养正图解》的角度探讨焦竑政治思想的不可多得的成果。《从〈四库全书〉看焦竑》[36]一文，以《四库》对焦竑着作的采录情况及《总目》对焦竑的评论为视角，对其《俗书刊误》、《献征录》等十六部着作做了介绍和评析，是对焦竑着作一次较为系统、完整的钩稽和考察。另外，何泉达《〈焦氏笔乘〉公案与嘉靖学术思潮》[37]一文，将《笔乘》一书置于明中期后学风空疏日趋严重的背景之下，充分肯定了此书卓立不群的求实精神，同时也指出其不可避免地受到空疏学风的影响。李焯然《焦竑与陈第——明末清初古音学研究的两位启导者》[38]一文，则专门探讨了焦竑在音韵学方面的贡献及其对后世的影响。另外，顾思点校的《玉堂丛语》和李剑雄点校的《澹园集》、《笔乘》先后由中华书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其中不仅校勘了三书存在的讹误，并对三书编撰的缘起和过程及其内容、价值、版本等做了详实介绍，李剑雄还在《澹园集》后列出“佚文辑录”、“《澹园集》旧版序跋与有关着录”、“传记评论资料及有关师友之诗文信札”、“焦竑年谱”和“焦竑着述小考”等五个附编。为人们深入研究焦竑提供了珍贵资料。
最后，对焦竑藏书、刻书成就的研究。徐昕《状元藏书家—焦竑》[39]，一文对焦竑的藏书楼——“万轴楼”做了介绍，详细说明了他在校雠藏书、版本鉴定、图书刊刻等方面的成就。此外，杨立诚、金步瀛的《中国藏书家考略》[40]和袁咏秋、曾季光的《中国历代国家藏书机构及名家藏读叙传选》[41]二书及张查伟《明代藏书家焦竑及其〈玉堂丛语〉》[42]一文也扼要介绍了焦竑在藏书方面的贡献。
台湾学界也对焦竑思想的研究给予较多关注。近期发表了钱新祖《焦竑的再发现》[47]、宋家复《思想史研究中的主体与结构：认真考虑〈焦竑与晚明新儒学的重构〉中“与”的意义》[48]等几篇论文，还出版了谢京恩《焦竑与佛教》[49]一书。皆从不同视角对焦竑阐发性理、融通儒佛的思想特点进行了评析。
从文学角度对焦竑的思想理路及其所产生的影响加以探讨,是近年来一个新视角。周群《融通儒佛的焦竑文论》[50]一文认为，焦竑融摄儒释的学术特征和宽宏融通的学术态度赋予了他文学思想新的因素，并对晚明公安派“性灵说”的文学观产生了直接影响。另外，周群在《儒释道与晚明文学思潮》[51]一书中也对焦竑的文学思想做了同样探讨。
总之，对焦竑的研究已走出冷寂局面，而受到学界越来越广泛的关注，并出现了一批颇具价值的研究成果。但从整体上看，仍处于起步阶段，表现在迄今尚无对焦竑进行系统研究的专着出现，在有关焦竑各方面的专题研究上也有待出现更多视角新颖、功底扎实、见解深刻的力作。因此，加强对焦竑的研究不仅仍然十分必要，而且具有广阔余地。这不仅有利于我们加深对焦竑和晚明学术的认识，而且必将有力地推动明史乃至中国学术史研究的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