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学家冯文慈的批评实践(陈荃有)
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化历程中的一位音乐学者，冯文慈(1926—2015)在中国音乐史学的乐律学、中外音乐交流史等领域卓有贡献。
冯文慈自1950年由北京师范大学音乐系毕业留校任教，起初从事过和声、钢琴伴奏等科目的教学，之后不断聆听并参与音乐史学领域(含中国音乐史、欧洲音乐史)的活动，于1959年在当时中国音乐研究所参与编写《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纲要》，结束这项工作的同期，他即在自己任教的北京艺术师范学院音乐系编写、刻印了《中国近代音乐史》讲义并授课，自此开始比较专门化地步入中国音乐史学的教学与研究领域。
对于冯文慈批评实践成就的梳理，就可以从此篇他自认的学术成果的源头开启。
冯文慈
批评实践的历史脉络
时间进入20世纪80年代，音乐艺术与学术的各个方面都进入快速恢复、发展阶段，被学界称之为“跳跃式发展”甚或“学术大跃进”的历史时期，部分学术成果缺乏扎实而系统的史料分析与严密的论证，或者囿于研究者自身学术素养的局限、或者被某种局部利益所左右，在匆忙之下仓促推出。
在这一历史时期，冯文慈正接受中国音协的委托，带领几位青年学者展开对明代乐律学家朱载堉律学成果的点注工作，对于古代音乐文献的校点、释读，以及乐律问题、朱载堉生平等，可谓格外留意并了然于胸。
明代乐律学家朱载堉
按照这些成果发表的时间排序，冯文慈在这几年中的批评活动大体围绕着三个方面开展:
2. 对老一代音乐学家杨荫浏(1899—1984)代表性著述《中国古代音乐史稿》做连续性的评价。
之后，还将1999年底参加纪念杨荫浏百年诞辰活动时的发言要点汇纳成《〈中国古代音乐史稿〉的历史性成就及其局限——在纪念杨荫浏诞辰百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刊发于《人民音乐》2000年第1期。
新旧世纪交接之际，学术界同仁在普遍开展各学科领域的回顾与展望并重的“温故知新”，冯文慈于五年间(1997—2001)连续在国内重要的专业期刊(《中国音乐学》《音乐研究》《中央音乐学院学报》《人民音乐》等)发表近十篇批评、回应批评的文论，所面向的对象均为名人、名著、名说，由此这些文章所产生的学术能量与社会影响力是可以想见的。
推动其批评实践的缘由
探求学界人士的这种作为，立足其从事的学术以寻找答案是最为可靠的方法。
分析冯文慈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从事的音乐史学，发现他始终在追求两个方面的理论建构及应用能力的提升:
第一，唯物史观的统领与实事求是原则给予学术的指引。
对此，冯文慈曾经提出:
第二，微观史料与宏阔视野相互作用的学术支撑能力。
史料之于历史学的基础性作用为历代史学家所重视，以至于近代史家傅斯年提出了著名的“史学只是史料学”之说。
基于他在学术领域如上两方面的一贯诉求，我们再结合其他多方面的资料，认为冯文慈钟情于批评实践的缘由可以概括为如下两点:
第二，寻求事物之真的治学追求。
他曾在自己治学的“心态自述”中写道:
我之所以破除杂念，评论大师杨荫浏的《中国古代音乐史稿》，的确并非事出偶然。
“冯式批评”的特征与要旨
就音乐批评领域来讲，冯文慈多年以来以大量的批评实践而树立起的批评理念、批评方法、批评成就与其社会影响，成为改革开放以来音乐学术、音乐艺术健康前行的一季清风。
根据上文的简要分析与概括，依据批评活动的构成要件，“冯式批评”的特征与操作要旨主要表现为如下四点:
第二，就批评活动的论域与观照视野而言，“冯式批评”显现了批评者的胸中既有“小我”之田园，更怀“大我”之天地的广阔胸怀。
黄翔鹏
第四，就开展批评实践的具体策略而言，冯文慈主张“擒贼先擒王”的操作法则，力求抓住批评实践意欲达到的实质性问题的源头，以达到最佳的批评效果。
如今，斯人已逝，但批评公器应该为后来学者所汲取。
笔者曾读到当代史学理论家瞿林东教授阐述史学批评之时的精彩见解:
历史学科如此，中国音乐史学、音乐学、音乐艺术乃至其他的艺术领域的批评问题，何不如此呢
21世纪的中国艺术与学术领域，仍急迫地呼唤并期待光大“冯式批评”。
作者附言: 本文主旨曾在2018年10月26日由中国音乐评论学会和上海音乐学院联合主办的“中国音乐评论高端论坛暨第七届年会”上进行大会交流，文章即在此次发言基础上补充、完善而成。
*本文系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研究基地2016年度项目“音乐学家冯文慈研究”(课题编号:16JDYTB014)的阶段性成果。
1973年秋天，结束了在天津军队农场“军粮城”三年时间的劳动之后，冯文慈进入当时文化部艺术研究院，参与编写《中国音乐简史》。
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495—527页。
冯文慈:《略论〈十面埋伏〉——兼评“四人帮”对音乐遗产的利用和歪曲》一文杀青于1977年8月，载于1978年5月份刊行的新版《音乐论丛》(第1辑)，由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发行。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引发全国性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由此开启了中国社会思想解放的大幕。
杨沐:《我国音乐学学术文论写作中的几个问题》，《音乐研究》1988年第4期。
陈荃有采访、编著:《音乐学人冯文慈访谈录》，文化艺术出版社，2017年，第148—156页。
冯文慈:《释伶州鸠答“七律者何”——附论对古代文献的解释》(1984年5月初稿，1985年10月修改稿)，《艺苑》音乐版1986年第1期。
冯文慈:《近代中外音乐交流中的“全盘西化”问题——对于批评“欧洲音乐中心论”、高扬“文化价值相对论”的认识》，《中国音乐学》1997年第2期，第55-74页。
冯文慈:《中外音乐交流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初版;《中外音乐交流史(先秦—清末)》，人民音乐出版社2013年修订版。
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上下册)，人民音乐出版社，1981年。
冯文慈:《从事中国音乐史学的心态自述》，《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版)2003年第1期;后收入《中国音乐史学的回顾与反思》(冯文慈音乐文集)，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5年。
桑兵:《傅斯年“史学只是史料学”再析》，《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5期。
刘勇:《学徒心得点滴》，载王军编《布道者•大德高僧•马拉松信使:庆贺音乐学人冯文慈80华诞学术文集》，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9年，第26-28页。
冯文慈:《中国音乐史学的回顾与反思》(冯文慈音乐文集)，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5年。
此如他1978年发表的《略论〈十面埋伏〉——兼评“四人帮”对音乐遗产的利用和歪曲》、1997年发表的《近代中外音乐交流中的“全盘西化”问题——对于批评“欧洲音乐中心论”、高扬“文化价值相对论”的认识》等所论及的领域。
黄翔鹏1983年10月10日写给冯文慈的信函中写道:“……
见《中国音乐史学的回顾与反思》(冯文慈音乐文集)，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5年，第306-307页。
冯文慈:《坚持唯物史观 坚持反思——答孔培培、闻道同志兼及向延生同志》，《音乐研究》2001年第3期。
陈荃有采访、编著:《音乐学人冯文慈访谈录》，文化艺术出版社，2017年，第283—287页。
周文玖:《刘知几史学批评的特点》，《史学史研究》2007年第2期，第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