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道彬:春秋时代的“文言”变革与文学繁荣
在《左传》《国语》等经典文献中，“辞顺”是春秋人评判辞令是否得当的重要标准。
子产、韩厥的论证或基于理性的分析，或精于现实的思考，或引证历史的事实，或援引民间的言语，层层推进，逻辑缜密，可谓顺于论，这是“辞顺”的理性特征。
三是富有修辞的感染情绪。
与“辞达”理论相适应的另一种观点是“辞信”，“辞达而已”是以“辞信”为前提的。
因此，孔子激烈地批判了脱离“忠信”道德的“巧言”:
4.“文质彬彬”的中和美学精神。
而孔子的解释则把生动的比喻上升为理论与思辨的层面:“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五、关于春秋时代的文学自觉
我以为中国文学真正的自觉时代不是汉代，更不是魏晋，而是春秋时代。
难道对中国文学产生重要影响的风、雅、颂以及辞令不是独立的文体形式，而一定是汉代流行的辞赋
种种文学事实证明，春秋时代是中国文学的自觉时期，春秋时代的文学自觉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证明: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问题也是文学的核心问题。
2.春秋时代是文言创作的繁荣时期，文学创作的繁荣是文学自觉的实践与证明。
3.春秋时代文士集团的形成，是文学自觉的主体力量。
4.春秋时代文学理论体系的建立，是文学自觉的集中表现。
“诗”与“志”、“乐”与“情”、“文”与“言”之间的关系，是春秋时代文学理论探讨的重要问题，这在今天也有重要意义。
“新体文言”形式的建立开辟了春秋文学的繁荣局面，形成了春秋文学理论的自觉历史。
②《说文·言部》谓:“直言曰言，论难曰语。”
所以钱基博《中国文学史》谓:“孔子以前，有言有文。
④海德格尔:《语言》，《海德格尔选集》，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981页。
⑤吕叔湘谓:“就现在世界上的语文而论，无一不是声音代表意义而文字代表声音。
⑥《郭沫若全集》第19卷《论古代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第266页。
⑦周锡:《<易经>的语言形式与著作年代》，《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
⑧刘晓明:《“语”“文”的离合与中国文学思维特征的演进》，《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
⑨见《四库全书荟要·四书集编》，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
⑩邢昺《论语注疏》以“文章博学”释“文学”。
(11)徐灏《说文解字注笺·辛部》谓“凡说有以告人之者谓之辞”，而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颐部》则谓“分争辩讼谓之辞。”
(12)何怀宏:《世袭社会及其解体--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时代》，三联书店，1996年，第6页。
(13)顾颉刚:《史林杂识》(初编)，中华书局，1963年，第85页。
(14)《潜夫论·边议》，彭铎:《潜夫论笺校正》，中华书局，1985年，第278页。
(15)亚里士多德:《修辞学》，罗念生译，三联书店，1991年，第24页。
(16)郑玄注《周礼》引郑司农云:“顺祝，顺丰年也。
吉祝，祈福祥也。
(19)“召公谏弭谤”之事虽属西周晚期，而《国语》成于春秋，其言则是典范的春秋文字。
(20)原文作:“夫《易》彰往而查来，而微显阐幽”，高亨《周易大传今注》以为应作“显微而阐幽”，从之。
(21)阮元:《研经室三集》卷2，中华书局，2006年，第606页。
(22)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3简。
(23)分别是《乡党》中的“丘未达”和《颜渊》的“樊迟未达”，都是不了解不清楚的意思，这意味着“达”的正面意义则是清楚、明白、了解。
(24)《礼记·表记》谓:“子曰‘情欲信，辞欲巧。’
(26)罗新慧:《尚“文”之风与周代社会》，《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
(27)《尚书·毕命》:“政贵有恒，辞尚体要。”
(29)龚克昌、张少康、詹福瑞、李炳海等先生先后著文反驳“魏晋自觉说”的理论，赵敏俐先生有《“魏晋文学自觉说”反思》一文，对这一理论的形成和讨论有详细的叙述，见《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