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事诉讼多元制证明标准的可行性
证明标准从本质上体现了诉讼程序的正义性，为诉讼主体承担 拟定了法律上的依据。
其次，诉讼证明标准体现了特定的司法价值观念，决定了特殊情况下司法对于公正与效率的取舍;再次，为社会公众认可并接受的证明标准对实现法的教育与引导功能无疑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不难看出，作为诉讼法的核心，确立科学、公正的诉讼证明标准对构建现代证据体系具有现实而重大的意义。
世界各主要国家依据民事案件的不同性质，分别规定了不同的证明标准，从而在证明标准方面呈现了多样化的趋势。
①一、诉讼证明标准相关理论及现状
英美法系国家对普通民事案件的最低证明要求是"盖然性占优势的证明"。
所谓盖然性，是指可能性较大的一种状态，而不是必然性。
占优势的盖然性是指主张一方所提供的证据与相对方所提供的证据相比占优势，其主张即可成立，而应当为法官所采信。
有学者将优势的盖然性理解为:"凡于特定事实之存在有证明负担之 ，须以证据优势确立其存在"。
法官通常解释为证据之优势与证人多寡或证据数量无关，证据之优势在于其使人信服的力量，有时并建立陪审团，其心如秤，以双方当事人之证据分置于其左右秤盘，从而权衡何种有较大之重量。
②为采信事实而确认一方证据的盖然性优势，在主观方面，源于法官或陪审团的个人阅历及社会经验，而并非直接基于证据。
对于某些特殊类型的民事案件，如口头 ，以错误或欺诈为由请求更正文件等以意思表示为成立要件的案件，则确认了比普通民事案件更高的证明标准，当事人必须以明确的、完全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对证据除要求合法、真实外，尚需要求证据事实能够直接反映待证事实的存在，另外在英国，还有少数民事案件要求证明必须达到令人无可置疑的程度，如藐视法庭罪，因为此罪是准犯罪行为。
在大陆法系国家，一般认为普通民事案件与刑事案件一样，均采用"自由心证"为其证明标准。
日本 第185条规定:"法院在制作判决时，应当斟酌言词辩论的全部意旨及调查证据结果，依自由心证判断事实上的主张是否应认定为事实。
"大陆法系主要国家除对此证明标准作出原则性规定外，在不同类型的民事案件中实际采用了不同的证明标准。
从德国的某些判例来看，德国最高法院为减轻原告的举证难度，在对如 、环境污染等案例中，采用了"表现证明"的规则。
对于 方面的事实，德日两国根据未知事实性质的不同，在证明标准上有严格证明与疏明之分，所谓证明，是为使法官对主张事实的存否得到确信的举证活动，疏明是为使法官发生大概确信的推测的举证活动，后者仅限于某些在程序上急待解决的事实，不难看出，疏明的证明要求显然低于证明。
我国虽然未就民事诉讼证明标准作出明确规定，但散见于《民诉法》及 中的相关条款反映了我国实行的是彻底的一元制证明标准。
另外，应当指出的是，文明社会法治的对象不应该仅限于普通的社会公众，作为特殊社会个体的法官在职务活动中应更具有理性、更应该受到法律规范的制约，法官采信证据、认定事实的行为当然不能例外。
亦有学者认为，诉讼功能各异决定了不同的诉讼必须采用不同的证明标准。
也就是说，使法官对案件事实产生内心确信的因素是全方位而综合的，并且这种内心确信甚至会因裁判者的不同而产生质的差异。我们知道，在人类发展的任何社会形态，上层建筑的存在与发展都必须依赖于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基础。
社会的运作已不单纯依靠政治与社会的各类制度，客观规律在社会的发展中起到了愈来愈大的作用，在这种社会氛围中，作为社会个体，人的个性演绎、人的智慧发挥几乎已达到了极致，这就为多元制证明标准的适用过程中法官充分发挥个人智慧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所存在的仅仅只是认识周期长短的问题。
这样的存在问题反映在实施严格一元制证明标准的诉讼模式中，证明主体面临的最不利的后果只是其主张不能得以认定、请求暂时不能得以保护而已，实际上这并不意味着其司法救济途径的绝对丧失，他完全可以也完全可能在未来取得足够证明资源的条件下再次寻求正当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