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保障与家庭保障：谁更中国
内容摘要：社会保障的建立使得人们在化解生存风险的方式上有了新的选择。相对与家庭保障的自发性选择，社会保障因其公共品的特征而需要进行效率评价，在效率评价下，社会保障的存在及其存在模式可以被决定。而当效率评价不能进行时，家庭保障则成为一种现实的选择，政府的作用在于增强家庭的保障能力。 关键词：家庭保障；社会保障；效率 作者简介：傅高勋，男 西南财经大学保险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博士生 在人类文明进化到足以使人类安然无忧的生活在这个世界之前，每个人的一生都有可能面临维持生存的风险。谋求社会延存的的本能动力，使得人类在整体上选择了适应于不同社会阶段和社会形态下的风险化解方式，或者说，人类风险化解方式的选择是人类社会演进中的一种自然的制度选择。家庭保障和社会保障是这一进程中的两种最主要的选择。 家庭保障：在传统的农业社会时期，由于自然经济生产方式的约束，家庭特别是大家庭(家族)通常是世居一地，集生产和消费的功能为一体，个人依赖家庭成员的共同劳动而生存。另一方面，在这一时期，社会的统治者，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和愿望都比较有限。从而使得在这样的条件下，个人通常只能通过家庭获得基本的生存保障(就业，疾病、养老等)。而这种保障方式实质上是将个人的生存风险在家庭成员范围之内进行的一种分散，显然，家庭的规模越大，风险化解能力就越强。然而，家庭的规模毕竟有限，从而使得这种风险化解的能力也为有限。于是，当家庭的能力不足以化解个人的生存风险时，个人生存就出现危机，当这种危机积聚到足够大时，社会的动荡就会产生。 社会保障：随着这工业文明的到来，自然经济的解体使得家庭不在作为一个生产的单位，个人开始离开家庭和世居地到城市里靠出卖劳动力来谋生，从而使得个人依靠家庭(家族)来谋求生存保障的可能性降低，客观上产生了寻找新的生存保障方式的需求。同时，工业文明的推进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也迫使政府或者社会的统治者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在这样的条件下，自1883-1889年之间德国首相俾斯麦率先以法规形式颁布工伤、疾病、老年三项社会保障(social security)制度开始，西方各国政府纷纷开始建立针对失业、养老、疾病、工伤、生育和生活贫困等的社会保障制度以谋求社会的稳定和进步。这样，个人的生存风险可借有政府建立的社会保障制度在更多的社会成员范围内得以分散，在这样的意义上，社会保障显然具有比家庭保障更为强大的保障能力。同时，社会保障无论从其产生的历史和现实的运作来看，其本质上是一种市场之外的政府强制再分配(同代、代际)行为。这一点也正是社会保障区别于商业保险的根本所在。那么，在经济学的意义上，社会保障就是政府提供的一种公共品。因为公共品的生产并不是无成本，所以社会保障能否实现其政策预期而持续存在，就取决于政府提供这种公共品是否有效率。而对政府提供公共品效率的评价，实质上反映在公众承担此项公共品成本的意愿。在市场民主国家，公众用选票表达了这种意愿，从而对对政府提供公共品的效率给出了评价，并进而影响了政府提供公共品的方式。反映在社会保障上是也是如此。在社会保障的贝弗里奇模式与俾斯麦模式两种模式(具体比较见表一)的选择中，在建立了较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国家中，大多数选择了俾斯麦模式，其原因也在于此。 表一、贝弗里奇模式与俾斯麦模式比较 而在缺乏公众选票的国家中，政府提供公共品的效率很难得到评价。政府对社会保障这一重要公共品的提供缺乏选票的压力，从而对社会保障的提供方式不能形成一种自发的筛选。其社会保障的建立通常是以制度移植的方式展开，而制度移植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制度基础不能移植：由于各国的政治、经济、人口、文化、乃至宗教传统等这些制度基础的差异，在一国成功的社会保障制度，在另一国家就很难成功。以养老保险的基金制为例：养老保险基金制的制度设计，实际上是将人的一生创造的总财富，根据人的生命周期在时间上进行重新的配置。将年轻时创造的财富储蓄一部分，等到年老的时候再用来消费。在货币经济的条件下，这种行为的完成就是货币基金的积累和发放过程。然而，货币只是分配资源的工具，透过货币的面纱，我们必须看到，养老需要的是真实的实物资源，如果没有真实的经济增长、真实的实物资源的增加，而仅仅是货币符号的增加，那么，最终的养老保障根本就不可能实现。也就是说，养老基金制的暗含前提是：存在一个有效率的储蓄转化为投资，投资增加产出的机制。而在货币经济中，金融体系(特别是资本市场)的效率决定了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效率，投资的产出效率又取决于一个国家中企业的生产效率。所以养老基金制的制度前提是存在一个有效率的资本市场和有效率的企业制度。因而，只有在有效率的资本市场和企业制度存在的的国家，现时的储蓄资源(货币化的基金)才能转化为未来更多的资源(货币化的养老金)，基金制的养老保险才存在成功的可能。而一个有效率的资本市场和企业制度并不是一夜之间可以建成的，它通常也是一个不断的演进的过程。因而，在一个有效率的资本市场和企业制度并不存在的前提下，如果政府主导强制的养老保险基金制，要么是政府作茧自缚，要么是另有他图。由此可知，在制度基础不能移植的条件下，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就应该以自身的制度基础为前提。同样以养老保障为例：因为养老保障实际上是老年人如何获得生存资源的问题，货币只是其获得资源的工具之一。在一个公共品的产出效率不能有效评价，而家庭养老又具有厚重文化传统的国家，尽可能的缩小政府强制再分配的范围以减少租金耗散而采用家庭养老方式就成为一种可能的选择。显然，家庭养老的的前提是，家庭必须具有足够养活其老年成员的资源。当然这一条件并不可能完全具备，那么，对于那些没有能力养活其老年成员的家庭，政府则可以直接进行救济。这样，只要社会总的资源足以满足全部人口的生存需要，家庭养老辅之以政府救济的养老保障模式则是同其制度前提相适应。 由上述分析我们看出：社会保障在保障能力上强于家庭保障，但社会保障存在制度成本。从而，社会保障因其公共品的特征需要效率评价。在效率能够评价的前提下，公众的自愿选择决定社会保障是否能够存在和存在的模式。在效率不能评价的前提下，减少社会保障的政府干预度，通过增强家庭养老能力辅之政府救济是人们对保障方式的一种自愿选择。 在中国特定的政治经济条件下，当社会保障不能覆盖其社会成员的主要部分时，很难说社会保障作为一种公共品可以进行效率评价。因而，社会保障模式选择并不是一种效率评价下的选择。
[摘 要] 与西方 历史 传统不同，在东方社会 结构中， 中国 传统家庭构成社会生活的核心和基础，为家庭成员提供包括养老、医疗、生育、救济、福利等全方位的保障功能。家庭的异化和超稳定性结构，在相当程度上抵消了工业 化浪潮对家庭保障功能的削弱作用。信息技术的 发展 可以促使家庭职能获得新的发展空间，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必将为其提供有力的依托，促使中国家庭的地位作用找到新的表现形式和新的发挥作用的方式。因此，我国社会保障改革应当尊重和依托家庭保障的作用。  　　[关键词] 东西方文化比较社会保障 家庭  　　对东西方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结构的比较 分析 ，近百年来一直是中国学界热情关注的焦点和热点。中国学者从 哲学 （宗教）、文化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经济 学、心 理学 等学科， 研究 东西方社会文化的不同特点，社会演进的不同路径，并对其绩效进行评述，所得研究成果对于我们今天研究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与完善具有十分重要的启迪意义。  　　中国著名哲学家梁漱溟先生研究东西方社会结构，揭示出家庭这个社会单元在东西方社会结构中具有不同的特征。梁先生考察了社会结构中的三个基本元素：个人、家庭和团体，认为在东西方社会结构中，这三个要素的排列组合不同，所居于的地位不同，所起的社会作用不同。从历史文化延续传承的常态看，西方社会结构的重心居于个人与团体之间，而家庭是很次要的。西南财经大学教授林义先生认为，西方社会结构的这一特征构成社会保险首先产生于西欧的社会基础与条件。  　　一、在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家庭是社会生活的核心和基础  　　（一）中国家庭的核心地位和结构特点  　　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世界在社会结构与功能方式上与西方社会存在很大的不同。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家庭是社会生活的核心，是社会制度的基础；是家庭而不是个人或团体，构成中国社会结构的基石、社会制度的原型、社会秩序的要素；是家庭伦理构成社会伦理和治国方略的基础，家庭结构构成社会结构和国家形态的基础，家庭功能构成社会功能和国家职能的基础；社会和国家就是以家庭为基础在结构上的放大、在功能上的加强、在伦理关系上的翻版与发展。  　　传统的中国家庭文化提倡多子多福，一对夫妇一般养育4~6个孩子。其中，长子是家族传种接代、家长权威传承、家庭财产继承、家庭关系维系的主要依靠和后继者。典型的中国家庭结构是多代同堂，少则三代多则四代、五代同堂而居。未婚子女与父母和祖父母同住，已婚子女或者分家或者不分，但崇尚的是不分。多代多子一锅吃饭，一门出入，同耕一块田地、同尊一个祖先，被尊为典范，受到四乡八里的尊重和敬佩。  　　居于家庭结构最上层的是家长。中国传统家庭的家长（一般为男性，偶见有以女性为家长者，但不具有必然性）不能完全等同于 现代 家庭的户主，他不仅对外代表整个家庭，而且对所有家庭成员来讲，他总是意味着权威、掌握着权力，他是“家规”的制订者、执行者和维护者，是家庭事务的决策者和管理者，是家庭生产生活的组织者和协调者。他在家庭处于核心地位，是家庭的统治者。在家长的统治下，家庭成员实行“男女有别、长幼有序”的内在制度规范，“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二）中国家庭的基本功能  　　中国传统家庭在传承历史文化传统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三大基本功能。  　　1、组织家庭成员参加农耕劳作或手工经营，并从中获得收入。中国不少传统名牌产品，如张小泉剪刀、全聚德烤鸭、内毕升布鞋、同仁堂药丸等都是在家庭作坊中孕育产生的。  　　2、维持全体家庭成员的衣食住行。传统上，住所对有钱的大家庭来可能是豪宅，相对讲究一些，但对于穷困家庭则可能只是一处窝棚。行主要靠双脚，有钱人家是靠轿子。而一日三餐对家庭而言最为重要和基本，它构成日常家务的主要内容 。每逢喜庆节日，做一身新衣是重要标志，也是家庭成员期待的主要愿望，特别是过大年，有钱人家 自然 要给每个成员（包括佣人）做新衣，经济条件不好的家庭也要想方设法完成做新衣的目标。  　　3、为全体家庭成员提供生活保障。这是中国传统家庭更为重要的功能，是我们研究的重点。传统中国家庭的保障范围十分宽泛，保障功能也比较强大，形成了特殊的保障机制。前述家庭提供的衣食住行功能，其实已具有了保障的意义；但更为重要的是，传统家庭为家庭成员提供了包括养老、医疗、生育、救济、福利等全方位的保障功能。举养老为例，我们知道，“养儿防老”是传统中国夫妇生育子女的基本理由，就是说传统家庭是通过生养子女来解决养老问题 的。用现代社会保障的观点来看，生育和抚养子女的花费，可以被看成是正值劳动年龄的父母为将来养老而缴纳的保障基金。这笔基金随着子女年龄的增长在逐年缴纳和积累，在子女的逐步成长中得以保值与增值。当父母老年丧生劳动能力时，当子女成年进入劳动年龄时，原先所缴纳的养老保障金就开始给付了，直至父母去世。从传统家庭的角度看，这种养老基金的缴纳、积累、增值以及给付，是一个十分自然的“天经地义”的过程，是一个衔接得十分平滑的过程，似乎找不到过渡的节点或环节。其他如医疗等保障的情形也大致如此。总之，在中国传统家庭中，老人的生老病死风险全由家庭提供保障；家庭保障的费用支出全部由家庭承担，保障基金的积累增值、代际之间的转移支付等等过程，一应在家庭中完成。家长统筹安排，其他成员各尽其责。  　　二、中国传统家庭保障功能的性质特征  　　中国家庭的保障机能经由儒家等传统文化精神的滋润得以强化和完善，呈现出如下特殊规定性。  　　（一）以家庭为载体，自然实现保障功能，自然完成保障过程  　　从相当意义上讲，家庭与家庭保障成为同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二者相辅相成，不可或缺。凡家庭就具备保障功能；凡提供保障功能的家庭才成其为家庭，才能得以生存和发展。家庭的生存与发展壮大的过程，就是家庭实现保障的过程。正是这种特殊的结构及其保障功能，使得传统中国家庭在社会结构中居于基础和基石的地位，成为社会生活的核心载体。可见，中国家庭的结构功能以及由此决定的家庭在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作用，与西方家庭相比真是不可同日而语。这是我们在考察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和创新，研究社会保障制度安排时，必须认真加以考虑的制度性基础和逻辑起点。  　　（二）处于中年阶段的家庭成员承受着 “双重缴费”的重负  　　在中国传统家庭保障模式中，中年家庭成员既要为赡养丧失劳动能力的父辈缴费，又要为抚育下辈缴费。“上有老下有小”，说的就是这种状况。因此他们成为家庭的基柱，一个家庭中中年家庭成员的多寡及强壮与否，往往成为决定家庭是否稳定与兴旺的主要因素。考察中国传统家庭演化史我们发现，“双重缴费”的重负之所以没有压塌家庭的基柱，是因为中国传统家庭建立了“生育多子”的内在制度，以此保持家庭人口年轻化结构，从而实现减轻“双重缴费”的家庭保障对每一个中年劳动成员造成双重重负的功能，由此使家庭保障机制不至于在一两代人的时间跨度中陷于崩溃。这就是中国“多子多福”历史文化传统的制度根源和经济背景，在这个背景下，“多子”确与“多福”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应当看到，一旦失去人口结构年轻化的条件，面对不断加强的人口老年化趋势挑战时，我们不得不认真考虑中年人（可以等同于过渡方案中的“中人”）缴费负担过重的问题，为寻找新的解决办法而作出努力和抉择。  　　（三）保障机制具有一定的脆弱性  　　家庭保障虽然可以比较顺利地实现代际间转移的纵向调剂，但因囿于一个家庭（一般不会超出一个家族）的范围，其横向调剂则存在着许多制度性障碍，如财产所有制、家族血缘关系、家长制管理决策方式、地理条件等等限制。因此，家庭保障虽有“船小好调头”的优势，但也确实存在“难抗大风浪”的缺陷。历史上，一些原本颇有实力的家庭，只因家庭成员（尤其是中年家庭成员）的病重或病逝而日益破落衰败，此类实例也屡见不鲜。家庭保障的削弱成为家庭破落衰败的主要标志。但应当看到，家庭保障的脆弱性，为发展社会保障，为使社区在社会保障改革与制度安排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提出了需求。 [摘 要] 与西方 历史 传统不同，在东方 社会 结构中， 中国传统家庭构成社会生活的核心和基础，为家庭成员提供包括养老、医疗、生育、救济、福利等全方位的保障功能。家庭的异化和超稳定性结构，在相当程度上抵消了 工业 化浪潮对家庭保障功能的削弱作用。信息技术的发展 可以促使家庭职能获得新的发展空间，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必将为其提供有力的依托，促使中国家庭的地位作用找到新的表现形式和新的发挥作用的方式。因此，我国社会保障改革应当尊重和依托家庭保障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