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国俗制度对舆服影响
元代舆服制度与前代相比稍显混乱，这与其统治者的执政思想、政治制度中融合了蒙古族的旧俗即“国俗”有关。
祭祀和上朝是舆服制度实施的重要场合，通过研究元朝政治文化制度可以发现，元代祭祀制度和御前奏闻制度中具有鲜明的蒙古族游牧特性及其与汉族传统习俗与制度的不完全融合，影响了统治者对舆服的需求与管理。
Ｋ２４７Ａ１００４－５１８Ｘ（２０１１）
吴琼（１９７７―），女，天津师范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服装设计艺术。
（天津３００３８７）
舆服制度指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的车马与服饰制度，是传统礼制思想的体现。
元代是由少数民族――蒙古族掌权的朝代，而蒙古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在蒙古国时期已经形成了有蒙古族特色的制度和法律，舆服也形成了自身的习俗。
蒙古族要入主中原，就必定要融入汉人制度，因此，元代舆服大抵“参酌古今，随时损益，兼存国制，用备仪文”，即元代舆服制度融合古今，既有汉民族传统的延续，又有蒙元特点的显露。
这一原则也融入了元代政治、经济等各项制度和法规中。
元代政治文化制度基本上是“国俗”（蒙古法）和汉法并存，并且以“国俗”为核心，这种内蒙外汉的政治文化制度犹如一把双刃剑，既有利于保持其民族特色，有利于多元文明的共存和繁荣发展，但同时也带来种种弊端和民族矛盾。
具体而言，“国俗”指的是成吉思汗建立的大蒙古国时期制定的规章制度，以及沿袭下来的蒙古民族的传统游牧习俗。
比较有代表性的包括忽里台选汗制度、黄金家族的共权制度、分封（投下）制、怯薛制度等。
元代政治制度中渗透了大量蒙古国时期的规章制度，也鲜明地显露出蒙古民族的游牧习性，这些“国俗”制度对舆服制度的拟定与形成有着必然的影响，其中元代祭祀与视朝中渗透的“国俗”影响尤为明显。
一、元代舆服制度概况
《元史•舆服志》是官方对元代舆服制度的记载，内容包括了舆服形制及其制定与变更，还将仪卫也纳入其中，共分为三部分：舆服一包括冕服、舆辂，舆服二包括仪仗、崇天卤簿、外仗，舆服三为仪卫。
从记载中可以看出，虽然部分内容很详细，但并不完善。
总体上，元代舆服制度较前代显得混乱，舆服的拟定与使用时期都相对较晚，记载上还有很多疏漏，如对于皇后妃子的服饰、舆辂形制缺乏记载，对于皇太子的舆辂形制也没有记录，仪仗方面也没有后宫及皇太子等级的记录。
并且，元朝宫廷较有特色的皇后妃子所戴姑姑冠（同“顾姑冠”、“罟罟冠”、“固故冠”等），在《舆服志》乃至整个《元史》中都并未提及，如果以上疏漏是《元史》编撰所导致的，那舆服的拟定时间晚应是与元代统治者的施政思想与民族习俗相关。
《舆服志》中关于冕服与冠服形制的订立时间，来自于《太常集礼》一书。
《太常集礼》是太常博士李好文于泰定四年（１３２７）谏言，并“选僚属数人”，根据往年由各省及郡县负责纂修的《集礼》编录而成，“三年，成书”(Ｐ４２１６)，即天历二年（１３２９）文宗即位初期，并在文宗时期（大概１３３０年），由王守诚续编《太常集礼》若干卷。
在《舆服志》已定的形制之后记录了两次变更的形制，即世祖至元十二年(１２７６)和武宗大德十一年(１３０８)九月，这两次拟议的形制都与订立形制不同，则表明是在武宗之后，即仁宗至文宗之间（１３１１―１３３０年）。
元代是从１２６０年元世祖即位开始计算建立时间，至１３６８年灭亡，仁宗至文宗期间已是元朝的中后期。
具体来说，元朝冕服和冠服形制经历了几代皇帝才制定并实施，尤其是天子衮冕法服。
早在蒙古国宪宗时期蒙哥汗四年（１２５４）就已经开始使用冕服于祭祀；但在建立元朝之后，延
v七年（１３２０）依照前代帝王衮冕法服图本制造，这是《舆服志》中建元之后唯一一次制作冕服的记录。
至顺元年（１３３０）才有元文宗“始服大裘衮冕”祭祀于南郊。
至于舆辂，据《舆服志》记载，卤簿五辂的拟制是在至治元年（１３２１），英宗“诏中书及太常礼仪院、礼部定拟制”。
此次形制规定甚为详细，并且“以平章政事张
X、留守王伯胜、将作院使明里董阿、侍仪使乙剌徒满董其事”。
当年，玉辂制成，拟定形制与制造也属于元朝中后期。
并且，“后复命造四辂，工未成而罢”，其他舆辂都没能制出。
由此可见，元代对于舆服的拟定并使用时间都比较晚，虽然后期形制拟定出来，舆辂却也可能没有按照形制完全实施制造，这种现象在历代的舆服制度中都不曾有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