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的佛教建筑
教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贡献
                                       道坚
【教学目的与要求】  一个民族的崛起，必有相应民族文化的兴盛，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有五千年文明的美誉，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唯一延续存在至今的国家。中华民族在历史的演变过程中，逐渐形成以儒、释、道三教文化为中心的文明主体，佛教传入后，致力于中华文明的建设，并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一节  佛教对中国伦理学的影响
一  佛教与中国伦理学
中国伦理学流派纷呈，可谓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自虞唐三代的天道思想形成始，至周季的儒、墨、道、法等诸子百家争鸣，及汉武帝罢黜百家而独尊儒术，而渐以儒家伦理为正统。中国儒家伦理学的范畴极为广博，依蔡元培先生之说，哲学及心理学为中国伦理学的前提，其他如“‘为政以德，曰孝治天下’，是政治学范围于伦理也。曰‘国民修其孝弟忠信，可使制梃以挞坚甲利兵’，是军事学范围于伦理也。曰‘攻击异教，恒以无父无君为辞’，是宗教学范围于伦理也。‘评定诗古文辞，恒以载道述德，眷怀君父为优点’，是美学亦范围于伦理也”。因此，中国伦理学涉及到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是一个内容丰富的综合性学科。
作为正统中国伦理学的儒家，在宗法制度及家庭观念的影响下，以“三纲五常”为纲要，具有浓郁现实主义及人生化的色彩。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三纲以伦理为基础，以“家天下”的皇权思想统摄六纪（即君、臣、父、子、夫、妻六纪），确定了君、父、夫的绝对权威，并以“忠”、“孝”为人生最高道德行为。五常即“仁、义、礼、智、信”。“仁”为五常之首，是儒家理想中人格完成的圣人道德论，从其德言为“仁”，从其行言为“孝”，从其性言为“忠恕之道”。仁是重视生命的尊严，普济博爱的精神境界，并以“仁者爱人，知者知人”及“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来说明仁的道德论。
佛教东传初期，对中国传统伦理纲常来说可谓严重的挑战。儒家伦理为封建伦理道德体系，属于世俗的，即以神化君权结合家庭伦理观念，形成严格的封建等级制度。而佛教伦理提倡种性平等，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的理念，宣扬人人皆可成佛的平等自由思想，显然与儒家伦理相悖。佛教自称以解脱世间种种缠缚，证得具有“常、乐、我、净”四德的涅盘寂静境界为目标。因此佛教并不以世俗道德伦理为最高准则，而是以世俗谛基础，超越世谛的出世间伦理道德为归趣。这种圆融真俗二谛的伦理道德观，甚而不受现实伦理纲常的束缚，具有超道德的性质。
佛教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注重融摄传统伦理道德，即吸取儒家伦理道德思想，以补入世之不足，逐渐形成完整的中国佛教伦理学体系，成为中华伦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  佛教伦理道德
（一）佛性论
中国佛教伦理学以对人的本质、本性的思考为基础，认为每一个生命都有其神圣性，都具有解脱成佛的潜能。然而佛性受到烦恼妄想的覆盖而不显发，因而轮回六道，不得解脱。众生若能断除无明惑业，则见佛性，获得涅盘的永恒之乐。佛性论是佛教人性论的基础，为去恶从善、修行成佛提供了理论根据，对宋明以来的儒家道德修养论有直接的启示作用。
人人本自具足佛性，都可以成就佛道。在人性面前，人人平等，没有尊卑贵贱之分，打破人为的阶级划分，让不同职业不同种族不同国家的人，在佛性论的思想下平等互利。这种超越狭隘民族主义、地方主义的理念，为世界的和平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
佛教客观分析了人性的善恶性质后，以佛性论性善恶学说来论证成佛及众生生死轮回的根据，为社会伦理道德提供了许多积极的思考，如一阐提成佛说，表明有罪众生虽然犯有严重过失，但不失其人性的尊严，因而应该给予起码的人道主义关怀等。
   （二）因果报应学说
所谓因果报应学说，也称万有因果律，指善恶行为必将获得一定的善恶果报。佛教认为生命是永恒的，在业力的牵引下，轮回于生命的各种类型中，其类型大致分为六种，即天、人、阿修罗、地狱、饿鬼、畜生等六道。天、人、阿修罗的境遇相对较好，属三善道，地狱、饿鬼、畜生三道生活在比较痛苦的环境中，属三恶道，也称三途（地狱为血途，饿鬼为火途，畜生为刀途）。佛教认为，未来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如修十善业上升天道，修持五戒转生人间，修福不修慧生于阿修罗道，贪婪的众生转生饿鬼道，造作恶业则堕落地狱，不明真理愚痴无智转生畜生道。六道升沉，全凭自己的心念和行为作主，而不是命运或上苍的安排。过去的行为影响现在的生活，现在的行为又影响着未来的命运，人在命运流程中始终占着主动的位置，从而形成佛教独特的生命观。
 （三）佛教戒律学
在佛教伦理学中，戒律学始终贯穿佛教思想体系，认为“戒”为佛教总纲“戒定慧”三学之首，受到佛教界空前的重视。
戒与律原有不同的意义。戒音译为尸罗，意指行为、习惯、性格、道德和虔敬，引申为防非止恶义。律是梵语优婆罗叉的意译，一指禁制之法，一指诠量罪的轻重。而“戒律”并用，意谓维持佛教教团的道德性、法律性的规范。亦即‘律’指为维持教团秩序而规定的种种规律条项及违犯规律之罚则，属于形式的、他律的。‘戒’指内心自发性地持守规律，属于精神的、自律的。然而戒与律并非分离而行，而是平行地共同维持教团秩序。总之，戒的范围窄，律则包含一切律仪，如行住坐卧四大威仪也含摄其中。广义而言，“戒律”有戒、律、律仪等义，有规范身心，引生善果的胜用。
佛教一般以三聚净戒来说明戒律学。第一摄律仪戒是佛教分层管理的基本行为准则，即佛教教团所受的戒。摄律仪戒以消极的约束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其主要强调不许干什么，以自利为主。第二摄善法戒强调佛教徒的个人、家庭、社会等义务，并以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远大理想，勤修一切善法，如四宏誓愿、六度和十善等。摄善法戒要求佛弟子积极面对现实，为营造众生的福祉作最大的努力，以利他为主。第三摄众生戒，玄奘译为饶益有情戒，即以慈悲喜舍四无量心广作饶益众生事业。为利益无边众生，甚至可以以一切方便行门，不受教条主义的约束，如看病、说法、报恩、救护、劝慰、布施等等。摄众生戒属自他二利结合，甚至具有超越伦理的性质，如为救护众人的生命和财物，以慈心杀盗贼，则不犯戒。
（四）佛教孝道论
佛教认为孝为人道的基本伦理准则，人而不孝，则连畜生都不如。父母恩沉似海，应如何报答？《五分律》卷二十说：“若人百年之中，右肩担父，左肩担母，于上大小便利，并以极世珍奇衣食供养，犹不能报须臾之恩，故当尽心尽寿供养父母，若不供养，必得重罪。”因而供养事亲为基本报恩方式。《梵网经》卷下云：“孝顺乃至道之法，故以孝为戒。”佛教将孝的观念与戒结合起来，认为孝道是成就佛道的必备因素，甚至有“百善孝为先”的说法。
佛教又将孝道分为世间孝与出世间孝，供给父母衣食等为世间之孝，以佛法开导父母为出世间之孝。出世间孝扩大世间孝的局限性，将所有的人作为自己的父母，“一切男子皆我父，一切女子皆我母”，而供养承事。这是超越家庭观念的普遍孝道论，为社会提供了尊老敬老的良好风尚。
佛教对中国哲学的贡献
  一  佛教哲学是中国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佛教哲学是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丰富了中国哲学的内容，同时又不同程度地推动了中国哲学的发展。两汉以前，中国哲学的发展与古代的传统宗教信仰密切相关，在魏晋以后，中国哲学在儒、释、道的冲突与交融中发展演变，最终形成以儒、释、道文化为主体的哲学系统。佛教哲学自两晋的格义化、玄学化，逐渐影响中国哲学，到隋唐佛教哲学高度发达，在中国哲学史上大放异彩。
二  佛教哲学对中国哲学的影响
（一） 宇宙论的扩展
儒家以天地四方为界，六合之外存而不论。道家以“道”来表示宇宙的无限性。佛教以“三千大千”说和“劫波”说揭示了空间上多元层次性和时间上的多元阶段性，并以“华藏世界”的宏观宇宙哲学开阔了中国人的视野。佛教的宇宙观注重生命体在自然中的地位，认为有情生命和无情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有情生命为有情世间，无情界为器世间，二者圆融一体，相互依存，协调统一。
（二） 本体论的深化
中国传统哲学的本体论不甚发达，佛教形而上本体论传入，如“二谛圆融”和“事理相摄”的理论，即分析本质世界和现象世界的相互辩证关系，使中国的本体论思想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三） 心性论的开拓
隋唐以前，中国哲学侧重于天人关系的阐释，隋唐佛教后，因受到佛教涅盘佛性说和般若无知说的影响，儒家哲学也重点转移到心性之学上来，强调本心的清彻明觉和返本复性的功夫，形成一套系统的性理之学，这是接受佛教心性论熏陶的结果。
（四） 人生论的提升
佛教有丰富的人生论，如以悲苦人生论为基础的“四谛”说，着重认知这个世界的真相为苦、空、无常、无我的观念，并要求面对苦难的世间，去探寻苦的根源，寻求解脱诸苦的方法，最终导致永恒的快乐。以慈悲喜舍四无量心和积极济世的六度思想，丰富了人生智慧，使人从现实中得到超脱，获得不为凡情所动的保持自我能力，对中国的人生哲学发生了相当深刻的影响。
（五）  认识论的推进
佛教的法相唯识学长于名相的分析，对人的心理活动和认知过程有极为细致的研究，以八识学说剖析精神现象，并以“种子说”、“薰习说”、“变现说”等阐述了系统的认识论，从而弥补了中国哲学缺乏独立的认识论之不足。
（六） 辩证法的丰富
佛教辩证法以华严学的“圆融无碍”思想为代表，打破一切人为的界域，将差别、矛盾、对立统一沟通起来，恢复世界的整体性和普遍联系的规律，是高度发达的辩证法。
第三节  佛教对中国文学艺术及科学技术的贡献
一  佛教与中国文学
佛教为中国文学带来了新的文体，新的意境，新的命意遣词方法，也就是带来了形式和内容两方面的重大变化。在形式方面，佛教对于律体诗和俗文学（包括说唱文学、通俗小说、戏曲等）的产生有着直接的作用；在内容方面，主要主张就人生而观其无常苦空，就宇宙而知其变转幻化，从而为文人开拓了新的意境及超现实的想像力，表现出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
（一） 佛教翻译文学的形成
从汉末到西晋，安世高、支娄迦谶、竺法护等人采取直译的方法翻译佛经，“辩而不华，质而不野”。（《宋高僧传·安世高传》）东晋以来，佛经翻译家逐渐创造了一种融冶华梵的新体裁——翻译文学，为中国文学史开辟了新的园地。如姚秦时译经大师鸠摩罗什主译的《维摩诘所说经》、《妙法莲华经》、《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等，译文宏丽优美，语意显明晓畅，为历代文人所喜爱，常被人们作为纯粹的文学作品来研读，对文学界影响很大。佛陀跋陀罗等译《大方广佛华严经》，文澜壮阔，宏伟瑰奇。昙无谶译《佛所行赞经》，传述释迦牟尼佛一生的故事，是一部韵文形式的传遍文学。这两部佛经的文学色彩极为浓厚，在文学史上的影响不小。中国汉魏以来，散文和韵文日益走上骈俪的道路，此时的佛经翻译家以朴实平易的白话文体译经，但求易晓，不加藻饰，这种新文体对改变当时中国文学的文体方向起了重要的作用，并深刻地影响了后代的文学发展。
（二） 佛教推动音韵学的和律体诗的产生和发展
佛教对于中国诗歌的影响十分巨大，一方面是伴随着佛教而传入的印度声明论，导致南朝音韵学上四声的发明和诗歌格律上八病的制定，从而推动了唐以来格律诗新体裁的开创；一方面是佛教的思想，尤其是般若学空宗理论和禅宗思想，给诗歌的内容以强烈的刺激，丰富了诗歌的意境，使诗歌的面貌更为多姿多彩。
（三） 佛教导致说唱文学——变文、宝卷、弹词、鼓词的相继产生
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佛教对于说唱文学和小说的影响，比对诗歌的影响还要显著。自南北朝以来，佛教为了弘法的需要，开始推行经文的“转读”、“梵呗”的歌唱和“唱导”三种宣传教义的方式。由于诵读、讲说、歌唱、赞叹等形式多样化，说唱结合不仅开佛教俗唱的风气，而且有变文之作，继之有宝卷、弹词、鼓词等文学艺术出现。
（四） 佛教为古典小说提供了故事情节和思想内容
佛教对我国古代志怪小说和神魔小说提供故事来源，启发艺术构思。我国上古文学作品注意“辞达”，风格质朴，不利于小说的创伤和发展。而佛教典籍则广取譬喻，以寓言、故事来说明教义，往往把佛理融化在华丽奇妙的文艺形式里，取得形象教化的成效。佛教典籍的流传，有利于打破中国小说的博物、逸闻、笑话等传统题材的束缚，为小说创作打开文阔的天地。六朝时佛道盛行，形成了侈谈鬼神、称道灵异的社会风气，从而产生了许多志怪小说。如干宝的《搜神记》等。
（五）  佛教为中国文学语言宝库增添新的词汇
随着佛教典籍的翻译和流传，佛教典籍中不少优美的典故和具有艺术美的新词语，被引进了我国六朝尤其是唐以后的文学作品，其中源于佛教的成语，几乎占了汉语史上外来成语百分之九十以上。印度和中国佛教的新词汇丰富了我国文学语言的宝库，使汉语言的表现力更为灵活，为中国文化生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  佛教与中国艺术
佛教传入中国后，中国的佛教建筑及造像艺术等逐渐发展，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华民族文化与印度文化、汉族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相互融合，推进了中国艺术的发展。此时佛教的作用非常巨大。北方佛教重修持，立寺建塔，造像刻碑，蔚然成风。南方佛教重义理，诗歌、绘画、书法及佛寺建筑艺术盛极一时，与北方的石窟艺术等交相辉映。唐代是中国古代艺术史上的黄金时代，佛教建筑、雕像、绘画艺术，灿烂辉煌，登峰造极。到了元代藏传佛教的造像艺术传入内地，丰富了佛教艺术的宝库。本文拟从如下几方面写：
佛教建筑艺术——佛殿、佛塔和经幢
佛教雕塑
佛教绘画
佛教音乐
三  佛教与中国科学技术
（一）佛教与医药卫生学
佛教的养生论、禅学对中国古代的医疗、养生、健身和开发智慧有密切关连。禅定能使人断除烦恼，淡化欲念，纯净思虑，安适身心，自然能治病健身。西藏密宗的瑜伽修炼有益于养生，在僧人的推动下，藏医藏药有独特的疗效。
（二）佛教与印刷术
佛教为了传播文化，对中国印刷术的贡献杰出。
（三）佛教与天文、地理和历史学
我国僧人来往于丝绸之路，见识广阔，其游记域志对中国和亚洲地理学、历史学作出过重大贡献。如法显的《佛国记》，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为中外学界所推崇。
唐代僧人一行大师精于历象阴阳五行之术，是著名的天文学家，他改撰《天元大衍历经》，续成《魏书·天文志》，在世界上第一次算出子午线的长度等。
（四）佛教与园林种植学
佛教寺院的园林艺术发达，对中国园圃种植业有很大的英魂，其不仅林木花果种类繁多，而且引进国外新品种，培植奇花异木、菜疏药草，并向社会推广，如茶叶种植业的发展，僧人便有很大的功劳。
 【基本概念】佛教伦理学  佛性论  因果报应学说  戒律学  孝道论  佛教哲学  佛教宇宙观  本体论  心性论  人生论  认识论  辩证法  佛教文学  翻译文学  音韵学  说唱文学  佛教艺术  建筑、雕塑、绘画、音乐艺术  佛教与科学技术  医药卫生  天文、地理及园林种植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