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海上贸易的发展，及外贸管理法制的特点
正如李剑农先生在《宋元明经济史稿》一书中评价的:“明初海上之商业关系，已呈变态。”一、海外贸易主体资格的限定 自汉朝开始，朝贡体系便被当成了政治外交在经济领域的延伸。
明政府制定海上外贸管理法律制度时，从未将经济效益置于首位。二、海禁法令随政治形势而反复 海禁法令，它并非明朝的发明创造，早在宋元时期政府就曾经颁布、实施过。
明初朱元璋为了建设海防，强制海岛居民迁居陆地，导致近洋小岛大多失去控制，在明中后期成了海寇的窝巢。
虽然明廷内部一些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了问题所在，明朝海外贸易管理法制针对客观形势的发展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变， 但时而海禁时而开禁的海外贸易立法，严重阻碍了海上对外贸易的正常发展 。
明政府对海权意识的缺乏，导致了南海贸易的主导权拱手相让，唐宋元三朝积累的海洋优势流入西方国家手中。
明朝统治阶层在政治理念上的回缩与倒退，使得直接受其影响的海上对外贸易也随之停滞。三、开禁程度源自政策性偏爱 当我们研究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法律史时，应该注意每个时间和空间在历史长河中的独特性，将自然、经济、社会、心理等各方面的因素都纳入研究视野中。
浙江、福建、广东是明朝海上对外贸易的重要地区，明政府也在这三地设立了市舶提举司，专门负责管理海外贸易。
从法律规定上看，隆庆开海只允许中国海商出海，并不准许外国商人入境贸易。
因此福建海禁的开放仅仅只是为了给漳泉一带百姓出海经织汤商提供法律依据，月港并不是海外贸易的市场套粒既，福建对外贸易的交易地点在境外。
更何况，广州交易会和澳门模式是完全不同于传统朝贡贸易体系的制度设计，直接与全球海洋贸易挂钩，在一定程度上更加适应历史发展的时代要求，具有法制典范作用。
中国古代社会的皇权高度发达，行政权力一直占据主导地位，这一因素极大地影响了海上对外贸易的发展。
因此，对于政策性偏好的效果，我们应该客观理性地去看待。结语 在明朝，海上对外贸易从未与政治相分离，明朝的海外贸易管理法制更是被赋予了浓重的政治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