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立法的“汉承秦制”是明确无误的，而在执法过程中，汉代士人表现出高度的智慧和理性。汉人则非常重视法律与人情、人心之间的谐调。特别是对“法律与民心的谐调”、“法律与皇帝诏旨的制衡”、“执法宽平、议法从轻”等问题的讨论，都表现出与秦人大为不同的思路与选择。结果是，他们把僵硬的法律规定赋予了人性化的解释，缓和了专制皇权对法律的非良性操控，减轻了法律残酷无情的色彩，从而保证了人心的归属和社会的稳定。
在“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1]的法家政治理论的影响之下，秦王朝的法律体系表现出“严而少恩”的特色。以“尊主”为核心的法律，被推崇为规范一切社会行为、协调所有社会关系的唯一准则，导致法律的刚性化以至于僵化。法律的威严固然确立起来了，但是它与人情（人之常情）、民心的截然对立也同步形成。法律的国家镇压功能，被有意彰显，结果是震慑力严重过剩，亲和力明显不足。其积弊所在，仅从上下两个方面稍加注意就可以洞察无疑：就君臣关系而言，与君主专制体制相适应，秦相李斯为邀宠固权，竟然上书秦二世劝其“行督责之术”，公开鼓吹君主应该“独制于天下而无所制”，“荦然独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使得“群臣百姓救过不给”[2]，造就了君臣离心的局面；就国家与民众的关系而言，百姓只能感受到法律对自己的控制和统治，却无从体悟保护和保障功能的存在，以至于陈胜在动员同行戍卒揭竿而起的时候，只需要确认戍守途中“失期，法皆斩”[3]的硬性规定，就足以形成铤而走险、死中求生的共识。这可以说明，过于刚性、刻板而缺乏柔润、变通的法律，与人性、人情存在着太大的距离，难以使人心归向。其实，秦朝政治被汉人屡屡指责为“暴政”，在很大程度上根源于秦律的酷苛。
汉朝的当政者，不乏借鉴历史教训而调整统治政策的智慧。在立法领域的“汉承秦制”是明确无误的[4]，而在执法实践中，汉人则非常重视法律与人情、人心之间的谐调，力争使法律的威严，不仅仅是来自于国家暴力的高压之下，而且建立于多数人赞同的基础之上。特别是对“法律与民心的谐调”、“法律与皇帝诏旨的制衡”、“执法宽平、议法从轻”等问题的讨论，都表现出与秦人大为不同的思路与选择。这些出现在汉代执法思想中的“理性因素”，值得认真加以讨论。
包括法律在内的治国制度与政策，是否应该适应民心？法家给予了否定的答复。韩非斥责那些主张为政必须“得民之心”的人根本不懂得治国之道，他毫不掩饰地说“为政而期适民”，是“乱之端，未可与为治也。”[5]与这种政治理论相一致，秦朝统治者简单地把法律视为治民的工具，以暴力胁迫百姓“奉法”、“守法”、“顺令”，根本不在意法律与民心需要调适的问题；甚至对待民间风俗，秦朝当政者也迷信单纯依靠法律政令就足以移风易俗。秦始皇的《会稽刻石》中就有一段充满了霸气的文字：“大治濯俗，天下承风，蒙被休经。皆遵度轨，和安敦勉，莫不顺令。黔首修洁，人乐同则，嘉保太平。后敬奉法，常治无极，舆舟不倾。”[6]秦的一位郡守在颁布给属下官员的文告中，也对法度改造民心、风俗的作用津津乐道：“圣王作为法度，以矫端民心，去其邪避（僻），除其恶俗。”[7]整个官场充斥着法律无所不能的崇拜意识。
进入汉代，关于法律的政治舆论顿然改观，以人情和民心论礼制、论法律，成为一代成规。
汉高祖开国之初，儒者叔孙通自请拟定“朝仪”。他对“礼”的要义表述为：“礼者，因时世人情为之节文者也。”[8]汉文帝以“明于国家之大体，通于人事之终始，及能直言极谏”三项要求，策试所举贤良文学之士，晁错在“对策”中回答：“其为法令也，合于人情而后行之；其动众使民也，本于人事然后为之。取人以己，内恕及人。情之所恶，不以强人；情之所欲，不以禁民。……其立法也，非以苦民伤众而为之机陷也，以之兴利除害，尊主安民而救暴乱也。”[9]汉昭帝时期在着名的“盐铁会议”上，文学宣称：“法者，缘人情而制，非设罪以陷人也。故春秋之治狱，论心定罪。志善而违于法者免，志恶而合于法者诛。”[10]东汉的思想家王符，总结了人情与礼制、法禁的之间的渊源关系：“先王因人情喜怒之所不能已者，则为之立礼制而崇德让；人所可已者，则为之设法禁而明赏罚。”[11]上述诸人，不论其为儒学之士，还是具有法家情结的经世学者，在论及法律之时，均表达了对“人情”的重视，称之为汉代的学林风气当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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