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史观作为开创性的社会历史观，不仅提出了系统的社会历史宏观解释框架，还确立了以人的发展为核心的价值取向。揭示唯物史观科学认识和价值取向的统一，确定人的发展作为唯物史观基本价值维度的地位，在唯物史观框架中探讨人的发展问题并以人的发展理念铨释唯物史观，有助于提升人的发展理论的研究层面、建构人的发展理论的当代形态、丰富唯物史观的理论内涵、扩展和深化对唯物史观当代性特别是当代价值的理解。
对于唯物史观的内容，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做过精炼的概括。恩格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作为马克思的第一个伟大发现，唯物史观的重要意义在于：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规律，找到了一条“用人们的存在说明他们的意识，而不是像以往那样用人们的意识说明他们的存在”[1]的道路。这显然抓住了唯物史观超越以往历史观的特质。唯物史观所以在人类思想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甚至被认为是现时代不可超越的社会历史理论，首先就在于它是一种科学认识。由此，其创始人及后人在谈到唯物史观之创见和意义时，往往强调其科学认识的方面，甚至将唯物史观主要界定为对社会历史的科学认识。这是可以理解的。然而，也正因为这个缘故，一直以来，存在着一种对唯物史观的误读：将唯物史观归结为对社会历史的认识，轻视甚至忽视其价值取向。这种看法，关系到对唯物史观总体性质、主要内容及其当代价值的理解，也关系到人的发展理论的定位和建构。
唯物史观是一个伟大发现，但这“发现”不仅是认识意义上的，也是价值意义上的。唯物史观是一种科学认识，又是一种价值取向，蕴含着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体现着认识、遵从历史规律和促进人的发展的统一。价值取向是唯物史观中与科学认识维度相关联的另一基本维度，随着时代背景的转换，对于唯物史观的创新和发展而言，价值取向至少与科学认识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
然而，需要追问的是，既然人的发展理念贯穿于马克思社会历史理论中，构成唯物史观的基本价值取向，为何又一度在唯物史观中丧失了应有的地位，即或在后来被重新提及，也只是处于边缘的位置？为何人们在论及唯物史观的核心内容、价值和意义时，往往强调甚至仅仅提及其科学认识的方面，而置价值取向的方面于不顾，或只是附带地提及？很显然，在唯物史观中，以人的发展为核心的价值取向曾经被淡化甚至被遮蔽了。这种状况，不能完全归结为后人在理解上的因素，而是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在原初的文本中就埋下了伏笔。人的发展理念之最初被淡化，似与以下因素相关：
其一，与唯物史观在社会历史认识领域的开创性相关。如恩格斯所说，正像达尔文发现了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这一发现超越了以往一切社会历史理论，确立了全新的社会历史观，一种前无古人的、科学的社会历史解释框架，在社会认识史上具有破天荒的意义。这一认识上的独创性及其巨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是如此突出，以至于经典作家及其同时代的人们，无论是其拥护者还是反对者，在理解唯物史观时，往往更注意问题的这一方面，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恩格斯的《反杜林论》等便是正面的代表，至于反对者，在非难唯物史观时，也主要将注意力集中于科学认识的方面，如将唯物史观贬低为“经济决定论”等。
其二，历史任务决定了马克思的社会历史研究经历了一个转向的过程，从关心人的本身转为对社会历史及其规律的认识。唯物史观的创立始于对人的关注，在早期，马克思从人的解放和人的本质复归等出发批判当时的社会制度，这种批判着重于人的解放的观念性诉求，因而是抽象的。实践观的确立、对人的本质的科学理解、“现实的人”概念的形成特别是对人与社会关系的把握，使马克思认识到，个人的解放有赖于阶级的解放，个人的发展有赖于社会的进步，认识到人的解放和发展的前提条件是改变现有的社会关系和制度，进而从关注人本身，着力于探讨人的解放及发展的要求、含义和目的等，转向探求人的解放及发展的途径和条件，转向对社会制度的批判和研究。这种转向是马克思的研究逻辑本身使然，它并不意味着马克思放弃了对人的发展的关注或离开了人的发展目标，而只是表明他将人的发展追求置于了现实的合规律性的基础之上。抑或说，它表面上似乎离开了人的发展主题，实质上是使问题的探讨和解决进一步具体化了。从本质上看，人的发展在马克思的研究中并未“退场”，而是以某种潜在的方式一直“在场”。
其三，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论及唯物史观的意义时，总是特别强调其科学认识的方面。这首先是因为，无论出于研究还是宣传的需要，对于唯物史观独创性的社会历史认识，都需花极大的精力进行反复、周详的阐释和说明，以使人们准确全面地把握其实质，避免引起歧义或误解。此外，就是出于回应论敌非难和攻击的需要。唯物史观因其彻底性和革命性，从诞生之日就受到种种非难，这些非难主要集中于科学认识的方面。为了应对和反驳这些非难，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得不经常在论战中为自己的科学认识辩护，再三从正反两方面论证唯物史观科学认识的开创性和正确性。正如恩格斯所说，“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2]。
以上原因加之后人在理解、阐发、运用唯物史观时因时间间距或时代境遇所引起的误读，唯物史观逐渐被注释为一维的社会历史认识理论，其应有的价值取向被淡化甚至湮没了。
近些年来，人和人的发展问题回归哲学视野，许多论者从不同角度谈及人的发展与唯物史观的关系，一些论着已给予人的发展理论在唯物史观体系中一席之地。然而，人的发展理论作为唯物史观基本价值维度的地位并未得到确认，人的发展理论与唯物史观的基本关系仍待澄清。对此问题的探讨，既关系到唯物史观理论的发展，也关系到人的发展理论形态的建构。对于唯物史观与人的发展理论的关系，可以有两种基本的理解：将二者视为相互关联又相对独立的两种理论体系，或将人的发展理论理解为唯物史观的内在组成部分。在不同理解的基础上，可以做出不同的理论建构。我们认为，两种理解及理论建构都是可行的。
对人的发展理论与唯物史观关系的探讨，要注重文本的依据及历史语境的体认，或至少应有文本引申意义上的根据，又不必拘泥于文本的具体内容和表述，而应根据马克思的基本思想和方法，在与时代的对话中呈现人的发展理念的当代性，在文本解读与时代“解读”的结合上阐释现实中人的问题。实际上，在最深层的本意上，马克思思想的特质在于其坚不可摧的批判性和对人的发展的价值追求。这或许正是德里达所谓的马克思的“某种精神”[3]。从这一视角看，将人的发展理论理解为唯物史观的内在组成部分，在唯物史观体系中确立人的发展理论且以人的发展理念铨释唯物史观，似更有利于唯物史观和人的发展理论的建构。
对于将人的发展理论纳入唯物史观体系的合理性或优越性，可以从唯物史观理论体系建构和人的发展理论体系建构两个角度来考察。
从唯物史观理论建构的角度看，将人的发展理论定位于唯物史观体系中，有助于确立唯物史观体系的完整性，深化对唯物史观本质及其当代性的理解，开启唯物史观发展的新路向。
论及唯物史观的完整性，首先涉及到对其性质的把握。对唯物史观原生态的文本研究表明，唯物史观从创立起就蕴含着以人的发展为核心的价值取向。诚然，经典作家在叙述唯物史观时，曾将其界定为关于社会历史及其发展规律的学说。然而，他们亦曾认为，唯物史观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4]两种表述含义不同，却并不矛盾。可以认为，前一种表述是对唯物史观科学认识的概括，后一种表述则是对唯物史观的总体理解。
在唯物史观创立时期，为突出在当时最重要的方面，将其主要看作一种科学认识是合理的，但着眼于唯物史观的完整性，特别是着眼于唯物史观理论的当代发展，则应将其理解为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这种理解可以在唯物史观研究对象的厘定中得到支持。唯物史观是以唯物主义为基础的关于社会历史的根本观点和总的看法，而唯物史观所理解的“历史”，则是人的活动史。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历史’并不是把人当作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5]这是对“历史”最根本的理解。历史是人的活动史，人的活动综合表现为社会运动，因此，通常将历史理解为社会运动过程。然而，人们在阐释这一看法时，却往往只见“社会”不见“人”，将“社会”主体化，并归结为某些物质条件和关系，这样，历史主要被理解为社会物质条件和关系的变化、发展过程，历史规律被等同于物质条件和关系变化发展的规律，人在历史中总体上处于被动（被决定）的状态。这种理解显然有悖于“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及“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的事实。
历史是社会运动过程，但本质上是人的活动史。作为对社会历史根本观点和总体看法的唯物史观，自然不仅应探究人活动的机制和规律，亦应确定人及其活动的价值取向。将以人的发展为核心的价值取向确立为与科学认识相对应又相互融通的唯物史观基本维度，从人的发展角度铨释唯物史观，可以从理论上还原唯物史观形成的历史进程和逻辑结构，在新的层面上展现唯物史观体系上的完整性和内容上的丰富性。
在唯物史观中确立人的发展价值维度，是理解唯物史观本质及其当代性之关键。
唯物史观所以能对社会历史做出正确把握，不仅在于它比其他历史观对“历史”的反映更为全面、准确，更为接近“历史”本身，还在于它从根本上改变了应对和把握历史的方式：不是像以往那样外在地观察历史，致力于在理论上还原历史进程、揭示历史既定的本质和规律，而是以介入历史的姿态内在地审视历史，从历史中揭示人活动的本质和规律，进而引导人的活动和历史进程。在马克思看来，研究历史和干预历史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他既注重社会历史的实然状态，更着眼于社会历史的应然状态和趋势。社会历史是人活动既定的条件和前提，更是人活动的结果及超越的对象。的确，马克思曾明确指出生产力特别是生产工具对人的活动和社会发展的制约性，甚至认为“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6]然而，他亦曾认为，“新生产力的获得”本身就是人活动的结果。揭示唯物史观变革之根本，在于理解“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之深意，唯物史观变革的关键，在于从实践出发理解社会历史。与自然界相比较，社会历史具有更为鲜明的人为性。作为人活动对象的自然物虽然是实践的产物，但整个自然界的先在性是确定无疑的。社会历史则不然，它对于人的实践并无发生意义上的先在性，而是人活动的结果。唯物史观从实践出发理解社会历史，不是停留于对既有事实的认定和解释，而是在此基础上企求和导向历史，“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7]在唯物史观中，认识具有二重性，是客观反映和主观阐释的统一。以实践为基础的唯物史观，是认识的学说，更是行动的理论。即如卢卡奇所说，“历史唯物主义的首要功能就肯定不会是纯粹的科学认识，而是行动。”[8]价值取向在唯物史观中的作用，正在于引导对社会历史的解释，使其不仅表征着认识，亦体现着企望。价值取向最直接体现着唯物史观的实践性、批判性和革命性，体现着唯物史观乃至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改造世界的使命和功能。唯物史观之不可超越或具有持续的当代性，根据主要即在于此。
确定人的发展理论在唯物史观中的地位，将开启唯物史观当代建构的新路向。
从人的发展理论角度看，将其定位于唯物史观体系中，上升至历史观的层面，是人的研究趋势使然，并将促进人的发展理论的建构。
人的问题进入现代哲学话语中心始于西方。在对现代化反思的过程中，一些西方哲学家重续对人的思考，其思考超越了对人与外部条件的关系等前提性考查而直面人的本身，以个体的人及其存在为对象，追问人的存在之根，分析人的存在境遇，关注人的生存前景。无论是海德格尔“人不是存在者的主人。人是存在的看护者”[9]的论断，马尔库塞、弗洛姆对马克思“人道主义”思想的阐扬，还是福柯“人之消亡”的命题，抑或德里达的反“逻各斯中心主义”，都体现了对人生存处境的深度忧虑与关注。他们试图通过对工具理性、技术统治的批判以及对现代性及其文化和传统的解构、消解和颠覆，消除人的异化和本能的压抑，拯救人的“存在”。由于西方社会率先进入现代化进程，一些学者较早认识到社会由物的依赖性向人的发展转变的要求，因而这些思考拓展和加深了对人生存状态的体认，揭示了人的现代存在之困境及其因由。虽然此类思考因回避制度性因素而较少正面提及人的发展，但却从问题而非目标的角度显现了现时代人的发展之必要性。
对人的发展现实问题的研究，要针对性地分析具体问题，又要进行理论的剖析。社会现代化进程为人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平台，也给人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挑战，凸显了其面临的一些重要甚至根本性问题。总体上看，现代化进程与人的发展应是良性互动的关系，但在现实中，二者却常常发生矛盾，产生所谓的“现代化问题”。弗洛姆在反思西方“现代化问题”时曾指出：“人征服了自然，却成了自己所创造的机器的奴隶。他具有关于物质的全部知识，但对于人的存在之最重要、最基本的问题——人是什么、人应该怎样生活、怎样才能创造性地释放和运用人所具有的巨大能量——却茫无所知。”[10]类似的问题在我们的现代化进程中亦有表现。当前的“现代化问题”表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方面。这些问题虽然产生的原因及对人和社会发展的影响各不相同，却都内含着一些深层次的关系，如生存与占有的关系、效率与公平的关系、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关系、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关系、市场取向与价值取向的关系、可持续发展与人类中心主义的关系、交往普遍性与民族性的关系等等。这些关系的错位，是当前人的发展现实问题的深层次原因。这些关系源于现实，却是现实生活具体问题的抽象，属于哲学特别是历史观论域的问题，应给予唯物史观的解释。
基本理论作为人的发展的价值和认识根据，涉及到对人及其发展问题的根本性、总体性理解。人的发展要求是在实践活动中形成的，又是人主体意识的体现，只有在历史过程中、在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中才能得到说明。
人的发展要求是实践活动的结论，是人的发展实际历程的理论表现。广义地说，人以人的方式生存，同时也就开始追求自身的发展，这种追求随着实践能力增强、生存条件改善和主体意识觉醒而逐渐从自发转为自觉。历史是人改造外物与主体意识生长互动的过程。人成为人，便改造外物以为己用，对外物的改造满足了人生存的需要，也增强了人的主体性和主体意识。实践活动与人主体自觉的互动构成为整个人类历史进程的动力。当这种互动发展到一定阶段，即一方面，实践创造了一定的物质、制度和文化条件，另一方面，人的主体意识达到相当程度时，便有了人的发展的自觉要求和理论。人的发展要求并非天赋，而是人赋。人的发展要求及其理论的合理性只有在人的活动史中才能得到确证。
人的发展作为人自觉的价值取向，既是现实生存状况的反映，是基于生活实践的经验性判断，又是人作为主体的自觉意识和内在要求，以人对自身的基本理解和价值预设为前提。人的自我理解和价值预设涉及到一些基本问题，如人的主体性、人的生存方式、人性、人格、人的本质、人的价值、人的素质、人的能力、人的发展的本质含义、人的发展的可能性、人的发展的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人的发展的总体目标等。对这些问题的理解，是确定人的发展各方面内容如人的发展要求、目标、任务、途径等等的主体性根据，也就是说，人的发展需要有前提性考查为依据。
人的发展是主体性价值取向，其实现却有赖于外部条件。人的发展要求和理论基于其自我认识和价值追求，又涉及到人对自己与世界总体关系的理解和应对。现实的人的发展或人的现实的发展，是一个理解并处理人与自然和社会关系的过程，这一过程体现人的理想意图，超越客观条件的限制，又要以客观条件为基础，受到其制约。人对客观条件的每一次超越，都会引起新的主体性扩张，引发新的需要和实践，而新的需要之满足和新的实践之实现，又要依赖于并超越新的客观条件。如此循环往复，人的主体性自觉、人的发展要求的每一次演变，皆是人与自然和社会交互作用的结果。人只能在现有客观条件的基础上确定自己发展的要求、目标和途经，人的发展理论及实践须以正确把握人与世界的关系为前提。
以上所论，不仅表明基本理论研究在人的发展理论建构中具有前提性的意义，而且还表明，这种研究只有在唯物史观的框架中、在历史观的层面上才是可能的，才具有普适性和相应的解释力，才能对人的发展之根本性、总体性问题做出合理的解释。
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人的发展问题，亦即以人的发展价值取向阐释唯物史观；在唯物史观体系中建构人的发展理论，亦即唯物史观理论自身的建构。人的发展理论的建构和唯物史观的建构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这种建构，不仅将提升和充实人的发展理论，而且将开拓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研究的新视域，确立科学认识和价值取向两个维度交叉融合、相互渗透的唯物史观理论新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