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并不准备在普遍层面上谈论人文学科的未来，而是对这个课题做一个必要的局部接近。我总结如下：人文学科和科学的边界必须重新界定。这是因为目前对什么是前沿，最具有准确性和精致的描述，正在为科学所给出，而不再只是被人文科学的种种条令所规定了。科学正在逐渐变成一种有关前沿,限制的话语，并正在抢占人文学科的研究内容和目标：对于前沿和限制的反思。在此，我并不准备谈论所有的科学学科，我将集中论述对于前沿和界限的定义冲击最为明显和宏大的领域，生物学，特别是神经生物学，尽管我们也能在当代数学,物理和医学上找到同样类型的反思。
各种话语和实践的未来，无论是哲学的,文学的还是科学的，都和它们的界限和前沿的可塑性紧密联系在一起，也就是，它们从外部接受新形式的能力（它们的可充实性和延展性）和它们将新形式授予其他话语的能力。可塑性这一术语同时存在两种意蕴，接受形式的能力——例如：大理石是可塑的，和授予形式的能力——例如：雕塑艺术和外科手术。
就目前看来，人文学科，特别是大陆哲学，已经不再具有一种准确地去思考自身可塑性的能力，也无法有效开展与以可塑性为核心的概念的神经科学的对话。这种对话对人文学科来说，对其防止被科学并无意识地吞噬掉，反击对各类质疑是很有必要的（例如被指责为无用的和没有生产力的）。那么一个真正的对话如何才能产生，同时又尊重各领域的自治并且重新界定双方的前沿和界限呢？对神经的可塑性的思考如何才能将某种可塑性带给人文学科同时将一种批判理论返还给神经科学？
为了对此做出初步的回答，我将引援两篇致力于讨论人文学科的未来的哲学文本，第一篇是米歇尔·福柯(MichelFoucault)的《什么是启蒙》(WhatisEnlightenment)，和雅克·德里达(JacquesDerrida)的《无条件的大学》(L’Universitesanscondition)。福柯和德里达都将人文学科当作一种普遍批判或者普遍批判理论。对于福柯来说，由于人文学科的领域整个为康德的批判所划界，所以必须被当作为批判的未来本身。德里达同意福柯并且宣称：“新人文将由一连串同时是批判的和解构的的作品和行动所组成”。
这种将人文学科同化为批判和批判理论是由于，批判在康德使用的意义上，正是一种有关界限和前沿的话语。批判，根据福柯，“由对界限的分析和反思所组成”。对福柯和德里达，相较于对于特定内容的处理，人文学科，更加是有关他们自身的界限和这个界限所代表的意义的。并且对于人文学科，并不存在真正的外部和内部，因为人文学科就是一连串的内部和外部间的前沿所组成的，人文学科确切的形态只是在一种动态可塑的操作，在这个过程中其对象被指派为前沿或者处在前沿的。根据福柯，“我们必须超越内部—外部的两元选择，我们必须身处于前沿。”对于德里达，同样是这样：“触摸内部和外部之间的最极限处，我们于人文学科思考外部的和未来之不可公约性；思考我们所不能，并让自己附着于人文学科内部之中。让这种思考持续充满力量需要人文学科。”
参照康德，德里达总结说人文学科的未来依赖于我们如何决定边界，并居住于内部和外部的最边界处:”在这个边界上（大学）必须不断争论并且组织反抗”。如果我们同意福柯，人文学科必须处理三种主要关系——事物之间的关系，行动于他者间的关系，与自我的关系，如此人文学科的对象就将由三种界限而划定：知识的界限，政治的界限，伦理的界限。
在此我的第一个评论是，对福柯和德里达，外部的概念都和科学保持着一个非常含煳的关联，他们都将科学当作一种常态化的、规范的和控制的事业。我们被告知去关注前沿，当然也要关注外部，也就是作为敌人的同一性的意识形态的科学。我们必须自问，是哪一种前沿的概念已经固化了外部的意义，同时作为固话了的外部结果而定义了的内部呢？福柯对是什么构成了内部，举了几个例子：对于以下三者的反思——我们的存在和思维，和权威的关系，与性的关系，我们如何感知疯狂和病态。
我在此提出的这三层关系——分别对应着知识，权利和伦理——内外部的关系已经在边界上确定：在内部的自由，外部的自然；内部的作品，外部的劳动。从一开始，这些前沿的可塑性就被起初的对空间的固化和决定毁坏了。这种问题框架也出现在了德里达新人文的概念之中：“新人文的概念应该包括法律，和对一种在这个国家其形式起源了的，被称作为理论的研究（一种文学理论、翻译理论、哲学、语言学、人类学，精神分析等等的原始接合）。”然而迄今为止这些交叉如何在人文学科内发生，仍然是不清楚的，现在能够允许一种真正的交叉，对内部和外部之内的可塑边界的形成。此外，尽管他推测说遗传学、自然科学、医药科学甚至数学，在其作品之中都将形成严肃的有意义的交叉。德里达并么有有对这个关系给出任何确切的指示。这种不充分的令人不满意的对于外部的定义，和目前人文学科前沿可塑性的缺乏的事实的联系，我们该如何解释呢？
自相矛盾的是，这种缺乏是在对于可塑性本身的见解的坚持中引发的。
福柯写到：如果康德的批判提出的问题是，去了解知识必须放弃越界的那种界限，对我来说今天的关键问题必须被转化成一种积极的形式：在我们被给予并告知是的世界性的、必须的、义务的事中，什么地方是被统一性的、偶然的并且是武断的限制所统治的呢？
换一种话说，他在提问，我们是怎样发明自己的？我们如何转化我们自身？这些问题，明显强调的是我们的可塑性，人的可塑性，人文学科的可塑性，而这种可塑性的可塑程度，正是由其越过康德所声称是不可能越过的界限的程度。人必须创造他自己。我将要探索一下福柯所使之显现的那种人的可塑性。尽管他一再坚持要他的立场激进化，福柯对于解释由康德真正发现的可塑性的可能性时十分小心。在1784年，德国周刊“柏林月刊"邀请它的读者对问题“什么事启蒙”提交自己的答案。福柯认为，在康德唯一真正被发表的答复中，哲学思想是以“今天相对于昨日能过引入什么样的变化”这个问题的形式，来反映出哲学自身的存在的。
“这片文本的新颖之处对我而言，是提出了将‘今天’作为一种历史的差异和哲学任务的动机。通过以这种方式理解这篇文本，我们认出了一个出发的地点：它概括了我们称之为现代性的态度。”
福柯将康德和波德莱尔作比较，波德莱尔在《现代生活的英雄》中宣称说：”你么有鄙视现在的权利”如果存在着哲学上的现代，当然也是人文学科和批判的现代，那这种现代绝不可能是属于一种推演，而是一个发明：”现代人并不是一个出发去不断寻找自己，寻找他的秘密和他那被隐藏的真实的那一种人，他是一个试图去发明自己的人。现代性并不将人从他自己的存在中解放出来；它强迫他去面对生产自己的任务。”现代性“代表了一个能改产生他自己的改变。”
人是可塑的，这意味着人给予了他自己的形式，这意味着改变，发明和生产自己，并意味人除了他自身的创造什么都不是。如果人文学科必须要在前线，在一定程度上，根据人的可塑性，这种先锋性，意味的就是必须经常性地重新创造他们自己的存在和意义。改变在这里并不意味着改变某种之前的预存，而是什么必须被改变的觉悟的涌现。批判理论的可塑性是自我创造对于对存在的优先，改变被改变之物的可塑性的限度。启蒙的概念和我们关于可塑性的概念是一致的，那就是我们的自由。我们也从康德那里看到，在同时，可塑性并不能超越它自己的界限。可塑性并不能成为一种武断的形而上学或者一种科学。为了保持可塑，可塑性必须尊重对于成为任何一种批判的科学的超验禁止。批判必须保持具有批判性。这也就是为什么超验是行不通的不能被替代的。这也就是为什么任何关于可塑性的科学和教条都不存在。人文学科必须将可能性的条件规定为非形而上和非科学的，人的超验内的可塑的自我发明。关涉着知识、政治力量、伦理学。
福柯在所有地方都同意康德除了，他反对超验是行不通的。他问道：今天对于重新给予我们的什么是启蒙这一问题的答案是什么？我们该怎么回答？福柯有一个十分令人疑惑并且困难的答案：与康德在他的时代所说的相反，我们必须越过超验的限制，置换这一限制，从而激进化人类的可塑性。但这意味着人文学科向它们的外部科学敞开么？并不是：“批判再也不被实践为寻找普世价值的结构形式，而是对于是什么引领我们构成我们自己并且将我们自己认作是我们所做、所想、所说的那种主体”越过超验的界限的可能性和超验将自身作为一种结构形式的理解是一致的。对于康德来说，自由是一种普世的结构；这是可塑性的超验的可塑性。对于福柯，这个论断太教条，太普遍化，这个和科学那种宣传的普世性植根于同一种原则中。和康德所说的相反，自由的概念是历史的、随机的。这个意义上，我们自己的发明是一种随机的过程，并且这也将构成一种人文科学的未来，我们必须建构一种非超验的批判。“批判是非超验的”，这个准则看上去非常的震惊，然而这构建了另一种新的本体论：“一种关于我们的历史的本体论，它将对以往任何全球的或者激进的计划感到厌恶”让我们再次回到这一十分重要的文章：“批判不是超验的，并且它并不是要似的创造一种形而上学变得可能：它是以系谱学为基础，考古学为方法的。考古学—非超验的—将不会企图去寻找一种所有可能的道德行为的普世结构，而是去治疗那种是我们得以思、说、做的那种实体和话语的历史事件。这种批判将是系谱学的，它将从将我们从成为我们所是的那种偶然性分离出来，找到那种我们这般存在，不再这般做、思的那种自我的可能性。它将不寻找那种最终成为一种科学的形而上的可能性。它是寻求指向不明确的自由的新动力，遥远宽广的可能性。”
这个分析唿应了德里达在无条件的大学中，所确认的那种人文学科的任务：对于人类正常态和人文主义的解构。这种对于超验的越界，表明了对于限制和前沿的理解，将随着对偶然的，也就是历史的可变的那种关于“正确的”前沿限制的理解的解构，而前进。
让我们对于福柯的理论作一个最后的评论，福柯总结说，去解构和越界那种超验意味着对超验进行实验“这种历史的批判的态度必须是实验性的“我应该将哲学的精神当作，对于我们将超越的限制的历史实践的测试的批判之形而上学，和我们作为自由人的创造”下面出现了几个例子关于“我们的存在、思考，和权威的关系，性的关系，和我们接受疯癫和疾病的方式的关系。”人文科学应该留出道路给自我转化的多种的思想和技术，对超验的发明，对边界的置换。德里达在他这本书的最后部分，得出了相同的结论，我们应该给予人文学科一种实验的向度："依靠性别研究、种族研究和各种对传统的主体科学进行批判的领域的研究”
问题是，这种对实验经验并没有展开对自己如何是可能的进行探索。为了动摇超验的相当于挑战经验的，没有没有经验性的超验。非常清楚的是福柯将经验性理解为历史性和偶然性，德里达将此作为一种解构的实验。
二位都对于康德的自我转变的理解闭口不谈，并转向解构性的或者是系谱学考古学的，从超验的普遍性走向对偶然性考察。是什么使得我今天这篇文字变得可能的，将超验的变为实验的，将超验性变成一种可塑的物质？是什么使得超验变成偶然的，使得边界变得可塑？是哪种转变？
这些在福柯和德里达的话语中都是不清晰的。他们都说到一种历史转化的批判主义，并且么有明察它。我认为使得可塑性的可塑变化变得可能的，是在二十世纪中叶还不为所知未被发现的，而如今已经变得很明显了，那就是在大陆哲学家的背后默默起作用的那种脑的可塑性。这种使得超验的转化变得可能的可塑性物质并不来自人文学科的内部，它毋庸置疑地来自于人文学科的外部，神经科学。我并不是说人的可塑性将被缩减为一系列的神经模式，人文学科的未来将是变为科学，或者神经科学将占领人文科学的领地（像神经语言学，神经精神分析，神经美学，或者神经哲学所示图做的那样），我只是说，迄今为止，人文科学还没有将脑，这一唯一能够通过生长、发展、保持而改变自己的存在，改变自身的结构和形状的器官，纳入到自己的思考中。我们可以引用诺曼·多伊齐的<改变自身的大脑>，多伊齐证明说这一变化着，自我塑形的器官推动我们发展创造新的转化范式。
神经回路与神经连接的可变性使得超验和经验之间的区分变得再也不可能了。神经是一个经验的事实，大脑，根据安东尼奥·达马西奥，是一个“通过改变身体的常态来反映外部世界”的器官。生物学处理物质性和未被总结的事实。但在同一时间，因为我们生物性存在的意蕴就是非决定性，和由其而来的自由，大脑是被一种超验的物质所制造的，可变的完美的、带来有意义的，自我组织并且向未来开放。大脑的组织将被经验所影响，所以必然得到训练、实验，因为并不存在大脑的自然，我们经常被换线并且重新组织。所以我们不能再将自己和对象、他者、自我的关系中，排除这种主体自我变化的基础了。
不通过神经科学，我们将无法理解超验如何变得经验。这意味着人文学科的外部已经失去了一种可怕的畸形性，并可能变成一种批判的外延，缺少它，批判将缩减为一种相对主义和文化研究的多元主义。而人文学科的内部也将互惠地使得所有边界的老观念得以新生。
在无条件的大学中，当德里达来定义新人文是什么时，他宣称：“文科的未来，是我们无法预测的，一场真正的事件到来，将出现在一切地平线的期待之外，打破我们所有的期待:“如果所发生的，是在原来的地平结和视野内的，那它就没发生，照“发生”这个词的完整意义来理解的话。正如我一再所说，只有不可能的东西，才发生。”而人文科学的未来难道一定要被设想为一个未必确实的“绝对的来到者”的到来么。
难道我们注定要等待一个或许不会到来的弥赛亚时刻，来让人文学科的未来发生？对弥赛亚的信念是我们想要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