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视域下民族习惯法司法适用性研究
习惯 法作为一种真实有效的力量普遍存在并强烈地影响着司法实践，而且"习惯法将继续存在，将继续随着 人们追求自己的利益的过程中不断的重新塑造和改变自身，并将不断且永远作为国家制定法以及其它 政令运行的一个永远无法挣脱的背景性制约因素而对制定法的效果产生各种影响"。
上述的案例反映了民族习惯法进入到刑事司法层面，具有自己独特的刑事司法机能。
那么，在刑事司法层面适用习惯法就要对习惯法因素做出了实质的考量， 做出了非罪化的处理。
在这三种形成价值共识的模式中，第一种价值共识形成基于习惯传统，往往体现为习惯法层次。
马克思早就断言:不是国家和法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和法，注重市民社会的决定目标，就需要让法贴近社会生活。
所以在 刑事司法中适用习惯法仍然具有保障人权的一面，这与罪刑法定原则排斥习惯法同样为了保障人权的价值诉求好像存在悖论，实际上作为国家制定法的罪刑法定原则要求是在不存在习惯法的地方，有国家 制定法占据绝对统治地位的市民社会中排斥习惯法的适应，因为在国家制定法占绝对地位的地方，本身 国家制定法反映的就是市民社会的普遍诉求。
这为习惯法在民族地区的法源地位奠定宪政基础。
(三)社会学依据 1.文化因素。
例如傣族，藏族和苗族地区的"赔命价"就存在了上千年不改，赔命价是指加害人自身及亲属赔偿金钱和财物以了结命案的习俗。
因此，习惯法刑事司法适用的前提就是要形成刑事习惯法规范。
这些表现在习惯法的价值上就可能与国家制定法，与当代的人们普遍的心理价值观相互冲突，甚至是被当今文明社会明确反对拒绝和不能容忍 的，因此，必须对习惯法的价值筛选，主要表现在对于符合文明社会共同观念和能够有限容忍，可以达到 价值平衡且符合价值比例原则的应该吸收，转变，这就是合理而谨慎的摄取与采纳。
习惯法作为社会行为规范，在司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