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非洲创造公平的金融竞争环境
非洲既对造成气候危机的温室气体排放，也对推动全球通胀的冲突或供应链破坏几乎不承担任何责任。它也并未引发新冠疫情的传播，更不用说造成疫情的经济后果。但非洲或许却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能强烈地感受到上述三重危机的长期后果。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估计，在截至2025年为止的4年内，非洲将因为疫情而产生总额高达2850亿美元的额外融资需求。但随着政府本已有限的长短期投融资空间遭到了通胀、汇率压力和难以控制的债务水平的侵蚀，导致非洲真正的融资需求可能要大得多。尽管非洲大陆表现出了非凡的韧性，但疲软的经济增长却让挑战进一步加剧。撒哈拉以南非洲在2020年经历了25年来的首次衰退。非洲开发银行的数据显示，该地区的年度经济增长率从2021年的4.5%下降到2022年的3.5%。预计今年该地区增长率仅为3.8%。上述数据背后是无数被毁掉的生命。据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报告，去年又有1800万非洲人陷入贫困。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所取得的来之不易的进展已经遭到逆转。冲突和长期干旱、极端降雨和洪水等气候相关灾害正在加剧东非数十年来最严重的饥饿危机。人类付出了可怕的代价，仅此次危机中预计每28秒就有一人被饿死。这理当引发国际社会的关切——而且绝不仅仅出于人道主义原因。世界需要非洲。没有以非洲为核心的理念，世界就无法走向绿色、公平和繁荣的共同未来。因此，支持非洲大陆符合世界其他国家的自身利益，上述支持绝不是通过慈善或施舍，而是要支持由非洲所主导，特别是那些专注于消除非洲大陆各项不利因素并创造公平竞争环境的解决方案。特别提款权（SDRs，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储备资产）的分配就是这个问题的例证。IMF创立特别提款权的目的，是补充各国政府的货币储备。但由于特别提款权规定要按各国在IMF的份额发放，因此，贫困国家虽拥有最大的需求，却只能获得最小的份额。那些相对富裕的国家尽管根本没有需求或需求很小——却一直占据着最大的份额。2021年，二十国集团（G20）国家曾承诺将其至少20%的特别提款权用于非洲建设。但他们的承诺尚未完全兑现。如果能在这方面取得更为迅速的进展，则将在短期内极大有利于协助非洲政府，尤其如果回收的特别提款权能够通过非洲开发银行等多边发展银行来进行放贷。上述机构就可以利用其自身的AAA评级，将所动员的资本增加到三到四倍，从而将200亿美元的特别提款权资助项目拓展至600亿~800亿美元，同时，还能提供明显优于商业市场的贷款条件。当然，建设更有活力和拓展能力更强的私人部门将提供长期解决方案。但就目前状况而言，非洲政府在私人市场上处于严重的不利地位，在那里，他们面临更高的资金成本，尤其有不少是由于主观歧视性因素在作祟。如果将信用评级相似的非洲和非洲以外国家的风险溢价进行对比，就可以发现从150个基点到超过650个基点的差别对待，这有时反映出实地知识的欠缺和主观判断。我们迫切需要召集一次由信用评级机构、投资者和非洲各国政府共同参加的大会，从而一劳永逸地消除这种令人无法容忍的歧视，这样的歧视已经构成对于进步的有力阻碍。同样，这并不等同于特别待遇或慈善；相反，这是朝着创造能促使非洲主导解决方案取得成功的公平竞争环境所迈出的一步。消除非洲风险溢价才能释放所急需的资本，用于投资包括清洁能源转型在内的绿色发展。非洲绿色基础设施联盟（AGIA）是非洲所主导旨在推进这一目标的一项倡议。这项倡议于去年11月在埃及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7）上由非洲开发银行、非盟、非洲50和其他合作伙伴共同宣布，力求筹集价值5亿美元的赠款、优惠资源及混合商业融资，从而为绿色倡议提供早期的项目筹备和发展资本。通过缓和高利率及对非洲风险偏好的缺失，这样做可以快速创建强大的银行绿色项目管道。非洲绿色基础设施联盟旨在释放至少100亿美元的绿色基础设施投资。其他地方也在进行着类似的努力。一个值得关注的例子是巴巴多斯总理米亚•阿莫尔•莫特利所发起的雄心勃勃的布里奇敦倡议，旨在为发展、气候缓和、适应以及损失和破坏创造额外财政空间。另一个例子是面对气候问题异常脆弱的发展中国家气候弱势集团（V20集团），该集团目前由加纳财长肯•奥福里-阿塔出任主席一职。接下来的几个月可能会出现几个突破性机会。5月底在埃及沙姆沙伊赫召开的非洲开发银行大会是一个重要起点。6月即将举行新一届有关发展和绿色投融资的重要会议——即全球融资公约峰会。而9月将在新德里举办G20领导人峰会，尽管非洲的经济和人口权重使其有权成为常任理事国（就像今天的欧盟一样，由非盟和非盟委员会主席为代表），但非洲却仍然有赖于别国发出邀请才有资格参会。上述会议有可能促使欧洲踏上全新路线。国际支持至关重要，但制定和领导这条路线的必须是非洲大陆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