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艺网_回眸与展望：与时代同行的中国电影
改革开放40年，各种电影思潮在交锋与碰撞中不断实现着裂变与整合，在互动与对话中走向创新与完善，兼具“意识形态”和“文化商品”双重属性的电影，动态性地描摹出在艺术、文化、产业及工业等领域的多重面相，并在以现代化为主调的改革大潮中建构起基于中国经验和民族智慧的共同体美学。
改革开放40年，伴随着政策、资本、技术等多元力量的交织博弈和强势介入，中国电影在融入政治、经济、文化等不同系统时，逐渐迸发出作为创意产业的高增值力和高辐射力，在本土化和国际化双重视野中，得以调动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到电影事业、电影产业中来。
改革开放40年，全球化与互联网交相辉映，跨界融合、协同联动渐成趋势，中国电影体制、创作、批评、市场、产业、美学、教育等方面在转型升级中不断凝练新的经验与智慧，各个层面的对话沟通不仅为当前构建中国电影学派、流派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根基，也为构筑中国电影强国梦探求与时俱进的方法论。
探索时代：
以现代理性为底色的文化反思浪潮
电影《天云山传奇》剧照
1979年至1987年是中国电影理论最活跃、成果最丰硕的时代，从电影理论家、批评家到电影创作者，都渴望电影本体的回归以及电影形式、内容上的革故鼎新，对电影特性的探索显现出愈发自觉乃至执著的姿态。
1979年，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老师白景晟在《丢掉戏剧的拐杖》一文中批评了“戏剧化”的电影观，提出“当电影成长为一种独立的艺术之后，它是否还要永远依靠戏剧这条拐杖走路”的质疑，标志着新时期电影意识最初的觉醒。
与此同时，电影与文学的关系也成为这一时期的理论焦点。
在著名导演张骏祥看来，真正的电影文学的完成形式是最后在银幕上放映出来的影片，所以，导演的任务是用自己所掌握的电影艺术手段把作品的文学价值充分表现出来。
这一时期诞生的不少电影作品中，往往充斥和交织着两股力量——对“文革”浩劫的反思和对西方现代化资源的接受，它们之间在相互角力中共同推动着电影创作观念和实践的革故鼎新。
随着理论界对电影特性的自觉探索，以破竹之势驱散了被意识形态高度控制的阴霾，其中倡导现实主义精神的“西部片”理论及其实践在海内外也引发强烈反响。
这一时期以吴贻弓、吴天明、丁荫楠、谢飞为代表的“第四代”导演一方面秉承对电影语言现代化的探索精神，以诗意化的儒家风范构成独特的影像系统；另一方面，他们开始流露出明显的理想主义气质，在作品中显现出敢于直面人生和积极投入生活的激情。
可以说，中国电影实际上经历了一个从表层叙事到深层挖掘人道主义及改革精神的转向过程。
这一时期，谢晋导演创作的《天云山传奇》《牧马人》《高山下的花环》《芙蓉镇》等影片，将政治风云、社会变迁巧妙融汇到其爱国主义情怀中，既协调了思想深度与社会影响之间的关系，也传达了共通的民族情感，以及对生命激情和美的元素的憧憬。
转型时代：观念、创作、技术、市场的艰难转型
一方面，“第五代”导演以《黄土地》《红高粱》《孩子王》等寻根电影，切入民族根性和文化传统深处，开启了探索电影的新时代。
另一方面，《峨眉飞盗》《神鞭》《最后的疯狂》《少爷的磨难》《黄河大侠》等颇具商业性、娱乐性的影片接踵而至。
随着1993年电影发行机制改革措施的落地实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作为一种战略思路，从意识形态话语落实为具有“务实”特性的日常生活内容，大众的政治理想热情渐趋消隐于消费文化所倡导的“现实”理念之中。
尤其是随着分账大片的引进，中国电影在制作策略、叙事方式、镜头语言、视听风格乃至市场运作等方面均出现高度分化的现象，并在动态调整中渐趋浮现出四种策略化走向：
二、面向国内电影市场和观众的“新人文艺术电影”开始登台亮相，以夏钢、宁瀛、张建亚、李少红等“第五代”导演为主要代表的创作群体，或是直接描述和表现当下中国普通人的现实遭遇、生存状况、情感变化，或是立足于当下视点表现中国人眼中的某种后现代图景，对现实主义进行了更为大胆先锋的探索。
三、以张艺谋、陈凯歌、何平为代表的“第五代”导演率先从计划经济的桎梏中突围，借助国际化策略，一方面迅速提升了中国电影在世界电影中的地位，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电影的现代化进程；另一方面也迅速开启了“合拍片独领风骚”的时代。
四、以张元、王小帅、贾樟柯等为代表的“第六代”导演的实验影片也浮出地表。
面对复杂的社会文化生态，处于博弈语境下的中国电影，不得不采取不同的文化策略、意识形态策略、经济策略来寻找并开拓新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这一阶段的电影创作与电影理论之间渐行渐远，符号学批评、结构主义批评、意识形态批评、精神分析批评等西方现代电影理论跃入批评视野，电影本体批评、传统的社会学批评，以及各种新潮批评方法论的交相辉映，从整体上反拨和超越了单一僵化的理论批评模式。
产业时代：多类型、多品种、多样化格局
从2002年处于产业危机中的电影消费小国，到2010年国产电影“供求两旺”的爆发式增长，奋力迈入电影百亿时代，再到2012年中国跃升至全球第二大电影市场，成为名副其实的电影大国，以及延续至今的新时代的“电影强国”建设，这一转型演进轨迹逐渐勾勒出正处于结构调整状态的中国电影新景观，中国电影显映出多类型、多品种、多样化的格局。
十几年来，民营电影企业以市场重组、上市融资及资源整合（巧妙借用、化用各种各样的国有电影资源）的方式对接多元资本力量的介入，迸发出无限活力；电影新力量/新势力秉承工匠精神与创意理念，努力开掘独特的中国电影战略资源，类型杂糅与类型开拓渐成新常态，具有中国气派和民族精神的“重工业大片”“新主流电影”也显现出新的市场潜力和文化诉求。
十几年来，中国电影产业链条不断趋向完善，制作领域走向专业化、创意化，发行层面积极借力互联网东风，在新媒体营销的助力下趋向社交化、数据化，主流院线基本实现数字化放映，艺术院线联盟浮出地表，差异化院线建设理路愈发清晰，档期运作走向成熟，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快速推进，中国电影在砥砺前行中可谓硕果累累。
纵观新世纪以来的电影创作领域，随着电影行业供给侧改革力度的加大，既有主流商业大片的厚积薄发，也有中小成本电影的百舸争流。
中国电影以多类型、多品种、多样化的创作姿态，共同描摹、演绎了中国电影以“提质增效”为主调的繁荣新景观，如以《血战湘江》《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建党伟业》《战狼》等为代表的主旋律电影肩负弘扬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使命，采用明星策略，打造视听奇观，将市场/商业模式、类型叙事与唱响主旋律有机融合。
还有《山河故人》《百鸟朝凤》《白日焰火》《心迷宫》《八月》《嘉年华》《老兽》《暴裂无声》《暴雪将至》《江湖儿女》等艺术电影，《我在故宫修文物》《二十二》《重返狼群》《生活万岁》等纪录片，《西游记之大圣归来》《大鱼海棠》《风语咒》等动画电影以及《静静的嘛呢石》《图雅的婚事》《花腰新娘》《斯琴杭茹》《诺日吉玛》《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塔洛》《冈仁波齐》《阿拉姜色》等少数民族电影，呈现出中国电影独有的文化魅力和精神气质。
可以说，中国电影丰富的创作实践为理论批评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一方面电影界开始围绕产业、商业、市场等话题纷纷展开讨论，并以此为核心辐射出诸多的热点、现象和话题争议，不同学科的方法论进入理论批评场域，形成了中国电影的多元认知体系。
如今迈入新时代，中国电影不仅在产业链条、创作模式、理论批评及观众群体等层面发生深刻变革，还在教育体制、学科建设、对外传播、技术制作等领域积极创新，彰显出由电影大国迈向电影强国的自信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