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经过30多年的农业经营体制改革，我国农业发展取得显着成绩。如何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它的发展应遵循哪些原则？
刘健：我国农业的总体发展现状如下：从GDP结构来看，我国第一产业占了10%；从人口结构来看，我国城镇化率53%，即大约50%的农业人口生产出了10%的GDP。从户均耕地面积来看，中国大约是0.5公顷，日本是1.4公顷，韩国是1.2公顷，欧洲是20公顷，美国是200公顷。总结来看，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实现耕地相对集中使用是中国农业走向现代化，实现共同富裕的一条不可回避的路。
中国台湾、日本发展农业走的是三条路：一是合作制，二是强大的服务体系，三是土地流转。国外的四大粮仓基本上不种粮食，而是提供种子、仓储、加工、码头、港口、销售网络以及金融服务。国外的这种发展模式给予我们的启示是，我国也需要一套农业生产服务体系。比如，过去的供销社可以逐渐往这个模式转变，这样可以大大减少信息不对称。由于农业服务企业或机构与家庭农场相互合作，它了解家庭农场的信用情况和经营情况，也有较好的制约力，由它们间接提供金融服务可能效果比银行还好。
叶兴庆：对于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我们一定要有国际视野和历史纵深感。去年我国人均GDP约为6700美元、城镇化率为53.7%。日本、韩国及台湾地区上世纪50年代以后走过的历程，与我们80年代以后的发展历程非常近似，即以土改建立小块土地私有制，然后发展工业化、大规模发展出口导向工业，从而带来农业劳动力进城大潮。在此过程中，农业浮现出很多问题，比如农户兼业化、农业成本上升、农业竞争力下降以及进口农产品大量增加。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可以采取三种方式：合作制、支持保护以及土地流转。日本、韩国、台湾地区对合作制及农业支持保护两者表现得过于激进，而在60、70年代对土地流转问题则非常谨慎。他们当时的心态与我们现在非常相似，认为土地是农民的安身立命之本，不能随便买卖。等他们醒悟过来之后，为时已晚，地价已经上涨，土地再也难以流转集中了。
另外，农民的就业结构和收入结构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此过程中，农地的生产要素功能应该逐渐浮出水面，成为设计农地制度的基本考虑。我对农地的流转和集中持乐观态度，现阶段我们已经具备去做这件事情的条件。
有三个问题是在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过程中回避不了的。首先，在土地所有权不能买卖的现实情形下，仅仅依靠土地经营权流转能不能实现农业规模经营？环顾世界，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做到不准买卖土地却能建立起稳固的家庭农场制度。
其次，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离。在三权分离的架构下，不断做大承包权，对中国现代农业发展到底是利还是弊？集体经济组织作为所有权权利主体是不收地租的，现在却有了承包权权利主体来当“二地主”，而且索取的土地租金还在不断上涨，规模经营发展粮食生产的利润很薄。要负担起那么高的租金，必须实现非粮化。这将对粮食安全造成什么影响，值得深思。
最后是金融怎么支持农业发展。
主持人：金融机构如何为农业现代化提供有效的支持和服务？如何在支持过程中，控制风险？
首先是以农业改革来适应金融。比如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再比如扩大有效抵押物范围，这些抵押物可以包括多年生植物、农业机械等，甚至包括农业补贴收益权。
其次是以金融改革来适应农业。比如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
此外还有土地信托。针对中信土地信托模式，网上基本有两个观点，要么很支持这种做法，要么就是提出质疑，我认为安徽、贵州的中信信托模式确实存在问题。北京农业信托又是另外一个模式，他们在成立信托公司后，筹集资金来建立资金池，由信托公司集中土地、投资建设，当然这种模式不适合种粮食，但有利于发展资本密集型的现代设施农业。
关于资产定价和评估服务问题。去年我们在重庆调查“三权”抵押贷款，普遍反映资产定价和评估费用较贵。能不能通过繁荣中介市场，以达到降低费用的目的？
最后是政府支持。政府支持的手段与以往一样，对成本高、收益低的农村金融业务给予财政奖励，充分调动金融机构发放农业贷款的积极性。也有政府出资成立担保公司，效果也不错，但是覆盖面还较小，能从担保公司拿到担保的新型经营主体并不多。
这三种思路如何取舍、如何组合，需要深入研究。
首先是加强对社会化服务组织的金融支持。社会化服务是农业规模化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目前，农机、病虫害防治、农田水利、农技推广以及农资方面的社会化服务组织很多，有的采取专业合作社形式，有的采取其他组织形式。商业银行的金融服务之前很少关注到这一领域。未来商业银行需要加强对社会化服务组织的金融支持，可以重点选择一些专业优势比较明显、组织化程度比较高的经营性服务组织，根据这些组织的金融需求特点来创新金融产品，为其提供量身定制的金融服务。
其次，可以将产业化龙头企业和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的金融服务统筹衔接起来。在整个农业产业链的运作过程中，很多情况下是“龙头企业+家庭农场（专业大户）”的模式，或者是“龙头企业+专合社+农户”的模式。在提供金融服务的时候，可以通过产业链金融服务或供应链金融服务模式的创新，将对龙头企业、家庭农场、专业大户、专业合作社的金融支持统筹衔接起来考虑。
最后，加快涉农抵押担保创新的落地实施。涉农抵押担保创新的话题由来已久。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要推进农村承包地经营权、农民住房财产权的抵押担保。但在实践中还需要加快相关法律法规，特别是担保法、物权法、土地管理法的相应修订，以使涉农产权的抵押担保进一步可落实、可操作。此外，除了土地产权抵押之外，涉农抵押担保还有进一步的创新空间，包括农机具抵押、林权抵押、应收账款质押、大额订单质押、土地滩涂使用权抵押等方面，都可以进一步探索。
刘健：一般企业申请贷款，要么需要信用，要么需要抵押品，否则很难获得贷款，或者贷款风险非常高。现在涉农抵押的范围有所扩大，包括土地经营权、房屋等可试点抵押。但是，这些政策与现有的物权法、担保法还没有衔接到位。而且信用评定还存在制度缺陷，如果没有制度保障的话，违约后难执行，最后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导致有信誉的企业也拿不到贷款。
从金融角度来讲，商业银行给农业提供贷款需要覆盖成本，所以金融支持农业发展，不能一味地强调补贴，必须有一个商业化的模式。究竟是农业适应金融还是金融适应农业？我觉得两者可能是一种中间状态。一方面，无论哪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最终都要落实到制度设计上，与金融制度相衔接。另一方面，家庭农场这些新型农村生产经营组织成立以后，金融服务也需要同步跟上。那么，未来怎么创新农村金融制度？报告中指出发展多元化的农村金融机构支持农业发展，但是这一做法效果有多大需要分析。在我国很多农村地区，有些村镇银行并不是给农户、小企业提供贷款，而是给当地大客户贷款，所以很难确定设立小的农村金融机构就一定能够支持农业发展。不过，实践发现那些做得好的金融机构，都带有很强的公益性和扶贫性质。
主持人：金融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固然重要，但同时还需要财政的补助。那么，在财政扶持过程中，如何实现财政补助的合理利用？如何发展规模农业？
刘健：财政和金融对农业发展的作用并不一样，“财政是雪中送炭，金融是锦上添花”。根据2012年公布的数据，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大约是1.2万亿，当然有些不是直接补贴到农业生产上，可能是农业社会各个方面，整体上城市对农村的转移支付的规模大体是这个水平。财政支持农业发展需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需解决存量优化的问题。
财政支持农业发展有很多形式，比如，减税、投资、补贴等等。但是不同的形式效果并不一样，哪种形式的效果更好，需要进行绩效评估和选择。目前，财政支持农业发展多以补贴的形式。以农业保险为例，现在全国15大粮食作物基本上都有农业保险，遵循的规则基本上是中央承担40%-50%，地方按照品种的不同承担的比例也不一样，农民一般承担的比例很少。第二，财政收入的增量逐渐减少。从财政收入的新增量来看，一方面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逐渐下滑，另一方面营改增以及对小微企业减税政策的实施，导致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也逐渐下滑。所以，增量资金大量投入农业也不是很现实。
尹志超：由于农业吸引力不足，年龄较低及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农村人口离开农村，并且脱离农业生产。因此，在农业新型生产组织的建设过程中，必须增加农业的吸引力。增加土地流转、扩大经营规模是一种途径。数据显示，经营规模在七亩以上的农村家庭，人均受教育程度更高，平均年龄更低，收入水平也更高。因此，土地流转给农村家庭带来了明显的正向效益，从而有助于增强农业生产经营的吸引力，也有利于脱离传统小规模家庭经营。
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显示，2011年为家庭平均经营规模仅为6.2亩，2013年增长至7.4亩，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约11.3%的家庭租出土地，另有13%的家庭租入土地。通过租入和租出，使得农业生产规模扩大，规模的扩大推动新型农业生产组织出现。而我国现有的土地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会阻碍土地流转，因此，是否可以在现有制度不变的情况下延长土地租赁期限。例如新西兰、英国土地产权为999年，而我国农地承包权仅为30年，是否可以将是使用期限延长至50年、99年甚至更多，使农户对未来有稳定的预期，对土地流转也更加有利。另外，流动土地经营的家庭亩产值上升约26%，土地流转效益和规模经济收益非常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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