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蝗神信仰的始终：八蜡庙与刘猛将军
面对汹涌而至的蝗虫大军，古代中国除了以人力积极捕杀，如唐玄宗时中书令姚崇提出“焚瘗灭蝗”（瘗，音亦，掩埋），或“蒸蝗虫而食之”，以及《齐民要术》记载了如何改良土质、以防蝗虫生长的方法，历朝历代，特别是南宋以后的民间社会，更是笃信神灵可以驱蝗，其中又以“八蜡庙”与“刘猛将军”为代表。
清代《古今图书集成》记载，山东省沂州府郯城县（今山东省临沂市郯城县）“在城东二里山上”有八蜡庙（黄色圈起处），今已不存。图为《郯城县志》所附的《郯城县地图》。
《礼记•郊特牲》有载：“天子大蜡八。伊耆氏（指神农氏，或指尧帝）始为蜡。”蜡，在此处读音为“乍”，“蜡祭”指岁末年终时祭祀百神。东汉经学家郑玄（127─200年）注《礼记》时称：“蜡有八者：先啬一也；司啬二也；农三也，邮表畷四也；猫虎五也；坊六也；水庸七也、昆虫八也。”其中，“先啬”（啬，音“色”）指神农；“司啬”为长管谷物的后稷之神；“农”为田神；“邮表畷”乃管田间庐舍之神；“猫虎”指吃田鼠的猫和吃野猪的虎，皆为防范野生动物之神；“坊”为河川堤防；“水庸”为城隍；最后的“昆虫”，也就是会导致农作物歉收的虫害。
“八蜡”是指八种与农事相关的神祇的总称，如上所述，这八种神祇分工明确，分别承担开辟道路、保护禾苗、坚固提防、抗旱排涝和驱除虫鼠的职责。所以在中国自汉代至宋代，八蜡被长期视为农业生产的综合保护神，享官方祭祀。明朝建立后，八蜡庙被从官府祀典中废除，尽管清初在关外有稍稍恢复八蜡之祭，但于乾隆十年（1745）还是“诏罢蜡祭”，从祀典之神降为民间信仰，祭祀规格也一落千丈，不过由于其信仰历史悠久，种植百谷的地区可能都还保有八蜡庙，依旧在民间广为传播。
到了南宋末年，传统的蝗灾巫禳出现重大变化，也就是从祭天转向祭祀被神化的历史人物，民众将南宋初年在江淮一带大破入侵的金兵之宋朝大将刘锜形象，附会上景定六年（1265）蔓延至江淮地区的蝗灾，祈求“刘将军显灵”，驱逐由“敌境”南侵的蝗虫，将宋金战争、宋元战争中的民族意识与驱除蝗灾（外患）相结合，于是出现了“刘猛将军”。
到了清代，朝廷为了消减汉人借民间祭祀维持反清意识，“刘猛将军”从抗金的刘锜，被改换成元末征讨反抗元朝统治、江淮农民起义军的江淮指挥使刘承忠。清雍正二年（1724），雍正帝敕江西等省建立刘猛将军庙；到了乾隆年间增修《大清会典》时，将刘猛将军列为“驱蝗正神”，神主就是刘承忠，道光十五年（1835）又“奉檄饬办”（敕命建庙）。自咸丰七年（1857）起，朝廷屡次加封刘猛将军，至光绪十二年（1886），刘猛将军的封号全称为“保康普佑显应灵惠襄济栩化灵孚刘猛将军”，祀礼规格已与护国神、“关圣大帝”相同。
中国蝗灾的分布，以黄河下游为最多，尤其是河北、山东、河南三省。华北以南，蝗灾渐少，除云南外，几乎完全没有，故福建、台湾、广东、广西四省找不到一个八蜡庙或刘猛将军庙。
虽然清代因官方积极倡导，各地祭蝗庙宇林立，但民众并未把治理蝗灾的希望全部寄托在神明显灵身上。清人在归纳整理对蝗灾的治理后，先后编纂出了《捕蝗考》、《捕蝗集要》、《捕蝗必览》等一系列治蝗专着，并将理论化为实践，在皖北地区捕杀蝗虫的记载亦随处可见，如光绪年间得《宿州志》载：“（乾隆）十一年（1746）秋，大蝗。（县令）下令捕得蝗者易粟倍，于是捕蝗者众，蝗不为害。”与唐代将蝗灾视为“天人感应”不同，清代民众多可积极补蝗以减少农业损失，对蝗虫的畏惧、与崇奉刘猛将军的信仰，也就随之淡化。
到了近代的抗日战争时期，在冀中根据地，如阜平（今河北省保定市阜平县）、深县（今河北省衡水市深州市），以及晋冀鲁豫边区的太行军区更是动员群众进行“打蝗运动”，并发米一百石奖励捕蝗的乡民。
治蝗与破除迷信并举，中国人民也就此走出千百年来恐蝗、畏蝗的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