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河洛文明在一定程度上是四方辐辏的结果，是在文化熔炉中产生的话，那么，在进入文明时代以后，尤其是在商周以后，基于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充分显示了文化的凝聚力和影响力，进发出无穷的辐射四方的力量。
据文献记载，以河洛地区为中心建立起的夏王朝，与地处东南地区的百越族有着密切的联系。《史记・夏本纪》有禹娶涂山的记载；《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说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从考古学上观察，太湖流域的马桥文化中的确存在有二里头文化的因素，而马桥文化的一些典型器物又在二里头文化中找到了踪迹。这说明河洛文化的影响在夏代已经达到江浙一带。我国古籍中记载的夏末商初一件重要的历史事件，即商汤伐桀，桀奔南巢。《逸周书・殷祝解》：汤放桀，“桀与其属五百人去居南巢。”《国语・鲁语上》：“桀奔南巢。”关于南巢的地望，郭沫若、董作宾等认为在今安徽桐城县，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则把南巢圈定在巢湖西南。虽然说所识地点不同，但大的方向是一致的，即夏桀所带领的夏遗民逃到了东南方向的巢湖一带。考古工作者在安徽潜山薛家岗、含山大城墩、肥东古城等发现了具有二里头文化因素的陶器、铜器，应与这一史实有着内在的联系。诚如是，那么，这应当是中原人也就是河洛人最早的一次南迁了。
到了二里岗商文化时期，商文化的分布范围迅速向周边地区扩展，统一了黄河中下游地区，其西到达周原，东到山东半岛，南抵长江北岸，北面到达冀北、晋中一带。至于二里岗商文化对周边的影响，范围就更为广大。如北方河套地区的朱开沟遗址，南方洞庭湖、鄱阳湖一线的湖南石皂市遗址、岳阳铜鼓山遗址、江西清江吴城遗址等，东面的江苏盐城龙岗遗址等，皆发现有二里岗文化遗存。尤其是江西的吴城文化，是与中原商文化并行的一支考古学文化。关于它的性质，目前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是一支土着文化，又具有中原商文化特色；一种认为是一支从中原南来的商文化，是商王朝在南方的军事据点。尽管意见不一，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吴城文化与中原文化关系极为密切，是河洛文化的影响已到达这一地区的缘故。有学者指出，中原殷人渡江南迁后与土着的扬越人融合，殷商文化的某些因素逐渐被土人吸收，从而形成了带有浓厚中原文化因素的吴越青铜文化。
《史记・吴太伯世家》还记载了太伯奔吴的事件。在商末周初，周王古公宣父的长子太伯因让位于其弟，便从中原来到了太湖之滨，断发文身，开创了吴国。太伯奔吴的直接影响，是促使了吴越文化与周文化的融合。到了吴王寿梦时期，“吴于是始通于中国”，“朝周适楚，观诸侯礼乐”。值得重视的是，在考古发掘中，在河南固始侯固堆一号墓中，发现了具有浓郁吴文化色彩的遗物，如原始青瓷器、印纹硬陶等，而且在墓内出土的一件铜簋上发现有“勾吴夫人”的铭文。勾吴即吴国，据考证，这件铜簋就是宋景公当其妹季子出嫁吴国时制作的媵器。勾吴夫人墓的发现，是反映吴与中原关系的最有力证据。通过通婚、战争，以及类似太伯奔吴的南迁、吴人的“朝周适楚，观诸侯礼乐”，进一步加深了中原地区与吴越地区的联系，促进了民族的融合与文化交流。
以上我们只是通过河洛文化的融合性这一特点，重点窥探夏商周时期河洛文化与东南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其实，河洛文化与周边文化的这种辐辏与辐射的关系，是全方位的，如中原与东夷、中原与巴蜀、中原与北方草原地区，等等。在整个的民族融合和文化交流中，河洛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地位进一步凸现出来，在此不一一赘述。秦汉以后，随着版图的扩大，出现了大一统的王朝，尤其是在汉唐盛世，经济、文化的繁荣，加剧了民族融合的步伐，同时也更加巩固了河洛文化的根基，使河洛文化深深扎入中华民族文化之根。尽管说在中国历史上，有过许多次的少数民族人主中原，以及不断的战争和民族迁徙，但河洛地区始终是一个大舞台，文化的根基不但没有动摇，反而产生了磁石般的力量，成为凝聚华夏民族的力量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