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书同文字，其他六国文字遂废而不行，所以秦汉时期主要的通行文字是秦篆和隶书。除此之外，汉代还出现了一批以孔壁竹书为代表的古文经书，它们都以六国文字写成，这些文字形体经过人们辗转摹写得以流传，并被保存至今，成为传世古文字资料，学术界称之为传抄古文，或简称古文。古文主要保存在《说文》、三体石经、《汗简》、《古文四声韵》、《集篆古文韵海》、《订正六书通》以及碑刻、书画、玺印等材料中。
古文形体因屡经传抄、摹写以至发生讹变，不易辨识，但其学术价值却十分突出。对于出土文献而言，古文的作用是简明而直接的。王国维曾提出着名的“二重证据法”，即把考古发现的新材料与古籍记载相互结合以考证古史。而传抄古文记录的是古文字形体，正可以之与地下出土古文字资料相互印证，这对于识别出土古文字是十分有效的方法，学者利用古文考释疑难古文字形体的例子屡见不鲜。传抄古文也会促进传世文献研究。很多古文的出处便是传世典籍，如三体石经古文出自《春秋》《尚书》，《汗简》等书采录的文献达数十种。研究古文对于典籍中字词训诂、文字讹误、通假现象等研究均有重要意义。古文资料对于历史研究也颇具价值。很多以古文刻写的碑铭本身便是难得的史料，如蔡氏古文墓志、陟州东海碑、黄季春墓志、范氏墓群所出古文砖铭等材料，篇幅较长，记载了很多重要史实。
传抄古文的价值并非一直都被认可，恰恰相反，古文形体因屡经摹写而发生讹变，以至早期学者往往忽略其价值，尤其是较晚出现的《汗简》《古文四声韵》，清代着名学者钱大昕谈及二书时云“愚固未敢深信也”，就连专门注疏《汗简》的郑珍也是以说明该书为“大抵好奇之辈影附诡托”为出发点。后来出土的古文字资料日益增多，这种情况得到改善，王国维最早提出“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的说法，指出古文与战国文字为“一家之眷属”。其说可谓破疑除惑，发前人未发之覆。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战国文字资料的大量出土，尤其是近年来大批有字竹简的相继出现，很多文字与古文相合，古文因此受到重视，研究成果也颇为丰富。
石经古文方面，台湾学者邱德修《魏石经古文释形考述》辨析考证石经古文形体；赵立伟先生《魏三体石经古文辑证》以表格形式将石经古文与古文字进行了比对。张富海先生《汉人所谓古文研究》讨论了《说文》、石经古文形体，并纳入了部分汉人注疏中的古文。《汗简》《古文四声韵》的价值在这时也凸显出来，学者开始重视二书。如黄锡全《汗简注释》，利用古文字材料考证《汗简》字形；王丹先生《〈汗简〉〈古文四声韵〉新证》，吸收了近年出土简帛资料，对此二书中部分形体进行了梳理。从特定角度研究古文的着述也陆续出现。徐在国先生《隶定古文疏证》对传世字书中的隶定古文予以整理；徐刚先生《古文源流考》从文献源流方面研究古文。徐在国先生《传抄古文字编》是目前收录古文形体较为详备的字编类工具书。还有很多研究古文的单篇文章，此不赘述。
除了作为研究资料外，传抄古文也是重要的艺术创作素材。《尚书正义》：“科斗书，古文也……形多头粗尾细，状腹团圆，似水虫之科斗，故曰科斗也。”此说对古文笔画特征的描述是比较贴切的。从形体上看，古文笔画头粗尾细，形体圆润婉转，线条活泼流畅，十分适合书法创作。
据典籍记载，较早擅长书写古文的是东汉末期的邯郸淳、卫觊、张揖等人，更有学者怀疑三体石经便出自他们之手。唐代对书法极为重视，教学机构中曾专门设立古文课程。《新唐书・选举志上》卷四十四：“凡书学，石经三体限三岁，《说文》两岁，《字林》一岁。”“石经三体”即三体石经。唐代较为着名的古文书家如瞿令问，其分别以古文、篆文、隶书书写阳华岩铭；又专以古文书写�尊铭，元结赞其“艺兼篆籀”；瞿中溶谓之“篆学之精深，实于唐宋诸儒中卓然可称者”。同时期的卫密、董咸等人对古文笔法亦有专攻，且技艺精湛。宋代崇尚复古，伴随着金石学的兴起，古文资料也倍受重视。郭忠恕、夏竦不但辑录古文成书，而且擅长篆写，如前者所篆三体阴符经中便包括古文，此碑流传至今，现存于西安碑林，属稀见珍品。同一时期的梦英、陈恬、孟孝孙也皆有古文作品传世。金代着名书家党怀英也擅长古文，现存的王安石古文诗刻便出自其手，《金史》本传云“怀英能属文，工篆籀”所言不虚。金、元时期的古文往往见于道教、佛教、府学所刊立的碑石之上（多是额铭），这说明当时古文多用于与宗教、教育密切相关的庄重场所。明、清时期，古文碑刻材料也偶有出现，如黄道周所书其父黄季春墓志、许穆所书陟州东海碑等，但数量上较宋、元时期明显不及。
除了碑刻材料外，艺术作品中大宗的古文材料便属印章了。古文入印现象较早从唐代开始，如流传至今的“敦实”铜印便以古文刻写。宋代之后，古文印章有所增多，不但存在传世品，考古发掘中亦时有出现。如陕西旬阳县宋代窖藏出有“为善最乐”古文铜印一方，此与毓庆宫旧藏一枚印章印文相同。金代也有古文印章发现，如道士阎德源墓出土一漆方盒，盒中装有五枚牛角印章，其中四枚以古文刻写。元明以后，尤其是清代，古文印章开始大量涌现。究其原因，一方面，元代前后的印章材质有所改变，石料逐渐成为治印主材，其不但便于操作，且极为易得。另一方面，文人自主意识逐渐觉醒，猎奇嗜古最能激发人的审美情趣，古文恰好符合这一需要。据我们查检，这一时期见于各个印谱及书画作品的古文印数量达到千枚以上。清代后期直至民国，古文印章开始衰落，数量逐渐减少。新中国成立以后古文入印现象则极为少见。
在众多字体中，古文圆润奇古，生动华美，不仅能体现出独特的审美个性，还可彰显作者的学养与水平，所以颇受文人青睐。同时也应注意到，古文屡经摹写，以致形体古奥奇异，不易释读。所以今人在见到古文作品时，往往无法做到正确的识别、理解。如山东高唐县出土的金代虞寅古文墓志盖铭，原整理者不识，误将古文当成女真文字；重庆酉阳曾发现以古文书写的三字经，有的学者怀疑其是苗族文字，有的则认为与女书、水书相关；山东章丘市文祖镇龙泉庵前存有一副古文石刻楹联，学者不识，或误认成道教文字。至于古文印章，人们给出的释文更是错误迭出。所以，我们对传抄古文材料的认识、了解还应进一步加强。
总体来看，对古文材料的研究与利用还可再深入。首先，应该建设古文电子资料库。科技的进步促进研究方法的更新，利用大数据、云平台建立资料库对于古典文献研究已是大势所趋。出土古文字资料如甲骨文的资料库建设已在进行之中。同样道理，也应建立传抄古文资料库，如此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材料的价值。其次，需对印章等散见的古文材料进行搜集、研究。大宗古文材料如《汗简》《古文四声韵》等已有很多学者关注，古文碑刻的整理工作我们已经完成，但古文印章等材料目前还缺少集中的搜集与研究，这项工作是对以往的总结，其有助于了解古代的社会风气、文化现象、文人心理等，同时也可为今人治印提供借鉴。最后，当代艺术创作应该重视古文材料。古代的石刻、铜器、玺印、书画等艺术创作，都大量使用古文，其艺术效果独特鲜明；而现今的书画、玺印作品中很少能见到古文。任重道远，我们有义务将祖国的优秀文化传统继承并发扬光大。
古文字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与载体。近年来，国家提倡保护和发展具有重要文化价值和传承意义的“绝学”，并重点强调发展古文字等“冷门”学科。这既肯定了传统文化的价值，也给予学界莫大的鼓励。在如此良好的环境下，我们应当充分了解、认识并利用传世古文字资料，尽量吸收它的学术养分，极力发掘它的艺术内涵，使其能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发挥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