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与中国现代美学的开端
中国现代美学诞生于20世纪初，作为中国现代启蒙的一个内容而曾经被赋予巨大的意义。
中国现代性启蒙总的来说有两个方面:以严复以及后来的胡适、陈独秀等人为代表的社会理性和科学启蒙;以梁启超、蔡元培和王国维为代表的审美启蒙。
严复依据的是达尔文主义，鼓吹“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希望中华民族在残酷的世界民族矛盾冲突中能自立于世，救亡图存。
胡适的自由主义思想主要来源于杜威的实用主义、易卜生的个人主义以及当时美国的民主政治实践。
而梁启超、王国维、蔡元培等人的审美启蒙的理论资源主要源于康德的审美自律理论、叔本华、尼采等人的非理性主义。
这些思想从其本质上说，是相互矛盾和冲突的。
但在中国，社会启蒙和审美启蒙两种启蒙思潮在它们的发韧之初奇妙地合为一体。
从目标上说，梁启超、蔡元培和王国维等人的审美启蒙和社会启蒙是完全一致的，二者不但没任何冲突，反而是一种相互补充的关系: 陈独秀、胡适等所鼓吹的科学与民主正是现代社会最基本的价值观念或要素。
民主代表了现代社会基本的政治理念，民主精神和制度中就包含了平等、自由和对绝对权力的限制、尤其是对专制极权反对;而科学则代表了理性精神、务实的作风和严谨的方法，是现代民主政治理想赖以成立的思想方法论前提和条件。
二者都是从社会群体价值层面上进行的精神启蒙。
而梁启超、王国维和蔡元培等人所进行的审美启蒙的目标则是要通过审美和艺术的普及来改造人心，洗刷人性中的污浊和肮脏，从而达到拯救社会的目的。
审美和艺术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效果，是因为他们都把康德的“审美无利害”作为思想资源和理论依据。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现代美学的开端是与康德的学说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
没有康德美学理论的在中国的传播，就没有中国现代美学。
若无中国现代无功利美学的一维，整个20世纪中国美学史和思想史便在一定意义和程度上要改写。
下面我们分别对梁启超、王国维和蔡元培美学思想中与康德学说相关部分予给简单的介绍和梳理。
这种梳理是以中国现代性启蒙为核心的。
换言之，本文并未打算对梁、王、蔡的美学思想与康德的关系进行全面介绍，而只是围绕着他们思想中的“新民”部分，即对他们把审美和艺术作为进行现代性审美启蒙的这部分予以介绍。
梁启超:小说·新民·趣味主义
(一)小说与新民
梁启超的名字对于大多数现代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
作为戊戍变法运动的领导人和中国现代性思想启蒙者之一，他在中国近代社会政治生活中曾经扮演过非常重要的角色。
梁启超所处的时代，是中国最为风雨飘摇、前途未定的时代，也是思想最为活跃、充满激情的时代。
他自己的一生，也是波澜壮阔，风云变幻，充满了戏剧色彩。
前期，他试图通过自上而下的变法去改变社会:设强学会，办《时务报》，鼓吹变法;戊戍变法失败后，他出亡日本，先后筹办了《清议报》、《新民丛报》，前者对中国的专制制度进行了猛烈抨击，报纸因而遭到政府的禁绝，不久便停刊;后者以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文笔对西方近代来的哲学、文学、史学、法学、政治及科学等领域的先进思想和成就进行了广泛介绍，在青年中产生了极大影响。
后期，他由政治转入学术，撰写《清代学术概论》、《墨子学案》、《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翻译文学与佛典》等，提倡新史学，对清代学术研究产生重要影响。
在美学和艺术学方面，他写过《论小说与群治的关系》、《屈原研究》、《中国韵文里头的情感表现》、《情圣杜甫》、《陶渊明》等论著，自1922年始，在北京和南方各大学作了一系列关于和美和艺术的演讲，如《美术与生活》、《书法指导》、《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敬业与乐业》《“知不可而为主义”与“为而不有”主义》等。
无论是参政还是做学问，梁启超始终充满了乐观积极的精神。
可惜的是，他英年早逝，才五十七岁便撒手人寰，留下一部未竟的《辛稼轩年谱》。
梁启超以他短短五十七年的人生，在中国的政治历史舞台上和学术史上上演了一出波澜起伏、有声有色的戏剧，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思想文化和学术财富。
“新民”是梁启超思想的根本宗旨。
所谓“新民”，是用现代民主政治、科学与文化观念去引导国民，塑造具有现代意识和现代思想观念的民众，即他所谓“浚牖民智，熏陶民德，发扬民力”，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是对民众进行现代性的思想启蒙。
无论是早期提倡“小说界革命”，还是后期讲趣味主义与情感教育，都紧紧围绕这一目标，都可以看作他的“新民说”的一部分。
为了“新民”，必须利用小说这种在当时看来十分新鲜的艺术形式。
因为小说比起传统经典来说，具有雅俗共赏、生动活泼的形式，能够迅速地进入人的心灵:“仅识字之人，有不读经，无有不读小说者。
故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这话不免有些夸张。
但细想一下，这其实也是中国古代“文以载道”传统的现代回声。
现代小说随着白话文的兴起而兴起。
白话文形式的采用使得小说成为当时最为大众化、普及化的新型文学形式。
梁启超作为具有锐敏政治眼光和理论嗅觉的思想者，利用这种新型文学形式作为传播新思想、进行“新民”的手段，这也在情理之中。
(二)“趣味主义”，把康德之“无功利”学说贯彻到底
如果说小说是“新民”的利器，则“趣味”则是梁启超人生观的核心。
梁启超与其同时代人的一些思想家一样，把康德的无功利审美贯彻到其人生观中，并试图把它与道德贯通起来，以趣味涵盖、融合道德。
他的思路是:趣味有真有假;有的东西看似有趣，但追根究底是反趣味的;真正的趣味不但带给人真正的快乐，也必然包含着德行与善;将趣味进行到底，也就意味着将美与善贯彻到底。
既然趣味是人生的本质，则从根本上说，趣味无所谓好与坏。
问题是，有的趣味并不能体现人的真正的内在的愿望与要求。
并且，由于这些“趣味”是一种破坏性的嗜好，它对人的身心健康还会造成损害，最终其趣味无法贯彻底到底。
真正的趣味应该是能够贯穿人生的始终的，应当拿来当目的而不是手段。
因此，对人的趣味进行引导就是十分必要的了，必须让人从小就学会认清自己真正的趣味何在。
梁启超举了《世说新语》中一个有名的典故为例:
所谓好不好，并不拿严酷的道德论做标准，既已主张趣味，便要求趣味的贯彻，倘若以有趣始以没趣终，那么趣味主义的精神，算完全崩落了。
《世说新语》记一段故事:“祖约性好钱，阮孚性好屐，世未判其得失;有诣约，见正料视财物，客至屏当不尽，余两小簏，以著背后，倾身障之，意未能平。
或有诣孚，见自吹火蜡屐;因叹曰:‘未知一生当着几量屐。’这段话，很可以作为选择趣味的标准。
凡一种趣味事项，倘或是要瞒人的，或是拿别人的苦痛换自己的快乐，或是快乐和烦恼相间相续的，这等统名为下等趣味。
既然趣味有真有假，有高尚趣味，有“下等”趣味，如何判定其真假呢
梁启超认为人生有四种真趣味:“一，劳作;二，游戏;三，艺术;四，学问。”这四种活动之所以成为人生真趣味，并非因为它们符合道德要求，而是因为它们可以将趣味贯彻到底。
比如赌钱，有人以它为爱好。
赌钱者本是想从中得到快乐和趣味，但是，当赌输时，不但得不到快乐，反而会带来无尽的烦恼，以趣味始，以无趣终。
相反，把学问作为趣味的主体，并非因为学问是“道德的”，而是因为学问的本质能把趣味贯彻始终。
“我不问德不德，只问趣不趣。”(《学问之趣味》)
(三)情感教育与艺术教育
既然主张“趣味主义”，把趣味作为人生观之核心，而趣味有高有低，有雅有俗，有真有假，那么如何让人们培养出高雅而真确的趣味
这其实也是前面“新民”主题的一个延伸或细化。
在方面，梁启超接受了康德的知情意心理三结构说法，并把它与儒家的“三达德”相整合:
人类心理，有知、情、意三部分;这三部分圆满发达的状态，我们先哲名之为三达德--智、仁、勇。
在知育、情和意结构中，梁启超特别注意情感问题。
他对文学中作品如何描写情感有过专深研究，写了《屈原研究》、《中国韵文里表现的情感》等文章，专门探讨中国古典文学如何表现人的情感。
并且，他提出，人类的情感不都是善的，也有恶的，所以需要情感教育。
情感教育最有效的手段是艺术。
情感教育最大的利器，就是艺术:音乐、美术、文学这三件法宝，把“情感秘密”的钥匙都掌住了。
艺术的权威，是把那霎时间便过去的情感，捉住他令他随时可以再现;是把艺术家自己“个性”的情感，打进别人们的“情阈”里头，在若干期间内占领了“他心”的位置。
因为他有恁么大的权威，所以艺术家的责任很重，为功为罪，间不容发。
艺术家认清楚自己的地位，就该知道:最要紧的工夫，是要修养自己的情感，极力往高洁纯挚的方面，向上提絮，向里体验，自己腔子里那一团优美的情感养足了，再用美妙的技术把他表现出来，这才不辱没了艺术的价值。
“为而不有”主义与“知不可而为”--人生的艺术化
把趣味主义贯彻到底，便是人生的艺术化，“为艺术而艺术”、“为劳动而劳动”。
梁启超称之为“为而不有”主义。
一方面是“为而不有”，另一方面却又要“知其不可而为”，在他看来这是一个主义的两面。
“知不可而为”主义是“破妄返真”，“为而不有”主义可以说是“认真去妄”。
“知不可而为”主义可使世界从烦闷至清凉，“为而不有”主义可使世界从极平淡上显出灿烂:
为而不有，简单说来，便是无所为而为。
既无所为所以只好说为劳动而劳动，为生活而生活，也可说是劳动的艺术化，生活的艺术化。
“知不可而为”主义与“为而不有”主义都是要把人类无聊的计较一扫而空，喜欢做便做，不必瞻前顾后。
所以归并起来，可以说这两种主义就是“无所为而为”主义，也可以说是生活的艺术化，把人类计较利害的观念，变为艺术的情感的。
人生的艺术化并不意味着逃避或厌弃劳动。
相反，它意味着责任感与敬业。
人类一面为生活而劳动，一面也是为劳动而劳动。
劳动亦非为了谋生，而就是人之本性的展开。
所以，劳作、艺术、学问和游戏一样，成为梁启超眼中人生的真趣味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