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保军 李泓江 | 新闻学的范式转换:从职业性到社会性
新闻学的范式转换:从职业性到社会性
新闻学诞生于职业语境之中，并形成了职业研究范式。
这一范式以职业新闻现象、职业新闻活动为主要研究对象;以职业新闻工作的精神内核为自身价值理念;以专业新闻观念为理论体系的内在核心。
信息技术引发了新闻领域的互联网革命，造成了不同于职业新闻活动的新兴景象，新闻活动特别是新闻生产活动逐渐从职业性的活动转变为社会性的活动，这种变化反映至学术层面，意味着新闻学研究逻辑起点和研究对象的转换，因而开启了研究范式在对象意义上从职业范式向社会范式的转换历程。
新闻学 范式转换 职业范式 社会范式
互联网革命开启以来，新闻学事实上已经处在某种历史转折进程中。
大量新现象、新问题、新活动有待观察、思考、回应与解释。
然而，新闻学在很大程度上却依然保留着传统时代的研究范式与逻辑，从历史深处流溢而来的理论积淀、思维方式、研究惯习、路径取向，仍然深刻地影响着当前的新闻学研究。
因此，越来越多的学者主张结合现实反思、审视已有新闻理论。
对新闻学进行创新与重建，可谓“箭在弦上”，“刻不容缓”。
创新与重建，需要在明晰旧有理论的基础上，结合当下现实及历史涌动的整体趋向展开扬弃、探索、创新和建设。
若要创新与重建，至少要对三个基本问题形成清晰认知:其一，以往新闻学存在怎样的普遍特征
是否遵从着一种特定的研究范式
其二，当下的新闻活动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其三，这些变化又将如何影响新闻学研究未来的发展走向
我们撰写此文，意在对这三个基本问题做出尝试性回答。
本文认为，以往新闻学研究主要是围绕职业新闻活动展开的，而时下基于新兴技术形成的新闻活动边界不断向外扩展、蔓延，“新闻”呈现出从职业语境向社会生活层面泛化、复归的趋势，新闻学也已处在一种可能的范式转换之中。
一、新闻学的职业范式
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库恩通过对不同自然学科历史的梳理总结出一条科学发展的规律:科学并不是以积累性、连续性的方式向前发展的，而是以跳跃的、断裂的、革命的方式向前发展的，在一些重大的、革命性的科学事件前后，科学研究往往有着差异明显的研究界域、研究方法、概念话语、问题体系以及支撑研究开展的价值理念。
库恩将这些不同归纳为科学研究活动赖以展开的范式(paradigm)的不同。
就新闻传播学而言，早在20世纪后期，亦即从“范式”话语在社会科学领域流行开始，就陆陆续续有学者讨论新闻传播学的研究范式问题，例如，洛厄里(Shearon Lowery)和德弗勒(Melvin DeFleur)认为，大众媒体研究中存在着大众社会范式(mass society paradigm)、认知范式(cognitive paradigm)与意义范式(“meaning” paradigm)三种主要范式。
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则将大众媒体研究范式区分为自然主义范式(naturalism paradigm)、社会因果论范式(social causation paradigm)和功能主义范式(functionalism paradigm)。
由于划分标准差异，不同学者对于新闻传播学范式的表述是不同的，洛厄里和德弗勒是基于研究焦点而做的划分，克雷格基于研究目的，而吉登斯则以方法作为划分的依据。
这些划分方式固然各有各的理由，但却多多少少对库恩“范式”概念存在理解上的偏差。
在库恩看来:“范式是一个成熟的科学共同体在某段时间内所认可的研究方法、问题领域和解题标准的源头活水。”这即是说，范式并不是由研究焦点、研究方法、研究目的决定，焦点、方法、目的等更多是范式的外在表现和反映。
在这一问题上，朗(Annie Lang)理解得恰切，一种范式最为重要的前提和基础是对于研究对象本质的理解，其次才是基于关于对象本质的理解而衍生和设计出来的研究方法、研究路径以及研究问题，社会学家乔治·瑞泽尔(George Ritzer)的理解也与此相似，在瑞泽尔看来:“范式是存在于某一科学论域内关于研究对象的基本意向。
它可以用来界定什么应该被研究、什么问题应该被提出、如何对问题进行质疑，以及在揭示我们获得的答案时该遵循什么样的规则。”进一步来说，对学科研究对象本质理解的不同，是造成不同研究范式出现的根本原因所在，这是因为，当研究者对于一门学科的本质有了不同的理解时，便处在了一种与原有研究完全不同的位置，这种完全不同的位置所导致的是科学家用熟悉的工具去注意以往注意过的地方时，他们会看到完全不一样的东西，“这就好像整个专业共同体突然被载运到另一个行星上去，在那儿他们过去所熟悉的物体显现在一种不同的光线中，并与他们不熟悉的物体结合在一起”。
抛开传播学研究不谈，单纯从新闻学的角度来看，以往的新闻学是否遵从特定的研究范式
按照库恩的理解，经典的教材与著作中往往潜含着特定时期的研究范式，这些教材与著作“规定了一个时期中这门学科的发展方向和研究图景，同时也决定了共同体成员的某种形而上学上的信念和价值观标准”。
以往经典的、我们耳熟能详的新闻学著作，都是以职业新闻活动为中心搭建起来的结构与框架，其讨论内容也多集中在职业新闻领域，譬如20世纪初约斯特的《新闻学原理》、小野秀雄的《新闻原论》、道比法特的《新闻的科学》、徐宝璜的《新闻学》等，20世纪中后期乃至新世纪初，瓦耶纳的《当代新闻学》、塔克曼的《做新闻》、甘斯的《什么在决定新闻》、舒德森的《新闻社会学》和《发掘新闻:美国报业的社会史》、科瓦奇和罗森斯蒂尔的《新闻的十大基本原则》等，这些著述无一例外，都是以职业新闻活动和职业新闻现象为核心研究主题的，或者更加准确地说，在上述著作背后，潜含着一种认识论上的特征，即新闻被等同于新闻业或职业新闻活动，新闻学研究被视作关于职业新闻活动的研究，以至于有学者指出，新闻学本身就是“以新闻职业为对象所累积整合的一种知识体系”。
首先，以往新闻学的知识、理论主要源自对职业新闻活动的经验与反思。
从逻辑上看，一切知识皆源自于人们对现实世界一定领域、特定现象的认知。
新闻学知识根源于新闻领域，是研究者对新闻活动、新闻现象观察思考、分析反思的结果。
就历史看，现代新闻学与“职业”从一开始，便是一组无法分开的范畴。
按照社会学家安德鲁·阿伯特的说法，“职业是一些由个体组成的排他性群体，用某种特定的抽象知识来处理特定情况”，以此为参考，职业新闻活动最晚在19世纪80年代便已产生了。
而以学科面貌出现的新闻学，诞生于职业新闻活动形成之后。
因此，新闻学的诞生与发展，处于职业新闻活动的特定语境和历史阶段，新闻学一出生，面对的最为主要的新闻活动便带有职业属性和职业烙印，职业新闻活动自然成为既往新闻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对职业新闻活动的经验与反思构成了以往新闻学知识、理论生产的一般路径。
学术研究往往被定义为创造新知识的活动，或以创造性的方式运用已有知识生产新概念、新方法，并对各种现象进行新解释的活动。
新闻学研究与新闻活动之间的关系，从逻辑上来看，是理论与实践关系在新闻领域的典型体现，新闻学研究对新闻活动所提供的智力支持，是“以理论解释实践、指导实践”在新闻领域的特定延伸。
现代新闻学既然诞生于“职业”语境之中，便负有指导职业新闻实践、推动社会新闻事业发展的使命与责任，当然，这种使命与责任也是既往新闻学研究至为重要的合法性来源。
第三，新闻学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专业人才。
现代新闻学从诞生起，就带有某种职业教育的性质和色彩，“最初的新闻学和新闻教育的目的，就是为了培养新闻从业人员，通过培训与教学，使年轻人掌握从事新闻传播和报刊印制的必要技艺”。
随后成立的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培养目标亦存在着强烈的职业导向，“由专业主义意识形态所支撑的职业教育，其动机绝不仅仅在于求知和建立职业标准，而且在于训练一支有道德规范、守秩序、有职业习惯、意识保守的从业群体”。
这两所新闻学院的培养方式深刻影响了后来新闻教育的走向，包括中国在内许多国家的新闻教育均深受其影响。
从共享同一种关于研究对象的认识，到知识来源、研究目的与教育实践的职业指向，这些方面共同说明了以往的新闻学研究切切实实地存在着一种统一的范式，亦即“职业范式”。
当然，作为一门现实指向清晰的学科，新闻学研究职业范式的巩固与发展，同新闻学研究者与职业新闻活动之间内在的价值理念密切相关。
这种关联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新闻学研究主体与职业主体基本价值观念的同构性，首先源自现代社会特定学术共同体及与之相对应的职业(行业)之间的内在关联。
以报纸、广播、电视为代表的现代大众媒体构建了现代新闻业，这样的“新闻业是生产和传播攸关普遍公共利益的重要事实信息的活动或实践，该活动由定期(一般是每天)发布时事信息或评论的一组机构进行，以真诚的态度为分散和匿名的受众呈现真相，从而获得公众的关注”。
现代社会中，职业新闻活动构成一种复杂的社会实践，其本质、规范、结构、内在关系等需要学术研究予以持续不断的关注，以便更好地满足职业工作者的内在需要--以稳定的、专业性的知识从事新闻实践。
在这种语境下，以职业新闻活动为对象的新闻学研究者与职业新闻工作者便形成了一种一一对应式的内在关联，进而结构成基于职业新闻活动的价值共同体，诚如有学者所说:“新闻业界与学界共同的职业基础是新闻事业、新闻工作，双方的知识结构、价值观基本相同。”现代社会中，职业新闻活动作为一种传播事实信息与社会信息的方式，被放置在与公共生活相勾连的位置上，“新闻报道主要关注公众利益的相关信息”，“新闻媒体必须成为公众评论和妥协的论坛和广场”。
从事新闻学研究的主体是一个个具体、实在、生动、鲜活的学者，学者之话语立场，“不仅表现为学术理论取向，而且更表现为它所坚持的知识公共性”，学者之行为取向，“一方面参与社会角色的分工，专门从事文化价值符号的构造以及技术应用，富于知识的专业精神;另一方面则在立足专业本位的基础上，怀有严肃的社会使命感，关怀全民族和全人类的共同命运”。
职业新闻活动的公共性，很大程度上与不少知识分子尤其是新闻学者的价值使命感和社会理想存在着深层次的一致性。
因而，职业新闻媒体成了不少新闻学者价值投射的载体。
其二，新闻学研究者基于职业新闻实践，建立起以专业新闻观念为核心的概念体系和理论体系，这是职业范式的概念体系特征和知识理论特征。
范式的建立，往往伴随着概念体系、话语体系、理论体系的生长和完善，这在新闻学职业范式中亦有明显表现，“新闻学成长为一个独立的领域，自己的理论和文献体系也随之产生”，结合实际情况来看，新闻学的概念体系、文献体系和理论体系是以专业新闻观念为核心的。
从西方新闻学的发展状况来看，客观性长期以来一直是新闻学研究中的核心内容，也是专业新闻实践的基本维度和基本理念之一，对于客观性的掌握，也是新闻学教育的基本内容和从业者进入新闻业的基本门槛和必备素养。
作为新闻业合法性源泉的客观性理念，再加上真实、独立、自由、公共性理念，共同构成了专业新闻理念体系参见黄旦:《传者图像: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与消解》，2005年。
，也构成了新闻学职业范式的基本话语体系和知识体系。
而即便是如塔克曼般从社会学角度对客观性之虚伪性进行的无情揭示，又或者从政治经济学视角对客观性所做的深刻批判，从本质上来讲讨论的核心都依然是围绕着专业新闻理念而进行的。
因此，不论是出于维护还是批判，是建构还是否定，以往新闻学讨论的对象多为以职业新闻活动为基础的专业新闻理念及其背后起支撑作用的底层价值。
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职业范式的话语体系、知识体系和理论体系的精髓就在于以客观性为核心、包括真实、独立、自由、公共等在内的专业新闻理念。
民国时期以及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新闻学研究，均受到了西方新闻学较深的影响，尽管新闻学研究在中国具有自身的本土特色，但从实际研究状况来看，包括真实、客观、时效等在内的专业新闻观念，是学界与业界之间相互联动的观念性纽带，因而也是中国新闻学研究中至为关键的内容。
民国期间，中国新闻学研究者已经形成了知识共同体，这些学者在新闻学研究中，多饱含着对专业精神、专业理念的关注，例如，据有学者考察，客观性便曾于这一时期被不同学者予以充分关注和考察，“民国时期的中国学者们在研究新闻学的过程中，也在不时触碰着这块最为敏感的理论区域，他们从新闻业的社会地位、新闻报道的方式与职能、新闻从业人员培养等多个视角对新闻客观性进行着学理上的研究”。
改革开放之后，在西方新闻学的影响之下，专业新闻理念在新闻学研究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围绕着专业新闻观念，诞生了大量成果，而围绕着诸如真实、客观等具体范畴展开的新闻学研究更是不计其数。
二、互联网革命与职业范式的困境
从新闻学科史来看，职业范式对于新闻学的研究与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与价值。
不过，学术研究范式有其生命周期，科学史上范式更迭是常有之事。
当今新闻学显然就处于这样一种范式转换期:职业范式陷于困境，新兴范式呼之欲出。
我们提出这一论断，原因在于“每一种学术图景的发生与转换，都是在一定的历史语境中出场的”，对于以人类社会为研究对象的人文社会学科而言，当学科所面向的特定社会活动、社会现象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时，学科范式便到了转换期与变更期。
相较于传统媒体时代，人类新闻活动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新闻活动的基本要素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从逻辑上看，任何新闻活动均包含媒介载体、传播主体、收受主体、新闻内容四种基本要素，这四种要素及其关联方式、关联样态的改变，是人类新闻活动发生根本性改变的核心表现，也是其他层面新闻活动变化的基础。
变化，从源头上讲，是由互联网导致的。
互联网即媒介，且是一种新兴的、革命性的、从根本上改变了时代面相的媒介。
而互联网所依赖的信息技术，也是20世纪中后期以来影响最为重大的技术，“当代信息技术的创造是人类进化史上最重要的革命”，“比特是不可再分的核心，信息是万事万物存在的本质”，信息技术通过改变人类对世界的理解方式、认知方式，进而改变了人类对世界的建构方式。
较之既往，信息技术所造就的是全新的、别样的社会形态，其影响“至少和18世纪的工业革命一样，是个重大历史事件，导致了经济、社会和文化等物质基础的不连续模式”，一个互联网社会正在崛起。
返回传播媒介本身。
麦克卢汉曾说:“任何媒介或技术的‘讯息’，是由它引入的人间事物的尺度变化、速度变化和模式变化。”换言之，衡量一种社会性媒介的意义与价值，可以通过分析其对人类社会信息的传播速度、传播模式以及所导致的人类社会形态变化来实现。
麦氏之语切中根本，速度关乎时空及二者之间关联方式，尺度表征影响之深度与广度，而模式则指涉施为与作用方式，进而关乎作用的主体与客体。
我们所说互联网的革命性意义，亦可通过麦氏所说的三种基本层面得以说明。
其一，互联网技术塑造的是一个全新的、轻灵的、充满接口与节点的虚拟世界，得益于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的相互嵌套与连接，不同时空、不同主体被有效勾连起来，人类打通了具身与化身、此处与彼处的界限，寓于广延世界中的各个处所得以任意勾连，信息可以在须臾之间实现在人与人之间、主体与主体之间的传播与流动，人类某种程度上达至了信息自由与传播自由，每个人都可通过虚拟网络世界与范围更广阔的现实世界实现连通。
其二，以互联网为分界点，此前不同传播模式与特定载体相连，往往形成较为稳定的对应性关系，例如报纸对应的是一对多的传播模式，书信对应的是一对一的传播模式，会议对应的是多对多的场景化传播模式。
而互联网所带来的，是将延森所列举的同步与异步，一对一、一对多及多对多等多种传播模式涵括在内的新型网络化平台，是弥补了以往几乎所有媒介之不足而形成的“大写的”补救性媒介，现实生活中的每个主体性存在，均可转化为虚拟网络中的节点，并由此向外延伸，辐射出无数种传播方向与可能性。
其三，互联网的影响是无远弗届、无处不在的，其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社会的基本面貌。
某种意义上来讲，在当今时代，互联网是组织串联社会、结构人类生活世界的中介与条件。
互联网仿若人类社会的中枢性平台，以纽带性的身份调动社会之整体信息、资源、要素，在其中介与影响下，不同要素之间实现了重组与再连，时空、关系、规则、习惯等要素在社会世界与生活世界之中的关联路径及相对重要性发生了结构性转换，人的整体存在方式亦发生了显而易见的变化。
概言之，互联网的意义关键词是解放与自由。
“解放”是解除一切特定的、对应式的必然联系，“自由”则意味着从必然中解放出来的不同要素，可以以自由的方式重新结构与连接，并形成无限的可能性。
这种意义，既是对于社会要素而言的，也是相对新闻活动要素来说的。
新闻活动中的传播主体、收受主体、新闻内容在互联网变化的基础上，均发生了深刻的转变。
从逻辑上看，传播主体及其新闻生产活动，是一切新闻活动的起点。
“每个消费者都是生产者，这是一切新新媒介底层的核心特征”，保罗·莱文森之语对于描述当今社会新闻生产活动是恰切的。
消费者与生产者角色逻辑层面的合一，意味着每个人皆可成为新闻信息的生产者和传播者，这使得新闻生产早已不再遵从单一的职业化生产模式和生产逻辑，而是成为社会化的、多元主体参与的共同生产。
这样的新闻生产方向性转变，或可描述为“一种中心性的、等级化的工业生产模式向一种高度灵活、形式多样之社会实践的转变”。
于此转变中，网络技术、信息技术当然是底层性、基础性支撑，其作用却也因与文化因素，尤其是人的个体特性深度耦合而得以彰显和高扬。
“技术发明能够形成自己的系统，而一个系统永远都不只是技术的，而是技术--文化的”，新闻生产的社会化得益于技术与人之主体性的相得益彰。
在技术哲学视野中，技术往往被视为人身体的延伸，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产物，显然，技术与人之内在特质存在着深层次勾连。
人对于世界而言，是天然的卷入者、涉足者。
个人以自身之生命积极融入到现实世界之中，是人之主体性的深刻表现。
以此，个人天然地存在着与他人、世界交流的本能，且这种本能总以积极的、主动的姿态呈现，“个体将自己放在一个与对方共享的处境上，这种能力是人类得天独厚的禀赋”。
主动、积极地卷入世界是人的天生属性，创造文本、传播所见所闻深刻地根植于人之主体性。
当个人及由个人组成的所有其他类型主体的主体性被技术所激活，一跃而成为新闻生产主体时，职业媒体对于媒介、对于新闻生产的垄断地位就被打破或一定程度的消解。
职业媒体从唯一的生产者变成“之一”的生产者，此前专门性、排他性的新闻生产活动，开始向所有人、所有主体敞开。
在此过程中，“新闻”与“职业”之间一一对应的关联被切断，转而向更广阔的社会空间寻求生命支撑与滋养，“新闻”也从少数人眼中局部世界的表达，变成了多数人甚至所有人眼中整体世界的言说和呈现。
收受主体除了角色转变外，其所对应的收受活动亦发生了显见的深层次变化。
互联网诞生之前，受制于媒介载体的物理属性、信息承载量等，报纸、广播、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所对应的是高时空、环境依赖性的新闻收受活动，这意味着新闻在人们生活中的分布是块状的、零散的，收受新闻的活动与其他活动一般也有着较为明显的界限和较为清晰的区隔。
媒介技术的演化正在改变着新闻收受活动的样态。
移动互联网及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终端的普及，更是摆脱了收受活动对特定时空、环境的依赖，人们可随时随地于任何场景了解外部世界的变化，新闻收受活动从一种受到一定束缚的活动转变为一种自由的、“随心所欲”式的活动。
一如有学者所描述的那样，“手机融合了所有有利于加速信息传递的优点，在空间位置上，它的无线轻巧，使它可以伴随躯体和交通工具流动;在信息传输上，电子技术助它一臂之力。
手机结合了以前所有媒介对载体的运用方法，在超越时间、加快信息流动上更胜一筹，在细微之间缩小了发送信息到接收信息之间的时间沟壑”。
随时随地收受新闻，说明人们的“零碎时间被最大限度的整合，新媒体更加渗透、嵌入到日常生活中”，新闻在个体生活中的分布已经成为弥散性的、填充性的，就像尼尔·库尔德利所说，“我们的生活处在媒介渗透的饱和态”，媒介蔓延之下，我们的生活也布满了新闻的印记。
相较于早先新闻对人之日常生活的“浅介入”，现如今，几乎分布于人之生活、时空各个角落的新闻早已对日常生活构成了“深介入”。
新闻收受活动对于人们而言，很多境况下也不再是一种专门性的活动，而是以一种融合性的姿态，与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其他行为、事件形成深度交融与牵连，幻化为填充人们日常世界的生活资料乃至生活背景。
就新闻内容来看，变化亦是剧烈的。
这一要素更为确切的表述应当是以报道或传播形态呈现出来的新闻文本。
从逻辑上来看，新闻内容可以区分呈现形式与所呈现出的事实信息两个层次。
按照麦克卢汉式的思维方式，事实信息的呈现形式或许比具体的事实信息更为重要，至少在分析、提炼媒介与传播规律时是这样的。
从学理上来看，不同的媒介形态，对应着不同的内容呈现形式，进而对应着不同的人体接收器官及不同的信息接收方式。
传播载体的物理属性，决定了其所运用内容呈现形式的边界。
传统媒介即报纸、广播、电视所对应的内容呈现形式是相对特定的、单一化的，在介质/载体与呈现形式之间形成的是一一对应式的关系。
这是传统媒介载体的特质所在，也是其在内容呈现上的局限所在。
但基于二进制的运算逻辑和数据结构，在将世界的最小单元定义为比特之后，打通了不同表征、呈现方式之间的转换渠道，使得互联网构成了一个可以集合、容纳不同产品形态的统一性平台，以开放式的、包容性的姿态容纳了包括文字、图像、声音、动画、视频等在内的几乎所有内容呈现方式，并实现了内容呈现方式之间的自由连接和灵活组合，“某种意义上，互联网语境下的新闻是以‘自由’的、灵活的、多元化的、多感官结合的形态呈现出来的”。
当清晰地勾勒出基本要素的根本性变化后，我们会发现，互联网革命对于新闻活动最为重要的意义，就是使“新闻”不再为职业新闻机构所垄断，不再停留在特定的收受时空情境。
“新闻”就是新闻，是呈现事实、反映世界新近变化的特定方式，是连接人与新近之事实世界变动情况的中间环节与特殊纽带，是人日常世界的生活资料与生活背景，当然，也是人的一种基本存在方式。
这深刻地说明了，互联网所带来的绝不仅仅是实践层面的剧烈变革，也是(至少应当是)哥白尼式的认识革命。
其次，互联网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新闻活动基本要素的同时，也改变了职业新闻活动的存在方式和行业样态。
以技术变革为引擎的时代转换，带给新闻业的是危机与不确定性交杂的当下与未来。
技术导致了新闻业的渠道控制危机，并引发新闻业的多重衍生危机。
互联网是新闻业当今时代面临的最大变数。
传统媒体时代，新闻业虽然也面临着诸多危机，但由于控制着报纸、广播、电视等大众传播的主要媒介，对于整个行业而言，并不存在生存意义上的危机。
互联网的诞生，建构了一个容纳人类整体新闻传播活动的全新平台，其他类型的新闻活动在技术的赋能赋权作用下得以与职业新闻活动处于同一平面。
互联网并不掌握在新闻业手中，新闻业仅仅是互联网众多利用者之一，因为技术带来的传播平台维度的实质性升级，新闻业处于主体地位的相对降级状态，从此前对大众媒介的绝对控制者、垄断者到互联网语境下的一个组织节点，“作为一种职业实践的新闻传播仍然有位置，作为一个组织信息和知识机构的大众媒介也不会消亡，但都只能化为‘关系之网’中的一个互联部分”。
这种传播渠道层面垄断地位的弱化甚至丧失，是职业媒体所面临的最重要的生存危机，大量传统媒体或已消失，或处在生死线上苦苦挣扎。
渠道控制危机，进而引发了诸多次生危机，当前新闻业面临的包括盈利模式危机、专业理念危机在内的诸多危机，某种程度上均与其渠道控制力的降低密不可分，“传统新闻业的‘控制机制’在21世纪遭到了挑战。
新的媒体技术改变了传统媒体对稀缺内容产品生产的渠道控制，因而打破了后者对注意力资源进行搜集、售卖的垄断权。
新闻业的盈利模式陷入崩溃，与之伴生的新闻专业主义陷入到哀鸿遍野的境地”。
当然，技术对新闻业所带来的并非仅是危机与困顿。
与新闻业在主体地位上相对降级伴生的，是新闻业在存在方式上的“升级”。
以技术发展的宏观视野来看，传播技术的每一次革命性演变，都是构成职业新闻活动存在方式变化的基础条件。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的出现亦不例外。
它从根本层面改变了职业新闻生产方式，导致了新闻生产主体、新闻生产资源、新闻生产工具、新闻产品形态、新闻生产关系等多个维度的变化，且这种变化并非一次性转换，而是不间断的、累进式的持续性变革。
互联网是基础性架构，而每一次应用层面的技术创新，都仿佛是一种拓展功能的“升级包”和“补丁包”，推动着新闻生产方式中各种要素、各个环节的丰富和完善。
例如，以传感器技术和物联网技术为代表的信息采集技术，可以将客观世界中的事物直接转换为信息，这些信息在统计学意义上可以反映出客观世界的真实面貌，因而可以成为新闻生产的资源素材;再如，人工智能技术在新闻活动中的使用，使得机器在一定意义上成为直接的新闻生产者，扮演起传播新近事实信息、报道客观世界的角色。
新闻生产方式的变革进而会导致新闻生产观念的变革，一方面以真实、客观为代表的专业新闻观念在互联网语境下有了新的发展，基于公开与参与机制的新闻透明观念正在渗透进新闻生产过程之中，另一方面信息技术、数据技术背后的量化思维、科学主义精神越发成为影响新闻生产活动的观念性因素，不断拓展着新闻业呈现事实、报道客观世界的维度。
当然，互联网对于新闻业带来的变化，不只在于新闻生产层面，而是全方位的改造与创新，恰如有学者所言，“新闻创新浪潮虽因技术创新而引发，但并不局限于新闻业对新技术的采纳和应用，而是已经影响到了新闻业的方方面面，它不仅包括新闻生产最前端的产品和方法创新，而且涉及组织作为主体的结构创新、行政创新、市场创新，以及涉及在变迁中的组织场景的‘个体行动者’的工作方法创新”。
第三，互联网革命带来的另一种深刻影响，在于它导致了新闻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深层次变化。
在传播技术革命语境下，新闻活动的基本要素发生了根本性改变，这些要素作为新闻活动与其他社会活动关联的接口、节点、纽带，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新闻活动与其他领域以及社会整体之间的关系。
在时间维度中，人类世界可以区分为过去、现在与未来。
人们对它们的认知依赖不同的手段与方式。
其中，过去已经发生，历史是认知的手段;未来尚未发生，无从认知，只能依赖经验、理论去推测或想象;而现在，处于过去与未来的结合界面，新闻是认知的重要手段。
从功能论上来理解，新闻是将新近的、当下的、处于不同空间的世界联系起来的方式，是搭建起共同世界的桥梁。
就历史看，不同时代新闻在社会中所起的作用存在很大不同。
前新闻业时代，尚未形成规模化的新闻活动，同一社会内部的连接，所依赖的是历史中遗留下来的文化、风俗、习惯，存在于现实生活中的组织、制度以及根植于人之特性与文化圈层的人际关系，不同地域、不同社会之间也处于弱连接甚至无连接的状态;大众媒体时代，新闻业建立起社会与个体、社会与社会之间连接的通路，个体与社会、民族和国家基于安德森所言的“想象共同体”机制得以相互连接，新闻成为组织社会、勾连世界的重要方式，也正是在此意义上，西方学者将新闻视为民主政治的基石，但此时的新闻业依然是以周期的方式出版的，同一社会，尤其是不同社会之间的连接依然是松散的、延时性的;进入互联网时代，后新闻业时代开启，新闻已经由通达的网络媒介渗透进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时空关系结构与社会交往模式因网络媒介而得以改变，社会与个体、社会与社会无时无刻不处于连接状态，世界在经验层面上被连接成一个共时性的整体，新闻作为连接现时世界之特殊纽带的功能已经具备人类层面、普遍生活层面的意义。
在此意义上，互联网时代，新闻与社会各个领域都已展开了深度的融合，新闻已经渗透、融合在了社会生活的脉络、肌理之中。
新闻活动中的时空关系、参与主体、传播方式等层面的变化，导致了其与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各个领域之间的结构方式、矛盾关系、相互作用机制层面的深刻改变，尽管我们很难从价值层面上来评判这些复杂的改变对人与社会究竟是利还是弊，是自由还是更深的控制，是乌托邦还是失乐园，但在事实层面上，我们可以说互联网革命带来的，是新闻与社会各个子领域之间的重新结构，是一种新闻与社会之间的全新关系。
新闻活动基本要素的根本性变化、新闻业存在方式和行业样态的改变，以及新闻与社会之间关系的重塑，使得新闻研究的职业范式面临越来越多的困境。
面对互联网革命所导致的现实新闻活动、新闻实践的变化，职业范式危机重重。
职业范式的危机、困境，并不局限于某一层面、某一维度，而是一种整体性的、对自身命运无法掌控式的困顿与无力，是其存在之基础层面、根本层面的合法性危机。
职业范式关注的核心为职业新闻活动、职业新闻现象，具有天生的视域范围。
这种特定的视域范围在过去为职业范式主导的新闻学研究提供了稳定的客体支点、研究问题与解释对象，自然有其自身存在的历史必要性与合理性。
在媒介环境、传播语境发生剧烈变化的当下，新闻活动向着社会生活层面、新闻本体层面转移与复归，新闻学所要研究与解释的是社会层面、生活层面的新闻活动。
聚焦于职业新闻活动的职业范式，在面对更为广阔且更为复杂多变的新闻活动时，显得有些束手无策、解释力不足。
进一步来说，职业范式的概念、话语、理论是基于职业新闻现象而产生和形成的，这意味着这些概念、话语、理论与职业新闻现象之间是相互对应、匹配和吻合的。
当以职业范式对全新新闻样态、新闻现象进行解释时，常常会面临无法从原有理论体系中找寻到与新现象、新活动相对应、匹配、吻合之概念、话语和理论的尴尬境况。
职业范式与新兴现象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断裂与错位，不仅难以对新兴新闻现象解释，即使对当下不少职业现象、职业活动，也无法进行有效解释，因为职业新闻现象在当前媒介环境中并不像过往那样的独立，而是被嵌构、整合进社会性的网络之中，职业活动往往是与非职业活动相互交连、融合在一起的“新型”职业新闻活动。
其二，职业范式陷入了内卷化的窠臼与漩涡，严重束缚了新闻学的发展和创新。
进入“常规科学”阶段的职业范式，尽管也产生了不少经典性的研究成果，开辟了一些具有解释意义的理论视角，但后期研究更多的是“打补丁”式的补充性研究，甚至是没有多少真正学术增量、理论生长空间的迁移式研究，诚如有学者所说，“新闻传播研究停留于内部的知识循环，从概念到概念，为理论而理论，与实践问题脱节，问题意识薄弱，多停留于浅表层进行重复劳动和表面化开采，没有把理论钻头触及实践深入”，而这样的新闻学研究，造成的是“理论在自身内部不停运转的封闭循环，终究不过是一种‘思想的消费’而已，进而导致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的脱节和断裂，不可能有真正的理论创新，只会加剧思想理论的衰变”。
职业范式下新闻学研究的内卷化，意味着新闻学研究进入到一种“瓶颈”状态，职业范式暮气已显，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新闻学自身发展的阻力。
其三，职业范式难以为新闻实践的发展提供建设性的规范与指导。
理论只有在一定程度上超越实践，才能指导实践、规范实践，“在实践自我超越的历史过程中，理论首先是作为实践活动中的新的世界图景、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目的性要求而构成实践活动的内在否定性。
这种内在否定性就是理论对实践的理想性引导”。
职业范式指导下的新闻学研究，理论处于实质意义上的停滞状态，也落后于现实新闻实践的发展。
在无法对新闻实践提供有效的规范指导情况下，职业范式便面临着严重的乃至根本层面的合法性危机。
面对重重危机与困境的新闻学，到了范式转换的时候了。
三、社会范式及其何以可为
通常而言，一门学科是依赖研究对象得以确立和界定的，“学科合法性的第一个依据是独特的研究对象，研究对象是一个学科区别于另一个学科的主要依据”。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是人类社会活动，社会活动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处于不断发展变化的历史进程之中，且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活动往往会存在深刻的差异与不同。
这说明，人文社会科学会存在不同的研究阶段，不同研究阶段有可能提出不同的主导范式。
新闻学是以新闻活动、新闻现象为研究对象的学科，早先新闻学研究者对于“新闻”的理解与认识是在职业层面上展开的，但如今，人类新闻活动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就像我们前文所揭示的，人们关于“新闻”的认识也理当发生彻底的，乃至哥白尼式的转变，亦即要把“新闻”从与职业的密切捆绑中解放出来，把新闻当成一种社会化、网络化的活动来理解，或者更准确地说，把新闻当成一种将世界勾连起来的方式来理解。
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相较于传统的“职业范式”，我们将新闻学可能出现的新的范式命名为“社会范式”。
那么，社会范式是怎样一种范式呢
从学理的角度看，大概有以下几点基本意涵:
首先，社会范式的研究对象是社会化新闻活动、新闻现象，即建立在一定社会物质-技术基础之上的所有新闻活动、新闻现象，这是社会范式与职业范式之间的根本区别所在。
新的学科范式的出现，一般而言标志着一种可为研究者长期遵从的研究路径的形成。
社会范式是以社会化新闻活动、新闻现象为研究对象的范式，其得以存在的一个必要前提是:社会化新闻活动、新闻现象构成了一种相对长期的社会事实。
如果新闻实践不存在一种相对稳定的模式，如果社会化新闻活动转瞬即逝，那么谈论社会范式便毫无意义。
而从实际来看，人类的新闻实践已经进入，且将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保持在社会化新闻活动的历史阶段。
尽管人类具体的新闻活动、新闻现象日新月异，但不断涌现的新闻活动、新闻现象都根植在一种稳定的物质-技术基础上。
在芒福德看来:“每个技术阶段都有其特定的发源地，倾向于利用某种特定的资源和原材料，有其生产能源和利用资源的特定方式，当然也有其特定的生产方式。”互联网处于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兴技术阶段。
以信息科学为支撑、以光电-比特为核心的技术结构已经覆盖到了社会的各个方面，且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这都是社会存在的基本技术结构，网络化的传播模式也是新闻信息传播的基本模式。
这是新闻活动、新闻现象多变表象之下相对不变的要素，当然也是社会化新闻活动、新闻现象、新闻实践得以持续稳定存在的前提与基础。
在此基础上，社会化新闻活动、新闻现象构成了新闻学研究的稳定对象，新闻学可以围绕社会化新闻活动、新闻现象进行持续不断的知识生产、规律探索与理论建构，进而形成一条根基坚实、发展繁茂的理论生产路径。
有必要说明的是，即便职业范式也或多或少关注到社会化新闻现象，但它与社会范式所关注的社会化现象有着根本的不同，职业范式所看到的是与职业新闻现象相分离的社会化新闻活动，即主要作为职业新闻传播对象的社会化新闻收受活动，而社会范式关注的是与职业新闻现象高度融合一体的社会化新闻活动。
其次，社会范式的本质是一种以社会关系为基本视域和研究眼光的世界观。
“范式改变的确使科学家对他们研究所及的世界的看法变了，仅就他们通过所见所为来认知世界而言，我们就可以说:在革命之后，科学家们所面对的是一个不同的世界”，在库恩的科学革命理论中，范式的本质是一种世界观及看待世界的眼光，“接受一个新‘范式’的科学家会以与以前不一样的方式来看这个世界”，“革命之前科学家世界中的‘鸭子’，在革命之后就成了‘兔子’”。
推及新闻学研究，职业范式眼中的是职业世界，是职业新闻活动与职业新闻现象;社会范式眼中的是网络化世界，是社会化的新闻活动和新闻现象。
互联网革命语境下，“媒介更富有弹性，其相互连接性足以使‘媒介环境’成为我们唯一的出发点，单独考虑具体的媒介倒不是我们的出发点了”，借用尼克·库尔德利的逻辑，网络化、关系化思维应当成为我们思考新闻活动的出发点，新闻活动理当被放置在网络化、关系化的视野中进行审视，“新闻学必须自觉地转换视角，从人类传播实践的平台范畴来观照新闻业及其实践”，“只有从网络化关系视野去探析，始终不断从新的经验事实入手，方能理解和分析新闻实践的状况，方能辨析乃至抽象出规范和原则”。
当然，我们必须明白的是，新闻与传播毕竟不同，以社会关系为基本视域、以网络化为研究眼光，并不单单意味着将新闻活动仅仅视作一种传播实践，新闻是一种与时空关系、现时社会关系连接更为紧密，其内在意涵也更应当在人与外部世界的关联中进行把握的社会实践，社会关系、网络化的视域与眼光更多地应建基于人、时空、社会等更为根本的范畴之上，更应关注新闻在这些关系中的特殊意义与价值。
第三，社会范式的价值观念与职业新闻价值理想之间对应式关联解除，不再以为职业新闻辩护的姿态而是以更加理性客观的学术精神、研究态度，去探讨作为社会现象的新闻活动与新闻现象。
从根本属性上来讲，新闻学是一种学术研究活动，是一种求实、求是、求真的知识生产活动。
职业范式中，新闻学承担了太多为职业活动、职业行为辩护的功能，而与职业范式相连的“专业主义”本身即为一种特定的意识形态，这多多少少会导致新闻学研究对学术研究之求实求是属性的偏离。
当新闻与特定职业活动对应式关联解除，转而面向社会化实践活动时，新闻学研究的目光、关怀也可以不再局限于职业新闻活动，新闻学自然应当更多地回归到求实、求是、求真的学术研究本位，以科学的精神思考、解释与研究新闻活动、新闻现象。
当然，新闻学研究向科学本位的回归，并不是说新闻学研究失去价值理想与信念关怀，“新闻”与职业之间特定关联的解除也并不是说新闻理想、新闻规范的消失。
新闻活动、新闻实践的社会化标志着新闻生产不再为职业新闻生产主体所垄断，原有职业精神、职业理念显然无法有效调节非职业新闻活动、非职业新闻现象，这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对社会化新闻活动、新闻实践的调节转而可以由根植于人类社会的道德伦理观念来规范和调节，“新闻理想”恰好可以从根植于特定职业的原则、观念转向根植于人类社会的普遍伦理观念，从而与人文精神、人类共同的社会理想建立起契合与关联。
它是对活生生现实的描述，是再现的真实，是通向‘真实之整体’的‘地方知识’，是对生活浸淫了人文关怀的批判与参与。
新闻本身就是获取知识的研究，但不是抽象理论的研究，而是栩栩如生的描述型研究。
其目的是理解，并通过这份理解，以人文关怀为尺度对现实生活做出批判，而且还要在此基础上促进社会的进步与改造，使我们的生活在新的境界上更接近人文价值的标准。”这表明，社会化新闻实践、新闻观念的应然方向，当是建立与人文精神、共同价值更为紧密且直接的关联。
而于新闻学研究而言，社会范式当根植于人文精神，新闻学研究应更多地关注人的生存方式、人类社会的存在方式。
一言以蔽之，人与新闻的关系才是新闻学的总问题，职业新闻活动与新闻的关系只是新闻学的部分问题，何况，我们必须以融合的、统一的而非分离的、割裂的方式理解社会范式下的新闻学。
此外，社会范式与职业范式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差异，且前者对后者的取代是一个渐变的而非突变的过程。
在库恩看来，新范式与旧范式之间存在着根本层面的不可通约性，“科学革命中出现的新的常规科学传统，与以往的传统不仅在逻辑上不相容，而且实际上是不可通约的”。
范式之间不可通约的根源在于研究者初始基点的根本性不同，而这种研究所处位置的不同，决定了社会范式在研究对象范围、视域眼光、价值信念层面与职业范式均存在深刻差异。
社会范式与职业范式之间处于竞争状态，研究范式之转换，“就像格式塔转换一样，它要么必须立即整个地变(虽然不必在瞬间完成)，要么就根本不变”，加之互联网所带来实践层面的革命性转变，社会范式对职业范式的取代是一个毋庸置疑的过程。
但任何范式的更迭并不会一蹴而就，其间也一定会遇到不同程度的阻挠与对抗，“在一个既定范式当中成长起来的人，通常会在不知不觉当中成为这个范式的忠实维护者，它不仅会用尽可能丰富的经验事实来为它添砖加瓦，更会在它遭受攻击时自觉地去捍卫它。
人们在习惯用一种方式看世界之后，很难再相信还有另外一种看待世界的可能性”，这表明了，范式的转换往往是渐变而非突变的过程。
职业范式在长久的发展过程中，已经培养了一大批以之为基本研究路径的研究者，长久的学习、操练使得不少新闻学研究者形成了固定的研究习惯，即便世界变化、实践变革，也还是按部就班地去思考问题与解决问题，而鲜有问及如此这般是否依然合理、仍旧可行。
以此推之，社会范式对职业范式的取代，也将是一个渐变的过程。
我们很难估量这种转换将以何种速度推进，库恩对科学革命的研究表明，科学共同体转向新范式，“有时要花一代人的时间”。
但好在，范式转换的基础已经初步具备，研究者所处的社会生活世界也已发生了改变，尽管职业范式的影响依然存在，但社会生活世界的变化却会浸润研究者的观念与价值，进而不断消解、降低职业范式的影响，并推动学术研究向着与现实世界更为契合的社会范式转换。
事实上，已有一些研究做出了自发的、具有范式转换意义的探索在这些探索中，较有代表性的作品包括黄旦的《整体转型:关于当前中国新闻传播学科建设的一点想法》、《重造新闻学--网络化关系的视角》，吴飞等的《“否思”新闻学》，张涛甫的《新闻学理论创新:问题与突破》等。
，这些研究或多或少带有了新范式的特征、要素和眼光，由于社会条件的转换已经站在了与以往职业范式不同的研究起点上，这些研究某种程度上预示着社会范式的发生，是处于旧范式向新范式转换过渡阶段中的探索性研究。
就社会范式的基本意涵简明阐释之后，随之而来的问题是:社会范式的建立何以可为
怎样才能建立起社会范式，并使新闻学在社会范式所开辟的通路上更好发展
最先要做的，理当是以一种超越性的视野重新理解新闻(news)。
我们前文一再提及，对于一门学科而言，不同范式之间的根本性分歧点在于对研究对象本质理解的不同，因此，若要建立起社会范式，有必要以全新的眼光赋予“新闻”以新的、更加契合社会范式的内涵与意义。
德尔兹(Mark Deuze)和维茨格(Tamara Witschge)认为新闻业已经从一种专门的职业转变成了一种迅速变化且多元化的社会实践，因此要超越新闻业(beyond journalism)，并在一种更为根本的视野上重新诠释“新闻”;克里斯·彼得斯(Chris Peters)呼吁研究者在新兴的媒介环境下，不要拘泥于传统的职业新闻学研究，而是要深入到受众与新闻用户的生活脉络中去分析受众的新闻收受活动，在受众的生活世界中重新定义新闻;汉弥尔顿(John Maxwell Hamilton)和特沃雷克(Heidi Tworek)认为新闻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仅仅被视作职业性的产品了，而是有了更为广阔的外缘，他们主张要在深厚的历史视野、现下的新闻消费模式以及全球性的景观中看到不同于“盎格鲁-美利坚”模式的新闻学的可能性，要从时空、文化等角度发现新闻不同于职业层面的意义与内涵;斯蒂娜·本特森(Stina Bengtssom)和索菲亚·约翰逊(Sofia Johansson)更是认定在数字文化中，应当站在一种现象学的视角去重新理解新闻对于受众而言的意义与价值。
尽管学者们并未就如何理解新闻达成一致，但这些学者却都主张超越传统的职业范式，以更加全面的视野、在社会的整体性层面来理解新闻。
我们在前文分析的过程中已经提出，“新闻”与主体、介质、内容皆无涉，互联网解除了新闻与上述要素的关联，将新闻从特定的历史形态中解放出来，也将新闻的本质在纷繁复杂的新闻现象中剥离和显露出来，这就是说:新闻就是新闻，它不仅是对事实世界最新变动情况的呈现，更是连接主体(包括个体与群体)与外部世界的特殊环节、纽带或“中介”，也是人的一种社会存在方式。
这一关于新闻的理解，正是我们认为的社会范式的基本起点，也是与职业范式存在根本区别的逻辑拐点，从这一起点出发，可以生发出与职业范式完全不同的新闻学研究景象。
但如何站在一种超越性的、更为根本的视野重新理解与诠释“新闻”，解读社会范式语境下“新闻”的内涵，已经不属于本文的讨论内容了，会有另文专门进行讨论。
进一步要做的，是在这一全新的起点上梳理和把握社会范式新闻学研究的问题脉络与研究图谱，从而建构起不同于职业范式的新闻学话语体系、知识体系和理论体系。
当然，不同并不意味着传统职业范式应当被彻底抛弃，相反，社会范式知识体系的建立，某种程度上需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媒介环境以及社会范式自身的眼光对职业范式的理论成果进行创造性的转化，加以批判性地吸收与利用，因为就现实层面，职业范式的解释范围与社会范式的解释范围有实质性的重合交叠。
因此，以社会范式的眼光对职业范式的理论成果进行改造，构成了社会范式自身创新的一条重要路径，如同黑格尔所说，“那在时间上最晚出的哲学体系，乃是前此一切体系的成果，因而必定包括前此各体系的原则在内;所以一个名副其实的哲学体系，必定是最渊博、最丰富和最具体的哲学体系”，推及新闻学发展中亦是如此。
作为“晚出”的社会范式，只有充分地了解、吸收、消化此前的职业范式中涌现出的思想成果，取材于前，借鉴于史，才能实现新闻学理论的自我超越和推陈出新。
不过，更为根本的还是推陈出新，还是要站在新的逻辑起点，以新的研究眼光进行全新的社会范式的构建。
这里需要解释的是，从职业范式到社会范式，并不是对职业范式进行范式层面的修补(paradigm repair)，而是彻彻底底的范式转换(paradigm shift)，是全新范式的系统构造。
“修补”意味着只是在新的知识语境和社会语境上，对原有范式的解释形成一种补充或替代性的解决方案，其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原有的对象和起点，也并没有对范式的根本性前提与研究对象的本质形成彻底的反思，例如芭比·泽利泽虽然看到了以职业工作来解释新闻工作者的局限性，并提出了“阐释共同体”(interpretive community)这一替代性的解释框架，但这一解释框架的逻辑起点依然是新闻工作者而非新闻(news),更没有对“新闻”做出不同于以往的理解，这导致了其并未完全走出职业范式。
以作为“中介”的新闻(即把新闻当作一种勾连世界与社会的中介)为起点的社会范式与以职业新闻活动为起点的职业范式是完全不同的，这种研究起点的不同，是世界观层面和认识论层面的不同，因而也决定了社会范式所建构起来的研究路径、话语体系、知识体系和理论体系会与职业范式存在根本性的不同。
更为重要的，是以交叉融合、多元理解的方式促进新闻学知识版图的拓展和增殖。
早先职业范式源自职业语境，职业活动、职业现象是其关注的焦点和对象，因而，更多遵从的是一种特殊主体本位式的研究路径，由于职业主体仅仅是特定的类型主体，既非普遍意义上的、抽象层面的人，也并非鲜活的、具体的、生活化的人，因而理论的建设一定程度上处于悬空状态。
在“新闻”与“职业”之间对应式关联得以解除的基础上，社会范式将新闻学研究放在了人、世界、时空、社会等更为根本的理论探讨界面上，而在此界面，新闻学得以向更多方向、更多领域，与更多学科交叉融合。
这确实为新闻学知识版图的扩张提供了底层基础，新闻学亦应当以此为契机，建立起与包括哲学、传播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语言学、信息科学、智能科学等在内的多种学科之间对话交流的通途，扫清理论连接障碍，以更加多样的视角来阐释新闻活动、新闻现象，从而形成立体化、多元化的理解。
当然，对话交流对于社会范式的建立与发展而言，不仅必要，而且必须。
这是因为，尽管社会化、网络化的世界观和学术眼光已经出现，社会范式也初露端倪，但尚未生产出代表性的成果，尚未形成社会范式的雏形。
只有以多元理解、交叉融合的精神才能有效回应时代命题，完成社会范式的建构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