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与和平 第二部 第一章
历史是研究各民族生活和人类生活的科学。要直接掌握和叙述人类的生活，即使是一个民族的生活，也是不可能的。
古代史学家都用同一种方法叙述和探索那几乎无法探索的一个民族的生活。他们叙述统治一个民族的个别人的活动，认为他们的活动反映了整个民族的活动。
至于个别人怎样使整个民族按照他们的意志行动，他们的意志又是受谁支配的，对这两个问题古人回答说：第一个问题，是神的意志使各民族服从一个特选的人的意志；第二个问题，还是神指引特选的人去达到既定的目标。
对古人来说，要解答这些问题就必须相信，是神直接干预了人类的事。
近代史在理论上否定了这两个论点。
古人认为是神支配着人类，是神指引着各个民族去追求既定的目标。近代史既然否定了这两点，那么，它就不应该研究形成政权的表面现象，而应该研究形成政权的原因。但近代史并没有这样做。它在理论上否定了古人的观点，在实践中却跟着古人走。
近代史否定前人提出的赋有神权和直接受神意引导的人物，代之以天赋非凡的英雄，或者领导群众的各种人物，从帝王到记者。近代史否定以前符合神意的犹太、希腊、罗马等民族的目标（古人认为这就是人类活动的目标），代之以自己的目标，那就是法国人、德国人、英国人的福利，并极其抽象地提出全人类文明的福利，而所谓全人类就是指占欧洲大陆西北角一小块地方的几个民族。
近代史否定了古人的信仰，却没有提出新的观点，而现实的逻辑却迫使表面上否定帝王赋有神权和古人服从天命的观点的史学家走到老路上去，那就是：第一，承认各民族是由个别人物领导的；第二，各民族和全人类都朝着某种既定的目标行动。
从吉本277到巴克尔278的近代史学家，他们之间表面上似乎存在分歧，他们的观点似乎新颖，其实他们的全部著作仍以这两个无法避免的陈旧论点为基础。
第一，史学家描写的是个别人物的活动，而且照他看来，这些个别人物是领导着人类的（有人认为帝王将相是这样的人物，有人则认为除了帝王和演说家，学者、改革家、哲学家和诗人都是这样的人物）。第二，史学家知道人类所追求的目标（有人认为这个目标就是罗马、西班牙、法国的国力强盛，有人则认为这个目标就是世界上一小块叫作欧洲的土地的自由、平等和某种文明）。
一七八九年巴黎发生了一场骚动，它扩大，蔓延，发展成为自西向东的民族运动。这个运动几次向东推进，同自东向西的相反运动发生冲突，一八一二年达到极限——莫斯科；然后，出现了一个完全对等的自东向西的运动，并且同第一次运动一样，中欧各民族都卷入了。这次相反的运动达到它的西方极限——巴黎，然后平息下来。
在这二十年间，大量田地荒芜，房屋焚毁，商业改变方针，千百万人破产，千百万人发财，千百万人流离失所，千百万宣扬爱人精神的基督徒互相残杀。
这一切表明什么呢？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是什么促使这些人焚烧房屋、残杀同类？这些事件的原因是什么？是什么力量促使人们这样做？人们接触到那个时期运动的遗迹和传说，不禁要提出这些天真而合理的问题。
要解决这些问题，人们向历史学求教，因为历史学是认识民族和人类的科学。
如果历史学仍保持陈旧的观点，它就会说：神要奖赏或惩罚人民，就赋予拿破仑权力，并以神的意志引导他达到神的目标。这个答案可说是明确圆满的。拿破仑赋有神意，这一点可信可不信，但对相信的人来说，那个时期的历史是可以理解的，其中不可能有任何矛盾。
但近代史不能这样回答问题。科学不承认神直接参与人类活动的陈旧观点，因此得另作解答。
近代史回答这些问题说：你们要知道这个运动的意义吗？它怎么会发生？什么力量造成这些事件？请听：
“路易十四是个狂妄自大的人，他有哪几个情妇，有哪几个大臣，他把法国治理得很糟。路易的继承人也是些软弱无能之辈，他们也不会治理法国。他们有哪几个宠臣，有哪几个情妇。有些人当时就写了书。十八世纪末，巴黎聚集了二三十人，他们宣扬人人平等和自由。从此所有的法国人相互残杀起来。这些人杀了国王和其他许多人。这时法国出了一个天才人物拿破仑。他无往而不胜，也就是说杀了许多人，因为他赋有天才。后来他找了个借口去屠杀非洲人，杀了许许多多人。他又聪明又狡猾，回到法国，就要大家听他的命令。大家都服从他。他当上皇帝，又到意大利、奥地利、普鲁士杀人。他在那里又杀了许多人。俄国当时有个亚历山大皇帝，他决心要恢复欧洲秩序，因此就同拿破仑打起来。但在一八〇七年，他突然同拿破仑交好，而到一八一一年两人又翻脸，他们又杀了许多人。后来拿破仑带领六十万人马到俄国，占领了莫斯科；后来他又突然从莫斯科逃走。于是亚历山大皇帝听取斯坦因等人的劝告，把全欧洲的力量联合起来，对抗破坏欧洲和平的人。拿破仑的盟国突然都变成他的敌人，这支大军就去攻打拿破仑新集合起来的武装力量。盟军打败了拿破仑，进入巴黎，迫使拿破仑退位，把他流放到厄尔巴岛，但没取消他的皇帝称号，各方面对他表示敬意，虽然五年以前和一年以后大家都认为他是个无法无天的强盗。后来路易十八即位，但对此人法国人和盟国人一直加以嘲笑。拿破仑则挥泪向老近卫军告别，被迫退位流放。然后，精明老练的政治家和外交家（特别是塔列兰，他抢先占据首位，从而扩大法国领土）在维也纳举行谈话，这些谈话使有些国家得益，有些国家吃亏。外交家和君王突然又差点争吵起来，他们又准备命令军队互相残杀，不料这时拿破仑又带领一营人回到法国，仇恨他的法国人立刻又向他屈服。但盟国君王们因此大为震怒，又同法国人打起来。他们把天才的拿破仑打败，又立即把他称作强盗，把他放逐到圣赫勒拿岛。这个流放者离开他心爱的人们和心爱的法国，在孤岛岩石上慢慢死去，把他伟大的业绩留给后代。于是反动势力又在欧洲抬头，各国君王又继续欺凌他们的人民。”
你们别以为这是嘲弄，是对历史著作的讽刺。相反，这是对所有史学家——从回忆录的作者，国别史、通史和当时文化史的作者——所编著的矛盾百出和答非所问的答案的最温和论述。
这些答案之所以怪诞可笑，是因为近代史好像一个聋子，回答着没有人提出的问题。
历史的目的如果是论述人类和各民族的运动，那么第一个问题（不回答这个问题，其他一切就无法理解）就是：各民族的运动是由什么力量推动的？对这个问题，近代史煞费苦心地提出各种答案，不是说拿破仑天才横溢，就是说路易十四狂妄自大，哪些作家写了哪些著作。
这一切可能都是事实，人们也会同意这种说法，但答非所问。这一切也许很有意思，如果我们承认神权，而神权又凭自身力量，一贯通过拿破仑、路易之流和历史作者来统治各民族，但我们并不承认神权，因此，在谈论拿破仑、路易之流和历史作者之前应该阐明这些人物和各民族运动之间的关系。
如果不是神权而是另一种力量起作用，那就要说明这种新的力量是什么，因为历史的全部旨趣就在于这种力量。
史学家似乎认为这种力量是尽人皆知的。尽管大家都想承认这种力量是已知的，但即使饱读史书的人也不禁要问：连史学家对这种新的力量都众说纷纭，怎么能说它尽人皆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