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在我国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涌现出一大批在城镇落户的新型劳动大军。如何提升这支新型劳动大军的就业能力，实现其在城镇稳定就业?通过分析现今城镇化转移农民就业能力现状和职业教育与培训的资源优势及其特点可知，职业教育与培训是提升农民就业能力的重要途径。从构建“培训就业保障体化”机制，培育和改善农民“市场化”就业心理，加强技能培训和就业指导等方面提出建议，旨在提升城镇化转移农民的就业能力，让其在城市(镇)安居乐业，以加快我国新型城镇化进程。
当前，我国正在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我国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城镇化。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速推进，将有上亿的农民转移到城市(镇)中来，从事非农产业。如何提高这些转移到城市的农民的就业能力，使其顺利就业，将直接影响我国城镇化的进程及其成败。笔者以湖北省襄阳市为调查研究对象，分析城镇化转移农民的就业能力现状，从职业教育与培训的视角探讨提高其就业能力，使其在城市(镇)安居乐业，加速我国新型城镇化进程的途径。
所谓就业能力，是指人的综合素质在就业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准确驾驭某种岗位的实际本领和熟练水平，主要包括就业技能及就业心理。影响农民就业能力的因素很多，诸如就业者年龄、受教育程度、外出务工经验、就业者技能、家庭收入等等。就业能力的高低决定农民的就业机会和职业发展，同时也是影响其融入城市的关键。笔者仅从职业教育与培训的视角，研究如何提升农民的就业能力。
我国新型城镇化是以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业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为基本特征，大中小城市、小城镇、新型农村社区协调发展、互促共进的城镇化。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即农村人口转移到城镇，完成农民到市民身份的转变。《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提出：到2020年，城镇化率达到60%左右，努力实现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预计到2030年，城镇化率将达到70%，有近4亿的农业人口转移到城镇。提高城镇化过程中转移到城市c城镇)几亿农民的就业能力，让其顺利就业，并使其由廉价的劳动力变为高素质的技术型应用人才，尽快完成由农民到“现代市民”身份的转变，对我国新型城镇化顺利推进和国家经济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二、城镇化转移农民就业能力现状城镇化过程中转移农民就业能力现状如何?针对这一问题，笔者对湖北省襄阳市的农村转移劳动力进行了调研。据2017年全省农业转移人口基本现状统计，2016年襄阳市农业转移人口6.46万人，本省和市级转移人口占55%，跨省转移人口占45%。根据预测，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和襄阳市汉江流域中心城市和省域副中心城市的建设发展，到2020年襄阳市农村转移就业人口将呈急剧上升态势，总量将达到120万人，其中的60%新增农村转移人口将转移并留在襄阳市的市、县两级城市[1]。这部分转移劳动大军中存在以下问题。
受历史背景、社会政策、文化观念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城镇化过程中转移到城市的农民在知识、技能和认知等方面的积累很少，就业能力相对较低。2016年襄阳市统计年鉴数据显示：在青年农民工流动就业人群，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59.28万人中，所占比例高达59%：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41.32万人中，占41%，青年农民工总体文化程度偏低。从技能培训情况看，接受过技能培训的占37.2%，未接受过任何培训的占六成以上[2]。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我国经济结构调整与产业转型升级，相当数量的农民工技能、素质与岗位需求不匹配，不能满足企业岗位要求，农业转移人口就业的结构性矛盾突出，“招工难”与“就业难”并存的现状突出。
城镇化转移进城的农民，大部分从事的是一些工作环境差的生产链低端且技术含量低的工作，如建筑工人、服务员、废品回收、环境保护、城市清洁、钟点工等，超半数农民工工作环境差，且工作时间长。在被调查者中有53.7%的人处在不良工作环境中，平均每天工作时间超过10小时的大约占45.2%：每周享有的休息日不足1天的占36.5%：进城农民收入不高。
通过调查，发现很多农村劳动力思想观念保守滞后，满足于自给自足的低收入生活。有相当部分农民怀着“小富即安”思想，不愿与时俱进，市场就业意识不强，职业认知度不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其就业能力的提高，束缚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影响了我国城镇化进程。
当前，我国正在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城镇化。随着我国新型城镇化的推进以及襄阳市汉江流域中心城市和省域副中心城市的建设发展，特别是当前以知识经济为基础的产业结构调整与转型升级，对劳动就业者的素质、知识、技能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据权威机构麦肯锡预测，到2020年，中国企业将需要1.4亿高级技能人才，而今缺口约2200万人。
职业教育是一种以服务就业为导向，以传播技能为主，面向企业生产的一种技能教育，其目标是为我国城镇化和国家经济转型升级培养更多优秀的高素质复合型应用人才，服务区域经济是职业教育与培训的职责与功能。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明确了职业教育的任务，提出要重点实施技能人才培养培训、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农村实用技术培训、成人继续教育和再就业培训四大工程。职业教育应成为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中提升农民就业能力、促进剩余劳动力向非农领域转移的重要途经。
据《2017年国家教育质量发展报告》的统计数据显示，2016年全国独立设置的高职院校已达1.23万所，年招生数30.78万，毕业生322万，在校生2680.21万，开展各种培训上亿人次。职业院校已遍布全国各个省市，国内职业教育已发展到比较成熟的水平和规模，有完善的教育培训体系和优势教育资源。目前，在全国已存的职业教育机构中无论在品牌、师资、资金和就业等方面都有雄厚的实力，并且培训体系呈现细分化、精准化和专业化的特点。在当前产业发展新常态及互联网等新业态下，可为农民“市民化”就业能力提升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
职业教育与培训学习时间一般为0.5—3年，学习周期短，培训形式灵活，这种教育机制特别适合农民工的就业培训。由于多方面原因，农民工不可能有大段专门时间学习某项技能，职业教育培训灵活的办学机制，可通过多途径、多形式、分散式、针对性的技能培训，让转移农民掌握某种就业技能，以实现城镇化转移农民顺利就业，增加农民收入，使其快速完成由“小农”向“现代市民”身份的转变。
这种教育模式特别适合我国“新生代”农民工，他们以每年800万—900万人的速度飞速增长，已经成为我国新型农民工群体的主流。他们占全国1.5亿农民工的近6成，有1亿多人[3]。与父辈不同，他们思想观念、行为方式都日趋城镇化，愿意学习和接受新生事物，有强烈进取心，融入城市愿望强烈。可通过对新生代农民以“技能+就业+学历”的教育方式，使他们既掌握某项技能，又获得一定学历，提高“新生代”农民的知识积累和人力资本储备，使他们获得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培养一批有文化、有技术、懂经营的合格劳动者。据《2016高等职业院校质量发展报告》显示，高职院校已成为农村孩子接受高等教育的重要途径。分析2011-2015届高校毕业生的家庭背景可以发现，高职院校中农家子弟的占比逐年上升，达到53%。(见图1)
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要加强农村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提高农民工就业能力。随着城镇化的加速推进，农村上亿农民转移到非农产业，让这支庞大的新型劳动大军在城市稳定就业，政府应做好农民工市民化就业的宏观顶层设计和全局系统安排。针对目前我国农民工就业形势，可借鉴发达国家通常的做法：加快制定和完善与转移农民就业直接相关的法律法规，从国家劳动就业体系完善和人力资源开发的角度，把职业教育作为城镇化、工业化、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让职业教育与培训对象不再单纯地是中高等教育普及者，而更多地是我国经济新常态下人力资源的开发者和建设者。将职业教育纳入劳动就业保障体系，构建“培训一就业一保障”三位一体模式，提升农民就业能力，让其在劳动力市场具备更大的竞争力和选择权。同时，推进城乡一体化劳动力市场建设，规范企业用工制度，取消对劳动就业者身份的界限，在社会上形成“崇尚一技之长，不唯学历凭能力”的用人导向，引导农民通过自身素质和技能提高实现财富增长，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安居乐业[4]。
加强培训与继续教育是各国提升国民就业能力的重要方法。职业教育是一种以服务就业为导向，以传播技能为主，面向企业生产第一线的技能教育。在城镇化过程中，可依托我国职业教育优势资源，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地开展农民就业培训工作，提升就业创业技能。目前，在全国也有许多成功的经验，例如，四川省泸州市把居住半年以上的城镇常住人口纳入失业登记范畴，平等享受职业介绍、职业培训等公共就业服务，有序推进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打造了农业转移人口就近城镇化的典范：湖北省潜江市通过实施技能型人才培养五年行动计划和新生代40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计划，加强了对城镇失业人员和农民工培训。
从下页图2中可以看出，襄阳市农村劳动力接受培训的方式中最能接受的是“现场指导”(占24%)，其次是“短期集中培训”(占21%)和“职业学校培训”(占14%)。这说明农民是有意愿和需求参与技能培训，提高就业能力，实现就业，增加收入的。
多方参与教育机制，深化校企合作。在当前国家大力提倡“工匠精神”和“工业4.0”的大背景下，职业院校、培训机构应与用人企业联合，构建多元主体、多方参与的教育模式，通过校企合作、师徒式传授方式为农民提供“现场指导”和“短期集中培训”，缩短培训与就业的距离。这样，既可降低财政负担，也可为城镇化农民转移就业开辟一条新途径。据2017年中国职业教育发展报告显示：目前参与我国人力资源开发投入的企业已超85%，与学校合作开发专业课程与培训课程的企业也达85%。
与当地农民工就业岗位技能与职业标准匹配，实现培训项目和内容与地区产业发展人才需求无缝对接。针对大部分农民工就业领域调查，大部分农民工就业在物流、建筑业、采掘业、服务业和制造行业、家政服务等领域。因此，应加强对农村实用技术的培训，包括农业技术;农产品仓储、加工、配送;电子商务;电子;机械;土木工程;餐饮;家政服务等相关内容的培训。同时，基于产业链、工业链的延伸和细分以及当前“互联网+产业”的发展，涌现出很多新的业态，如服务外包、服务配套、商贸、物流技术、即时通信类等，都有非常广阔的就业前景。针对新业态发展对农民进行职业培训，可增加其就业机会和在就业市场的竞争能力。
主要针对新生代农民工。他们是我国农民工群体的主流，也是城镇化转移人口的主力，有一亿多人。2016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推动1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方案》，为贯彻落实这一方案，应坚持职业教育的开放性、职业性、社会化、终身化的特点，尝试面向社会(社区)开放，加大继续教育和成人教育，积极吸纳30岁左右的社会劳动者，对其进行各种技能考证培训和提升职业能力的长短期培训，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和知识技能诸备，提升其就业能力与水平。
针对农民工分散性、流动性大、层次不齐、时间不固定等特点，可采用多样灵活的培训方式，如全日制与业余、脱产与半脱产、有偿与免费、学历与证书式等相结合，通过师徒式一对一教学，观模式，“教、学、做”一体化模式。在培训地点上，可将各培训点向县级最基层的乡、镇、街道、社区、工厂延伸。例如，甘肃省实施的“送培训到乡镇、进村进社区”的民生工程，培训时间放在工闲、农闲的季节和晚上或者节假日，做到了实用性、开放性和灵活性兼顾。
农民的就业心理也是影响就业能力高低的重要因素。就业能力的提高不仅仅包括一般的城市职业技术培训，还应包括城市文化、生活方式、价值观、法制知识、道德观等方面的教育。可利用互联网、手机、电视、广播、信息中介，通过各乡(镇、街道)和相关部门的公益培训、科普宣传等多方式和途径，也可依托社区指导服务站和职业介绍窗口大力宣传就业或创业的典型，帮助农民彻底摒弃“小富则安”“求稳怕动”的陈旧思想，引导农民树立“知识改变命运，技能成就梦想”的市场化就业意识。同时，落实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完善劳动技能晋升培训补贴政策，提高农民内在培训需求，由“要我培训”向“我要培训”转变，提高其学习能力和自我职业认知意识，从而不断自我完善和提高，增加人力资本投入和积累，提高就业能力，以实现就业和创业及职业向上发展。
另外，要帮助农民克服在文化理念、生活方式等方面的价值冲突和观念的更新，培养良好的城市文明习惯和法律、道德意识，从而提高其综合文化素质，使其摆脱在农民与市民之间的游离状态，快速完成从传统“小农”到“现代市民”的转变。
针对农民对就业政策与信息不了解、就业渠道单一的特点，应整合城乡资源，完善流动人口公共就业创业服务体系，搞好就业信息服务平台建设，加强就业指导，通过举办科普和“双创”知识讲座，让农民了解国家劳动就业政策、职业岗位群技能要求及就业形势，并对其进行求职技巧与就业心理等就业指导，培养他们的信誉意识、法制观、契约精神和团队意识，提高其职业认知度，合理规划其职业路线，搞好宣传和跟踪服务，免费向他们提供就业信息，方便流动人口求职就业，促进转移人口就业创业，提高就业率。
总之，城镇化是我国一项重要且艰巨的工程，城镇化将使越来越多的农民转移到城市中来，职业教育与培训应成为我国城镇化过程中提升转移农民就业能力及综合素质，让农民在城市(镇)安居乐业，更好融入城市的重要力量。要充分发挥职业教育的职能和资源优势，创新职业教育机制，以推动我国城市化、现代化和城乡一体化及和谐社会发展目标的早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