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宪法演变
1949年9月通过的起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规定:“中央人民政府应争取早日制定恢复和发展全国公私经济各主要部门的总计划，规定中央和地方在经济建设上分工合作的范围，统一调剂中央各经济部门和地方各经济部门，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发挥其创造性和积极性;建立预算和决算制度，划分中央和地方的财政范围。”
1953年底，政务院的部门已经由原来的35个增加到42个，到了1954年底，国务院的部门增加到了81个。
各部门对各自所管辖事务实行垂直领导，中央基本上掌握了国民经济发展和行政管理的人权、物权、财权。1975年宪法的历史贡献在于它强调了所有行政行为必须在法的框架下行使，但同时仍然高举中央集权大旗。
1978年宪法由于极“左”思想的影响，在极具政治式宣言的内容中坚持中央权力的高度集中，对中央与地方关系仅涉及两项内容，即第33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行政区域划分内容和第37条的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都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和上一级国家行政机关负责并报告工作的相关内容。
二、政经分离的中央与地方关系(1982年至今)
它们围绕《宪法》第3条第4款组成了一个规范群，这个规范群既包括宪法规范又包括法律规范。
一般来说，中央全局利益是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的最直接、最集中的体现，中央政府的主要目标是寻求全局利益的完整、统一和最大化。
这里既有放权的问题，又有收权的问题。
属于中央政府的权力，一定要坚决地集中;属于地方政府管理的事务，一定要充分地放权。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权限的划分应以在坚定维护和保证中央的权威，强化中央的调控能力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并以最大限度地减少中央和地方之间的摩擦为“度”。
三、中央与地方政府职责权限的科学定位
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分权应该是各个方面的，并非一定是行政上的分权，行政上的分权需要有相应的政治和财政责任的分权，需要通过多层次的民主政治制度确立各级政府的政治责任，否则分权也是“集权的分权”，最终必将走向重新集权，陷入集权与分权来回摆动的循环。
为此，有人提出首先应区分中央政府专有权力、地方政府专有权力以及中央与地方共有的权力三大类;也有人强调要从人事权、财权、产权、立法权、经济调控制等方面划分中央与地方的职责权限;还有人认为，凡没有划给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应归地方所有，等等。
我们认为，最根本的举措应是按照全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实行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分级管理，做到两级管理的权力和责任的统一。
在我们进行政府机构改革、建设法治政府的过程中，应当通过法律来规定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明确地方的法律地位、事权和权限范围。
改变通过行政手段调节中央和地方关系的传统做法。
中央对地方采用的任何控制手段，都要有法律依据。
在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要用法律来强化和保证中央的权威，也用法律来规范地方政府的权利，包括下放给地方政府的一部分立法权。
同时，采取一系列制度性措施，包括加强职权划分的法制保障、加强事权和财权制度建设与创新、建立地方利益表达与平衡机制，以使中央与地方关系实现制度化、规范化的发展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