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与清朝西域治理比较
唐、清为中国历代王朝治理西域的两个最具代表性的朝代，其治理诸端较为集中地体现了王朝国家建构及清末民族国家建构转型之发展流变。
文章以国家建构为主题，从唐、清西域治理之比较切入，从唐、清二代于西域治理之族群文化背景、天下体制、羁縻制度、治边法制及近代转型等五个基本方面展开具体分析，通过比较唐、清西域治理之异同，阐明唐代于清代西域治理之规定性、清代于唐代西域治理之连续性以及唐、清二代西域治理的相异性，为当代新疆治理提供借鉴。
唐、清为中国西域治理至为重要的两个具有代表性的历史时期，清代第一部官修新疆志书《钦定皇舆西域图志》(下文简称《西域图志》)多达十余处就唐、清西域治理做出比较，反复阐明并强调清代西域治理胜于汉唐。
概括而言，《西域图志》认为清代西域治理在空间规模、时间持续、制度教化以及治理的实效性方面均超越汉唐，而清代西域治理“远轶汉唐而上矣”之关键处，在于唐代仅“存驾驭之名，鲜开辟之实”，清则实现了“中土之与西域合为一家”、“混而一之”，成“大一统”之盛。
清代官修志书是否存在或多大程度上存在浮夸虚饰的成分
成书于新疆底定不久的《西域图志》能否就唐、清西域治理做出客观评价
唐、清西域治理是否必然后朝胜前朝
时隔千年二者西域治理是否具有关联
唐代何以成为清代西域治理的参照系
唐、清西域治理的比较意义何在
以上问题似乎并不能轻易作答。
唐、清是中国历史上的两个大时代，虽前后纵越千载，但均存续近三百年，同为多族群拥立之“天可汗”与“天下共主”，皆为文治武功大盛之下西域治理最具统治力与影响力之重要王朝，是历代中原王朝西域治理谱系中最为浓墨重彩的两个历史时期。
纵览历代治边，空间距离的遥远、地缘政治的复杂多变以及传统农业国家交通、通信等基础手段及财政支持的相对有限等都是影响历代王朝治边基本举措的因素，这构成贯通历代而形成的一些长期制度的同与不变。
背景:族群与文化
族群与文化是陈寅恪强调的唐代历史发展的两个重大因素，清代也未能例外。
作为西域治理的两个重要历史时期，唐、清二代在族群及文化发展方面各有特点，同时具有紧密的内在关联。
8至10世纪的中国西域发生了两件具有“方向标”意义的事件，一是751年唐与大食之间的怛逻斯战役，一是840年回鹘西迁。
前者可视为“西亚文化东向发展的重要标志”，西域历史上塔里木盆地的文化转型由此起步。
后者则为天山南路族群结构变化的起点，唐季“回鹘族大部移入后，其民族始有一大变化”，由此逐渐形成回鹘相对聚居的分布格局，迥然有别于天山北路游牧民族频繁迁徙与流动而形成的族群分布格局。
唐季西域地区开启的族群与文化变化在产生地域性重大影响的同时，历经宋辽金元与明，构成清代在西域的一个基本施治环境。
以族群而论，唐朝存续的大部分时间里，以西域为中心的周边地缘政治环境特别复杂，内有突厥、吐蕃、吐谷浑、薛延陀、突骑施、葛逻禄、回纥以及契丹等族蜂起或代兴，外有大食东扩及东北亚多元政局之牵制，均构成唐朝西域治理的直接抑或间接的现实阻碍与挑战，多元势力博弈的常态化及冲突的表面化尤其是唐蕃之间的角力使西域治理在长时段内(7世纪初至8世纪末叶)呈现兴废交替的一定程度的不稳定状态，唐初所经历的安西都护府的三置三弃即是突出表现。
7世纪末至8世纪上半叶安史之乱前的半个多世纪是唐朝西域治理相对稳定的时期，也是唐代整体实力极盛的时期。
安史之乱后至8世纪末唐朝势力逐步从西域退出，西域为回鹘及吐蕃分而据之。
及至清代，历代尤其是汉魏晋乃至唐五代那种西北陆疆周边部族政权林立或频繁代兴的局面已不复存在，无论族群还是族群文化都处于一个近代意义民族形成前的大整合阶段，中国陆疆出现由蒙古、回、藏诸族群构成的一个相对稳定的族群分布格局。
不同于唐代，清代对西域治理的确立和展开，是在入主中原逾百年之后，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下展开的。
就此而言，清代西域治理开始于清代中期边疆族群分布格局基本稳定及国家政治相对成熟、国家实力臻于极盛的情形之下。
当然，这并不是说清代的族群关系较之唐代简单，经过历史长期演进整合的清代蒙古、藏等族群，已经是与中原政权密切互动以及多民族交融之下获得共同发展并具有较高文化、政治相对成熟的族群，处理这样的族群构成的边疆与中原之间的关系，对于清朝而言也绝对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其于多元复杂族群关系之间的纵横捭阖此不赘述。
回归本节主题，尽管道光至咸同年间西域战事纷扰不绝，甚至西域大部沦于中亚外族阿古柏十余年，但总体上清代对西域的治理是相对稳定与持续的。
二者相较，唐代西域治理基本处于一种与吐蕃、突厥等周边邻族长期拉锯、战和不定、诸族互斗的大背景之中，而清代在近代以前则是一种以相对和平稳定的族群关系与施治环境为主的西域治理状态。
这是唐、清施政于西域的一个基本的族群环境的不同。
在文化方面，唐、清情势各有不同。
具体而言，唐代经营西域之时塔里木盆地处于绿洲“城邦国”形态的晚期，仍然处在受制于山北游牧强族的传统西域政治格局，其文化呈现以土著绿洲各城为主的多元文化。
唐季回鹘西迁，多种因素之下该地文化开始逐步转型。
延续至清，天山以北准噶尔旧地处于17世纪初以后即传播于此的藏传佛教的影响，而“回疆”对于拥有长期蒙藏边疆及藏传佛教治理经验的清朝政府而言已是一个相对陌生的伊斯兰教文化区域，这是清代西域治理有别于唐代的宗教人文背景。
无论族群还是文化，由唐至清的千年西域所呈现的是一种区域性的渐变与整合，族群与文化风貌各有特点。
天下:国家形态
古代中国北隔大漠、西限葱岭、南阻高山、东临大海的相对封闭的周边地理环境使其具有相对独立的地理人文环境，核心部分又有在此地理环境中较早发展起来的基于黄河、长江的农业经济与农业文明，因此自古代便形成一种以中原文明为内核周边辐辏于中原的独特的国家形态--天下体制。
天下体制历经从血缘分封为基础的宗法制天下体系，到超越血缘的地缘性的藩属天下体系;从先秦时期由王畿、非王畿构成的以诸国并立形态存在的天下，到秦汉以后郡县制与非郡县制区域构成的天下，天下体制贯穿中国古代社会，以“礼”与“因俗而治”等为基本指导原则，同时又变动不居屡有历史阶段的变化，是几乎覆盖整个亚洲(东亚、东南亚、中亚)的一个区域性“国际”体系。
在这种“国际”体系下，周边族群因治理程度的差异而形成与中央王朝远近不同的统治关系，进而形成以华夏为中心包含周边族群及政权的天下体制。
唐、清同为天下体制，二者有共同处更有差异。
从西域治理切入比较唐、清天下体制，前者以中原为本位、以追求均质为目标而形成多层次的垂直治理，具体而言形成经制州县、羁縻州县、羁縻朝贡区域的多重天下治理结构。
而后者则以建设特定族群王朝国家为目标，在治理结构上仍显示治理程度由强渐弱的州县制、伯克制、札萨克制及羁縻朝贡制的空间区域差异，似乎与唐无异。
但其实际推行的隔离与分化等治策却突出反映了两种天下体制的根本差异:唐朝天下体制以中华王朝为本位，是一种开放的形态，中央王朝虽然并不强制推行中原文化却也并不刻意设置壁垒阻碍族群间的往来和交流。
清代天下体制则更多以满洲部族政权建设为中心，一定程度上挟部族私益处理政权内部族群关系与政权建设。
族群之间的交流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
族群隔离治策的普遍实施导致政权内部形成以族群分界的不同政治文化板块，虽有短期治理效益，但从清末民国边疆地区族群矛盾的爆发看，该体制与治策无论于族群整合还是国家建构均可谓既“未合于当时”，更“有阙于后世也”。
同为天下体制，唐、清二代的国家体系均具有包容性、开放性，所谓“王者无外”，但同时不免消极被动，主要表现在满足与周边族群或政权臣属关系的确立，内政与文化等均一定程度采取放任态度。
农业经济基础上广域政权建设的有限行政管理能力与统治力与此密切相关。
王小甫在探讨中国中古族群凝聚与国家认同论题时，即以唐朝为例指出:“在中国中古与周边环境关系中，传统主流文化(儒学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精神)缺乏积极主动的对外输出。”
以不充分的政治文化交流与建设为前提，周边族群的政治认同多限于宗主权的认同，并无近代意义上的“国家认同”或者说多元族群统一的政治共同体的认同。
天下体制的这种基本特点在中华文化一枝独秀之唐代尚无大虞，在中西大通之后的清代，更加之满洲政权固有的部族狭隘性，天下体制呈现出更多的时代特征，暴露出更多其在王朝国家建构及转向近代民族国家建构中的先天不足及时代局限性。
天下体制有其开放性、包容性，更有其不容忽视之固有弱点及动态变化，因此不能一概而论。
虽然如此，天下体制仍不失为准确把握古代中国王朝国家形态及其内、外政关系的一把钥匙，其迥然不同于西方近代民族国家关于主权、领土等理论。
在中国历史研究或历史叙事中，都需要明确这一点。
中国古代的天下体制虽无近代之国界，对于“内政”与“外政”还是有一个基本的认识与划分。
“内政”部分长期以州县与“封建”共处并立，即中原州县制区域与边疆军镇(府)管辖地域，军镇或军府作为“封建”的威慑与保障，该类州县与非州县区域均为王朝所辖疆域，也即当代民族国家所谓领土与主权所在。
“外政”部分则为保持宗藩朝贡关系但实际上并不实际治理的周边政权。
清代治理相对唐朝更为深入，州县制于新疆建省前即已由唐代三州扩展至乌鲁木齐甚至伊犁部分区域，伯克制与札萨克制等非州县地域之疆域主权等均有《钦定回疆则例》等国家立法予以法律确认，与中亚宗藩之“外政”事务也有较为明晰的划分。
基于此，探讨王朝国家治理及空间范围诸问题必须置于彼时天下体制的语境与框架下。
学界至今不乏以西方历史叙事中的民族国家、民族主义、征服王朝、帝国主义等概念解释历史中国，如此不啻削足适履之“逆向建构”，于史于实都“不是解释，而是解构，不是书其史，而是去其史”。
羁縻:设官置守
整个中国古代的边疆治理都贯穿着一条主线，即羁縻治理。
王小甫指出:“在中国古代这个帝国的政治体系(历史官僚体制)里，本身具有容纳周边族群进入参与的思想观念与结构机制，”结构机制即指接受羁縻甚至异姓禅代或入主等。
广义的羁縻包括册封、朝贡、和亲、互市、盟誓等，本节着重从政治方面展开唐、清二代于西域地区羁縻治理的探讨。
唐、清之西域治理均采纳与当地各民族头领合作的“君长人身统治”，将其纳入“军府体制”或军事主导之下的羁縻治理模式，此为学界一般的描述。
事实上用羁縻治理一概而论历代边疆治理并不准确，以唐、清二代的西域治理来说，用混合治理更合适一些，因为唐、清二代之西域治理均既有羁縻制地区，也有州县区域，同时还有军镇(军府)驻扎。
放在历史脉络的回溯上，这种大部羁縻之外的局部州县治理是唐代西域治理在两汉基础上更进一步推进的突出表现。
汉代西域治理的历史意义主要在于其开创性，其羁縻治理的空间主要为天山南路，汉中央政府基本不干预西域诸国内部事务。
唐代西域治理在空间范围、治理程度等方面都有大的超越，历太宗、高宗、中宗、玄宗四朝，经过与周边强族的反复博弈，置安西、北庭都护府及其下诸多羁縻府州县，同时设置伊、西、庭三经制州，推行州县治理，一时间天山南北、葱岭东西皆归大唐，8世纪中期唐代西域治理达致极盛。
唐、清在西域治理中均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羁縻制与州县制的混合，但二者依旧表现出不同的特点。
唐代西域治理更体现出一种和中原政区建置与管理上的划一性:
其一，王朝国家“主权”控制范围基本包括郡县制与封建区域，历代中原王朝多不以郡县体制贯通中原与西域，即便是形式上或名义上，唯唐例外。
“唐太宗将治理内地的经验扩广到周边，于少数民族地区列置州县”，西域诸地皆以郡县名之，且统隶陇右道，纳入统一的监察体制(唐前期)以及行政体制中(唐后期十五道)，所谓“薄海内外，无不州县”。
可以说，上与汉魏晋，下与元、清前期，唐代西域治理的不同之处主要在于将中原州县行政体制在较广地域范围内导入西域，“通过都护府监视下的州县制，将系统的官僚统治渗透进去”，形成西域与中原在形式上划一的行政管理体制，西域内部政区建置同时得以划一。
羁縻府州体制下的西域地方政权，尽管也相对完整地保留了其自我治理的权力，但至少在形式上这种行政体制划一于中原州县制。
“唐帝国表面上由都督府、州这样普遍的行政组织统一起来了。”
即便形式意义大于实质意义，亦“足以证明当时西域与唐之内地政治系统，有条不紊”。
这是唐代在羁縻制上的独特性。
其二，唐代之羁縻府州制内含转化机制，我们并不能简单断定其仅具形式或表面的意义。
唐代羁縻府州确实有别于中原州县，但政治实践同时也表明其在条件成熟时最终转化为正州(县)的可能性与预期治理目标。
尽管有唐一代因多种因素西域的羁縻州县未发现有转为正州县的，但剑南道等地区并不乏正州与羁縻州之间的升降转化，由此不能否定甚至无视唐代羁縻府州制在西域治理方面所具有的“大一统”的积极指向与实际意义。
有唐一代国家边疆治理的包容性、开放性与开拓性亦集中体现于此。
清代西域治理的羁縻之意主要体现为与地方首领的合作，通过地方首领的政治效忠实现边疆的间接治理，以军府制作为羁縻治理之保障。
有别唐代之处在于:其一，并未以州县划一治理。
清代西域治理中多元的民政管理模式并行。
州县制相对唐朝有更大空间范围的推进，对于“回疆”和蒙古部落按伯克制与札萨克制予以程度不一的羁縻治理。
其二，虽无名义上统一的州县行政体制或行政组织，但传统羁縻制所蕴含的“自治”空间基本被大大压缩，封建色彩大大削弱。
这首先表现在多元民政系统统于军府衙门之下，即便“自治”程度最高之札萨克制，也处于驻扎大臣严密监管下;地方首领即伯克虽被纳入封建官僚体系，承担各项行政职能，但并无行政(决策)权，且不能世袭。
总之，清代西域治理中的羁縻制空间地域以及权力内容均大大压缩，其实际治理程度远超唐代。
唐、清对比，唐代西域治理虽有羁縻府州划一，清代虽无划一之形式，但由唐至清对西域治理显呈渐强渐深之趋势。
综上，如果说唐朝西域的羁縻府州是中原州县形式意义上的延伸，那么清代西域羁縻制更类似于中原州县制于边疆区域的实质意义上的延伸，总体趋势为羁縻色彩渐弱，体现出一种历史延续基础上的西域治理的持续深化。
然而，由于族群隔离在清代的存在，清代对西域的治理虽相较深入但在一体化方面却多有区隔，体现出一种以族群、文化分隔的区块化的封闭治理，这一点显然与多民族统合意义上的王朝国家建设背道而驰，一定程度上消解和削弱了其国家治理实效，更为近代民族国家转型深埋隐患。
法制:建章立制
法制建设是实际政治的客观需要，也是政治治理之表征。
唐、清二代是中华法制文明的两个重要阶段，唐代以《唐律疏议》及中华法系名扬于世，是中国古代法律发展的成熟阶段与顶峰，清代则是承袭“唐律”政教思想同时汲众之长的集大成时期，《大清律例》堪称中国古代最为完备的律典。
在西域法律治理上，唐、清二代主要体现为后者对前者的继承与推进。
唐代西域的法律治理依据行政管理方式的不同形成多层次的制度体系及实践。
吐鲁番出土文书表明“西州按照唐代律令制度建立起来的一套完整的军政体制，这套体制是安西四镇所不具备的……”
吐鲁番出土的多件手实、过所、公验、契约以及其他经济文书、缉捕司法公文书等，都证实在西州、伊州以及庭州等区域，唐代在政务实践中推行了较为严格的户籍管理、赋税征收、交通驿递管理以及其他行政司法管理制度。
吐鲁番阿斯塔纳78号墓出土的《唐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西州高昌县李石柱等户手实》表明当地百姓按照唐朝律令的规定申报人口与土地，均田制以及租庸调制在这些区域得到较为深入的实施。
出土文书《唐开元十九年(公元731年)唐荣买婢市券》等则表明唐朝在西州设立了管理贸易的“市”，置有市令及属吏，作为交易凭证的市券上有买卖双方、保人及掌判市事、签发市券的丞的签名，充分说明西州贸易与中原地区一样，由官府遵循法律规范实施管理，行为人受到政府和法律的保护。
吐鲁番阿斯塔纳509号墓出土的《唐开元二十年(公元732年)瓜州都督府给西州百姓游击将军石染典过所》，表明唐朝对往来西域的商胡进行严格管理和防范。
斯坦因所获部分吐鲁番文书中的《长行坊》相关文书则反映唐代《厩库律》及《天圣令》附唐令中许多有关马匹管理的法律条文，都曾在西州地区被严格执行用以维护中原与边疆之间的交通及运输。
此外，还有专门的法律文书如吐鲁番阿斯塔纳61号墓中发现的《唐西州高昌县上安西都护府牒稿为录上讯问曹禄山诉李绍谨两造辩词事》，表明唐朝诉讼法律在西州地域也得到了执行。
唐代西域法律治理的特点，就文本而言并未制定专门的单行法规，关于治边的法律散布于《唐律疏议》《唐六典》等律令典章中。
实践方面，在以西州为主的经制州县推行大唐律令;在以安西四镇为代表的羁縻府州实行有限的法律治理，即高层首领人身由唐朝法律控制，而基层民事政务则由各羁縻都督府“自治”;在葱岭以西中亚地域及天山北路游牧族群活动地域则更大程度地推行“因俗而治”，国家法律基本不介入。
与汉代比，唐代法律治理实现了局部地域(伊州、西州、庭州)法律适用与中原的统一，与清代相比，则仍处于制度建设与实践的一个初期阶段。
清代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重要时期，针对生活于边疆地区的各民族，清政府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民族立法。
这些立法包括适用于蒙古地区的《蒙古律例》;适用于西藏地区的《钦定西藏章程》;适用于青海、甘肃等地少数民族的《西宁青海番夷成例》;适用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苗疆善后事宜》等，以上专门针对边疆民族地区的系统立法活动使清朝统治者积累了丰富的治边立法经验，为清代统一西域后的法制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国家制定法是清代西域的主要法律渊源。
清政府制定并行之于西域的制定法按照效力等级主要分为三个层次:首先是作为国家基本律典的《大清律例》与《大清会典》;其次为各部院则例等专门立法，包括《蒙古律例》《理藩院则例》与《回疆则例》等;最后是以伊犁将军为首的地方官员主持的立法。
前二者为中央政府立法，最后一类为地方军政要员为主体的地方性立法。
清代西域法律治理中的国家制定法涉及政治、经济、宗教、文化以及民族等诸多领域，在客观上对中央政府的西域治理发挥了积极的保障作用，同时更以国家立法的形式宣示国家主权，国家建构意义突出。
于嘉庆朝编纂完成的《回疆则例》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部。
《回疆则例》是汉代以来中央政府以立法的方式明确王朝国家对天山南路地区治权的首部单行法规。
作为一部以调整行政关系为主的单行法规，《回疆则例》侧重于对“回疆”的行政管理，其对“回疆”伯克制度改革措施的确认以及政教关系的法律调整等均在巩固中央政权与国家统一诸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就法的适用而言，清代新疆的国家制定法主要涉及行政管理与刑事法律规范等公法领域，基层社会民事领域国家法律一般不予介入，仍由各民族习惯法予以调整，因而形成国家制定法之外多元法律并存互补之客观现实。
相较唐代，清代对西域的法律治理更加完善。
西域与中央的政治隶属关系得到国家立法确认，国家法律的适用领域和效力范围都有极大拓展，“以法治边”成为清代西域治理的重要特点和成就。
纵观历代西域治理，法律治理显然并不始于清代，但治边法律以及西域法律治理的制度化、体系化却初具于清代。
就建章立制一端，清代对西域的治理达到历代王朝的一个新的高度。
转型:新疆建省
纵向比较，唐代西域治理是一个接力的时期，是在汉代开创基础上对西域治理的持续推进，清代西域治理则是一个有因袭、有变革，总历代大成的时期，光绪十年(1884)新疆建省是大变局之下西域治理新的开创，更有唐代所不具备的新的时代因素。
从公元前60年汉代西域都护府设立为起点迄至清末新疆建省近两千年，似可以“始之以武，终之以文”作为这一长程历史的注脚。
建省，于王朝国家西域治理而言，既是终点同时也是起点。
新疆省制的基础建设可远溯至魏晋时期。
咸和二年(327)前凉置高昌郡，首次将郡县制推广到西域。
隋代结束了中原长期割据状态之后，在西域设置鄯善、伊吾、且末三郡，扩大了郡县制在西域的范围。
唐统一西域后，除继续设置军府性质的两大都护府和诸都督府外，还广置羁縻府州以及伊、西、庭三正州，形成西域治理行政建置形式上划一于中原州县的基本格局。
蒙元时期以“省”作为地方最高行政机构，于西域设置别失八里行尚书省和阿姆河行尚书省分管天山南北与中亚。
这是新疆历史上首次出现“省”的建制。
彼时之“省”并非定制，也非清末政区建置意义上的“省”，但仍是清末新疆建省的一个重要历史基础。
清代对新疆的治理更为系统，前期实行军政合一之军府制，部分地区，比如天山东路等地设置郡县实施管理。
建省实践于光绪十年，建省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一个多世纪以前，伊犁将军设立之前清朝就曾有于新疆设立甘肃总督的设想。
嘉道之际，龚自珍撰《西域置行省议》倡言建省、道光末年魏源于《圣武记》再提“列亭障，置郡县”之主张，此外还有朱逢甲、沈垚等置省之说，百余年时间里西域置省之说始终不绝。
同光朝新疆再次勘定后，经左宗棠、谭钟麟、刘锦棠等接力倡议筹划，新疆最终才得以建省。
新疆建省有其历史基础和渊源，就当时情境更有其紧迫性与必然性。
紧迫性源自阿古柏入侵的破坏性影响。
对内，清代新疆旧有治理机构与组织已被破坏殆尽，军府制无法恢复;对外，周边藩篱尽撤，天下体制崩解，新疆直接与俄境毗连，此种大情势加速了清王朝内部统合的急迫性，清政府被迫以主权宣示更明确的省制作为新疆的行政建置首选。
“17世纪以来有关中华和夷狄的身份重塑，是东亚思想开始走向现代的一大积极因素。”
近代以来一种迥异于前朝的“华夷观念”逐渐形成，中原地区的“汉”与边疆地区的“非汉”均已成为同一版图之下的“华”，而版图之外的为“夷”。
“华夷观念”的变化及“华夷身份”的重塑是省制确立于新疆的重要观念基础。
由紧迫性而言，是否可以认为清末新疆建省是一种“应急反应”
由前述可知，西域长期处于农耕与游牧两大力量的互动中，历代中原王朝对西域都有极大的关注和治理实践，相对蒙藏地域，新疆建省有更为深厚的历史积淀和相对成熟的基础条件。
据此，新疆建省是迫于时局的回应，更是长期历史演进下之“时会所趋”。
时人评价“开建行省，创自古非常之局”，新疆建省的“非常”意义何在
新疆建省从表象上看至少有三个突出变化:土官转流官、武治转文治、“特别行政区”转常规省制，由表及里，其“非常”意义在于:其一，国家治理模式的方向性变革。
新疆建省是清朝乃至传统王朝国家治理体制的重大变化:在时间上由古代转向近代，在政权性质上由王朝国家转向民族国家，在政权建设之指向上则由建省前以满洲为中心的“清朝化”转向建省后的“中华化”、“一体化”与“近代化”，新疆建省因此具有多重维度之下方向性变革的意义。
其二，新疆的法律地位更加明晰。
建省标志着新疆被纳入行省制这种统一的治理模式之下，在国家治理结构中，作为“行省”的新疆具有更为明确的法律地位。
其三，示范及启动效应。
新疆于清末边疆地区首建省制，其后台湾、东北先后建省，国家大一统在更大空间范围实践，边疆与中原在政区建置上的二元区隔开始被打破，变法修律与新政等更深层次的政治制度改革也逐步展开。
由此而言，新疆建省之影响及效应绝非一隅一时，其意义不容低估。
清末新疆建省具有“非常”之意义，同时也不能无视其时代局限性。
改制后“回疆”伯克仍名亡实存、伊犁将军与新疆巡抚之间纠葛不断、甘肃与新疆之间也仍然存在行政关联，建省更未实现或不可能实现“导向改造帝国结构、将各种间接统治改为直接统治的全面布局”，以上种种仍然揭示其为一种不完全的行省制。
在清末国家格局中，新疆的本质仍是介于省与藩的“藩省”、不同于其他省份的“边省”。
就唐、清西域治理比较，新疆建省虽然具有了不同于传统王朝国家治边的近代色彩与差异，从实践看两千年传统治边思维与历史惯性之下，转型之路仍漫漫矣。
唐清西域治理的常与变
粗略计算，唐、清统治西域均有150余年，客观而言，《西域图志》所做唐、清比较及其内含的抑唐扬清，似并不为过。
无论主权隶属、设官置守、建章立制以及清末堪称里程碑且具有示范意义的新疆建省，都不能否认清代新疆治理之深且广，也不能否认贯穿其中之族群政治之圆熟，然而清代新疆治理绝非旦夕之功，其得失均有因缘于历史的内在逻辑与法理，与汉、唐等历代王朝西域治理的紧密内在关联。
1.唐之于清的规定性
唐代为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之重要时期，对后世发展具有深远影响:“形塑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毋庸置疑是先秦，而汇集成现代中国甚至东亚世界诸面相之底蕴，亦与中古时代不可分割”。
在西域治理方面，唐之于清的规定性主要表现为三点:
第一，唐代之后是北方强族及东北农耕渔猎民族的长期强盛，其缘由在于唐在吐蕃牵制下重西北而轻东北的战略实践。
“唐太宗、高宗二朝全盛之世，竭中国之力以取高丽，仅得之后，旋即退出，实由吐蕃炽盛，唐室为西北强敌所牵制，不得已乃在东北方取消极退守之策略。
然则吐蕃虽与高丽不接土壤，而二者间之连环关系，实影响于中夏数百年国运之隆替。”
唐代这种于东北、西北边疆经略的轻重殊异，暂不论其内在之多种原因，其造成“唐以后北族王朝千年强势”和中国民族格局的奠定，当然包括清王朝的崛起及其后以边疆经略为标志的文治武功。
第二，陈寅恪认为族群与文化“二问题实李唐一代史事关键之所在”，就西域治理而言，唐五代之际伊斯兰文化东进西域以及回鹘西迁后塔里木盆地的族群构成，是唐代后期族群与文化发生重大变化于西域的表现，唐之后至清，西域尤其是天山以南地域族群与文化格局并无发展趋势与方向上的根本变化，就此而言，唐代决定了清代于西域施治的一个基本人文政治环境。
第三，“大一统”之政治理念。
唐代虽多有针对西域经营的“枝叶主干”之分，甚至有“四夷身外之物也”之论，但作为最高统治者以及最高决策高层并无夷狄之歧视，在实践中唐太宗更得多族拥戴而为“天可汗”，“天下一统”政治理念通过其疆土拓展之实践得到彰显和强化，清代深受其影响。
2.唐之于清的规定性
“清承明制”的认知似已为学界通识，然而对清代国家边疆治理该说并无解释力。
就西域治理而言，明代西北边事无功，基本无制度可资清代借鉴，清代西域治理更多体现的是与唐、辽、金、元各代的接续和承继。
唐、清之连续性表现为两方面，一是赓续，关于正统性与合法性的承接。
以少数族群入主中原实现多族群国家之“同文之治”与“统同合异”，有清一代始终存在合法性的焦虑与紧张。
《西域图志》乃至清末《新疆图志》等官修地方志书频繁以汉唐为参照，虽有抑彼扬己的意图，但更多的是确立或建立与汉唐之间不可割裂的作为中原王朝序列之一环的法统、正统以及由此寻绎对西域治理的源自历史的合法性与正当性。
二是在赓续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
唐、清之间的西域治理有其基于连续性的递进和深化。
诸如，从唐代以军政为主基本不预民政到清代对民政的管理与参与，从唐代羁縻府州县形式上的划一到清末新疆正式建省，从唐代原则性的“化外人有犯”及伊、西、庭三州局部区域政治法律的一体化到清代中央王朝新疆治理相对完备的法律体系的形成确立，无一不表明唐、清西域治理的一脉相承与逐步深化。
就以上而言，可以看到清代基于汉唐的发展与进步、清代借汉唐塑造自己在中原正统王朝序列中之一员的努力、唐与清在西域治理上体现出中华王朝边疆治理谱系上的明显的连续性，以及中央王朝在西域治理强度方面的递增。
3.唐之于清的规定性
唐、清面对的西域，物理空间虽然未变，但人文环境有差异，就这一点而言，可以说清代西域治理很大程度上并无前鉴可循。
其治理大多是一种探索，通过不断在实践中的制度变革和纠错而实现治理。
在体现共通性之外，唐、清西域治理存在着较大差异。
唐代西域治理更多传统意义上的羁縻色彩、武治色彩、理想色彩，中原与边地关系较为松散，且在制度设计与实践方面较为粗疏，其积极意义在于理论和政策制定以及治理思路上体现出郡县一体化的思想。
清代治理则体现出超越传统羁縻“间接治理”的实际治理和务实治理，着重因俗而治，在地方行政管理制度设计与实施方面更加精细灵活，更多体现出中央集权与对地方治理的层次性、务实性。
唐、清西域治理的根本分歧在于，面对多族群广域国家治理，求同还是存异
分化还是整合
多元还是一体
由于政权属性的不同，唐、清二代尽管大一统的目标一致，但实现一统的方式则并不相同。
清代更强调“存异”和“分立”，通过族群间的分化制衡实现统治目的。
政治实践中，可以看到在以官修志书为核心的国家文化工程建设、以纪功碑等形式展开的多族群广域国家建构的宣传攻略、以系统立法明确主权隶属，甚至通过将“回疆”出土唐宋古币与时用普尔钱装匣绘图作为对俄外交礼物的方式“铸造”疆域以对外宣示主权等，清代大一统的国家建构指向明确。
但同时也可以看到无处不在的族群隔离与牵制、制衡的治术。
其狭隘性、封闭性与保守性等分化制衡史例不胜枚举。
清代王朝国家建设“大一统”之理念无可置疑，但其政治实践却明确揭示维护满洲政权始终为其政权建设之要义，超越某一族群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认同与建构远未形成。
当然，我们对清代边疆治理的认识多为后见之明，但清代西域治理之大部分时间已处在盛清转衰之后，内外忧患中“谨守成，毋更张”成为嘉庆朝以来的治边铁律，至内外情势紧逼下清政府改行省制展开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建构之时，已为治权飘摇之末世，历史并未给清朝修正“隔离”、“分化”等权宜之策充裕时间。
以唐、清二代西域治理比较成文并非仅借以判定《西域图志》之说是否浮夸，更非指陈二者孰优孰劣。
根本而言，唐、清二代共同面对的多族群政治及其应对之策之得失才是比较之主旨。
学界曾有人提出历代西域治理必然经历“征服-羁縻-放弃”的历史怪圈，该说具有一定概括性，但更有其对复杂史实的简单化约及公式化而产生的对历史认知的模糊、肤浅，甚至不确。
拉长视野，我们会发现汉、唐、元、清历代治理西域并非重复一个同质循环，而是在一个看似反复的统治过程中在前代奠定的基础上的新的起步与持续推进，且其中蕴含着对前代的扬弃，蕴含着治理模式、治理程度以及作为国家的组成部分其法律地位的日益明晰与深化。
清代最终以行省代军府，达致西域治理之至“极”至“善”，可知绝非清代一朝之功，而是历经两千年厚积的结果。
毋庸置疑，清代新疆治理确实在诸多方面体现了超越汉、唐的王朝国家对边疆的实际治理，在形塑近代乃至当代新疆并使其成为中国近代意义的领土与领土捍卫方面功不可没，但其时于族群、文化施行封闭保守之隔离及区块分别治理的消极影响亦不应忽视。
清末新疆建省乃“势之不得不然者也”，其中虽不乏被动性、权宜性及不彻底性，但以长时段大历史来看，未尝不是汉、唐以来多民族于交往交流交融中共同推动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乃至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事实的一种内在发展趋“势”和必然结果，其过程虽曲折反复、有常有变，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建构与国家边疆治理之“大一统”理念及实践却始终延绵不辍，中华民族之历史性的成长壮大之生机与活力亦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