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尴尬（embarrassment），心理学给予了许多界定，Goffman（1956）认为尴尬情绪是个体违背了被认可的管理行为的社交规则导致的。Sharkey则认为尴尬是个体的理想身份与他表现出来的身份之间差异的结果。Sabini等学者认为尴尬是一种不愉快、不安、强有力的情绪状态，本质是社交的，对社交行为和社交互动有调节作用。上述观点或多或少都是从尴尬产生的条件出发来下定义。而事实上，造成尴尬的原因多种多样，因此，从这个角度来描述尴尬总显得不够全面。目前，国内外学术界最常使用的对尴尬的定义来自于Miller，他认为：“尴尬是慌张、笨拙、不安的急性状态，它增加了对不想要的评价的威胁，这些评价来自真实的或想象的观众（Miller，1996）。”这种定义侧重于从现象学的角度定义尴尬，同时涉及尴尬情绪的某些社交功能。
在情绪分类中，尴尬属于自我意识情绪。与快乐、悲伤、愤怒、害怕这些与生俱来的基本情绪不同，自我意识情绪的产生需要一定智力基础，因此出现的时间也比较晚，大概在一岁以后。学术界对基本情绪的了解比较成熟和全面，对自我意识情绪的了解则不够深入。尴尬情绪的研究可以追溯至达尔文，从心理学层面对尴尬情绪进行研究始则于20世纪50年代的Goffman。此后，心理学家逐渐开始把尴尬作为一种独立的情绪看待，并从先行事件、经验过程和评估过程、面部表情、生理反应等方面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20世纪90年代，研究者们发现尴尬具有缓和、平息功能，并重点关注尴尬情绪的社交意义，这些研究让人们关注尴尬情绪与亲社会性的联系。
尴尬与羞耻（shame，也有学者译为羞愧）、内疚（guilt）、自豪（pride）同属自我意识情绪（Miller，1996）。Ekman（1992）提出的情绪分类理论第一次把尴尬作为一种独立的自我意识情绪来看待。Keltner和Buswell（1997）总结前人研究，提出区分情绪的几个要点：先行事件;经验过程和评估过程;面部表情;生理反应。首先，典型的尴尬先行事件是因为违反社会规范而引发的过度社会暴露，例如身体失衡（比如摔倒），认知缺陷（比如忘记某熟人的名字）等，而羞耻和内疚都是由更严重的失败和道德错误引发的（Tangney，Miller，Flicker&Barlow，1996）。
其次，经验过程和评估过程方面，Tangney（1996）的研究很有代表性，他罗列了31个项目，让被试根据自己的经验分别给尴尬、羞耻、内疚打分，结果发现尴尬有别于羞耻和内疚。另一些研究也发现，旁观者对尴尬和羞耻的反应也是不同的（Tangneyetal.，1996）。
再者，关于尴尬的面部表情。在不同的尴尬情境下，人类的尴尬反应均包括回避凝视，眼神位置变换，微笑的控制和压抑，头部向下及两侧运动，用手紧张地触碰面部和紧张地笑（Keltner&Buswell，1997）。尴尬的微笑是非杜氏微笑（non-Duchennesmile）――不真实的笑，是人们刻意摆出的。这种独特的微笑作为情绪线索，能够让人们区分出尴尬、快乐和羞耻。
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尴尬与羞耻、内疚的关系并不十分密切，反倒是羞耻与内疚有着许多相似之处（Menesini&Camodeca，2008;Lewis，2008）。鉴于以上这些发现，后来的研究者逐渐把工作重点放在了区分羞耻与内疚情绪上，尴尬则被视为与此二者有些距离的“近亲”。
近几年，学者们逐渐开始关注尴尬的亲社会意义，认为尴尬这种“自我意识情绪”具有社会交往润滑剂的作用。
亲社会行为的定义有很多种，我们采用如下定义：亲社会行为指关心他人利益，以及避免做出损害他人利益的行为（Simpson&Willer，2008）。这个定义不以外显的行动为衡量亲社会的标准，而是以行事动机和目的为衡量标准。由此，亲社会行为不仅仅是指做出利他的行为，也包括按照规则行事、自觉避免可能冒犯他人的行为（比如不在公共场合吸烟），照顾他人的情绪和想法，适当的顺从甚至服从等等。尴尬、羞耻和内疚不仅是“自我意识情绪”，也是“他人意识情绪”（Tangney，Miller，Flicker&Barlow，1996）。人们之所以体会到这些情绪，是因为意识到自己正处于他人的评价之下。对于尴尬，还意味着明白自己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成为他人评价的焦点。能意识到他人的存在，尤其是知道他人的评估会对自己产生影响，是避免伤害他人、展现亲社会特质的前提。
早在1956年Goffman开始有关尴尬的研究时，就增对尴尬进行过功能上的分析，他认为尴尬有助于社交相遇的顺利进行。从这一视角看，尴尬不只是避免不愉快体验，也具有一定的社交功能。
随着时间的推移，后来的研究发现，尴尬同脸红一样，是一种具有缓和功能的情绪，能够平息社会越轨行为（Dijk，deJong&Peters，2009;Dijk，Koenig，Ketelaar&deJong，2011;Feinberg，Willer&Keltner，2011）。这种观点暗含进化心理学的视角，其核心是把尴尬看成关乎生存与社会适应的进化结果：作用是恢复社会越轨所破坏的关系（Keltner&Buswell，1997）。与之类似，Harris（2006）提出尴尬的三种功能：平息冒犯，防止再次侵害以及促进尴尬者修复社交失误。有心理学家从进化的角度提出，非人类物种的顺从表现，比如露出牙齿，低下头上下摆动，以及顺从的咕哝（Keltner&Buswell，1997）与尴尬类似。动物的顺从行为，意味着被迫将自己的利益出让给其他个体;尴尬或许略有不同，它是想告诉别人：我明白自己的不小心有可能侵害到他人的利益，并对这种不小心表示抱歉，是一种主动的行为。尴尬代表着对他人利益和社会规范的觉知，知道个体应该约束自己的行为，避免侵害到他人。当个体由于不可控制的原因没能完成这一任务的时候，尴尬情绪就会出现。从避免侵害他人这一点来说，尴尬具有亲社会意义。
Feinberg，Willer和Keltner（2011）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尴尬的亲社会性功能，这也是对尴尬平息、缓和功能的总结。他们为检验尴尬的亲社会性设计了5个实验，在其中的一个实验中，他们筛选出高尴尬和低尴尬被试讲述自己尴尬经历，并录制下来。然后找来94名被试观看录像并为录像中人物的亲社会特质（如慷慨、合作、有，道德、遵守规定和社会规范、值得信任）和反社会特质（支配的狡猾的自私的不能信任的）打分。结果发现，被试认为高尴尬被试更具有亲社会特质，低尴尬被试更具有反社会特质。在另一个研究中，研究者采用人物照片为研究材料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此外，研究者还发现，尴尬表情甚至能影响观察者的行为：比起呈现中性表情和自尊表情的互动对象，人们愿意把更多的资源分给尴尬的人，也认为这些人更值得信任。这些研究结果支持尴尬是亲社会功能的推断，也支持了尴尬是信任与合作行为的诱导因素的观点。
有学者将尴尬研究扩展到一些特殊群体，例如自闭症群体和婴幼儿群体。对婴儿和儿童的尴尬研究能够大概勾勒出尴尬情绪的发展过程，尴尬情绪可能是最早出现的自我意识情绪，大概出现在15～24个月（Lewis，2008），且性别差异显着，女孩通常比男孩能更好地识别情绪。18～24个月的婴儿在某些情境下（例如，成为被关注的对象，被过分夸奖或者被要求唱歌跳舞）会表现出垂下头、双手捂脸、难为情的表现（Lewis，2008）。5岁以后，大多数儿童产生尴尬情绪，且性别差异消失。4～5岁的儿童能够识别和理解尴尬情绪，但是用语言对尴尬进行表达要等到8～9岁才能实现。
自我意识情绪的出现与儿童自我意识的发展是分不开的，尴尬情绪需要将自身或他人行为与个体内化的文化准则、规范和目标进行比较的能力（范李敏，2013）。年龄较小的婴儿还不能内化道德规范和准则，他们的所做所想都是“自我中心主义”的，在缺少尴尬情绪的同时，他们也缺少利他、合作等亲社会行为。王昱文等研究表明，小学儿童自我意识情绪理解能力与其亲社会水平成显着正相关（王昱文，王振宏，刘建君，2011），范李敏的研究表明，尴尬情绪的激发对小学儿童的合作行为有显着影响，体验到尴尬情绪的小学儿童表现出更多的合作行为，这或许能从侧面说明尴尬情绪与亲社会之间的联系。
关于自闭症群体，有研究表明，高功能自闭症（HFA）/自闭症（AS）儿童的情绪概念相对完整，他们具有识别快乐、悲伤、恐惧和愤怒等非自我意识情绪的能力（Cappsetal.，1992）。自闭症儿童能否识别自我意识情绪，研究者们对此存有疑问。研究显示自闭症儿童的社交推断和观点采择能力有限，可能在感受自我意识情绪方面存在问题（Cappsetal.，1992）。还有学者认为，自闭症儿童只会在社交违规明确地引起了他们注意的前提下，才能感受自我意识情绪（Kasari，Chamberlain&Bauminger，2001）。给8-15岁的自闭症儿童呈现尴尬和羞耻的照片，结果表明，HFA/AS儿童的问题不是无法区分尴尬和羞耻，而是不明白这两种情绪的意义。他们常常把尴尬描述成“高兴”，而把羞耻描述成“困乏”。
尴尬情绪是一种普遍存在的情绪，它的亲社会意义可以从两方面得到验证：一方面，尴尬的缓和、平息功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挽回社交损失，善于表达尴尬的人容易获得他人的好感和社会资源，被认为具有更多的亲社会特质;那些感受到更多尴尬情绪并且表露出更多尴尬行为的个体，不仅可以展现更多的值得信任、亲社会的态度，而且他们还可以从别人那里获得更多的信任和合作。另一方面，自闭症群体、婴幼儿群体、反社会人格者等亲社会功能不完善的人群，在尴尬情绪的表达和识别上也存在困难，说明二者之间存在某种联系。但是，尴尬情绪亲社会领域的研究还不够全面，尚处于理论验证阶段。通过梳理该领域的已有研究，可以为今后的研究指明方向。
回顾过往研究，可以发现研究者们在尴尬情绪亲社会性领域的研究方法是比较单一的，大多采用让被试观察表情图片（包括尴尬表情和与之配对的其他表情），然后给图片人物的亲社会/反社会特质打分的模式。这种方法的弊端在于不能避免被试打分的主观性，而且由于被试识别尴尬表情的能力不同，研究结果可能因所选被试的不同而改变。针对这一问题，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法是进行尴尬情绪与亲社会之间的内隐联想测验，Feinberg等人曾预想过这种前景，但目前还没有研究者将其变为现实。
此外，也有学者尝试更加生态化的研究方法。例如Krach等（2011）在一项fMRI研究中，利用50张速写，将不同的场景呈现给被试，从而激发起被试的尴尬情绪。这种激发情绪的方法也许要比单纯的表情图片刺激更接近真实生活。未来的研究或许可以考虑直接让被试参与到尴尬场景之中，以检验该情绪的社交功能。
尴尬情绪已经被证明具有缓和、平息的作用，是一种亲社会情绪，但它应该有一定的适用范围。在某些情况下，当社交失误特别严重的时候，单纯的表达尴尬似乎不足以挽回损失。既然尴尬的亲社会效果是有条件的，某些社会违规行为非常严重或者非常恶劣，以至于尴尬的缓和功能无法挽回和补救;或许在某些情境中，存在比尴尬更合适的化解方式（例如幽默），于是使用这些方法的人更受人欢迎。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尽管尴尬行为可以被理解为是一种具有缓和与调节功能，具有亲社会意义，但是，尴尬行为仍然会让人们付出心理和社会成本，尤其是尴尬行为的表现是慢性和和长期的时候。此外，尴尬情绪的另一特殊之处在于，它是一种因旁观者在场才出现的情绪，独处时不会发生尴尬。所以，今后的研究也可以把旁观者作为一个变量，例如可以探讨旁观者人数的多少是否会影响当事人的尴尬程度，进而影响人们对其亲社会性的评价等等。开展此类研究，对我们深入了解尴尬情绪的亲社会效果具有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