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皇权与兵权一直有矛盾，帝王与武将能有和谐关系吗
当然，皇权又不能取代兵权，不能变成与兵权是“同一”的，如果皇权与兵权合为一体，那么，就等于帝王把自己降为将军，国家便是实行军事专制，这便会弱化相权，压制谏议权，中央政府三省(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也就会名存实亡，兵权专制将会窒息政治机制的活跃性，失去发展活力，使政权腐败，最终导致实力下降，从而加速王朝的灭亡。
所以，在皇权与兵权的矛盾中，帝王要尽量使皇权与兵权统一，一方面要避免矛盾激化，防止武将利用强势的兵权夺权，另一方面，也要避免变成皇权并合兵权，变成军事独裁的统治。
历史上，有很多兵权与皇权矛盾的实例，当皇权无法抑制兵权，兵权过分强大时，矛盾就会激化，最后演变成朝代更迭，比如，周世宗柴荣英年早逝之后，七岁的周恭帝柴宗训继位，朝廷的兵权掌握在归德军节度使赵匡胤与禁军高级将领石守信、王审琦等手里，周恭帝完全失去了对军权的掌控，不久，传闻契丹联合北汉南下攻周，宰相范质等未辨真伪，急派赵匡胤统率诸军北上御敌，周军行至陈桥驿站，赵光义、赵普等密谋造反，众将以黄袍加于赵匡胤身上，拥其为帝，赵匡胤称帝，之后，他率军回开封，守城将领石守信、王审琦开城迎赵匡胤入城，掌兵权的继位将领胁迫周恭帝禅位，赵家取代了柴家，成了皇权新的掌控者，建立了宋朝。
另一种状况是，当兵权与皇权出现矛盾，而兵权对皇权有威胁时，皇权便尽力抑制兵权，以强化皇权专制，比如，建隆二年(公元961年)，在赵普等的建议下，赵匡胤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中央集权，先是掌握了禁军，而后，请石守信、王审琦当出席酒宴，在酒宴上，劝众将交出兵权，第二天，石守信等没有办法，只好交出了兵权，这即是有名的“杯酒释兵权”。
赵匡胤担忧别的将领也会对他来一个“陈桥兵变”，所以，他必须夺将领的兵权。
再如，汉初，刘邦称帝，封王封侯者一百多人，比如萧何、张良、韩信、彭越、英布、曹参、陈平、灌婴、周勃、樊哙等人皆被封赏，但在被封的功臣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异性王，打天下时刘邦靠这些兄弟们，但是，坐天下时就不一样了，刘邦担心异姓王中有人会有野心，会造成诸侯割据势力的崛起，这很可能会威胁到刘家专制政权，于是，他开始对诸侯王中掌兵权的进行杀戮，掌重兵又善战的异性王都先后被诛杀，如燕王臧荼、楚王韩信、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等都被杀了。
在古代社会，皇权是专制政权的集中表现，而兵权是专制政权的延伸，但兵权并不是一直受皇权制约的，兵权有其独立性，“夫兵权者,是三军之司命,主将之威势。”
(《兵权》)兵权如果掌握在皇帝不能控制的人手里，兵权便不受皇权控制，麻烦就大了。
范浚说:“兵权所在，则随以兴，兵权所去，则随以亡。”
(《五代论》)这是对唐末五代以来皇权与兵权关系的总结。
柴宗训失去了对兵权的控制，于是，有了赵匡胤的“陈桥兵变”;而赵匡胤“杯酒释兵权”，抑制兵权，强化皇权，巩固专制，同样，刘邦杀戮异性诸侯王中的掌兵权者，达到强化刘氏天下专制政权的目的。
皇权与兵权的矛盾在历史上可说是从来也没有停止过。
那么，在皇权与兵权矛盾持续不断的历史上，是否有帝王能与武将建立和谐关系的
确实也有，其典例的例子便是李世民与李靖的关系，在唐处的“贞观之治”时，盛世之中，帝王与武将关系相处得异常和谐。
唐太宗李世民有雄才大略，他心胸宽广，对身边的文臣武将非常信任，连原本是敌对阵营的魏征(原为李建成的谋士)也能成为他最信任的谏臣，后官升至宰相。
在李世民面前，文臣谋士敢大胆出谋划策，敢犯言直谏，极力辅佐君王，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而武将能赤胆忠心，肝胆相照，奋力征战，视死如归。
在唐初的文臣中，李世民与长孙无忌、杜如晦、魏征、房玄龄等的关系非常密切，对他们言听计从，而这些著名大臣们与李世民也是同心同德，忠心不二。
在武将中，李世民对程咬金、尉迟恭、秦叔宝等常信任非，而如果要说关系相处得最好的，但属与卫国公李靖的关系。
早期在隋朝为官，李渊晋阳起兵后，李靖便跟着李渊父子，效力唐朝，从平王世充、窦建德，到战萧铣、辅公祏，再到灭东突厥，破吐谷浑，为唐王朝立下赫赫战功，成为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排名第八，紧跟在功勋卓著的慰迟敬德之后。
上元元年(公元760年)，唐肃宗把李靖列为历史上十大名将之一，并配享于武成王(姜太公)庙，与韩信、白起、孙武、吴起等名将列在一起。
李靖是唐朝少有的出将入相文武大才，为唐朝的统一与巩固立下巨大功勋。
李靖一生荣宠，善始善终，他的一生，是真正地实现了立功、立德、立言的名人典范。
李靖早年就表现出军事天才，他出生于官宦之家，是隋朝名将韩擒虎的外甥，他祖父李崇义曾任殷州刺史，他父亲李诠官至赵郡太守，李靖年轻时便常与舅父论孙、吴兵法，隋吏部尚书牛弘在李靖年少时就赞他有“王佐之才”。
李渊太原起兵，攻占了长安，李靖被俘，临刑前，李靖对李渊大声疾呼:“公起义兵，本为天下除暴乱，不欲就大事，而以私怨斩壮士乎!”
李渊欣赏他的气魄，李世民爱慕他的才识和胆略，将他释放，他被召入李世民幕府，充做三卫。
李靖跟随李世民东进，平定在洛阳称帝的王世充，以军功授任开府。
后来，协助李孝恭攻陷江陵，逼降萧铣，又领兵越南岭，达桂州，连下九十六州。
李靖还协助李孝恭，屡献妙策，一起平定了辅公祏的反叛。
之后，李靖被调往北方，先为灵州道行军总管，以抗击东突厥，后升任兵部尚书，兼任定襄道行军总管，多次亲自带领轻骑，突进敌方腹地，最后灭了东突厥。
唐太宗时，李靖由兵部尚书晋升为右仆射，成为宰辅。
李靖功成名就之后，很懂得知足而退，贞观八年(公元634年)十月，李靖担任宰相职务刚满四年，便以足疾诚恳请求辞任，唐太宗特赐一条灵寿杖，以帮助其疗养足疾，并特告如足疾稍好，每二三日可到中书、门下平章政事。
两个月后，吐谷浑进犯凉州，需有人领兵御敌，唐太宗认为身经百战、足智多谋的李靖是最为合适人选，可惜李靖足疾未愈，李世民舍不得让他上战场，此时，李靖虽已是年逾花甲的老将军，但他得知朝廷要选将远征吐谷浑之后，顿时精神振奋，顾不上足疾与年事已高，主动请求挂帅，领兵远征。
这可谓是君臣默契，心有相知，唐太宗立即任命李靖为西海道行军大总管，统领大军，与吐谷浑进行大规模激战，最终平定了吐谷浑。
李靖素来知人善任，识人极准，他对侯君集看得很清楚，侯君集是一员虎将，唐太宗让李靖教侯君集兵法，李靖领旨后，却只教他一些普通常识的，并未教以兵法的精微之处，侯君集很不满意，上奏太宗，言李靖不授兵法精要，称李靖藏着兵法要领，将来必反，唐太宗听后责备李靖，李靖回复说:“此君集反耳。
今君集求尽臣之术者，是将有异志焉。”
至贞观十七年四月，侯君集果然与太子李承乾谋反，事情败露后被处斩，事实证明李靖的预见是准确无误的。
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李靖病情恶化，唐太宗亲临病榻慰问，他见李靖病危，涕泪俱下，十分难过地对李靖说:“公乃朕生平故人，于国有劳。
当年四月二十三日，李靖溘然逝去，享年七十九岁。
唐太宗册赠司徒、并州都督，隆重安葬，陪葬昭陵，谥曰景武，坟墓设建如突厥内燕然山、吐谷浑内积石二山形状，“以旌殊绩”，犹如汉朝汉武帝表彰卫青、霍去病一般。
帝王与武将的关系如此亲密，如此坦诚，如此惺惺相惜，确是十分难得，史上并不多见。
李世民胆略过人、能征善战，他不像其他帝王一样，当现成皇帝，唐王朝有一半以上的江山，是他亲自领兵征战而打下来的。
李世民是唐军杰出的军事统帅，唐朝建立前，他围攻洛阳，逼降王世充;战虎牢关，俘虏窦建德，战功卓著。
李世民是创造很多战场奇迹的常胜将军。
同样经历许多战争，同样有丰富的战场经验，作为帝王的李世民，与作为李世民最得力军事统帅的李靖，自然是很有共同语言的，他们对于战事的认知，对于军事韬略思考，在很多方面是相知相慕的，他们有沟通不完的话题。
李世民与李靖这两位君臣经常在一起讨论军事问题，经常交流对军事韬略的看法，而他们关于军事、兵法问题的讨论和问答，就形成了著名的兵书《唐太宗李卫公问对》。
李靖是唐初的著名将领，而李世民在唐立国前，是唐军杰出的军事统帅，他们不仅经历几十场战斗，属于实战型领兵将军，而且，他们还是熟知兵法的军事谋略家。
据说，李靖曾收集过很多兵学著作，可惜，到了宋代，兵书多数都遗失了。
幸运的是，唐宋之际，有懂兵学的人，辑录了唐贞观时期李世民和李靖的事迹，编成了《李卫公问对》，宋神宗元丰三年(1018年)《李卫公问对》被钦定经典兵书，收入《五经七书》。
在《李卫公问对》的上卷，记述了唐太宗与李靖坦诚而深入地讨论兵法中的奇正问题，李靖详细分析奇正关系，认为“奇正相变，循环无穷”，归其一点便是“孙武所谓‘形人而我无形’，此乃奇正之极致”。
李靖说，虽然用兵在于出其不意，常讲出奇制胜，但在预备阶段却应该“教正不教奇”，“正”是根本。
显然，在李世民面前，李靖能熟练地讲解奇正之道，并有自己的独特看法，这一方面表明他对兵法谙熟于胸，并能结合实战而总结成理论，是有韬略的军事统帅，另一方面，也表明他与李世民的关系非常和谐，一个武将能与帝王语重心长地讨论兵学，足见其关系非同寻常。
在该书的中卷，李靖展开讨论了很多兵法问题，包括虚实、主客、阵法等等。
他认为，虚实、主客归根到底是奇正问题，是“致人而不致于人”的问题，在战场上，占居主动是非常关键的，只有抢先才有优势。
在讨论阵法时，李靖分析了军制，他结合诸葛亮的八阵法进行分析，并对八阵法进行改进，新创了“六花阵”。
在他看来，阵法的本质在于以正御奇，以有备应无备。
他把孙子的“兵，诡道也”的思想应用于分析“五行阵”，强调“兵形象水，因地制流”。
在该书的下卷，李靖将所讨论问题进一步展开，既谈论兵法理论，又讨论政治、人事等方面的问题。
李靖在评论古人得失时表现出自己的独特看法，如，他对于汉高祖善将将之说提出新的看法，他认为，刘邦跟项羽一样都不善于将将，而刘邦之所以能获胜，在于有张良和萧何的得力辅助，张良是高瞻远瞩的谋略家，他劝刘邦不要立六国之后为诸侯，此计策十分重要，刘邦依计而行，避免了分权分裂和战乱重起;而萧何是十分称职的后勤部长，他能持续不断提供钱粮军需，使刘邦屡次扭转局势。
此外，对于唐朝的开国元勋，李靖也坦诚进行评价，他大胆直接地对李绩、李道宗、薛万彻、长孙无忌等的得失作出客观评价。
值得注意的是，李靖为唐太宗提出了一条别人怎么也意想不到的建议，他建议太宗废免大将李绩，然后让太子再起用他，使李绩对太子能感恩载德，以知恩图报。
如果不是非常亲密的君臣关系，李靖是断不会提出这样的建议的。
本来，李靖与李绩的关系非常好，李靖曾把兵法传授给李绩，两人算是有师徒之谊，而李靖对唐太宗有这样建议，不仅表明李靖对李世民的尽责尽忠，而且，也反映出李靖不是一般的武将，而是在政治上富有远见卓识的谋略家。
虽然说《李卫公问对》是后人编写的，书中对唐太宗和李靖对话的记述是否完全真实还有待于考证，但是，书中所记载的君臣如此的对话能流传下来，并被广泛接受，这至少表明，李世民与李靖的君臣关系是比较亲密的，其真实性是被认可的。
历史上，由于皇权与兵权经常处于矛盾之中，帝王和武将的关系基本上是扑朔迷离的，暗藏着玄机，而在贞观盛世，大唐皇帝李世民与军事统帅李靖能有如此亲密、协调、坦诚的关系，这在历史上是极为少见的，他们的关系，堪称帝王与武将关系的典范。
上述曾说过，在唐之前，汉朝的开国皇帝刘邦，默许吕后杀掉开国第一大将韩信，后来，刘邦还杀了其他武将如彭越、英布等，成了“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的典型事例。
唐之后，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所诛杀的开国功臣就更多了，徐达被钦命吃蒸鹅害死，朱文正被囚禁死于狱中，傅友德被赐死，廖永忠被残杀，冯胜被列入蓝玉案赐死等等，明初，帝王与武将的关系水火不相容，演绎了明王朝初期的惨剧。
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相对来说，处置武将的方式稍好一些，他没有杀功臣，但对将军们手握兵权十分忌讳，生怕手握重兵的将领也学着他重演“陈桥兵变”，所以，他以“杯酒释兵权”的策略，迅速接除了大将的兵权，让那些开国大将如石守信、王审琦等，提前养老，这一夺兵权的手段相对高明一些，但依然是“过河拆桥”的阴招，他疏远了支持他“黄袍加身”的将领们。
与刘邦、朱元璋，甚至赵匡胤等相比，唐太宗李世民与文臣武将的关系要好得多，特别是与李靖的关系，能处理得如此之好，实在是非常可贵的，李世民称得上是少有的明君，他胸怀开阔，诚以待将，与武将能肝胆相照，非常难得。
李靖与起韩信、彭越、徐达、冯胜等相比，遇到了李世民，是十分幸运的，他长期兵掌兵权，屡受重用;他身为大将，能成帝王知己，相与论兵法，为其出谋划策，他功成名就，善始善终，荣耀谢幕，成了非常完美的大唐名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