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见｜|蓝红军：翻译史研究方法论四题
本文来源：原载《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第44-48页
转自：浙大译学馆
摘 要：翻译史研究是近年来翻译研究的一大热点，因其关涉史学和翻译学两个学科，其方法论具有明显的跨学科、多层次的特征，既体现一定的哲学基础、史学研究与翻译学研究的一般原则，还落实到具体的研究方法上。翻译史研究方法论的讨论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于翻译史研究性质的了解，提高翻译史研究的有效性、规范性、适当性。本文从史识观、翻译理论、研究问题和研究方法等四个方面进行了翻译史研究的方法论思考。
关键词：翻译史研究；方法论；方法论意识
一、翻译史研究的勃兴
人类的翻译活动历史悠久，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当我们从实践的角度来对翻译在不同历史阶段所表现的具体形态加以考察时可以看到，“翻译”活动本身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根据不同历史阶段的实际交流需要，在形式上不断丰富、不断发展的。而随着翻译的具体时间的不断丰富，人们对翻译的认识也一定会不断变化。另一方面，翻译的能力是发展着的，随着社会的发展，随着不同时代对翻译提出新的要求，翻译目的和功能会有变化。（许钧，2003：16）翻译的这种历史属性成为了翻译史研究的基础。翻译史研究包括对翻译的文献、翻译组织机构、翻译家、翻译主张、翻译事件、翻译流派等各方面的研究。杨自俭（1994）、谭载喜（2000）、穆雷（2000）、许钧（2007）、Berman （1984/ 1992）、Bassnett（2004）、Williams & Chesterman（2004）等中外译论学者对翻译史研究的重要性进行过充分的论述，认为翻译史研究是翻译学的基本任务之一，译学研究的一项基本建设。
翻译史研究是近年来翻译研究的一大热点。相关调查显示，自1978至2007年，我国内地已出版了71部翻译史方面的专著，国内较具代表性的15种外语类核心期刊所载翻译史方面的论文也达到412篇，占总数的4.9%。特别是近十年来，翻译史研究发展迅速，翻译史研究在所有论著中所占的比例由1978-1982年的3.7%上升到2002-2007年的5.9%。（许钧、穆雷，2009）我国从事翻译研究的博士生们也对翻译史研究有着别样的热情，根据笔者的统计，在内地高校（1993-2008）284篇翻译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中，翻译史研究论文数量最多，共73篇，占到总数的25.7%，其中基于翻译者的研究32篇；基于翻译主题/事件的研究20篇；基于翻译作品的研究21篇。
然而，我国翻译史研究的这种蓬勃发展的情况背后却掩藏着不可否认的事实：一、就总体而言，我们的翻译史研究成果大多集中于对具体翻译历史事件的梳理和总结，缺少从史学的角度、运用史学研究的方法去深入研究翻译史的力作，更缺乏书写翻译史的系统理论研究。（许钧、穆雷，2009）研究者喜欢介绍某位翻译者的生平与翻译实践经历，罗列其译作、阐释其翻译主张，点评其贡献，而从历史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角度去审视翻译事件的则为数较少。二、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专门的全国性翻译史研究的学会或团体，也没有翻译史研究的专门刊物，本（分支）学科还很不成熟。相对于一般知识史与观念史的研究，翻译史研究还显得十分稚嫩，人们对于其作为一门（分支）学科的研究方法论意识还十分淡薄。
二、翻译史研究方法论意识有待增强
一门真正意义上的学科，除了需要有明确的研究对象和系统的学科理论之外，还需要有自己的研究方法。（金立鑫，2007：7）从事一门学科的研究，必定需要一定的方法论指导，掌握从事该学科研究的系列方法。一般说来，我们都不会质疑翻译史研究的重要意义，也不会怀疑其研究对象的独特性，然而如果问及翻译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时，很多人都会语焉不详。阅读国内现有的翻译史研究方面的学位论文时也不难发现，“方法论”讨论的缺失是一种普遍现象。笔者和翻译学研究生交流时发现，不少人对于翻译史研究方法论缺乏明确的认识，有人甚至说，翻译史研究不需要理论方法的指导，只要进行史实的挖掘和梳理就行了。那么，翻译史研究真的可以淡化方法论吗？通过学习与实践，笔者获得了一个深切的感受：从事翻译史研究非但不能淡化或回避方法论，反而应增强方法论意识。
方法论一般分为三个层次：哲学方法论、一般研究方法论和具体学科研究方法论。哲学方法论是关于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最一般的方法理论，是一切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基础。一般研究方法论是指可普遍适用于许多相关研究领域的方法理论；而具体学科方法论是指运用于某一具体学科或领域的方法理论。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1999）曾指出，“一门学科方法论属于该学科的最高层次。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门学科的方法论虽然常常是不完善的，但是，有关方法论的探讨，对于该学科的自我认识而言，或许更有用。”（马克斯·韦伯，1999：108）也就是说，翻译史研究方法论意识的增强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于翻译史研究性质的了解，提高翻译史研究的有效性、规范性、适当性。翻译史研究关涉史学和翻译学两个学科，其方法论具有明显的跨学科、多层次的特征，既体现一定的哲学基础、史学研究与翻译学研究的一般原则，还落实到具体的研究方法上。翻译史研究方法论意识的增强涉及诸多方面，其中包括史识观、翻译理论、研究问题和史学方法等方面意识的增强。
三、翻译史研究方法论意识的
四个方面
1. 史识观意识
“历史”一词有两层基本含义：一、客观历史，即不以主观为转移的自在的历史；二、主体化的历史，即历史学或历史知识。“史识”包括“历史认识”和“史学认识”，历史认识就是主体对客观历史的认识；史学认识则既包含了历史认识，又包含了对历史学自身的反思，即对“历史认识”的认识。因而史识“是一个随时代意识流动的变动体，今之非昨犹后之非今，且见仁见智，我之所是人未必是，人之所非我未必非。”（熊笃，1994：74）每个研究者都有自己的学术个性和学术定位，都有受世界观影响而形成的史学立场和观点，他们对纷纭复杂的史实的解释往往遵从自己的史学观念。史实的意义并非是历史文本背后不变的客观实在，而是随着解释主体及其视角的变化而变化的主观认定，研究者对史实的价值判断决定着他们对史实的发现、取舍和认知方式，并最终决定着史实的图景呈现。所以，可以说，史识观是史学研究的根本问题所在。因而，增强翻译史研究方法论意识首先应增强史识观意识，即需要确立和明辨自身的史识观。
史识观和翻译史研究方法论是相互作用、无法分离的两个方面。没有与史识观相脱离的孤立的翻译史方法论，也没有不具备方法论意义的单纯的史识观。史学观既决定了学者展开研究的“程序”、对史料的认定和取舍，也容易形成表述思想、阐明主张的模式和风格。史识观的建立，常常需要方法论的支持，史识观的变化或者改变，又常常带来翻译史研究方法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方法论的革新。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有什么样的史识观，就有什么样的翻译史研究方法与方法论。
秉持“科学主义”史识观的研究者看来，历史认识与自然科学无原则性差别。在这种史识观的观照下，研究者只收集和堆砌史实，避免涉及个人观点的介入，“史料”自己会说话。“人文主义”史识观则认为，历史认识与自然科学有着根本的差别，自然科学认识中的主、客体是不同的，而人文历史科学的研究者与对象之间存在内在同一性。自然科学面对的是具有普遍规律的客观存在，史学则研究单个、不可重复的独特对象及其变化。因而，在研究方法上，自然科学由特殊现象中归纳、抽象出普遍法则，而史学则运用个别、具体描述的方法。
章学诚曾说“能具史识者，必具史德。”（转自熊笃，1994：71）“史德”要求从事史学研究者尊重历史的客观性，不能主观臆断。而关于历史认识的客观性，则存在着“绝对客观主义”、“怀疑主义”和“相对客观主义”三种态度。“绝对主义”认为史学在客观性方面原则上与自然科学并无二致，这种史识观追求的是价值无涉的绝对客观认识。“怀疑主义”也是以自然科学的客观性为参照，断言“历史思维之中就有着某种不可简约的主观性的东西”（沃尔什，1991：104）。“相对客观主义”认为历史知识中的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并存（涂纪亮，2009：100），认为价值背景相同的史学研究者内部存在关于选择和解释的共识性标准，因而在特定理论框架内能够满足客观性要求。
不同的史学观还表现为对“历史规律”不同的认识：一、认为历史规律是指决定纵向人类历史宏观发展路径的唯一必然法则，二、认为历史规律是社会历史现象横向的普遍、一般联系。这两种不同的认识必然导致翻译史研究中对不同“历史规律”的追求。
有效的翻译史研究离不开明确的史识观，后者凸现的是历史哲学的认识论，它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因此，增强翻译史史识意识离不开我们对史学史、翻译史研究史的了解，离不开我们对历史认识的性质及其独特性、历史认识的客观性，历史普遍规律性等问题的认识。
2. 研究问题意识
从事翻译史研究应有问题意识。所谓问题，就是依照一定的科学方法和步骤进行研究讨论并加以解决的矛盾、疑难。研究问题不同于作为日常需要解答的题目之问题，前者需要经过科学方法的实验、检验、推理或论证才能得到回答，而后者可能是显而易见的客观事实。所谓问题意识则是指“主体在进行认识活动时，通过主体对认识对象的深刻洞察、怀疑、批判等多种方式，产生了认知冲突，经过深入思考后仍困惑不解时，出现了一种具有强烈的探索情境的真实问题或想做出发现式创新的一种心理状态。”（房寿高、吴星，2006：24）
研究的意义不仅仅在于积累已有的知识，更在于研究问题的提出与解决。“研究过程就像是与大自然或‘现实’的对话。我们提出问题，并设法理解我们所发现的答案，随着对话的深入，我们会懂得越来越多（或者，至少我们认为是这样）。研究的‘秘诀’之一就是要学会怎样提出好问题，由这些问题导向可能的答案”（Williams & Chesterman，2004：69）。研究问题起着统领整个研究过程的作用。问题的真假与好坏直接决定着研究的意义与价值，而问题范围的宽窄与大小则影响到研究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问题意识则是学术研究的立足点，良好的问题意识促进着学术的创新，代表着学术研究持续的生命力。
“科学问题的前提是有所知，其本质是据所知而求解”（黄忠廉、李亚舒，2005：55）。一个前瞻性、可行性的研究问题的提出与此问题的解决同样重要，提出研究问题需要建立在大量文献阅读及反复逻辑推演的基础之上。如果要从事佛经翻译史研究，研究者不仅要掌握目前国内外佛经翻译的研究状况和相关翻译理论，还要对佛教教义的演化、佛教传播史、佛经翻译家的生平、佛经翻译史上所涉的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背景、佛经翻译所产生的影响、佛经经文甚至对梵文的知识都要有一定的积累，在此基础上才能提出需要解决而又尚未解决、且自己能够解决的研究问题。
从事翻译史研究，从确定具体的研究主题到提出研究问题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研究范围不断缩小，研究对象从笼统到具体、从模糊到清晰。在大量的文献阅读之后，研究者需要对已有的观点不断发问，寻找问题。研究问题需具体明确，需反映出论题相关领域的最新进展、同时具有理论和现实的真实性。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一样，翻译史研究中对某个课题可以提出一系列的研究问题，但并非无序的清单式罗列，而是按照研究问题之间清晰的逻辑联系，分层次逐级展现，从而将研究引向深入，指导研究计划的实施，确保从问题到假设再到研究结论的连贯性。
3. 翻译理论意识
翻译史研究的另一个代表性问题就是翻译史研究的理论价值问题。翻译界有不少人贬斥理论，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了。有些人选择从事翻译史研究，也是因为他们本身对翻译理论有一种“否定性”的理论意识，认为翻译史研究与翻译理论很难扯上关系，做译史研究就可以做到对翻译理论敬而远之了，另外，就我们长期形成的研究传统而言，重视史实，强调爬梳，不失为一种受到普遍认可的求实的好学风。但是翻译史研究与翻译理论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比很多人所想象的要密切得多，翻译史研究者应该加强理论意识，对翻译理论应该具有一种“肯定性”的理论自觉与理论研究能力。
首先，何为理论呢？“理论”是“一组逻辑地联系着的假设”，是“借助一系列概念、判断、推理表达出来的关于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性的知识体系。”（冯契，1992：1409）理论的主要职能在于解释它们的主题，或者规定与建议人们应该怎么做，因而理论一般可分为解释性理论与实践性理论。很多认为翻译理论无用的人，往往将翻译理论限定为“实践性”理论，而忽视翻译理论的“解释性”属性。他们之所以贬斥翻译理论，是因为他们片面地认为翻译理论属于应用理论范畴，只关注翻译理论的行动指导功能。如果认为只有“告诉我们怎么翻译”的“技巧总结”才是好理论的话，无疑会得出现代翻译理论无用的错误结论。但是，翻译理论绝不是“翻译方法”的汇总，作为“实用技术”成分的翻译理论，只不过是翻译理论中的表层结构而已。翻译理论的规范职能不仅是对“翻译方法”科学性的规范，同样也指对“翻译目的”适切性的规范。我们应认识到深层次的翻译理论不提供解决具体翻译操作问题的具体方法，所谓的“翻译方法”必须在译者深刻理解翻译理论的基础上，在由原理、价值、原则所构成的翻译观的前提下自己去探索，而此时译者的“方法”或“操作”已成了一种蕴含着理论精神的个体翻译实践，译者也正是以这种方式走向翻译理论。
打破了作为“方法”的翻译理论的概念，我们可以对翻译史研究的理论探索本质有一个更深的认识。我国翻译历史悠久，但翻译史学研究的历史却十分短暂，翻译史研究的发展基本与翻译学的理论探索和学科建设同步。安托瓦纳·贝尔曼（1984：12）表述过这样的观点：“翻译史的构成是翻译现代理论的头等任务。”回顾翻译史研究发展的历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翻译理论的研究和建设是翻译史学发展不可替代的前提；而翻译史学的发展又不断提出新的理论问题，有力地促进了对翻译史和翻译学自身一系列理论问题的研究和探讨。因而从本质上而言，翻译史研究是一项理论性很强的工作。虽然不少重要的翻译史研究论文中几乎看不到有关翻译理论的显性阐述，但实际上隐形之下都是本着一定的理论观为指导的。例如从史学的角度考察翻译的社会功能的研究就是在文化学派翻译理论的观照下进行的。
要增强翻译理论意识必须进行翻译理论的学习，翻译理论可以帮助我们形成个人翻译史研究信念。如果我们不想成为“盲目的翻译史料堆砌者”，就必须对“翻译是什么”、“翻译有什么功能”等涉及翻译的本质与意义的问题进行追问，不仅仅因为这些问题本身就是一系列的翻译理论问题，更是因为它关涉到翻译史研究者的认知状态。通过翻译理论，我们对翻译史及翻译史的学科属性有深刻的理解与把握。不过，我们应看到，尽管翻译史研究者对翻译理论有需求，但研究者对翻译理论的理解与的期待却存在着个体的差异性，这其实就是一个理论取向和理论素养的问题。
翻译史研究的真正价值并非在于“如实地”呈现史实，而在于加深我们对于人类翻译活动性质的理解。存在于翻译史研究者视域内的并非作为“历史的实在”（Historical reality）的“史实”，而是“作为知识的存在”（History as knowledge）的“史识”。翻译史研究的学科属性要求我们从翻译学的角度去解释存在于各种言述文献中的“翻译的历史”，从而推动翻译理论的进步和翻译学科的发展。
4. 史学方法意识
每个学科都有本学科在产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与其研究范式相一致的研究方法，翻译史研究也有其学科性质所决定的理论和方法，而目前我国从事翻译史研究的研究生大多数为外语专业或翻译专业出生，没有或很少经受过历史研究的专门训练，对历史研究的方法了解甚少，或者对其认识过于片面简单，因而普遍缺乏从史学方法的角度作些分析、判断和选择的意识，从而影响选题的实施与研究的价值。
翻译史研究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选题之后首先涉及到的就是考据，即史料的搜集、考订、整理、甄别与取舍，使史料能够客观反映历史真实；其次是以思辨的方法对所选的史料进行分析、综合、归纳、演绎，使史料抽象上升为理论假设。再次是用考据和思辨混合的方法扩大研究范围，从不同的视角以新的史料证实或证伪现有研究结论。最后又以思辨的方式在新旧史料上形成新的综合，使原有理论假设严密化、完善化，或上升为新的理论。所以，从事翻译史研究，不仅要从翻译理论上着眼，更要关注每一研究环节，从每个环节的前后步骤的相互关系和相互影响上着眼。
翻译史研究以其跨学科方法为基本特征，需要思辨、需要描述，也需要实地调查和实物佐证，但毫无疑问的是，搜集和考证史料乃是翻译史研究最基本的方法，只有通过对史料的搜集、整理、考证，才能对翻译史问题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全面而系统地占有史料是研究翻译史的基础。如果不以史料为基础，而只以思辨或描述来解决问题，那么得出的成果则不能称为翻译史研究，而只能称为翻译理论研究。传统的历史研究有着极其丰富的关于搜集史料、鉴别史料的方法和手段，并且已经形成了专门的学问和理论。在搜集史料方面有历史文献学和考古学，其中包括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辑佚等一系列具体的方法；在鉴别史料方面，有考据学，包括本证法、穷证法、理证法等，还有训诂学、古文字学、古器物学、古文书学等专门的学问。一个众所周知而又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我们年轻一代的翻译史研究者通常受时代所限，古文功底弱，古籍阅读的能力不强，不太认识繁体字、异体字、古体字，对简繁转化时的许多特殊情形不甚了了，要在浩如烟海的古籍资料中爬梳剔抉，细致考订、明辨真伪真可谓难上加难。
而随着社会的变迁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史学方法亦在不断地发展，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计量学、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等都成为历史研究的新的理论和方法。翻译史研究的范围得以扩大，个案的史料分析不再是翻译史学研究的全部，取而代之的是宏观综合与微观分析的结合，以认识翻译史的流变性和同一性，学科内翻译史事件的历时性发展描述也辅之以中外、跨学科、或多学科间翻译现象的共时性结构对比，以探索人类翻译活动的统一性、多样性及其联系、本质、特征和规律。译史研究方法呈现多样化、科学化的特点，而这对从事翻译史研究的研究生来说提出了更大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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