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国耻”是一个历史视角的问题。
我们自幼所学便是“百年国耻”，把近代史划分成如下阶段：
1840年 — 屈辱
1900年 — 溃烂
1911年 — 鼎革
1919年 — 星火
1921年 — 天命
1937年 — 危亡
1945年 — 雪耻
1949年 — 复兴
以此完成自己的近代史架构，必然会得出教科书式的观点——百年国耻始于1840，终于1949。这种观点非常类似基督教“弥赛亚”从天而降拯救世界，把苦难的终结归功于不世出的伟大英雄身上。既然存在神一般的救世主，那么我们当然要听从祂的领导，跟随祂一起建设人间的天国。
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观点是“三百年国耻”：
1644年 — 国破
1662年 — 悲歌
1683年 — 绝唱
1693年 — 永夜
1840年 — 外敌
1894年 — 觉醒
1905年 — 团结
1911年 — 重生
以此构建自己的历史观念，那就会偏向于皇汉，把近代落后挨打的锅干净利落地甩给满清，从而顺理成章地证明“我们本来是好的，全怪鞑子害了我们”。这种汉本位的民族主义观点显然不太适应现代中国的实际情况，容易把融合中的大民族再度拆散，削弱整体的合力。
以上两种观点都有一个前提，就是我们的文明曾经非常伟大，近代饱受外敌或异族的摧残，我们历经磨难终于摆脱了苦难，现在我们的任务是实现民族的全面复兴。
此外，这两个观点都很强调历史节点，把一百年或三百年设置为话剧中的一幕，本幕前、本幕、本幕后是三个完全不一样的天地，分别代表着：旧的繁荣、黑暗、新的繁荣。这就容易导致这样的现象：一是割裂三者的内在联系，把当下按照时间节点和过去切割得很干净；二是对某个时代予以片面的肯定或否定，不能正视繁荣中的问题，也忽视黑暗中的进步。
与上述两种观点对立，还存在另一种看法——我们的文明并不是最伟大的，只是世界文明之丛的普通一员，中国近代的遭遇也谈不上悲惨，只是人类文明交融的必由路径，自然也就谈不上什么国耻。按这种观点来断代，近代史是这样的：
1535年 — 东西文明的早期接触
1644年 — 传统文明的衰退
1840年 — 东西文明的冲突与融合
1911年 — 传统文明的凋亡
1949年 — 现代文明的确立
以这个视角来看，近代所谓的“国耻”是一种文明迭代的阵痛，从传统的、区域的、封闭的农业文明走向现代的、全球的、开放的工业文明，越是抵抗这个趋势就越要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因此，无论一百年还是三百年，都谈不上奇耻大辱，只能说“耽于繁华，必然挨打”，掉队了及时跟上节奏就好了。
这种观点当然也有不少问题，首先便是不符合大多数国人对中华文明地位的预期，大多数国人当惯了老大，耻于与“失败国家”为伍，历史发展历程中任何一点挫折都被认为是对自己的羞辱。其次，这种观点容易抬高近代西方文明的地位，陷入西方中心主义的论调。
除却以上这些观点，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观点，有的讲阶级，有的讲道德，有的否认国耻：
所以近代到底算不算“可怕的百年国耻”呢？这恐怕还是个见仁见智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