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河，中国古代举国之力的第一工程
大家都知道大禹治水的故事。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里，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小农抗自然灾害的能力弱，需要由国家来承担治水工程。对此，贺耀明的《中国古代农业文明》作了介绍。
在传统社会经济中，国家最重要的水利工程就是治理黄河，治河也可以称为天下第一的国家工程。
黄河被称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就是因为黄河流域是中国农业发生和发展最早的地区，北方旱地农业仰赖黄河之水才能生存与发展。孕育了中国农业的黄河流域虽然土质疏松，但是常年干燥缺水，降雨集中在每年的7-9月间，集中降雨导致了它的季节性泛滥。所以黄河流域的常年的干旱问题和河水的季节性泛滥问题，始终是困扰整个黄河中下游农业发展的两个重大问题。只有尽量减轻黄河泛滥的危害，发挥黄河之水灌溉的优势，才能确保黄河流域旱地农业的正常发展。正所谓“中国川原以百数，莫著于四渎，而河为宗”。在数千年治理黄河过程中，我们的先民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可以列为国家工程的并不多，我们可以列举修筑长城、屯垦边塞、海防边防等等，但是排在第一位的国家工程始终是治理黄河。
治河工程需要强有力的国家动员和数量庞大的人力资源，只有政府有这样的能力，任何社会组织、商人团体、地方富豪都不可能有这样的动员力量。因此，历代政府都十分重视治河，通常都设有专门的机构和官员负责此事。秦朝至唐朝的1000多年里，治河事务主要是依靠各地方政府来承担，中央政府也设有一些官员，例如，秦代设有都水长、丞，汉代增设都水使者、河堤使者，地方郡守官员则必须履行防守河堤职责。隋代设立都水监、少监各一人，唐代在尚书省工部下设水部和都水监水部郎中，还有河堤谒者专司河防。从北宋开始，治河压力加大，治河机构也得到扩充，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设有专门的官员，形成了两级河官相结合的河防体系。金代按照险工所在地将治河划分为25埽，每埽设立散巡河官一人，并按支流分为6片，设立6位都巡河官，当时仅河防兵就达1.2万人。1201年金章宗颁布《河防令》，规定每年六月至八月，为黄河涨水月，各州县必须轮流“守涨”。元代在工部设立侍郎、员外郎，都水监长官治理河渠和堤防、水利、桥梁及闸堰，另设河道提举司，专职负责治理黄河。明代定都北京，中央政府财政来源和边防所需主要依靠江南提供，保漕和治河均为国家大事，通常由尚书、侍郎或者御史主持治河。1471年，工部侍郎总理河道，建立了中央统领河道管理，各司道、州县的管河官各司其职的治河体制。清代沿袭明代做法，定都北京，康熙时期将“削藩、河务、漕运”作为三件大事，在工部设河道总督，下设文、武机构，文职管河道，武职负责修守堤防，并设有若干河防营，每个河防营有数百河防兵，常年驻守在险工段负责修防。
既然需要由国家来承担大型工程，就需要由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中国古代以皇帝为核心的拥有绝对权力的中央政府就是这样建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