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休谟问题”的小感慨
在哲学上，苏格兰哲学家休谟的怀疑论从根基上动摇了当时的自然科学的基础。休谟问题涉及到因果的普遍必然性，休谟那里证明了因果完全是来自人类自身的主观联想，那么科学实证所谓的必然性也就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和摧毁，成了一堆主观意义上的联想而已。你可以这样想，也可以那样想，哪里来的普遍必然性呢?所以，在怀疑论的视野下，自然科学的根基就大大的动摇了。而康德很聪明，他没有直面休谟的怀疑论，他论证的起点，是把因果的先验的存在视为客观符合主观的普遍必然来证明。在认识上，他对休谟的反诘虽不完全的，实际上到现在也没有办法对休谟进行彻底意义上的否定。但是康德还是说，任何证明都需要有一个起点，就像宇宙大爆炸似得，要有个奇点。论证的起点本身是不能被质疑的，对起点的质疑等于否定所有的论证。自然科学的根基在康德那里得到阐释和证明，挽救了科学免于成了一堆毫无意义的自由联想。康德并非要把形而上学改造成科学，而是要为科学重新找到一个可以确定的基石。所以他的《纯粹理性批判》的缩略版又被称为《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康德特别强调了不是未来“科学”导论，而是未来的“形而上学”。这样既能破除了独断论，又绕过了怀疑论的摧毁的新的为自然科学奠基的形而上学。对于休谟难题，康德也没有彻底反对，事实上在确立自然科学新的基石的形而上学之后，他又说要接受休谟的意见，要实事求是，以能够看到的把握到的对象为研究内容，没有把握到的，就不要谈。 “休谟问题”是康德起的名字。我出版的第一本书就是英国人写的《归纳逻辑的推理》，归纳逻辑是科学中经常使用的方法。观察、实验、证明、证否等都属于归纳逻辑的范畴。可是，归纳逻辑始终不入正统逻辑的法眼。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康德才创造性的解决了“普遍必然知识何以可能”的哥白尼式的认识论转向，而成就了他的《纯粹理性批判》。表面上看，康德似乎解决了休谟问题。但在我来看，他只不过是从认识论这个层面上把“休谟问题”回避了。罗素曾大骂康德，说提到康德就让他欲做三日之呕。可是，他的传记作者乌德却说，罗素的哲学就是“从康德到康德”，可是罗素死也不认账。他不相信康德把主观性作为认识论的起点，可是他却又说，把他的1903年出版的《几何学原理》稍作限定，就能得到康德的结论。这就是大陆哲学和英美哲学的区别。大陆哲学的特色是从因到果，英美哲学则是从果到因。当乌德看破这一点时，让罗素感到很没面子。在我看来，认识论说白了就是猜，猜对了就是康德，猜错了也是康德，谁也无法知道你脑子里是怎么想的。至于罗素的认识论，就不着调了。调侃一下，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里，没谱。其实“休谟问题”非常吊诡。它不仅涉及到认识论问题，而且还涉及到更深层面的一个问题。这与价值判断有关。说白了就是“是无法推导出应该”。我们常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其实这都是中国人说的些拜年话。大难不死是事实，但必有后福则未必。在法律上往往将其表述为“实然无法推出应然”。有人希望用统计学的“置信度”来消解“休谟问题”。我总觉得，纵使置信度有99.999%的可信度，也无法达到100%。所以我并不认为置信度是靠得住的。加拿大科学哲学家哈金在其《驯服偶然》一书提到，世上有三种骗人的玩艺儿，统计、统计、还是统计。如果用统计学中的置信度来消解“休谟问题”，大概只有是骗人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