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鉴系列13. 经济上集权 帝国财经运转的密码
BC81年，大汉王朝国家层面召开了一次会议，规格很高，议题是财经方面的研究讨论。
需要交代一下背景，国家连年征战匈奴，国库虚空，各科目税银征收比例已经不能满足当下需要了，如果继续向老百姓加税，有可能弄得国家千疮百孔、民不聊生的局面。但是当下，军事用度又不能停下来，双方焦灼不堪，下一步仍需打仗，如何解决财力不济的问题便摆上了台面。
当时主持中央财政工作的牵头人桑弘羊认为改革的时机到来了，便把胸中计划韬略禀明，具体做法是，涉及到国家重大资源、民生物资（比如酒类、盐铁类）收回中央专一部门统一调配，个人不允许私自买卖。
这不就是计划于市场相结合的典范手笔吗？这样一搞，确实效果明显，实现了桑弘羊当初预想的“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百姓不用多交税收，而国库的用度又能得到保障）。
桑弘羊的策略，从国家财经治理层面框定了帝国以后经济发展的运转机制，也深刻影响了帝国千年经济发展的模式，即经济上集权，具体为涉及到民生及影响主体经济结构的物资，统一纳入国家调配，也就是后世的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相结合。
桑弘羊本人也因此迈入世界级经济大师层面，这要比萨缪尔森等西方经济学提出的宏观调控理论，仅时间层面要甩出好几条街。
按照桑弘羊提出的这条理论发展下去，重视经济结构调整，允许民间资本流通，个人买卖自由等条例实施下去，中国这个国度早已经迈入了“资本主义”的行列，可是为什么又很快夭折呢？
根本原因不外乎这些，一是与帝国体制不容（农桑为本，重农抑商）；二是从事经济类的工种的相关人员地位低微，甚至不允许步入仕途。
尤其第二条，有钱不如有权，深深烙印在国人骨子里，至今仍有影响残存。
但后世的改革者，比如唐人杨炎、后周世宗柴荣、宋人王安石等，从财经治理的角度上看，条例各有不一，但遇到国家用度，需增加国库收入等角度看，所用政策均未能超出桑弘羊的理财手段。
更令人唏嘘的是，想不到两千年以后，即现在的经济发展政策，无论从理论还是从实践层面，都未能超出桑弘羊当初的那一套，将国家宏观调控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暗合古人，与大汉不一样的是，当初的国策“重农抑商”转变成为现在“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并将其纳入国策，这样一来，从事工商的人们地位也得到空前的提高，也不再有高下之分。
优秀的基因要继承，不合理的因素逐渐被剥离，这就是我们这个民族了不起的地方，有继承性，也有改革创新性。其实，桑弘羊的财经思维，可以理解为加强中央经济层面集权的能力，尊重市场，必要时干预。
这是我们这个国度财经运转的基因密码。再过千年以后，制度演变也可能五花八门，但核心仍离不开这些，即古人智慧仍未远离，甚是亲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