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明 | 构建古代文献文化史学术体系
《中国社会科学报》2023年4月19日刘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基础史料决定学术体系的厚度与深度，而学术体系则赋予史料以新的内涵、视角与图景。程章灿领衔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文献文化史”，提炼出“文献文化史”的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以文献为切入点来研究文化，从文化的视角来研究文献”，由此“既可以看到被文化史所塑造的文献现象，也可以看到文献史所凸显的文化特性”。作为重塑传统文献学研究的“文献文化史”体系，同样离不开基础性史料的支撑，其学术旨趣是建构中国古代文献文化史的传统论述框架。《中国古代文献文化史史料辑要》(程章灿、许勇编著，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11月版，(以下简称《辑要》)就是课题成果的独立组成部分。南京大学有着悠久而深厚的古代文献学传统，涌现出诸如卢前、刘国钧、李小缘等优秀学者，在中国书史、图书馆学及文献学等方面取得了厚重的学术积累。之后，又有程千帆、徐有富等振芳尘于后，尤以撰著《校雠广义》蜚声海内外。这种探索求变和守正出新的学术热忱，凝结在“中国古代文献文化史”十卷本的集体成果里。《总序》以期许而前瞻的笔调，称文献文化史的学术建构，对于认识中华文化的形成过程及其特点，认识中国古代文献的发展变化及其文化价值，具有显而易见的意义。这也提供了理解《辑要》学术意义的语境：一是自觉继承南京大学古代文献学传统的历史性审视，二是对构建古典文献文化史学术体系基本史料轮廓的学理性追求。《辑要》的史料选编特别是分类编排及中外学人论著提要的编纂，就体现了历史传统与学术追求的融合统一，不是为编史料而编史料，而是有服务文献文化史学术体系的思考，有彰显史料新的文化意义的思考，当然也有以文献文化史为媒介，用史料沟通中西、搭起文明互鉴桥梁的思考。《辑要》从学术史和文化史的传统出发，检视广义校雠相关的各类史料，努力让史料在“流动”的文化传统里“活起来”。《辑要》选入的每条史料均经过缜密思考而寓有“深意”。举例来说，“文献生成”第四“雕版印刷”，选编了叶梦得《石林燕语》中论述宋代雕版印本的史料。人们习惯上将雕版印刷技术的发明视为有功于文献传承和文化传播的行为，但宋人叶梦得却“现身说法”，指出雕版印刷带来的文化弊端。比如，士人因易于得书而不再着意于读书，朱熹也有类似意见。再者就是雕版印本盛行导致各种古抄本日亡，印本里存在的讹误也就无从纠正。再如“文献整理”第二“校勘”，选编了叶德辉《校勘》和陈垣《校法四例》两篇史料，前者更多代表了传统学术视域中的校勘图景，包括“校勘之功，厥善有八”，亦论及活校与死校两种古人校书法。后者同样植根于传统典籍整理的学术实践，但总结出来的四校法——对校、本校、他校和理校，却洋溢着现代学术旨趣和科学理性的光芒，成为校勘学的经典话语。可见，是否有文化史的关怀和观照，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文献学的广度和温度。“文献收藏”第二“私藏”，选编了洪亮吉《北江诗话》论藏书家有“数等”的史料，包括考订家、校雠家、收藏家、赏鉴家和掠贩家五等。习惯性的解读往往纠缠于哪一等更高明，认为洪氏本人推崇考订家和校雠家，赏鉴家和掠贩家似乎难登大雅之堂。如果转换到“私藏”的视角理解这篇史料，则有新的体会，即洪氏实际概括出古代构成“私藏”的五种角色，他们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方面作出了各称其职的贡献。中国自古就有浓厚的士以弘道的文化传统，私藏在赓续文明传承脉络中的价值意义理应受到重视。“文献载体”第三“金石”，选编了马衡的《金石学之定义及其范围》。传统的器物之学如何走向科学的金石学？这篇史料给出了答案。又如，“文献收藏”第五“公藏”，选编了罗振玉的《京师创设图书馆私议》，虽称以“私议”，实则是公心，图书馆这种舶来品开中华文化新风气。该史料揭橥了文献资源从“私藏”到“公藏”的思想观念的转捩。选编史料需要站在文献文化史的角度才能够理解何以选编、选编何为，文献文化史的视角给予这些史料特定的学术内涵和文化意义。可能是限于体量的原因，《辑要》似乎漏编了个别史料，如卢前的《书林别话》是民国学人谈雕版印刷技艺的重要材料，其详细度远逾前人所述，不应有失。典籍是载录文化的载体，贤人是传承文化的主体，典籍与贤人是物与人的深刻交集，恰好揭示了文献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本质。文献走向文化史视域，很大程度上是人建构的结果，这本身也是文献文化史的要义之一。“文献生成”第四“雕版印刷”，选编严谷声的《保护雕版工艺建议》，呈现的是雕版技术从文化需求到文化传统的转变。同样的眼光还表现在“文献整理”第一“汇集”，选编张元济《印行〈四部丛刊〉启》，开篇所写“睹乔木而思故家，考文献而爱旧邦”，不免催人泪下。以张元济等为代表的古文献家矢志古代典籍珍本的汇编保存，其对中华文化的挚爱跃然纸上。同样的，“文献流散”第二“散佚”，选编陈垣《敦煌劫余录序》，那种对珍贵敦煌文献散佚外邦的悲叹和遗憾，闪现的是有志之士对祖国文化遗产的热爱。此外，“文献整理”第五“考证”选编的余嘉锡《四库提要辩证序》，则表现了学人“穿透”文献故纸堆的求索精神。以这些史料为例，可以看到《辑要》选编特别注重文献史与学人精神史的结合。注重文献的精神文化本质，是建构古代文献文化史学术体系的创新点之一，相信也是未来文献学研究的重要方向。《辑要》在选编史料的分类编排方面也有守正出新的学术特性，《总序》用“首次建构了中国古代文献文化史的传统论述框架”予以总结和评价。史料的分类共计五类，即文献生成、文献载体、文献流散、文献整理和文献收藏，符合文献发展过程的学术逻辑和历史逻辑，也不再拘泥于《校雠广义》所列的版本、目录、校勘和典藏四编。文献史的起点是“文献生成”，“生成”是目前文史学界的“热词”，代表了前沿的学术方向。“文献生成”详列“书写”“传抄”“刻拓”“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基本对应书籍史的抄本时代和刻(印)本时代，稍显复杂的是“刻拓”，它究竟应划归抄本还是刻本时代有待于进一步揭发。“文献载体”是文献生成后赖以流通的媒介物，书中列举“甲骨”“简帛”“金石”和“纸”四类，特别强调“金石”媒介的作用。文献的生成与流通，不可避免地带来“文献流散”。为了避免“文献流散”，就需要各种形式的“文献整理”，书中列举“汇集”“校勘”“辑佚”“辨伪”和“考证”五类，认为“汇集”更强调“书”之编纂，“聚集”更强调“书目”之编纂。另外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文献整理不同于古籍整理，前者包括原生性(经过各种加工)成果和再生性成果，涵盖范围大于古籍整理，如“辨伪”和“考证”就属于再生性成果。最后是“文献收藏”，编著者列举“官藏”“私藏”“书院收藏”“寺观收藏”和“公藏”五类，基本囊括了各类藏书形式。随着域外汉籍研究的方兴未艾，是否需要单列一类“域外收藏”，值得思考。西方书籍史的视角推动了中国古代文献与社会文化历史关系的研究，亦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本土学者在书籍史方面的探索。全书彰显了古代文献文化史学术体系的开放性，选编了一些西方学者论著，如法国费夫贺和马尔坦合著的《印刷书的诞生》，认为该书开辟了此后各种书籍史，如印刷品使用史、出版文化史、阅读实践史、写作文化史之先河。这对于拓展中国古代的传统文献学研究无疑富有启迪色彩，即将各类物质性文献置于文化史氛围里进行考察。比如，南宋杭州的雕版印刷业，从政治角度观察，代表了官方许可的文化形态；从经济角度观察，杭州是当时的经济中心，集聚了丰富的刻工、纸张等物质资源；从社会角度观察，杭州居住着各类社会群体，所以各种类型需求的书籍均有刊刻，刻书坊为避免竞争，又存在着分工合作的现象。相较单纯研究南宋杭州刻本的文物价值、文献价值和学术价值，显然是一种视域上的“跃进”。此外，苏珊·彻尼阿克的《中国宋代书籍文化与文本传播》，讨论了宋代印刷技术与校勘学的关系，认为印刷书使校勘学变得实用而多样化；卡斯顿的《莎士比亚与书》讨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作家的影响力离不开出版商、印刷商等非文艺界力量；贾晋珠的《谋利而印：11至17世纪福建建阳的商业出版者》、周绍明的《书籍的社会史：中华帝国晚期的书籍与士人文化》等，都是综合运用经济史、社会史和文化史视角研究书籍的代表性著作。再如坦瑟勒的《分析书志学纲要》等也值得一读，有助于在中西文化比较视野中看待书志学和校勘学取向的差异。而钱存训的《书于竹帛》，则是以竹帛为考察对象的物质文化史方面的名作。相信中国的文献学研究者，在阅读这些论著的过程中，定会更加坚定中国文献研究的学术自信。转载会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