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院校教师教学创新团队与双师型教师建设要点
新时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是适应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题中应有之义。2020年10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这是根据我国发展阶段、发展环境、发展条件变化作出的科学判断。显然，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对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与挑战。2022年5月1日起修订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正是从法律层面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我国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大决策。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明晰了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关联逻辑。然而，职业教育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是一项亟待探讨的重大理论与实践课题。马克思提出的“综合技术教育思想”强调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半工半读模式，凸显职业教育的职业性与教育性相结合的实践内涵。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作为基本准则贯穿在中国共产党办职业教育的伟大实践中。半工半读、工学结合的办学模式，诠释了职业教育不同于其他教育的办学特色，为职业教育的类型定位奠定了历史基础。进入新时代，深刻把握新时期经济转型的发展规律和社会矛盾的阶段特点，重视职业教育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角色扮演和功能发挥。以类型定位作为谋划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逻辑起点，推动职业教育从“层次”向“类型”转变，从国家层面赋予职业教育重要的战略地位，助推职业教育在新时代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最大效能。“要求将职业教育看作一种教育类型，不只是强调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在性质上的差异，而且要求把职业教育建设成一个具有独立形态的体系，这才是职业教育类型属性最为完整的含义。”类型定位的确立标志是国务院颁布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该方案开门见山地指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不同类型”“同等地位”的表述准确厘定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区别与联系，进一步明晰职业教育的类型属性，发展和深化职业教育追求独立办学、特色办学的时代诉求。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的要求，科学地把握了职业教育类型定位的本位逻辑。由此，从“确立”到“优化”是适应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客观需要，并深刻指出职业教育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地位和现实价值。长期以来，职业教育吸引力不足、社会认可度不高成为职业教育发展的一大障碍，突出表现在中等职业教育的学校数量和招生数据上。据2018—2021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统计，近四年全国中等职业教育学校数量从2018年的1.02万所降至2021年的7294所，且中等职业教育2018—2020年三年的招生人数分别占高中阶段教育招生总数的41.27%%、41.7%、42.38%。由此观之，中等职业教育学校数量逐年缩减，即使招生人数略有增长，占比依然不及高中阶段招生总数的50%，且增长较为缓慢，距离职普比例大体相当的目标仍有差距。这些数字背后揭示出职业教育社会地位相对低下的事实。究其原因，第一，社会传统文化观念影响。由于社会主流价值取向长期受“学而优则仕”“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重理论轻实践”等观念主导，使得社会大众对高学历教育产生强烈需求。“社会对职业教育的认同感不高， 职业教育只是一部分家长的无奈选择， 甚至沦为‘三流教育’。”第二，职业院校毕业生薪酬待遇偏低。职业院校毕业生就业率虽达90%以上，但就业质量不高，薪酬待遇普遍偏低。北京大学“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调查”课题组于2021年6月起对高校毕业生进行了问卷调查，统计结果显示，“2021年博士、硕士、本科、专科的月起薪算数平均值分别为14823元、10113元、5825元、3910元”。可见，高职高专毕业生与本硕博学历的毕业生经济收入相差甚远，进而影响学生报读职业院校的意愿。第三，职业院校招生批次后置。许多地方招生录取工作是按成绩排名分阶段录取，把职业教育招生顺序放在中、高考最后一批次录取，无形中给报读职业学校的学生贴上“中（高）考失败者”标签，同时也助长了家长对职业教育的认知偏见。新时代职业教育类型定位的优化主要从国家层面和职业院校层面继续发力。第一，强化顶层设计是基础。国家需继续加大相关法律政策的制（修）定力度，强化顶层设计，从政策环境上推动职业教育类型定位的落地与优化，打破招生制度壁垒，规定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同台、同时、同步招生，实现职普合理分流，进一步优化职业教育的类型定位。此外，还要立足地方经济发展水平，适时调整技术技能人才的最低工资标准，并与其所持的职业技能逐级匹配，逐步完善技能人才的就业落户等福利政策，从而提高技能人才的社会地位，激发青年学子报读职校、学习技能的热情和信心，引导社会主流价值观念的转变，营造尊重技能人才、认可技能人才、重视技能人才的社会风尚。第二，职业院校转变观念是关键。职业院校必须立足新发展阶段的特点与要求，贯彻新发展理念，以类型定位为办学起点规划学校工作，明晰类型定位的概念性问题，廓清类型定位的外延与边界。在实际工作中，职业院校要守正创新，勇于摆脱参照普通教育办学的传统，自觉转向职业教育特色办学的探索，重新架构、谋划职业教育的办学模式和管理方式，把类型定位的特色贯穿于培养目标制定、课程体系构建、实习实训基地建设、教学结果评价等日常工作中，坚守跨界融合的办学主色，实现职业教育差异化、特色化发展。发挥职业教育效能，使其最大程度地服务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关键在于人力资本的质量。“20世纪80年代，保罗·罗默在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中提出，人力资本积累与技术升级是支撑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职业教育作为快速提升人力资本的支撑，自觉肩负起培养时代新人的重要使命。其中，“时代新人”指向适应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中的‘技术技能人才’表明人才类型，打通了技能人才与技术人才的‘鸿沟’，体现了技术化时代职业人才的类型特征。”从现实个体与生产实践的关系中锚定职业教育的具体培养目标，深入揭示“职业教育是培养高素质技能人才的基础性工程”的内在逻辑，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更多”表明了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对扩充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存量的紧迫性，“高素质”点明了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对技能人才质量的高要求、高规格。因此，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更需要壮大产业人才队伍，扩容提质，抢占人力资源优势的制高点。目前，我国经济发展已由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发展方式由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特别是国家积极推进“中国制造2025”，带动产业发展向全球产业链中高端跃进，驱使职业岗位的方法、工具发生质的变化，这意味职业教育人才供给需要与产业变革同步优化。但就目前而言，产业变革所需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总量不足、质量不高依然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第一，从需求端来看，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总量不足。经济高质量发展推动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市场需求旺盛。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2022年第三季度城市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市场供求状况分析报告数据显示，“高级技师、技师、高级技能人员求人倍率较高，分别为2.43、2.40、2.33”。显然，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缺口较大。第二，就供给端而言，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质量不高。人才质量不高主要体现在学历水平、年龄构成和技能规格三个方面。首先，目前从事技能工作的人员，其学历水平和文化程度以中专、大专为主，本科及以上的学历层次较少。其次，年龄构成呈现老龄化趋向，中青年劳动力存量不足的矛盾突出。最后，“市场对各技术等级和职称人员的用人需求均有所下降。其中，对中级技能人员（35.8%）、技师（31.9%）的用人需求下降幅度较大 ；对具有初、中、高级职称人员的用人需求分别下降了 23%、24.5%、35%”。从整个就业形势和经济发展需求来看，职业教育培养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较少，存在供需错位的问题，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紧缺成为制约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瓶颈。当代社会，人工智能成为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推动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同时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预示着个性化消费时代的来临，市场需求趋于个性化和差异化对技术服务提出更高的要求，这些变化意味着劳动力市场对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需求不仅增加，更需提质。目前职业院校批量培养技术技能人才的流水线模式已不合时宜，高端制造业的发展迫切需要一批高水平、高素质的大国工匠作为人力支撑。职业教育应更加自觉地立足新时代产业变革的需求特点，清晰认识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目标定位。第一，培养数以万计的大国工匠需要创新课程体系。职业教育内部实施分类教学，全面铺开岗课赛证一体化模式，以课程为载体触发新时代职业教育课堂革命，建立与技术技能等级匹配的进阶式项目化课程体系，严格把控人才输出的质量关，实现职业教育的精准供给。第二，培养数以万计的大国工匠需要强化学生的核心素养。职业院校打造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职业素质的匠心工程，贯穿在新生入学、在校学习、毕业就业全流程，孕育学生终身学习能力、创新能力、沟通社交能力等核心素养，着重培养学生精益求精、潜心钻研、爱岗敬业、勇于创新的工匠精神。第三，培养数以万计的大国工匠还需提升学生的“数”智。科教融合推动职业教育聚焦人机协同的数字化教育，培养学生适应新时代信息化发展需具备的数字思维和数字能力，以智能教育驱动学生生命特质的多元化、个性化发展，为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人才支撑。培养数以万计的大国工匠助推人才供给结构优化，缓解就业市场尖锐的供需矛盾，推动我国制造业进军全球产业链中高端领域。“基于发展动力机制而促发的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典型表现为形成与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阶段及个体日益多样化需求相匹配、相契合的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样态。”随着经济社会迈向新发展阶段，促使不同年龄主体的职业选择趋向多元化发展。增强人民群众的教育获得感，彰显人民至上的初心底色是新时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最鲜明的价值立场。党和国家完善职业教育纵横贯通的结构体系，畅通技术技能人才成长渠道，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更丰富、更优质的职业教育，并对职业教育结构体系优化调整作出进一步的具体布置。第一，在纵向贯通方面，着重强调职业教育学历层次的有效衔接，推动职业本科教育稳步发展。这是契合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对技术技能人才需求的根本保证，高度明确了职业教育层次结构向上延伸的发展定位，畅通了职业教育学生成长成才的学历通道。第二，在横向融通方面，推动职普融通，强调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融合和沟通。这是国家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战略选择，系统回答了优化调整国家教育结构的改革方向，促成青少年全面而富有个性的发展。第三，大力发展和倡导全民教育、终身教育，构建多元灵活的终身学习体系，服务学习型社会全面建设。这体现了职业教育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需要的内在要求，科学研判新时代产业结构升级推动技能知识更新迭代的形势变化，架起广大劳动者职业发展的“立交桥”。职业教育发展的“层次衔接”“职普融通”“终身学习”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社会关系中最大限度创造人民群众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空间，保障亿万人民群众的受教育权和再选择受教育权，推动形成惠及全体人民的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格局。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职业教育领域体现为人民多元化的教育需求与职业教育供给之间的矛盾。第一，职业教育纵向贯通不畅。目前，职业教育纵向层次产生“断层”现象。一方面，职业教育招生比例固定。我国高职院校生源以普通高中学生为主，中职生源招收的指标占比不足15%。据2019—2021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9—2021年专科起点本科招生分别为31.75万人、61.79万人和71.77万人，占普通本科招生总数的7.36%、14%、16.1%”。由此可见，中职和高职升学比例偏低，升学渠道不畅，且本科职业教育学校数量仅有32所，无法满足大量的升学需求，招生录取比例固定化限制了中职、高职、本科学生连贯性的升学机会。另一方面，职业教育专业衔接脱节。“从体制层面和操作层面上无法实现中职、高职、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贯通，而主要表现为专业‘层次化发展’的问题，其实质就是学制相互割裂下的‘专业孤岛’。”《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显示，“中职专业358个、高职专科专业744个、高职本科专业247个”。可见，职业教育“中职—专科—本科”专业开设种类呈“中间大、两边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显然，高职高专教育开设的专业过细、覆盖面广且种类繁多，而本科层次学生可选择的专业种类较少，限制了一部分学生连续性的专业发展，不符合技能人才成长规律。第二，职业教育横向融通不畅。在我国，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在办学理念、培养目标、教学内容、评价方式等方面差异较大，使得普职处于割裂状态。一方面，职业教育与中小学合作的职业启蒙教育形式主义泛滥，架空职业教育的育人本真。“虽然多样化的职业启蒙教育实践在各地陆续展开，但审视名目繁多的实践活动，发现内生动力缺乏、合作体系与保障制度不完善以及‘表象化’合作问题日益凸显。”另一方面，职业教育与普通高中的融通发展还处在初步探索阶段，融通程序、机制尚未成熟与完善，融通支撑体系不尽完备，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职普融通的内生动力。第三，职业教育社会服务能力较弱。职业教育是面向人人的教育，但全民终身学习体系的建设仍在初步探索阶段，具体运作和细节设计还存在诸多不足，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正式教育和非正式教育之间的互通渠道相对闭塞，特别是针对不同教育主体的知识基础差异和发展需求多元，职业教育暂且未能制订差异化、个性化的分层教学方案。各级各类学习成果的认定、积累和转换机制尚未规范成熟，职业教育社会服务的多元供给能力亟待进一步提升。新时代经济社会朝着形态更高级、分工更细致、结构更优化的方向发展，所以要实现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就必须构建纵横融通的体系结构，推动职业教育结构体系与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相融相通。第一，构建纵向贯通的层次衔接。根据区域产业群发展需要调整层次衔接的专业教学标准，逐步扩大职业教育考生在高等教育招生中的录取比例，稳步推进职业教育“中职—高职—本科—研究生”一体化人才培养模式。同时，不断扩大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办学规模，积极探索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院校转型的灵活方式，鼓励符合条件的高职院校设置本科层次的专业或者分批次升格为本科层次职业教育。此外，依托现有高等教育的雄厚力量，增加职业教育研究生层次的学位授予单位数量，招生考试参照职教高考“文化素质+职业技能”的招生办法，改变高等职业教育“重术轻技”的局面。第二，铸就横向融通的职普生态。试行“幼儿阶段—小学阶段—中学阶段”有效衔接的职业启蒙教育体系，打造一校一案的职业体验精品活动，健全职普合作育人新机制与保障制度。在高中阶段，探索建立综合高中，开设职普融通班，设置学科通识课和专业指导课的选修模块，进一步落实学籍转换、申请要求、融通程序等方面的具体细则，在师资互聘、课程互选、学籍互转、学分互认等方面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融通，为学生多元发展搭建成长立交桥。第三，完善终身学习取向的职业培训。职业院校贯彻落实“一人一档”的培训原则，积极推进“互联网+职业培训”新模式试点工作，利用网络平台的云端服务开展训前的需求调查与能力摸底，依托大数据处理技术为每位学习者制订个性化的学习方案并推送技能学习课程，创新以线上自主选学为主、线下教师指导为辅的培训方式，进而完善贯穿劳动者职业生涯全过程的培训体系。同时，建立健全各级各类学习成果权威性的认定、积累和转换机制，实现不同类型学习成果的互认与衔接。“现代职业教育最基本的职能就是服务、助推区域经济发展，从教学科研相统一的二元功能发展到‘产、学、研’三足鼎立的三元功能。”职业教育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功能逻辑，强调“要根据主体功能区定位，着力塑造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这意味着需借助职业教育功能发力，调动区域内劳动力、技术、资本等生产要素有效流动，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调动生产要素的关键是推动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深化，进一步释放区域经济发展的新动能。从“产教融合”到“深化产教融合”的变迁逻辑意味着职业教育课程、专业、教材和师资等教育要素与区域经济产业要素的有机耦合和良性互动，由此形成职业院校和行业企业的命运共同体。总而言之，新时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要深刻认清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发展态势，坚持职业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方向，并以深化产教融合为逻辑主线，在乡村振兴、西部大开发等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发挥重要的先导作用。当前职业教育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功能处于失衡状态，导致校企合作合而不融、融而不深，具体表征在专业设置、教材建设、“双师型”教师三个方面。第一，专业设置与区域市场需求脱节。一方面，专业设置滞后于产业发展。职业院校专业设置在超前性方面有所欠缺，未能准确反映出区域经济潜在的发展需求，且新增专业从申报落地再到招生就业等一系列培养过程的周期较长，新专业配备的师资、设备、教材等资源不能及时到位，难以满足市场的人才需求。另一方面，专业设置同质化严重。一些职业院校为了吸引优质生源，效仿其他院校的办学模式盲目开设所谓的“热门专业”，缺乏体现区域特色的核心专业，导致专业结构区域特色不明显、同质化严重。高等职业教育专业设置备案结果显示，全国共有1651所高职院校成功备案大数据与会计专业。但是，这1651所高职院校中有多少院校是根据区域产业发展需求和办学实际进行申报的？毋庸讳言，职业教育专业设置趋同化的问题需要抓紧破解。第二，教材建设更新速度慢。职业院校教材内容“普适性”和“迟延性”严重，未能充分反映区域产业发展特色，未能及时融入区域产业的新知识、新工艺、新技术，滞后于区域产业标准、岗位操作规范和能力要求。在教材版本方面，存在教材版本老旧、修订速度慢等问题。第三，“双师型”教师短缺。职业院校教师大部分从普通高校毕业后直接进入教学岗位，缺乏区域企业一线工作经验，理论知识丰富而实践经验匮乏。此外，专兼职教师比例失衡，企业兼职教师占比低，且教学基本技能欠缺。产教深度融合通过校企全方位、全过程的合作，加强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打造校企协共育的教育共同体，推动职业教育在专业设置、教材更新、师资建设等各方面的改革与创新，提升职业教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第一，专业设置与区域需求同步优化。职业院校搭建企业人才需求的大数据服务平台，整合区域企业用人需求与职业院校人才供给的实时动态信息，透过供需信息分析来预测未来就业市场的需求与趋势。同时，健全专业动态调整机制，专业规划与设置主动对接国家和区域的主导产业、支柱产业和战略新兴产业。另外，发挥专业群的集聚效应，校企共建研究中心，优势互补，共同支持科研成果的生产转化和教学转化，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第二，推动职业教育教材区域特色化建设。职业院校严格落实教材每三年修订一次、每年动态更新内容的要求，建立健全职业教育教材编写、选用和退出机制。学校联合区域企业共同研发精品教材、共同设计教材内容，主动对接区域职业技能岗位的操作标准和规范，吸收岗位操作的新知识、新技术、新工艺和新方法。创新教材形式，校企共同开发适用于不同岗位群的活页式教材、工作手册式教材、数字教材等，推动职业教育教材区域特色化建设。第三，提升“双师型”教师比例。首先，严把“双师型”教师准入关。面向社会、企业、学校公开招聘，补齐“双师型”师资缺口，并严格把“三年及其以上企业工作经验”和“高职以上学历”的政策要求作为教师招聘的硬性条件，充分考察竞聘人员的职业能力。其次，严守“双师型”教师流动关。健全校企人员双向流动、相互兼职的常态运行机制，探索职业院校教师“固定岗+流动岗”选聘制度，遴选一批企业技术能手到校从教；依托地方师范院校联合培养一批研究生层次的“双师型”教师，学生毕业后由用人学校公费派送至区域企业顶岗锻炼，考核达标后方可入职任教。最后，严控“双师型”教师质量关。制订“双师型”教师素质三年提升计划，精准分析“双师型”教师不同专业发展阶段的成长需求，综合采用混合式培训、结对研习、顶岗研修等方式提升“双师”素养，打造一支技艺精湛、师德高尚的高素质“双师型”教师队伍。五、治理逻辑：改革评价体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科学有效的教育评价能促使教育评价的实然性趋于其应然性，实现两者的博弈平衡，使教育的功能得到最大发挥、教育的本质得到最大彰显。” 职业教育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以立德树人、德技并修作为检验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尺，切中当前职业教育评价体系的要害，真实地阐明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问题本质，深化职业教育评价体系的实践路向，引导社会树立科学正确的人才评价观，扭转职业教育评价的不良导向。关于深化改革职业教育评价体系的基本问题，党和国家提出一系列政策指向，妥善处理了“破”与“立”的关系。第一，在评价主体方面，破一方独占，立多元共治。强调“必须深化教育领域的‘放管服’，构建政府、学校、社会之间的新型关系”，引导职业教育评价体系的治理主体呈现多元共治的发展趋向。第二，在评价手段方面，破唯数据论，立量质联动。强调“对学校、教师、学生、教育工作的评价体系要改，坚决改变简单以考分排名评教师、以考试成绩评学生、以升学率评学校的导向和做法”，实现质性评价与量化评价的有效联动。第三，在评价过程方面，破繁文缛节，立减量提质。强调“大幅度减少各类检查、评估、评价，加强对办学方向、标准、质量的规范引导，为学校潜心治校办学创造良好环境”，以评促质，质量强校，全面提高职业教育办学质量。党和国家聚焦新时代职业教育评价体系的突出问题，正确把握“破”与“立”的辩证关系，凸显对职业教育现实问题的敏锐观察，以及对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内在逻辑的深刻揭示。职业教育发展模式逐步由外延式发展转向内涵式发展，以评价体系为牵引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目前，职业教育评价体系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评价主体较为单一。职业教育评价主体以教育系统内部人员为主，包括省级教育主管部门、学校校长、教师和教育专家等多元主体，弱化了职业教育跨界融合的特色。虽然学生、行业企业、家长等利益相关者以及第三方评价机构逐渐受到关注，但深度参与评价的范围和程度十分有限，无法发挥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功能。第二，评价手段以量化为主。相关职能部门依托现代信息技术平台、上传下达的数据表和数据信息管理分析平台等评估工具，能方便快捷地获取评估院校的相关数据，使得评价结果直观化、便捷化，但由此带来的问题是，质性评价丧失话语权甚至被数字遮蔽，职业院校的办学特色演变成在同一标准下的等级排名，而学生就业率和升学率则成为职业院校抢占生源的数据优势，进而漠视学生全面发展的本体需要，遮蔽立德树人的本质内涵，陷入“唯升学”“唯就业”的困囿中。第三，评价过程缺乏规范。一方面，评价信度有待确证。职业院校每年面临各级各类教育评价的数据填报工作，鉴于评估结果关系到下一学年的办学经费和学校绩效，在应接不暇的情况下只能集中人力打造佐证材料的形象工程敷衍了事，无法客观反映职业院校的真实情况。另一方面，评价效度难以保证。职业教育评价体系不可避免地受到个人经验、认知差异等主观因素的影响，导致不同职业院校领导对评价内容的指标体系解读不一，继而在填报过程中容易出现漏填、多填、错填等问题，造成评价结果偏离评价目标。以职业教育评价体系为引擎促逼职业教育客观、科学地检视自身的不足和问题，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助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第一，构建多元共治的评价格局。深化职业教育评价改革，重构职业教育评价组织的成员结构，保障行业企业、学生、家长等利益相关者的参与权，吸纳社会力量广泛参与评价全程，推动复合型评估主体机制建设，形成多元主体共同参与职业教育评价的工作格局。严格审核第三方评价机构的参评资历，增强其独立性、公正性和专业性，评估结果接受社会公众的实践检验。第二，强化立德树人的评价导向。职业院校坚持立德树人的评价导向，聚焦职业教育的增值性评价和过程性评价，推动质性评价与量化评价的有效统合，摆脱对数字的片面依赖。此外，在评价指标方面，增加学生技能水平、职业道德、法治素养等评价指标的权重，着重培养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新时代职业教育评价改革的实效，就应体现在对‘五唯’顽瘴痼疾的克服，通过破立并举，改变简单以就业率评价学校办学绩效和水平的导向和做法，能够遵循技术技能人才成长规律，以学生成长成才为导向，促进学生全面而有个性地发展。”第三，确保评价体系的效度与信度。在保证“国家—省—校级”常规评价项目的基础上减少其他评价项目，精简评估程序，整合评估报表，集中评估时间；在评价过程中，贯彻落实国家的政策要求，规范职业教育评价的操作流程，并建立“中央—省—地市”三级职业教育督导巡查组，针对评价结果开展现场核查验收工作，一旦发现造假行为予以相应惩戒。同时，举办省级职业院校高层领导评价工作培训会议，就考核内容和评价标准组织培训，统一认识，保证职业教育评价体系的效度与信度。作者：蒋士会，广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张钰与，广西师范大学在读硕士。来源：教育与职业；转载出于非商业性目的，旨在分享，如涉及版权等问题，请立即联系我们，我们将予以更改或删除相关文章，以保证您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