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台大文史哲学报》曾发表过一篇〈「理」范畴理论模式的道家诠释〉[1]，讨论先秦至两宋「理」范畴义涵的发展脉络及其与道家思想的关系﹔最近又完成〈论道与物关系问题――中国哲学史上的一条主缐〉一文，对老庄的道物关系，及其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影响作出讨论。本文是在这两篇文章的基础上，将老庄哲学中「道」与「理」二范畴联繫起来讨论，试图对二者的关系作出一简要的釐析。
人在时空上是有限的存在，而道则是超越时空，具有永恆而普遍性的存在体(如《老子․25章》说﹕「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前者说道的永恆性，后者说道的普遍性)，老子以「无」指称道体，这不仅形容道的无形无状，也为描述道的无限性。道、物关系，正如《庄子․秋水》所说﹕「道无终始，物有死生」。有限存在的个体生命如何通向无限性的宇宙生命(「道」)，乃是庄子哲学所提示的重要课题。
庄子说﹕「道通为一」。「一」即宇宙整体，一切存在之大全。宇宙是个有机的统一体，所谓「道通为一」，即视宇宙为无数个体生命关系之反映，而生命的每个方面在整体宇宙中都是彼此相互依存，相互匯通的。
老子说﹕「反者，道之动」(〈40章〉)，「道之动」意即道体是恆动的。「周行而不殆」(〈25章〉)，即是进而说道的生生不息。在物的层次上，老子只说到「自化」，庄子则扩及「物化」(〈知北游〉)。他将道的创造功能称为「造化」(〈大宗师〉)，谓﹕「万化而未始有极也，其为乐可胜计邪﹖」这是以达观的态度看待宇宙的大化流行。〈齐物论〉篇末说，大道时而化为庄周，时而化为蝴蝶，各种情景都是道的造化现象。而个体生命当随物因变而悠游一生(「因之以曼衍，所以穷年也。」见〈齐物论〉、〈寓言〉)
《老子․51章》云﹕「道生之，德畜之」，这是说万物由道所创生，道创生万物后，復内蕴于万物而成为其本性(「德」)。因着道的创造生命，所以庄子称它为「生生者」(〈大宗师〉)，它称赞大道「覆载天地，刻雕众形」――各类品物万种风情，如此神奇地涌现于世，宇宙间婉如无盡藏的艺术宝库。
先秦诸子中，以无比开阔宏伟的视野建立其独特的人生观者，莫过于庄子。庄子继老子「玄同」境界之旨意，将形上之道作为提高人类精神生命及思想生命之最高指标，如庄生齐物云﹕「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天下〉云﹕「独与天地精神往来」，此皆意指个体精神生命之层层提昇、无限扩大而臻于「天地境界」。
老庄之道涵摄天人关系，故其道蕴含天道与人道。所谓「天道」即指天文现象运行的自然法则，所谓「人道」即指人间社会遵行的行为准则，老子将天道与人道盡皆纳入他哲学体系的道论中。老子是周室史官，观测天象为史官之职责，他从天文现象的观测中，建立他的天道观，其要者有二﹕一为视天、地、人为统一之整体﹔二为依循着盈虚转化、循环往復之法则而运行。老子观察道人间社会的不平不满――「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馀」(《老子․77章》)，因而他常推天道以明人事，而依託天道之「损有馀而补不足」，以为人道之效法。庄子则将天人关系，统而合之，视天地万物与人类社会为一统一之整体(如〈德充符〉﹕「物视其所一」，如〈齐物论〉﹕「天地一指，万物一马」)。其天人合一思想，视宇宙为一生生不息之大生命，而宇宙整体就是道，道亦即是宇宙大生命所散发的宇宙之生命。故而老庄之道将天道与人道盡纳入其道论之中。
上述道之诸多义涵，(一)(二)两者就道体而言，(三)(四)两者就道用而言，最后两项属道论中言及天人关系及其所呈现之最高境界。诚如张岱年先生所说﹕「从战国前期至清代，『道』都是中国哲学的最高范畴，而『道』这个最高范畴是老子所提出的。」
《老子》中并未出现「理」，但老子「反者道之动」、「周行而不殆」的说法，已指出相反相成以及循环往復，是为天地万物转化、运行的规律，而这规律即是「道」的体现。对于这规律，老子虽以「常」、「道纪」等字词来称唿，但已隐题性地啓导了庄子「理」概念的提出。
到了庄子，始赋予「理」以描述天地万物之法则的哲学意涵，同时将「理」与创生万物的「道」紧密联繫起来。《庄子》书中，「理」字出现多达35次，其意涵至少包含四个层面﹕第一、老子解释万物生成时，在道与物之间缺乏中介环节，因此庄子一方面提出气化论作为道与万物生成之间的中介﹔另方面提出理以补充说明万物运行的规则。到唐代成玄英之前，理范畴的主要意涵大多依循庄子而属于宇宙论范畴。第二、庄子首度言及「天理」(〈养生主〉、〈天运〉)，这概念经郭象注《庄》之阐发而为程颢所突显。第三、庄子同时言及「理不可睹」、「无穷无止」(〈则阳〉)的一理，以及「万物殊理」(〈同上〉)之殊理，开启了宋明理学「理一分殊」的思路。第四、庄子首度将理与性并提，启发了宋明理学「性即理」命题的提出。从这四项意义来看，庄子言理在哲学史上实起重大影响。
庄子承继老子道论并加以发展，「道」作为其哲学体系的最高范畴，具有宇宙本原及存在本体的意义。其中，「道」的本体意义表现为「万化而未始有极」的大化流行，以及内在为万物的质性与运行法则。而用来辅助说明「道」的，即是「理」。「理」密切关联着「道」，成为庄子哲学体系中附属在「道」本体意涵中的重要范畴。其理论地位侧重在描述「道」所体现出的万物存在法则，其中又包含普遍的万物存在法则及个別的事物自身的条理与质性二层面。例如庄子说到「万物有成理」(〈知北游〉)、「万物之理」(〈知北游〉、〈秋水〉、〈天下〉)，这是就万物整体普遍的存在理序而论﹔而说到「依乎天理」(〈养生主〉)、「万物殊理」(〈则阳〉)时，则是就个別事物自身的质性及条理而言。无论是普遍或者个別，「理」显然是就「道」落实在物象及物性层面来说，较偏向形下领域。
「道」与「理」这种既密切关联又互有区隔的关系，庄子也明白提到。他说﹕「道，理也」(〈缮性〉)，庄子以代表事物条理之「理」来解释「道」，因为事物条理正是道的体现。既然道体现为事物的条理，则「知道者必达于理」(〈秋水〉)，能掌握形上之道，自然能了解道所体现的事物条理。总结来看，庄子哲学中「道」与「理」之间，正是形上之「道」体现为万物理序之关系。
庄子哲学中，除了形上之道落实为万物理序的关系外，若就「道」的普遍性与「理」的殊別性一点来看，「道」与「理」之间还呈现出「一」与「多」的关系。
老子哲学中，「道」创生万物后随之内在为万物的「德」，「德」是万物对「道」的分受，也即是「道」在万物层面的落实。万物的「德」一方面体现着绝对之「道」，同时也展现个物独特的自性与内涵。依此，老子哲学的「道」在内化于万物而为「德」后，道绝对之「一」便散殊为万物之德的「多」。
庄子承继老子的理路，阐明「道」在形成万物后，内在为万物的「理」与「性」。例如〈天地〉篇「泰初有无」一段，庄子提出道在创生万物的初始仅是「无」，既沒有具体的形象也不可名状。其后产生浑沌未分之「一」气，而后分阴分阳，阴阳二气交聚而始生万物。随着万物成形，道随之内在为万物的条理，此即「物成生理」﹔而随着形体保有了精神，道亦内在为万物的仪则而为「性」，此即「形体保神，各有仪则，谓之性」。无论是内化为万物的「理」还是「性」，绝对的「道」随着万物的形成，已散殊、遍在于在万物之中，这也即是庄子所说的「道无所不在」、「物物者与物无际」(〈知北游〉)之意。因为绝对之「道」散殊、遍在于万物而为「理」，「道」与「理」之间，便同样是「一」与「多」的关系。「道」与「理」的这层关系，庄子这么阐明﹕「万物殊理，道不私」(〈则阳〉)万物自身各有其条理，而这些条理正是道遍在于万物自身的体现。
庄子「万物殊理」命题之提出，在哲学史上正有其划时代的意义，而「道」与「理」之间一与多的关系，更成为宋明理学「一实万理」、「理一分殊」等宇宙论及本体论体系建构的理论源头。
在「理」的阐发上，庄子还首度提及动静之理。《庄子•天下》篇中说到﹕「动静不离于理」，「理」指向动静的原理及准度。至于此原理及准度为何﹖《庄子•天道》篇中作出说明﹕「静而与阴同德，动而与阳同波」，将动静之理与阴阳二气及其属性相连结。动之理合乎阳气之质性，静之理符合阴气之特质。如此将动静与阴阳作出连结，等于间接提出了「阳动阴静」之理。
庄子这阳动阴静的观点，成为哲学史上关于阴阳动静关系的最早立论，并影响了后世关于阴阳动静的论点。如宋明理学中，周敦颐〈太极图说〉说到﹕「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復动」，其中「动而生阳」、「静而生阴」的说法，即是庄子「阳动阴静」的发挥。另外宋明理学关于理气动静关系的讨论，也是建立在庄子阳动阴静说的基础上。
《庄子•缮性》篇开头提到﹕「古之治道者，以恬养知﹔知生而无以知为也，谓之以知养恬。知与恬交相养，而和理出其性。」这一段文字有几点值得注意﹕(一)这是哲学史上，最早将「理」与「性」并言，并且申论了二者的关系﹔(二)文中所言「知与恬交相养，而和理出其性」，其中的「知」与「恬」分別对应了「理」与「和」，意谓人在客观认知(「知」)与内在修养(「恬」)并重之下，即能因持守本性，而得以洞知事物客观条理(「理」)，涵养淳和本心(「和」)。其后〈说卦〉「穷理盡性」的提出正是依循这样的思路。(三)持守本性是庄子修养论中的重要原则，既然认知事物客观之「理」与持守本性密切相关，庄子对于「知」便不得不作进一步的申论。《庄子•庚桑楚》中有一段文字提到﹕「道者，德之钦也﹔生者，智之光也﹔性者，生之质也。……知者，接也﹔知者，谟也﹔知者之所不知，犹睨也。」所谓「知者，接也」，「接」指感官接触﹔而所谓「知者，谟也」，「谟」即指理性思维。庄子区分了理性之知与感性之知，并强调两者在人认识过程的重要性。另外，这段文字中，庄子亦将「知」与「性」并论，间接申论了认知与持守本性的相关性，而这亦在〈说卦〉「穷理盡性」中得到进一步的发挥。
[2]如〈山木〉谓﹕「人与天一也」，〈大宗师〉谓﹕「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天与人不相胜也」
[4]陈荣捷先生对《庄子》的理在哲学史上的重要意义已多所阐扬。如谓:「《庄》书中，不只一次言及『大理』，与理为万物之通理。因之，理不仅为一理，而且为众理……换言之，理为绝对」，又谓:「同时，理亦为特殊，庄子曾谓『万物殊理』，又谓『万物皆种也，已不同形相禅』。简言之，后来在佛学与新儒学中所充分发展有关理之哲学意义，具早已寓于《庄》书中。」参见陈荣捷，《宋明理学之概念与歷史》，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1996年6月，P.374。
[5]其后，韩非在庄子道与理之一多关系上，作出进一步的发挥，视道为万理之总合。他说:「万物各异理，而道盡稽万物之理」(〈解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