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社会新经济重心的形成（二）
全文——蒋福亚：资料来源：《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南史》；《宋书》；《南齐书》；《周书》；《世说新语》；《梁书》；《文苑英华》；《隋书》；《太平御览》；《资治通鉴》；《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中国农业自然条件和农业自然资源》；第一节、东晋南朝社会经济继续发展的原因及阻力一、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东晋南朝时期，南方社会经济继续发展着，既艰难曲折，也相当缓慢。究其原因，与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北方人民南下、少数民族人民移居平原等密不可分。封建政府的一些措施，在一定程度 上地起着作用。无可否认，腐朽的统治、苛重的赋役以及战乱等，则起着破坏和阻滞的作用。“国泰民安”历来是封建时代劳动人民竭力争取和热切盼望的理想生活，也是明君圣主和志士仁人们奋斗的目标。原因十分简单，生产需要生产的时间和环境，如果连生产的时间和环境都保证不了，就谈不上生产，“国富民强”势必化为子虚乌有。因此，较为安定的社会环境，是社会经济恢复和发展的先决条件，这是十分浅显的道理，也是一条颠扑不破的历史真理。继三国鼎立之后，西晋一度统一中国，出现了一个较为安定的时期，社会经济呈现上升的趋势，但这个时期极为短暂。由于统治集团的腐朽无能和由此引起的权势之争，在永平元年(291年)，也即全国统一的第十二个年头，便引发了一场大内战——八王之乱。自此北方被卷入了无休无止的战乱。南北朝时期，北方的战乱也远甚于南方。此时南方王朝更迭频繁，农民起义时或有之，统治集团内部掀起的战乱也经常爆发，计其较大者，有东晋末年的孙恩、卢循起义，桓玄之乱，刘宋中叶和萧齐末年的诸王夺位之战，梁末的侯景之乱等等。战乱 一起，往往是屠城灭地。其中对社会经济破坏最烈的是梁朝太清二年（548年）至承圣元年(552年)的侯景之乱。“时江南大饥，江、扬弥甚，旱蝗相系，年谷不登，百姓流亡，死者涂地。父子携手共入江湖，或兄弟相挟俱缘山岳......于是千里绝烟，人迹罕见，白骨成聚，如丘陇焉”，境况之慘，难言莫名。东晋南朝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的步履所以呈波浪形，历尽艰难曲折，与这些战乱关系十分密切。尽管如此，在这273年中，南方较为安定的时间远长于战乱。对此，沈约在《宋书•孔季恭传》等人的传论中有一个较好的说明:自汉氏以来，民户调耗，荆楚四战之地，五达之郊，井邑残亡，万不余一也。自义熙十一年(415年)司马休之外奔，至于元嘉(424-453年)末，三十有九载，兵车勿用，民不外劳，役宽务简，氓庶繁息，至余粮栖亩，户不夜扃，盖东西之极盛也......自晋氏迁流，迄于太元(376-306年)之世，百许年中，无风尘之惊，区城之内晏如也。及孙恩寇乱，歼亡事极，自此以至大明(457-464年)之季，年逾六纪，民户禁育，将曩时一矣。南方相对安定环境的获得，得力于北方的形势和地理上的优势，长江自古号称天堑，没有足够的兵力和物力的准备，想逾越这一天堑，是相当困难的。长期的分裂割据和战乱，使中原极度衰竭，短时期内无法积聚这样的兵力，特别是物力。而南方在吴国初步开发的基础上，经济呈上升的趋势，非但为东晋南朝的立国奠定了经济基础，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其总体经济实力还稍许一度超过统一后的北方。因此中原王朝虽然也有南下之举，或者抱有一 统中华的理想，如苻坚、魏太武帝拓跋焘和魏孝文帝元宏，最终也不过是耀武淮南，充其量是饮马长江而已。这里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南方相对安定环境的获得，最重要、最关键的还是南北人民共同奋斗的结果。众所周知，东晋南朝，特别是东晋一代，统治十分腐朽，士族权势很大，几乎凌驾于王权。王室和士族之间、各大士族集团之间矛盾重重，欲取司马氏而代之者大有人在，却难越雷池一步。原因在于当北方成为少数民族天下之时，司马氏就成为国家、民族和正朔的象征，成为人心所向。北方人民涕泣相望，期待着这个政权收复失地，每有“北伐”，往往倾力相助。南方人民希望这个政权能保障他们免受少数民族统治者的蹂躏，北来侨民幻想这个政权能打回老家，满足他们回归故士、狐死首丘的愿望，前秦大军顷刻间瓦解于淝水，正是这种心态在起着作用。舍司马氏而立新朝，必将激怒人心，成为众矢之的，非但九五之尊无望，自家性命也难保全。 苏峻、王敦之流的下场就是如此。野心勃勃，豪情万丈，且以“既不能流芳后世，不足复遗臭万载“为信条的桓温，最终也只好承认“共天下”的格局。东晋后期，司马氏人心尽失，以王、谢为首的高级士族腐朽已极，军功士族桓玄虽然窃取了大权，结果却 天怒人怨，人神共愤。雄豪如刘裕之流，还要等待时机：“桓玄必能守节北面，我当与卿事之，不然，与卿图之“。当他大权在握、生杀予夺随心所欲时，也得借助北代来为禅代铺平道路，而这时的皇帝却不过是连寒暑都分不清的 一个白痴。凡此，都说明了正是人心的向背，人民群众的力量制约了统治阶级，使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冲突不能轻易爆发为内战。东晋灭亡了，历史的惯性依然起着作用。宋齐梁陈初建时，都要打起北伐的旗号，猜忌暴虐如宋孝武帝、宋明帝之流，昏庸如梁武帝之流，无不如此。原因就在于这是罗致民心、维护统治的法宝。这些都证明南方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正是南北人民共同奋斗才争取来的。应该说，统治集团上层中有些较为明智的人士对此也是有所了解的。东晋初年王导制定并为后任者如谢安之流继承的“镇之以静”的国策，刘裕称帝后直至刘义隆元嘉年间的致力内务等，虽然在本质上是为了维护统治，但容观上是具有这种作用的。可以这样说，在东晋南朝时期，只要社会较为安定，吏治略为清明，经济发展便较快；反之，便停滞、倒退甚至破坏。南方的社会经济就在这种俠复、发展、停滞甚至破坏的怪圈中往复循环，艰难竭蹶地迈动 着沉重的步履。而后者毫无疑问应归罪于统治阶级。二、北方人民南下南方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吸引着血雨腥风中的北方人民。自永嘉之乱起，北方的民族矛盾发展成为社会主要矛盾。内迁诸少数民族的社会发展一般都比汉族落后，有的还处于野蛮时期的后期，经济生活与汉族也有差异。当他们入主中原以后，难免会将其落后的统治方式带入中原，其统治者们又有意无意地利用民族矛盾，如建立后赵的石勒就称羯人为“国人”，放纵他们欺凌汉族及其他被统治民族等等，由此导致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驱使汉族人民向往南 方的正朔，把南方的统治者看作自己的“官家”，只要少数民族政权崩溃或失去控制，北方人民便会蜂拥而至。东晋南朝时期北方人民的南渡，自永嘉之乱起，直到北魏统一北方后方告大体结束，无论从时间还是规模来说，都远远超过了汉末年阀混战的时候。有关于此，谭其骧先生《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和王仲荦先生《魏晋南北朝史》有具体的论述。要而言之，北方人民大规模的南下计有永嘉之乱、苏峻和祖约之乱、后赵败亡、淝水之战、刘裕北伐、魏太武帝拓跋焘南下瓜步、宋失淮北四州及豫州淮西之地这七次，总数约有90万人左右，相当于西晋全盛时期北方人口的1/8强、东晋南朝人口的1/6。简言之，在此期间，北方平均8个人中有一个南渡，南方平均6个人中有一个北来侨民。其流徙方向大体是北方东部的人民流向南方东部，北方西部的人民流向南方西部，其中寓今江苏省的最多，达26万人，集中在当时的南徐州(今江苏扬州至淮阴及镇江一带)的竟有22万人，超过当地土著2万余人。流寓今山东省黄河以南的达21万人，今安徽省的17万人，今四川省的5万人，今陕西省汉中的10万人，今湖北省的6万人，今河南省淮河以南的3万人，今江西省的1万人，今湖南省的1万人。需要指出，上述数字主要是依据《宋书•州郡志》统计出来的，他们都是封建政府控制的编户齐民，难以包括以下 三种现象。首先，相当数量的北来人民及南方士著破产后不登版籍。《隋书•食货志》说: 晋自中原丧乱，元帝寓居江左，百姓之自拔南奔者，并谓之侨人......其无贯之人，不乐州县编户者，谓之浮浪人，乐输亦无定数，任量，准所输，终优于正课焉。在京师建康，这类人就相当多。《世说新语•政事》注引《续晋阳秋》说:“太元中，外御强氐，搜简民实，三吴颇加澄检，正其里伍，其中时有山湖遁逸往来都邑者。后将军(谢)安方接客，时人有于坐言宜纠舍藏之失者。安每以厚德化物，去其烦细，又以强寇入境，不宜加动人情，乃答之云：‘卿所优在于客耳。然不尔何以为京都‘。言者有惭色”。天子脚下尚且如此，其他地方可想而知。在前秦大军压境，无论兵力、物力都捉襟见时之际，当权的谢安尚这样对待，他人又何敢妄起事端。实际是终东晋南朝之世，这一状况没有多大改变，故《隋书〉 才作如是言。其次，士族及地方豪强隐瞒了大量人口。颜含在出任吴郡太守时，对王导说了这样一段话: 王师岁动，编户虛耗，南北权豪，竟招游食，园弊家丰，执事之忧。且当征之势门，使返桑田，数年之间，欲令户给人足。显而易见，“国弊家丰”的实际意思是南北权豪隐匿的人口超过了封建政府的编户齐民，它具有相当程度的真实性。这里略举两个例子。其一，《晋书•山遐传》说：“为余姚令，时江左初基，法禁宽弛，豪族多挟藏户口，以为私附。遐绳以峻法，到县八旬，出口万余“。《晋书》中的志，除《食货志》外，大都依据《宋书》各志修撰。《宋书•州郡志》载，会稽下辖十县，有“户五万二千二百二十人，口三十四万八千一十四”，平均每户6.6人左右。其中山阴县人户最多，“会稽山阴，编户三万，号为天下繁剧”，其余9县大约2.2万余户、14.52万余人。鉴于各县具体人、户数缺载，这里普取其平均值，各县大体平均有2400户、1.58万人。《宋书•孔灵符传》记载，宋初余姚尚有大量荒地，可见东晋初年，这里的人户也不会太多。那么山遐查出的隐匿人口已经相当于政府控制的63%左右。这个数字极不精确，但多少可作参考。需要指出的是，山遐的清查是极不彻底的，即便如此，已引起当地豪强的切齿痛恨，联合朝中权要群起诬陷。山遐“乞留百日，穷剪逋逃，退而就罪，无恨也”，结果还是被罢了官。这说明隐匿的人数要远远超过 清查出来的人数。其二，东晋末年，同样是会稽余姚县，仅虞亮一人就 “藏匿亡命千余人”。虞氏虽是会稽望族，但比较吴郡顾、陆、朱、张， 却又差之甚远，更不要说和王谢等北来侨姓相比了。余姚并非三吴一带地主经济最发达的地区，这里尚且如此，可见当时豪强隐匿的人口确实非常惊人。 北方人民到达南方，大都举目无亲，出路之一便是依附士族或地方豪强，成为被隐匿的人口。这类记载就更多了。 自中原丧乱，民离本域，江左造创，豪族并兼，或客寓流离，名籍不立。《南齐书•州郡志》南兖州条序说: 时百姓遭难，流移此境，流民多庇大姓以为客。这些史料充分反映了自东晋起，直到南齐，中间虽经过了元嘉年间的户籍整顿 ，这种现象并没有多大改变，且相当普遍。既称“挟藏”、“逋逃”、“藏匿”、“客寓流离”或“庇”，就必然不会出现在封建政府的户籍上。当然，其间肯定会有破产流亡的土著。复次，奴婢在总人口中还占有一定的比重。此时，尽管有许多奴婢通过各种各样的途径向依附民转化，但有相当数量的奴婢仍然从事生产，地主阶级仍然把剥削奴婢作为封建剥削的补充手段。因此，奴隶制残余较为严重，奴隶买卖现象一直存在。晋自过江，凡货卖奴弹、马牛、田宅，有文券，率钱一万，输估四百入官。卖者三百，买者一百。说明奴婢买卖和土地、牛马一样，是受到封建政府法令保护的。此时，蓄奴之风甚盛，拥有奴婢数十、数百甚至上千者有之。如刁逵有“奴婢数千人”， 王国宝“后房伎妾以百数”，谢弘微拥有谢安、谢琰留下的“奴僮尚有数百人”，沈庆之拥有“奴僮千计&#34;等等。中小地主乃至稍有衣食之家也往往拥有奴婢。东晋南朝时期，发奴为兵是经常之举，直到梁朝时仍然如此，大同九年(543年)，梁武帝曾使“江州民三十家出奴婢一户，配送司州”。南朝时，封建政府还常常以奴婢赏赐作为将相大臣的功劳报酬。相略统计，南朝较大规模的奴婢赏赐约有9次，其中刘宋2次，南齐1 次，梁4次，陈2次。 绍泰二年(556年)那次赏赐规模最大。“先是，童谣云：‘虏万夫，入五湖，城南酒家使虏奴’。......于是以赏俘贸酒者，一人裁得一醉”。《宋书•王弘传》说：“奴不押符，是无名也；民乏赀财，是私贱也。以私贱无名之人，豫公家有实之任，公私混淆，名实非允“。“符”，指的是东晋南朝的符伍制度。第一句中的“名”指的是名籍，也叫户籍。“奴不押符，是无名也”表明，东晋南朝时期奴婢是私产，不是良民，户籍上没有他们的姓名，符伍制度下的役没有他们的份。也就是说，封建政府的户口统计不包括奴婢，他们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北来流民。总之，如果把以上三种状况估计进去，东晋南朝时期北方人民流寓南方的总量，将会超过谭先生的统计数字。大量北方人民的南下，既使南方的劳动大军源源不断地得到补充，更重要的是他们把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技能和知识也带到南方，在南方广为传播，这对南方社会经济的发展，无疑是功莫大焉。三、南方少数民族出居平原曾经说过，吴国统治时期，江东平原的初步开发，有山越人民的功勋。同样，东晋南朝时期南方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也离不开本时期向平原移居并逐步和汉族融合的少数民族。他们主要有蛮、僚、俚等。1. 蛮族蛮是我国南方古老的少数民族之一。据其祖先的传说，东晋南朝时期，在长江中下游一带，主要有以狗为图腾的盘瓠蛮和以白虎为图腾的廪君蛮这两支。汉代时，盘瓠蛮大体分布在长沙郡和武陵郡一带。晋宋之交，随着其人口的繁衍，生息地域日益扩大，“在江准之间，依托险阻，部落滋蔓，布于数州，东连寿春，西通上洛，北接汝、颍，往往有焉”。 在东晋南朝的版图内，汉水、沅水、澧水、湘水等流域和三峡地区，都能见到盘瓠蛮踪迹。鉴于这一带在宋孝武帝以前主要是荆州和雍州的辖地， 所以《宋书•夷蛮传》中便把他们叫作“荆雍蛮”。其中，生息在武陵郡境内雄溪、樠溪、辰溪、酉溪和舞溪这五溪两岸的最强大，史称“五溪蛮”。廪君蛮原先生息在巴郡和南郡一带，大别山南麓是其生息繁育的中心，后来推进到汉水下游及庐江郡一带，活动地域之广，“北接淮、汝，南极江、汉，地方数千里&#34;。鉴于他们生息繁育的中心是东晋侨豫州的辖地，所以在《宋书•蛮夷传》中 ，被叫作“豫州蛮”。 其中，活动在西阳郡境内巴水、蕲水、希水、赤亭水和西归水这五条河流域的最强盛，史称“五水蛮”。他们“种类繁多，言语不一”。由于他们交错迁徙，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甚至杂有其他少数民族，到南朝时，若不细细追索，已经难以区分某支蛮人的祖先是谁了，因此人们习惯于按其生息的地域予以命名，荆雍蛮、雍州蛮、沔中 蛮、五溪蛮、五水蛮等名称的出现固然如是，其它如竟陵蛮、庐江蛮、晋熙蛮、湖阳蛮、长沙蛮、零陵蛮等等也是如此。大体上，在宋孝武帝以后的荆、雍、郢、湘、司、豫、南豫、江、梁九州均有蛮族生息繁衍。上述情况还说明蛮族相当分散，始终没有形成全民族的实体。蛮族的习俗是“衣布徒跣，或椎髻，或剪发。兵器以金银为饰，虎皮衣楯，便弩射”。其经济水平极不一致，生活在 江汉、江淮一带的比较先进的男耕女织已经成为经济生活的主体，私有制出现了，商业交换也颇为频繁:织绩木皮，染以草实，好五色衣服，制裁皆有尾形......衣裳班兰...... 好入山壑，不乐平旷......安土重旧......因作贾贩，无关梁符传、租税之赋。所谓“无关梁符传、租税之赋”，只是对生活在深山绝壑之中的蛮族而言，原因在于封建政府鞭长莫及。事实上，早自东汉时起，对于可控制的蛮人，就已经有租税负担了。如汉顺帝时，武陵太守便上书说：“以蛮夷率服，可比汉人，增其租赋“。显然，在此前，武陵蛮人的租赋负担比汉人略轻一点，而今是要和汉人一致了。“好入山壑，不乐平旷”就不见得了，恐怕关键还是封建政府的排抑所致，山谷中、溪水旁之所以成为蛮人较为集中之地，主要还是 那时蛮族生产力水平之下农业生产的需要。有关蛮族“田作”，东晋南朝的史籍中日渐多见，如《宋书•沈庆之传》载沈庆之镇压沔水诸蛮时说：“去岁蛮田大捻，积谷重岩“。他讨伐南新郡蛮族时，一次就携掠“牛马七百余头，米粟九万余斛”。《梁书•武帝纪》载，大同八年(542年)，曾在“江州新蔡、高塘立颂平屯，更作蛮田”等等。有的则 相当落后，如丰州的有些蛮人便“不营农业&#34;，靠游猎为生。武陵深山的蛮人也有以捕鱼为业的等等。西晋时，封建政府对蛮族的重视程度有所增加，在荆州设置南蛮校尉，东晋时又在雍州增设宁蛮校尉。从刘宋起，南蛮校尉时设时废，宁蛮校尉却始终存在，此外还有镇蛮将军等杂号将军出现。其目的只是在镇压和剥削蛮人，“蛮民顺附者，一户输谷数斛，其余无杂调”。尽管“其余无杂调”只不过是官样文章，但和“宋民赋役严苦，贫者不复堪命“相比，还是稍许轻一点。所以汉人“多逃亡入蛮&#34;，对于促进蛮族生产力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他们已掌握了制作弓箭兵器的技能，所制作的兵器相当精良，以致有的荆州官吏想用其他物资与他们交换。这里的蛮族并非以畜牧为主，而是“安士重旧” ，他们畜养牛马，显然是为了“田作贾贩”的需要，牛耕的出现看来当在情理之中。总之，南朝时期，其经济水平和汉族已经相差无儿了。封建政府当然不会白白放弃这批奴役和剥削的对象，力图推行编户化政策，将蛮族纳入封建体制之内， 许多蛮人成了编户，“皆纳赋调“。建立和设置左郡左县同样出于 这一目的，据朱大谓先生统计，因蛮人建立的左郡共有38个，左县118个。蛮族之走向平原，不外三途:其一，因人口增殖的需要，不得不开拓新的地区，蛮族之逐步分布前述九州，与此是有一定关系的。其二，封建政府或地方官吏较为清明的政治吸引。如刘宋时， 刘道产为雍州刺史，“善抚诸蛮，前后不附官者，莫不顺服，皆引出平土，多缘沔为居&#34;。梁时，梁州刺史张缵“省烦苛，务清净” ，“至州，停遣十郡慰劳，解放老疾吏役及关市戍逻先所防人，一皆省并。州界零陵、衡阳等郡，有莫徭蛮者，依山险为居，历政不宾服，因此向化。 益阳县人作田二顷，皆异亩同颍。缵在政四年，流人自归，户口增益十余万，州镜大安”。其三，封建政府残酷的驱掠，这是最主要的途径。据粗略统计，南朝的“伐蛮”多达七八十次，其间虽有因蛮族部落攻掠汉人城邑为统治者利用而引起的战争，但毕竟是少数，更多的是统治者为了掠夺财富和驱掠人口。南朝伐蛮，有刘宋元嘉年间(424-453年)、大明年间(457-464年)和南齐永明年间(483-493年)三次高潮。沈约在《宋书•夷蛮传》中总括刘宋一代的伐蛮事件说:自元嘉将半，寇慝弥广，遂盘结数州，摇乱邦邑。于是命将出师，恣行诛讨，自江汉以北、庐江以南，搜山荡 谷，穷兵罄武，系颈囚俘，盖以数百万计。数百万显然夸大其辞，梁方仲先生统计，刘宋大明八年(464年)仅有905，870户，4，685，501人。其中已包括了一些编户化了的南方少数民族人口，若被俘虏人就以“数百万计”的话，梁先生的统计岂非要成倍的增加。因此压缩十倍，数十倍倒是可能的。据说刘宋将领沈庆之就携掠蛮人20余万，“并移京邑，以为营户“。在伐蛮过程中，封建军队丧心病狂，“至于孩年耋齿，执讯所遗，将卒申好杀之愤，干戈穷酸惨之用，虽云积怨，为报亦甚”。 乃至稍有良知者也说：“流血于野，伤和致灾“。2.僚族《魏书•僚传》和《周书.异域传》都说僚族“盖南蛮之别种”。原先居住在相当于今天广西和贵州一带的深山老林中，“依树积木，以居其上”，“能为细布，色至鲜净”，已经掌握了铸造铜器的技术， 所铸铜爨“既薄且轻，易于熟食”。同样是以耕织为经济生活主体的一个少数民族，纺织和染色的技术相当高。他们“种类甚多，散居山谷，略无氏族之别。又无名字，所生男女，唯以长幼次第呼之”。妇女的地位颇高，父子械斗，杀父之后，只要送一条狗给其母，其母便不复记恨。贫富分化已比较明显，有的已拥有奴隶——“生口”。奴隶的来源主要是互相掠卖，“至有卖其昆季妻奴尽者，乃自卖以供祭焉”。僚人聚居之地，“往往推一长者为王，亦不能远相统摄。父死则子继，若中国之贵族也”。东晋时，他们伸向了川西一带山险之地。南北朝中期，其人口繁衍较快，据说仅隆城镇(今四川阆中)一地，便有“二十万户”。僚族的经济水平也不平衡，基本上可分为熟僚和生僚两部分。 熟僚和汉人交错杂居，“颇输租布” 或“岁输租布，又与外人交通贸易”，生僚则“在深山者，仍不为编户&#34;。南朝统治者对僚人同样极其凶狠，力求熟僚成为编户，上述隆城镇所谓“二十万户”便属此类。对生僚也不轻易放过，除了设置左郡左县外，经常借故挑起事端，令其“输财骥罪，谓之赕”。 《太平寰宇记•剑南西道•邛州》条载，梁益州刺史萧范在浦水立栅为城，“以税生僚”。 非但如此，萧衍粱、益二州岁岁伐僚以自裨润，公私颇籍为利。北朝占有梁、益后，也不例外，几乎年年发兵掳掠，美其名曰“压僚”。凡有虏获，都当作奴婢贩卖，称之为“僚口”。 后有商旅往来者，亦资以为货，公卿逮于民庶之家，有僚口者多矣。3.俚族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对民族的界定正处在形成和逐步明晰之中，又因以往人们习惯于统称南方诸少数民族为“南蛮”，因此本时期的史籍往往亦称俚族为“蛮”或“僚”。《后汉书•南蛮传》载: “建武十二年(36年)，九真(郡治今越南清化西北)徼外蛮里张游率种人募化内属，封为归汉里君”。李贤特意就“里”字加过说：“里，蛮之别号，今呼为俚人“。该书又说，东汉交州地区的俚人“语言各异，重译乃通......长幼无别，项髻徒跣，以布贯头而著之”。《宋书•徐豁传》中更说他们“皆巢居鸟语”。鉴于自东汉初年起，封建政府已在交州一带推行郡县制，州郡官吏“教其耕稼，制为冠履，初设媒聘，始知姻娶，建立学校，导之礼义”，所以其变化较大，发展较快。《隋书•地理志下》总论他们:质直尚信，诸蛮则勇敢自立，皆重贿轻死，唯富为雄。巢居崖处，尽力农事。刻木以为符契，言誓则至死不改。父子别业，父贫，乃有质身于子，诸僚皆然。并铸铜为大鼓，初成， 悬于庭中，置酒以招同类。来者有豪富子女，则以金银为大钗，执以叩鼓，竟乃留遗主人，名为铜鼓钗。俗好相杀，多构仇怨，欲相攻则鸣此鼓，到者如云。可见这是有自己的语言、风俗习惯的另一支少数民族。他们以农业生产为生，内部贫富分化已十分明显，大体分布在相当于今天湖南南部、广西东南部、广东西南部直至越南共和国的清化一带，俚人较为集中的居住区往往被叫做“洞”或“俚洞“。在郡县制的影响下，许多俚人已与汉人交错杂居，成为编户齐民，生活习惯逐步和汉人难以区别。鉴于俚人的分布地区远离政治中心，封建政府鞭长莫及，只好采取羁縻政策维持统治。“诸蛮陬俚洞，沾沐王化者，各随轻重，收其赕物，以裨国用。又岭外酋帅，因生又翡翠明珠犀象之饶，雄于乡曲者，朝廷多因而署之，以收其利。历宋、齐 、梁、 陈，皆因而不改&#34;。有些上层分子利用这一有利条件，尽力搞好和中央及汉族的关系，俚人首领冼夫人便是十分典型的人物。她历仕梁、陈、隋三朝，“唯用一好心&#34;。因此在南方，俚、汉关系较为融洽，对岭南特别是珠江流域的开发起有积极的作用。当然，在可能的情况下，封建政府也通过设置左郡左县等竭尽榨取之能事， 兴兵掠卖之类也时有发生。应该指出，上述南方少数民族生息在山林中时，对南方低山丘陵的开发已经做出了贡献。当他们移居平原后，则补充了平原的劳动力，对平原地区的进一步发展贡献了力量。不过，他们为此付出了慘重的代价。尽管放眼历史，它有利于南方的民族融合和经济的发展，到隋唐时，其“衣服、居处、言语，殆与华不别”，已经“同之齐人”，但这 一切毕竟是在累累白骨之上才取得的啊。四、若干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政策在封建政府的各类政策中，劝课农桑、设置侨州郡及开放山林川泽等起了较为积极的作用。劝课农桑在东晋南朝时或有之。东晋肇建伊始(317年)，晋元帝便教令“课督农功，诏二千石长吏以入谷多少为殿最”。大兴元年(318年)，也即他称帝的头一年，便宣布要“宽众息役，惠益百姓”，“二千石令长当祗奉旧宪，正身明法，抑齐豪强，隐实户口，劝课农柔”。又如陈文帝时屡次诏令“守宰亲临劝课，务使及时”等等。但大都是一纸空文，收效甚微。执行较好的要数东晋末年刘裕当权到宋文帝统治的那段时间。刘裕当权后，“抑末敦本，务农重积，采禁实殷，稼穑惟阜”。宋文帝继承刘裕的措施，在元嘉八年(431年)、二十年、 二十一年先后语令州郡牧守重视农业生产，务必做到“咸使肆力，地无遗利，耕蚕树艺，各尽其力”。 “游食之徒，咸令附业，考核勤情，行其诛赏，观察能殿，严加黜陟”。“凡诸州郡，皆令尽勤地利，劝导播殖，蚕桑麻贮，各尽其方”，结果颇有收获：“区宇晏安，方内无事，三十年间，氓庶蕃息，奉上供徭，止于岁赋，晨出莫归，自事而已......民有所系，吏无苟得，家给人足，即事虽难，转死沟壑，于时可免。凡百户之乡，有市之邑，歌谣舞蹈，触处成群，盖宋世之极盛也“。这一时期的劝课农桑之所以能收到成效，是与清明吏治、整頓户籍、轻徭薄赋、提倡节俭等措施相辅相成的。正由于此，才被封建史学家称为“元嘉之治”。即使如此，并非其统治境内都能做到，往往视人、视时而异，所以宋文帝自己也哀叹：“虽制令亟下，终莫惩劝， 而坐望滋殖，庸可致乎”。他希望各级官吏少做文字游戏，敷衍塞责，“不得但奉行公文而已&#34;。侨州郡的设置始于东晋大兴三年(320年)在建康设置怀德县，安置追随晋元帝司马睿南渡的琅邪郡人民。咸康元年(335年)又在江乘(今江苏句容北)设立琅邪郡。自此，侨郡县的设置便一发而不可遏止。既有侨县和侨郡，侨州的出现便势在难免。封建政府设置侨州那，有照顾北来士族热衷地望和便于管理北来流民的一面，也有进一步吸引北方人民南下、增加南方劳动力的一面。因此，凡隶籍侨州郡者，都享有“优复”也即免除赋役的权益。北方人民的蝉蜂拥南下，与此措施有一定的关系。这样，在南徙人口较密集的地区，侨郡县之多，竟达数不胜数的地步。以晋陵 (今江苏常州市)为例，就设置了十五六个郡级政府和六十余个县级政府。同级政府林立，所隶民户的赋役又不一致，势必给统治和管理带来极大的紊乱。怡如《宋书•志序》所言:魏晋以来，迁徙百计，一郡分为四五， 一县割成两三，或昨属荆、豫，今隶司、兖，朝为零、桂之士，夕为庐、九之民，去来纷扰，无暂止息，版籍为之浑淆，职方所不能记。何况封建政府之所以要吸引北方人民南下，关键还在于增加奴役和剥削的对象。所以，为时不久，土断这个措施便出笼了。所谓土断，内容是合并或裁减一些侨州郡县，使其由流亡政府成为有相应辖地的地方政府，或用原名，或用侨州郡县之名，并无统一的规定。但土断后籍隶侨州郡的北来人民，一律就地落籍，承担各种赋役。因而土断的要旨是统一地方行政，整顿户籍，增加赋役对象。东晋南朝的土断，始于晋武帝咸和二年(327年)，距第一次设置侨县仅7年，其后则有成帝咸宁七年(341年)、哀帝兴宁二年(364年)三月庚戌日(初一，按甲支计为庚戌日，故本次土断又称“庚戊土断”)，安帝义熙八年(412年)和九年，宋孝武帝大明元年(457年)，后废帝元徽元年(473年)，齐高帝建元三年(481年)，梁武帝天监元年(502年)和陈文帝天嘉元年(560年)的土断，共计9次。其中最著名的有桓温主持的“庚戌土断”和刘裕主持的义熙八年、九年的土断。因为这两次士断时，较严厉地打击了地方豪强，甚至触及 了个别士族的利益，所以前者实现了“财阜国丰”，后者则有“豪强肃然，远近知禁”的效果。有关土断，尚须作以下的说明：其一，封建政府一方面土断，一方面又不断设置侨州郡，两者并行不悖，相辅相成，因而其作用也较为长久。其二，土断是有范围的。即使有的土断类似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但也有重点，如庚戌土断和义熙土断主要是在相当于东汉的扬州地区，而孝建土断则在南徐州，大明土断在雍州，建元土断在江北郡县，天监土断在南徐州等等。其三，土断的对象主要是北来侨民，但随着北来侨民的日渐减少，南朝中后期，便逐步转向破产流亡的土著，天嘉土断干脆就“不问侨旧”，惟对“亡乡失土，逐食流移者”了。自秦汉以来，山林川泽名义上属国家所有，设置少府管理山泽之利，是皇帝的收入，而实际上少府也是鞭长莫及。山林川泽习惯上成为当地居民樵采渔猎之地，是共有财产。汉武帝实施盐铁官营后，山林川泽的禁令渐趋严峻。有时封建政府为了缓和经济矛盾，或度过灾荒，也会开放山林川泽。总起来看，东晋南朝以前，禁的时间长，开放的时间短。东晋南朝时，开放的时间长，禁的时间短，而且自刘宋大明年间(457-464年)占山法须布后，山林川泽 就完全开放了。东晋南朝的开放山林川泽，始于建武元年(317年)的“驰山泽之禁”，即允许人民进入山林川泽樵采渔猎，或者垦辟为田。由此南方掀起了封山固泽、占据山林川泽为私产的高潮。咸康二年(335年)，东晋又领布了“壬辰之制”。这是极其严厉的律令，“占山护泽，强盗律论，赃一丈以上，皆弃市&#34;。但所谓严厉，仅是对普通百姓而言，对于士族豪强，不过是一纸空文。《太平御览》卷834引《王朝(胡)之与庾安(西)笺》说：“此间万顷江湖，挠之不浊，澄之不清，而百姓投一纶，下一筌者，皆夺其鱼器，不输十匹，则不得放“。庾安西即庾翼，他在庾亮死后任安西将军、荆州刺史，时人称之庾安西。康帝即位(343年)，晋升征西将军，人们又以庾征西号之。他为安西将军不过两年左右，距壬辰之制颁布仅4年，可见实际状况是禁者自禁，占者自占，起不到什么作用。乃至刘子尚说：“山湖之禁，虽有旧科，民俗相因，替而不奉，熂山封水，保为家利。自顷以来，颓弛日甚。富强者兼岭而占，贫弱者薪苏无托，至渔采之地，亦又如兹”。在这种情况下，义熙八年(412年)刘裕不得不下令：“州郡县屯、田 、池、塞，诸非军国所资，利人受宰者，今一切除之“。也即命令开放山林川泽。其间或有禁断，故元嘉十七年（440年）宋文帝又诏令：“山泽之利，犹或禁断，役召之品，遂及稚弱。诸如此比，伤治害民。自今咸依法令，务尽优允”。“优允”者，也即废除禁断之制。元嘉三十年，宋孝武帝领诏：“其江海田池，公家规固者，详所开弛“。孝建二年 (455年)又语：“诸苑禁制绵远，有妨肄业，可详所开弛， 假与贫民”。这一趋势的进一步发展，便是大明年间占山法的颁行。比照当时的形势可以看到，封建政府之所以开放山林川泽，意图有二：其一，为了安置北来人民和满足北来士族占有大量土地的愿望。建武元年是在永嘉之乱后，义熙八年是刘裕北伐的前后，元嘉三十年则在魏太武帝南下瓜步之后。也即说封建政府开放山林川泽的时间，恰恰与北方人民蜂拥南下的高潮前后呼应。这不是偶然的。北方人民孑然一身或携家带口来到南方，举目无亲，求生甚难。东晋财政拮据，根本无力安排。如果处置不好，非但难以吸引北方人民继续南下，还将带来难于预测的问题。南方，特别是长江下游太湖流域一带的特点是平原少，河流湖泊和低山丘陵多，平均海拔都不高，日照充足，无霜期长，活动积温高，夏长冬短，植被茂盛，物产丰富。低山丘陵的降水量高于平原，士壤含水量高，甚至比平原舄卤之地更适宜于农耕，怡如前引司马迁所说: “果隋赢蛤，不待贾而足，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值此情况，开放山林川泽，让北来人民利用自然资源，或垦辟山林川泽中的小块土地谋生，再辅以经州郡的免除赋役，不失为一个稳定社会和进一步吸引北人南下的较好措施。对于侨姓士族而言，则可利用其携带或隐匿的大量劳动力，将山林川泽据为己有，避免与吴姓士族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其二，为了缓和阶级矛盾。义熙八年开放山林川泽，正是孙恩卢循起义后不久，缓和阶级矛盾的意图显而易见。大同七年(541年)，梁武帝诏禁“越界分断”，则是阶级矛盾十分尖锐、“人人厌苦，家家思乱”之时。即便元嘉三十年 宋孝武帝的“详所开驰”也有此意图。因为其时内乱不久，生灵凃炭，民不聊生，连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百姓劳弊，徭赋尚繁”。 尽管如此，开放山林川泽毕竟是有利于池沼湖泽和低山丘陵甚至滩涂开发的。东晋南朝时期，南方经济的发展，除了平原的进一步开发外，山林川泽的初步垦辟也是其特征之一，特别是长江下游。这一措施是和南方经济发展的特征有关的。大明年间的占山法规定：“凡是山泽，先常熂爈种养竹木杂果为林芿，及陂湖江海鱼 梁鱿场，常加功修作者，听不追夺”。就是以山林川泽事实上的略有垦辟为前提的。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南方经济的开发已己向深度和广度进展了。五、东晋南朝赋役制度东晋南朝的赋役制度和魏晋特别是西晋有承接的关系，主要由田租、户调和役三部分组成。士族和官僚享有免役的特权，全数落到普通农民头上。从整体上看，除了刘裕当政到宋文帝元嘉年间稍好外，东晋南朝的统治十分腐朽。为了满足统治者骄奢淫逸的生活和庞大的军国开支，农民的负担呈上升的趋势，杂税杂役层出不穷，克剥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如果说，战乱对南方社会经济所造成的破坏具有暂时性的话，农民沉重的负担就成为阻滞南方社会经济 发展的经常性的重要因素之一。1.田租东晋前期，赋税秉承西晋。西晋占田令规定田租按丁征收，每丁课田50亩，收租4斛，平均每亩8升。《晋书•食货志》载:咸和五年(330年)，成帝始度百姓田，取十分之一，率亩税米三升。这是在原有田租的基础上通过丈量土地，按亩积增加的额外租。 哀帝即位(362年)，乃减田租，亩收二升。额外租减轻了一升。但是度田收租显然对达官贵人、士族及地主不利，孝武帝太元二年 (377年)改为按口收租:孝武太元二年，除度田收租之制，王公以下口税三斛，唯蠲在役之身。八年，又增税米，口五石。时值淝水之战的前夕，封建政府有进一步筹措财富的必要，但战后直至东晋灭亡，租额始终没有变化。这里的“唯蠲在役之身”主要是指服兵役者。不过，此次不再是额外加租，而是和昔日的丁租合在一起了。那么东晋的田租有 一个按丁收租到按丁收租加税米，再到按口收租的过程。和西晋相比，租额无疑是大大增加了。宋、齐有田租的征收，这是确定无疑的。如宋前废帝永光元年(465年)二月诏说：“减州郡县田租之半“。齐武帝永明三年(485年)五月诏说：“并蠲今年田租”。永明五年七月的诏令又提到了“田租”等等。但有关额度史籍缺残，估计应与太元八年一样。 梁陈之际，田租的征收额虽无变化，但又加了“禄米”。《隋书•食货志》:其课......租米五石，禄米二石......其田，亩税米二斗。 此“禄米”和“税米”显然是为了支付官吏体禄之类而加在农民头上的附加税。宋、齐田租征收额虽然维持着太元八年以来的口税米五斛，但在孝武帝大明七年(463年)却花样翻新：“听受杂物当租“。也即允许农民用钱、布之类各种杂物，折合成租米缴纳。所以如此，起因在于该年浙东一带大旱，农民根本缴不起租米。孝武帝表面上下令各级官吏开仓赈贷，实际上田租颗粒不少。其后两年又连续大旱，浙东一带在敲骨吸髓的榨取下，“饿死者十有六七”。这种“杂物当租”的办法直至宋亡，始终末见改变，到齐武帝永明四年(468年)时竟然进一步法制化，诏令“扬、南徐二州今年户租，三分二取见布，一分取钱......以为永制”。当时市价是匹布10文，但折成官价缴纳是匹布500文，次年改为400文。即以400文计，农民要将米投入市场换取钱或布后才能缴纳，而且农民缴纳给封建政府的钱又必须是轮廓及成色完好的，他们经常使用的都不合规格，必领用1700文才能勉强换到1000文好钱。翻来覆去的折纳，无疑是增加了他们数倍的负担。如此花样翻新，齐武帝可谓府库盈溢，财货山积，“聚钱上库五亿万，斋库亦出三亿万，金银布帛不可胜计”，广大农民却被逼得嗷嗷待哺，只剩下死路 一条。梁陈二代这类折纳虽然少见了，却喜欢用大斗、重秤、长尺来征收：“其度量，斗则三斗当今一斗，称则三两当今一两，尺则一尺二寸当今一尺&#34;，依然没有农民的活路。2.户调西晋占田令颁布后，户调为绢三匹、绵三两。这应是东晋时农民每年向政府缴纳的法定额，这个额度一直维持到刘宋孝武帝大明五年(461年)。是年宋孝武帝“制天下民户岁输布四匹&#34;。东晋南朝时期，南方蚕桑事业虽然有所发展，但绝大部分地区是麻布之土，所产非所征，农民在缴纳时便有一个折合的过程。《初学记•宝器部•绢第九》引《晋故事》载：“疏布一匹当绢一匹，绢一匹当绵三斤”。这大体就是折纳的标准。“疏布”应是质量最好的布，也即 史籍中经常见到的“官布”。大明五年从绝对数量来说无疑是增加了，但所征为所产，毕竟是一细微的进步。不过，在蚕桑之区如浙东一带，仍是要缴纳绢和绵的。当农民所产不足以缴纳时，就只好到市集中去买，官府催比急迫，士族及地方豪右乘机哄抬物价，又把农民逼上了死路。恰如沈怀文所言：“斋库上绢，年调钜万匹，绵亦称此，期限严峻，民间买绢一匹，至二三千，绵一两亦三四百，贫者卖妻儿，甚者或自缢死”。在推行“杂物当租”和“三分二取现布，一分取钱”时，户调也是没有例外的。梁武帝时，在天监元年诏令“始去人赀，计丁为布”。这是一个较大的变化， 标志着调的征收由以户为单位改为以丁为单位，也即说户调转化成了丁调。征收的额度在《隋书•食货志》中有记载:其课，丁男调布绳各二丈，丝三两，绵八两，禄绢八尺，禄绵三两二分......丁女并半之。男女年十六以上至六十为丁。男年十六，亦半课，年十八正课，六十六免课，女以嫁者为丁，若在室者，年二十乃为丁。陈王朝继承了这个变化。这里需要就“始去人赀”说几句。“赀”指的是资产，与户调的关系十分密切。原来在户调征收时，各户所缴纳的只是 一个地区的平均额，允许超过但决不能降低，具体缴纳时，尚需由县令主持，分派胥吏到基层，依据农民拥有的田地房产等确定户等，户等高的出得多，户等低的出得少，这个办法叫作“计赀定课”。地方官吏和地主豪强相勾结，互为表里，上下其手，狼狈为奸，千方百计地抬高贫困农民的户等，压低地主豪强的户等，将户调转嫁到贫困农民头上。《南齐书•陆晓慧附顾先之传》的记载堪称典型：“山阴一县，课户二万，其民赀不满三千者，殆将居半，刻之又刻，犹且三分余一。凡有赀者，多是士人复除。其贫极者，悉皆露户役民。三五属官，盖惟分定，百端输调，又则常然“。他们是如何“刻之又刻”的呢?“乃令桑长一尺，围以为价，田进一亩，度以为钱，屋不得瓦，皆责赀实”。“守宰相继，务在裒刻，围桑品屋，以准赀课。致令斩树发瓦，以充重赋，破民财产，要利一时”。如此作为，逼得农民“树不敢种，土畏妄垦，栋焚榱露，不敢加泥”。严重地障碍了生产和人口的增长， 南方的户口始终在吴国的户口数上左右浮动，与此是有关的。表面上看，梁武帝“始去人赀”似乎是革除了上述弊政，丁男的年龄提高了，数额也减少了，理应是农民负担的减轻。实际上贫苦农民自此和地主缴纳一样的丁调，依然是对地主较大的优惠和对农民极端的不公平。过去是在“九品相通”下按户纳调，现在改为按丁纳调，一户中往往是有数丁，更何况是“丁男调布绢各二丈 ...... 丁女并半之......男年十六，亦半课”，文中的“各”字大有文章，它表明此时的丁调既要缴布，又要纳绢、绵之类，此外不论男女，还有禄绢和禄绵等附加税呢。农民承受的剥削非但丝毫没有减轻，反而更重了，这就无怪乎出现“人人厌苦，家家思乱&#34;的局面了。3.杂税以上都是法定的正常赋税和征收额，此外，东晋南朝的杂税和杂调也层出不穷。除了千奇百怪的工商税外，加在农民头上常见的杂税和杂调有货粮种子钱、口钱、塘丁税、修城钱、州郡送迎钱和浮浪人乐输及“赕物”等。灾荒年景、青黄不接时，封建政府名义上开仓赈灾，实质上大都借货，粮种也是如此。届时非但如数归还，尚须加一定的利息，利率多高，现今难以知悉，估计可能是高利货。这就是贷粮种子钱。梁武帝天监元年(502年)，诏令“逋布、口钱、宿债勿复收&#34;，在此之前，《南齐书•豫章文献王传》也提到过“口钱”，证明在齐、梁以前便有口钱的征收，数额不详。天监元年的诏令仅是免除拖欠的口钱，并不是说今后不再征收。南方是水乡泽国，为了生产，农民自发兴修一些小型水利工程。南朝时，竟然据此增设了塘丁税，丁各1000。名义上是将小型水利工程纳入封建政府管辖的范围，确保小型水利工程正常进行，实质是只敛钱而不过问工程。这无疑是“租赋之外，更生一调&#34;，“害民损政，实此为剧”。“浙东五郡，丁税1000，乃有质卖妻儿，以充此限，道路穷愁，不可闻见&#34;。为了防止内乱外患，封建政府唯恐城池不牢，经常修缮，经费全部推到百姓头上，名曰修城钱。齐武帝建元四 (432年)的诏令说：“初，晋、宋旧制，受官二十日，辄送修城钱二千”。可见这种“扰乱所在&#34;的杂税，从东晋起就出现了。名为“修城”，实质是新官上任后的头一笔勒索。地方官员离任，索要“送故“钱，新官到达，索要“迎新钱”。《隋书•百官志》说：“郡县官之任代下，有迎新送故之法，饷馈皆百姓出”。这类钱少了是不行的。萧齐时，萧嶷离开湘州刺史任所，算了一笔账，离任时所得财物钱货，高达3000万。塘丁税1000便逼得贫困农民质妻卖子，3000万当是如何!军用征调钱是临时性的摊派，数额由开支来定。“前后征伐，每兵运不充，悉发倩士庶”。有时虽然说借，实际情况却大都是有借无还。可农民要是拖欠租赋，却是克期追逼。“赕物”和“赕钱”则是对南方少数民族的克剥， 这些此处就不再赞述了。4.役和杂役役有兵役和徭役两种，这是压在农民身上的一把利剑。先谈兵役。东晋及南朝绝大部分时间继续推行曹魏以来的士家制度。士家世代为兵，身份地位低下，被称为“士家”、“营户”或“兵家”之类。按理而论，他们是兵役的主要承担者。实际情况是为了征战的需要，往往役及普通农民，征召的办法是“三五属官“或“三五发丁”。所谓“三五属官”，指的是“三丁发其一，五丁发其二&#34;， 即一户中有三丁者一丁从役，有五丁者二丁从役。这样普通农民便被称为“三五门”，或者又叫“露户役民”。一旦为兵，在士家制度的影响下，便有沦落为士家、累及亲友的可能，逃亡现象之严重可想而知。封建政府力求严刑峻法予以遏止，“兵制峻重......死叛， 辄考旁亲，流迁弥广，未见其极”。东晋时后果已十分严重，“兵役既竭，枉服良人，牵引无端，以相充补......官制谪兵，不相袭代。顷者小事，便以补役，一衍之违，辱及累世，亲戚旁支，罹其祸毒，户口耗减，亦由于此&#34;。南朝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往往是一人逃亡，便“录质家丁；合家又叛，則取同籍；同籍又叛，则取比伍；比伍又叛，则望村而取。一人有犯，则合村皆空&#34;。因此而破产的农民可谓比比皆是。徭役又称力役，《隋书•食货志》说：其男丁，每岁役不过二十日，又率十八人出一远丁役之。短短的一句话，包含几项内容。其一，这主要是指南朝而言，东晋的情况不甚了了，估计东晋应是继承西晋，但西晋徭役的法定额如何，现在也不甚清楚。其二，“男丁”，当指成年男子而言，东晋南朝有关丁男年限是有变动的。东晋是承袭西晋，有关乎此，在西晋占田令中有具体阐述，梁陈时丁男年限，在户调条中己谈过，这里主要说刘宋元嘉年间的变化。据《宋书•王弘传》载，在王弘建议下，丁男的年限是17~60岁，次丁的年限是16到17、61到65 之间，比以前缩小了一点。其三，《隋书•食货志》明言“男丁”，当不包括女丁。徭役使用的范围非常广泛，有修城、挖壕、筑堰、宫殿苑囿和各级各类官府的修筑、各类公共工程、将封建政府搜括来的各种物资运送到指定地点的仓库等等。既有中央征发的，也有地方征发的。东晋穆帝时，庾和代孔俨为丹阳尹，就“表除众役六十余事”。庾和管不到别的地方，丹阳表除了，其他地方不见得照办。南齐时，仅《南齐书•海陵王纪》中便出现了“正厨”、“县使”、“村长”、“路都”、“防直”、“直县”等名称；在《梁书.武帝纪》中又出现了 “供厨帐”、“供厩库” 、“遣使命”、“待宾客”、“责脚步“等名称，真可谓“诛求万端”。其中，有些名目的徭役在某个时候禁止废除了，可是往往时隔不久，便又死灰复燃，或者是起个新名词，借尸还魂。如上述《海陵王纪》中提到的那些名目，在延兴二年(494年)被禁止了，但《梁书.武帝纪》中的“供厨役”似乎是“正厨”的翻版。在如此多的名目中，运役应是最重要、最经常性的徭役之一，所以《隋书•食货志》特意指出“率十八人出一运丁役之”。就此，郑欣先生诠释说，这是将18人编为1组，轮番服役，平均每人每年20天。不过，这仅是法定额，实际情况就决不是20天了。就运役而言，除了将封建政府搜刮的物资运送到指定地点的仓库外，军运也是压得农民难以喘气、祸害极大的徭役。名义上军运应由士兵负担，但战事一起，也就管不了许多。这类征发，往往美其名曰“借”或“倩”，实质上都是无偿的徭役。东晋南朝战争频繁，这类借也就层出不穷，同样成为经常性的徭役。徭役的名目如此繁多，征发的机构各行其道，这样所谓“其男丁，每岁役不过二十日”也就成为丝毫没有作用的官样文章。 先看征发的对象。按律令的规定，应是“男丁”，军运急需，也得遵循三五发丁的惯例，但实际上是役及妇幼老弱。东晋时，范宁便指责说:今以十六为全丁，则备成人之役矣。以十三为半丁，所任非复童幼之事矣。岂可伤天理，违经典，困苦万姓，乃至此乎。范宁所说的13岁起便得服半役，尚算是比较好的，在荆、雍等州， 居然7岁就得服役，到七老八十时尚难幸免，以至刘裕的教令说：“此州积弊，事故相仍，民疲田芜，杼轴空匮。加以日章乖昧，事役频苦，童耄夺养，老稚服戎，空户从役”。刘裕尽管手控东晋大权，但此类教令收效极微。宋初时役及老幼依然普遍存在，否则不会出现元嘉十七年宋文帝的如下诏令：“役召之品。遂及稚弱。诸如此比，伤治害民。自今咸依法令，务尽优允“。贯彻的结果，恐怕也会和刘裕上述教令一样。既然是“空户从役”，三五发丁当然也就荡然无存，役及妇女必然在所难免，成为常见的现象。刘宋时，刘劭就“召妇女亲役”。齐明帝建武四年(495年)发布恩诏，“民产子者，蠲其父母调役一年&#34;。产子才能免除父母调役一年， 未产和平常妇女服役似乎是理所当然。萧梁时，郢州因地处要冲，“致以妇人供役”。说是郢州，实际上梁的统治境内大都如此，所以大同七年 (541年)梁武帝才会“诏停在所役使女丁“。陈朝也不例外，天嘉元年(560年)，陈文帝的诏令说：“师出经时，役劳日久......夫妻三年，于役不幸者，复其妻子”。夫妻双双服役满三年，还要丈夫不幸，妻子才能免役，此又何等残酷!再看服役的时限。东晋时，范宁满腔悲愤，上言: 古者使人，岁不过三日，今之劳扰，殆无三日休停，至有残刑翦发，要求复除，生儿不复举养，鳏寡不敢妻娶。萧昭文的诏令也直言不讳地承认“公获二旬，私累数朔”。“殆无三日休停”，被役数月，甚至数年均有之。每年服役20天，在大多数情况下成为欺人之谈。在如此繁苛的徭役下，“四野百县，路无男人，耕田载租，皆驱女弱”，就决非萧齐时荆州一地的现象， 它经常会呈现在人们的面前。总起来看，东晋南朝的赋役十分繁苛沉重，在绝大部分时段内，上自皇帝，下至郡守县令和各级政府的各类官吏莫不以裒克为务，能清廉自守者堪称凤毛麟角。贺琛指责梁武帝的统治是“天下户口减落......是处凋流......郡不堪州之控总，县不堪郡之裒削，更相呼扰，莫得治其政术，惟以应赴征敛为事。百姓不能堪命，各事流移，或依附于大姓，或聚于屯封，盖不获已而窜亡”。表面看来，只是指梁武帝统治时期，实质是东晋南朝绝大部分时段的概括。因为在此期间，“公役劳扰”，“违方设赋”，“遂为常典”的现象层出不穷。对社会经济的阻滞，已无须烦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