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保护:从宣言走向落实
2013年6月26日，广州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公布了《广州市未成年人保护规定(草案修改稿)》(以下简称规定)。
亮点一:未成年人保护综合服务平台的成立
此次《规定》充分、详细地规定了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的职责，明确广州市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应当建立未成年人保护综合服务平台，利用电话、网络和社区未成年人服务场所，向社会公布未成年人保护综合服务平台以及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的电话、地址、网址、电子邮箱等信息，受理未成年人保护方面的投诉、举报、求助、咨询等事项;明确中小学校教师、幼儿园保教人员、医务人员、司法人员、社工、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工作人员等特定人员，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发现未成年人权益受侵害的强制报告义务;鼓励未成年人主动向救助平台举报;明确未成年人平台保护的处理程序，对于不能自行处理的，应当及时移交有关部门处理，或者转介有关社会组织跟进。
为督促相关部门和单位履行保护未成年人的职责，《规定》还创设了督促意见书制度，当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和单位不履行保护职责时，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可以向其发出督促意见书。
但不可否认，《规定》并没有实现未成年人保护的机构独立化、人员专门化。
这也是对未成年人现有保护体制的妥协。
亮点二:对生活无着的未成年人的救助保护和教育
从古罗马时代开始，儿童就不仅仅被认为是父母的，同时也被视为是国家的，国家是儿童的最高监护人。
我国的儿童福利长期属于补缺型的社会福利，服务对象比较狭窄，过去通常局限于儿童福利机构集中供养孤儿和弃婴。
越来越多的“特殊困难儿童”需要救助。
当然，《规定》中的救助范围还是相对有限的，主要局限于生活无着的未成年人。
亮点三:社区和社会力量的参与
对社会工作的引入与广州毗邻香港，充分学习香港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成功经验和做法有密切联系。
而广州的社工组织也相对发展较为完善。
让社区、专业社工来参与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是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社会化协作的体现，可以充分利用社会资源，细化社会分工，提高未成年人保护的质量和效率。
亮点四:加强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对未成年人的监管和看护责任
在着力避免儿童意外伤害的同时，在执行的可能性上引发社会较大争议。
不可否认，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监管教育责任并不是无限度的，如《儿童权利公约》第27条规定:“父母或其他负责照顾儿童的人在其能力和经济条件许可范围内确保儿童发展所需的生活条件。”
这就意味着，在加强家长对未成年人的监管看护责任的同时，政府部门应当充分考虑到为低龄未成年人提供充足的就近入托就学场所，着力解决入托难、上学难的问题;规范收费，降低家长的教育经费负担和看管负担;加大财政投入、整合社会资源，提供更多的适宜未成年人活动的场所;加强未成年人自我保护意识教育，掌握基本的生存知识和应对突发意外事件的技巧;加强父母监管教育能力培训，开展家长学校活动，传播现代育儿知识等。
亮点五:加强未成年人自我保护教育 尤其是防性侵的教育
我国儿童防性侵害自我保护教育非常薄弱。
对儿童强奸、猥亵的性侵害是对儿童暴力中最恶劣、最野蛮的犯罪行为。
长期以来，我国出台了包括《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诸多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及行政法规、规章，促成青少年司法保护体系初步形成。
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我国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亦应当创新观念，与时俱进，坚持“国家亲权”理念和“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