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着母体走出去”的模式，也是其他大学社的成功实践。如，浙江大学出版社通过与学校“壹带壹路”合作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等学术机构的合作，以艺术和文化为主缐，成功策划了包括“阿裏壁画系列”在内的壹批高清壁画图系等艺术书籍，并以此为敲门砖，叩开了“壹带壹路”沿缐国家的大门。这些都说明了大学社加深与母体大学合作、“跟着母体走出去”的价值与必要性。“跟着母体走出去”，这个问题不復杂，但并不容易做到。从学校层面来说，有些大学在国际化合作与交流中，沒有考虑到把本校的出版社”带出去”;从出版社来说，有些大学社跟学校沟通不密切，沒有能够让学校充分意识到学术出版在国际合作与交流中的作用，想跟，“跟不出去”。只有出版社主动，学校重视;壹个“很想跟出去”，壹个“愿意带出去”，才能够形成“跟着母体走出去”的局面。在这方面，大学出版社应该多做些工作，要在“走出去”方面加强与学校的互动，主动向学校表达需求与意愿，在学校国际合作交流计划中嵌入出版“走出去”的项目，促进学校国际化学术合作与出版合作的结合，获得双赢的效果。
首先,“尚拙朴”教子观念展现农耕文明晕染的人生基调。钱穆先生曾将人类文化分为三种类型,即:游牧文化,农耕文化,商业文化[3]P2,这三类文化又是由三种自然环境所决定的三种生活方式而最终成型。由于受所处地理环境和先民生产、生活方式影响,中国传统文化奏鸣着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碰撞与融合的交响曲,而其文化主体无疑是农耕文化。中国人的思想、观念、习俗等等,无不深深烙印着农耕文化特色,如经验理性、务实黜虚、中庸协和、伦理本位等等。郑母黎氏教子观处处体现出农耕文明晕染的人生基调和价值观念。中国传统家训多教导后辈耕读传家、耕读结合、半耕半读,造就为数不少的儒生士大夫半耕半读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形成具有鲜明中国传统特色的耕读文化。郑母黎氏重视教子读书,同时也不遗余力鼓励子女参与农业劳作,而且时时不忘让子女了解感悟前辈的耕读传统,可见其重视后辈对传统耕读文化的继承和发扬的态度非常鲜明。再如,农耕环境下,人们世代居处壹地,安土重迁,因此非常註重处理好亲友、邻裏之间的关系,形成中国传统重人伦、讲关系的伦理本位。郑母黎氏在《母教录》中给后辈强调“亲友间非有大故,当委曲完全,不可便破脸破相”,并且用自己委曲求全的亲身经歷现身说法,谆谆告诫后辈重视处理好各种人伦关系,宁愿自己吃亏,也要求人伦关系之美,不难发现黎氏教子为人处事之道,深受农耕文化影响而形成的传统伦理本位思想的影响。
阅读的需求推动了罗马图书出版的发展，承袭希腊书籍制作方式的罗马书商开始登上歷史舞台。西塞罗的通信对象阿提库斯便是史籍中出现的第壹位着名罗马书商，他不仅出版发行了西塞罗、瓦罗和卢克莱修等着名本土作家的作品，还将从希腊带回的多种书籍重新编辑出版。他经营的图书行业规模巨大，出版机构不仅设在罗马，雅典等外省要地也有分支机构。当时的书商似乎不止他壹家，许多书商为出版西塞罗的作品与他展开了竞争。⑤时至奥古斯都时代，索西乌斯兄弟成为颇具影响力的出版商，借着贺拉斯作品的广泛流传而在歷史上留名。图密善时代的马尔提阿利斯也曾明确提到过塞昆杜斯、昆图斯·波利乌斯·瓦莱利阿努斯、阿特莱克图斯和特吕丰四位书商。⑥罗马的出版已经成为颇具规模的事业。
笔者认为，出版业应尝试建立“媒体融合+技术协同+业态创新”的跨界整合新模式。媒体融合方面，不能单一依赖纸质书出版，针对不同选题，有选择性地进行数字化开发，应使有声书、电子书等成为新的利润增长点。例如，在有声读物异军突起的背景下，安徽出版集团与阅文集团开展合作，人股“懒人听书”，力图建立一个由视听到互联、由立体到全媒体的出版大格局;凤凰出版传媒集团亦是如此，通过跨媒介融合实现了内容产品可读、可视、可听，动态、多维的全面升级。③技术协同方面，通过对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AR、VR、AI、H5等技术的运用，出版业能深化跨界布局，更好地掌握用户需求，打通产业链条，使用户获得更具便捷性、沉浸感的产品体验。将新技术广泛嵌入出版业选题策划、编辑加工、营销推广等环节中，为出版业融合发展、跨界经营提供了无限的想象空间。但也应注意规避技术的成本陷阱。如中信出版社在开发“有样儿”App项目时，采用了联合对外合作的模式，但未能控制好合作细分项目的比重，呈现出“自建业务少，合作业务多”的态势，赢利并不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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