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是深受德国思辨传统影响的原因,中国法学者总是在潜意识中推祟那种“真正法哲学”层面的研究,认为这才是法学研究的“最高境界”。而对于具体的制度研究和规范分析,则认为这不过属于“工匠型”的研究,难以作出重大的理论贡献。在诉讼法学领域中,许多学者多年前就研究“证据的基本属性”问题,讨论过两性说、三性说,对证据是否应具有合法性问题进行过激烈的争论。我们需要反思,证据有什么“属性”真的那么重要吗?这是真正的问题吗?公安机关搜集的那些证据资料一定是客观、关联和合法的吗?其实,证据有什么“属性”,这本身不是一个真问题,真正需要研究的是证据材料转化为定案根据的条件,这才真正的问题。这种喜好“理性思辨”的研究传统走到极端,就是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引人到“证据学”研究之中,甚至将其奉为“证据制度的理论基础”。但是,发现真相的问题在诉讼过程中尽管十分重要,却不是最为关键的。在很多情况下,没有发现事实真相,法院仍然要作出裁判;没有“客观事实”为基础,法院照样要实现正义。刑事诉讼中的“疑义时做有利于被告人的解释”,民事诉讼中“举证不能则判举证者败诉”,就都显示出这种程序法的思维方式。甚至在现代诉讼制度中,越来越多的程序规则和证据法则都不是为着发现真相而设计出来的,包括沉默权、证人特权、非法证据排除在内的一系列诉讼制度,都对事实真相的揭示具有明显的阻碍作用。既然如此,那种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奉为证据制度的理论基础的观点,岂不完全无视人类诉讼活动的基本经验事实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