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丽萍 | 寻找国家性：比较政治学中的国家研究
国家是现实政治中的基本行动单位，在现代政治学产生以来的很长时间里还是现实政治的基本分析单元和主导学科研究的核心概念。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对国家概念的厌倦情绪中，作为国家概念变量的“国家性”及相关研究成为其后“找回国家”运动的先声，不仅提示了国家间比较以及国家历时分析的理论框架，也在很大程度上使抽象的国家研究日益扩展至实证与经验研究领域，其中的国家构建、民族构建、国家能力等更成为（比较）政治学研究的重要问题领域。作为国家概念的经验性指标，“国家性”还具有重要的规范性价值和方法论意义。作者简介王丽萍，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员。国家（state）是现实政治中的基本行动单位，在现代政治学产生以来的很长时间里还是现实政治的基本分析单元和主导学科研究的核心概念。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现实世界中日益增强的国家异质性以及政治学学科科学化的发展趋向，使传统的国家概念似乎变得“过时”了。在过去数十年间，比较政治学对共同的可比（较）概念的探索常常伴随着将国家概念操作化并加以测量的努力。其中，作为国家概念的一种重要测量，“国家性”（stateness）本身不断丰富的分析维度，一方面拓展和更新了比较政治学研究中的国家相关议题，另一方面则意味着国家研究本身的重要转型，并在理论与方法论方面具有重要启示。在政治学学科发展历史上，作为政治实体的国家，构成了严肃学术研究的主要内容。随着19世纪现代国家观念的确立，国家概念在研究中的运用被认为具有将政治研究“德意志化和学科化的功能”（a function of the　Germanization and disciplinization）。其时，将政治看作“国家的科学”（the science of the state）是一个几近成为共识的观点。在现代政治学滥觞的美国，政治学也被认为是国家发展的产物，作为学科的政治学则是政治焦点国家化（nationalization of political focus）的一个结果。尽管如此，伴随现代社会科学的重心由欧洲转移至美国，国家概念仍经历了一个不断受到侵蚀的过程，从而导致国家概念在学科研究中遭到质疑和忽视。有关国家认识的这种变化是社会科学重心向美国转移的逻辑结果，在很大程度上是欧洲特别是欧洲大陆国家与盎格鲁—美利坚国家概念重要差异的一个反映，也折射出英美不同于欧洲大陆国家的国家特性。英国是“典型的无国家社会”（the stateless society par excellence），在没有任何本土国家理论的情况下，在过去三百多年中仍形成了强大的政治与社会理论传统，并对现实世界产生了实质性影响。美国社会科学的相对“无国家性”（statelessness）则是其现实层面的一个反映。有关国家概念的这种空间差异或社会差异，也有助于理解将传统国家概念运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新国家时可能遭遇的问题。20世纪五六十年代，伴随新国家的大量出现，世界体系中不同国家的异质性大为增强。现实世界的这一变化以及比较研究对共同概念的需求，使得传统的“国家”概念进一步受到质疑。其中，最直接的原因就在于传统的国家概念似乎无法容纳新国家所展示的多元化特征。譬如，新国家常常表现出民族与国家间的复杂关系，而传统国家概念所内含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特征则难以概括大多数新国家所展示的民族构成状况。在很大程度上，“非民族国家”（nonnation-state）似乎已成为新国家的一个规则，从而也是更为准确和适用的概念。于是，新国家就要同时面对民族构建（nation-building）与国家构建（state-building）的双重任务。另一方面，现实世界的这种变化还使得战后早期即已开始的政治学学科的科学化历程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一个“去国家化”的过程，国家因而不再是学科研究的焦点，“国家”概念也被其他概念所取代。为摈弃狭隘的地方性并将新国家与西方国家纳入共同的理论分析模式，国家和地区的特性通过高度抽象化而被超越。比较政治学寻求充分范式的这些努力，虽然取得了部分成功，但也使主流政治学研究中的“国家”成了过时的甚至“无用的”概念，取而代之的先是“政府”（government），继而则是“政治系统”（political system）。此外，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民主化渐成潮流。由于民主社会中的权力是以公民的名义行使的，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在很大程度上往往又以削弱国家或限制国家的作用为前提，从而削弱了国家概念的规范性价值。但是，国家概念并未因社会科学研究重点和兴趣的变化（包括相关概念的重构）而被消解。国家概念的变化既有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也是地理空间差异的一个结果。如果将传统的“国家”概念运用于发展中国家这一国家类型，在某种程度上还意味着社会科学概念发展的滞后，而发展中国家在其独立早期表现出功能发展不充分的普遍现象，则在事实上使得为应对不同国家类型而发展出的新范式（如结构—功能主义）不得不面对各种问题。伴随比较政治学日益摈弃地方性且将更多的国家纳入分析视野，强调真正的比较分析和动态研究，以及关注政治的非正式过程等方面的变化，比较政治学的研究焦点也由国家转向社会，作为“国家的科学”的政治学似乎失焦了。国家概念在政治学甚至整个社会科学研究中所遭遇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提示研究者，现实政治世界日益凸显的国家间异质性需要将国家视作一个概念变量（conceptual variable），以使不同国家之间的差异能够得到反映和测量，并可进行系统的定性与定量研究。正是在这种情形下，在20世纪60年代，约翰·内特尔（Joh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