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龄化、少子化影响及成因分析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后，人口增速放缓使得人们格外关注老龄化、少子化等问题。老龄化和少子化本质上是以前出生人口多，现在出生人口少，从而导致的人口年龄结构扭曲现象。
结合中国国情，老龄化和少子化的根源是什么？
2021年5月底放开三胎政策，会改善当前出生人口低迷的现状吗？
如果要缓解老龄化和少子化问题，还需要什么样的配套举措？
*本文将以老龄化、少子化为起点，分析老龄化和少子化的影响，形成原因，以及未来可参考的应对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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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增速放缓的深层次原因 是出生人口下降， 老龄化与少子化凸显
全国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人口总量继续增长，但是增量进一步放缓至7206万人。人口增量放缓让大家更关注人口红利是否可持续，也更关注人口增速放缓背后的人口老龄化与少子化问题。
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来看，无论是全国的还是各省市的人口年龄结构数据，都呈现了老龄化和少子化现象。
全国层面，截至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时我国65岁以上人口占比为13.5%，0-14岁人口占比为18.0%，呈老年化和少子化特征。动态来看，65岁以上人口为19064万人，在总人口中占比13.5%，占比较2010年第六次普查增加了4.6个百分点，说明老龄化程度继续加深。0-14岁的人口为25338万人，较第六次普查增加了3206万人，同时，0-14岁人口在总人口中占18.0%，占比较六人普提升了1.4个百分点。虽然0-14岁人口总量增加，占比提升，少子化有所缓解，但是占比仍然处于低位，说明少子化仍然需要重视。
省市层面，老龄化和少子化普遍。我们发现：
①除了西藏65岁以上人口占比低于7%以外，其他省、市、自治区均高于7%，老龄化普遍。
②8个省市0-14岁人口占比低于15%，属于超级少子化地区，6个省市0-14岁人口占比介于15%-18%,少子化严重。
③上海、天津、黑龙江、辽宁、吉林中度老龄化和超级少子化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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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流动和出生率下降，
是形成老龄化或少子化的核心原因
我们认为应该辩证地看待七人普背后的老龄化和少子化问题。一方面可能是人口流动导致的部分地区老龄化、少子化现象突出；另一方面可能是计划生育政策限制，或者是居民生育意愿下降等造成的生育率下降，人口增量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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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流动造成局部地区老年和少年人口留守，导致老龄化和少子化加剧
人口的流动既可以解释经济发达地区劳动力人口密集以外，还可以解释经济发展水平偏低地区的老龄化严重现象。
中国流动人口规模庞大，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时，提到2020年我国人户分离人口达到了4.93亿人，约占总人口的35%。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冀等地区经济水平更高，产业丰富，因此吸引了周边省市或者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省市的劳动力流入就业，引起人口年龄结构变化。
在20世纪90年代，下海潮兴起，大部分劳动力下海务工，这时候加大了人口流入城市的常住人口总量，并且以劳动力人口为主。2000-2010年，部分流动人口收入增加，经济生活改善，后续的人口流动可能倾向于带上子女一起，为子女提供更好的教育。随着收入增长，以及落户政策便利，2010-2020年，人口流动可能还伴随着举家搬迁。
经济发展水平较好的省市，例如广东省，劳动力人口占比高，少子化和老龄化不明显；经济发展水平一般的省市，比如东北三省，劳动人口长期流出，少儿和老龄人留守，容易造成少子化和老龄化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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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等造成子女养育成本提升，生育率下降形成少子化
除了人口流动造成的老龄化和少子化外，生育率下降更能解释人口增速放缓，少年人口占比偏低等现象。从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可以看出，人口出生率、自然增长率以及出生人口长期呈下行趋势。导致出生人口减少，生育率下降的因素很多，但是可以划分为以下几类， ①计划生育政策；②育龄人群规模；③婚育观念；④生育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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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计划生育法规定，一对夫妻仅能生育2个子女 （2021年计划调整为可以一对夫妻可以生育3个子女）。在计划生育限制下，家庭生育积极性可能减弱。
②育龄妇女维持3-4亿规模，可以支撑人口增长。 第五次和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公布的育龄妇女数量分别是3.5亿和3.8亿，第七次人口普查育龄妇女数据虽然没有精确公布，但是在七人普新闻发布会上提到，育龄妇女超3亿。从育龄妇女总量数据来看，育龄妇女仍具规模，可以支撑人口增长。
③晚婚晚育更加普遍，不婚不育也逐渐被更多人接受。 根据婚姻登记数据，我国婚姻登记数量逐年减少，并且离婚率逐渐提高,这些都将影响生育率。
④养育成本提高，减弱居民生育意愿。 养育子女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成本。首先，在中国的传统观念里，常规流程是：先买房、后结婚，再养育子女。因此，结婚和生育面临的第一重成本即居住成本。其次，养育子女还有教育成本。为了让子女赢在起跑线上，兴趣班、辅导班等加大了家长在子女教育方面的开支。再次，养育子女还有在衣食等方面的生活开支。最后，生育子女，也可能影响夫妻双方工作，因此对应着一定的机会成本。以上各类成本一定程度上将压制居民的生育意愿。
养育成本还会随着城镇化推进而提高。随着乡村人口向城镇转移，乡村人口去往城镇就业，带动了城镇化发展。但是城镇地区的子女养育成本高于乡村地区的子女养育成本，因此在养育成本提高的情况下，人们的生育意愿可能下降，或者往后延期。例如生活在乡村，居住的自建房成本低于城镇的商品房成本；乡村以九年义务教育为主，城镇地区往往还会有额外的辅导班等增加教育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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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开二胎短期效果明显，
三胎或许只能缓解，难以“根治”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出台后，大家不仅关注人口的长期走势，也关注老龄化和少子化带来的影响，以及如何减缓老龄化和少子化。在七人普数据发布后不久，2021年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指出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那么放开三孩真的能促进生育，提高人口总量吗？
我们首先可以观察2016年正式放开二胎政策时，新出生人口和人口出生率的变化情况，来判断放开二胎政策的效果。
从2016年正式放开二胎后的数据看，2016年出生人口数量以及人口出生率都高于2015年，但是2017年后，两者又开始回落。在七人普新闻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提到，2016年和2017年我国出生人口分别超过1800万人和1700万人，比“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前分别增加200和100万人。并且“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出生人口中二孩占比提升，由2013年的30%左右提升至2017年的50%左右。
我们将各省市2016至2019年的出生率与2014-2015年出生率的均值进行比较，发现仅23个省市自治区2016-2017年出生率较2014-2015年出生率均值有提高迹象，其他省市出生率或继续保持下降趋势，或仅在2016年出生率提高，后续出生率又继续走低。
以上数据说明放开二胎政策在短时间内有助于提高出生率，但是长期效果不明显。
放开三胎与放开二胎类似，也是减少政策方面的约束，因此，作用效果可能相似，短期内将促进部分家庭生育，有助于提高出生率。
但是从2020年人口普查的户均规模来看，户均规模持续下降，由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2.49人每户降至2.32人每户，这说明当前中国家庭的规模在不断降低，这也意味着独生子女家庭占大多数，二孩及多孩家庭占比低。在这样的背景下，放开三孩，对生育可能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如果婚育观念以及养育成本仍然维持现状，那么可能和放开二孩类似，难以持续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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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短平衡，应对老龄化和少子化
从人口普查数据来看，老龄化程度不断提升，少子化也较为显著。针对当下的老龄化现象，以及未来可能加重的少子化问题，短期可以做的有哪些，长期又应该如何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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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视当下，重视老龄化问题
从人口数据来看，老龄化程度在加深。而且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来看，介于55-64岁的人口多，占比量更大，因此，老龄化程度有可能进一步加强。作为已然发生的事件，我们更应该思考如何在短期内采取方法解决它。
第一，如何应对老年人养老问题？
我们认为，老年人的养老问题要分情况讨论，一个是城镇地区的老年人养老问题，另一个是乡村地区的老年人养老问题。
对于城镇地区，首先，20世纪开始执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使得很多城镇家庭养育了独生子女，其子女成家立业后，可能面临着夫妻双方要赡养双方父母，同时还面临着养育子女的重大压力。尤其是计划生育政策执行越久，老年抚养比越高。第五次至第七次老年抚养比分别是10.15%、19.02%和19.69%，老年抚养比越大，意味着劳动力家庭的平均抚养压力越大。城镇地区的老年人的退休工资高于乡村地区老年人，因此可以自己负担一定的养老支出。综合来看，城镇地区的老年化可以通过子女、老年人和国家等三方来承担养老负担。政府提供更适宜的养老设施，例如养老院等，子女承担一定的赡养义务，老年人承担一定的养老开支。
农村地区的老年人养老问题不同于城镇。尽管计划生育政策较早出台，但是计划生育政策对农村地区仍然有一定的倾斜，比如大孩是女儿，则农村家庭可以再生育二孩，此外，尽管政策要求仅生育一孩，但是农村地区超生后可能面临的仅仅是罚款，而城镇地区有工作的还可能面临失业问题。综合来看，农村地区在计划生育政策下，家庭规模往往还是高于城镇地区。这意味着农村老年人的子女更多，能够赡养父母的子女更多。但是农村居民往往以劳务耕作，个体经济为主，因此在社会福利方面不同于城市居民。年老后，可能仅有少量或者没有退休金。因此，农村地区的养老问题，更需要依靠子女和国家来解决。
第二，老龄化加重，如何应对老年劳动力减少？
老龄化加重，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劳动力退出市场，可能削弱对经济的贡献度。目前主流观点是延迟退休，以保障劳动力的有效供应。我们认为，部分行业如教育、医疗等领域等劳动力年纪越大，则意味着经验越丰富，此时，用人单位不应该局限于年龄限制，可以考虑在退休后，通过返聘的形式最大化人才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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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安思危，及时出台配套举措应对少子化
经分析，影响生育的不仅包括计划生育政策，育龄人群规模，还有生育观念和生育意愿等。近10年内，先后放开了二胎和三胎，逐渐解除了政策上的限制。同时，育龄人群仍然维持较大规模。但是人口出生率并没有明显提升，且人口总量增速进一步放缓。此外，我们注意到二胎政策放开后，短期内产生了一定影响，随后，影响力度变弱。
综合以上现象，我们认为，生育率偏低的主要症结在于生育观点和生育意愿。一是观念发生改变，越来越多人期望先有学业，事业，而延迟结婚及生育，甚至接受不婚不育。二是生育成本在提高，降低了居民的生育意愿。但是婚育观念和生育意愿不是短期内就能改变的，而是长期慢慢调节。因此，如果要提升生育率，长期应对举措也应该围绕以上两点。
第一、尊重个体的婚育观，但是不主动提倡晚婚晚育，不婚不育。
第二、从多个维度缓解家庭的生育成本。
① 城镇化方面，城镇化提升仍是趋势，但是推动城镇化不应该局限于吸引人口从乡村转移至城镇，还应该提供相应的社会保障服务，降低城镇转移人口的居住成本、教育成本等，以提升农村转移家庭的风险抵御能力，提高生育率。 首先，以前往往强调大城市更需要保障性住房，租赁住房等解决居住问题。实际上，中小型城市人口居住问题虽然没有大城市突出，但是政府主导保障性住房、租赁住房供应可以给城镇化人口提供更为低廉的居住用房，有助于缩小贫富差距，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居住成本。其次，教育问题也至关重要。由农村转移至城镇后，如果能从政策上给予居民成本适当的教育资源，解决教育问题，也有助于提升居民的生育意愿。再次，城镇化是趋势，但是也要避免城镇化导致的贫富差距拉大，这会增加乡村转移人口的隐性生活成本。
②强调男女职场平等，避免因生育问题歧视女性，降低女性的生育意愿。 比如一味地延长女性产假，可能将弱化女性在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力，而适当的男性陪产假可能有助于男女双方平等尽生育义务，让男女双方在职场上更为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