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伯最卓越的思想遗产——理性的思维方式与一致性的科学方法论原则——不仅明显现于其对现代性本体论问题的分析、理解与描述之中，还严重被后继者忽视地体现在他对于马克思主义学说和社会主义政治实践的怀疑和批驳里：在韦伯判断，马克思将阶级冲突与社会革命视作历史发动机的观点是片面的，并建立在马克思个人所处历史阶段施加于其的局限之上——他未能亲历二十世纪的垄断资本主义对十九世纪的竞争资本主义的替代，在后者期间，多元阶层将取代二元阶级成为现代社会最根深蒂固的社会群体分类方式。
不仅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建立共产主义新秩序的构想因“阶级不再”的真实历史境况而在学理上高度存疑，韦伯亦在同时期爆发的俄国革命与欧洲共产主义运动中窥见到在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目标与实践之间所存在的关乎一致性匮乏的问题：
“通过革命的手段来实现社会主义社会，就是要运用武力来确保渴望的社会变革，但是，运用武力就必然意味着革命后的政治镇压，这样做有损于蕴含在社会主义本身理想中的一些自由。其次，要建立起社会主义的经济体系，尤其是处在一个其他国家仍属于资本主义的世界中，很可能出现一系列社会主义者未曾预料也不想看到的经济困难。再次，不管实现社会主义的手段如何，结果都不可避免地要转化为一种官僚制的国家形式，肯定与使其得以实现的目的相抵触……”
基于以上，韦伯做出针对社会主义革命与工人运动的最尖锐攻讦：
“纵使工人与资本家之间亦同样分享一些共同的利益，前者需要来自后者的工资，后者则依赖前者在其企业内工作，当双方的共识超越不同点之时，劳资双方间的公开冲突就不会持续……尽管劳资之间在某种程度上有相反的利益，但工人阶级的未来在于让步于资本主义，而不是试图去推翻它……”
但需要强调的是，韦伯的反社会主义观点并非出于其个人的政见偏好，而是他并不如马克思一般信任某种之于现行资本主义秩序的替代性方案——他无法断定资本主义社会是一种过渡的社会类型，更无法预期未来会发生根本重组。他悲观目光所及处唯有现代社会的铁笼结局——在未来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理性化都会增加，所有的现代社会均依赖于相同模式的社会与经济组织，而现代社会主义亦难逃这一宿命：政府对于经济政治生活无孔不入的管控最终将导致庞大官僚系统的生成，自由人联合体的政治理想终将为官僚贵族阶层的壮大和扩张这一现实所熄灭。一个力图推翻现代性秩序的政治实验最终将以自身的覆败确证现代秩序的牢不可破与再生产进程，空留铁笼残存于废墟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