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时日军严重的下克上是怎么造成的？ 
对于旧日本帝国军队中的“下克上”情况，我没有很仔细的研究，但我可以从一些日方自己的资料里得出一些简单的结论。
1937年6月19日的乾岔子岛事件，参谋本部下达的指令是：
“纯属满洲国之领土，为苏军非法占领，其后果不堪设想，故务必采取适当措施，以保持原状为妥。”
但6月30日，关东军就违背了“保持原状”的指令，击沉苏军炮艇一艘，击伤一艘。
恰逢此时苏联正在发生大清洗，因此这件“微不足道”的冲突（甚至绝大多数人都不为所知），就被苏联方面无视了。
而关东军则开始膨胀起来，他们认为：
用武力解决边界纠纷的思想抬头另一方面，在日本陆军尤其是关东军中，却产生了另一种想法。他们认为苏联之所以同意恢复原状，是因为日军击沉了苏联炮艇，取得了战果。这种看法后来又有所发展，认为如果出现边境纠纷，只要给苏军一击，苏联就会乖乖地退回去。后来甚至发展到这种程度，竟然认为通过外交途径总不如使用武力解决收效快。
也就是说，关东军凭借苏联没空管这种“小冲突”的心态，就膨胀的以为苏军“不堪一击”，武力解决比外交解决更有效。
1938年的张鼓峰事件，日本京城朝鲜军司令部原本的指令是：
“不向边界不明确的地区派遣兵力。”
7月16日，朝鲜军司令官中村孝太郎中将下令：
“根据形势需要，可在边境附近集中朝鲜军所属部队，但行使武力要根据另外下达的命令。”
而在乾岔子岛冲突中，尝到甜头的关东军已经收不住了，第19师团长尾高龟藏中将在7月30日决心“下克上”，擅自向苏军发起进攻。
在下令的几小时之前即上午10时，朝鲜军参谋长要求第19师团参谋长坚持不扩大事件的方针。紧接着，下午1时45分，军司令官也向该师团长提出强烈要求，除非苏联方面发动进攻，行使武力必须按军部命令进行。
最终第19师团吃了大亏，526人阵亡、914人负伤。双方高层议和。这次还是因为苏联忙于大清洗，对这件事依然轻拿轻放。
大本营陆军部中大多数意见认为第19师团的行动属于独立判断，从而予以肯定或默许，相反地，把它做为独断声行而予以责难的意见却微乎其微。
这个进攻是违背朝鲜军司令官意图的。进攻发起之后，战火进一步扩大和加剧，以至局势发展到师团长尾高难以应付的程度。
史料中还记载，他让师团参谋长向军参谋长发出申述意见的电报，“要求立即采取外交措施”。这位第十九师团长曾声称“由自己负责”，把部队开到上级禁止派兵的图们江东岸，又不经军司令官的许可，擅自决定向张鼓峰和沙草峰进攻，
然而当时陆军人事部门并没有追究第十九师团长在扩大事件中应负的重大责任，这也许是对那些“战场上的烈马”过于宽容的缘故吧。不但没有追究，反而在这之后，把这个当时被誉为“勇将”的师团长晋升为军司令官。当然在这种人事制度之下，在陆军大学部分毕业生中存在着那种飞扬跋扈、独断专行的风气一直延续下去，以后也丝毫没有改变。
1939年的诺门坎战役中，关东军终于为“下克上”吃了一次亏。
在6月22和24日双方发生空战后，关东军又一次下克上，轰炸了塔木斯克。
大本营陆军部反对这种报复性轰炸，关东军作战参谋清楚地知道大本营反对轰炸，却仍然在27日轰炸了塔木斯克。
关东军作战参谋认为，轰炸塔木斯克是一件值得嘉奖的“独立判断”行为，并为此感到自豪。
但是轰炸塔木斯克并不是什么独立判断，而是明显的独断专行。因为所谓独立判断，至少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前线部队指挥员遇到紧急情况，通讯联络断绝，无法及时得到上级命令；二是在上述情况下，前线部队指挥员充分体会上级指挥员的作战意图，并以此约束自己的作战行动。但轰炸塔木斯克就不符合这两个条件。因为在新京和东京之间有直通电话，而且，关东军作战参谋事先完全知道大本营陆军部反对轰炸塔木斯克。
这种风气只有在陆军大学一部分毕业生中才能看到。强烈的特权思想，下克上的功名心，以及高度评价在战场上“积极果敢”的陆军人事制度，是形成这种风气并得到支持的基本因素。
（这段当然有争议，“一部分毕业生”完全是洗地的说法，但这种风气是的确存在的。）
在轰炸塔木斯克时，关东军作战参谋所表现的那种独断专行的行为，恐怕也应当看作是军纪所不容的下克上的行为。在追究军参谋长和军司令官责任的同时，也应当惩罚这些人。但是陆军当局并没有“挥泪斩马谡”的精神，只是暂时调动了他们的岗位。
简而言之，按照日本资料记载的“洗地说法”，他们认为“下克上”的主要原因是：
对敌人的轻视，对“战场上的烈马”的宽容，特权思想，功名心，“积极果敢”的陆军人事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