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学校与教育属性”：专门学校文化发展的历史、问题与改进路径/石军鲁国花
石  军，鲁东大学问题青少年教育矫正研究院博士后，中央司法警官学院司法人权研究中心特约副研究员，主要研究专门教育；鲁国花，江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广州市番禺区正声小学教师，主要研究教育学。【摘 要】专门学校是专门对行为偏差和心理偏常学生进行教育转化的学校。由于专门学校教育矫治的特殊性，其过于强调管制、规训和约束，文化建设在专门教育发展史上一直是薄弱环节。当前，专门学校文化建设普遍存在规训色彩浓厚、公民教育意识缺失、学生视角缺乏等问题。建议以“养成教育”为基础，培育学生的规则意识；以“关怀教育”为枢纽，培育学生的道德情感；以“公民教育”为目标，培育学生成为合格的社会公民。文化建设是专门学校内涵式发展的核心内容，专门学校只有以“文化立校”，坚持“去监管化”办学理念，回归专门学校的“学校与教育属性”，方能适应专门教育发展的时代需要，真正推动专门学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促进专门学校的高质量发展。【关键词】专门学校 文化建设学校与教育属性改进路径专门学校是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最后一道防线，是九年义务教育的补充形式，在社会综合治理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专门学校文化建设与发展的方向，可以说影响着专门学校的未来走势，甚至决定着专门学校未来发展的兴衰。当前，专门学校在文化发展上出现了分化，逐渐形成了两种主要趋势，一种是强化专门学校的“监管化”，带有明显的司法色彩，凸显了“惩罚与规训”的功能；另一种是强化“学校和教育属性”，通过“去工读化”，淡化“工读”色彩，强调专门学校发展过程中的“学校和教育属性”。新时代，专门学校走到了艰难的十字路口，面临着艰难的道路抉择。溯源我国专门学校六十多年的文化发展史，其经历了从“少管所、劳教所联合办学”的管制文化、“临时收容机构”的改造文化、“工读学校”的治理文化到“专门学校”德育文化的发展历程。专门学校六十多年的文化发展史其实就是一部“去监管化”的历史，专门学校“监管化”治理模式是影响专门学校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201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加强专门学校建设和专门教育工作的建议》指出，专门学校的文化发展要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并及时加以调整，以适应新时代教育的需求，这为新时代专门学校发展指明了方向。《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以下简称《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以下简称《未成年人保护法》）也规定了专门学校的学校和教育属性，从“工读”走向“专门”，简单的两字变化，可以说重塑了专门学校的“学校属性”和“教育属性”，顺应了教育的时代发展趋势。但是，当前全国至少有一半以上的专门学校还固守“监管化”的传统文化发展模式，导致办学举步维艰。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专门学校的文化发展方向和文化发展路径是影响新时代专门学校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加强对专门学校文化发展史研究，意义重大。（一）“管制文化”：专门教育文化建设的初创和起步专门学校在这一时期的文化发展的思想主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管为主”，强调“管制文化”。很多专门学校由于刚刚创办，缺乏矫正经验，加上教育矫正对象情况复杂，管理难度大，必须加大“管控”“管制”力度，以免造成专门学校内部混乱的态势，维持专门学校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为此，这一阶段的文化建设以“管控文化”为主，管住“这帮学生”成为众多专门学校的主导思想，“管控文化”成为专门学校的主导文化。第二阶段以“集体管制”为文化建设的核心思想，借鉴了苏联教育家马卡连柯的集体教育思想，以加强全体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推动专门学校学生的教育管制。第三阶段的文化建设以“纪律管制”为主。由于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教育实践，积累了一定的矫正经验与矫正思想，很多专门学校开始反思矫正模式问题，先后提出了以“纪律管制”为主导的专门学校文化建设理念，坚持以“管制文化”为主导，辅之纪律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这一时期的文化建设以维护专门学校的稳定作为第一要义，把“管控文化”作为办学的主导思想，这也是由当时的时代局势所决定的［1］。（二）“改造文化”：专门教育文化建设的破坏和复办这一时期专门学校的文化建设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阶段专门学校的文化建设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即“改造”，不仅仅强调对专门学校学生身体的改造，也开始对专门学校学生的思想进行改造。这一阶段专门学校学生的状况依然较差，所以管控住学生依然是专门学校的首要任务。但是，在此基础上加强了对专门学校学生的思想改造，专门学校开始建立健全各种“规训化”制度，对专门学校学生的方方面面进行改造，如学习、生活、行为、内务和卫生等方面都设置了严格的管理规范，着手思想文化渗透，对专门学校学生进行思想改造。第二阶段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很多专门学校纷纷关闭，专门学校文化建设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破坏，文化建设处于停滞状态。“文化大革命”后，国家开始高度重视专门教育，很多专门学校复办，国务院也专门为专门学校颁发了文件，特别是1979年颁发的58号文件和1981年颁发的60号文件，这两个文件对专门教育未来的发展趋势和文化建设进行了阐述和规定，为专门学校的文化建设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2］。 第三阶段的专门学校文化建设依然特别强调劳动改造，劳动改造不仅培养了专门学校学生的劳动品质，还磨炼了道德意志，在教育矫正实践过程中也卓有成效，成为专门学校普遍采用的教育矫正方法。但是由于专门学校学生的劳动改造与监狱的劳动改造有着天然的相似性，造就了社会大众对专门学校监管化色彩的“污名化”。（三）“治理文化”：专门教育文化建设的调整与改革这一时期专门学校的文化建设着手调整与改革，对“监管化”的治理模式进行了反思，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文化建设改变了以往以“管制文化”和“改造文化”为核心的思想治理，转变为“治理文化”，积极探索专门学校教育治理的新方法、新途径、新模式。在思想教育治理方面，专门学校改变了以往带有体罚与变相体罚性质的一些举措，比如写检讨、静站反思、活动惩罚、运动惩罚等简单粗暴的做法，转变为把思想教育贯穿于教育教学和教育转化学生的全过程的治理方法。专门学校“治理文化”普遍受到重视，各学校纷纷开始以“治理文化”作为教育矫正专门学校学生的突破口，把深入了解专门学校学生和专门学校学生的原生家庭作为教育矫正的切入口，把因材施教作为专门学校教育教学的根本原则，重视对学生非智力因素的探索，并把非智力因素作为教育转化的突破口，把文化知识的系统学习作为日常教学的主要任务，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专门学校学生的文化程度，提高了专门学校学生的道德认知，提高了教育矫正的效果。此外，在进行“治理文化”的同时，专门学校也积极组织学生参加学校的各种实践活动，扩大专门学校学生学习和实践的空间与场域，让专门学校学生在活动中学习，在实践中改造。另一方面，由于专门学校学生出现了就业难的问题，专门学校开始探索与职业技术教育相结合的治理办法，很多专门学校把“劳动改造”转向职业技术教育的治理思路，开创了专门学校开展职业教育的历史先河，适应了这一时期的社会需求，也为专门学校学生进入主流社会提供了职业技术支撑。（四）“德育文化”：专门教育文化建设的改革与发展这一时期的专门学校文化建设“以德育为核心”。国家颁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明确了新时期专门学校德育的任务、道德的目标和德育的历史使命。但此时全国专门学校德育建设相对薄弱，学校“德育文化”非常贫瘠，“管控文化”“改造文化”和“治理文化”依然广泛存在，所以亟待“德育文化”的渗透，增强专门学校的“学校与教育属性”［3］。与此同时，专门学校的“监管化”色彩和元素不断淡化。这一时期的全国专门学校纷纷改名，以减少社会大众对专门学校的“污名化”以及家长对专门学校的负面评价，减少学生进入专门学校的思想与精神压力。例如，广州专门学校改名为广州市新穗学校，深圳专门学校改名为深圳市育新学校，成都专门学校改名为成都市第五十二中学。专门学校纷纷更名的背后，一方面反映了专门学校的现实困境，是专门学校摆脱“社会污名”的重要举措，另一方面更是增强专门学校“学校属性”和“教育属性”的主要路径［4］。（一）“规训色彩”浓厚，学校“教育属性”缺失专门学校由于教育矫正对象的特殊性以及历史和现实的多重原因，大多实行的是半军事化管理模式，这种管理模式直接导致专门学校文化中蕴含着浓厚的“监管化、规训化”色彩［5］。一方面表现在教育管理理念上，专门学校在管教执勤的过程中重视对专门学校学生的监视与控制，有明确的活动空间和场域，以保障专门学校学生各种行为的边界，增强对其行为的约束力，帮助专门学校学生在外在压力约束下快速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但是，这种模式的过度发展导致了很多专门学校成为“规训文化”主导型机构，重视对学生行为的训练和塑造，它通过全景敞式的校园围墙的布局，通过时间控制、空间限制确保专门学校学生的行为边界，通过口令、身体操练、检查、量化考核、层级监视、规范化裁决对专门学校学生实施身体治理。这一整套完备的身体治理和思想治理的“规训技术”，反复作用于专门学校学生，对其身体与思想进行训练、规范、开发，并通过各种强制力来控制专门学校学生身体、姿势、行为和思想，使得专门学校学生驯顺于学校规范，从而达到对专门学校学生身体行为的训练与矫治的目的［6］。另一方面，上述教育与管理理念具体表现在专门学校教师管教执勤上。在管教执勤的过程中，专门学校教师需要不停地检查和考核专门学校学生的各种行为，专门学校建构起了“校领导—中层干部—班主任—管教执勤员（专门学校教师）—专门学校学生”完整的监控网络，包括教室和寝室都安装了高清摄像头，每一个人都是监督者或被监督者，“监督”成了专门学校一种独特文化。专门学校通过“层级监控”控制专门学校学生的行为。通过对专门学校学生行为的“空间限制”和“空间隔离”，把专门学校学生限定在固定空间与场域，限定在可控制范围内，对专门学校学生的身体进行有效控制，这种“空间分割”能够防止专门学校学生“流窜”和“逃跑”。另外，通过“时间限制”对专门学校学生24小时的活动时间进行了详细的安排，并在不同时间段对专门学校学生进行身体的操练，信号、口令、口号成为管教执勤员（专门学校教师）身体操练控制节奏的重要方式。在这种时间安排下，专门学校的所有活动项目都呈现出“井然有序”的状态，在“时间表”内的各个时间段进行着不同但是有序的活动。通过对时间和空间的精准把握和评估，实事求是地“控制”每一个人，形成了专门学校“监管化”的色彩，直接导致的是专门学校文化的缺失，特别是关怀文化缺失。忽视文化濡染，教育矫正就不能深入到专门学校学生的生活世界、生命历程和心灵世界，不能触及专门学校学生的人性需求，必然会影响专门学校的文化发展与矫正效果。（二）“公民教育”意识欠缺，难以顺应时代发展学者杨东平认为，公民教育包括公民认知、公民道德、公民情感、公民价值观和公民参与等。其中，公民认知教育包括对国家政府的认知、对社会制度的认知、对民主法治的认知、对司法公平与公正的认知等；公民道德包括平等、公平、公正、宽容、感恩、诚信、礼孝、仁爱等内容；公民价值观包括自由、平等、人权、民主、法治、正义等主题；公民参与主要包括公民参与公共生活的基本意识与基本能力，如沟通和交往的能力、处理纠纷的能力、维权的能力、反映问题与提出建议的能力等［7］。通过学者杨东平的公民教育观点结合专门教育六十多年的文化发展史可以看出，专门学校严重缺乏公民教育意识，公民意识的缺失已经成为影响当前专门学校文化建设的核心问题，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由于专门学校教育矫治对象的特殊性，很多专门学校相对封闭，在发展的过程中故步自封，与外界交流甚少，导致教育理念的相对滞后，缺乏公民教育意识，缺乏构建公民教育的框架与体系的意识与能力。其次，专门学校在管理的过程中过于重视心理与行为教育，偏重于对不良行为的矫治，忽视了对专门学校学生作为一名“社会人”所应该具有的各种素质与能力的培养，缺乏对学生独立意识、尊重意识、关爱意识、民主意识和和平意识等公民意识的培养。最后，专门学校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出现知识化、课程化、应试化等趋势，重视知识传递，缺乏对学生公民教育的意识培养和能力培育。公民教育的缺少已经严重影响了我国专门学校的发展，也是导致专门学校发展缓慢、跟不上时代发展潮流的重要原因。所以说公民教育不仅仅是一种观念的改变，更应该是专门学校顺应历史发展的一种崭新的教育目标。（三）“学生视角”缺位，学生主体性被遮蔽“学生视角”的缺失是当前专门学校发展的一个根本性问题。专门学校的学校文化更多的是一种“管制文化”，必然会导致专门学校德育目标脱离学生道德发展的规律和道德生活需求。在专门学校，这种“管制文化”可以说是随处可见的，专门学校学生是被教育、被训练、被操作和被规训的对象，专门学校教师通过大量的“规训技术”来实施和贯彻一整套严密的纪律和规训系统，与专门学校学生之间建立了一种权力管控关系，在教育教学过程中要求专门学校学生遵循“绝对服从”，树立专门学校教师的“绝对权威”，教师即权威者，迫使专门学校学生服从体格上和力量上占优势的专门学校教师的命令，通过这种规训化训练使得专门学校学生能够变得更加顺从和听话，以便把专门学校学生塑造成为社会大众眼中的“合格品”。在这样的现实境遇下，“管制文化”共同造就了专门学校文化建设没有站在学生视角上，缺乏学生立场，更多从成人和社会的视角去要求，总是以成人和社会的要求与期待作为教育的出发点，或总是有意无意地暗示专门学校学生进入社会规范化的轨道，无视专门学校学生具体的成长环境、成长需求与成长感受。“管制文化”过于强调对专门学校学生的外在控制与身体约束，没有与专门学校学生的生活世界、生命历程和心灵世界对接，导致专门学校“学校属性”和“教育属性”缺少，这样的专门学校文化建设结果必然是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不仅不能达到教育矫治的教育目标，而且还会激发专门学校学生的反叛，导致教育矫正效果不佳。同时，专门学校在教学上也普遍存在学生视角的缺少，主要表现为学生主体性被遮蔽。专门学校的课堂教学以专门教师的“教”为本，以知识为本，以静态的教学为本，重视对学生的知识传递和知识灌输，更多是一种“单向度的教学”，忽视了教学过程中师生之间的对话、互动，专门学校学生只能被动地适应以获得僵化的知识，这种单向度的教学显得目中无人，忽视了对专门学校学生情绪的关注和情感的培养。学生视角的缺少，导致大部分专门学校没有真正做到以学生身心发展为本，忽视了对学生个体生活价值与生命意义的教育，忽视了专门学校学生作为一名完整的社会人所需要的完整教育。（一）以“养成教育”为基础，培养学生严明的规则意识道德文化的形成源于日常的生活养成。为此，对专门学校学生的道德文化养成，需要为专门学校学生制定每日具体的行为规范，在各种充满文化的情境中渗透道德教育，让其严格接受年复一日的道德养成，并施以各种奖惩，以形成严明的行为纪律、行为操守、行为规则、行为礼节和行为禁忌，由此逐渐浸染人之所以为人的德性［8］。通过多年的一线专门教育实践，专门学校的养成教育至少应包括以下几部分内容。一是养成正确的时间观念，即什么时间该做什么就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就不做什么的意识培养。二是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包括个人卫生和公共卫生。三是养成有序等待的习惯，有序等待是一个现代文明人具有的基本素养，也是现代公民具有的基本素质，所以要重点培养学生的这种习惯。四是养成良好的规则意识，要知道规则对于个人与社会的重要意义，要学会遵纪守法。五是养成良好的场合感，要让专门学校学生明白场合感是个人素质的重要体现。六是养成锻炼身体的习惯，要让专门学校学生明白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要学会爱护自己的生命并尊重别人的生命。七是养成珍惜资源的习惯，要让学生明白资源是有限的，要学会爱护家园。八是养成团队合作的习惯，培养学生的团队意识和合作能力，把良好团队合作意识内化为良好的道德风尚。总之，养成教育要从细节教育入手，以行为规范教育为守则，以塑形铸魂为核心，打造专门教育养成教育体系。在细节教育中使养成教育融入专门学校教育教学和生活管理的每一个细节，通过抓好军训、会操、内务、卫生、劳动、课间操、升旗、班会、校会、自习、就餐、就寝等每一处细微常规，使道德文化教育融入教育教学和生活管理的每一个细节。在保持学生管理准军事化特色的同时，强调学生的行为规范教育，减少规训色彩和监管化元素，要求专门学校学生从日常生活中那些“不可以做”的每一个细节做起，贯穿于起居生活、日常礼仪、文明礼貌、课堂要求、课间行为、勤俭节约、热爱劳动、爱护环境、人际关系等方面的认知和行为，养成良好的行为纪律、行为操守、行为规则和行为礼节，引导专门学校学生养成良好的道德认知、道德情感、道德意志和道德行为，养成尊重自我、尊重他人、尊重自然、尊重公共秩序等社会公德，以浸染专门学校学生们的公民德性［9］。（二）以“关怀教育”为枢纽，培养学生丰富的道德情感由于历史的监管化治理模式，导致专门学校文化发展普遍存在“过硬”现象，在管理方面重视规训训练，严于纪律，强化身体控制，制度约束；在教学上，重视学科教学，重视灌输知识和思想治理，专门学校学生被迫“储蓄知识”。这种强硬的“管控文化”不仅扼杀了专门学校学生的活力和天性，也抹杀了专门学校教师对学生的关怀能力以及学生对教师的关怀能力，造成了专门学校“关怀文化”的缺失。因此，增强关怀伦理、提高师生彼此的关怀能力是解决专门学校文化缺少和重建专门学校文化的重要方式。美国著名教育家诺丁斯认为：“关心和被关心是人类的基本需要，关怀是一种关系，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个人品质，关怀教育的根本目的应该是培养具有关心能力的人”［10］。为此，要重建专门学校文化建设，首先要剔除专门学校的“监管化”色彩和“监管化”元素，回归专门学校的“学校属性”，增强专门学校的“教育属性”，关怀伦理应该成为专门学校的首要伦理，关怀文化应然是专门学校最重要的教育品质。要在专门学校内创设关怀的情境，这种关怀涉及专门学校领导对专门学校教师的关怀、专门学校教师之间的关怀以及专门学校教师对学生的关怀。其中，最为重要的是需要建立一种相互关怀的师生关系。专门学校教师作为关怀者，必须懂得如何在实践情境中尊重专门学校学生的个体差异、内心需求、真实感受与情感体验，在教育教学与管教执勤过程中营造一种真情关爱、积极对话、真诚接纳、相互理解的对话氛围，以促进专门学校学生个体身心的健康发展。同时，专门学校学生作为被关怀者，也需要对教师的积极关怀做出积极的反应与及时的反馈，以形成良好的师生之间的关怀互动，促进彼此之间的理解、接纳与共情［11］。此外，专门学校还需要把“关怀为先”的教育理念渗透到专门学校教育和管理的各个层面，深入到每一个人的心中，甚至学校的一草一木，以触及专门学校教育的根本。关怀文化的建立与发展能够凸显专门学校教师的主体性，促进专门学校教师的身份认同与身份建构，促进专门学校内部人际关系更加和谐、制度管理更加人性化。但是需要关注的是，关怀文化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一个相互理解、认同教育、坚持成习的过程。关怀文化作为一种共享的情感枢纽，是影响专门学校文化建设与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这种关怀文化一旦形成，必将有利于专门学校学生和专门学校教师不断地调整自己的心理情感，自觉内化为自己的言行准则和行为。总之，关怀文化对专门学校的可持续发展是一剂良药，需要不断地减少专门学校的“监管化”文化与元素，重建专门学校的“学校属性”“教育属性”和“文化体系”［12］。（三）以“公民教育”为目标，培养学生成为合格的社会公民专门学校学生的行为问题和心理问题的形成有极其复杂的社会背景，回避社会问题自然难以成效。专门学校以矫治学生不良行为为第一要义，培养学生成为合格的社会公民应该是专门学校培育的终极目标，所以说公民教育和专门教育的培养目标从根本上是一致的，也和专门学校教育矫治问题学生的价值取向和历史使命是一脉相承的［13］。新时代，专门学校的文化建设与文化发展必须大力提倡现代公民教育，加强公民教育渗透，重点培养专门学校学生的独立、尊重、关爱、民主等公民意识，用公民教育来教育和影响专门学校学生，促进专门学校学生的道德认知、道德情感和道德行为的发展与内化，培养专门学校学生的公民品质与公民德性。为此，专门学校要多方面加强对专门学校学生的公民教育渗透，一方面要在专门学校内开展公民教育，具体需要在公民道德认知、公民道德情感、公民价值观和公民参与技能培育四个方面下功夫［14］。专门学校在日常教育教学中应该增加上述公民教育的内容，具体到如何与人交往、如何尊重他人、如何做好职业生涯规划、如何面对自己遭遇的挫折和失败、作为一个社会人应该具备哪些基本素养、如何去面对和避免个人矛盾和社会冲突、如何正确行使自己的权利和义务、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如何客观地评估自己、如何有效地参与社会公共生活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以此来培养专门学校学生作为一个完整的“社会人”所应该具有的基本素养和基本能力。另一方面，专门学校还应该在校内开展模拟社会化活动，针对专门学校学生法律意识淡薄、对个人行为缺乏理性认识、对社会规则不甚了解的情况，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交通管理规则》等法律法规在学校期间就给予系统地学习，让专门学校学生通过背诵、默写、撰写学后感、案例讨论、角色扮演等形式使法律条文入心入脑，为回归社会成为合格的社会公民打下坚实的基础。同时，专门学校可以在校外开展公民教育，鼓励专门学校学生积极参加社会公益服务、义工服务与志愿服务，从而走出学校、走进社会、融入社会、参与社会事务，在社会公益实践中获取真知灼见、获得成就感与喜悦感，激发专门学校学生认识自我与认识社会。通过开展公民教育，专门学校学生的精神面貌将会发生巨大变化，灵魂也会受到洗涤，对社会的归属感、价值感和认同度也相应增强，也进一步为专门学校学生回归主流社会奠定基础。参考文献［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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