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逝世后，民众曾自发地将一幅绣有“民族魂”三个黑绒大字的白色绸旗，覆盖在他的灵柩上。与同时代的许多人相比，鲁迅的思想都显示出卓越性、独特性和创新性的特点。在现代中国，鲁迅思考的领域非常广阔，特别是他对“中国的社会、文明”所作的“毫无忌惮”的“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与其极富独创性的文学创作深刻融合，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鲁迅思想最鲜明的特点，就是以“立人”的标准在中国历史、文化、社会、现实、人生等诸多领域，展开了他深邃的现代思考和独立的价值判断。就思想聚焦而言，鲁迅始终将自己思考的基点落在如何使国民真正成为“人”的层面上。早在日本留学时，他与许寿裳就常常讨论三个问题：一是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二是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是国民性的病根何在?在他看来，由于长期处在被奴役和被压迫状态，“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而且变了“奴隶”之后，“还万分喜欢”。中国的历史也总是在“想做奴隶而不得”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中循环，形成了“一面受破坏，一面修补”的历史怪圈。如果不“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掉这厨房”，那么，“中国的人，大抵在如此空气里成功，在如此空气里萎缩腐败，以至老死”。换言之，我们如果不从根本上打破这种历史循环，就不可能创造出“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时代”，也即“人”的时代。
从思想高度上看，鲁迅“立人”思想与整个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是紧密关联的。他有关改造国民性的思想主张，对现代中国来说，有着深刻的启示意义和认识价值。他认为，一个民族在新旧交替和变革的历史转折时期，应认真清算落后的传统因子，勇敢地与过去诀别，变革旧的生活方式、旧的生存方式，大胆地拥抱现代文明。他说，许多人担心“中国人”的名目将要被“消灭”，而他担心的则是“中国人要从‘世界人’中挤出”。所谓“挤出”，是指每一个作为个体存在的国民，不能消除精神的病态，那无论有无名目，都将会被现代文明所淘汰。鲁迅在反复考量现代中国发展前景和历史命运的同时，也给“立人”思想主张制定了具体任务：一是始终保持对历史、对传统的清算和反省，二是执着于对现实的剖析和批判，三是真切唿唤现代文明，用现代文明的价值标准衡量现代中国的重建。鲁迅深刻认识到，一个在相对封闭环境中演化而来的传统文明，其实并没有为容纳一种新的、陌生的现代文明做好从容的准备。在历史表象的背后，依然是亘古不变、习惯成自然的文化心理和性格。在近代中国被迫开放而置于世界性的冲击之中，国民性中的迟钝、麻木和愚昧等劣根性，是传统和落后的社会、历史和文化在国民心中留下的创伤。鲁迅将火一样的思想激情，裹挟在冰一样的冷静观察之中，由此写出了一个民族、一块大陆的时代惶惑，特别是对于现代文明的整体不适应性。尽管他的小说并非是历史事件的真实记录，或历史真相的再现，但他对于历史的认知和评判，对于现实的揭示与表现，都深刻地阐释出对于一个民族、一块大陆，以及对于整个人类的生存历史、心理性格和前途命运的寓言意义。“你们立刻改了，从真心改起!你们要晓得将来是容不得吃人的人……”这悠长而沉重的呐喊声，在历史与现实的空谷里长久回荡，震撼着每一个人的心灵。在这个意义上，鲁迅的“立人”思想，确立了现代中国的重要思想观念，构成现代中国文化最基本的语义内容和思想内涵。
在鲁迅“立人”的思想中，人的精神状态以及与此紧密相关的生存、温饱、幸福、发展、前途等，都是重要的内容。他主张“人立而后凡事举”，倡导“尊个性而张精神”。鲁迅将这种思想理念投射在他对现代中国变革所作的思考中，呈现出高度关注国民的生存和发展境况的思想特色。例如，在小说创作中，对于闰土、祥林嫂等人的描绘，就主要不是展现他们在物质上的贫困和窘迫，而是精神上的愚昧和麻木。在他的笔下，儿时那天真、活泼的“小英雄”闰土，长大后却变成一个“辛苦麻木而生活”的人，以及由此所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精神隔膜。同样，祥林嫂的遭遇虽十分不幸，但小说主要展示的仍然是无形的精神枷锁对她的精神奴役。特别是在《阿Q正传》中，鲁迅着重表现了阿Q的“精神胜利法”及其种种丑态，揭示出支配他的整个社会思想、文化心理结构的重重关系。在鲁迅眼中，阿Q的“精神胜利法”及其种种表现，乃是古老中国完全不能适应现代社会深刻变革的历史产物，也是一种丧失民族自尊心、自信力，安于并掩饰被奴役、被压迫命运的民族精神病态，是国民性的弱点和劣根性。鲁迅由此把他对国民性，尤其是对国民劣根性的揭露与思考，置于一个更高和更广阔的思想层面，将“国人的魂灵”展现得活灵活现，将“国民的弱点”暴露得淋漓尽致，同时也将悲剧和喜剧紧紧地糅合在一起，形成巨大的思想冲击波，触及每一个人的心灵深处。
可以说，居于鲁迅思想中心的，不只是那些外在的社会政治、经济的变动及其对国人的影响，同时更是那些深入到国人“魂灵”中的丑陋的劣根性，及其给中国迈向现代文明所设置的重重障碍。他的作品启示人们思考如何探寻人的存在意义而获得人的解放，尤其是人的精神解放和心灵自由，以及与此紧密相关的社会解放和民族独立。在对中国历史、文化、社会和现实的思考中，鲁迅认为这种精神病态和“国民的弱点”是整个民族觉醒与振兴最严重的思想阻力和精神障碍，必须通过对国民性、国民魂灵的长期关注和深刻剖析，才能表现出整个民族自我批判、自我拯救、自我超越的愿望和能力，才能从中寻找到整个民族独立、解放和振兴的希望所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立人”思想充分体现出鲁迅作为20世纪中国最杰出的思想家，那种高度肯定人、关心人、尊重人，探索人的生存境况、精神状态和前途命运，寻找人的心灵归宿，建构人的理想家园的思想激情和精神风采。
一些人认为鲁迅思想过于阴暗和偏颇，其实，这完全忽视了他思想中鲜活的生命意识和人文理想。当然，在他达到一种空前的思想高度时，也自然会流露出先驱者特有的那种时代的悲凉和伤感的情绪，那种走在时代前列的寂寞和孤独。鲁迅是一个真正展现出自己生命本色和风采的思想家。在他那里，所关心的不是世界的本源或人的本质之类的抽象哲学问题，而是诸如人的存在是否有意义，怎样生存与发展更具有意义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更加显示出鲁迅思想的人文光辉。所以，鲁迅“立人”思想的核心，是主张回归到人的本体价值的意义层面上，追求人的解放和人格独立，目的是要使人能够摆脱一切内外束缚，不断开拓出富有现代意义的新的人生境界，同时也是要让全体国民能够在现代化的世界潮流中，完成思想价值观念的现代转换，跻身于世界先进和强大的民族之列，以推动现代中国的转型和现代化的发展。
总之，鲁迅“立人”思想既体现出现代中国与整个世界发展趋势的必然联系，也表现出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传统的中华民族决心摆脱奴役和贫困，迈向现代化，建构新文化，实现振兴超越的精神渴望和价值信念。今天我们怀念鲁迅，就是要在鲁迅对人的价值和意义认识的基础上，更加尊重人民主体地位，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而不懈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