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产业升级路径与产业工人技能形成
摘 要宏观层面的产业政策建构是否能够真正有效地促进产业升级，依赖于其与车间实际生产的匹配程度，生产车间的工艺流程与技能储备是宏观产业政策实现有效转化的最终环节。制造产业升级在路径上具体包括两个方向：一是依托技术创新将工艺流程标准化，推进规模生产流程的精细和高质量，进行组合生产；二是大规模定制化、依托柔性专业化实现灵活生产。在实际的产业升级过程中，两种生产模式都是高技能依赖型的。基于生产实践的技能形成是我们实现产业升级创新的重要微观基础。分析这些事实有助于推动我们深入思考当下中国的产业工人职业培训和产教融合过程的诸多深层次议题。近些年，随着制造业成本上升以及劳资冲突的加重，传统的比较优势模式越来越难以为继：一方面，企业逐步将可转移的工序转移至人力、土地等资源成本更低的东南亚国家；另一方面，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产业升级越来越成为中国制造企业获得重生的必要选择。尽管产业升级已经成为政、企、学界的一致共识，但是究竟如何进行产业升级呢？企业与政府，市场与国家在其中又如何具体作用呢？目前，针对这些问题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宏观层面的讨论，比如，国家究竟在产业升级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产业升级过程中，是否需要产业政策以及需要什么样的产业政策（最著名的就是“林张之争”）等等？笔者以为，宏观层面的制度架构固然重要，但我们不应该忽略的是，企业生产车间也是我们制造业从比较优势走向竞争优势的重要微观基础。换言之，宏观层面的产业政策建构是否能够真正有效地促进产业升级，是依赖于其与车间实际生产的匹配程度：一方面产业政策的制定除了讨论国家是否应该干预或者何时干预等宏观议题外，制造业生产车间的劳动过程研究更是产业政策分析及制定需要重视和深入分析的；另一方面，制造产业的升级实践需要依赖企业生产过程中的新旧转换才能实现，生产车间的工艺流程与技能储备是宏观产业政策实现有效转化的最终环节。从这个层面上来说，或许能够更好地理解李克强总理在2019年两会报告中将“技能提升行动，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置于“战略之举”高度的深刻意涵。因此，以下从制造产业升级的车间实践为切入点，分析产业升级的现实路径，并讨论其与产业工人技能形成之间的关系。论文分为三个部分，首先讨论中国低技能依赖型生产模式形成的历史背景，分析其历史贡献及目前遇到的困境，进而分析产业升级的焦点；其次从理论上简述制造产业升级的现实去向，从车间层面讨论产业升级的微观基础；最后分析产业工人技能形成与产业升级之间的关系，并对中国当下的产业工人职业教育进行反思。就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而言，学界多将之认定为是劳动密集型出口替代方式。回溯历史，我们会发现这种选择是与全球化钟摆式运动进程密不可分的。中国经济社会体制迈开改革开放步伐的20世纪70年代末正好处于全球化的上升时期，这给中国带来了两个巨大的影响：第一是体现在国家对市场力量的释放之上。20世纪30年代，全球经济危机引发政府干预，自由市场主导地位逐渐让位于国家干预及社会保护。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石油危机使全球化从社会保护一极开始向自由市场一极回摆。因此中国在改革开放时加入的这一波全球化浪潮中，新自由主义思潮逐渐取代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成为全球化的主流意识形态，经济自由化、私有化以及释放市场力量成为很多国家经济行为的基本趋向。对于中国而言，理性的选择是加入全球化的过程，打破计划体制，解放生产力，培养自由市场。所以从1978年以后，中央政府开始放权让利，在经济治理活动中，传统政府角色开始被市场取代。第二是使中国加入全球生产价值链条之中，通过国际分工使中国利用自己的劳动力丰富等比较优势来承接资本的外包，从而发展劳动密集型加工产业。其实，我们选择的劳动密集型经济发展方式实质是一种基于中国人口红利基础上的比较优势模式。根据赫克歇尔—俄林“要素份额理论”的定义，所谓比较优势，是指基于资源禀赋差异而形成的相对优势。对一个国家而言，选择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实际上是在全球化生产（或贸易）链条中找到适宜自身资源禀赋条件的比较利益。不同国家由于各自生产要素而产生了不同的比较优势结构，通过全球化的市场交换实现各自比较利益。比较优势理论源自19世纪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理论，但真正使比较优势战略大行其道的推力是全球化：（1）资本通过全球化流动构建起全球生产网络，以解决资本主义内部过度积累的矛盾；（2）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制造业全面衰退，产业转移成为资本的自救选择；（3）福特式流水作业意味着生产对劳工技能的要求一般化，使资本对劳动力成本更为敏感。在全球生产价值链条中，发达国家占据着资本与技术优势，而发展中国家则具有资源禀赋丰富的优势。这种事实为各国比较利益结构的形成规定了起点：发达国家拥有资本或技术，相应的产业类型属于资本或技术密集型，居于生产价值链条的顶端；而发展中国家通过劳动力与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换取资本或技术投资，相应的产业类型多是劳动密集型的代工企业，居于生产价值链条的底端。中国已经成为加工制造全球廉价商品的世界工厂，但与此同时，劳动密集型的外包生产方式制造了流动劳工大潮，也瓦解了劳工团结抗争的可能性。因此，那种西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以技能工人为主体对抗资产阶级的组织化抗争行为或许在中国的工厂中难以出现。尽管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劳工追求福利的抗争行为越来越多且日益多样化,但是已有研究证明，中国劳工抗争行动基本上是碎片化的，动员参与的多是处于底层或边缘的弱势工人，属于“工人贵族”的技能精英很少参与。而且问题的关键在于，在比较优势模式下，资本在劳资斗争中占有绝对的强势地位，甚至“霸权式的专制主义”——以血汗工厂为基础的生产体制被资本重新采用，因为：(1)在资本跨国自由流动与劳工无法跨国界团结并存的情况下，资本可以通过撤资威胁来要挟；(2)一旦一个国家/地区进入以低廉劳动力为比较优势模式之中，就会迫使其进入所谓的倒退式竞争，压低劳工福利成为国家或各级政府吸引外资的重要手段。在技能形成上，与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产业相匹配，劳工只需要具备一般性技能即可胜任流水线的简单操作工作。一般技能通过短期或临时培训即可获得，因而劳工之间的相互替代性极强。正如一些经济社会学学者所言，全球化的推进衍生出两个结果：一是国际专业分工的形成，这是各国选择比较发展优势的基本前提；二是打破了国家、劳工以及资本三方的力量均衡，离岸或外包生产成为资本抵制劳工福利要求的重要工具。劳动分工能够提高经济效率从而推进资源的优化配置，这是基本的经济原理，可在现实的资本全球化流动过程中实现，但这种貌似“纯粹”的经济行为带来的结果却是高度社会政治性的——全球劳资关系的重构。尽管这种模式在中国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增长，但却不可持续：一是代工产业处于全球生产价值链的底端，可替代性强且附加值低；二是基于低廉劳工所形成的比较利益是共享型的，低劳工成本在增强产品竞争力的同时也使收益向产业上游转移。当一国经济水平达到刘易斯拐点后，依赖人口红利的劳动密集型代工产业将会面临极大的挑战。二、制造产业升级的现实路径与高技能依赖形成的制度基础国家繁荣离不开制造业的发展，制造产业升级是国家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2015年5月8日，国务院正式发布了《中国制造2025》。该文件是我国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第一个十年的行动纲领，提出了要将中国从制造业大国变为制造业强国的发展战略。《中国制造2025》的核心是实现制造业的产业升级和产业结构升级。在演化经济学看来，制造业产业升级是实现从大规模标准化生产向着多元化高质量生产、甚至灵活的适应性生产体制的跃迁。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和体制变迁属于累积型创新。这种“混合式创新”是通过对可用技术和现有知识进行以市场为导向的改进，尤其是通过这些技术、知识与高技术组件结合而最终得到的创新。与演化经济学思路略有不同的是，笔者以为，对于制造产业升级而言，在车间生产革新层面，大规模标准化恐怕依然是其获得竞争优势的重要手段之一，不过这种标准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代工生产环节，而是体现在生产工艺流程上。因此，制造产业升级在路径上具体包括两个方向：一是依托技术创新将工艺流程标准化，推进规模生产流程的精细化和高质量，进行组合生产；二是大规模定制化、依托柔性专业化实现灵活生产。在实际的产业升级过程中，两种生产模式都能够成为企业的竞争优势，形成核心竞争力。首先就组合生产来说，实现大规模标准化生产的前提是工艺技术革新。在制造产业的生产流程中，一旦产品在自动化生产线上进行制造的时候，通常会降低其对技能的依赖程度。但这其中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工艺标准化是实现自动化生产的前置步骤。而工艺流程标准化设计是高技能依赖的，因为如果不熟悉产品的生产过程、不具备丰富的技能经验，其工艺流程标准化可能会在生产实践中无法落实。而就柔性专业化的灵活生产来说，现场弹性的技能对生产效率和质量更为重要，相应地，对现场的技术工人也更加依赖。这两种制造产业的升级路径虽然在具体的创新环节不一样，但都属于高技能依赖的，需要技能经验作为支撑方能真正实现。演化经济学认为此类创新与单一的、线性的、同质化的、基于研发的创新有着本质的区别，混合式创新可能从企业自身或外部现有可供选择的方案和技术的新结合中产生，因此其创新主体不仅包括企业的研发人员，也包括熟悉生产流程的一线员工，依赖于蕴含于企业内部的各种技能人才的协作。对于此类产业升级创新模式，政治社会学学者霍尔（P·Hall）和索斯克斯（D·Soskice）的解释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路。他们认为这既非单一自由市场机制的结果，也非社会保护力量的胜利，而是在一个“制度包”（institutional package）式的经济社会治理结构作用下实现的。在这个“制度包”中，技能形成制度，金融体系（企业与银行的关系）以及工厂生产体制（工会，行会以及劳资关系协商机制）是主要制度安排。而且技能形成制度处于其中最核心的地位，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社会保护体系形成和维持的基础”。这种基础性作用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一是在产业升级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上，从所谓的劳动力密集型、资本投资密集型转向技术密集型经济发展方式，劳工技能水平满足了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人力资本需要；二是在劳工就业能力上，通过技能形成体系的系统培训和教育，提高劳工应对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所带来的结构性失业风险的能力，这成为劳工福利保障的重要基础。在这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社会治理结构“巨变”的过程中，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社会及经济治理制度并没有因为“体制选择”（regime shopping）所产生的压力而走向趋同，相反，却走向了具有各自比较制度优势的多样性。对于这种制度多样性，不同学者的概括并不相同，有称之为“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和“莱茵”模式，也有学者将之区分为“自由”市场经济和“嵌入社会”（socially embedded）。Hall和Soskice则将之概念化为“自由市场经济”和“协调性市场经济”两种类型。前者以美英两国为代表，主要特征表现为“短期资本、离散雇主（fragmented employer）以及对抗性劳资关系体系”，由此产生的技能形成体系是以注重标准化、灵活流动的外部技能形成方式为主。后者以德日两国为代表，主要特征表现为“耐心资本、协作雇主（coordinated employers）以及多样化劳资协作形式”，由此产生的技能形成体系则以注重个别化、累积性的内部技能形成方式为主。Hall和Soskice指出，尽管两种类型的资本主义国家选择了不同的技能形成体系，但这些国家在技能形成体系上的制度安排和创新却是其实现制造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促进了经济发展和社会保护的协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技能形成体系既是一种经济政策，同时也是一种社会政策，而且还是一种发展型社会政策。因此可以说，技能形成体系对于制造产业转型升级的路径选择奠定了制度基础。三、延伸的思考：基于生产实践的产业工人技能形成众所周知，如果没有一个强大而且极具创新性的制造业体系，以及它所创造的就业机会，任何一个先进经济体都不可能繁荣发展。制造业发展依赖于混合式创新，此类创新需要一系列的制度支持，其中包括生产体制、劳资关系、金融体制、福利制度和技能形成体系。目前，技能形成体系已成为支持各国制造业创新的引擎。在中国，为了推动中国制造产业的升级转型，完成《中国制造2025》的战略目标，实现高质量发展，国家在出台了多项产业工人技能培训的政策措施，加快建构立足于本土的产业工人技能形成体系。近两年来，国家出台了多个政策推动我国产业工人队伍建设，以为我国实体经济从劳动密集型走向技术密集型打造人力资本基础。2017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新时期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方案》明确提出，“要把产业工人队伍建设作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支撑和基础保障，纳入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规划，造就一支有理想守信念、懂技术会创新、敢担当讲奉献的宏大的产业工人队伍。”2018年3月，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提高技术工人待遇的意见》专门就如何切实提高技术工人待遇问题，提出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具体政策方向。这些政策措施释放了一个强烈的信号——国家肯定了技能以及技能工人对经济社会发展尤其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作用。对于产业工人技能形成来说，国家的肯定固然非常重要，这是吸引更多青年人加入产业工人队伍的制度背景。但与此同时，在生产实践中，企业能否在劳动力市场上招聘到能够参与和支撑其产业转型升级的技术工人也同样重要。换言之，我们职业院校培训出来的产业工人能否胜任制造企业产业升级的需求，既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关系到产业升级能否真正实现的关键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主流的观点和现行政策都认为产教融合是其中的主要渠道。在产业工人技能形成过程中，显然是需要产教之间密切融合的，成功的产教融合是产业工人技能能够有效形成的重要方式。但是，我们的实证研究发现，目前在国家推进产教融合的过程中，大部分校企关系尚难以得到实质性突破，但职业院校和政府的关系却在不断强化。与此同时，在很多产教融合案例中，校企合作虽然得到了强化，但是合作目的好像并不在于技能形成，而更多偏向于劳动力的获取。因此，在这个过程中，实习生、职业院校以及企业（行业）参与的动机与积极性对于产教融合的效果都非常重要。笔者以为，思考产教融合的制度环境，倡导基于生产实践的产业工人技能形成模式，无论是对于职业教育，还是对于制造产业升级，都是非常重要的议题。与宏观产业政策研究一样，深入研究制造产业的车间实践，则是职业院校教育与企业在产教融合过程中走向双向亲和与高效融合的另一个关键。如果将中国目前面临的挑战与困境置于世界历史进程来看，我们发现，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国家也经历了劳动密集型经济发展方式所带来的类似挑战与风险——产业萎缩与血汗工厂引发的劳工社会保护困境。这些资本主义国家通过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从劳动密集型转向技术密集型，较为成功地摆脱了经济社会发展困境，实现了经济效率与社会保护之间的相对均衡。改革开放40年后的今天，中国经济社会体制改革又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依赖透支廉价劳工的经济发展方式已经陷入困境，结构性失业风险及社会矛盾冲突形势严峻。因而，如何调和经济效率与社会平等之间的矛盾成为当下中国改革必须正面的一个重要问题。目前社会各界的共识除了在于必须推进政治治理体制的改革外，在经济社会领域集中表现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设创新型国家——从劳动密集型走向技术密集型，以及强化社会建设——从政经社一体化社会走向自治社会。笔者认为，加强技能形成体系建设，是我们从人力资源大国转变为人力资源强国的重要制度安排，基于生产实践的技能形成则是我们实现产业升级创新的重要微观基础。参考文献［1］威廉·拉佐尼克.车间的竞争优势［M］.徐华，黄虹，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2］高柏.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与经济社会学制度学派［J］.社会学研究,2008（4）:1-31.［3］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经济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4］HARV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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