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行法律解释制度研究
现令绝大多数国家一般都以司法机关为主要的法律解释主体。
在逻辑上是成立的。
中国学界现有关于法律解释的意义或价值的认知.表述虽有不同，但有一点则是大体相通的:大多侧重于阐明法律解释有助于弥补立法之不足和有助于 推进法律之实施。
另一方面，法律解释 制度又内涵在由内容和渊源所构成的另外两方面的法定制度中。
任何 个人和组织.都可以解释法律，但不是所有这些法律 解释都是国家法制的组成部分，只有那些法定的正式 解释或有效解释，才是法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现行法律解释制度主要存在于现行 宪法和立法法关于法律解释的规定中。
其二，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机构研究 拟订法律解释草案，由委员长会议决定列入常委会会议议程。
其四，法律解释草案 表决稿由常委会全体组成人员的过半数通过。
其五， 法律解释由常委会发布公告予以公布。
以上诸端，便是中国现行法律解释制度的基本框 三、中国法律解释制度的合法性问题法律解释制度的合法性问题，主要是谁有权规定 法律解释制度的问题。
也就是说，该决议关于最高司法机关、国务院及其主管部门有解释法律的职权的规定， 属于超越全国人大常委会职权范围的规定，因而都存在合法性乃至合宪性的问题。
但这时的常委会也还是只能就自己制定的法律的解释问题规定制度，无权就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的解释问题 规定制度。
而宪法和立法法规定的法律 解释制度，不包括最高司法机关、国务院及其主管部门、其他有关机关也可以解释法律的内容。
中国这种二元化的法律解释体制中的两个侧面， 不是平衡的。
在这样的制度下，制定法律的人民代表机关不仅应当行使法律解释权，而且应当担当 主要的法律解释者的角色。
【43法制工作委员会 另一位负责人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释义》 对此有完全一致的阐述，并明确指出立法法所规定的法律解释是指正式解释中的立法解释。
在这种情况下，赋予司法机关特别是鼍高司法机关具有首要的和主要的法律解释权，是完全必要 和正当的。
中国的最高司法机关事实上也 历来是担负主要的法律解释主体角色的。
实践中最高司法机关的大量解释，很大程度上都是针对或基于这两者做出的。
这就是说，立法法和1981 年决议分别对全国人大常委会和最高司法机关法律 解释权限范围所作的规定，形式上似乎划清了界限， 实际上没有真正划清界限，因而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此类问题:应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的事项，往往由最高司法机关解释了;在少数情况下，应由最高司法机关解释的事项，却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了。
"二是使法律中有关规定或所确定的有关制度得以变通、弥补或完善。
五是使法律或法律规定在情况发生变化时得以实施或适用。
如关于省长、自治区主席、市长等正职领导人因故不能担任职务时，可以在 副职中推举或指定一人代理的解释，后来在修改法律 时，即在法律中作出明确规定。
其 五，公布法律解释文本。
否则就会在立法实践中出现程序不一、不严肃、防止了一种部门倾向又容易滋生解释部门的部门 倾向等新的问题。
这一规定既是对立法实践中的现行具体做法的肯定，也有失之不慎、容易发生诸如越权之类问题的毛病。
比较好的做法应当是:法律委员会、其他专门委员会和常委会法制工作机构都可以拟订法律解释草案。
还有，立法法所确定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律解释 程序中，仅仅规定法律解释草案由法律委员会根据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进行审议、修改，提出法律 解释草案表决稿，没有规定全国人大其他专门委员会是否可以或应当审议法律解释草案;仅仅规定法律解释草案由常委会审议，没有规定实行几审制。
此外，立法法没有规定列入审议议程的法律解释草案是否应当同时提出关于草案的说明，没有规定法律委员会在提出法律解释草案表决稿 的同时是否应当提出审议结果报告。
有的称为决定，如《关于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 可否充当辩护人的决定》。
在最高司法机关的法律解释中，名称则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