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景之治，古代社会和谐发展的典范，成就了汉武帝的丰功伟绩
西汉文帝和景帝时期，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第一个盛世阶段。在这段三十九年的时间里，西汉王朝社会稳定、政治清明、百姓负担较轻，国家人口和经济快速发展，社会财富显著增加。
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平准书》中记载说：“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史家称这段统治时期为“文景之治”。
作为一个传统的农耕社会，西汉王朝整个国家最主要的财富基础就是土地，而赋税制度则是国家聚集财富的主要手段。土地和赋税制度之间又具有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关系，而维持这两者之间关系的核心，就是人口。因此人口、土地、赋税就成为”文景之治“局面能够实现的关键因素。
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人口永远是一个国家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财富。人口数量的变化，时刻影响着一个国家的社会发展。
在农耕时期的封建社会，社会的基础单位是小农家庭，小农家庭中的劳动力人口数量，直接决定了整个国家的农耕水平。战国时期的改革家李悝说“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岁收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汉景帝时期的御史大夫晁错说“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二者的话，均表明了在封建社会，耕种人口的重要性。
家庭是小农生产社会的基本单位，商鞅变法规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这，倍其赋”，禁止“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这种强制推行分户的结果，就是作为社会基础的小农家庭规模逐渐缩小。于是就有了“五口之家”的说法。
商鞅变法促进了小农社会的发展
西汉承袭秦朝的制度，社会上基本是五口之家。1973年9月,我国考古工作人员湖北江陵县的凤凰山发掘了一批西汉墓葬。其中第10号墓,出土木牍6片,竹简170多片，这批文物中有一篇名为《郑里廪簿》，里面记载了汉文帝时期25户小农家庭的人口情况，有确切记载的24户，人口110人，户均4.58人。《汉书·地理志》中曾经记载了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全国的人口数量，共有12233062户，人口59594978人，每户平均4.87人。文物和史籍的记载，基本证实了西汉时期小农家庭“五口之家”的现实。
西汉平帝时期国家总人口59594978人，而西汉初期的人口远未达到这个数字，秦朝统一中国后，全盛时人口在三千万左右。经历了秦末大乱、楚汉之争，到了刘邦建立西汉之后，整个国家的人口数量锐减。
《汉书·惠帝纪》记载，汉惠帝三年春、五年春朝廷两次在农闲时节征发关中百姓修筑长安城，每次只有十余万人。曲逆城“始秦时三万户，间者兵数起，多亡匿，今见五千户”。人口只相当于原来的六分之一。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葛剑雄先生，根据史籍记载对西汉初期关中的人口数量作出过估计，整个关中地区在西汉初期只有五十万左右的人口，整个国家的人口数量也大概只在1500万左右。人口数量的锐减，使得西汉初期，劳动力资源十分匮乏。
秦末农民战争使得国家人口锐减
1983年12月至1984年1月，湖北江陵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中出土了一批西汉竹简，内容为西汉典籍，有《历谱》、《二年律令》、《奏谳书》、《脉书》、《算数书》、《盖庐》、《引书》和遣策共八种，涉及西汉法律、军事、历法、医药、科技诸多方面，其中的《二年律令》详细记述了西汉初期的土地制度，其中《二年律令·户律》313简记载了汉初的土地分配规格：“公卒、士五（伍）、庶人各一顷，司寇、隐官各五十亩”，这是古代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将“授田制”制度化。
张家山汉简记录了西汉时期的一系列法律
在奴隶社会的商周时期，中国的土地制度是“井田制”。西周时期，道路和渠道纵横交错，把土地分隔成方块，形状像“井”字，因此称做“井田”。井田属周王所有，分配给庶民使用。领主不得买卖和转让井田，还要交一定的贡赋。是一种以国有为名的贵族土地所有制。
春秋时期，随着铁制农具和牛耕的普及，井田制逐渐瓦解，战国时，井田制已走到尽头，魏国“李悝变法“时，魏国直接将国家所掌握的田地，直接授予农民，也叫行田。授田只是给予农民使用权，且有期限，农民所受之田不能据为私有。此后，各诸侯国开始纷纷向平民授田，有的国家还授给外来者，以招徕人民增强实力。授田基本都以一户100亩为标准，”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这是最早的授田制。
魏国李悝变法开启了官田私授的局面
西汉初期，国家人口不足，对比西汉初期和西汉平帝元始二年的人口数量，西汉初期的人口数量仅相当于元始二年的26%，人口密度仅为每平方公里43人左右。
按照现代1市亩等于西汉3.47亩土地计算，一平方公里有1500市亩土地，换算为西汉时期的标准，为5205亩。取其一半为耕地，则为2602.5亩，以五口之家为一户计算，一户可耕种土地为302.61亩。远远超过了授田制中的“一户百亩”的耕种极限。
西汉初期人少地多，耕种压力很大
因此，西汉初期的授田制和战国时期的授田制有所区别，西汉初期的授田制，最主要的目的，不是为了扩大耕种面积，而是最大限度的招徕流民，吸收因战乱而藏匿的农民，重新建立起完备的户籍制度和农户管理制度，最大程度的发展人口，只有人口基数扩大，才能有源源不断的劳动力进行耕种，继而增加国家耕地的开垦面积。
赋税是一个国家最重要也是最主要的财富积累手段。秦朝灭亡后，西汉的统治者和大臣纷纷反思秦朝灭亡的原因，最终取得了较为一致的观点：秦朝的灭亡主要是由于暴政和苛法导致的。
秦朝暴政中最主要的表现就是税赋太重。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没有选择与民休养，而是继续对外征伐，同时大兴土木修建阿房宫和自己的陵墓。各种税赋纷纷加诸于百姓身上，百姓所生产出的财富，其中的三分之二作为赋税被国家征收，如此竭泽而渔的做法，最终导致了秦末的农民大起义，动摇了秦朝的统治基础。
秦朝阿房宫的修建消耗了巨大的社会财富
面对着秦亡的教训，西汉初期极为重视税赋的管理，西汉初期主要的税赋种类就是田租和人头税。西汉政府实行编户制度，按照编户征收赋税。这是西汉在汲取秦朝赋税的经验教训后，进行的改革。
汉文帝和汉景帝在位时期，面对着的仍是一个较为脆弱的经济社会，如何能让国家继续稳定、快速、健康的发展，是摆在这对父子面前的难题。作为有识之君，汉文帝和汉景帝很快抓住了重点，那就是积极调整人口、土地、赋税三者之间的关系。
西汉初期，由于人口基数不大，劳动力较少，因此不存在人多地少的局面，对于耕地资源的争夺并不存在，所以，文景时期，国家的土地政策没有改变，依然实施授田制。
通过调整赋税制度来促进人口的增长，进而反推国家耕地面积的扩大，借以提高国家财富收入，则是文景时期着力调整的环节。
汉文帝十分重视赋税制度的改革
一、更改徭役制度
徭役是指中国古代统治者强迫平民从事的无偿劳动，包括力役 、杂役、军役等，服徭役的绝大多数是男性。西汉时期服徭役的年龄为20岁，后改为23岁，免除徭役的年龄为56岁，汉代徭役有正卒、戍边和更卒3种。服役时间最长为2年，最短为1月，汉文帝之前，国家每年都会征发徭役，这就造成了大量的成年男子无法投入耕种，影响耕地的开垦。汉文帝即位后，“丁男三年而一事”，将成年男子的徭役减为每三年服役一次，这个政策，极大的缓解了国家在耕种方面劳动力不足的局面，同时也间接促进了国家人口的发展。
二、减免农业税
农业税是中国最古老也是实行时间最长的税种，西汉初期，为了鼓励开垦，政府将农业税定为十五税一，而秦朝时期农民要将自己农业产出的一半交给国家，相比而言，西汉初期的十五税一，已经极大的降低了农业税的税率。
汉文帝即位后，国家进一步降低了税率，文帝二年（前178年）和文帝十二年（前168年），文帝曾两次“除田租税之半”，即税率由十五税一减为三十税一。自此以后，三十税一成为汉代定制。
汉景帝继承和延续了汉文帝的税赋政策
三十税一，在中国封建社会时期，仅仅高于唐朝时曾经实行的四十税一，是中国古代社会农业税中第二低的税率。
汉文帝十三年（公元前167年）起，汉文帝下令免除全国田赋，并持续了11年的时间，在这期间，农民来自农业税的负担没有了，这在封建社会是绝无仅有的。
在这种税收优惠政策的刺激下，农民耕作土地的积极性大幅提高，关于文景时期的耕地面积史料中没有记载，但是西汉平帝元始二年，西汉耕地面积共计“封田一万万四千五百一十三万六千四百五顷”，如此巨大规模的耕地面积，其开端就来自于文景时期的大规模开垦。
三、降低人头税
人头税，又称“丁税”"丁赋"等。中国历代封建政府征收的人口税的总称，一般对男丁征收，最早这种制度开始于秦朝商鞅变法，西汉承袭这一税种，初期定为每人120钱。
汉文帝即位后，下诏将人头税改为40钱，人头税税额的降低，一方面使得百姓不再藏匿人口，另一方面也使得整个国家的生育率提高，直接促进了国家人口的增长。
文景时期实行的赋税改革，提高了国家人口的数量，刺激了整个社会开垦土地的欲望，推动了国家耕地面积的快速增长。
耕地面积的增加，使整个社会的财富总量提升，扩大了国家的经济体量，又反过来促进了人口基数的扩大。
人口基数的扩大，则为国家在军事、商业、国家基础建设等其他方面提供了充足的人力资源，这是一个完美的、可持续的良性循环。
正是由于文景时期的人口、赋税、土地三者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发展、相互促进，最终使得西汉从建国初期经济凋敝、国家衰弱的泥潭中走出，百姓无内外之徭，得息肩于田亩，天下殷富。
文景之治为汉武帝建立起一个大一统的时代打下了基础
随着政策的延续以及汉文帝和汉景帝的励精图治，西汉整个国家出现了多年未有的稳定富裕的景象。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升，汉朝的物质基础大大增强，这一时期也是中华文明迈入帝国时代后的第一个盛世，也为后来汉武帝征伐匈奴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并最终帮助汉武帝从文化、经济、军事、思想等方面完成了继秦始皇之后中国又一个大一统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