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外人请求权基础梳理——关于涉及不动产、动产的执行异议之诉
执行异议之诉制度自于2007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诉法》”）中得以确立以来，在司法实践中为维护及平衡申请执行人与案外人的合法权益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前，关于案外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请求权基础，除部分直接出现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执行异议与复议规定》”）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以下简称“《查封规定》”）外，还有部分通过司法判例的应用而存在于现行法律法规中不同规定的关联演绎中，而后者的存在，尤其是司法实践中，各地法院针对关联演绎的请求权基础是否具有排除效力在判断时设定有不同的认定标准，显然给案外人在提起执行异议之诉增加了难度，同时也给申请执行人的抗辩方向带来了困惑。由于执行标的的种类可大致分为不动产、动产及财产性权利，限于篇幅，本文仅就目前出现的案外人就有关于执行标的为不动产及动产而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请求权基础进行总结，以期释明目前司法实践中在执行标的为不动产及动产的情形下，案外人获得排除执行权利的可行的请求权基础。
一、一般不动产买受人的排除执行权
根据《执行异议与复议规定》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在金钱债权执行中，若案外人与被执行人就作为执行标的的不动产在查封前签订了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并合法占有该不动产，案外人已经支付了全部价款或已支付部分价款且将剩余价款按法院指示进行支付，且执行标的尚未过户并非出于案外人的原因，则案外人有权排除对该不动产的执行。
《执行异议与复议规定》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可以视为赋予了满足一定条件的作为一般不动产买受人的案外人就特定执行标的予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权利。根据相关统计，司法实践中不能排除执行的样本案例中，主要理由集中于不满足“查封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非因买受人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以及认定“不动产买受人的物权期待权劣后于抵押权”这三项原因。
另外，案外人在适用《执行异议与复议规定》第二十八条提起执行异议之诉时，亦可视实际情况辅之以《查封规定》第十五条排除法院的查封措施。
二、商品房买受人的排除执行权
根据《执行异议与复议规定》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在金钱债权执行中，若案外人与被执行人就作为执行标的的商品房在查封前签订了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并已由案外人支付合同总价款的一半及一半以上的价款，且该商品房系案外人名下唯一用于居住的住房，则案外人有权排除对该不动产的执行。
对比《执行异议与复议规定》第二十八条与第二十九条的各自表述，在条文适用方面，司法实践中有观点认为第二十九条是第二十八条的特殊规定，因此，依据“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原则，如果执行异议之诉涉及的是房地产开发企业名下的商品房，则只能适用第二十九条，而不能适用第二十八条。但司法实践中亦有相反观点，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在其发布的指导案例156号所表述的“如果被执行人为房地产开发企业，且被执行的不动产为登记于其名下的商品房，同时符合了‘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与‘登记在被执行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名下的商品房’两种情形，则《异议复议规定》第二十八条与第二十九条适用上产生竞合。案外人对登记在被执行的房地产企业名下的商品房请求排除强制执行的，可以选择适用第二十八条或者第二十九条规定。”
另外，案外人在适用《执行异议与复议规定》第二十九条提起执行异议之诉时，亦可视实际情况辅之以《查封规定》第十五条排除法院的查封措施。
三、预告登记权利人的排除执行权
根据《执行异议与复议规定》第三十条的规定，预告登记权利人有权就被查封的不动产要求法院停止处分，并且在满足物权登记条件时亦有权排除执行措施。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对该条的理解，预告登记权利人对所登记的不动产享有的是物权期待权，而非所有权，因此，案外人依据其预告登记权利人的身份所提出的执行异议之诉是否能得到法院支持，取决于案外人所提出的异议请求的具体内容。具体来说，如果案外人请求停止处分案涉不动产，由于预告登记本意即在于排除包括强制执行在内的处分行为，因此该停止处分的异议请求会受到法院认可；如果案外人已经通过证据证明其依据约定已经满足取得案涉执行标的的物权登记条件，则法院还应当依照其异议请求，解除对案涉不动产的查封等执行措施。反之，法院则不应当解除对该不动产的查封等执行措施。
需要注意的是，基于《执行异议与复议规定》第二十七条的规定，结合预告登记带来的权利与法定优先权的权利性质以及法益衡量可知，不动产所有权预告登记本身，并不能排除该不动产上依法成立的法定优先权（如抵押权或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强制执行。
四、不动产隐名联建主体的排除执行权
关于现实经济生活中的不动产隐名联建主体的排除执行权，目前虽然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但目前并不存在直接的法律、法规、规章或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因此为探寻其请求权基础与诉请方式，应联系现行的相关规定进行综合判断。
首先，作为不动产隐名联建主体的案外人有权排除对该不动产的执行，在法律及司法解释规定层面，不动产隐名联建主体的排除执行的权利基础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第二百三十一条对于因建造事实行为所取得的所有权的规定。而在该条规定的基础上，法院亦参照适用《执行异议与复议规定》第二十八条来判断具体案件中隐名联建主体是否享有排除执行权。
其次，在司法判例方面，在（2016）最高法民终763号民事判决书中，最高法院通过阐述“在其提交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为相关审批手续载明的合法建造主体、投资事实、占有权利外观情况下，仅依据其与佳佳公司合作开发合同关系，不属于《物权法》第三十条规定的合法建造人”，含蓄地表达了如果隐名联建主体存在投资事实、占有外观等情形时，亦存在认定其为合法建造人的可能，则依据《民法典》第二百三十一条的规定，其原始取得案涉不动产的所有权，自然可以据此排除针对该不动产的执行措施。退一步说，即使不能认定满足上述情形的隐名联建主体为合法建造人，若具备了投资事实、占有外观等条件的，则亦具有排除显名联建主体的金钱债权人申请的强制执行措施的可能性。（2019）最高法民申4301号民事裁定书及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湘民终717号民事判决书中，二审法院认为，陈国根与碧山公司虽签订了《碧山大厦合伙建筑协议书》，但因陈国根出资修建案涉房屋B栋后，又从碧山公司及村民处回购取得部分房屋并支付了全部购房款，则其与碧山公司的关系为房屋买卖关系，故适用《执行异议与复议规定》第二十八条，并进而支持了陈国根的异议。最高人民法院亦维持了上述判决。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在（2018）最高法民终1260号民事判决书中亦表示“结合双方已作价抵顶工程款、李华已实际占有或控制使用房屋至今、李华对办理过户登记没有过错等情况，综合考虑全案因素，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的规定作出认定”，从而维持了裁判结果。
此外，部分省份高院，例如江苏省高院在其发布的《执行异议及执行异议之诉案件办理工作指引（二）》（以下简称“江苏省《执行异议之诉指引（二）》”，序号以此类推）第16条及江西省高院在其发布的《关于执行异议之诉案件的审理指南》（以下简称“江西省《执行异议之诉指南》”）第27条，也通过工作指引的方式规定了隐名联建主体的排除执行权。
五、违法建筑占有人的排除执行权
我国法律当前对“违法建筑”并无明确定义，为下文论述方便，笔者权且将“违法建筑”定义为建设方在就对应建筑进行施工的全过程中未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用地批准书、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和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中任一许可证的建筑物。
长久以来，关于违法建筑是否可以作为强制执行标的以及是否可以针对其提起执行异议之诉争议较大。关于第一个问题，主流观点认为，从违法建筑定义及生活经验出发可以推知，违法建筑虽因其违法性不可能进行确权归属，但具有财产价值，因此违法建筑可以作为强制执行标的。关于第二个问题，目前的学术观点认为，根据《民法典》第四百六十二条的规定，占有人对被占有物具有排除妨害占有的权利。如果案外人以占有人身份对执行法院针对违法建筑进行的“现状处置”提起执行异议之诉，执行法院应当受理。该观点目前已经被个别省份高院采纳。例如江苏省《执行异议之诉指引（二）》第19、20条及江西省《执行异议之诉指南》第28条皆规定了就违法建筑不当执行的可诉性。
六、离婚协议当事人的排除执行权
关于离婚协议关于房屋权属约定是否可以排除金钱债权强制执行，各地法院在司法实践中争议较大。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上曾出现对此持否定观点的案例，但包括最高院在内的各地法院也曾出现过对此持肯定观点的案例，因此离婚协议当事人的排除执行权具有现实可行性。
现行法律、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暂无对离婚协议当事人的排除执行权的直接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各地法院仍然是类比《执行异议与复议规定》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并结合各省高院的司法政策文件予以认定。概括来说，案外人作为离婚协议当事人欲具备就离婚协议涉及房屋行使排除执行权，通常需要满足的条件有：1、离婚协议债权应当合法有效，并成立于房屋查封前以及执行债权成立前；2、案外人在案涉房屋查封前占有该房屋；3、案外人对案涉房屋未办理变更登记不具有过错。
七、指示交付与占有改定中一般动产所有权人的排除执行权
根据《民法典》第二百二十四条的规定，动产所有权的设立、转让采取交付主义，由于在现实交付及简易交付的情况下，对应动产的权利外观与实际情况一致，因而对于采取现实交付及简易交付设立、变更的一般动产的所有权通常不会出现错误执行的情况。然而，如果案涉动产涉及指示交付及占有改定，则其权利外观有可能与实际情况不一致，此时对应动产的所有权人则有权依据《民法典》第二百二十七条、第二百二十八条的规定分别主张其作为指示交付、占有改定下的买受人有权就案涉标的排除执行。
八、特殊动产买受人的排除执行权
结合《民法典》第二百二十四条及第二百二十五条的规定可知，特殊动产所有权的设立、转让依然是采取交付主义，但较为特殊的是，特殊动产物权制度在交付主义的基础上，还采取登记对抗主义，即特殊动产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据此，如果案涉特殊动产尚未交付给案外人，案外人对其则不享有所有权，自然也无权排除执行。
而当案涉特殊动产已完成对案外人的交付后，案外人固然获得了该案涉特殊动产的所有权，但完全存在尚未对该特殊动产进行变更登记而出卖人的债权人对其申请强制执行的情况。此时，结合《民法典》第二百二十四条、第二百二十五条及《查封规定》第十五条，案外人在同时满足以下条件时，有权要求排除就案涉特殊动产的执行：1、案外人与被执行人在案涉特殊动产被查封前就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买卖合同；2、案外人在案涉特殊动产被查封前就已占有使用该案涉特殊动产；3、案外人已支付全部价款，或者已按照约定支付部分价款且愿意将剩余价款按照法院要求支付。上述观点也得到了部分高院的认可，例如江苏省《执行异议之诉指引（三）》第三部分第14条、吉林省高院发布的《关于审理执行异议之诉案件若干疑难问题的解答（二）》问题一解答及山东省高院发布的《关于审理执行异议之诉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以下简称“山东省《执异之诉问题解答》”）第9条均体现了上述观点。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由于金钱债权人并不特定针对案涉动产，而是概括性地指向被执行人的所有财产，因此金钱债权人并不属于《民法典》第二百二十五条中规定的“善意第三人”，其对案涉特殊动产的权利相较未经登记的特殊动产所有权人对该特殊动产的物权，并不具有优先性。
九、特殊动产挂靠人的排除执行权
当前由于我国对运输业经营资质采取许可制度，从而在实践中产生了普遍的船舶、机动车等特殊动产的挂靠现象，也就使得挂靠主体实际运营的特殊动产被作为受挂靠主体的财产而被错误执行的情形时有发生。此时，挂靠人主张排除对挂靠特殊动产执行措施的法律依据仍然为《民法典》第二百二十四条、第二百二十五条及《查封规定》第十五条。同时，在上述规定的基础上，结合现实挂靠的不同情况，就案外人主张其就所挂靠于受挂靠人的特殊动产是否具有排除执行的权利，分别形成了不同处理原则：1、如果该案涉特殊动产是被执行人出资购买的，而被执行人又将其转让给案外人，但仍挂靠在被执行人名下进行经营的，此时案外人作为案涉特殊动产的挂靠人无权要求排除对该特殊动产的执行；2、如果该案涉特殊动产是由案外人出资购买的，而案外人将其挂靠在被执行人名下，并以被执行人的名义办理了所有权登记，则在有证据证明该案外人已受领该特殊动产的情况下，案外人有权排除对该特殊动产的执行；3、如果该案涉特殊动产是由案外人出资购买的，而案外人先将该特殊动产登记在自己名下，之后又转移登记至被执行人名下，并挂靠在被执行人名下运营，则在有证据证明该案外人已受领该特殊动产的情况下，案外人有权排除对该特殊动产的执行。上述观点亦得到了部分省高院的认可，例如江苏省《执行异议之诉指引（三）》第三部分第15条、江西省《执行异议之诉指南》第31条、山东省《执异之诉问题解答》第10条、海南省高院发布的《关于审理执行异议之诉纠纷案件的裁判指引（试行）及典型案例》的典型案例五。
十、所有权保留买卖中出卖人的排除执行权
对于《民法典》第六百四十一条至第六百四十三条规定的所有权保留制度中出卖人所保留的权利的性质历来存在争议，而按照全国人大法工委编写的《民法典》释义丛书的观点以及《民法典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以下简称“《担保制度解释》”）的体例划分所形成的目前的主流观点是：所有权保留买卖中出卖人所保留的权利认定为是一种接近于担保物权的一种非典型担保，而非所有权。基于这种理解及《民法典》第六百四十一条、《担保制度解释》第五十四条、第六十七条的相关规定，无论出卖人保留的权利是否已经登记，也无论金钱债权是担保债权还是普通债权，基于保留所有权属于非典型担保权，作为出卖人，案外人仅基于其保留的权利无法排除买受人的金钱债权人的强制执行。
然而，在对所保留权利进行了登记的前提下，根据《查封规定》第十六条的规定，案外人可以通过两种方式主张取回标的物并排除执行：
1、在买卖合同未解除的情形下，案外人可以依据《民法典》第六百四十二条的规定，主张行使取回权。
在该情形下，又有两种情形：（1）若案外人与买受人就案涉动产的取回达成一致，则案外人即可取回该动产，则实现了排除买受人的金钱债权人申请的执行（当然，此时法院也将审查取回权条件是否成就以及取回该动产是否会损害申请执行人的债权实现，从而判决是否准许取回权的实现）；（2）若案外人与买受人就案涉动产的取回协商不成，则案外人可以参照《民法典》第二百零三条、第二百零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六十一条至第三百七十四条的规定主张取回案涉动产，法院则就买卖合同的效力、期限、履行情况、标的物范围、债权范围、债权是否已届清偿期等行使取回权的条件，以及是否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等内容进行审查。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的规定，若买受人已经支付了案涉动产总价款的75%，则案外人无权依据取回权的规定排除执行。
2、在买受人违约已符合法定解除或约定解除的程度时，案外人也可依据《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二条、第五百六十三条的规定单方解除合同后取回案涉动产。
十一、融资租赁中出租人的排除执行权
根据《民法典》第七百四十五条的规定，出租人对租赁物享有的所有权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基于《民法典》第三百八十八条、《担保制度解释》第五十四条和第六十七条的规定，前述“善意第三人”亦包括申请执行人。
与上文所述所有权保留买卖中的出卖人相似，融资租赁中出租人的权利核心也是非典型担保，因此无论是否已经登记，无论金钱债权有无担保，案外人无权仅凭借其出租人的身份而主张排除对案涉动产的执行。但是，案外人仍可依据《民法典》第七百五十二条、第七百五十三条及《担保制度解释》第六十五条的规定，通过解除融资租赁合同而取回案涉动产，进而排除承租人的金钱债权人申请的执行。
以上即为笔者目前所接触到的案外人就不动产、动产提出执行异议之诉的请求权基础的大致梳理。由于法律、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对执行异议之诉的实体法依据规定暂不明确，也未成体系，其中部分内容是依据现行规定及学理理解的演绎。另外，各地法院可能存在不同的适用意见，因此在实务办理过程中，代理人也需要依据个案情况，就部分演绎结论的运用，加强与法院的沟通，以实现最好的案件办理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