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民分化将伴随着怎样的发展?
　　农民群体变化的走向
　　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群体的变化最为明显，这一群体已经从职业群体变成一个特殊的身份群体。在不同时期，农民群体的变化过程具有不同的特点，这种变化将随着我国现代化事业发展继续下去。
　　农民群体的变化方向与速度是由多方面因素决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的变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是农民职业分化的根本动因和基本前提；城乡二元结构的松动，是农民职业分化的历史基础和制度条件；农业比较利益低，经营风险大，农民负担重，是农民职业分化的外在压力；乡镇企业的发展和小城镇建设，为农民职业分化提供了桥梁和渠道；改变生存状态、致富奔小康，富而思进、永不满足的心理，这是农民职业不断分化的内在原因和动力；不断向纵深推进的改革，是农民职业之所以大规模且持续分化的不可缺少的重要外部条件。农民群体的阶层分化是一种社会流动，它首先表现为职业的变化，从而引起农民群体经济和政治社会地位的变化及其差异的出现。就业状况以及与此相连的职业地位是引起农民分层的直接动因。
　　社会学研究表明，影响人们获得职业的条件有两个方面，一是个人条件，二是社会条件。个人条件包括籍贯、家庭出身、社会关系、年龄、体质、容貌等先赋性条件，以及一些通过努力获得的自致性条件，例如，技术、知识、个人成就等。就社会条件而言，有就业制度、就业机会和文化价值观念以及经济发展水平。个人条件对社会流动的影响在不同历史条件和不同文化背景的社会里，在不同的社会因素特别是结构性因素的作用下具有不同的社会意义，因而对个人的社会流动也具有不同的影响力和制约力。个人因素最终要通过社会因素起作用，对社会流动产生影响。个人自致性因素的获得也与社会条件密切相关，例如，个人的受教育机会一方面是由个人因素决定的，另一方面也是由社会因素决定的，而受教育机会是个人能力提高的一个重要途径，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们社会流动的方向和速度。
　　我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农民群体寻求非农就业的动力非常强，这在每年大批农民外出就业的行动中表现得非常明显而且彻底。近年来，国家也认识到农村的发展以至整个国家的现代化首先必须减少农民、转移农民，应该允许他们进入城镇就业，实现城镇化。中共十六大以后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更加关注“三农”问题。2003年新年伊始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做好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管理和服务工作的通知》，要求各级政府做好对农民工的服务，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切实解决农民工子女上学等问题。这些都表明国家对农民外出就业开始持一种积极的态度。2001年以来，各地纷纷降低农民进城就业的条件。北京市已经明确规定，用人单位不许在招工时规定“只招北京户口”等条件；广东已经开始取消城乡户口差别的操作。中共十六大报告进一步提出，个体户、私营企业主等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充分发挥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在促进经济增长、扩大就业和活跃市场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因此，农民群体本身的就业观念、国家对农民就业的政策等个人与社会条件有利于农民群体的进一步分化与发展。
　　不过，应该看到，上述国家放宽农民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特别是农民外出就业的政策，还只是宏观层面上的。要完全取消过去的一些限制性政策措施，把有利于农民群体发展和进城就业的政策具体化还需要做很多工作，这将是一个较长的过程。而且即使打破对农民进城等限制，农民群体进一步向上流动变化仍然存在诸多困难。一是农民群体年龄结构的限制。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约有70%居民在农村，农村劳动力平均年龄也由10年前的不到37岁上升到40岁。据预测，即使城镇化进程加快，到2040年人口老龄化峰值期，60岁以上人口将超过4亿人，农村老年人口总数超过城镇。二是城市本身就业压力增大。“十五”时期（2001－2005年）每年城镇需要安排的就业人数将达到2300万人左右，年度供大于求的缺口达1500万人。2002年1－9月，共有77．3万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实现了再就业，再就业率仅为15%。与此同时，大学毕业生求职竞争加剧，2002年大学毕业生首次就业率只有70%。从2003年开始高校扩招学生将进入就业市场，进一步加大农民进城就业的压力。三是经济全球化与技术进步对劳动力的排斥。我国加入WTO以后，面临着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世界市场的压力，农业、汽车、金融保险、医药等一些行业必然会受到冲击，势必会影响到这些行业的就业吸纳能力。一些行业和企业为了在市场竞争中占有优势，加大技术改造的步伐，提高企业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度。技术进步又会造成对劳动力的排斥。据国家统计局测算，在1980年代，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可增加240万个就业岗位，到1990年代，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只能增加70万个就业岗位。
　　影响农民群体职业获得的第四个困难是农民仍然没有平等的国民待遇，特别是新一代农民平等的受教育权利得不到充分保障。这将导致农民群体个人相对素质下降，影响其在劳动力就业市场上的竞争力，不利于其向上的社会流动。长期以来农村中小学的教育经费由乡村、农民自筹解决。城市的中学（特别是地级市以上城里的中学）不愿接收普通农民子女。农民自己出资办义务教育，增加了他们的负担，使本不富裕的农民日子越发紧张。农村高昂的学费，加以其它一些原因，致使近年来农村学生的辍学率上升。1998年，全国初中在校生辍学率3．23%，达167万人，而农村辍学率为4．2%，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近1个百分点。有的地方农村辍学高达10%以上。据观察，农村学生的实际流失、辍学率比统计数字高得多。由于农村教师工资由县乡财政解决，面对日益紧张的县乡财政，许多地方不能按时足额发放农村教师工资，严重影响了广大教师的工作积极性。一些教师不安心本职工作，搞第二职业，一些贫困地区的中小学教师甚至辞职外出打工。从2000年起，国家在部分地区开始试行农村税费改革，取消向农民征收的教育费附加，各地也不准进行教育集资，从而使前些年事实上支撑农村基础教育的重要经济来源中断，在这一形势下，农村基础教育面临更为严峻的考验。这些情况造成农民子女很难享受与城市孩子同样的受教育机会。1960年前，大学生的出身，城乡比例是3∶7，那时全国城乡总人口的比例是2∶8。现在城乡总人口的比例是3∶7，但大学生的出身，城乡比例是7∶3。农民子女受教育权利的不平等，将会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影响农民群体的分化和社会流动，这也是制约农民群体分化的一个深层次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