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教育哲学的初创及其贡献
我国虽然有悠久的教育思想史，但作为学科的教育哲学始于1919年杜威来华讲学。杜威来华讲学之后，教育哲学引起了国内学者的注意和重视。从1919—1949年，我国学者先后翻译了近10本国外教育哲学，自己编著了20余本教育哲学。国人编著的教育哲学，就思想而言，有新康德主义、实用主义、三民主义、天主教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就学科体系而言，有“哲学之教育应用”体系、“各派之教育哲学”体系、“教育之哲学”体系、混合的体系等。新中国成立之前的教育哲学，不仅与西方教育哲学几乎同步发展，而且30年的建设，完成了中国教育哲学初建的任务，为新中国教育哲学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关键词】新中国成立前；中国教育哲学；西方教育哲学；思想体系；学科体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教育哲学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引进西方的教育哲学，二是国人自己编写教育哲学。后者是建立在前者的基础上。一、西方教育哲学的引进：为中国教育哲学的创立奠定基础我国古代儒家、道家、法家等诸子百家虽然具有丰富的教育哲学思想，但这些思想并未学科化，只能是属于前学科。作为学科的教育哲学是伴随着20世纪初西学东渐和师范教育的出现，从西方引进来的。1901年到“五四”运动前，是我国西学东渐的一个高潮。我国的师范教育也恰在此时诞生。师范学校为培养教师的需要，开始从西方引进教育学。王国维是中国引进教育学的第一人。1901年，他翻译了日本立花铣三郎编著的《教育学》，这是中国引进的第一本全文翻译的《教育学》。这本《教育学》虽引自于日本，但反映的是德国赫尔巴特的教育思想。1905年，王国维自己撰写了一本《教育学》，这是我国学者编著的第一本教育学。20世纪初，王国维还发表了许多有关教育与哲学的论文，如《哲学辨惑》（《教育世界》第55号，1903年7月）、《论教育之宗旨》（《教育世界》第56号，1903年8月）、《述近世教育思想与哲学之关系》（《教育世界》第128、129号，1906年7月）等等，提出“哲学，教育学之母也”，哲学“探讨宇宙人生之真理，而定教育之理想者”，“不通哲学，则不能通教育学”等观点。一定意义上说，王国维已经触摸到了教育的哲学神经，开我国教育哲学研究之先河。王国维之后，也有很多学者关注教育和哲学的关系，如挚哉发表《教育学之哲学根据》（《教育周报》，1916 年第27、28、29、30、31、35期），志厚发表《近世教育与哲学之关系》（《教育杂志》1916年第3、4期），刘伯明发表《哲学与教育》（《新教育》，1918年第3期），张东荪发表《哲学与教育》（《学灯》，1918年第9期）。但就学科贡献而言，王国维的建树在“教育学”，不能说是“教育哲学”。教育哲学作为一个学科的引进，始于1919年杜威来华讲学。1919年，《云南教育杂志》第八卷第10、11、12号发表了杜威演讲、毋忘笔录的《教育哲学》，有学者考察，这是中国最早出现的“教育哲学”一词。1919年4月30日到1921年8月2日，杜威在华两年零三个月，在各地做报告，宣讲他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杜威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三大演讲“教育哲学”“试验论理学”“哲学史”，由刘伯明口述、沈振生笔录后由上海泰东图书局于1920年出版。其中郭智方、金海观把杜威演讲的“教育哲学”整理为《杜威教育哲学》，1921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北京大学的五次演讲，即“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教育哲学” “思想之流派” “现代的三个哲学家”“伦理讲演纪略”，先有北京晨报社连续发表，后整理为《杜威五大讲演》于1921年出版。1920年秋至1921年夏，杜威在北京高师教育科直接以《民主主义与教育》为教本讲授，常道直把这一演讲的内容整理为《平民主义与教育》也于1922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除了杜威的演讲外，留学美国、师承杜威、研究哲学和教育学的中国学者胡适、陶行知等这期间也发表了大量介绍杜威及其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文章。胡适在《新青年》《新教育》上发表的《试验主义》《杜威哲学的根本观念》《杜威的教育哲学》，陶行知发表的《试验主义之教育方法》《试验主义与新教育》《介绍杜威先生的教育学说》《试验教育的实施》等。这个时期，杜威的教育哲学及其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广泛传播，形成了杜威教育哲学的高潮。这一时期引进的西方教育哲学，还有豪恩（Home）著、周从政译述的《教育哲学》（中华书局，1924），波特（B.H.Bode）著、孟宪承译的《教育哲学大意》（商务印书馆，1924），鲁斯克（R.R.Rusk）著、瞿世英译的《教育与哲学》（华严书局，1929），芬赖（R.L.Finney）著、余家菊译的《教育社会哲学》（中华书局，1933），亚丹士（John Adams）著、余家菊译的《教育哲学史》（中华书局，1934），陈礼江等译的《各国教育的哲学背景》（商务印书馆，1934），张怀编译的《教育哲学》（传信书局，1935），柴尔兹的《教育与实验主义哲学》（正中书局，1948）。二、我国学者自编的教育哲学：中国教育哲学的初创中国教育哲学始于西方教育哲学的引进，但中国教育哲学的创建，必须建立在国人自己编著的教育哲学上。我国学者自己最早编著的教育哲学，是范寿康的《教育哲学大纲》。这本书是1921年他写的德文论文“ÜberPhilosiphieals die Grundwissen schaftder Pädagogikoder pädagogische Philosophie”，1922年以《教育哲学的体系》为篇名连载于《学艺》第4卷第1、2、3、5、7号，1923年以《教育哲学大纲》为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它的出版是中国教育哲学创建的标志。1923—1926年，是教育哲学的初创期。这一时期，我国学者编写《教育哲学》有：范寿康的《教育哲学大纲》（商务印书馆，1923）、胡国任的《教育哲学》讲稿（《教育丛刊》1923年第4卷第5集）、葛琨的《孔子教育哲学》（1925年自刊发行）、李石岑的《教育哲学》（商务印书馆，1925）、萧恩承的《教育哲学》（商务印书馆，1926）。这一阶段虽然出版了我国学者编写的教育哲学，但教育哲学深受西方教育哲学著作的影响，如范寿康的《教育哲学大纲》吸收了德国纳托普（P.Natrop）的《哲学与教育学（Philosophie and Padagogik）》的体系，他在《教育哲学大纲》“自序”中说：“当世教育哲学者，在德推纳托普，在美推杜威”，他对杜威的学问评价不高，但对纳托普的评价是“继康德之余绪，为马堡（Marburg）之巨臂，其学深邃玄奥，以认识论为根据，以演绎社会、心理、教育诸论，所述教育哲学之分科尤为氏一人之创见”。肖恩承《教育哲学》也是依据克伯屈（W.H.Kilpatrick）的《教育哲学概论》（Syllabus in the Philosophy ofEduca tion）编著而成。1927—1937年，被称为民国学术发展的黄金十年，教育哲学研究也迎来了难得发展时期。这个时期，留日、美、英、德归国的学者，先后撰写各种学派的教育哲学，有邱椿的《教育哲学的新生命》（文化社，1928）、瞿世英的《教育哲学ABC》（世界书局，1929）、薛文蔚的《自然主义与教育》（商务印书馆，1930）、陆人骥的《教育哲学》（商务印书馆，1931）、朱兆萃的《实验主义与教育》（商务印书馆1931）、王慕宁的《现代西洋各派教育哲学思潮概论》（华风书店，1932）、姜琦的《教育哲学》（上海群众图书公司，1933）、范锜的《教育哲学》（商务印书馆，1933）、吴俊升的《教育哲学大纲》（商务印书馆，1935）、张怀的《教育哲学》（北平传信书局，1935）。此外，李浩吾的《新教育大纲》（南强书店，1930）、余家菊的《教育原论》（大陆书局，1933），虽然没有以教育哲学命名，实际上也是教育哲学著作。1927—1937年十年，我国教育哲学试图超越西方教育哲学，提出要在介绍外国教育文化的理论和实际的同时，根据中国的实际和发展需要，探索中国教育哲学的路向。1928年和1929年，邱椿发表《教育哲学的新生命》（文化社出版）和《教育哲学的历史哲学》（《教育研究》第13期），提出要与杜威的教育哲学脱离，运用新唯物史观去研究教育哲学，形成自己的教育哲学。1931 年，姜琦发表《中国教育哲学底派别及今后教育哲学者应取底态度和观察点》，总结过去一段时间教育哲学在中国的发展情况，并对各著作中的学术流派进行了分析。1932年，杨正宇为王慕宁《现代西洋各派教育哲学思潮概论》撰写序言《我国教育哲学之基础》，反对把西方教育思潮生吞活剥，把人家的学说看作是已臻至善不可跨越不可更改的经典，强调我们必须发挥独立批判精神、创造精神，在西方学说之上再求进步，创造中华民族独立光大的文化。杨正宇提出，一个适合现代中国的教育哲学需要几个要素：须适合于大部分中国从来的情形；须明示救种救国的大目标发挥共同精神与牺牲精神；须发挥本国文化和国民性上的优点；须接受外来有益的思想精神；须抑制民族性上的劣点和防止社会腐恶的坏传染；须解放个性培植独立健全的国民来发扬民主精神巩固民主国体；须循理性的进展和指导养成进步的态度。1934年，吴俊升在《大公报》发表《中国教育需要一种哲学》，他批评中国教育缺少理念，根本上是因为中国教育缺乏一种教育哲学。所以，中国需要一种教育哲学。1935年，姜琦在《教育杂志》第1期发表《中国需要哪一种教育哲学》明确指出：“中国是一个三民主义的社会，因此，三民主义就是我们中国的哲学和教育之基础。”1937年，张君劢在《东方杂志》第1期发表《中国教育哲学之方向》，提出中国教育哲学要走综合化的道路：第一是各派哲学之大综合，第二是各时代文化之综合。1937年，姜琦在《教育杂志》第4、5期相继发表《中国教育哲学之方向的商榷》和《再论中国教育教育哲学之方向》，在同意教育哲学走综合化道路基础上，提出综合的标准是：“以三民主义为中心思想”，以“实践的民生的辩证法”去建设中国教育哲学。姜琦对中国教育哲学研究的方法、中国教育哲学体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这表明，中国教育哲学已经超越了对西方教育哲学的初步模仿，进入了自觉建构阶段。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学术研究的社会环境遭到破坏。抗战胜利后，也出版了一些教育哲学著作，主要有：朱经农的《近代教育思潮七讲》（商务印书馆，1941）、王学孟的《中山先生的教育哲学》（正中书局，1942）、毛礼锐的《民生教育哲学大纲》（国立中山大学师范学院，1943）、林砺儒的《教育哲学》（开明书店，1946）、袁公为的《三民主义教育哲学概论》（独立出版社，1947），傅统先的《教育哲学讲话》（世界书局，1947），张栗原的《教育哲学》（三联书店，1949）。经过前一段“创建中国教育哲学”的讨论，这一阶段的教育哲学著作，西方痕迹明显减少，三民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思想得以强化，尤其是在第一本马克思主义教育哲学、杨贤江的《新教育大纲》（1930）出版后，林砺儒的《教育哲学》（1946）、张栗原的《教育哲学》（1949）相继问世，这为新中国教育哲学确立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地位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三、教育哲学的多元思想体系思想是教育哲学的核心。任何教育哲学都是基于一定思想而建立起来的学术体系、学科体系。中国教育哲学源于对西方教育哲学的引进，因此，在这个阶段各种教育思想纷至沓来，主要有新康德主义、实用主义、马克思主义、三民主义和天主教教育哲学，这不仅体现在翻译的西方哲学著作中，也体现在国人自己编著的教育哲学中，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范寿康的《教育哲学大纲》、吴俊升《教育哲学大纲》，姜琦的《教育哲学》以及李浩吾的《新教育大纲》、林砺儒的《教育哲学》和张栗原的《教育哲学》，他们分别反映了新康德主义、实用主义、三民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一）新康德主义教育哲学：范寿康的《教育哲学大纲》范寿康的《教育哲学大纲》是中国第一本以教育哲学命名的著作。这本教育哲学受纳托普的《哲学与教育学（Philosophie and Padagogik）》的影响极深。德国哲学家和教育家那托尔普是新康德主义马堡学派的一个代表，他将康德批判哲学体系中划分的真、善、美三大领域引入教育，认为教育的本质是对真善美的追求中，将现实的人提高到理想的人。因此，纳托普教育哲学的内容主要包括教育认识论、教育伦理学和教育美学。范寿康的《教育哲学大纲》共六章：导言、教育哲学、教育论理学、教育美学、教育伦理学和结论。基本是沿用了那托尔普的《哲学与教育学》的体系。纳托普主要从哲学的角度阐述了教育与真、善、美的关系，认为教育论理学求真，教育美学求美，教育伦理学求善，这三部分应该成为教育哲学的基本构成。教育论理学、教育美学、教育伦理学构成了范寿康的《教育哲学大纲》的主体，并且对这些问题的论述，运用的是康德的哲学原理。对于教育论理学，范寿康指出，先验论理学规定教育的本质，普通论理学规定教育的方法，尤其是教授的方法。普通论理学在教育中有两种关系，一是主观的关系，指向与教育者的关系；二是客观的关系，指向与教育学的关系。就与教育者而言，主要是通过论理学的学习，使教育者皆有思维能力，尤其是理性反思的能力。就与教育学的关系而言，主要是教育学要运用启发式的、逻辑推理的方法。对于教育美学，范寿康认为，学生的完全发展离不开情、意两面。真善美虽有错综的关系，美与真、善不可分离，但美也有其特别的价值。教育将一个现实的人提高到理想的人，不能忽视人的感情的陶冶，要重视情感的价值，就必须探讨教育中的美学原理及其方法。他指出，美的规范与美的教育密切相关，在书中，他详细探讨了什么样的美的规范可以实现感情陶冶的目的。对于教育伦理学，范寿康认为，教育在于把现实的人提升到理想的人，把一个人从“是”的地位提高到“应该是”的地位。“应该是”的人，即理想的人。对人性和人生观的追问，就是伦理学的任务。教育目的受伦理学的支配。“论理学和美学所规定的教育目的是一部分，然而伦理学所规定的教育目的是全部的”。（二）实用主义教育哲学：吴俊升的《教育哲学大纲》虽然20世纪始王国维通过翻译日本的教育学引进了赫尔巴特的教育思想，虽然范寿康的《教育哲学大纲》极力推崇纳托普的新康德主义，但这一切都没有抵过1919年杜威来华之后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在体现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中，吴俊升的《教育哲学大纲》尤为明显。1928年，吴俊升在巴黎大学研修教育理论时，亲触杜威的教育理论和“新教育”的实践，最终以《杜威教育学说》为博士论文，获得博士学位。这篇论文为他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以至于他在《教育哲学大纲》中融合了杜威的教育学说。《教育哲学大纲》是吴俊升在北京大学教育哲学课的讲稿。作者在“自序”中说：“本书的内容大部分只是各派哲学及其教育涵义的分析和评述，著者并没有发表他自己的系统……严格说来，这本小书只是‘述而不作’”。从标题上看，作者是就心灵论与教育、知识论与教育、道德哲学与教育、社会哲学与教育等专题，介绍了各派的观点，似乎没有自己的观点，但这本书与杜威的教育哲学有着内在的联系，它“主要是以杜威教育哲学‘折衷’各派主张：在心灵论上，以自然主义‘折衷’实体论、原子论和唯物论；在知识论上，以工具主义‘折衷’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在道德哲学上，以实验主义‘折衷’快乐主义和康德主义；在社会哲学上，以民主主义‘折衷’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例如在“知识论与教育”中，作者介绍了理性主义、经验主义、试验主义和社会学派的四种知识论，但作者分析到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两派，偏执知识来源的一种，对于知识的构成与发展，都只做片面的解释，在经验和理性之间划出一条不可连贯的鸿沟。但试验主义和社会学的知识论，对于知识的解释可以相互补充、相互融合，在教育上可保留试验主义一切的优点而避免个人主义的倾向，容纳社会学派社会化的理想而避免埋没个性阻止进步的倾向。这样的知识论是教育理论和实践可假定的知识论。再如，“道德哲学与教育”一章，作者介绍了快乐主义、康德的道德学说、杜威的道德学说，在“结论”中作者指出，功利主义和康德学说，主外与主内，各有所偏，对于道德问题的解答，便不免于偏倚。杜威的道德学说，兼重行为的内外要素，综合功利主义和康德学说之长，在教育方面的影响，当然是比较前两派都好。他的道德教育方案，都非功利主义和康德学说所能及。纵观本书对教育哲学一些根本问题的论述，好像是作者没有自己的立场，只呈现各自学派的观点，但在评述时候，尤其是在每个问题的结论中，显示了作者的态度，这就是偏向杜威的实用主义及其教育理论。黄济先生评价吴俊升的《教育哲学大纲》，从思想倾向上看，是杜威的实用主义思想（在吴俊升的书中称“试验主义”），但从该书的结构体系看，又完全摆脱了实用主义教育哲学驳杂的缺点。作者对待杜威的教育思想也不是完全的接受，既有所批判，也有所选择。例如在论及道德教育哲学时，作者指出：杜威的道德哲学，只是功利主义和康德的道德哲学之间过渡的桥梁，它并不能完全替代功利主义和康德学说，为道德教育唯一的原则。（三）三民主义的教育哲学：姜琦的《教育哲学》在教育哲学中国化的讨论中，参与最多的是姜琦。他认为，中国是一个三民主义社会，三民主义应该成为中国的哲学和教育之基础。因此，建设中国教育哲学，必须以三民主义为中心思想，并将之称为三民主义教育哲学。1933年姜琦出版了《教育哲学》。该书是作者以厦门大学讲授教育哲学和三民主义教育的讲义为基础编写的。他在自序中写道：“我的这册书，是以三民主义为根据出发点，使人们了解三民主义的中国社会所包含的种种观念，把这种观念应用于教育事象———教育的本质、意义、目的、方法、价值、效果等之上，去树立一种能适合于今后的中国社会之教育哲学的基础”。全书以三民主义为出发点和依归，将三民主义的思想运用于教育哲学和教育之中。全书共分八章，分别为绪论、教育哲学本质论、教育哲学研究方法论、教育本质论、教育目的论、教育方法论、教育价值论等。虽然该书从标题上看不到三民主义，但在价值上具有鲜明的三民主义特征。在研究方法上，该书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他指出，对于中国教育哲学来说，非唯物辩证法不可。在他看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不但不会“伤及‘孙文学说’的本身，反而帮助使人们明了‘孙文学说’的由来及其本质之所在”。三民主义是孙中山所倡导的民主革命纲领。姜琦的教育哲学阐述了三民主义在教育中的体现。台湾学者周邦道评价姜琦的《教育哲学》是“阐扬国父遗教之巨摩”。姜琦《教育哲学》之后，1947年，袁公为直接以三民主义为名，出版了《三民主义教育哲学概论》。该书共计五编，分别为三民主义之哲学体系、三民主义社会哲学与教育、三民主义政治哲学与教育、三民主义道德哲学与教育、三民主义知识哲学与教育五个部分。（四）马克思主义教育哲学：李浩吾的《新教育大纲》、林砺儒的《教育哲学》、张栗原的《教育哲学》1917年，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马克思主义思想也开始传到了中国，中国的教育学者也开始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1930年，上海南强书局出版的李浩吾的《新教育大纲》是我国第一本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阐述教育基本问题的著作。尽管作者说，这本著作在性质上属于教育概论一类，它是从马克思主义思想考察了教育的基本问题，因此，也属于教育哲学。《新教育大纲》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教育的本质，主要回答教育是什么、教育的本质及其变质，指出教育是观念形态的劳动领域，是给予劳动力一种特殊资格的，是帮助人营社会生活的一种手段。原始社会教育为所有人所享有，但阶级社会，教育便成为阶级斗争的一个部门、一个阶级，教育具有阶级性，教育权跟着所有权走，专为支配阶级的利益服务。作者以教育的阶级性，批判了教育的神圣说、清高说、中正说、独立说，也批判了教育万能论、教育救国论、先教育后革命论。第二部分是教育的进化，分别阐述了原始社会教育、封建社会教育、资本主义社会教育、社会主义社会教育的特征、问题。第三部分是教育的概观，主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原理，论述了教育与经济的关系、教育与政治的关系，从政治立场上论述了教师、学生，分析了劳动阶级的教育运动，最后将美国的教育作为资本主义社会教育的实例，将苏联的教育作为社会主义教育的实例，说明资本主义社会教育和社会主义社会教育的根本差别。作者特别申明，《新教育大纲》的“新”不是赶时髦的“新”，而是新义的“新”，它要破除教育上的陈词滥调，开除对教育的迷信，纠正对教育的误解，目的是为有志于在教育阵地上工作的青年斗士为目标，向他们解释教育的本质，说明教育的作用。继杨贤江《新教育大纲》后出版的林砺儒《教育哲学》（1946）、张栗原《教育哲学》（1949）也都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思想分析教育问题的教育哲学。林砺儒的《教育哲学》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总论，分析哲学与教育的关系，教育哲学的必要性和教育哲学是什么。他运用恩格斯对哲学概念的认识，指出“哲学的任务是在探究宇宙之总的根源及论究自然、社会及思维底一般运动法则。所以，哲学乃是人类知识的最高的综合”。据此，他提出“教育哲学底任务在研究教育理论上一般的原理或原则，因而提供各教育研究的部门以理论的根据”。这本《教育哲学》的第二至第五章分别是教育之本质、教育目的、教育底效能、教育方法。在对这些问题的论述中，都贯彻着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论，强调教育的社会制约性和阶级性，“革命的目的就是教育的目的”。作者最后对现代教育学的演进进行回顾与评析，指出百余年资产阶级教育学的进步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与科技的发展，它的失败是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环境的局限，因此，他把希望寄托在社会改造上，呼吁一个新的社会革命和教育革命的到来。张栗原的《教育哲学》是其遗稿。该书前编是作者写于1939—1940年的初稿，分为六章：引论、教育学的诸问题、哲学的诸体系（唯物论、观念论、唯用论）、唯物论的教育哲学、观念论的教育哲学、唯用论的教育哲学。其重点在后三章，即分析诸种哲学体系的教育涵义，对各派的教育学说进行简明介绍，以唯物论为出发点批判其他两个学派。后编是1940年后写的，作者原本是打算建立一个完整的教育哲学体系，包括导言、教育本质论、教育目的论、教育价值论、教育方法论、当代教育哲学的主要思潮、当前中国的教育哲学问题，后因1941年作者去世，只完成了教育本质论、教育目的论、教育价值论三章。作者对教育本质、目的和价值的论述都引用马克思经典作家的原著，如从马克思主义的物质实践观出发，探讨教育本质，认为教育是一种促进人类与自然、社会以及劳动者诸方面之关系的工具。对于教育目的，他批判以往对教育目的的理解都是抽象的、终极的，指出教育目的是由具体的社会关系所决定的，绝不是历史的社会过程以外的东西。四、教育哲学学科体系的不同架构思想体系反映的是教育哲学的观念和价值取向，关乎教育哲学的思想观点；学科体系反映的是教育哲学的结构安排。教育哲学是哲学与教育的交叉学科，几乎所有的教育哲学教材中都会在绪论中寻找哲学与教育的关系，正因为二者具有密切的关系，才有教育哲学的存在。但作为哲学与教育学交叉的产物，怎样研究和建构教育哲学的体系，就会有不同的思路。我国第一本教育哲学、范寿康的《教育哲学大纲》指出教育哲学的两种研究方式，其一是将教育的根本观念或根本原则进行哲学的研究，其二是将哲学的规范运用于教育之上。前者是对教育进行哲学的探讨，将教育问题提升到哲学高度；后者是哲学在教育中的运用，将哲学渗透在教育之中。范寿康的《教育哲学大纲》选择了后者。吴俊升在《教育哲学大纲》中也指出，教育哲学研究从程序上看，有三种情况：第一，以哲学与教育有密切关系的各个主要问题，如心灵论、知识论、道德哲学和社会哲学等等为纲，介绍各派哲学在这些问题上的不同主张，及其在教育上所产生的影响。第二，以各派哲学如自然主义、理想主义、实用主义、社会主义、个人主义等为纲，阐述各派对于教育有关系的各个主要问题的见解，评述各学派在教育上的影响。第三，是以教育本身的根本问题如教育本质、价值、目的、方法、课程论为纲，阐明各学派对该问题的认识及其影响。其实，第一种思路和第二种思路相同，都是把教育哲学作为哲学的应用，前者是以主题带流派，在主题下面阐述各个流派的主张；后者是以流派带主题，在流派下面介绍该流派对于相关主题的见解。第一种研究程序，立足于哲学，运用于教育，其结果近于“哲学的教育应用”；第二种研究略偏于各派教育哲学的系统研究，其研究结果近于“各派教育哲学之体系”；第三种研究，略偏于教育根本原理的述评，其结果近于“教育之哲学”。一切教育哲学的研究，大概都不出于这三种程序。邱椿在为姜琦的《教育哲学》序中更为详细地概括了教育哲学的十种讲法，分别是：阐明哲学与教育的关系（又分为按哲学门类讲和按哲学流派讲两种方式）、叙述近代各派教育哲学、陈述各国教育的哲学基础、研究教育哲学问题、讲述一家一派的教育哲学、专门探讨教育价值问题、研究不同时代教育哲学发展的规律、陈述教育的根本教育原理、对现代教育进行评判、发表自己的教育哲学。这十种讲法，也是教育哲学的内容，也反映了教育哲学的不同体系。只不过，这十种讲法并没有在当时并没有都出版相应的哲学著作。这里结合新中国成立之前出版的教育哲学教科书，分析教育哲学的主要学科体系。（一）“哲学之教育应用”体系范寿康认为，教育哲学如同经济哲学、政治哲学、法律哲学一样，都是哲学的应用学科。哲学在不同领域有不同的主题，与教育密切相关的哲学主题有论理学、美学和伦理学。论理学的对象是真，伦理学的对象是善，美学的对象是美。真善美关涉个体人格的完成、知情意的陶冶和谋社会福祉。因此，范寿康的《教育哲学大纲》在论述了教育与哲学的关系后，选取了哲学中的论理学、伦理学和美学，阐述了教育论理学、教育美学和教育伦理学。具体章节为：导言、教育哲学、教育论理学、教育美学、教育伦理学、结论。吴俊升同样认为，教育哲学是应用哲学的一种，即把哲学的基本原则应用到教育的理论和实施方面。他的《教育哲学大纲》第一编为绪论，讨论哲学与教育的关系，确立教育哲学的性质与研究意义，共三章：哲学的对象及其性质、哲学与教育的关系、教育哲学的意义及其研究法；第二编为教育哲学的根本问题，以哲学中的主题为纲，以各哲学流派对这些问题的解答为目，进而述评对教育的影响及其教育主张。包括四章，分别为：心灵论与教育（导论、心灵实体说、心理状态说、唯物主义的心灵论、实验主义的心灵论、结论）、知识论与教育（导论、理性主义、经验主义、试验主义、社会学派的知识论、结论）、道德哲学与教育（导论、快乐主义、康德的道德学说、杜威的道德学说、结论）、社会哲学与教育（导论、个人主义、社会主义、结论）。虽然作者说是客观介绍各流派的主张及其教育观点，但作者在批判时，秉持的是实用主义哲学思想。范寿康与吴俊升的教育哲学相比，不仅吴俊升的教育哲学体系更完整、内容更丰富些，更主要的是吴俊升的教育哲学真正体现了哲学的教育运用。范寿康的“教育论理学、教育美学、教育伦理学”，直接论述的是三大主题的教育主张，虽然提出了哲学的三大主题，但对它们本身论述较少。吴俊升的教育哲学，就心灵论、知识论、道德哲学、社会哲学每一主题中各派哲学的解答做了充分的论述，最后间及对教育的影响。相对于范寿康的教育哲学而言，吴俊升的教育哲学的哲学味道更浓。但这种更浓的哲学味道，未必是好事，对此，吴俊升也意识到，“本书是从普通哲学的派别的叙述，归结到教育的应用的。这种办法当然免不了一个缺点，即是偏重了哲学的系统而忽视了教育本身的体系”。自序但吴氏的《教育哲学》之所以还采用先讲哲学后讲教育这种做法，在他看来，如若不从浅显处把教育的哲学基础说清楚，然后再回到教育本身，恐怕教学的结果就只讲过“教育”根本没接触过“哲学”，而成为教育学的重复品。（二）“各派之教育哲学”体系各派教育哲学是叙述各哲学流派对相关主题的阐述及其教育应用，并对其进行比较评析。吴俊升在阐述教育哲学的研究程序时提到过应用这种程序研究的两本著作，一部是腊斯克（Rusk）的《教育的哲学基础》，这部书阐述了哲学上的三大流派，即自然主义派、理想主义派和实用主义派，分别阐述三派对于教育的影响，并加以比较和批判。另一部是德国人贺夫的《教育哲学》。这部书分三卷，第一卷是自然主义、社会主义、国家主义的哲学与教育学；第二卷是个人主义、唯智主义、唯意主义和一元主义的哲学与教育学；第三卷是专述天主教的教育学。遗憾的是，这两部书国内都没有翻译。教育哲学的流派，这一时期我国学者自编的有王慕宁的《现代西洋各派教育哲学思潮概论》（华风书店，1932），全书共五章，分别为：现代教育哲学思潮、新康德派之教育思潮、实利主义派之教育思潮、文化教育学派之思潮、现象学派之教育思潮。第一章“现代教育哲学思潮”为概述，概括现代教育哲学思潮的分类、概况、特色、与实际教育的关系。其余四章是重点，分别介绍了新康德主义、实利主义、文化教育学、现象学等在教育之原理、儿童观、教育意义、教育目的、教材和教育方法等方面的主张，并对每个学派进行评析和批评。对西方教育哲学流派的介绍，不仅出现在教育哲学中，也出现在西方教育史中。蒋经三的《西洋教育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34）将编年史和思想史结合，全书分古代编、中世编、近世编、现代编，介绍了不同时期的教育思潮20余种。就现代教育思潮而言，包括人格主义的教育思潮、精神科学派的教育思潮、现象学派的教育思潮、价值哲学派的教育思潮、艺术的教育思潮、社会的教育思潮、个人主义的教育思潮、劳作主义的教育思潮、实用主义的教育思潮、实验教育学思潮、唯物史观的教育思潮。蒋经三的《西洋教育思想史》不仅西方教育思潮介绍得非常全，而且现代教育思潮的介绍得非常新，如现象学教育学，还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教育思潮。姜琦的《现代西洋教育史》（商务印书馆，1935）介绍了自然的教育、新个人的教育、作业的教育、文化的教育等教育思潮。作者之所以在西洋教育史中介绍西方教育哲学流派，是因为在他看来，教育哲学和教育史有密切的关系。一方面我们研究教育哲学的时候，不得不从教育史上去考察各个时代教育哲学的缘起、变迁，并预测其新趋势；另一方面，在研究教育史的时候，也不得不从教育哲学尤其是从现代教育哲学的观点去批评各个时代教育学者的教育学说，以估量它的价值。所以，作者自己说，他在《现代西洋教育史》里面所发表的意见，多少是属于“教育哲学”的范围。虽然这个时期教育哲学中关于各国教育哲学的流派著作不多，但蒋经三的《西洋教育思想史》和姜琦的《现代西洋教育史》可以弥补这方面的缺陷。（三）“教育之哲学”体系教育之哲学，是对教育问题的哲学思考，把教育问题上升到哲学高度，进行哲学的思维和提升。因此，教育之哲学论述的是教育的根本问题，属于教育的形而上。相比其他学科而言，教育哲学是基础学科。这一时期，属于“教育之哲学”的著作有：萧恩承著的《教育哲学》（商务印书馆，1925）、姜琦编著的《教育哲学》（上海群众图书公司，1933）、范绮著的《教育哲学》（商务印馆，1933）、林砺儒著的《教育哲学》（开明书店，1946）。萧恩承著的《教育哲学》分上下编。上编共十一章：教育哲学的意义、行为的基础、人类建设的性质、个人与社会、社会教育、平民主义与教育、国家与教育、教育的宗旨、教学法、课程问题、道德教育；下编共四章：造就人的哲学、遗传与教育、环境与教育、意志与教育。姜琦编著的《教育哲学》共八章，分别是：绪论、教育哲学本质论、教育哲学研究方法论、教育本质论、教育目的论、教育方法论、教育价值论、结论。范绮著的《教育哲学》分三编，第一编为教育哲学绪论，共三章：教育哲学之意义、教育与各科学之关系、教育与环境之关系；第二编为教育学说之批判，共三章：被教育者本性之研究、教育之理论的研究、教育之现实的研究；第三编为教育哲学本论，共三章：教育之目的论、教育之价值论、教育之方法论。林砺儒著的《教育哲学》共六讲，分别是：总论、教育之本质、教育目的、教育底效能、教育方法、现代教育学演进之鸟瞰。就“教育之哲学”而言，除了讨论哲学与教育的关系外，主要的问题集中在教育本质论、教育目的论、教育价值论、教育方法论。当然，这些内容如果不能上升到哲学高度，缺少哲学分析，就容易造成与教育原理重复、雷同。为了与教育原理相区别，有的学者选择了在教育问题下面论述各个哲学流派的主张，如范绮的《教育哲学》，他在“被教育者的本性之研究”一章中分述了自动主义之活动说、自由主义之性善说、文化主义之心性观、格之创造性与教育；在“教育之目的论”一章分述了个人主义目的与社会主义目的、人文主义目的与实科主义目的、国民教育目的与国际教育目的。也有的是采用一种哲学流派，如姜琦的《教育哲学》以三民主义为依据，将三民主义运用在教育本质论、教育目的论、教育价值论和教育方法论的分析上，试图建立中国教育的哲学基础。（四）混合的体系严格来说，混合已经很难说上是体系了，它只是把前面三种体系中的两个混杂在一起编排。如瞿世英著的《教育哲学ABC》（世界书局，1929），共分三章：哲学与教育、教育之分析、人格唯心论与教育。其中，“哲学与教育”是绪论，“教育之分析”属于“教育之哲学”，“人格唯心论与教育”属于“哲学之教育应用”。陆人骥著的《教育哲学》（商务印书馆，1931），上编为绪论，共四章：教育哲学的意义、教育哲学在教育学科中的地位、教育哲学的问题、教育哲学的功用；中编为本论，共五章：教育的性质、教育的目的、教育的价值、教育上两个重要名辞的审察、教育上几种重要学说的批判；下编仅一章为：现代教育哲学的派别。除绪论外，中编的本论属于“教育之哲学”，下编的“现代教育哲学的派别”属于“各派之教育哲学”。在混合体系中，张栗原的《教育哲学》（三联书店，1949）比较典型。它分为前后两编，前编共六章，分别是引论、教育学的诸问题、哲学的诸体系、唯物论的教育哲学、观念论的教育哲学、唯用论的教育哲学；后编原本是写七章，分别是导言、教育本质论、教育目的论、教育价值论、教育方法论、当代教育哲学的主潮、当前中国的教育哲学问题。但在张栗原先生去世前只完成了教育本质论、教育目的论、教育价值论三章。前编属于“哲学的教育应用”，后编的主体是“教育的哲学”。但从作者对教育哲学的认识看，他认为，教育哲学之于教育科学，正如哲学之于科学一样，是居于领导地位的。教育哲学的任务在于研究教育理论上一般原理或原则，为各个教育研究部门提供理论依据。他对教育哲学的认识，偏重于“教育之哲学”。五、教育哲学发展的特点1919—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三十年是我国教育哲学发展的第一个时期，这个时期出现了中国教育哲学的第一个高峰，完成了教育哲学学科初建的任务，为新中国教育哲学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一）完成了中国教育哲学学科的初建我国虽然有悠长的教育思想史（可以称为前学科），但作为学科的教育哲学源于1919年杜威的来华演讲。1919—1949年，30年的教育哲学大致可以分为引进、初创、繁荣、低迷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919—1922年为引进阶段。这个阶段主要是伴随着杜威在华的讲学，根据杜威的演讲，金海观等整理了《杜威教育哲学》（商务印书馆，1921）、常道直编译了杜威的《平民主义与教育》（商务印书馆，1922），所引进和研究的多是杜威的教育哲学思想。第二阶段，1923—1926年为教育哲学的初创阶段。教育哲学作为一个学科在中国初创，其标志是1923年范寿康的《教育哲学》出版。尽管这本教育哲学还带有纳托普《哲学与教育学》的痕迹，但它毕竟是中国人自己编著的第一本教育哲学。第三阶段，1927—1937年为教育哲学的繁荣阶段。这一时期外部社会环境稳定，学术环境宽松，教育哲学又在发展之中，内外的良好条件，出现了教育哲学难得的“黄金十年”。这一时期出版的译作也超越了杜威一人，翻译了鲁斯克（R.R，Rusk）的《哲学与教育》（华严书局，1929）、芬赖（R.L.Finney）的《教育社会哲学》（中华书局，1933）、亚丹士（J.Admas）的《教育哲学史》（中华书局，1934）。国人自编的教育哲学不仅数量多，而且出现了吴俊升《教育哲学大纲》之力作。吴俊升的《教育哲学大纲》先将哲学问题加以讨论，然后讨论教育哲学。北大蒋梦麟校长在序中称赞该书“思想的清晰，文字的畅达，传述的忠实，实为近年来出版界不可多得之书”。新中国教育哲学的奠基人黄济先生评价该书体系完整、内容丰富，是居所有“教育哲学”专著之冠。第四阶段，1937—1949年为教育哲学的低迷阶段。主要原因是抗日战争爆发，抗日救亡压倒一切。这一阶段的几本教育哲学多是在1945年抗战胜利之后出版的，内容偏向于三民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更接近于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和需要。1919—1949年，三十年来，我国教育哲学从引进、初建到繁荣，教育哲学建立了起来，而且出现了吴俊升《教育哲学大纲》之扛鼎之作，出现了教育哲学的“黄金十年”，形成了教育哲学发展的第一个高潮，为我国教育哲学的发展开了好头，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二）与西方教育哲学几乎同步发展与接轨1894年，美国人学者布莱克特（Anna CallenderBrackett）把德国人罗森克兰茨的《教育学体系》（1948年）译为“教育哲学”，很多人把这本书作为教育哲学学科的开端。对此，范寿康的《教育哲学大纲》（1923）指出，美国的教育哲学实在等于德国的教育学，多数美国学问家都把哲学当作理论的体系。姜琦的《教育哲学》（1933）也认为，罗森克兰茨的“Die Pädagogikals System”，只可译作‘系统的教育学’或‘教育学的体系’，并非就是今日我们所谓“教育哲学 （The Philosophy of Education）。1904年，霍恩的《教育哲学》出版，这本教育哲学只有一章论述教育的哲学基础的，且重点不在哲学上。因此，这本书无论分量，还是性质，都是倾向于科学，不是哲学。1912年出版的麦克文纳尔的《教育哲学要程》，其中一章是教育哲学，这本书把教育哲学与教育科学所处理的材料都视为教育事实，可见这本书的模糊。1916年，杜威的《民主主义与教育》出版，虽然这本书的副标题是《教育哲学导论》，但这本书里只有“教育哲学”一章，范寿康因此评价说：“这册书的系统及内容都没有要求称为教育哲学的价值”。可见，“美国号称教育哲学之书多矣，而内容有名无实，类不足观”。当时在范寿康看来，“在今日的世界，无论何处，还没有真正的教育哲学，这也不单限于美国呢”。这种认识，促成了范寿康的《教育哲学大纲》诞生。杜威的《民主主义与教育》是西方公认的教育哲学著作（不同于教育哲学的教科书，杜威的教育哲学是思想的教育哲学），1916年出版，杜威1919年来华演讲，其内容很快在中国所传播，为中国学者所接受。所以，在时间上，没有太大的世界差，可以说与西方教育哲学同步。同步的不仅仅是时间，还有思想。现代西洋各派的教育哲学被介绍到中国，包括了新康德主义、实利主义、文化教育学、现象学派教育学等。国人自己编著的教育哲学，也出现了新康德主义（范寿康）、实用主义（吴俊升）、三民主义（姜琦）、马克思主义（李浩吾、张栗原、林砺儒）、天主教教育哲学（张怀）等不同思想倾向的教育哲学，使教育哲学思想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繁荣。这一时期，中国的教育哲学之所以能够与西方同步，还在于建设中国教育哲学的这批学者。他们多数人有两个背景比较明显：一是哲学的学科背景，他们是哲学学者从事教育哲学研究；二是国外留学的背景比较明显，这些学术背景使得这批教育哲学家可以直接与西方学者直接顺畅对话，建设教育哲学。（三）从引进、借鉴到中国教育哲学：中国教育哲学建设在路上中国的教育哲学直接引自美国。首先是杜威的教育哲学，尤其是其《平民主义与教育》（也译《民主主义与教育》），然后是豪恩的《教育哲学》、波特的《教育哲学大意》，再从美国教育哲学家扩展到德国、英国等教育哲学家的著作。国人自己编写的教育哲学，从结构安排到思想倾向都有着西方教育哲学的印记，是国人借鉴西方学者的思想建构不同思想流派的教育哲学，比较突出的是新康德主义和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也有学者对这个时期的教育哲学中提到的思想家进行了统计，发现西方思想家出现的次数远远多于中国思想家，范寿康的《教育哲学大纲》、吴俊升的《教育哲学大纲》采用的都是西方的思想体系，没有提到任何一个中国思想家。有的教育哲学提到中国学者，但多是同时代的、同辈学者，古代思想家只提到孟子、荀子、朱熹、王阳明、董仲舒、颜元等，孔子没有出现一次。由此可见，国人编写的教育哲学，还难称得上是中国教育哲学。从教育哲学所反映的流派也可以看得出，新康德主义、实用主义占主导地位，不过发展到后期，杨贤江的《新教育大纲》出现之后，马克思主义教育哲学和三民主义教育哲学逐渐成主导，这也反映了教育哲学开始接触中国社会的实际。在当时来说，引进和移植西方的教育哲学思想到中国，就是进步之举。尽管国人的教育哲学中体现的是欧美的教育哲学思想，但他们都没有简单的照搬，而是体现着中国化的努力。围绕着教育哲学的中国化，20世纪30年代发生在吴俊升、姜琦、张君劢之间的那场争论，都不否定教育哲学的中国化，而是寻找一条教育哲学中国化之路。吴俊升批评当时的中国教育过于讲求“方法”和“制度”，缺少其背后的“理想或目标”，因此，呼吁中国需要教育哲学。中国需要哪一种教育哲学？姜琦提供的答案是三民主义，“三民主义教育就是中国教育哲学，两者是一而二，二而一的”。自序他的《教育哲学》反映着三民主义的教育思想。杨贤江、林砺儒、张栗原提供的答案是马克思主义，他们各自编著了马克思主义教育哲学。三民主义教育哲学反映民国时期的社会需要，马克思主义教育哲学反映着建设新中国的需要，为新中国马克思主义教育哲学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本文原载于《当代教育与文化》2020年第1期（声明：文章来源：当代教育与文化，作者：冯建军。“德旺论坛”微信公众号刊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及时与我们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或依法处理）●●//1｜2｜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