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453年，刚刚成立几十年的罗马共和国派出使团，像日本遣唐使长安朝圣一般，远赴雅典学习“民主制度”。然而考察过后，他们发现，那些所谓拥有“民主权力”雅典公民，根本就是一个建立在家族身份和财产资格上的特权阶层。
罗马乃至西方世界的政治文明，因此而转向了雅典的死地：斯巴达。
斯巴达虽然号称“寡头政治”，却是一个平民、贵族、国王“三位一体”，互相制衡的融合体制。
平民组成公民大会，理论上是最高权力机关；
30名贵族组成的元老院，可以针对国家大事向公民大会提交议案，元老不得世袭，有死亡者则由公民大会补选；
两名地位并列的国王是国家元首，职位可以世袭，但行政需要有五位执政官的配合，重大决定也必须征求元老院的意见。
人与人之间不可能绝对平等，无论何种竞争条件，社会最终都会形成两大群体——小部分精英和广泛的平民大众——这两个群体并非完全对立，但利益诉求却不可能趋同。
斯巴达的这种政治体制，一度曾被西方人认为是最有效、最合适的政治制度，就因为它是最有可能使得精英（元老贵族、国王）和平民实现“共和”的体制。
时至今日，英国有上议院、下议院，美国有参议院、众议院，其实就是从元老院和公民大会的“两院制”演化而来的。
上议院或称参议院、长老院，由精英阶层组成，有的国家甚至包含王室后裔和宗教主教；下议院或称众议院、人民院，是选民按照区域划分，根据人口比例选举产生的，代表平民的呼声，在有的国家，得独享财税提案权。
但斯巴达对东方文明的影响，你也许想不到。
众所周知，空想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源头之一，而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又是空想社会主义的源流之一。莫尔出身牛津大学古典学专业，思想深受古希腊的影响，《乌托邦》被西方评论家称为是柏拉图《理想国》的续篇。
至于柏拉图，则正是以斯巴达为模型，创作出了他的《理想国》，他认为一个尽善的国家，就应当像斯巴达那样，没有私有财产，没有贫富之分。
事实上，斯巴达每隔5—7年就要重新登记人口，据此来重新分配土地；
用廉价而沉重的铁来铸币，以抑制商业流通，消除贫富差距；
要求国民向公共食堂缴纳食物，并强制性要求在公共食堂就餐；
青年未育的男性公民，必须过军事化集体生活……
斯巴达的“理想国”，似乎在部分领域，已经接近古代东方圣贤所勾画的“天下大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