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向恐怖之路》（十一）两个布尔什维克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和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叶若夫都是在1917年革命前入党的，因此他们属于“老布尔什维克”这个特殊的集团。布哈林是属于列宁类型的人：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会说会写好几种语言。和列宁一样，布哈林也是一位理论家，他在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基础上发表了大量令人印象深刻的著作。尽管他在斯大林的监狱里苦等审判期间，他写下了大量哲学和经济学著作以及一部小说。[1]他的理论作品是布尔什维克政治的基石。它们被领导层广泛地阅读和讨论，并在1920年代形成了新经济政策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叶若夫属于斯大林类型的务实布尔什维克组织者和管理者。叶若夫的职业是工厂工人，他连小学都没念完。（布哈林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在内战期间和整个1920年代，当布哈林在编辑报纸时，叶若夫正在各省的党委中任职，并一步步晋升至省级的党务机关。布哈林和列宁一样，是个聪明人。而叶若夫和斯大林一样，是一个组织者和委员（committeeman）。在1920年代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左翼反对派”的斗争中，两人都站在斯大林一边。布哈林坐在政治局的高位上，用他的才智（以及受控的媒体）对斯大林的敌人施加压力，而在各省，许多叶若夫组织和清洗了党委当时斯大林在1929年转向左翼发起集体化和工业化运动时，他们分道扬镳。布哈林抗议并捍卫新经济政策的混合渐进主义方法。叶若夫支持斯大林，并被派去审查激进的新农业人民委员部的人事，然后被派往工业部门，最后被派往党内人事部门。叶若夫因此帮忙将布哈林的支持者从关键职位上清除了下去。这两个人互相认识。布哈林在1936年对叶若夫被任命为内务人民委员感到如释重负。布哈林指责雅戈达对反对派展开了各种陷害，并告诉自己的妻子叶若夫是一个“诚实的人”，“不会伪造事实”。[2]就叶若夫而言，当布哈林被怀疑“组织恐怖活动”时，他起初对布哈林采取了温和的态度。叶若夫在1936年写信给斯大林说，布哈林分子没有托洛茨基分子那么有罪。他认为后者应该被枪毙，但他建议对前者从轻处罚。[3]两人有很多共同之处。作为老布尔什维克，两人都绝对相信党的专政。两人都认为存在必须被“无情粉碎”的危险敌人。两人都相信民主集中制的纪律，正如托洛茨基所说，反对党是不可能正确的。两人都相信，党说的就是真相。两人都以各自的方式准备为党和革命而死。最终，两人都得到了这么做的机会。下面是二人各自最后一次向斯大林发出的呼吁书。这些文本是如此的重要和有趣，特别是并列在一起时，所以我们引用了相当长的内容。这两份文件充满讽刺。在叶若夫1936年出任内务人民委员时，布哈林很高兴，相信他是个诚实的人。但不久，叶若夫就在1936年12月和1937年2月的中央全会上成为了布哈林的主要折磨者。虽然两人成为了死敌，但他们都赞美斯大林并援引他的名字，尽管两人都肯定知道斯大林才是他们垮台的罪魁祸首。正如他们的陈述所示，对布哈林和叶若夫来说，让斯大林知道他们的清白和忠诚是极其重要的。这两篇文本的风格大不相同。布哈林的信虽然杂乱无章，却充满了理论、历史和文学方面的援引。叶若夫的陈述反映出了他不同的背景，显得直接而愤怒。但这两篇文本都表明，二人对斯大林的态度有相似的心理扭曲。当然，在某种程度上，二人都知道是斯大林下的逮捕令，并将决定他的命运。但与此同时，二人都在文本中保持了事态发展过程及其始作俑者之间的一种分离。对布哈林来说，他的“案子”是非个人的“运动”（moving），就好像是由某种机器或程序推动的。对叶若夫来说，错误在于NKVD内部隐藏的敌人，是他们陷害了他。两人都没有简洁或含蓄地指责斯大林。这究竟是单纯的礼节，还是为了赢得斯大林的赦免而故意弄虚作假、阿谀奉承的开脱？或者他们真的在某种程度上认为这个过程和斯大林是两回事吗？布哈林在1937年3月被开除出党后立即被捕。他在6月开始承认对他的指控，到1937年12月，他将参与第三次公审的情况得到证实。就是在那个时候，他亲自给斯大林写了下面这份文件：（译注：此处直接搬用了中马库对该信全文的翻译，原文地址：《布哈林给斯大林的信》）叶若夫在1938年底垮台，1939年初被捕。经过长时间的审讯，他被指控为波兰和英国的间谍，他到1939年年中才招供。不知道他是否像布哈林那样亲自给斯大林写过信。下面这份文件是他在1940年2月接受秘密审判时最后陈述的一部分。叶若夫和布哈林都捍卫了自己的个人名誉。正如他在审判中所做的那样，布哈林明确表示，尽管他准备承认对他的全部指控，但他在详情上是无辜的，他一直是一个忠诚的布尔什维克。叶若夫在声明中采取了更为强硬的态度，他否认了自己向NKVD审讯人员所作的供词，并最终坚称自己完全无辜，对事业始终忠诚。两份文本间的显著差异展示了布尔什维克对党和恐怖的两种态度。叶若夫没有承认与指控相关的任何事情。然而，布哈林在陈述中承认的情况比他在1937年2月中央全会上承认的要多一些。在1937年2月全会上，他否认自己在1930年以后对他前追随者的活动有任何了解，无论是阴谋还是其他什么东西。然而，在这封信中，他承认自己早在1932年就知道他们在密谋着什么，但出于同情或相信他可以改造他们，于是便没有将此事告诉斯大林：“事后艾亨瓦尔德在街上匆匆告诉我（“伙伴们聚集在一起，做了个报告”）， 或诸如此类的话，由于怜悯“伙伴们”，我当时隐瞒了此事。”知道他人的地下活动却不上报，这正是布哈林被指控的行为。很难看出这种承认除了破坏他可能还有的可信度之外还能起到什么作用。因此，斯大林可能会有理由怀疑布哈林何时才会说出与他人关系和对他人活动了解程度的全部真相。叶若夫和布哈林都知道，他们几乎肯定会被枪决。然而，他们都以过去没有大罪且将来可能有用为由为自己的生命辩护。二人都认为，或者想要认为，斯大林可能会放过他。尤其是布哈林表现出了惊人的天真，他建议斯大林把他流放到美国，但警告说他必须先和他的妻子商量一下。为了挽救自己的生命，布哈林和叶若夫采取了不同的话语策略。二人都暗示自己的死可能在政治上是必要的，但他们都试图以不同的方式给斯大林一个放过自己的理由。二人都向斯大林提供了一种可能的公共叙事和现实建构，以解释为何挽救自己的生命。因此，这些文件可以被视作对话，尽管对话者斯大林保持着沉默。布哈林的信是一名局内人和老同志写给另一名局内人和老同志的信。通过猜测斯大林“宏大大胆”的清洗想法，布哈林作为一名高层同僚，作为自1917年前就提出并实施宏大大胆想法的最高集团之一员，与斯大林展开了交谈。布哈林向斯大林保证，他会在审判中认罪，并参与必要的谢罪/替罪羊仪式，但通过将这种展演与真实情况区分开来，布哈林的文本明确认定，这场打击敌人的运动是被构建出来的，并不反映政治现实。通过间接提到斯大林已故的妻子，引用斯大林和布哈林之间的长期私人关系，以及提到自己的身体疾病，布哈林也试图唤起个人亲密关系和政治上的忠诚。本质上，布哈林是在对斯大林说，“你和我已经是很长时间的局内人了，我想让你知道，我理解象征性的仪式，我愿意配合以显示我的忠诚。但是我们做了这么久的朋友；你就不能在我痛苦的时候帮帮我，同时给我找点用处吗？”由于斯大林曾经多次在最后一刻拯救了布哈林，布哈林一定认为他现在也有合理的机会拯救自己叶若夫则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尽管他意识到自己可能会死亡，但他可能也在寻求一种挽救自己生命的策略。尽管他的文本严格来说是给法庭的声明，但它很明显是写给斯大林的。由于叶若夫与斯大林的关系不同——他是斯大林的下属非曾经的同辈和朋友——因此地位更加复杂的叶若夫不能运用布哈林的那种话语策略；他与斯大林的私人关系不像布哈林那样长久，且布哈林是列宁老近卫军的成员。因为叶若夫确实相信到处都是间谍，所以他不能像布哈林那样对追捕敌人的发明和政治建构“心照不宣”。他也不能遵循在法庭看来显而易见的策略：以“是斯大林叫我这么做的”为由辩称自己是无辜的，这不仅是自杀，也是对斯大林和党的不忠。与布哈林不同的是，叶若夫认为，如果他在审判中承认自己犯有间谍罪，那么这不仅会帮到敌人，而且会使斯大林失去拯救他的理由。因此，叶若夫的文本遵循了唯一可能挽救自己的修辞策略：他没有像布哈林那样，对或真或假的记述性话语和有用的展演加以任何区分。事实上，施行的就是真实的。他对斯大林说：“不像其他人，我认为敌人无处不在这一基本前提是正确的。看到了吗？他们甚至诽谤我。没必要因为过火行为把我当作替罪羊。可以说，所发生的事情并不是假的，也没有什么过分之处；我[我们]做了必要的事情，这是可以辩解的。我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以任何方式提及你在这件事上的角色，作为一个正确政策的忠实执行者，我仍然可以对你有所帮助。”布哈林和叶若夫以不同方式受到了斯大林主义文本和话语的影响。叶若夫是一名相对单纯的党员，他确实认为恐怖的受害者是有罪的敌人。他吹嘘自己消灭了多少敌人，并说他的错误在于没有消灭更多的敌人。他毫不怀疑地接受了他所有的助手都被证明是间谍的事实。在他看来，这个国家到处都是数百万叛徒和特务的想法并不奇怪或荒谬。他始终相信这件事。在审判中，叶若夫拒绝接受提供给他的剧本。相反，他说出了他所理解的“真相”。当他表示担心承认自己是波兰间谍会给敌人带来好处时，他并不是在撒谎或者故作矜持。在叶若夫非黑即白的思维中，外面的敌人真的是波兰地主、英国领主和日本武士。对于不了解外部世界的叶若夫们来说，这些不是简称或者夸张的描述，而是真正的敌人：主流的公共叙事是真实的。对他来说，话语仅仅是对现实的描述。但对于布哈林，由于他在最高层的位置上坐了很长时间，他了解布尔什维克对于“真相”的功利主义态度，所以他能够理解对罪犯、潜在罪犯和仅仅是可疑者展开“全面清洗”的“宏大大胆的政治思想”。真相、罪行和清白以对事业有益的方式被党定义。布哈林准备为这一事业献出生命，他告诉斯大林：“如果我能绝对肯定你也正是这样想的，我的心情就会平静得多。”对布哈林来说，官方的公共叙事和伴随的仪式都只是工具而已。对他来说，话语是一种为大众创造现实的技巧，他明白自己的死将成为推动党内团结的符号行为。但对叶若夫来说，党的话语就是客观现实。二人谁才是更正宗的斯大林主义者？某种程度上，布哈林才是。他明白这是对他的要求；他也曾要求其他布尔什维克做出类似的牺牲。他相信，作为“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重任”的一部分，党需要他的仪式化忏悔，他理解自己的党员职责，并在个人范围内做到了这一点。就像阿瑟·库斯勒在小说《正午的黑暗》中描写的主人公鲁巴索夫一样，布哈林陷入了一种布尔什维克的思维陷阱。他所受的教育和西方的逻辑告诉他，他是无辜的，他不应该死。但他在布尔什维克环境中的整个政治生涯告诉他事实并非如此，并迫使他上演他曾亲自参与创造的政治程序：对党来说，一切都是正当的。至于鲁巴索夫，布哈林悲剧的一部分在于，他把一生献给了革命，而现在革命正在毁灭他。然而，叶若夫的声明也在另一个层面上反映了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它不妥协的语气、个人情感的缺乏，以及对粉碎所有敌人的真诚信念，都比布哈林强烈的个人恳求更能说明布尔什维克传统的钢铁意志。没有理由认为叶若夫能够对布哈林的困境有所理解。在前者看来，事情要简单得多，政治效用或认识论相对主义与此事无关。他的处境就像在战场上一样清晰。敌人又多又危险；他的内战经历、社会背景和党内领导地位告诉了他这一点。必须消灭反革命分子。他只是碰巧不是他们中的一员而已。叶若夫虽然恶毒且可能有精神失衡，但他死得很简单，甚至死得很诚实。可以肯定的是，他把自己的结局看作是一名殉道者之死，他相信自己所做的是正确的，他是被自己试图消灭的无所不在的邪恶敌人拖垮的。布哈林也明白对自己的处决是一名殉道者的命运。但他的死是一名被自我怀疑所折磨的知识分子的死，他的死是一种防御性政治话语、符号和仪式网络的结果，这个网络是被自觉构建起来以保持某种观念（和群体）的权力，即使这意味着这个群体的成员将一个接一个地自愿死亡。由于受到党内精英纪律的制约，布哈林们所构建的现实最终促成了他们的死亡。布哈林死于一个他所参与创造的复杂现实。叶若夫则死于他所相信的一个简单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