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朝时期的南京 把"海上丝路"推向第一个发展高潮
东吴和海内外诸多海港城市建立了联系，让“南海线”与“东海线”在南京 牵手六朝时期，南京作为东吴都城建业和东晋、南朝都城建康之所在，海上丝路从南海一线北延到东海一线，且“东海航线”与原先的“南海航线”恰好在南京相汇合。
中国南方地区拥有广阔的海洋及众多的湖泊、江河，先民们早在七八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就已经发明舟船、橹桨，并且能够在海上航行，无论是造船工艺还是驾船技术以及对海上航行路线的认识，都形成了深厚的经验累积。
后来，孙权派卫温、诸葛直等远航夷洲和澶洲，这是大陆政府首次派军队去台湾及琉球一带;
孙权还派使节乘船跨海去辽东公孙渊处通使，后来公孙渊背信弃义，杀害东吴来使，迫使东吴使臣逃亡到高句丽都城，由此南京与当时东北亚地区的高句丽政权也从海上建立了往来关系;
近年来，人们还发现，与在南京出土的大量东吴人面纹瓦当类似的物品，也出现于宁波、福州等沿海城市，甚至出现在越南境内的古交趾郡治遗址、越南中部的岘港 古城 等地，这表明当时东吴政权已经和海内外多个海港城市建立了连通关系，东吴都城的官员以及衙署营建技术与礼仪制度等沿着海洋交通线而展布，古老的海上丝绸之路也因此从过去南海区域的合浦、广州一带，进而延伸到东海乃至南京一线。
通过海上丝路，周围各国“像接受阳光似的吸取从南朝放射出来的卓越文化”
六朝时期的南京是东亚的文化中心，大量文化要素都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与海东列国、东南亚、南亚及西亚国家发生交流，具体内容包括瓷业、建筑、佛教、艺术、文字、礼仪制度等等。
六朝时期中国瓷器海路外传问题，过去中国学者很少注意。
近些年，在韩国发现的百济武宁王墓、首尔风纳土城、梦村古城等遗址，以及在越南发现的一些遗址中，都有这一时期青瓷或黑瓷器物的发现。
此外，越南中部的荼荞遗址出土的人面纹瓦当，与南京东吴都城遗址出土的人面纹瓦当几乎一样;韩国风纳土城遗址出土的百济“汉城期”兽面纹瓦当，也与南京出土的东晋兽面纹瓦当高度相似;中国南方系的莲花纹瓦当，即“单瓣莲花纹式瓦当”，在中国东晋、南朝、韩国百济和新罗及日本飞鸟时代都城遗址中都有发现。
从现有资料观察，日本早期佛教寺庙所用莲花纹瓦当，也与中国南朝及韩国百济时期寺庙所用莲花纹瓦当风格基本一致，这反映了中、韩、日三国早期佛教寺庙建筑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
又如《续高僧传》记载，南朝时有新罗僧人释圆光在南朝都城建康修习佛学，隋开皇年间，释圆光离开中国回到他的祖国，“往还累纪，老幼相欣，新罗王金氏面申虔敬，仰若圣人”，为新罗佛教事业做出重要业绩。
所以，在南京六朝贵族墓中，会不时出土来自外国的各类稀见物品，如东晋及南朝时代来自地中海区域的罗马玻璃器、产自南亚或东南亚的金刚石指环、鹦鹉螺杯等。
当时六朝都城的战略要地“石头城”及城下傍江的“石头津”，正是接送海上来使与商旅的重要港口所在。
南京是最早见证“海丝”与“陆丝”交汇的中华古都
公元399年，高僧法显从长安出发去天竺(今印度)，他穿越艰险的“陆上丝路”河西段、新疆段、葱岭段等地，在今尼泊尔、巴基斯坦、印度等国境内学习梵书梵语，考察佛教圣迹，求取佛典经书，于412年从狮子国(今斯里兰卡)乘商舶从“海上丝路”返回祖国，最终到达当时的东晋首都建康。
通过“陆上丝绸之路”来往于西域与南京之间的六朝高僧还有宝云、僧伽跋摩、摩密罗、帛尸梨密多罗、僧伽提婆、畺良耶舍、康僧渊、昙无谶、昙翼、僧伽难陀、法献等。
这些高僧来到南京从事佛经翻译、讲经等活动，也留下了诸多的文献遗产或活动遗迹。
六朝时期，南京还见证了通过国家间力量推动“海上丝绸之路”以及“陆上丝绸之路”而进行的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跨国文化交流和使节互通活动，这在梁元帝萧绎所绘《职贡图》上有生动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