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业化的原始积累
工业化的原始积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资本积累，二是劳动力积累。
而中国进行原始积累的方式，就是‘国家资本主义’。
这也是一种资本主义经济，新中国也是没有资本家的资本社会，因为国家资本主义不是为了资本家的利润而存在的，而是为了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工业化的原始积累而创造的，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详细的描写了这一特殊的资本主义经济。
资本积累：
新中国成立之初，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是使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能够生存下去，新中国的经济能够‘站起来’。因此国家的首要目标就是完成工业化。也只有完成工业化，才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尽快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关系国家和政权生死存亡的头等大事，也是全体中国人的百年梦想，是毛主席口中的‘大仁政’。
虽然梁漱溟曾被毛主席批评为‘妇人之仁’、‘小仁政’，但是他们只是针对‘如何建设新中国’的问题上有不同的见解而已，但本质问题还是相同的，他们都希望中国能够重回世界之巅，毕竟中国曾经领先世界数千年，因为西方国家的鲸吞蚕食，中国才从世界之巅跌落下来。如今，中国已经告别了四分五裂的局面，重新获得了统一，已经具备了重回世界之巅的基本条件。
最初，按照新民主主义革命路线，在新中国成立后，农村发展富农经济、中农经济，城市发展私营经济，两大部类能够自由交换，经过几十年的时间，就可以积累较多的资本，产业也逐渐丰富、强大起来，中国就可以实现产业资本的扩张，打入国际市场。与此同时，进行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提升产业的附加值，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每个居民的收入。
当时的中国也和印度一样，接受苏联的建议，优先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因为两国都是以农业人口占据人口的大多数，必须首先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缓慢的积累资本。这也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优先完成工业资本的原始积累，实现城乡统筹发展，这是最和平的发展方式。这样，中国不会走欧美国家的工业化的原始资本积累的老路，依靠军事殖民的掠夺，在美洲、大洋洲掠夺土地、矿产资源，在非洲掠夺了近1亿劳动力，以非常野蛮的方式，取得工业资本的原始积累，欧洲殖民者的幸福是建立在全世界的痛苦之上的。西方工业化，并不是道德纯粹的。
中国不能走这条路，也没有那么多的殖民地等待中国去殖民，所以中国领导人在最初，就是采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路线来发展。
可是，1950年6月，朝鲜战争的爆发打乱了新中国的发展路线。
面对联合国军的重装备武器，难道要靠小米加步枪的解放军去硬抗吗？
当然不可能，那么就需要苏联的重装备武器支持。为了就近支援朝鲜战争，苏联将军重装备的生产线转移到中国东北（就像电影《长津湖》中使用的喀秋莎火箭炮），并且派飞机保护志愿军的运输线。
在1950年抗美援朝刚开始的时候，毛主席就让斯大林援助步枪子弹5800万发，自动枪子弹8000万发，轻机枪子弹3700万发，重机枪子弹2000万发。
1951年第一季度，志愿军所需弹药就高达1.41亿吨。
1953年，志愿军每日需要消耗的弹药比1952年翻了一番，达到每日168吨弹药，原先需要人去冲锋夺取的据点或者阵地，在这时都会直接用炮火填平；在上甘岭战役中，每消灭一个联合国军士兵，就要耗费176公斤弹药。因为大部分子弹都是在防守，进行火力压制，而不是消灭敌人。
经此一战，让世界各国看到了，这个刚诞生不久的新中国具有不可估量的战争潜力。在鸦片战争中英国军队可以击败清朝军队，而此时的志愿军就可以成建制的消灭英国军队。
‘我们要和平，不要战争，但不能听任美国侵入朝鲜边界而置之不理。’
抗美援朝的胜利，板门店停战协议的签订，也是近500年来，海权大国第一次与陆权大国签订停战协议。
而在朝鲜战争结束之后，苏联援助中国的重装备生产线，要还是不要，成为中央决策者遇到的重大难题。
如果不要，那么中国还是按照民族资本主义的路线发展；
如果要的话，那么中国就要改变发展路线。
最终，中央决策者决定，还是要留下这些军重装备生产线。因为重工业和基础工业，如钢铁、煤炭、石油、电力、铁路、公路、航空、通信、军工、化工、重型机械等产业，这些产业都是奠定国家经济力量的基础，在它们的基础上可以建立其他工业。
就像当时印度总统尼赫鲁说道：
‘只有发展重工业才算工业化’
‘如果要搞工业化，最重要的就是要有制造机器的重工业’
重工业是资本密集型产业，中国就必须要获得大量资金。在战略盟友苏联的支持下，中国获得了50亿美元的外资援助，但这些资金远远不够。
那么就需要中央政府自己来想办法，唯一的办法就是尽可能多的获取农业剩余、企业剩余，政府将其集中起来，作为工业发展资金。采用‘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式，依靠国家对资本、劳动力的全面控制，全力推进工业化的发展，因此国家开始大规模提取农业剩余、企业剩余。
大量提取农业剩余：
在1927年土改之前，中国农民的地租率在50%以上，有些地方甚至高达70%—80%，在地租之外还要向政府交税，农民的生活苦不堪言，中国工业化也无法在农业中获取剩余。
在1950颁布的《土地改革法》，在第一章《总则》中就写到：土地改革的根本目的就是‘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
刘少奇也在《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中特别强调：土地改革的基本目的，不只是为了救济穷苦农民，而是为了使农村生产力从地主阶级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束缚下获得解放，以便发展农业生产。
在1952年底，新中国土改基本完成，3亿无地和少地农民无偿分到了7亿亩土地和大量牲畜、农具等农业生产资料；由于没有了地主，农民也就免除了以往需要每年需要交给地主的近3000万吨粮食地租，农民的负担减轻，也可以自主安排种植工作。
相比于1949年，在1952年土改基本完成后的农业产量增加是非常明显的。
|1949年||1952年||增长率|
|粮食产量||11218万吨||16392万吨||46.1%|
|棉花产量||44.4万吨||130.4万吨||193.6%|
按照1952年不变价格计算，全国农业总产值增长32.6%，年均增长率为10.6%。
农业劳动与土地收益直接挂钩，农民有了更大的劳动积极性，连续三年农民收入增速高于城市。农民将在城市中获得的收入去购买城市中的商品，消费市场也就建立起来。农民用于自己使用和购买国货的收入相当于1950年中央财政决算的79%，农民的强大购买力，也帮助因为外国经济封锁而萧条的民族工商业走出泥潭。（在此之前，地主总是用地租购买相对精良的进口货，而不是国货。）
可是农民的手中虽然有钱了，政府只是在其中收税，这些财税不足以支撑工业体系的建设和运转，尤其是资本密集型的军重工业。因此政府要想在农民手中拿得更多，提取更多的农业剩余，那就必须要建立合作社，让农民都加入进来，国家与合作社进行交易，这也就解决了政府与5亿个体小农的交易成本过高的问题。
面对5亿农民，如果要分别与他们进行交易，交易成本太高，而依靠交易得来的收入，反而不如花费的多，这种交易也是不能够维持的。因此，就必须要缩减交易成本，也就是缩减交易对象的数量，那么就必须要提高农民的组织化，将他们组织起来，如果与相应的组织进行交易，交易成本也就大量降低。因此，人民公社的建立是必然的，并且要求所有农民都加入，没有退出权。
而农民对劳动收入也没有了分配权，分配权收归政府。
70%的粮食被国家拿走了，用于偿还对苏联的外债。因为苏联并不缺少工业产品，反而缺少粮食和矿产（尤其是钨矿）。剩下30%的粮食，是按照人口来分配的，也就是凭票供应，保证每个家庭的基本生存。
这些措施尽管合理，但还是不够的，因为苏联援助的156工程，多为军重工业，如何保证其投入——产出问题，也是一大难题。
就像我们平时花钱一样，如果赚钱足够多，那就不太担心花钱的问题。而军重工业的投入，都是由政府来投入，那么如何获取收益呢？有两种方法。
第一种，卖军火。在1956年，长春飞机制造厂就可以制造飞机，并向美国出售了200多架飞机，因为中国出产的飞机质量较好，价格较为便宜。
第二种，战争。通过战争，来掠夺别国的资源、资金，也就可以补充军重工业的大资金投入。
第二种显然是不可以的，因为在中国这片大地上，动乱已经延续了100多年，迫切需要重建家园，中国人民已经不允许大规模战争的开打。
而第一种，如果仅仅依靠卖军火，也不一定有那么多的国家购买军火，在世界范围内，也没有大规模战争带来的消耗，并没有大量购买军火的需求。
那么， 要想补偿军重工业的大量资金投入，只好在农业中获得收入，必须要依靠大型机械向农业的投入。虽然农民依靠驴子、骡子也可以完成土地耕种，但是种地所获得的资金，也全部流入到农民的手中，并不集中到政府手中，不能够用于国家对工业的投资。
另外，还提高工业产品的价格，降低农产品价格，也就形成了所谓的‘剪刀差’，更多的资金流入工业，致使工业收入越来越大，拥有巨大的利润可以作为下期投入。
在20多年的时间里，城市和工业通过剪刀差的方式提取了8000亿元的农业剩余。而到改革开放之初，国有工业固定资产总量为9600亿元，占比达到80%。
大量提取企业剩余：
提取企业剩余的方式，就是政府全面控制企业，剥夺国有企业厂长、经理的自主权，将企业的所有收入都集中到政府手中，用于对工业的投资。
如果将企业的经营自主权交给企业主，那么企业主就会将所得收入投入到轻工业或者投机领域，因为这些领域的投资成本低，且收入回报快，他们不会自觉的进入投资巨大、收入回报慢的重工业领域。同时，私有企业也是腐败、寄生和反革命的根源。
人们对当时国有企业的管理，也编了一个顺口溜：人财物，产供销。
人：企业不能决定雇佣什么样的人以及雇佣的数量
财：企业对收益没有支配权，所有收益上缴财政，再由财政进行拨款
物：企业不能自主决定企业的资产和投资决策
产：企业不能自主决定生产哪种产品
供：企业不能决定各种投入要素供给的来源
销：企业不能决定卖给谁
借助政府对企业的全面掌控，政府才可以大量占有企业剩余，用于对军重工业体系的投入。
依靠大量的获取农业剩余、企业剩余，中国用最和平的方式积累资金，同时也是全球范围内工业资本积累速度最快的国家，只用了28年的时间，便积累了两三万亿人民币的国家资本，包括工农业固定资产和房地产，为改革开放之后的产业资本扩张留下了宝贵的物质财富。
我们以最短的时间跨越了原始积累阶段，形成了国家独立所必需的工业经济基础。
劳动力积累：
劳动力积累方式，也不可模仿欧美国家，因为这些国家的劳动力积累，也是非常粗暴、野蛮的。
在哥伦布之后，因为瘟疫的蔓延与欧洲殖民者的肆意屠杀，欧洲殖民者将美洲、大洋洲的大量原住民大量消灭，美洲的印第安人占据总人口的比例不到2%，混血人口占据三成，欧洲移民后裔占据六成左右，而这些欧洲移民后裔掌握着绝对的经济主权、政治主权。
在原住民被大量消灭的情况下，被欧洲殖民者占据的美洲大陆无法安排生产活动，也就不能产生财富。那么，欧洲的殖民者就在非洲转运奴隶，在300余年的时间里，总共有1亿非洲青壮年劳动力被转运到美洲，其中有大约2000万奴隶在转运过程中，因为反抗或者疾病而死亡，因此马克思说‘欧洲人的利益是以非洲人和美洲土著说不尽的苦难为代价而得到的’。
而美洲金银矿产的发展，更是让欧洲殖民者大量掠夺非洲劳动力，黄金、白银用于对中国、印度以及阿拉伯世界的贸易支付。并且欧洲殖民者也努力发展航运业、军重工业，用于海外殖民掠夺资源与大量非洲奴隶。
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先后支配着奴隶三角贸易，其中英国的伊丽莎白女王，曾经奖励一位奴隶贸易者——约翰 霍金斯，特意为他准备了一艘名为‘耶稣号’的船，让他去俘获更多的非洲奴隶。女王还将他封为爵士，霍金斯还将其盾形纹章图案选为一个被链条束缚的非洲人。
而英国的兰开夏郡的经济发展，也必须首先取决于进行奴隶贸易的利物浦港的发展。
改进蒸汽机的瓦特，也曾经对直接资助于他的奴隶主表示了感激，因为正是这些奴隶主，将他改进的蒸汽机，从纸上的图案变成了现实。依靠瓦特改进的蒸汽机，用于奴隶贸易的轮船也变得更快了。
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之中，纺织业的发展是最为迅猛的，其中作为原材料的棉花，80%来自于美国南部的土地，而这些棉花也全部是由奴隶来种植的。
参与奴隶贸易的不只是奴隶主，还有基督教会，他们充分参与了奴隶制的维护，并且在宗教学与生物学上都将种族主义合理化。白人资本主义盛行，从而作为压迫黑人的动机，但这只是没有科学依据的概括与假设，以此保证自身收益的最大化。
不只是有黑人奴隶，华人、印度人也被运到世界各地的殖民生产地，比如毛里求斯，奴隶们被运到这里生产蔗糖。可是更大量的奴隶被运到西印度群岛，奴隶们在这里种植棉花、烟草、咖啡豆、木材、棕榈、可可等经济作物，可是他们连最基本的人身安全都得不到保障。自身只是在维持奴隶的身份，而他们的辛勤劳动却为殖民者带来丰厚的收益。仅仅在1801年，英国出口的净收入就可以养活英格兰和威尔士约一半的非农业劳动力。
野蛮、血腥的奴隶贸易极大的促进了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直到1801年，当欧洲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感觉到奴隶贸易不再对其进一步发展有帮助时，英国率先取消了奴隶制，其次是法国。
在几个世纪的国际贸易中，种族歧视、暴力和野蛮与资本主义制度的海外扩张相伴而生。
如果没有非洲的奴隶，美洲就不会成为欧洲殖民者不断制造财富的发动机。
欧洲殖民国家也不只是在海外掠夺奴隶，在国内也大量雇佣童工，因为国内的劳动力数量实在是太少，不能够满足生产需要，因此只能扩大劳动者的数量，让女性和儿童也加入进来。
在以棉纺织业为主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儿童、妇女和成年男性一样，也在非常恶劣的工厂里工作，一起上班、下班（他们是没有人身自由的），拿着极低的工资，他们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大部分都被国家拿走了，用于资本的原始积累。
如果没有这些奴隶贸易，那么英国就会被迫将用于工业生产的劳动力投入到农业生产中。
而当中国进行劳动力积累之时，不可能对外掠夺劳动力，只能依靠国内劳动力。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人口就已经接近5亿。而这些农村劳动力，不能够全部被农业以及农村中的各种副业所吸纳，因此在农村出现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
在苏联援助的156工程中，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来修建厂房、挖土方，因此大量的剩余农村劳动力就能够轻易的被动员到城市中，去做基本建设工作，在上世纪50年代，大约有8000万农村劳动力被动员到城市。
当时的城市人口也只有7725万，也就是说，国家通过有效动员，又搬来了一个城市人口，那么就需要大量征调粮食，来让这些劳动力吃饱饭。也只有让他们吃饱饭，他们才不想着去农村挨饿，而是干劲十足的去搞建设。
同时，那些不能够创造实际物质财富的职业，也都被相应取缔，比如教师，因为教师在课堂教学，只是在传授过去的经验和知识，但是却不能够帮助国家完成资本积累，对处于这一阶段的国家是没有贡献的，因此很多老师被批为‘臭老九’，让他们去农村进行劳动，去创造看得见、摸得着的财富。
加之，为了尽可能多的获得农业剩余，必须要修建大量的水利设施，用于灌溉土地，从而增加农业产出。而每个人民公社所拥有的劳动力数量是巨大的，国家动员劳动力去修建水利工程，并且不用支付现金工资，而是记工分，这样就大大节约了国家财政开支，能够以极低成本动员劳动力，这些劳动力所做出的贡献也是不可磨灭的。
农村机电的灌溉面积由1952年的1.6%，增加到1978年的55.4%；
1952年，中国只有98个农村小型水电站，农村用电仅为0.5亿度；1978年，发展到82387个，农村用电量飙升至253.1亿度
1958年，中国的机器耕作面积占比为3.3%，只有351万公顷；1978年增加到41%，达到4067万公顷；
由于灌溉面积、发电量、机械化耕作量的迅速增加，农业剩余量不断增加，资本积累率逐年增加，由‘一五时期’（1953——1957年）的24.2%，增加到‘四五时期’（1971——1975年）的33.3%。
正是借助灌溉设施的增加，农业剩余才能够快速增加，周总理在1966年才能说到‘中国是一个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的国家’，也就是说，中国已经还清了苏联的外债，所有的农业剩余都可用于国内。
可是在六十年代，中国的周边并不太平，在1962年与印度就爆发了冲突。并且，美国与苏联也先后对中国进行核讹诈，要想缓解紧张的地缘冲突，中国必须拥有核武器（爹有娘有不如自己有），因此中国也就开始了核武器研制计划，并且在1964年10月16日于罗布泊成功实爆了第一颗原子弹。
就像电影《横空出世》中，在原子弹研制计划中，试验场地的建设、原材物料以及粮食的采购与运输，都依靠解放军士兵的辛勤劳动才能够获得。在三年困难时期，对罗布泊的物质援助的难度更是达到极点，但是他们还是咬牙完成了。也正是他们的坚持，才带来了原子弹研发的顺利完成。
但是仅仅有原子弹是不够的。虽然原子弹的威力巨大，但仅仅是定向投放武器，不适用于远程打击，不能够用来主动攻击敌人。并且，原子弹的价值过高，不能大量使用。
要想掌握战争的主动权，必须研发导弹，必须全面掌握近程、中程与远程导弹技术。
虽然我们不用它们来攻击别国，但是‘手中没有剑和有剑不用，不是一回事’。
在‘两弹一星’的研制工作中，无数解放军战士在荒漠，隐姓埋名，即使是对家人，也不能讲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去哪里。
这些‘大漠勇士’创造了太多的奇迹，他们虽然不是名牌大学毕业的科学家，但他们是信仰坚定，愿意为国家建设付出终身的的理想主义者。
人人奉献、天下为公，这是一个‘英雄的时代’。
那些无私奉献的战士，是‘民族的脊梁’、‘中国的骄傲’。
同时，为了防止在东南沿海建设的工业体系不被随时到来的战争所摧毁，国家便开始了大三线建设计划，就是将东南沿海的工业体系转移到内陆。
要使大批建设人员从生活比较优裕的沿海大城市，远去人烟稀少、交通不便、生活艰苦、施工困难、物资匮乏的“不毛之地”去建设、工作与生活，现在看来谈何容易。但在当年，大批英雄的建设者们，满怀爱国热情，积极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闻风而动，迅速奔赴艰苦的大三线地区，展开了气势磅礴的大三线建设。
经过十几年艰苦奋斗，到70年代大体建成了一整套比较完整的三线工业体系。仅以四川的情况来看，在十几年之间，建起了以攀枝花钢铁厂为代表的300多个大中型企业，它们已成为四川工业的主干，全国38个重要工业部门，四川样样俱全。随着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兵器工业基地，以攀枝花为中心的钢铁基地，以川南盐化工和天然气化工生产基地，以及成都、德阳、绵阳、广元为中心的电子、重型机械、发电设备制造工业基地的建设，便为四川以后整个的工业布局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至今也还在继续发挥其工业建设和工农业生产的骨干作用。
这些，都是以中国庞大且能够被政府广泛动员的劳动力为基础的，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劳动力积累过程，而且是以和平的方式进行的。
如果劳动力的数量只能够维持一代，那是不可以的。而根据人口学家的计算，平均每对夫妻要生育2.2人，才能够保证人口数量不变，出生率与死亡率才能相等。
可是，要保证劳动力再生产的稳定，就必须要保证家庭、婚姻关系的稳定。因此，那时的婚姻都是依靠组织来介绍。就像1989年小品，也是宋丹丹老师的成名作《懒汉相亲》中，就可以看出来，单身不是自由的，保证每个到达适婚年龄的人都要结婚，这是村主任的任务，这样才能保证较高的生育率。离婚也是有严格规定的，这样才能保证，每个孩子生下来是有人抚养的。
在农村孩子出生的时候，不用去医院生产，直接请村里的接生员，也就是‘赤脚医生’。
赤脚医生是半农半医的乡村医生，多为初、高中毕业，也有小学毕业的人，其中有一些是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也有的来自医学世家。 他们掌握一些卫生知识，可以治疗常见病，能为产妇接生，主要任务是降低婴儿死亡率和根除传染病。
在20世纪70年代，联合国卫生署提出，中国农村的赤脚医生制度与合作医疗是全世界农村卫生工作的样板。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农村消灭了大规模的传染病和流行病，尤其是鼠疫、霍乱（这是目前仅有的两个甲类传染病，因为其发病快、死亡率高，一天之内就可使人死亡）、天花（这是消灭人类数量最多的传染病），对小儿麻痹症的防治以及防疫计划的成功实施，使得儿童的死亡率达到世界最低。由此使得中国的人均寿命，从1949年的30多岁增加到将近70岁，这为1978年之后的中国积累了大量的、健康的人力资本。
此时，劳动力积累的任务完成，中国也就不再需要如此庞大的劳动力数量，这不利于以后的发展。中国的水资源、矿产资源、土地资源都是极其有限的，如果不对人口加以限制，势必导致中国的经济发展停止，甚至是社会混乱，也就谈不上产业资本的扩张，中国制造走向世界更是难上加难。
所以，计划生育的实施也是势所必然的，虽然直到1989年才完成人口刹车（生育率达到2.2，正好可以保证人口数量不变），而到了90年代，人口生育率开始逐渐下降，致使中国在1999年就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但这是中国的战略决策，是不能用对错来做评判的。
因为这是那个时代，不得不做的事情。
正是借助国家资本主义与无数中国人的辛勤劳动，中国才能够以最快的时间完成资本、劳动力的双重原始积累，顺利进入产业资本扩张阶段。
正如毛主席说过的那样——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