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三一重工董事长梁稳根宣布将公司职能总部迁离长沙。“三一”的这一重大决定引发了舆论有关企业间不正当竞争的大讨论，而此前的“360大战”也同样给人们带来了这方面的猜测。对于具体案例，由于媒体报道的角度不同，会产生不同的结论，这里很难具体分析，但法律原则问题是有共性的。
不正当竞争行为以及违法的垄断行为，作为侵权行为，其一般性和特殊性问题，有必要加以讨论。这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涉及法律适用方面的问题。将什么行为归为一般侵权行为，将什么行为归为特殊侵权行为，理论上有几种说法：第一种，以“归责原则”作为标准进行划分。一般侵权行为以“过错”来归责，特殊侵权不以“过错”来归责，如无过错责任（危险责任）等。如果按照这种标准进行划分，无论是垄断行为造成损害，还是不正当竞争行为造成损害，假如说构成侵权的话，都应该属于一般侵权行为，因为要求行为人有过错。垄断行为和不正当竞争行为一般说是故意的，或者说是有重大过失的。第二种，以法律规范存在于不同的法律文件作为标准进行划分。规定在民法典（侵权责任法）中的侵权类型，为一般侵权行为；规定在特别法中的侵权类型，为特殊侵权行为。因此，规定在证券法、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里的侵权行为，就是特别法上的侵权行为，也可以称为特殊侵权行为。
垄断出现于资本主义比较晚的时候，早期侵权法保护的范围比较小，保护的主要是绝对权，比如生命、身体、健康、自由和所有权，并不保护企业正当竞争经营的权益。企业营业过程中广泛的权益，说不上是财产所有权，在早期的法律里并不受保护。但是法律是不断发展进步的，尽管企业的营业和正当竞争权益不是一个具有绝对性质的财产权利，但还是逐渐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护。德国在1905年左右就有了所谓的保护“营业权”的判例规定，这是在民法上的发展，后来又有了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反垄断法，保护企业的经营利益和竞争利益。
企业的这些经营利益、营业利益，与所有权不一样。我们说生命、自由和所有权与生俱来，法律规定对其予以保护，不过是对绝对权利的确认。这样的绝对权利的内容、边缘等都是清楚的。比如一个杯子，值多少钱是清楚的，打碎了要赔偿多少钱也是清楚的。但是一个企业有多大的竞争自由、享有多少营业权益，这是由法律规定的，而不是企业与生俱来的。所以，各个国家对企业的竞争自由和营业权益保护的范围就不尽一致。某一行为，在这个地方可能被认为是自由竞争的行为，在那个地方则可能被认为是不正当竞争行为。所以不能用传统上保护绝对权利的侵权法来确定这个保护范围，需要用特别法来界定哪些行为是不正当竞争行为，哪些行为是有害的垄断行为，然后再规定赔偿的范围与计算标准等。这和侵害生命权、健康权、所有权等绝对权利不一样。侵害所有权，不需要规定赔偿多少，这个杯子的市场价格是5块钱，赔偿就是5块钱。但是不正当竞争、垄断的案件，可能要求侵权人赔营业额的10%以下或者1%以上等，这取决于一个国家的经济政策或法律政策。所以，不正当竞争行为、垄断行为从归责原则上看，没有什么特殊性，但是从法律规范存在的法律文件以及权益保护和赔偿的范围、数额上看，又有特殊性。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侵权责任法第五条明确规定，其他法律对侵权责任作出规定的，优先适用特别法的规定。因此，反垄断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有关侵权责任的规定应当优先适用。侵权责任法作为一般法，可以起到补充适用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