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逝世后，布哈林是继承和发展新经济政策的代表人物，但对于发展社会主义农业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布哈林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之间发生了冲突。
布哈林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经济政策上的论争，客观上配合了斯大林政治斗争的需要。在这场关于经济政策论争的初期，斯大林静观双方争执，一直不表态。斯大林充分而巧妙地利用布哈林的经济才干和理论权威地位，在驳斥和批判反对派的斗争中占得先机。斯大林一方面赞同布哈林的主张有现实操作性，是非常时期的“权宜之计”；另一方面，又要布哈林承认“发财致富”的口号是错误的。
布尔什维克1925~1927年间的经济政策，基本上是布哈林的思路。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等人对布哈林进行勐烈抨击，而斯大林营垒则称布哈林为“我党最优秀的理论家”、“我党最优秀的干部”、敢于“说出自己思想”，是“我们大家全体爱戴和支持”的人。
后来，当托季联盟被彻底摧毁后，布哈林这个昔日功臣、斯大林的座上客沦为了阶下囚。
斯大林大权在握后便试图改变新经济政策，开始雄心勃勃地执行“大规模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这样，布哈林的经济政策又不可避免地与斯大林“对落后的俄国工农业生产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尝试”发生严重对立。
1927年秋冬，苏联发生粮食收购危机。斯大林认为危机的原因是富农囤积粮食和商人投机倒把，主张采取反对富农的强制措施，包括没收余粮。斯大林还强调要在1932年秋冬之前，在所有的粮食生产地区完成集体化。
这就使“农业集体化运动”达到了“狂热的顶点”。由于要求太高太急，不少地区出现了强迫命令的现象。为了达到集体化的百分比要求，一些地区大刮浮夸风，以行政命令代替说服教育，有的地方竟采取“剥夺财产”、“褫夺选举权”等手段，强迫农民加入集体农庄。一些地方领导人出于“邀功请赏”心理，公然违反中央关于“集体农庄运动，只是把基本生产资料公有的农业劳动组合”的指示，蛮横地跳过劳动组合而径直组织农业公社，把住房、自用奶牛、小牲畜及家禽等也实行了公有化。于是，有些农民就用屠宰牲口的办法进行反抗。据披露：1929年头几个月，在全国3400万匹马中，有1800万匹被宰；1400万头牛被宰，67%的羊被宰
当布哈林在下面看到一片触目惊心的饥馑景象时，感到如果不站出来说话就“有昧于一个布尔什维克的良心”。在1928年11月的政治局会议上，布哈林和斯大林发生了激烈争吵。在强制农民加入集体化农庄遭到布哈林反对时，斯大林说：“在旧制度下，农民进行单干，用古老陈旧的方法和旧式农具工作，为地主和资本家、为富农和投机分子工作，自己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而使别人发财致富。”这就把经济政策论争上升到了阶级立场和阶级感情的高度，也表明二人政治、经济上的冲突已达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布哈林骂斯大林是“渺小的东方暴君”，并且退出会场。随后，布哈林与李可夫、托姆斯基一起提交了事先写好的辞职声明。据说，斯大林接到这些辞职声明时，脸色苍白，双手哆嗦。
斯大林的经济政策在现实中遭遇了挫折，1932年秋，苏联国内广大地区普遍遭受了严重的饥荒。面对难以收拾的局面，他在会上被迫作出让步。
斯大林一向善于把经济论争上纲为政治斗争。在1928年4月召开的联共（布）中央和中央监委联席会上，斯大林不点名地批评“有人想在农村实行一种既使富人喜欢又使穷人喜欢的政策，这种人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傻瓜”。
布哈林已经走到了斯大林容忍极限的边缘，但他“不撞南墙不回头”。
在随后一系列政治局会议和中央全会上，布哈林又指责斯大林的政策是恢复“军事共产主义”，是对农民实行“军事封建剥削”；打击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后果，必然导致农业生产的衰退。
斯大林被布哈林逼到了无以转圜的死角，他开始了勐烈反击。在1929年4月召开的中央和中央监委的全会上，斯大林作了长篇发言，全面而广泛地批评了“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集团”，第一次在全党面前公开了持续一年之久的党的最高领导层内部的分歧。全会还作出决议：坚决谴责布哈林等人的经济观点，并撤销布哈林在共产国际和《真理报》的职务，但仍保留政治局委员的职务。这就相当于给布哈林亮出了“黄牌警告”，或者说是下了“最后通牒”。
但布哈林仍“执迷不悟”，“决心带着他的花岗岩头脑去见上帝”。在1929年11月12日召开的中央全会上，布哈林与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发表声明，宣称坚持自己的观点。最后，全会作出决议：撤销右倾分子的领导者布哈林政治局委员的职务。
面对斯大林的严厉反击，布哈林却在政治上犯了一个极其幼稚的错误。他秘密约见加米涅夫，并非常激动地指责：“斯大林的路线总的来说是对革命的灾难。这条路线将会给我们带来毁灭……他是个没有原则的阴谋家，把一切都服从于维护他自己的权力……”布哈林没想到加米涅夫把这次谈话作了记录，是他自己为经济论争涂抹上政治派别的色彩，这就给斯大林提供了打击布哈林的把柄。
布哈林最终被斯大林处以极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