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帝国晚期对西南鼠疫的对策和启示
大清帝国晚期对西南鼠疫的对策和启示
戏曲红歌
历代中华帝国包括文明程度已经落后于西方的大清帝国，在抗疫救灾中都曾有不俗的表现，特别是帝国皇朝初期、中期，皇权核心稳固，政令、军令严明，百姓同心，共抗大疫，取得过变大疫为中灾的良好效果。
可是，正如西汉末年、东汉末年、三国魏晋南北朝等中华文明分裂期类似，中华大清帝国晚期抗击疫灾的过程中，也出现过无能为力、放任灾祸肆虐等恶政，这是不能不深刻反思的。
一、中华大清帝国晚期西南鼠疫的危害
1855年，中华大清帝国云南省发生了鼠疫灾害（有说是经西亚、南亚传入），这场疫灾被称为“第三次鼠疫大流行”。这种鼠疫叫腺鼠疫，主要通过跳蚤叮咬地鼠和牲畜及人类而传播。疫情不仅很快扩散到云南全境，还陆续波及到我国贵州、广西、广东、香港、澳门、福建、台湾、上海乃至天津等地区。1894年，鼠疫在香港爆发，并随着海运、陆运，鼠疫扩散到中南半岛、印度、西亚、非洲、欧洲、美洲等世界多地。
这场瘟疫不仅传染范围广，而且流行时间长，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1959年，人民政府才宣布疫情结束。
这场疫灾，造成病亡人口数量巨大，据说死亡总数达两千多万，中国西南和印度都是重灾区，共死亡数百万。
二、清政府应对西南鼠疫的主要对策
江河日下的大清帝国，对云南和西南鼠疫灾害，采取了消极对待的策略，没有有效控制疫情的加重与扩散。
晚清帝室和地方政府采取的应对腺鼠疫的策略，主要有：
第一，继续剿灭云南回民暴乱，在全国大力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力保东南和全国继续纳入满清帝室统治，维护东南、西南政治安定和社会秩序稳定。
文明统一有利于抗击疫灾，但是，重政治统一、轻社会民生和救灾，也造成了政治的被动。
第二，对云南等疫区实行救济和税负减免，减轻地方政府和人民的经济负担。
第三，要求地方官府督促医士、乡绅、会馆等民间组织，会同百姓，开展防疫自救。
第四，设立部分诊所，收治疫病患者；推广中医防疫药方、药剂；运用心理迷信疗法，组织民众祷告苍天，求神拜佛；烟熏火燎，清扫沐浴，隔离病患等等。
清政府应对西南鼠疫的措施，有些是传统的、有效的经济和组织手段及医疗方法，有些是落后的、无可奈何的迷信做法。总的看来，防控效果很差，疫情没有得到控制，反而愈演愈烈。
三、晚清帝国西南鼠疫肆虐的主要原因
中华大清帝国晚期政局动荡，西南地区社会文明发展进程的相对滞后，是造成西南地区鼠疫爆发的主要原因。
中华大清帝国曾经是农耕社会最为发达、政局最稳固的大一统文明之一。清中期以前，历代皇帝励精图治，勇于开疆拓土，创造了政通人和，经济发达，人口繁盛的鼎盛局面。大清帝国虽然认识不到西方工业文明、民主自由法治体制和科技文化已经全面超越了中华文明，但是，依靠文明的惯性力量，仍然取得了抗击外敌内乱、战胜疫灾等重大胜利。
清中期以后，清帝国内部，阶级矛盾日趋激化；外部，资本主义冲击持续不断。中英鸦片战争失败后，大清帝国被迫给大英帝国割地赔款，开放口岸，东南海防一下子紧张起来。爆发于广西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席卷大半个中国，且天朝定都南京，与北京清政府分庭抗礼十几年，东南富庶之地，几乎沦丧，清政府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甚至不惜依重新兴的汉族军事力量和借助洋人力量，才扑灭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运动。同时，又奋力镇压了和太平天国起义遥相呼应的陕、甘、宁、青、新西北回族暴乱，在汉人蒙受重大牺牲、被异族屠杀上千万人的严峻情况下，重新稳定了西北大陆局势。
经过内外交困和一系列折腾，清帝国政治统治日益腐朽、衰弱，在勉强镇压了云南回民暴乱后，清政府对云南及西南的统治力更加大不如前了。这是清政府不能很好地应对西南鼠疫的主要原因。
另外，历朝历代在西南地区曾不得不长期实行“天下两制”，例如封王制、附庸国制（包括越南、泰国、缅甸、尼泊尔、不丹等）、土司制等。两制天下当地社会组织结构松散，土司、土匪、土皇帝称王称霸，社会生产力发展缓慢。
当地民族众多，语言风俗各异，疫病流行不断，内地军政要员对西南边疆地区的治理很难精准到位。
雍正皇帝对该地区强制实行“改土归流”后，大大推动了当地文明与中原文明的融合。然而，地主阶级继续革命的行动，必然触动半封建、半奴隶主土司阶层的根本利益，有些顽固不化的旧土司等豪强和少数民族头领，或明或暗与官府作对，继续掌控百姓，实行半奴隶制及刀耕火种、人畜混杂等落后生产、生活方式。云贵总督、云南提督、西南各州县官员在当地的治理，往往只能抓大放小，难以实现政治、经济、文化习俗、教育等治理的全面优化。老百姓在官府和土司贵族之间摇摆不定。当鼠疫发生后，云南及西南各地官府的行政能力，很难胜任全民抗疫的救灾需要。这也是西南疫灾没有及时扑灭、造成全球扩散和重大损失的直接原因。
可见，中华天下多制，既是迫不得已的明智妥协，也是消极保守的懒政惰性，往往后患无穷。从中华大清帝国晚期应对西南鼠疫的策略还后果看，中华文明的大一统政局是保障国民健康安全的首要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