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人类学的本质
艺术人类学就是这样一种实证的科学。
就最本质的意义而言，凡是通过对人的本质的研究来探讨艺术本质的美学，都可以广义地称之为艺术人类学。
正如我们前面所讲到的，由于各种世界观的背后，都实际上有一个人类学的影子，因此历史上许多美学理论，也都或多或少地广义地具有艺术人类学的性质作为新艺术科学的前导，这是一门亟待建立的新学科。
从学科的归属看，它既属于文化人类学，又属于美学和艺术学。
确切地说，艺术人类学是运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和成果来研究艺术的本质和规律，尤其是着重研究艺术的发生机制和原始形态的科学。
艺术人类学以艺术的发生机制和原始形态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这一规定性，是由人类学的性质决定的。
如前所述，人类学本来就是人类原始状态这一重大科学发现的产物，而马克思主义的人类学，则不但基于前一个发现，而且还基于唯物史观这一世界史观的重大发现。
如果说，前一发现(还要包括达尔文关于物种起源和人类由来的发现)从自然科学和历史事实方面向我们现实地证明了艺术和人自身一样，决不可能是神的特创或绝对理念的外化等先验唯心主义的产物;那么，后一发现则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角度向我们逻辑地证明了，“意识形态本身只不过是人类史的一个方面”。
因此，不研究人类的历史，就无法真正揭示艺术的秘密;而要研究人类历史，就不能不涉及人类和人类文化的起源，也就不能不大量地借助于人类学关于史前原始文化和现代原始文化的材料与文献。
也就是说，在艺术人类学看来，人类学、人种学和考古学所发现的艺术的原始形态，较之旧美学研究的对象一一现代文明社会的艺术，也许更能揭示艺术的奥秘。
因为作为艺术胚胎的化石和活化石，它们不但凝聚着远古人类精神活动的信息，而且隐藏着艺术生命的核糖核酸和遗传密码。
因此，有必要将人种学对现代原始艺术的考察和考古学对史前原始艺术的发现结合起来，通过大量的考古研究和实证研究，设法勾勒和描述出艺术在其发生时期的原始形态，然后通过这些现象描述，进而努力探寻和推测人类在其诞生之际，之所以要创造出艺术这种精神生活形式和精神生产产品的原始动机、心理状态和文化背景，从而最终地揭示出艺术的本质，即实现艺术本质的人类学还原。
实现艺术本质的人类学还原，是艺术人类学最根本的任务。
所谓艺术本质的人类学还原，即是说，要通过对艺术原始形态的描述和对艺术发生机制的考察，揭示出艺术之最原初因而有可能是最内在和最本质的规定性，而这种规定性又恰恰是在进入文明时代以后被遗忘了的，或者是被某些现象所掩盖了的，甚至也许是被形形色色似是而非的理论、学说、常识和成见所曲了的，因此应该进行”还原”。
例如，人们曾一度因为看到艺术中确实存在着摹仿现象，便误以为艺术的本质就是摹仿，而幕仿则是人的一种天性。
其实不但艺术的本质不能归结为摹仿，而且仿本身也不是目的，它有着极其深刻的原始背景，因此艺术与摹仿的关系，只能在对原始劳动、巫术和宗教活动的考察中才能找到正确的答案。
对其他艺术问题如迷狂、灵感等等，也如此。
其实，几乎所有的艺术和艺术学问题，都差不多必须进行还原。
然面旧美学和旧文艺学缺少的正是这种辩证的思维方式。
由于它们总是孤立、静止和片面地看待艺术，就势必只能看到艺术在某一层面(如审美形式)或某一时期(如古典时代)的某一特征(如和谐)，并误以为那就是艺术的本质。
例如，他们看到艺术中有再现因素，就说艺术的本质是摹仿:看到艺术中有表现因素，又说艺术的本质是表现。
其结果不是捉襟见肘，就是自相矛盾。
但如果诉诸人类学的还原，以一种究本穷源的实证精神弄清它们的来龙去脉，那么，问题也许会变得明朗起来。
由于艺术人类学以艺术本质的人类学还原为根本任务，所以它差不多也就是艺术发生学(正如格罗塞的书名所标示的)。
但艺术发生学的任务是逻辑地揭示艺术的发生机制和历史地描述艺术的生成过程，因此它也可以有各种方法。
比如可以从对人的本质的哲学界定入手，思地推演出艺术发生的逻辑必然，从而建立“艺术发生哲学”;也可以从人类意识尤其是审美意识和艺术心理的发生入手，感性地描述人类开始艺术活动时的心理动机和心理状态，从而建立起“艺术发生心理学”。
这两种方法无疑都是我们必须借鉴的。
事实上，人类学也包括对人类原始心理的研究在内，而离开了逻辑的分析，人种学和考古学的材料也就会失去它们科学上的意义。
如有人就认为“田野调查是文化人类学了解人类行为的基本方法”，人类学家必须是“田野工作者”。
尽管这一点实际上连许多大师都未能做到，但实证精神却是一以贯之的。
总之，我们认为，唯物史观的理论基础和实事求是的实证精神，将是我们完成艺术本质的人类学还原这一任务的保证与前提。
前提一经确定，接着要进行的，就是大量艰苦而具体的研究工作。
但是，应当从哪里开始呢
也就是说，到哪里去寻找艺术人类学的逻辑起点和历史起点呢
不可否认，这对于我们来说的确是一个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