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社会以德化民的“化”与明刑弼教的“教”，二者相通互补。这在世界司法制度史上是少有的——
历代政治家、思想家不仅从历史的镜鉴中总结了重民、富民对于国家强盛的重要性，更重视教民，特别是在民衣食足之后强调富而教之。孔子在回答冉有“既富矣，又何加焉”的提问时，明确回答说：“教之。”在孔子看来，在解决民众衣食温饱之后迫切需要的是进行教化，使之明礼义、重廉耻、远罪恶、近善良、敦乡里、爱国家，能够自觉地进行内省，约束自己的行为，使之符合礼义廉耻的圣训和法律的规范，从而有利于夯实国家富强的社会基础。反之，富而不教，就会为富不仁、巧取豪夺、讹诈取财，足以败坏风俗、紊乱社会秩序，无助于国家富强，成为社会的消极因素。管子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但“知礼节”、“知荣辱”不是简单地由富裕生活中自然生成的，还需要“教之”。富民、教民是“民惟邦本”这个链条上的两个重要环节。
历代对于富而教之的论述，可谓多矣。孟子认为，“善政”与“善教”不可分，“善教”有助于得民心，成为缔造“善政”的重要手段。他说：“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他同时主张：“教之不改而后诛之。”荀子也说：“不教而诛，则刑繁而邪不胜。”东汉王符提出：“人君之治，莫大于道，莫盛于德，莫美于教，莫神于化。”他还说：“明王之养民也，忧之劳之，教之诲之，慎微防萌，以断其邪。”他总结说：“是故上圣不务治民事而务治民心。”晚清主张改良政体的思想家也以开民智为首要任务，以构建改良政治的群众性基础。康有为说：“民智愈开者，则其国势愈强。”严复说：“贫民无富国，弱民无强国，乱民无治国。”
中国古代法典中蕴含着重德礼慎刑罚、遵伦常讲忠孝、重诚信远诈伪、重和谐求和睦的民族精神，思想家由此提出明刑以弼教，也就是通过彰显法律的内容，使民了解它所蕴含的必须遵守的强制性规范，从而表明法律非以刑人为目的，而以禁民为非、使民远恶迁善为目的，以期实现明刑弼教、以刑辅教。这就是周初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周公旦为什么强调以礼乐主宰刑罚使刑罚得中的重要原因。法家提出“以法为教”、“以吏为师”，主张“法莫如显”，使民知法，从而既可以远离犯罪，又可以借法保护自身的权益。商鞅说：“天下之吏民无不知法者。吏明知民知法令也，故吏不敢以非法遇民，民不敢犯法以干法官也。”韩非子说：“一民之轨，莫如法；厉官威民，退淫殆，止诈伪，莫如刑。”正是由于法具有止恶劝善的功能，并非一味以刑人为目的，因此守法者如沐春风，违法者如履薄冰。
至唐代，唐高祖李渊在制定《武德律》时指出，法律的作用就在于“禁暴惩奸，弘风阐化”，“安民立政，莫此为先”。特别是唐代最具代表性的法典《唐律疏议》，开宗明义宣布“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阐明了教化为先刑焉其后、明刑弼教的真谛。着名的文学大家韩愈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说：“德礼为先而辅以政刑。”宋理学家朱熹对此作了进一步的阐发，他说：“政刑能使民远罪而已，德礼之效则有以使民日迁善而不自知。”他还说：“为政以德，不是欲以德去为政，亦不是决然全无所作为，但德修于己而人自感化。”清人评价唐律“一准乎礼。于礼为出入，得古今之平”，表达了后人对于传统法律所具有的教化功能的理解。
明初，太祖朱元璋力矫元末法纪败坏以致人不畏法、肆意为恶的积弊，以严刑治国。他手订的《大诰》收集了严刑惩治犯罪的案例，意在教民趋吉避凶之道。至洪武三十年（1397年）《大明律》成，他昭告天下：“明礼以导民，定律以绳顽。”“明礼以导民”，旨在使民遵守礼的规范，按礼行事，提高内省的自觉，融入“弘风阐化”纲常名教的主流；“定律以绳顽”，旨在运用法律打击奸顽，惩治犯罪，以维护社会的安定与国家的纲纪。明太祖还有意识地对某些案件屈法伸情，借以表达明刑弼教之意。例一，“民父以诬逮，其子诉于刑部，法司坐以越诉。太祖曰：子诉父枉，出于至情，不可罪。”例二，“有子犯法，父贿求免者，御史欲并论父。太祖曰：子论死，父救之，情也。但论其子，赦其父。”例三，“山阳民，父得罪当杖，子请代。上曰：朕为孝子屈法。”
从明德慎罚，到德主刑辅，德礼为本、刑罚为用，再到明礼导民、定律绳顽，是贯穿中国古代两千余年的一个传统。它产生于以人为本的基础之上，是人本主义的具体体现。凡是认真贯彻实施者，则国兴；慢而废弃者，则国亡。这是一条历史规律。以德化民的“化”与明刑弼教的“教”，二者具有相通性，目的都在于导民向善，使民远离犯罪，由此形成了德法互补互用的法律结构和二元的社会控制手段。这在世界司法制度史上是少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