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自然秩序下每种稀缺资源，包括土地，都是私有的，每家企业从自愿付款的顾客或私人捐赠者那里获得资金来源，进入每一条生产线的渠道，例如进入财产保护、争议仲裁、和平谈判的渠道都是自由的。我的著作的很大一部分将用来解释这种自然秩序的逻辑以及从民主制转变到自然秩序的要求。
国家不允许公民持有枪支以便更方便地抢劫他们（同时也使他们面对犯罪和恐怖袭击时更加脆弱），在自然秩序中却应当允许公民持枪。这种做法应得到保险公司的支持，因为它们在自然秩序中扮演着安全保护提供者的重要角色。为持枪公民提供低保险费将会促进枪支保有数量增长。本质上讲保险公司是防卫机构。只有意外造成的伤害才能纳入保险范围，自伤、挑衅、加害他人造成的伤害不在投保之列。攻击者和挑衅者将被排除出保险覆盖之外，从而削弱了他们的力量。并且由于保险公司在他们的客户受到伤害时必须赔付保险金，它们会十分关心犯罪攻击预防，错误收缴的财产的返还以及对应对伤害负责的人的逮捕。
此外，保险公司和客户之间的关系是合同关系。游戏规则是双方都接受的并且相对固定。保险公司不能“立法”或单方改变合同条款。保险公司如果试图吸引自愿付费的顾客，就必须在合同中指明可预见的风险的可能性，不仅要在保险公司和他们客户之间的合同中指明，更要在其他保险公司客户的合同中指明。唯一可以全面覆盖后一种风险的条款是在合同中约定独立第三方仲裁条款。然而，不是任何仲裁都可以做到的。矛盾双方的保险公司必须就仲裁员或仲裁机构达成一致。而为了使自身对保险公司具有吸引力，仲裁员必须提供一种体现保险公司和客户之间可能的最广泛的道德共识的产品。这样，自然秩序的主要特征是稳定的可预期的法律和高水平的法律和谐，与国家的状况形成了鲜明对比。
保险公司还促进了另一种安全要素的发展。国家不仅不允许公民持有武器，民主国家还在此基础上剥夺了公民排外的权利，转而促进相反的权利——通过各式各样的非歧视、反歧视和多元文化政策来强制种族融合。在自然秩序中，扎根于私有财产理念中的排他权利体现在私有财产所有者身上。
相应地，为了降低安全的产出成本并提高安全质量，自然秩序会允许歧视、空间隔离，一元文化和排外存在。国家削弱了社会中间机构（家庭亲属，教堂，合同'社区和俱乐部）和相关权威的等级制来巩固他们相对于平等和孤立个人的权力，而自然秩序则是鲜明的非平等主义：精英主义、等级秩序、有产阶级、男权主义和威权主义，其稳定本质上依赖于一种自发的、自愿承认的贵族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