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国家安全观”有什么差异？| 你身边的政治学Siri
霍布斯认为人的生命是一种机械的运动，人性的根本原则是。竞争、猜忌、荣誉三种因素会使人们产生争斗，在一个没有共同权力慑服的情况下，个体处于互相为敌的之中。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个体都有着对死亡的恐惧和对安全的需求。因此，人们在理性的指导下放弃一部分自然权利，将其转让给他者，由此形成国家。然而。如果将抽象的理论假设映射到现实的政治实践之中，我们会发现“安全”包含着丰富的内涵。2020年新冠疫情席卷全球，人们发现尽管处于和平年代，自己的生命仍然遭受着威胁；生活在大数据时代中，人们的私人空间的边界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甚至我们的生活有着被算法支配的风险；雾霾、全球变暖与核污水，种种人类活动破坏着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界，人类社会似乎也无法求得自存……在日常生活里，“安全”的含义在不同的语境下存在着差异。出于科学研究的目的，则需要对它的概念进行科学的定义。，那么国家安全就是国家免于危险或者没有危险的状态。对于客观环境是否存在危险，人们会有一个主观的判断，这被称之为安全感。但是安全感并不可靠，人可能对既已存在的危险缺乏了解，并处于一种虚假的认知之中。“安全”则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也就是说，“不存在威胁”和“没有危险”的内涵存在着差异。一些不安全的情况可能并非是由外在的威胁导致的，而是内在的原因引发的，例如人身体中的癌细胞对人的生命造成的威胁。从这个角度来看，“没有危险”是安全的特有属性，这更加精确地反映了安全的真实内涵。因此，我们认为安全是一种客观的状态，个体对安全也会有着主观的评价和判断，。前文提到，安全感是对主体对自身安全状态的感性和经验性判断，安全感和真实的安全状态之间往往存在着差距。它以理性思维为主导，是对现实安全对象的普遍性和综合性认识。安全观侧重于现实的安全问题，与现实安全并不紧密的理论性问题并不是其关注的重点。国家安全观：从传统到总体“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孟子·梁惠王上》）“”（《孟子·尽心下》）孟子对于止战和养民尤为重视，认为人民的衣食无忧正是王道的开端。在孟子这里，。与孟子的“仁政”与“王道”相比，荀子以人性本恶为基本出发点，提倡尊君势而倡“霸道”，“君者国之隆也，父者家之隆也。隆一而治，二则乱。”（《荀子·致士》）虽尊君势，然荀子尊君程度似乎仍介于孟子与后世法家之间，他并不否定“民贵”的基本道德立场，君主之位却有其天职所在。，为了保持国家的安全就必须保持社会安定，使百姓安居乐业，此为中国传统的民本主义的“国家安全观”。这一逻辑在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中发挥到极致，近代以来，中国遭遇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民族国家体系中高度竞争的外部环境，何以保持国民的安居乐业？传统中原王朝的军事威胁主要来自于北方游牧民族，其文明程度及其体量远逊于中原儒家文明。即便入主中原，少数民族统治者或多或少需要采用汉法以维持其统治。在儒家文化的同化之下，很快又回归到“养民”的传统逻辑。而近代中国的军事威胁却来自于发达的资本主义文明，无论出于何种意识形态立场，民族独立与解放都是其政治信条的基本要素之一。。抗美援朝战争被视为捍卫国家主权、实现国内和平发展的必要一仗。毛泽东说到，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安全”的概念被使用在军事、外交等传统领域。世纪之交，中国官方开始在国际场合使用以，但实际上仍然是侧重于外部安全和传统领域的安全。随着国家安全形势的新变化与新挑战，党的十七大、十八大报告关注到了更多非传统的安全问题，虽然总体安全观的概念并未提出，但是一种更加综合性的、总体性的国家安全观的雏形已经隐约浮现。总体国家安全观这是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既重视发展问题，又重视安全问题；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总体国家安全观逐步发展为包括“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海外利益安全、生物安全、太空安全、极地安全、深海安全”等的完备体系。“总体国家安全观”除了强调政治安全、国土安全等传统国家安全要素，还强调文化安全、科技安全、生态安全等非传统国家安全要素。“总体国家安全观”既讲外部安全，又讲内部安全，特别强调内部安全的重要性。“总体国家安全观”在诸多要素之中渗透着“”的理念，强调“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国家理性问题在西方政治传统中并不鲜见，但是直到马基雅维利的时代才成为一个重要问题。古希腊时期的个人伦理道德和城邦生活的同一性褪去，而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相比其他社会也较少受到宗教权威的束缚，在这种背景下，怀揣着爱国热情的马基雅维利得以直面国家的真实面貌。在《君主论》中，马基雅维利分析了君主取得国家的方式和一个君主应当如何作为。马基雅维利认为，“”这一表述显然是夸张的，但却体现了马基雅维利对军事力量的极端重视。君主应当依靠自己的国民军而非雇佣军，应当以自己的军事力量求得国家的生存和自由。在马基雅维利看来，君主不需要重视道德上的评价，只需要重视现实的情况，从而避免亡国的危险。从中可以看出，君主似乎不是最重要的，，国家理性支配着君主的行动。马基雅维利认为，“”对于马基雅维利而言，这一伟大的人物或者历史时刻不是古希腊的传统，而是古罗马的传统。马基雅维利着眼于国家的奠基时刻的光荣。马基雅维利并不主张君主全然不顾其人民。他认为君主应当生活在人民之中，但是其目的是为了避免发生危及统治的意外。君主的目的不是人民而是国家理性，因此君主不需要道德的好名声，只需要“老虎”和“狐狸”的优点、需要人性和兽性的结合。君主要赢得人民的爱戴，不需要“爱民如子”，而是“做出伟大的事业和卓越的范例”，需要一个个伟大的奠基时刻。以此作为比较，我们会发现“，它不是一种“统治术”，而是一种“治理术”，它着眼于政治生活的稳定与持久。治理的目的是“”治理并不强调国家权力的至高无上性，而是国家与人民关系的相恰。治理语境下的总体国家安全观意味着民本主义的复兴，意味着国家理性和人民性的相容相适，它试图呈现这样一种观念：国家依赖于它的人民，人民离不开它的国家。刘跃进.(2000).“安全”及其相关概念.江南社会学院学报(03),p17-23.刘跃进.(2014).非传统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国际安全研究(06),p3-25+151.刘跃进.(2014).非传统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国际安全研究(06),p3-25+151.马基雅维利，潘汉典. (2009). 君主论. 商务印书馆.p24马基雅维利，潘汉典. (2009). 君主论. 商务印书馆.p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