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这些地方已经人民公社化了。人民公社大体上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一县一社，县、社合一；一种是一县数社，县成立联社。一县一社即是一县一个公社，全县统收统支，统一核算，共负盈亏，原来各社、队的收入统一交县，支出统一由县核发，供给标准、工资水平全县基本上一致。徐水县和修武县就是这样。一县数社即是各基层社单独核算，自负盈亏，县联社可以向各公社提取一定的积累，用于县范围的建设。安国县和新乡县就是这样。一县一社的形式在很大程度上是全民所有制，将来都要走这条路，但是我想，一县一社的作法在目前可能有这样两个问题，如何处理需要很好地斟酌：一个是全县实行统一核算以后，怎样做到不妨碍下面社、队的经营积极性。一个是在安排工资的时候，怎样做到合理照顾原来各社、队的经济条件和生活水平的差别。如果只是削高就低，就会降低一部分人的生活水平；如果大家都向高的看齐，又会影响社的积累，在我看来，县联社的形式，目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调节各个公社的积累，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上述一县一社可能引起的麻烦。由集体所有制转为全民所有制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在目前情况下，普遍地建立县联社的作法，可能比较更适宜一些。正如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中所说：“不要忙于改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在目前还是以采用集体所有制为好”。当然，一县一社的形式是一个创造性的试验，也可以试办下去，以便吸取经验。
（三）人民公社的建立，是我国社会又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变革，它必然要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方面引起一系列的深刻变化。根据我们在河北、河南看到的情况，这些变化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某些最后残余，进一步解放了生产力。有的富裕中农说：“这一下连根子也挖掉了”。小商小贩在很多地方已经绝迹，徐水全县已没有一个小商小贩。许多公社都是万人、万户以上的大社，人口多，范围广，力量大，劳力、物力和财力可以更加合理地调度使用，过去小社无法举办的事情，现在很快地办起来了。妇女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成为公社的一支生力军。公社虽然建立不久，人们已经看到了它的优越性，也看到了共产主义的美好前景。群众的信心更足，干劲更大。
第二，产品直接分配的部分扩大了，商品交换的比重缩小了。过去在手工业社和农业社之间、农业社和农业社之间、农民和农民之间，许多通过商品流通的产品，现在变为自产自用，在社内直接分配了。即是说，过去为出卖而生产的东西，现在变为为自己需要而生产了；过去需要从市场上购买的某些东西，现在自己也能够生产自给了。现在是这样的情况：公社用废钢铁，自己加工，制成滚珠轴承，就直接分配给各个生产队，安装到车上，不再通过买卖了。至于商品交换的部分，在新的情况下也发生了若干变化。许多商品过去由一家一户零星购买、零星出售，现在变为以社、队为单位集体购买、集体出售了。现在公共食堂用大篓买油，大包买盐，再也看不到一家一户油瓶站队、小包买盐了。由于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商品的需求不同了。某些适合个体生活的商品如小锅、小杓等，没有销路或者销量大降了，而相反，适合集体生活的商品，销量却大大地增加了。
第三，分配制度改变了，共产主义因素增长了。如前所说，许多公社已经由过去评工记分、夏秋预分、年终决分的分配办法，改为部分供给制和基本工资加奖励工资的办法。而工资又是发给劳动者个人，不再统一发给家长，冲破了旧的家长制。这是好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变化，人们的意识形态和精神面貌也在变化。
第四，公社集体福利事业普遍发展了。我们看到的人民公社，大体上都办起了公共食堂、缝纫组、托儿所、幼儿园、老年幸福院、卫生院、妇产院等组织。过去由国家举办的许多事情，如医院、学校等，现在公社自己办起来了。许多公社社员从吃饭、穿衣、抚养子女到疾病医疗，现在都由公社统一负责，实现了家务劳动社会化。妇女们对公共食堂、托儿所、幼儿园特别热心。她们说，这些组织“拆也拆不散，赶也赶不走了”。
（四）人民公社化是社会经济的大改组，它改变着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方面的旧的联系，建立着新的联系。这些变化反映在财政工作方面，是原来以商品流通为征税环节的工商税收制度，基本上不再适用了。这些变化反映在银行工作方面，是农村现金季节性投放和季节性回笼的规律改变了，现金交易进一步减少了，转账结算的范围扩大了。这些变化反映在商业、粮食工作方面，是采购和供应更加集中，计划性和组织性更加加强，经营方式和经营品种也有了变化，农村粮食统销任务基本上没有了。一个共同性的问题是，乡社合一了，人民公社既是经济组织，又是政权组织。国家的乡镇财政工作必须同公社本身的财务工作合而为一。农村银行机构将要进一步成为公社各种经济活动的结算中心。商业工作更加成为公社本身经济生活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在这种情况下，农村的财贸工作，在机构设置、业务管理等方面如何适应，如何处理有关的体制和工作关系等问题，也急需考虑解决。
为了解决财贸工作如何适应人民公社化需要的问题，我们在北京的时候，曾经根据集中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提出“两放、三统、一包”的方针。所谓两放，就是把财贸部门在农村的人员和资产下放到人民公社，由公社负责管理经营（不仅是财贸人员，国家在农村中的干部、包括乡干部、小学教员、各种事业机构的人员，看来也都要下放到人民公社）。所谓三统，就是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流动资金的管理。人民公社必须执行国家的市场物价政策、统购统销政策以及其他方面的各项政策和有关规定；人民公社必须按照国家计划，交售统购和统一收购的产品，向社员配售统销物资；国家转交公社的流动资金，只能用于工农业生产和商品流转所需要的流动资金方面，不得用于基本建设和其他用途。所谓一包，就是包财政任务，将国家在农村中的各项财政收入，统一计算，扣除原来由国家开支的行政费和各种事业费用，由公社按收支差额包干上缴。这个两放、三统、一包的方针，我们这次在所到的地方，征求了当地党委和公社干部的意见，他们都同意，只是在包干的具体方法上，有不同的方案。例如，有的地方愿意按照一定的比例包干；有的地方愿意按照一定的金额包干。我想，各个地方的情况不尽相同，在公社统一包干上缴的方针下，包干的方法各地可以有所不同，不必强求一致。实行的具体时间、步骤，也可以因地制宜，自己规定。
（五）有些县以上财贸部门的干部，顾虑实行两放三统一包的方针，把国家的机构下放给人民公社，是不是全民所有制向集体所有制后退了一步；有的同志顾虑这样作是不是会影响国家的收入；也有的同志顾虑事权下放了，没有事情可干了。我们说，人民公社是基层经济组织和基层政权组织的结合体，财贸机构下放以后，这些机构一方面是公社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又是财贸部门的基层单位。比如说，公社的财政部门，既是公社的财务机关，又是国家的基层财政机构；公社的供销部既是公社的商品分配机构，又是国营商业的基层机构。财贸机构下放，实际上更增加了公社的全民所有制成分，加强了国家对人民公社的领导，更加便于公社将来进一步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我看这不是倒退，而是前进。财贸机构下放，固然把国家的一部分财产和收入归了公社，但是最后，公社仍然要经过财政的渠道，把一定的收入上缴给国家，国家的收入并不会减少。至于说到财贸部门是不是无事可干的问题，应当认识，今后财贸部门对于公社的财贸机构，仍然保持着业务领导关系，国家财贸部门应当把公社的财贸工作看作自己的工作，把帮助公社做好财贸方面的工作，当作自己的重要任务。现在公社成立不久，各项工作还在建立，公社如何记账，如何核算，如何加强经营管理，加强计划性等，都需要帮助，怎么能说没有事情可干呢！吴芝圃同志说：“财贸工作的基础在公社”，这句话很对。就拿计划管理来说，目前的问题就很突出。例如鸡和鸡蛋，由于社员的自留地没有了，家里不作饭了，也没有功夫了，就必须及早纳入全面规划，想办法饲养。公社是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它本身就要求高度的计划性。哪一样事情不列入计划，哪一样事情就有被挤掉的危险。因此，推广合同制，即公社向国家出售什么，要国家供应什么，事前用合同规定下来，这是很必要的。把国家计划同公社计划通过合同衔接起来，看来将是今后长时期内国家同公社之间商业结合的主要形式。
以上的信是在郑州的时候写的。９月２０日我们离开郑州、绕道南阳、襄樊，２７日到武汉，３０日回京。从湖北的情况看，他们那里采取的是更为慎重的步骤。他们先搭起人民公社的架子，下面还暂时未动，也没有实行吃粮不要钱的办法，他们主张批发商业以不缴给人民公社为好。我看这样做也可以，各地情况不同，具体作法不必强求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