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货币管理机制 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央行与货币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并对如何建设做出了阐释，即“完善基础货币投放机制，健全基准利率和市场化利率体系”。这一表述实际上阐明了币值稳定是现代央行履行职能的首要目标，也阐明了“货币管理—利率—币值稳定”的货币操作框架。从国外主要发达国家以及我国中央银行的发展历史来看，货币管理始终在中央银行制度中居于基础地位，货币管理的目标始终围绕币值稳定展开。一般认为英格兰银行是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中央银行，它通过给皇室战争融资从而获得英镑垄断发行权，成为政府的银行和发行的银行。此后又通过为商业银行提供流动性贷款行使最后贷款人职能，成为银行的银行。垄断货币发行是成为现代央行的必要条件，它为央行管理基础货币、建立法定货币的二级账户体系以及履行最后贷款人职能奠定基础。央行在获得货币垄断发行权后自然面临货币管理的问题，而货币管理的目标始终是维持币值稳定。从第一家央行设立至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的1971年，世界货币制度以金本位为主体，因此货币管理的目标是维持货币对黄金价值的稳定。这一时期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一次世界大战前，这一阶段的国际货币体系相对稳定。各国对内尽力保持货币对黄金的价值稳定，对外维持对英镑的稳定，将汇率波动限定在“黄金输送点”上，于是形成了以英镑为中心、以黄金为基础的国际金本位制度。第二阶段为一战至二战之间，这一阶段西方国家试图恢复金本位，但经济复苏带来的流动性需求与黄金固定汇兑之间是一对天然矛盾，且危机不断爆发导致的黄金外流问题导致各国政府不得不采取外汇管制措施，这一阶段的金本位名存实亡，货币面临贬值。第三阶段为二战后至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前，这一阶段国际货币体系重回金汇兑本位，但主角由英镑变为美元。这一体系得以运转的基础是，美国拥有两万吨黄金储备，占世界总储量的75%，同时以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做支撑。然而，无论哪一种金汇兑本位，其最终不得不面对特里芬难题。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全球进入信用本位制。由于失去了黄金锚的作用，西方社会经历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对于大国而言，央行货币管理的目标是维持物价稳定，即货币对内价值的稳定；对于小国而言，央行货币管理的目标是维持汇率稳定，即货币对外价值的稳定（这里不讨论小国情况）。维持物价稳定在方法上经历了盯住货币供给制向盯住通货膨胀制的转变，盯住货币供给的成功案例是沃尔克的反通胀斗争：他通过设定狭义货币供应量（M1）增速目标，由此反推准备金总量，减去借入准备金目标后最终确定非借入准备金目标；沃尔克通过建立可信货币规则锚定了通胀预期，成功治理了通胀。然而随着金融创新的发展，货币供给与名义目标值的关系紧密度越来越低，这导致西方国家逐渐转向通货膨胀目标制。1990年新西兰成为首个实行通货膨胀制的国家，2021年实行通货膨胀制的国家达到45个（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的不同类型货币政策框架的国家总数的23.3%）。通货膨胀目标制的核心是以潜在的泰勒规则进行决策，并以短期利率作为核心工具的货币政策框架。由于这一框架要求货币当局给出明确通胀目标并做出承诺，这一货币管理机制取得了较好效果，一些国家在采取通胀目标制后平均通胀水平控制在2%左右（见表1）。中国人民银行从1983年9月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货币管理以信贷行政分配方式进行。从专职行使央行职能开始至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经历了严重的通过膨胀。从导致通胀的原因来看并不来自于央行，因为信贷条块管理并会使银行形成较强的信用创造能力；因而通胀压力主要来自央行之外，包括供给短缺、价格闯关导致的高通胀预期、财政赤字向央行透支、包干制下地方投资的冲动等。即使在这样的背景下，人民银行按照中央指示坚决维护币值稳定，1985年实行了全面紧缩的货币政策，后又采取“紧中有松”“紧中求活”等措施，1989年根据中央“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的精神，在紧缩财政政策配合下使得通胀得到抑制。1995年《中国人民银行法》颁布，明确了财政赤字不得向央行透支，这为人民银行货币管理的独立性奠定了基础。1998年，央行的货币调控目标由直接控制信贷转向间接调控货币，这实际上标志我国货币管理模式转向盯住货币供给制。这一管理模式实施时间不长，夏斌、廖强（2001）提出货币供应量在可测性、可控性以及相关性方面表现较差，不适宜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这一判断是符合事实的，然而却忽略了一个重要背景——1994年的第一次汇改。1994年汇率并轨改革后，人民币实际上采取了钉住美元的策略，其目的是为了保持出口的稳定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在这样的背景下，货币当局重点关注外部均衡并扮演“清道夫”角色，这自然导致货币供应量的可控性以及相关性表现较差。即使货币供应量对实体经济的影响较差，央行还通过信贷规模的管理防止经济过热和通胀，盛松成、吴培新（2008）将其称之为“中国货币政策的二元传导机制”，并且成功地取得了货币供应量和信贷规模两个中介目标的协调一致。保持物价稳定是《中国人民银行法》赋予央行的法定职责，从2005年开始我国政府每年都会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公布当年的通胀目标。这实际上隐含着央行货币管理从盯住货币供给向盯住通胀目标的转变，而各类现实条件也已初步具备：第一，2005年进行了第二次汇改，实际的固定汇率转向有管理的浮动，这使得货币管理可以转而盯住国内名义锚。第二，利率市场化改革持续推进：1999年银行间市场完全实现招标方式市场化定价，2004年取消人民币贷款上限，放开人民币存款下限，这意味着“货币管理—利率—物价稳定”的价格传导机制已初步具备。对于实施通胀目标制的国家而言，最为重要的是央行保持与市场的沟通并引导预期。2010年一季度央行货币政策报告首次以专栏形式介绍了“通胀预期管理”，闫先东、高文博（2017）应用《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关于物价判断的措辞构建了央行信息沟通指数并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除了物价变动、产出缺口等因素影响通胀预期外，央行沟通较好地发挥了通胀预期管理的效果。综上，西方央行的货币管理经历了金本位向信用本位的转换，而币值稳定始终是货币管理的目标。在信用本位时代，为实现币值稳定西方国家经历了盯住货币供给制向盯住通货膨胀制的转变。西方社会的现代化是一种串联式的现代化，其推进过程顺序展开，而中国式现代化是一种并联式的现代化，这一点在央行货币管理范式的转变中也体现得淋漓尽致：中国央行的货币管理要兼顾改革与稳定、内外均衡、经济增长与物价稳定等各方面的平衡。然而，从人民银行行使央行职能至今短短40年，货币当局实现了信用规模管理的计划体制向初具通胀目标制雏形的现代货币管理模式的转变，为经济发展创造了稳定的货币金融环境。建设现代中央银行的首要任务是完善基础货币投放机制。1998年至2013年我国基础货币的投放机制主要是外汇占款，这一投放渠道的主要弊端是货币当局一直处于被动地位，需要进行持续冲销操作。2013年之后外汇占款投放基础货币这一渠道逐渐萎缩，这主要是由于贸易顺差形势放缓造成的；于是央行通过大量创设“便利”资产的方式投放基础货币，包括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SLO）、常备借贷便利（SLF）、中期借贷便利（MLF）、抵押补充贷款（PSL）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