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口述史研究综述_李星星
只有克服这些困难，中国口述史学才可能实现进一步的发展。
［关键词］中国;口述;口述史学;综述［中图分类号］K203 doi:10． 3969/j． issn． 1004 －5856． 2016． 10． 029一、口述史的相关基本概念(一)口述史定义口述历史的概念一直是口述史学界争论的话题。
杨祥银认为:“口述史学是运用一些手段(包括现代科学技术手段)收集、保存和传播即将逝去的声音，然后整理成文字稿，并对这些口述史料进行研究的历史学分支学科。”
［1］ 在此，他将口述史学的内涵扩大为历史研究的学科分支。
目前，国内史学界普遍认为，口述史“是以搜集和使用口头史料来研究历史的一种方法。
进一步说，它是由准备完善的访谈者，以笔录、录音等方式收集、整理口头记忆以及具有历史意义的观点的一种研究历史的方式”。
(二)中国口述史学学科特征与工作规范1． 学科特征“所谓口述历史并不是一个人讲一个人写就能完成的，而是口述部分只是其中史料的一部分而已。
一般而言，大学者的口述史料大概有百分之五十、六十;非学术人士的口述史料只有百分之十五、二十左右。
口述历史是活的史料，其他史料是思维对症的，口述历史可以慢慢谈，慢慢问，可以加以补充改正，而其他历史就不能如此。”
［3］首先，社会性与叙述性，口述史料是直接从口述者的口头叙述中获取信息，个人的叙述往往能够使得枯燥的历史变得形象生动，特别是现代口述史料中以录音、影像等形式存在的史料，使历史的呈现更加直接生动。
现代口述史学在配合以往“自上而下”的历史书写方式的基础上，更多的从“自下而上”角度写历史，有利于实现历史学科的通俗化，可以使历史以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展现出来，多角度地接触现实，把普通人民众的日常生活以及他们的心灵状态，都纳入史学研究。
其次，内容广泛性，口述史学是一门典型的交叉学科，其研究范围广泛。
口述史料的搜集要深入普通大众生活之中，这就使得口述史研究要涉及很多领域。
西方的史学研究早在 19世纪末，就将口述史研究运用于工业史、农业史、文化史、社会史等专史的研究之中。
马克思《资本论》中曾引述了大量生动详实的口述史料，成为后世治学的典范之作。
再次，客观性与完整性，口述史的研究不能脱离客观的史料。
被访人一般是历史事件的参与者，他们的口述内容有很大的真实性，且将文字、实物史料以及口述史料相互印证，可以得出更为客观的判断。
2． 工作规范现代口述史研究是已有口述传统基础上的创新，引入了新的采访手段，实际操作性很强。
目前，有很多学者已经提到口述史学方法论的问题，如杨雁斌认为，“除了综合分析方法、比较方法、统计方法和模拟方法之外，人类学、社会学、信息学的若干方法也被口述史学家任意挪用”。
国内口述史学的方法论建设不够深入，笔者也仅能零碎的提出一些建议:进行口述调查前，确定选题和被访者，尽可能多了解与访谈计划相关的背景知识，保证所获取的史料的真实性。
访谈过程中，口述史学工作者要保持观察者的客观立场，运用录音、录像等手段做好记录，并及时提出问题。
访谈之后，要对所得的凌乱的口头叙述加以整理，将录音资料转化成系统的文字资料，再将其分类整理。
口述工作者要定期对史料进行编目加工，发行在专业的期刊、杂志上。
(三)口述史学的价值口述史学研究在抢救史料，补充文献资料的不足，扩宽历史研究的视角而，加强史学的教育功能等方面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可以在文献之外了解许多史实细节，使学术史的建构和讲述更为真实可信，细致入微，“口述历史让曾经的历史变得鲜活，也让干巴巴的历史充满了原生态生活的质感”。
其次，有助于拓展史学研究领域与层次，提供多元的历史视角。
通过史学工作者对口述历史的挖掘，产生了很多文献资料中没有的素材，“可以给那些原来在历史上没有声音的普通人留下记录，可以给那些传统史学中没有位置的事件开拓空间”。
［8］ 传统的文献档案所记载的通常是社会上层精英的故事，而“口述史却可能进行更公平的尝试:证据还可以从下等人、无特权者和失败者的口中说出来。
口述史可以更现实、更公平地重构过去，可以向既定的记述提出挑战”。
［9］(P6)再次，强化了历史学的教育功能。
我们可以借鉴西方经验，将口述史学作为一种方法引入历史教学，以唤起学生的积极性，“它打破了课堂与社会的界限，促使教师与学生成为工作伙伴，有助于代际间的接触”。
［10］(P77) 在国内，90 年代，北京大学历史系的杨立文和刘一皋也开设了口述史的相关课程，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以往历史教学枯燥的模式。
但是，口述史料是一种事后认识，个体口述是完整的“历史证词”，受访人在讲述时可能会因记忆的偏差，情绪的影响，讲了一些记忆深刻的，忽略了一些记忆不清的，回避了一些不愿意讲的，导致口述史料的“失真”。
在此情况下，口述工作者可凭借自己的史学素养，通过提问和考证等方式，使引导访谈的进行。
在文字产生以前，人类历史是以口述的方式记录下来，“所有的历史最初都是以口述的形式存在”。
在我国，口述传统源远流长，最早可上溯至远古时代的神话传说，如我国上古时期有关三皇五帝和尧舜禹的传说，就是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保留下来的，这些远古传说保存了原始先民的活动记录。
在文字产生之后，这些远古传说被整理成《左传》《穆天子传》以及《淮南子》等文献史料。
但由于当时文献资料匮乏，口述仍是主要的历史记录方法。
《论语》正是这种典型、完整的口述史作品。
如《礼记·玉藻》曰:“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
［14］ 可见，在周代已有专门搜集君王言谈的史官，记载历史。
源于他的亲自考证。
古代修纂地方志，记载当地的历史沿革、社会经济、风俗，也常运用口述史料。
“我们完全能够说，在中国古代史学界中，口述方法是长期受用的。”
［15］随着文字的发展，书写工具的改进，文献资料逐渐成为秦汉以来历史书写的主要方式，口述史则以民歌的形式继续发展。
汉代时设立“乐府”，专门搜集民歌，后来的唐传奇，如《李娃传》《长恨传》，宋代志怪小说，如《夷坚志》，清代的《聊斋志异》等，都是根据当时民间传说而作。
“口述历史的实质是通过搜集口头内容加以记录整理，是一种对历史记忆的保存。”
今天，一些没有文字的民族，如彝族和羌族，仍然通过口耳相传、或民歌的方式，保存、延续着民族的历史文化。
1948 年，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创建了现代意义上的口述历史档案馆，这标志着口述史学正式成为历史学的一门分支学科。
“国内口述史学随着唐德刚先生的几部著名的口述史作品的传入而不知不觉红火起来，口述历史不断受到媒体和大众的关注。”
［17］ 1957年，他作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中国口述历史研究部”的研究员，写出了《胡适口述自传》与《李宗仁回忆录》等口述史方面的作品。
(二)中国口述史的发展关于口述史发展过程的综述性文章有很多。
50 年代后期起，中国口述史的研究成果主要是中国军政要人的回忆，如《星火燎原》《红旗飘飘》。
各省、市、地区也编辑出版了众多此类性质的书籍，此类书籍大多资料丰富、生动感人。
1958 －1960年，山东大学历史系师生在山东省进行了义和团活动的调查。
南开大学历史系调查天津地区的村镇，访问参加过义和团的老人，收集了珍贵的调查资料。
1959 年各地政协成立了文史资料馆，各馆整理出了 20 000 多万字的文史资料选集，包括录音机录下的解放后国民党高官、资本家和下层民众的叙述。
60 年代，毛主席号召写“四史”(家史、厂史、社史、村史)，全国各省出版了很多“四史”口述史料汇编，有全国政协主办的《文史资料》，上海社科院出版的《上海辛亥光复资料》，华中师院的《洪江会调查报告》。
这一阶段口述史实践较多，但仅被当作史料搜集的方法，研究很零散，且缺乏理论支撑。
此外，政治色彩浓重，局限在革命史、战争史，口述史的应用范围较狭窄。
尽管如此，这些文史资料还是保留了关于当时社会的第一手资料，对研究当时的社会现象有着重要的价值。
2． 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展开，中国口述史学产生了一个新转向，即从前一时期具有浓重政治色彩的研究转向以文化事件、人物为中心的研究。
中国的口述史还出现了与国际接轨的迹象，西方口述史学的理论和方法开始传入中国。
北京大学出版社所出版了一批文化人物的“口述自传丛刊”，如《风雨平生:萧乾口述自传》《跋涉者:何满子口述自传》《小书生大时代:朱正口述自传》等。
1984 年，北京大学张寄谦做了有关西南联大的口述史调查，上海交通大学王义杰发表了《美国历史的主要问题:同中国历史学者的谈话》。
80 年代，北京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钟少华采访了 100 多位科学家，记录了他们所经历的重大事件，他们的治学经验和独到见解。
1981 年，国外社会科学第一期《面向过去之窗:口述历史入门》和《哲学诠释学和经理的交流———口述历史的范例》这两篇译文的发表，揭开了中国口述史学翻译介绍西方口述史学理论与方法的序幕。
1986 年，《西北大学学报》在第三期登载了将舜《口碑史学方法评析》，引入了“人民的历史”的口述史观点。
1987 年，孟庆顺《口碑史学略述》《历史学的视野—当代史学方法概述》强调口述史可以增加史料新的来源的作用，以及“自下而上”构建8 2 2016 年
北京大学的张寄谦、杨立文教授与来华的美国城市史专家布鲁斯·斯蒂文进行合作与交流。
年代史学界引入西方口述史的理论，但其目的还在于介绍一种史学的新方法、新观念，意在突破史学研究的困境。
口述史在理论上，仍限于精英文化人物，较少关注普通大众。
在实践上，仍显得很零散，与国外同行的合作尚处于始发阶段。
［18］ 中国口述史的研究对象从文化精英向普通大众，研究手段也由简单的录音、录像手段等向信息化的电脑处理迈进。
自 90 年代到 21 世纪，口述史学的理论成果较前两个时期丰富。
《国外社会科学》发表杨雁斌《浅论口述史学的发展与特点》认为:从纵向上看，口述史学是现代历史科学的一个分支，且某种程度上代表着现代历史科学未来的发展趋势;从横向上看，它的发展顺应了当代社会科学整合分化的潮流，可以应用于社会学、心理学、传播学等学科。
杨雁斌在1998 年第 4 期《国外社会科学》发表《面向大众的历史学———口述史学的社会含义辨析》，引发了国内学者的热议。
中国口述史实践不断发展，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王庆祥于 1986 年写成《溥仪与我》，并改编为电影《火龙》，引起强烈反响。
2003 年，中国社科院成立口述史研究中心，推出了《口述历史》丛书、《口述自传丛刊》，全国一些报刊如《当代中国史研究》、《史林》等分别开辟口述史学专栏，还出现口述史学专刊《当代史资料》。
2004 年，中国口述史学的统一组织机构“中国口述史学会”成立。
目前，北京、上海、吉林、江苏、浙江、四川大致形成了中国当代口述史研究的六个区域，六地的口述史研究，“各具自己鲜明的特色”。
［17］口述史研究还在妇女史以及抗战史、文革史、知青史等专史领域产生广泛影响，这些领域的研究者们探讨口述史学在各自领域的运用，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
总的来看，进入 21 世纪以后中国口述史，无论是理论与方法的采用，还是口述史机构的设置、队伍的壮大、领域的拓展等方面，都有喜人的进步。
三、当代中国口述史研究现状及展望五十多年来，中国口述史学获得辉煌的发展，但仍然存在很多问题，很多学者曾对此进行过专门论述，如杨祥银的《试论口述史学的功用和困难》、姚力的《我国口述史学的困境与前景》以及王艳勤《中国口述史学的历史、现状与未来》等。
笔者将之分类梳理如下:首先，口述史理论依然不成熟。
姚力曾指出:“就目前国内口述史学的状况来说，理论性的研究还相当薄弱，这是我国口述史学发展的第一困境。”
［19］ 国内的口述史学著作中的理论基本上是对西方理论的译介和对旧有述评的重复，多半是感想性的的零星研究。
中国当代口史学发展的推动力主要不是来自学术界，而是来自出版社和电视媒体的商业利益的强力推动，充斥在生活中的口述史书籍大多是一些毫无事实依据猎奇类的口述史作品，还有一些对上层党政人物的采访，这些采访多经过精心修饰，有所保留。
尽管有些学者曾设立口述史的相关课程，但是高校对口述史学的学科归属依然不明确，口述史学缺乏专业的人才。
其次，口述史学实践缺乏规范。
口述史学工作者仅仅具备“德、才、识、学”这四项基本史学素质是不够的，他们在实践中会遇到很多困难。
口述史学工作人必须掌握一些采访技巧，能与当事人进行恰当的沟通交流。
还需要具备跨学科的知识，如心理学、社会学、法学等其它学科知识，否则很难得出有见解的判断。
他们必须学会办理一些法律手续，如采访前对访谈者身份的相关证明，出版资料时一定要获得被访人的同意和授权。
在涉及被访人隐私的时候，一定要在取得被访人同意之后，再进行采访工作。
如果获得的资料牵涉到采访对象对政府或官员的否定观点，这里必须考虑被访人的安全问题。
由于学科定位不清楚，高校相关人才培养计划很难落实，国内很缺乏从事口述史学研究的专门人才、培训机构。
再次，人们对口述史料的真实性仍持怀疑态度。
被访人的口述因个人意识的影响，可能存在“失真”情况，即便是文献资料，也同样存在书写着个人意识的影响，但我们并不否认文献资料的重要价值。
同样，口述史料也揭示着一些历史真实，需要史学工作者对史料进行“辨伪”，将口述史料与文献资料进行对比，相互佐证，得出较为真实的结论与判断。
构建中国口述史学工程是一项涉及多个学科的系统文化工程。
在整个史学界不景气的情况下，口述史学工作者必须做出一些努力。
首先，提高对口述史学的认识。
在刊物创办、机构设置、网站创建等方面借鉴西方经验。
发展 2004 年已创办的中华口述历史研究会，加强口述史学的理论研究和规范建设，加强资金投入，建立奖励创新的机制，调动史学工作者对口述史研究的积极性。
口述史学工作者应该跟政府、企事业团体寻求合作，获得资助。
其次，加强口述史学科、培训机构的建设。
确定口述史学的学科归属，设立口述史学专业，培养专业人才。
加强口述史培训机构的建设，加强对工作者的专业培训，提高其综合素质。
口述史学工作者还应致力于扩大口述史学的应用领域，将之广泛地渗透于社会史、劳工史等历史学的分支学科中，扩大影响力。
再次，加强国际交流合作。
中国历史的发展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可以为西方学者提供研究中国问题的宝贵资料，如《星火燎原》在1958 至 1960 年被译为英文，《红旗飘飘》在1958 至 1966 年也被翻译出版。
中国的口述史工作者可以利用自己的语言、身份优势等与国外学者合作，致力于中国史研究课题、项目的开发。
从整体上看，中国口述史学仍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迫切地需要大家在理论与实践结合方面多做思考，多做研究。
唯有如此，才能使中国口述史学在深度与广度上齐头并进，为中国口述史学的真正进步与繁荣提供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