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浙江省嘉善县委员会
夏原吉是明代著名的政治家，更是一位功勋卓著的治水专家。 据史料记载，明初，苏州河沿岸经常闹洪水。永乐元年（1403年）户部尚书夏原吉奉诏治水，调集10万民工，分流苏州河水势，沟通黄浦江，促成了“黄浦夺淞”，使原来吴淞江的支流——黄浦江，成为入海的洪流，而吴淞江则成为一条平缓的支流。其后，夏原吉又挥师浙西--古镇西塘兴修水利，在嘉善历史上留下了令人难忘的一页。
百姓叫他“夏布衣” 苏松地区治水工程，是明代中兴时期一项著名的水利工程，内容包括了治理嘉善北部的水患等。而这一国家级工程的动因，主要有两个方面： 其一，当时太湖流域地区水患不断，朝廷为了消除或减轻重点产粮区的水患，以嘉善为例，自明宣德五年建县后，这个县一直为重赋之区。皇粮国税缴得多，在历史上是出了名的。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说：“盖全浙之税莫重于嘉郡，而嘉郡之税莫重于嘉善。”然而这里既是“江南粮仓”，又是“洪水走廊”。每年汛期，山洪暴发，汹涌的过境客水，对当地农业生产，构成严重威胁； 其二，当时明成祖朱棣准备建都北京，北运物资激增。但是作为南北运输大动脉的京杭大运河由于年久失修，中途已有几段淤塞不通，所运物资必须多次中转陆运，故货运不但费力大而且周转期长，相当麻烦。永乐元年，朝廷便采取“海运和河运并举”措施，以满足当时的运输需求。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身为户部尚书的夏原吉，被委以“南下治水”的重任。他亲自主持了疏浚港家浜、引吴松江入黄浦的规模宏大的水利工程。其后，他还曾多次亲临江浙交界处（明时上海属江苏管辖）的西塘镇，勘察太湖流域洪水东泄的主要通道。时值盛夏，驻扎于镇东的道观——福源宫内。 为了搞清水情，这位勤政爱民的朝廷命官白天穿着布衣，顺着泄洪通道沿途勘察。晚上挑灯筹划治水总体方案。因而当地百姓叫他“夏布衣”。 夏原吉不愧为治水专家。他总揽全局，把西塘的水利工程项目，作为治理整个太湖流域水患的一个关键性工程。亲手设计、制定治水工程方案。接着又带领当地民众修建圩岸、疏浚河道。经过几年时间的努力，“导水入泖”成功，西塘一带水患始平，他的政绩为邑人所称颂。 明代沈伯渊有诗云：“夏公曾驻节，胜迹在河干”，充分表达了西塘人民对这位水利功臣的崇敬心情。清道光年间，里人倪以埴在评述有功于本镇的历代名人时，曾提议过：应在“八腊祠”（即东岳庙）里添祀开掘“十里港”的“夏布衣”——夏原吉。 “四贤祠”内的遗爱堂，是镇人祭祀历代贤士的地方，《斜塘竹枝词》的作者柯万源，也在其著述中说：“杨太守继宗、喻参政良、庞巡按尚鹏、莫邑侯大勋，遂定今名。皆有功于我镇者。春秋二仲，次丁报祭。然夏忠宣（靖）公开‘十里港'、立忧欢石尤多德政，不宜缺祀。”
“十里港”的由来 “十里港”位于西塘镇北栅口，是朝东通往祥符荡（祥符荡为镇东的一巨浸，分南、北两荡，总面积为3400亩）的一条大水脉，河宽约２０丈，全长不过三四华里。但自古以来，人们都把这段水道称为“十里港”，直至近代的《嘉善地图》上，仍将它标注为“十里港”。说起这条人工河的名字，直接与夏原吉当年治水有关。 众所周知，嘉善的地势是南高北低，形成了坡面状。路北地区历来为浙西“涝水东泄”的通道，每年汛期上游大量洪水流经本县入浦。洪水过境时，最先受涝的是嘉善北部的西塘、陶庄和丁栅诸镇。水涝成为嘉善这个江南天然粮仓之最痛。 而西塘的地势比较低洼。虽说是水网地区，附近都是些小河港，没有大的江脉。加上恰好处在太湖下游的洪水过道，汛期山洪泻泄时，这一地区更是首当其冲。 永乐二年，经过夏原吉的治理，吴淞江已和黄浦江沟通，航运能力大大加强。当时，为了减轻刘家港的压力，有一部分粮船开始从吴淞口起航，即由吴淞江出口，绕崇明三沙门至京及辽东。同时，也为治理上游浙西地区特别是嘉善北部的水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夏原吉也因此受到了朝廷的嘉奖。 为了减轻嘉善北部地区的水患，夏原吉亲自坐镇西塘，经过实地勘测，决定采用“疏”与“堵”相结合的治水方案。疏，就是在古镇北栅市河新开凿一条东西走向的水道，让汛期南来客水通过这里入泖。堵，就是在镇北部的姚家坝村水域，修筑东根、西根两坝，“以拦水南侵”。 由夏原吉主持的这一国家级水利工程。其部分经费由中央政府下拨。但由于工程资金投入量大，按财政预算拨款还差了一大截。而在当地，由于农村税负过于沉重，老百姓生活贫穷，一时也难以在民间筹措资金。眼看工程难以如期完成。无奈之下，夏原吉大笔一挥，将三里长的人工河改成“十里港”。这样，下拨的经费才勉强填平了开河的资金缺口。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两项水利工程如期完成了。不出夏原吉所料：“十里港”挖通后，不仅增加镇域附近水系的蓄水和泄洪能力，而且与东根、西根两坝（俗称“姚家坝”）相配套，有效地减轻西塘镇以及周边地区的水患。
“忧欢石”之原理 西塘古镇的福源宫，是夏原吉治水时的住址。那门前河港里有一块奇石，为夏原吉治水时留下的遗物。据说，它能报晓全县旱涝灾害的情况。此石七尺有奇，形如碑碣。上面镌刻着“合邑区圩”和七道横杠，每道杠子为一则，最下一则为平水之衡。乡人视水之高下为忧欢，故唤之“忧欢石”。 古时候一到汛期，地处浙西“洪水走廊”的西塘人，常有“沉灶产蛙”之患。所以当地流传着“天勿怕，地勿怕，就怕西山发大水”的乡谚。自从镇上有了“忧欢石”，人们便把它奉为神明。据史料记载，岁时布种，乡人每以验水之高下者，若所镌之某名被水没掉了，其某某区圩亦被淹了，勘之百不一爽。 时过多年（镇志称：在清道光前），有一官吏到镇上办差，听说了“忧欢石”的神奇功效，就派人到福源宫将河中的奇石拔起，用船只将此迁至魏塘，并按原样置放在县衙门前的河港里。但是那块“屡试不爽”的奇石，因为挪了个地方，从此失去了灵验。 关于“忧欢石”，史料上都有记载。《一统志》说：忧欢石为夏忠靖公治水时立石以测水。里人徐涵在《平川棹歌》对此注曰：旧志忧欢石在福源宫前，盖以验水之高下者。 其实，“忧欢石”灵验不是神明所致，而却却是我国古代水文测绘的一项科技成果。 据史料记载，东汉著名水利专家马臻在“鉴湖工程”中，分别在会稽五云门小陵桥以东、山阴常禧门外跨湖桥以南各设置“水则牌”（即水位尺）一处；明成化年间，绍兴知府戴琥在府城内设置了一座“水则”，对山会平原的水系和水源进行管理；明嘉靖年间，知府汤绍恩在绍兴建造“三江闸”时，在三江平宽处立“水则牌”一块，上刻“金、木、水、火、土”五字，作为测水标高符号。闸夫照则起闭闸门，以控制水流。 而夏原吉所立的“忧欢石”，与绍兴历代所建的“水则牌”，有异曲同工之妙。夏原吉完成了嘉善北部“导水入泖”工程后，又想到应在这里，建立一个类似于“水则牌”那样的测量水位的标尺，上面不但要有水位尺、确定“警戒”水位，还要根据境内所有区、圩的田面高程，进行排序标注。 这样一来，无论在春播还是秋收季节，在平时还是汛期，人们只要到石碑前一看，便知各乡镇、各区圩的水情和灾情。要建立这样一块石碑也非易事。首先，要摸清当地历年的水情资料和境内各区圩的高程。众所周知，我国地理著作中有关“水位”的记载，始见于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编纂的《吴江考》一书（见辞海Ｐ1601），而明初根本还没有“吴淞水位”这一概念，还没有水资源数据和水利区划等参考资料，更谈不上先进的测量仪器和技术。为了搞到第一手资料，夏原吉根据南、北部不同的地势和水系分布情况，组织两路人马进行实地勘察，沿途他们还进村入户，了解笔录当地水情和灾情，并劝说农户疏河道、修圩堤。 经过几个月艰苦工作，夏原吉终于掌握了当时县境南、北部不同的水文特征，弄清了全县所有圩田（明清时期人们将圩田称“区”）的分布情况。测出了辖内20个区，728只圩，62.8万余亩田、地、荡，1.3万余亩低洼、草荡和滩的高程。 夏原吉在总结南下治水的经验、参考有关水利资料和掌握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开始设计了石碑的“界面”。他先在石碑自下而上，画了七道“横杠”（刻度），作为“测水尺”；然而依据全县各区、圩的田面高程，以次归类、排序，并分别将不同高程的区、圩名字镌在不同尺度的“横杠”下。 经过了几个寒暑的实验、上百次的调整和修改，石碑刻度上反映的信息，与实地勘察所得的结果十分吻合，屡试不爽，镇人观之无不称奇。因为当时人们还不知道“忧欢石”的设计原理，所以把它渲染得玄而又玄。而那位“刻舟求剑”的俗吏，则在当地落下了千古笑柄。
杨越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