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音乐史的发展和人类的审美品味发展相辅相成。作者主要从西方音乐史的六个时期：古希腊时期、中世纪、文艺复兴、巴洛克时期、古典时期、浪漫主义时期、20世纪的音乐入手，浅谈二者的微妙关系，以及由此引发的感想。
法国思想家帕斯卡尔曾说过：“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人类这颗有思想的苇草，能比其他生物更有尊严更有品味地生活，“审美”是这根苇草很重要的特性。
西方音乐史的发源一般追溯到古希腊时期，这个时期的代表音乐家有柏拉图、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等人，他们不仅单单是音乐家，还是哲学家和数学家。这个时代的音乐审美观更多与“神”有联系，缪斯女神掌管着各类艺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认为音乐具有伦理道德的性质，可影响人的行为举止，音乐中不同的调性会使人发生不同的情感反应。这与中国的儒家思想有惊人的相似之处，都认为音乐具有教化作用。这个时代的音乐以单声部织体为主，音乐的节奏与诗歌的节奏是一致的。
西方人类史进入“黑暗的”中世纪。中世纪横跨了一千多年，在这个漫长的岁月中基督教文化、日耳曼文化和地中海文化相互交融影响，为整体意义上的西方文明奠定了基础。这个时代是大教皇时代，所以当时的艺术大部分是从教会内部产生的，毋庸置疑，艺术为教会服务是绝对的宗旨。但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聪明的老百姓们在教堂之外也逐步形成主要以娱乐为目的的世俗音乐。中世纪形成了教会音乐与世俗音乐平行发展的局面。
这个时期出现了对西方音乐影响至今的产物——格里高利圣咏。格里高利圣咏还秉承着古希腊的审美影子——单线条旋律、节奏由歌词的韵律决定等特征，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单声部线条逐渐孕育和发展出丰富瑰丽的复调音乐。
从奥尔加农开始，教会音乐和世俗音乐都朝着复调方向发展而一发不可收拾，对西方音乐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由此可见，人们的听觉审美进入多声部化、立体化、复杂化、和声化。人们不再满足于韵白式音阶式的单线条音乐，试图在叠加的多重声部上去寻找上帝的踪影和救赎，从中抒发平日生活中的爱恨情欲。
15世纪，艺术家们挣脱了“唯神创作中心”的枷锁，掀起了“以人为本”思想高峰，迎来了文艺复兴时期。
这个时期的音乐比起以前的音乐更加注重作曲家本人的爱好或者作曲家雇主们的爱好，作曲家们希望自己的作品既能被神所接受，又能被大众喜欢，此时的音乐作品也更能表现出普通大众的爱好取向。
此时的音乐仍不管宗教作品还是世俗作品，仍然继承者中世纪的影响以多声部作品为主，各类器乐作品也开始萌芽蓄势待发。值得一提的是，在文艺复兴晚期马丁路德进行宗教改革，他创作了一种新型会众演唱的歌曲形式——众赞歌，部分众赞歌的曲调甚至直接来源于当时流行的世俗音乐。宗教音乐与世俗音乐居然混搭一起，让教徒们齐声咏唱，这在中世纪是万万不能想象的。尽管顽固的罗马教会一直反对宗教音乐过于世俗化，但改革的趋势势不可挡，罗马乐派代表人帕勒斯特里那便采取这种方式改革，巧妙借鉴当时的各种乐派而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清晰、纯净，这既有当时的改革因素又具有中世纪格里高利圣咏的美学继承。一言以蔽之，宗教音乐与世俗音乐的界限逐渐模煳，人的音乐与神的音乐似乎找到了彼此的平衡点。
17世纪，迎来了伟大的巴洛克时期，巴洛克原意为“形状不规则的珍珠”，这个时代的音乐像珍珠一样旋律华丽、装饰性极强，将复调音乐发展到极致。巴洛克时期的两位巨人巴赫和亨德尔共同擎起巴洛克时代的繁华，前者把音乐的纵向结构挖掘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后者开始预示着主调音乐时代的来临——开始重视音乐的横向发展。回头反观从中世纪有量音乐以“三分法”为基础，后来又产生了以二等分原则划分音符时值的“二分法”，并进一步认为可在一个短音符的时值中填入四个或更多更加细小时值的音符，到现在迷宫式庞大繁复华丽的音乐，人们对音乐从创作到审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过一层又一层的岁月洗礼，人们的口味已经越来越丰富。
古典主义时期，是主调大时代开启的端头。人们对新事物的探索总是从简单开始，这个时期的音乐，特别是三大巨匠老大——海顿的音乐非常均衡、轻盈、干净、平和。这与巴洛克时期的繁赘截然不同。从海顿爸爸到音乐神童莫扎特，他们都尽力恪守着一定的创作规则：和声的进行与解决，动机的发展，旋律的起承转合，配器效果的均衡等，作曲家的诙谐、浪漫、天真或者痛苦一切都在相对中规中矩中的格局去抒发。到了贝多芬的手上，不安分分子开始蠢蠢欲动：和声色彩性增加，旋律长短句的不规则分布等，一切犹如暴风雨般激烈告诉人们：浪漫主义的来临！
在浪漫主义时期民众们猎奇新鲜感不断得到提升，口味也越发刁钻。这个时代的作品不再关乎是否符合神伟大的气质，神是否聆听得到，反之关乎人的七情六欲是否得到抒发，即使题材与“神”相关，主题表现的也是“人”，这可以说是某种程度上对文艺复兴的再复兴。人们的审美趣味似乎是一个螺旋上升的发展迹象。音乐史发展的地图板块也不再局限于法、德、奥、英等地，各地民族主义音乐犹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踏入20世纪，人类社会开始进入高速发展的新纪元。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日月革新的科技技术、动荡的世界格局，无一不触动着民众和作曲家们的内心世界。
勋伯格的十二音体系作曲法，彻底瓦解了几百年前固定下来的大小调体系；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打乱了传统节奏的重音规则；约翰凯奇的“偶然音乐”更是打破人们对“音乐”的传统定义，约翰凯奇认为：随时随地无时无刻都是音乐。那刻意的创作意义又在哪呢？电子音乐的出现，体现了20世纪的科技发展对音乐的影响，可供人类审美的音色素材，比起几百年前几千年前骤然增加了千百倍。
当然并非所有的作曲家都沿着猎奇创新的方向发展下去，也有不少作曲家走“回潮”之路：支持新古典主义作曲家们，力图复兴模仿浪漫主义以前的风格、体裁和形式（特别是巴洛克时期和古典时期）；法国“六人团”追求清晰整洁和明快淳朴的音乐气质，与新古典主义有异曲同工之妙。
以史为鉴，作为音乐教育专业学生这种种的改变轨迹给我的感想是：时至今日，人们对“音乐”的定义越来越宽松，对音乐作品新类型的出现似乎已屡见不鲜。但是这代表着今日的人们对作曲家的新作品也越来越宽容吗？答案并非是肯定的。古典音乐界，谭盾的《水乐》在2001年的北京国际音乐节上，给全场观众带来全新的视觉与听觉冲击，也给他自己带来了褒贬不一的评论。一些包括卞祖善先生在内的保守派音乐家，认为谭盾的这些所谓的多媒体作品无非是在哗众取宠，音乐如果不能再听觉上给人美的感受，上进的力量，算不上是好音乐。
这种新风格新形式刚出现被人们所不齿，到慢慢接受和流行的现象从古至今并不少见。从巴洛克时期的巴赫、新古典时期的斯特拉文斯基、迈克尔杰克逊到前文的例子，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即使我们生在科学技术日月革新的现代，我们对新事物新改变的态度却跟中世纪的僧侣们无甚差异，笔者觉得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记得有位老师说过：“中国人现在听觉还停留在欧洲几百年前的古典时期到浪漫主义时期，他们害怕新体裁、新音乐。”虽然这句话略有夸张，但确实是我们当今审美音乐的一个弊端问题。从音乐厅歌剧院经常上演的曲目，到高等专业学校的教学设置，难道我们的着重点不是在古典时期到浪漫主义时期吗？要知道上个世纪欧美国家已经开始了对新音乐的探索，我们的总体审美水平与国外相差太远，这对从事音乐创作、音乐教育人士来讲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换而言之，如果从事音乐创作、音乐教育人士都不能以一种宽容放松的心态去对待人类进化上的必然改变，还在墨守成规，那何来优秀作品推动下一代人的审美发展呢？一些优秀的能引领新方向新潮流的作品，它们的审美理念必先会超越当代大部分人的审美认知，如果我们仅以首次的聆听感受判定作品的生死，未必太草率和鲁莽了。音乐老师如果在平时的课堂中如果能以身作则以一种平和、开放谦逊的心态去引导学生去对待新艺术，或许在您的课堂里启发的就是下一个斯特拉文斯基，或是能发现斯特拉文斯基音乐独特魅力的香奈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