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中苏关系近四十年变迁(全文)
我于1970年北大毕业后，经唐山军垦农场储备劳动和北外回炉进修之后，于1973年3月进入外交部，被分配到苏联东欧司苏联处。通过参与中苏边界谈判和其他对苏工作，我对中苏之间近四十年的关系有了一定的了解。
近四十年来的中苏关系，按友好――恶化――敌对――缓和的变迁过程，大体上分四个十年、四个阶段。
20世纪50年代，中苏友好结盟
苏联长期同情和支持中国革命。解放前夕，1949年2月，斯大林派米高扬到西柏坡同主席会晤，双方进行了内部沟通。6月，发表《论人民民主》一文，明确提出向苏联“一边倒”；刘少奇奉命秘密访苏，向斯大林通报情况，同时为访苏作准备。斯大林邀请刘少奇参加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并在会上宣布，新中国政府一成立，苏联立即予以承认。会谈中，在对待中国共产党的问题上，斯大林作了自我批评，称由于不了解情况，有时干扰或妨碍了你们。很重视这句话，认为这实际上是承认错误。
苏联是第一个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1949年10月2日，新中国成立的第二天，苏联就正式宣布予以外交承认，并互派大使。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应邀访问苏联。除了为斯大林祝寿外，双方签署了为期30年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废除苏联同政府签订的有损中国权益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新约草案文本是总理亲自主持修改确定的。1957年11月，第二次访问苏联，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活动。在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提出社会主义阵营要“以苏联为首”。对此，一些东欧国家有不同意见，还亲自做说服工作。
为什么要实行“一边倒”?这里有其客观的历史原因。中国革命胜利后，国内百废待兴，国际环境严峻。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对我实行军事包围、经济封锁、政治遏制的敌对政策。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阻止新中国。随后，中美双方在朝鲜战场上兵戎相见。因此，向社会主义“一边倒”是历史的产物，是由当时的国际形势所决定的。正如所说：“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不过，所谓“一边倒”，不是一切都听苏联的，实际上是有矛盾和斗争的。在某些问题上，特别是涉及，即使斯大林在世时，我们党也进行了必要的斗争。对赫鲁晓夫企图控制中国的所谓建立“联合舰队”的要求，严词驳斥说，要讲政治条件，连半个指头都不行。
应该承认，《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对加强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合作，保障两国的安全和维护战后远东与世界和平，曾起过积极作用。无论斯大林，还是赫鲁晓夫，都对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济建设提供了援助，帮助中国奠定了工业基础。
当然，回过头来对这段历史重新作客观的分析，结盟政策带来的后果也很严重。在党和国家关系上“称兄道弟”、照抄照搬“苏联模式”的做法并不可取，也不科学，这些都值得认真总结。
20世纪60年代，两国关系恶化
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中苏两党分歧加剧，两国关系逐渐变冷。1960年6月，在布加勒斯特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和51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赫鲁晓夫对我方搞突然袭击，攻击中共是“疯子”，“要发动世界战争”，只会“机械重复”列宁几十年前讲过的话，称“列宁会从棺材里爬出来拧你们的耳朵”。中方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声明“我们党只信服马列主义真理，决不会向违反马列主义的错误观点屈服”，并回敬说，如果列宁真的从棺材里出来拧我们的耳朵，我们会很高兴，因为这说明我们离列宁还不远，他还拧得着，但有些人离列宁远得恐怕连耳朵也拧不着了。为了向中国施加压力，1960年7月，赫鲁晓夫单方面决定，在一个月内撤走全部在华工作的1400多名专家，撕毁几百个双边协议和合同，给我国经济建设造成严重损失。同时，在新疆地区挑起边境纠纷。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苏两国间的第一次边境冲突事件。1962年，苏联又利用我国经济困难，制造“伊塔事件”，在新疆伊犁、塔城地区策动6万多中国边民越境去苏。这样，中苏之间的分歧从两党意识形态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
1964年，在我国倡议下，双方在北京举行过一次为时半年的边界谈判。当时，主要围绕历史上的中俄不平等条约问题进行了一场大辩论。中方指出，尽管有关目前中苏边界的条约是沙俄在中俄两国人民处于无权地位的情况下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但中方仍准备以这些条约为基础解决边界问题，签订新的条约，不要求收回被割去的150多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关于任何一方违反这些条约占据另一方的领土，原则上必须无条件归还对方。但双方可以根据平等协商、互谅互让的原则，考虑当地居民的利益，对边界上的这些地区做必要的调整。然而，苏方不但不承认条约的不平等性质，还不同意以条约为唯一基础解决边界问题。除条约文件外，提出“历史形成”和“实际守卫”也都是解决边界问题的基础，即所谓的“三条线”。这实际上是要中方承认沙俄和苏联违约侵占的中国领土都是苏联的，中方当然不能同意。苏方一直回避叫这次谈判为边界谈判，而称“苏中关于核定个别地段边界线走向的磋商”。在这次谈判中，双方还交换了标有各自主张的边界线地图，具体讨论了东段边界问题，并就大部分地段的边界线走向取得一致。但因为双方对位于黑龙江、乌苏里江汇合处的黑瞎子岛归属争议不休，谈判无果而终。
据2006年俄罗斯出版的《边界谈判鲜为人知的篇章》一书披露，1964年中苏边界谈判未签署任何协议，这与当时苏共中央总书记赫鲁晓夫的决定有直接关系。在谈判中，除了黑瞎子岛地区外，双方已就包括黑龙江、乌苏里江在内的东段4200公里长的边界线走向达成一致。划分岛屿归属的原则是，通航河流以主航道中心线为界，不通航河流以主河道中心线为界。这不仅符合国际法准则，也符合苏联国内立法。苏方代表团于1964年6月底向莫斯科报告，建议暂时将有分歧的黑瞎子岛地段“挂起来”，而先草签双方工作小组已达成的协定。出乎意料的是，7月中旬莫斯科回复不同意。经了解，原来这是赫鲁晓夫的指示，“要么都解决，要么什么也不解决”。谈判休会后，苏联驻华大使契尔年科于9月底专程赴莫斯科，想说服赫鲁晓夫同意。他先后会见了几乎所有的苏共中央书记，陈述了自己的理由，但未见到赫本人。后来，赫去皮聪大休假，苏共中央书记处在勃列日涅夫的主持下听取了契的汇报，赞同大使的建议，并答应要“劝说”赫。紧接着，在苏共中央10月全会上，赫鲁晓夫下台了。
1964年10月，赫鲁晓夫下台后，派率党政代表团赴莫斯科同苏联新领导会谈，
以期消除分歧，改善关系。但苏联新领导仍继续坚持赫鲁晓夫的对华政策，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基甚至在招待会上公然挑衅，说“中苏关系所以不好是因为赫鲁晓夫和关系不好，我们已经把赫鲁晓夫搞掉了，而你们要把毛搞掉。”当即向勃列日涅夫提出严正抗议。勃列日涅夫辩解说，马林诺夫斯基部长喝醉了。反诘说，这是“酒后吐真言”。11月14日，返回北京，破例亲赴机场迎接。1965年3月，我党拒绝参加苏共召开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协商会晤。1966年3月，我党复信苏共，表示不参加苏共二十三大。从此，中苏两党关系中断。
随着两国关系恶化，20世纪60年代中期，苏联在边境地区大量增兵，并派军队进驻蒙古，直接威胁我国安全。1969年，先后发生了珍宝岛和铁列克提事件，双方从意识形态冷战演变为边境冲突热战。1969年3月，珍宝岛事件发生后，两国关系空前紧张。当时有这样一个插曲。苏联总理柯西金给北京打电话，要求同紧急通话。我国话务员得知对方身份后，骂了他一通，说你这个“苏修”头子，不配和我们的伟大领袖通话!对方又说，那能否请总理接电话?这位女话务员称，我们的那么忙，哪有时间跟你说话。然后，就把电话挂断。获悉后批评说，电话是打给我的，怎么不报告就拒绝了?还指示，应对那位话务员进行批评教育。
同年8月，在新疆裕民县铁列克提地区又发生了事件。当时，西方透露说，苏联领导人考虑对中国进行“外科手术式”核打击。中国政府就此发表声明，指出：“如果一小撮战争狂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袭击中国战略要地，那就是战争，那就是侵略。7亿中国人民就要奋起抵抗，用革命战争消灭侵略战争。”
1969年9月3日，越南领导人胡志明逝世。获悉中国总理将赴河内参加葬礼，苏联领导层决定派总理柯西金前往，并届时与会见。9月6日，柯西金抵达越南首都，得知9月4日已来过河内吊唁并于当日返回北京，旋即转告中方，苏联政府首脑希望回国途中经停北京，以会见中国领导人。未等到中方答复，柯的专机只好经印度回国。9月10日，从德里飞抵塔什干时，柯收到中方同意安排会见的信息。9月11日，柯的专机飞经伊尔库茨克到达北京。本来从河内到北京的航线不长，结果却绕了一大圈才折回北京。
柯西金在北京机场候机楼西侧的贵宾室与举行了会晤，会谈持续了三个小时。两国总理着重讨论了边界问题，并达成共识。双方同意，中苏之间的原则争论不应该妨碍两国国家关系的正常化；两国不应为边界问题打仗，应通过和平谈判解决；边界问题解决前，应该首先签订关于维持边界现状、防止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边界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的临时措施协议。会见中，双方还同意恢复互派大使，重新发展双边贸易。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两国总理谅解。这次会见是应苏联方面的倡议举行的，被称为“机场会见”。
根据两国总理达成的谅解，在北京开始中苏边界谈判。没有想到，一谈就是9年，被称为“马拉松式谈判”。
回顾整个20世纪60年代，中苏两大邻国处于政治上尖锐对立、军事上严重对峙的不正常状态。这段历史是非比较复杂，尤其是意识形态争论的问题很多。应该承认，在“”中，外交方面也受到“左”的错误的干扰。但是，我们党和政府为捍卫独立与、反对苏联的控制和威胁的斗争是完全必要的。
20世纪70年代，这是一个转折时期，形势变化十分微妙
1970年5月，美国把战火从越南扩大到柬埔寨，发表著名的“五二声明”，呼吁“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同年12月，通过斯诺给尼克松总统传话，说如他想到北京来，坐上一架飞机就可以嘛。谈不成也可以，谈得成也可以嘛，何必总是僵着?还指出，中美总要建交的，而中苏关系不可调和，没有什么谈的。1971年4月，亲自决定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中美“乒乓外交”，正如所说，“小球转动了大球”，在国际上引起巨大反响。同年，7月，尼克松在堪萨斯城发表讲话，承认战后25年世界发生巨大变化，美国遇到了做梦也想不到的挑战，希望与中国一起共同遏制苏联的对外扩张。与此同时，基辛格秘密访华。1972年2月，尼克松访问中国，被称为“改变世界的一周”。美国宣布承认一个中国，中美关系开始改善。
1973年，提出“一条线”的战略，就是从日本到欧洲，一直到美国这样的一条横线，联合起来对付“北极熊”。1974年，进而提出“三个世界”的理论，具体指团结亚、非、拉第三世界，争取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等第二世界，反对第一世界――美苏两霸，侧重打击苏联霸权主义。中苏敌对的状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初。
20世纪70年代中期，中苏两国关系中还发生过“间谍飞机”事件。苏联一架直升飞机误入我新疆境内，被当作间谍飞机抓获，并公开报道宣传。苏方一再要求释放机组人员，我方未予理睬。过了一年半多，苏外交部主管苏中关系的官员私下表示，要我方看在苏联人民的面上，释放机组人员回家过年。得知后指出，是否可以释放?我有关部门经研究，仍建议按间谍飞机处理，机组人员驱逐出境。详细了解情况后指示：三人无罪，罪在上级。临走前请他们吃顿饭，欢送回国。1975年元旦前夕，外交部通知苏方：经调查，机组人员关于误人中国的说法是可信的，现予释放，飞机交还。这等于公开承认过去搞错了。这在中苏两国关系史上是少见的，体现了一贯倡导的着眼于人民的思想。同时，即使在关系紧张对立时期，出于全局考虑，适当时候也可在策略运用上体现灵活性，使两国关系有所松动。
20世纪50年代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到1980年满30年。条约中规定，在期满前一年，如任何一方不表示中止，则条约自动延长五年。这一条约早已名存实亡，但如何处理，是废除还是中止，费了一番周折。最后，于1979年4月以全国人大通过决议的方式指出：鉴于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由于并非中方的原因，条约遭到践踏，决定期满后不延长。同时，通过外交途径将上述内容照会苏方，并建议就解决两国之间悬而未决的问题和改善两国关系举行谈判。苏方表示同意。
1979年9月至11月，在莫斯科举行了中苏国家关系的谈判。这是自1964年以来中国派往苏联的第一个高级代表团。中央指示，谈判中要坚持原则，不要示弱，谈而不骂，绵里藏针。这次谈判的核心问题是，要苏联从中苏边境和蒙古撤军，停止支持越南侵柬反华。我方强调，这两个问题解决了，中苏就可以发展关系。由于双方立场尖锐对立，谈判没有取得进展。1979年底，苏联出兵阿富汗。1980年1月，中方宣布，在苏侵略阿富汗、为两国关系正常化制造新的障碍的情况下，进行中
苏国家关系谈判显然是不适宜的。后来，实际上两国边界谈判也中断了，而且一断就是9年。
20世纪80年代，双方都调整政策，两国关系逐渐缓和改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工作重心转移、国内政策调整及国际形势变化，中央着手调整国际战略，改善对苏关系。
1982年3月24日，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在中亚塔什干发表讲话，明确承认中国“存在着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强调支持中国“对台湾的”，表示愿意改善对华关系。这在客观上为我方调整对苏政策提供了契机。邓小平同志指示，要外交部立即对勃列日涅夫的讲话作出反应。3月26日，我新闻发言人表示，中方“注意”到了勃列日涅夫主席在塔什干发表的关于中苏关系的讲话。这一极为平常的“注意”二字，却隐藏着不同寻常的意思，引起了国际上极大关注。外电评论称，这预示着中苏关系有可能发生变化。
1982年7月，邓小平同志作出决定，要采取一个大的行动，向苏联传递信息，争取中苏关系有一个大的改善。但必须是有原则的，条件是苏联得做点事情才行。这就提出了要苏联主动解决“三大障碍”，即从中国北部的中苏边境和蒙古撤军，从中国的西邻阿富汗撤军，劝说越南从柬埔寨撤军。
1982年8月，外交部苏欧司司长于洪亮以视察使馆的名义前往莫斯科，向苏方传递中方关于消除障碍、改善关系的重要信息。主要内容是：首先肯定勃列日涅夫主席的讲话有积极因素，表示中国最高领导也关心中苏关系改善。认为，双方应当坐下来平心静气地讨论，通过共同努力，设法排除妨碍发展两国关系道路上的严重障碍，从有助于改善两大邻国关系的一两个实质问题着手，推动其他方面关系的发展，可先从劝说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开始。强调，我们提出上述想法是经过认真考虑的，愿就此同苏方交换意见。至于交换意见的方式，双方可以协商。苏方作出了积极反应，表示愿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级别上同中方讨论双边关系的问题，以便“消除关系正常化的障碍”。为了避免外界不必要的猜测，于司长还同时去了波兰华沙。
1982年10月，中苏双方在北京开始进行两国政府特使的政治磋商，一谈就是6年。政治磋商一共进行了12轮，前11轮都是钱其琛副外长主持。后因钱出任外长，改由田曾佩副外长担任中方政府特使。磋商中，主要讨论克服影响两国关系正常化的“三大障碍”，特别是越南侵略柬埔寨问题。中方指出，让越南从柬埔寨撤军问题是改善中苏关系的关键。苏方则声称，中方找错了对象，柬埔寨问题与他们没有任何关系，并提出中苏关系正常化不应损害“第三国利益”。中方反驳说，我们提出来讨论的问题不是有损而是有利于苏方所谓的第三国利益，而且作为一个原则，应该不损害“所有第三国利益”。双方针尖对麦芒，各说各的，被称为“聋子对话”。不过，这漫长的政治磋商为彼此交换意见提供了一个正式渠道，对两国关系的缓和与改善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中苏之间开始改变一个时期以来只对抗、不对话、不往来的全面僵持状况。
随着中苏政治磋商的持续进行，从恢复交换留学生开始，两国经贸、文化等领域的交往逐渐增多。其中，具有特殊意义的要数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阿尔希波夫来访。安德罗波夫就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后，对改善中苏关系的态度较为积极，主要做了两件事：建议两国外长在联大举行会晤；主动提出派阿尔希波夫访华。据透露，选择这一人选，苏方是煞费了苦心。阿尔希波夫在20世纪50年代担任过苏联援华专家总顾问，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中方不好拒绝；而且他主管经贸，可以讨论扩大双边经济关系；再者，他认识许多中国领导人，可以借此进行高层接触。我方很快答复同意。但就在访问前一天，苏方突然通知，由于“技术”原因推迟访问。后来，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此访终于1984年年底成行。除了同姚依林副总理会谈外，阿尔希波夫还会见了陈云、李先念、彭真、薄一波等一起工作过的老朋友，电视上播放了他们见面时亲切拥抱的感人情景。通过这次访问，双方恢复了中断多年的经济、科技合作。1969年双边贸易额下降到历史最低点，仅为1.2亿瑞郎，1982年双边贸易额回升至6亿瑞郎，而1985年则达到46亿瑞郎。
相隔30年后，我国在莫斯科举办大型贸易展览会，轰动了苏联各界。每天有两万多人参观，排几小时队才能买到票。苏联观众在留言簿里写道：“我们看到了当代中国”，“以前认为中国贫穷落后，展览使我消除了旧观念”，“中国人善良、诚实、公正”，“谁也想不出比中国更好的改革……”不少群众反映，现在苏联有一股“中国热”。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出任苏共中央总书记。我方利用派团赴莫斯科参加苏联领导人葬礼的机会，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恢复称苏联为社会主义国家。当然，话说得比较艺术，以“祝愿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取得巨大成就”的措辞加以表达。据了解，苏方对此也一下子心领神会。
中苏关系正常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是1986年7月28日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的海参崴讲话。戈尔巴乔夫宣布，苏将分阶段从阿富汗撤军；正同蒙古讨论撤出大部分苏军问题；愿同中国讨论削减中苏边境地区的陆军；同意按主航道划分阿穆尔河(黑龙江)边界线走向；尊重和理解中国的国内政策。这是苏方第一次在消除“三大障碍”问题上作出实际松动，正式确认按主航道中心线划分两国界河的原则，也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苏联领导人历次讲话中调子最为和缓的一次。
对苏方的这种姿态，中方给予了积极的评价，提出恢复两国边界谈判。同时指出，它同消除“三大障碍”距离尚远。
1986年9月2日，邓小平同志在接受美国记者华莱士电视采访时，强调让越南从柬埔寨撤军问题是改善中苏关系的关键。如果戈尔巴乔夫在越柬问题上走出扎扎实实的一步，消除了这个障碍，他愿意破例到苏联任何地方同戈尔巴乔夫见面。这是第一次公开提出举行中苏高级会晤的问题。此前，1985年10月9日，小平同志请访华的罗马尼亚领导人齐奥塞斯库带口信给戈尔巴乔夫：如果苏联同我们达成谅解，让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而且能办到的话，他或愿同戈尔巴乔夫会见。小平同志说，他出国访问的历史使命虽已完成，但为这个问题他可以破例。
1987年2月，双方在莫斯科举行了第一轮边界谈判。这是两国第三次边界谈判。双方都表示十分重视这次谈判，希望边界问题的解决能有助于改善两国政治关系。中方团长是钱其琛副外长，苏方团长是罗高寿副外长。会谈气氛较好，双方重申了自己的原则立场，但措辞平和，都未纠缠过去长期争论的问题；同意从东段开始，根据条约规定，按照公认的国际法准则，具体讨论解决边界线走向问题；双方还确认，1964年边界谈判中工作小组达成的协议仍然有效。随后，边界谈判轮流在两国首都举行。
1988年8月27日至9月1
日，中苏双方在北京专门就柬埔寨问题举行工作会晤。这次会晤的结果将直接影响到能否启动外长访问的决策。会谈在钓鱼台国宾馆进行，谈判代表分别是田曾佩副外长和罗高寿副外长。他们彼此都很熟悉，对对方的立场也都了如指掌，每次谈判的时间都很长，而且都习以为常。最后一次从下午一直谈到晚上，原定的晚宴时间不得不一再推迟。后来索性改成工作晚餐，边吃边谈。吃完饭后又继续会谈，一直谈到夜里快12点结束。到最后一分钟，才达成内部谅解：双方都同意，柬埔寨问题应通过政治手段予以公正合理的解决，双方都表示愿尽力促使这个目标的实现。
9月16日，戈尔巴乔夫在谈到中苏关系时，公开对柬埔寨问题表明立场。他说，我们主张同中国关系正常化，愿意立即着手准备苏中高级会晤。9月20日，在联合国第43届大会期间，中苏两国外长举行了会晤。钱其琛外长着重谈了柬埔寨问题。谢瓦尔德纳泽外长表示，苏方愿意为促进越南从柬埔寨撤军作出努力。双方商定，中国外长将于年内访苏。
12月1日至3日，钱其琛外长应邀对苏联进行访问。这是30多年来中国外长第一次正式访苏，主要任务是为中苏高级会晤作准备。代表团一行10人，住在离大使馆不远的柯西金街国宾馆一幢独门独院的老式小楼。小楼上下两层，除了主卧室、会客室和餐厅外，只有几个小房间，包括司领导在内，都是两人合住一间，我的房间靠近门口，正好在主卧室下面。
抵达莫斯科当天，双方就进行了紧张的会谈，主要还是围绕柬埔寨问题。中方主张，在双方已达成的内部谅解基础上，明确越南从柬埔寨撤军的时间表，形成《共同记录》。我方强调，越南军队应在1989年6月底以前从柬埔寨全部撤出，中苏双方应有一致的主张并促其实现。苏方表示，希望尽早解决柬埔寨问题，越南应尽早全部撤军，但不愿明确承诺促越撤军的期限。双方在撤军时间表问题上卡住了。如果不能在这一关键问题上取得突破，邀请戈尔巴乔夫访华可能又成了问题。
第二天就要会见戈尔巴乔夫，怎么办?当天，大家都很着急，睡得很晚。次日凌晨，我在睡梦中被楼上的脚步声吵醒了，看院子里还是漆黑一片，可能是钱部长因考虑如何走出这一僵局而未能入眠。天亮后，钱部长与代表团的主要成员苏欧司司长戴秉国、新闻司司长李肇星等一起，冒着凛冽的寒风，在宾馆的院子里一边散步，一边商谈着工作。外交官都有一个习惯，一般不在对方的室内讨论工作事宜。正如钱部长在他的回忆录《外交十记》中写道，“无法运筹于帷幄，只能策划在穹庐”。
早餐时，代表团成员都在一楼中间的餐厅里吃饭。就在餐桌上，钱部长拿出苏方提交的共同记录草案，当场在上面作了修改，然后交给戴司长，说马上找苏方谈，尽量按此达成协议。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双方终于在撤军时间表问题上达成一致，即中苏双方希望越南军队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例如在1989年下半年，最迟在1989年年底之前，从柬埔寨全部撤出。这正是钱部长彻夜想出的折衷方案。
在克里姆林宫会见戈尔巴乔夫时，双方的情绪都很好，谈得无拘无束。戈氏显得很自信，十分健谈，主要介绍了国内改革的情况。在谈到两国关系时，他主动表示，对过去的事情，苏联也有过错。这是继斯大林之后，苏联领导人第一次向中方承认错误。关于中苏高级会晤，戈说，考虑到各种情况，他准备到北京去。钱部长表示，中国领导人欢迎他于1989年访华。这样，期待已久的中苏高级会晤终于谈定，这次访问的主要任务业已完成。走出克里姆林宫时，双方人员的脸上都露出满意的神情。
1989年2月2日至4日，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应邀对中国进行回访，为中苏高级会晤作最后的准备。先在北京举行会谈，进展较为顺利。苏方建议，在双方已达成的关于柬埔寨问题《共同记录》的基础上，公开发表一项声明，表达两国在政治解决柬问题上的一致主张。中方表示赞同，并着手讨论声明草案的措辞。同时，双方谈定了举行高级会晤的具体时间。
因邓小平同志当时在上海休养，双方代表团2月3日晚移师上海，以便安排接见。在宾馆里，双方继续磋商关于柬埔寨问题共同声明的内容，一直谈到半夜，还是达不成协议。最后，苏方变卦，声称不同意发表有关声明。深夜，钱部长召集开会研究，并当场决定：4日早餐前通知苏方，鉴于双方分歧较大，同意暂不发表关于柬埔寨问题的共同声明，同时也先不公布双方商定的5月中旬举行高级会晤的日期。苏方得知这一通知时非常紧张，表示马上报告外长。
谢瓦尔德纳泽外长在同邓小平会见时，转达了戈尔巴乔夫总统的问候后说，戈建议5月15日至18日访问中国，昨天已同钱其琛部长谈了这个问题。其用意显然是套小平同志首肯高级会晤日期。邓小平回应说，你们两位外长谈话还未结束，希望你们继续工作，日期由你们商定。接着他又进一步强调了早日解决柬埔寨问题的重要性。
经过一番周折，中苏高级会晤总算确定了下来。1989年5月15日至18日，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戈尔巴乔夫应邀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从而实现了两国领导人的高级会晤。会谈中，双方赞同结束过去，开辟未来。两国声明，反对任何形式的霸权。中苏将在互相尊重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普遍原则基础上发展相互关系。双方一致认为，中苏关系正常化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有助于世界和平与稳定。
通过这次高级会晤，中苏之间终于结束了近40年来要么结盟、要么对抗的不正常状态，重新建立起正常的国家关系。正常化后不久，中国和苏联国内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国际形势经历了深刻演变，但当时双方确定的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基本原则，不仅经受住了种种考验和冲击，而且成为后来新型中俄睦邻友好关系的坚实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