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悲剧对西方文学的影响
悲剧主题受时间、空间、创作主体因素的影响，在一定空间（区域）、一定时期悲剧主题有着相似性，同时，又因创作主体的不同，又各有自身的特点，从古希腊悲剧到人文主文学的变化来看，很鲜明地体现了这种特点。
一、 命运抗争下的悲剧主题
古希腊文学重要特点是对人的肯定，人神“同形同性”。一方面由于人们看到了人本身，一直在为自己的命运寻找出路，因此，古希腊文学的基本主题是围绕人的命运而展开；另一方面，由于当时生产力水平较低，人类认识水平有限，对各种现象、问题无法解释，就依赖于神，认为一切都是神在安排。对待命运也是如此，对于古希腊人类而言，命运观念的产生从来就不是什么精神上的自我解脱和慰安，而是认知肤浅所造成的不幸，命运和其他无法解释的现象一样，也是由神掌管。“悲剧所思考的是这样一个世界，人在其中不是衡量一切事物的尺度，他所面临的是一种神秘力量。” 可见，古希腊人的命运观念带有浓厚的神性，探索命运奥秘、抗争命运也就成了古希腊文学的基本主题。
宗教信仰是命运观念产生的土壤，与宗教信仰密切相关的命运观更是古希腊人普遍拥有的，人们把命运三女神看成比宙斯及众神还要威力无比的至圣，认为命运支配着神与人的一切行动，因果报应是命运的特殊呈现方式，这思想在古希腊的神话、史诗、悲剧中都有明显反映。人能否超越神、战胜命运，也就成了一代又一代古希腊人思索、探寻、叩问的主题。埃斯库罗斯所处时代，是雅典贵族寡头派与工商界民主派之间斗争激烈的时代，埃斯库罗斯提倡民主精神，反对独裁专制，他在很多剧本中借助各种情节，反映出宙斯与其他神之间存在的矛盾，展示了当时统治阶级残忍、荒淫无耻等丑恶现象，揭露了当时不公平的现实社会。古希腊悲剧有“命运悲剧”之称，和当时古希腊人一样，埃斯库罗斯是相信命运威力的，他认为一切冲突的根源在于一个既不依存于人、也不依存于神的因素——命运，命运是不可战胜的，神也是如此。埃斯库罗斯《被缚的普罗米修斯》很大程度体现了命运悲剧特色，剧本始终贯穿着“人与命运的冲突”，尽管宙斯是最高统治神，但它最终脱离不了被人推翻的命运；普罗米修斯尽管具有预见未来能力，但他只能听凭宙斯的惩罚。这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在埃斯库罗斯的悲剧作品中，为读者昭示出命运是一种自然力量，同时也是一种社会力量，它凌驾于万物之上，英雄的悲剧都是一种神秘的、无可抗拒的“天意”，“无论人有怎样的智慧，总逃不掉神安排的定命。”
与埃斯库罗斯不同的是，索福克勒斯虽然也相信命运的威力，但他宣扬命运是不公平的，认为人应该去与命运进行抗争，不管结果如何；相比而言，他关心的是人，而非神，他更强调人的自由意志和斗争精神，而这种抗争的意义则反映了古希腊人们对命运的否定、对神的诅咒和反抗及对自由的向往。《俄狄蒲斯王》堪称古希腊悲剧的典范，主人公俄狄蒲斯出生便有神谕提示：杀父娶母，其亲生父母“为了儿子将来不犯下这种大逆不道”之罪，采取了弃婴办法。然而，其行为并没有受到命运之神的让步，婴儿不仅没死，反而好好地活了下来，长大后的俄狄蒲斯知道神谕后，离开抚养他的“父母”（他一直以为养他的就是其亲生父母），以为远离父母，这种残忍的暗示便可不攻自破。岂知越是逃避，越是推动着剧情向着神谕的安排发展，最终兑现了神谕。杀父娶母是任何人一生中最残忍的终结，何况俄狄蒲斯是一个万人敬仰的英雄和伟大国君。在剧中，作者将俄狄蒲斯及其亲生父母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使悲剧矛盾解了又结，结了又解。在众多矛盾中，俄狄蒲斯的英雄意志和行为与命运安排的对立是悲剧的主要矛盾，剧中“命运”是看不见的东西，但观念却无时不感觉到它的存在，它存在于悲剧的始终，俄狄蒲斯越是要反抗邪恶的命运，越是不自觉地陷入命运编织的罗网。除此以外，索翁现存的悲剧，都能体现出人与命运的冲突，从这点来看，索翁悲剧的结局都是以失败告终，这一切反映出人不仅在怀疑命运，而且在力图摆脱命运束缚。
欧里庇得斯对于命运观念的认识由抽象走向了否定，命运和众神在埃斯库罗斯和索福克勒斯剧中曾有过的威严灵光开始消失，其笔下的人物每时每刻都执着于驾驭命运、把握自身的努力之中，也就是开始了从“神” 的悲剧向“人”的悲剧转变，更加注重人的本能力量，而淡化了神的力量。欧里庇得斯在创作时，虽然从神话中取材，但他不是很关心神和英雄的受难，而是更重视通过悲剧来反映现实中人的生活，抨击当时不合理的社会现象。其悲剧作品体现了较强的社会现实意义，因此其作品更可看作是社会问题悲剧。代表作《美狄亚》可谓是一部典型的社会问题悲剧，剧中女主人公美狄亚为追求自己的真爱而杀害兄长，当因丈夫伊阿宋背叛自己时，她又残忍地杀死两个亲生儿子以绝其后（在当时，绝后是对男人的一种残酷惩罚），使伊阿宋在精神上受到巨大打击。表面来看，美狄亚是一个残忍的女性，是一个人见人狠的靠巫术来实现目的的女性，是一个没有道德观念的女性。但是，透过表层，细究当时的社会现实，我们就知道这种现象存在的必然性：剧本发表之时，正是古希腊经济、政治由盛而衰之时，此时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男女地位严重不平等，传统的宗教观念和道德标准已经瓦解，男权主义得到发展，男子可以随意毁约、离婚和遗弃妻子，妇女地位每况日下，几乎降到和奴隶一样地位，对一切只有忍受。正因为如此，与世俗观念对立的美狄亚，要想追求到自己的真爱，要想主宰自己命运追求幸福生活，必然会遭到生活的耻笑、命运的惩罚。从这里可以看出，欧里庇得斯笔下人物的命运，都是自身行动的必然结果，非神意安排，“你们种下了荒凉，日后收获的也就是毁灭啊！”（《欧里庇得斯悲剧集》第二卷），这是欧里庇得斯悲剧的基调。
二、 人性张扬下的悲剧主题
文艺复兴时期，是一个人的自觉与自由的时代，是一个从以神为本到以人为本的时代，是一个极力崇尚个体、把个体放到一切社会关系的最中心、把个体价值的实现作为自我确证的时代。人文主义者在借鉴、吸收祖先文明的基础上，否定了基督教神本思想，重新发现了人，宣扬人的力量与价值，极力追求个性解放，张扬人性，要求尊重人的本质、人的利益、人的需求及人的多种创造和发展的可能性。从文学视角开看，人文主义文学主题由古希腊文学捍卫个体荣誉、尊严和受命运和神祗决定转向了更多张扬人文精神和权利欲望的驱动。
《十日谈》通过几对年轻人轻松地讲述故事，揭露了教会的虚伪、男女平等和个性解放；《巨人传》通过塑造两个躯体和情感合一的巨人形象、马洛《帖木尔》通过塑造帖木尔这个追求无止境的世界霸权的巨人式的人物，反映出此时人们跨过了早期人文主义作家单纯从个人感受的情感层面去认识人的局限，将肯定人的情感欲望与展示人的巨人风采相结合，并开始在二者的平衡中寻求深度人性特征；《堂吉坷德》则是巧妙地将赞美人文主义思想和体现时代精神的内涵主题寓于对骑士文学的讽刺之中；和其他人文主义者一样，莎士比亚也强调个性解放，追求自由，在自由意志与命运的矛盾冲突中，更加强调人的自由；同时，莎士比亚作为一个时代的号鼓手，又不同于别的人文主义者，他看到了大多数人文主义者只是浮于人自由、人本体的表层，对于真正的人性自由、个性解放他们并没有进行深层次的探究。为此，莎士比亚对这种现象流露出无限的忧郁及不尽的反思，也正因为如此，使得莎士比亚的作品始终是围绕“人”及以此生成的和谐主题来建构的。
然而，由于历史、现实的双重原因，导致人文主义者有一种通病或弱点，那就是他们的觉醒只是一种表象，只是他们反对封建统治和神学思想禁锢、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真正的觉醒应该是什么，大多数人文主义者处于彷徨状态。“这场觉醒到此为止，仅仅是对神灵的反判，还只是从上帝的怀抱中挣脱出来的觉醒。它并不意味着人对自身以外，其他处境的彻底觉醒。”
《十日谈》主要反对禁欲主义、推行人性自由；《巨人传》主要是宣扬一种所谓的人人平等的“理想”社会；莎士比亚主要从关怀人性、维护人的价值与重要的人文主义思想出发，来理解、认识周边一切，希望通过人文主义思想和建构和谐的理论世界来实现其人生追求，这从其《爱的徒劳》、《温莎的风流娘儿们》、《罗密欧与朱丽叶》、《终成眷属》等作品中得到印证。这也是早期人文主义者的思想共性。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那种商业伦理、资本扩张理念把人文主义早期的理想化的“爱”击得粉碎，一切和谐的东西也随之被摧毁得荡然无存，资产阶级的虚伪、欺诈、残忍、贪婪、放纵取代了原来所谓的一切充满爱的和谐的目标。为此，莎士比亚原来对周边一切无限向往变成了疑虑、失望，并开始对造成这一切的资产阶级本性予以了无尽的关注和控诉。其作品《哈姆雷特》既是一曲爱的悲剧，又是一曲以暴力抗恶的悲歌。看到父王被害，母亲改嫁，一向快乐的王子突然疯了。对其发疯，作者赋予了深刻的内涵，作为一个追求个性解放与自由的人文主义者，一方面他为人文主义信念的破灭而痛心；另一方面他则悲叹哈姆雷特不幸的命运。哈姆雷特的一生，是探索的一生，他一直在为铲除邪恶、把握自己应有的命运而苦苦寻找；同时，他的一生又是孤独的一生，他一生在寻找机会复仇，但其复仇的方式始终是依赖于他本身，而忽视了周边的支持者，更看不到周边人对他无形而巨大的支持，最后因自身的孤独而让自己走上了被迫与敌人共亡的不归路。这种结局不是个人的失败，而是人文主义者殉道者的毁灭，也是人文主义探索者的毁灭。
作为一个典型、成熟的人文主义者，莎士比亚对于各种社会现象，始终在探寻、在反思。“莎士比亚在悲剧里所展示的是什么？悲剧的目的是什么？是人和人民。人类的命运，人民的命运。”在他对爱的理想世界的追求、对人自身的思考、对人性的剖析、对人与上帝和人与宇宙关系、对人类命运的执着思考中，因封建观念的根深蒂固，资产阶级本身致命的弱点，使得其一切理想化了的理念建构一次次受到冲击，一次次陷入绝望的境地，于是在其悲剧作品中，哈姆雷特疯了，爱德加疯了，李尔王疯了，麦克白夫妇疯了……。这些个体的发疯，绝非作者刻意的安排，而是人文主义信念在现实中的破灭；同时，这些人的发疯，不是指因生理的原因而引起的发疯，而是指因维系信念的价值体系的瘫痪，这种疯狂，一方面表明了理想化了的人文主义者在无情的现实面前难以实现其伟大的抱负，另一方面昭示了在客观现实面前，新时期的人不再因为神的力量而失去独立的自由，可在封建等级观念森严、资产阶级先进人物本身脆弱的社会里，人们依然难以追求到真正的自由，难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对等。
人文主义者在建构文学主题时，依然是在关注人的命运，他们在看待人的命运上，不是求借于神，而是依靠人本体，认为只有真正发掘人的内在力量，充分发挥人格魅力，以人性化的方法去改变周边一切，那其理想人生、理想社会的建构就定然实现。因此，人文主义文学体现出的主题更具有人性化思想。在对待人的命运上，与古希腊文学主题另一不同的是古希腊人在对待人的命运上，还体现出强烈的集体观念，强调集体主义精神，如《荷马史诗》，虽然在此作品中阿客琉斯等人身上有个人主义行为，但其主流还是集体意识，战胜对手绝非个人所能，必须依靠大家。三大悲剧作品中埃斯库罗斯虽也有个人英雄主义端倪，但推翻宙斯统治绝非其所能。而个人主义者则更加强调人的单体，依靠个人力量去改良社会、解决问题。如《堂吉呵德》中堂吉呵德的执着行侠、《巨人传》中卡刚都亚的改革、哈姆雷特的复仇等，无不体现出个人英雄主义意识。总之，从古希腊文学到人文主义文学，其主题从神性特点到人性特点的变化，这是人意识的提升在文学上的反映，更是社会进步的彰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