骈偶在唐代时是被运用纯熟，如果古文家废弃它又会变成怎么样？
在古文运动的影响之因此韩愈不得不自叹:“虽几于成，其用于人也奚取焉？”韩昶乃古文大师韩愈之子，在功利需要的推动下也不免抛弃古文写作而改写骈体时文，可见世俗力量之强大以及唐代古文在这种力量面前软弱无力的一面。”写作骈体章奏是掌书记等幕府僚佐基本的生存之道，故而欲罢不能，正如商隐在《樊南甲集序》中所说:“仲弟圣仆（羲叟），特善古文，居会昌中，进士为第一二。常表以今体规我，而未焉能休。”中晚唐的文体观念和写作习惯到了中唐时代，南朝以来文必偶对、以骈体为正宗的观念影响力仍然相当巨大。
认为文辞对偶乃是所谓“文章”、“文笔”的必要条件，这与前文所引《文心雕龙·丽辞》所谓“造化赋形，支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孤立”可谓桴鼓相应，一脉相承。遍照金刚于日本延历二十三年（唐德宗贞元二十年，804）七月，随遣唐使藤原葛野来中国，在中国留学约三年，于唐宪宗元和元年（日本大同元年，806）八月回国。之后于日本弘仁十一年（820）撰写《文笔眼心抄》，其自序称:“余乘禅观余暇，勘诸家诸格式等，撰《文镜秘府论》六卷，虽要而又玄，而披诵稍难记。
唐宪宗画像
今更抄其要，含口上者，为一轴拴镜，可谓文之眼，笔之心，即以‘文笔眼心’为名。”然则《文镜秘府论》当作于宪宗元和元年与元和十五年之间（806-820）。这种见解正可反映当时中土文坛上的一般风气。日本山田钝《文笔眼心抄释文序》云:“大师（遍照金刚）入唐也，在贞元元和之际，而此编所论，专为四六骈俪，其言不及杜少陵、韩昌黎，何也？盖虽少陵变诗格，昌黎唱古文，久而后行，当时言之者少，……大师入唐，气运未开，故其言不及耳。”事实正如山田氏所说，韩、柳的文体变革在当时还不能为大多数人所理解和接受。
杜甫画像
韩愈及其追随者刻意提倡古文、反对骈体的主张与创作实践，违背了当时为大多数人所遵循并有长期传统的骈文规范，引起了时人的疑惑、诽笑和不满。柳宗元《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提到当时人们对韩愈《毛颖传》的态度竟是“大笑以为怪”；甚至直到五代时期，《旧唐书》的作者仍然认为其所作《毛颖传》“讥戏不近人情:此文章之甚纰缪者”。韩愈的好友张籍批评他写作文章“多尚驳杂无实之说”，所针对的主要就是韩愈《毛颖传》、《送穷文》一类的“感激怨怼奇怪之辞”。
张籍画像
其实，这些看似荒唐滑稽的文字打破了古文向来只能正襟危坐、铺陈大义的传统，用以抒愤寄慨，饱含着愤世嫉俗的抑郁不平和志愿难伸的牢骚苦闷，恰恰是文学散文的重大创新，是韩文的精华所在。柳宗元作《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一文，指出滑稽戏谑也是“皆取乎有益于世者”，并不违背圣人精神。这既是为韩愈鸣不平，同时也是借此机会郑重申明古文写作的理论主张。不过柳宗元的这番议论在当时大抵不过是空谷足音。
昔人有见小人之违道者，耻与之同形貌，共衣服，遂思倒置眉目，反易冠带以异也，不知其倒之反之裴度主持平定吴元济时，韩愈任行军司马、判官、掌书记，在政治上，两人都坚决主张以武力镇压藩镇叛乱。文学上，两人都对骈文有所不满，主张复古，但具体到复古的内容，则不免有所分歧。所谓“气格”、“思致”仍然是就文章艺术风格而言，裴度所赞成的改革在这一层面；至于“章句”、“声韵”乃是就文章体制言，对于这一层面的改革，裴度是反对的，因此他对于韩愈、李翱等人以“偶对俪句，属风云，羁束声韵”为“文之病”并无异词。
吴元济剧照
但他同时认为韩愈写作古文刻意求新之处不免“磔裂章句，隳废声韵”，指为“倒置眉目，反易冠带”。如果说这种批评所针对的是韩愈等人文中那些矫揉造作、怪怪奇奇之处，对矫枉过正的作品具有纠偏的作用，但同时也还是难免显示出他对“章句”和“声韵”的重视。由于声律、骈偶在当时是被运用纯熟的表现手段，古文家陡然将它们废弃，并代之以完全不同的形式，自然会引起新的惶惑。
·《毛颖传》
·《文镜秘府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