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读音乐人类学
洛秦:这个“质的飞跃”是经历了相当长的“量”的积累过程而产生的。
正是这样的学科发展性质和过程，极大地影响了人们对音乐本身，对其受影响的社会文化环境，以及对从事音乐活动中呈现的行为方式、态度和观念，其根本是音乐行为的主体——人，有了更为丰富、深刻和多样的认识。
这也就是音乐人类学所具有的人文性质的核心。
问:音乐人类学在中国有一个什么样的实践过程呢
洛秦:音乐人类学的中国实践是与国际学术思潮分不开的，同时也是与国内的社会环境变化紧密相连的。
如果说，20世纪初在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具有“曲线救国”思想的改良主义爱国者、音乐学家王光祈将比较音乐学介绍到国内，开启了音乐人类学的中国实践萌芽的话，那么，1980年在南京召开的首届全国民族音乐学学术研讨会，则是音乐人类学正式“登陆”中国的标志。
虽然当时我们与国际学术步伐相比稍有滞后，但三十多年后的今天，音乐人类学的中国实践已经基本实现了与国际学界的同步对话和互动，并也已经获得了不少成果和新的认识，可以说不仅完成了重要而基本的学科建设框架，而且“中国经验”探索进程也已逐渐开启，并获得了初步的积累。
问:音乐人类学的中国实践大致可分为哪几个阶段
洛秦:大致可以分为这样五个发展阶段:
第一，西方视角返观中国传统音乐的价值。
以萧友梅、王光祈为代表，本着热爱民族音乐文化，但从西方视角返回来审视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价值与意义，这也是音乐人类学中国实践的萌芽。
第二，中国音乐传统的历史梳理与实地考察初步。
以刘天华、杨荫浏为代表，将千百年传承下来的众多传统音乐形式进行历史性梳理，并开始进行田野考察，建立了初步的学科建设意识。
第三，民间素材的采集、研究与创作。
与此同时，以延安“左联”音乐家为主体的如吕骥、安波、冼星海，以及沈知白等，在“民族形式、救亡内容”的纲领指导下，进行民歌采风和研究，并从中寻找民间音乐素材进行音乐创作，凸现了音乐的政治作用，扩展了传统音乐的功能。
第四，音乐形态的科学分析。
同样以杨荫浏等为学科带头人，以及于会泳等一批学术群体，注重于音乐形态的分析研究，大量音乐形态技术分析和音乐品种的分类和体系研究将学科的发展体现为注重研究的科学性及技术性的学术特征。
第五，音乐文化的认知。
在前辈学者的带动下，一些中青年学者随着音乐人类学及整个大文化强调人文关怀的影响，对于传统音乐的研究转向为文化认知的层面，对学科发展在内容扩展和思考深入都起到积极的作用，音乐人类学的“中国实践”开始深化，并逐渐走向“中国经验”的积累。
问:这几个阶段彼此间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洛秦:在这几个阶段之间，它们是相互补充、不同视角的关系。
自20世纪初至今，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及音乐人类学的中国实践经历了将近一个世纪，这是一个研究意识的萌芽状态到学科建设初见规模和成效的转型过程。
我们看到，学科发展从单纯的民族感情反观传统，以民族形式救亡抗战的政治意识来整理、搜集和研究音乐，到以科学方法体系化地研究音乐本体，在基于注重音乐自身规律的基础上强调更多的人文关怀，并且通过广泛及时地与国际学界的互通交流，不断地深入音乐人类学的中国实践，并使之“本土化”和促进“中国经验”的积累，这是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及其音乐人类学在中国发展的学科建设意识自觉的充分体现。
问:音乐人类学自1980年在中国的建设如今已至“而立之年”，我们该如何认识、评价和总结过去的30年呢
洛秦:我想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理解已经走过的“三十年”。
第一，学科启示层面。
1980年进入中国的音乐人类学，其初期阶段为国内音乐学界，特别是以研究中国传统音乐为主题的学术领域带来了正面的学术理念和学科建设的启示意义。
随着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和大量西方人文思潮的涌入，音乐人类学作为一种新兴学科，给国内学界吹来了一阵新风。
学科知识、研究手段，特别是学术思想和观念，诸如“局内-局外”、“田野考察”、梅利亚姆“观念、行为和音乐”模式等，至今依然持续着影响。
第二，学理觉悟层面。
音乐人类学的理论、实践与传播的历程，不可避免地带有西方文化侵入的痕迹。
在“学科启示”过程中，不只是翻译过程的学术时差，或对外语表面词义的误读出现了对音乐人类学学科性质、功能和价值理解上的偏颇;也出现部分研究者虽然秉持“文化价值相对”理念，同时却不自觉地依然“信奉”“欧洲文化价值中心”，以舶来的西方学科为“圣经”的现象。
因此，学者在“启示”后开始了自觉地思考中国传统音乐自身的文化特性与舶来学问的研究方法之间所存在的“隔膜”、“夹生”，或者先天不足的问题。
1995年以来，我国学者通过探讨、辨析中国固有的民族音乐研究的学术传统与西方音乐人类学的异同和各自特点，来争取学术范式和研究方法上的融合与互补，从而逐渐建立起音乐人类学的中国实践与经验过程中的“学理觉悟”。
“觉悟”过程的价值逐渐得到了体现:诸如研究对象的概念变化，由“典型”或“纯粹”的乡村田野扩展至“时尚的”或“家门口的”城市“田野”，传统或流行、形态或文化都成为大家共识的研究范畴;方法上的多元交叉成为了重要的发展趋势，实证与抽象共享、思辨与分析同在，音乐学融合了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以及心理学、经济学、语言学等，尤其是问题意识和专题研究的兴起，诸如社会性别、城市化、新历史主义、区域音乐、移民问题等，大大加强了学科发展的厚度;“学科”的人为化界限逐渐融化，不仅从年轻学人或“海归”学者那里看到中国的传统学术方式的继承，而且在老一辈专家的文论中也不乏对“新学”观念和方法的认同;最主要的是，学者们一方面不断关注学科的多元概念、定义和方法的探讨，而且另一方面开始自觉地分析和总结音乐人类学在中国的影响和价值。
第三，学术反思层面。
洛克认为，反思是人心对自身活动的注意和知觉，是知识的来源之一;人通过反省心灵的活动和活动方式，获得关于它们的观念，如知觉，思维、怀疑、信仰的观念等。
黑格尔认为反思是一个把握绝对精神发展的辩证概念，认为反思是从联系中把握事物内部的对立统一本质的概念。
2000年后，大家开始清晰地认识到，西方音乐人类学的产生基于其文化土壤，具有其自身的学理基础和独特内涵。
也因此，音乐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不能完全依赖舶来学术理论，而应该更多地从中国音乐文化特有的内涵来思考，充分反思“三十年”音乐人类学的理论和中国实践，从而推动音乐人类学的中国经验的不断积累和传播，建立和发展自己的学术方法。
近年来，由于治学心态的自信不断增长，面对学术上的“争议”、甚至“责难”趋于平常心，人们大多能客观、理性地接受批评。
也由于此，学术上的批判意识增强，特别是对于舶来“权威”的论断，相比过去，少了许多“崇拜”，多了不少辨析、甚至挑战。
最令人可喜的是，随着反思意识不断上升，研究成果中“中国经验”的形象逐渐显现，无论是研究领域或典型案例，还是研究模式或学术方法，越来越多的学者努力于建立中国音乐人类学的自身价值和内涵。
反思，正在不断地产生其作用，推动着音乐人类学的中国实践与经验走向国际学术视野。
总的来说，学科启示、学理觉悟与学术反思构成了音乐人类学中国实践的不断深入与中国经验的逐渐积累的“三十年”发展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