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同志小传
1889年10月29日(农历十月初六)，李大钊出生于河北省乐亭县大黑坨村，他在这里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期。
1913年夏在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后，为了进一步深造和寻求救国救民真理，年底李大钊在友人资助下含愤东渡日本留学。
在学习期间，他受到安部矶雄、河上肇等日本学者的影响，广泛阅读进步书刊，开始接触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学说，还曾与同学张润之合译《中国国际法论》，开阔了知识视野和眼界，高度的爱国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1915年，在日本向中国袁世凯政府提出“二十一条”亡国条件后，李大钊积极参加留日学生总会的爱国斗争，代表中国留日学生总会执笔撰写6000余字的《警告全国父老书》，通电全国，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并吞中国的侵略野心和袁世凯丧权辱国的罪行，指出吾国民今日救国之责“首须认定中国者为吾四万万国民之中国，苟吾四万万国民不甘于亡者，任何强敌，亦不能亡吾中国于吾四万万国民未死以前”，有力推动了反日爱国运动。
同年5月，在留日学生总会担任文事委员会编辑主任时，他在主编的《民彝》杂志创刊号上发表《民彝与政治》一文，阐述了自己的民主政治思想，为以后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奠定了基础。
从日本回国后，李大钊满怀创建“青春之中华”的兴奋心情，从上海来到北京创办《晨钟报》，欲振此晨钟，唤起吾民族之自我的自觉，担当起青春中华之创造的使命，从而开始了他求学救国结束后崭新的探索之路。
1917年1月，李大钊应章士钊之邀担任《甲寅》日刊编辑，近五个月发表《调和之法则》等70篇文章，激烈地攻击反动统治和封建文化，对孔教进行了有力批判。
同年底，李大钊来到全国最高学府、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大学。
1918年11月，李大钊被聘请为北京大学新潮社顾问，并在社刊《新潮》第二卷第二号上发表《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一文。
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中国革命形势日益发展，1918年12月，李大钊和陈独秀发起创办与《新青年》相配合的小型政治刊物《每周评论》，他相继发表《新纪元》《新旧思潮之激战》等54篇文章，抨击反动军阀的统治，揭露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封建文化，介绍社会主义思想和世界革命动态，在群众中开展宣传教育工作。
因受反动政府的通缉，李大钊曾多次避居河北昌黎县五峰山及韩文公祠，并撰写了许多重要文章，支持着革命斗争。
经过艰难的探索，认识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器后，李大钊从革命道路的探索走上了正确的革命道路。
1920年7月，李大钊任北京大学教授。
在担任北大教授期间，他撰写了《史学思想史》《唯物史观》等著作和讲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历史学、法学、政治学、教育学、伦理学乃至民族问题、妇女问题等都进行过研究，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他以渊博学识、崇高精神和伟大人格赢得人们尊敬，被尊为“宅心长厚之良友，道德文章之楷模”，在学术界和教育界享有盛誉。
1920年8月，中国共产党的最早组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陈独秀就“党的名称叫社会党还是共产党”征求李大钊的意见，李大钊明确答复“就叫共产党”。
1921年3月，李大钊在《评论之评论》第一卷第二号上发表《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一文，就“中国今日是否能行社会主义”的问题陈述了自己的意见，认为中国今日具备了实现社会主义的经济条件。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后改在浙江嘉兴)举行，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李大钊代表党中央指导北方的工作，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多次被选为中央委员。
1921年11月，中央局发出关于建立和发展党的地方组织等工作的通告。
李大钊领导北方党组织和劳动组合书记部北京分部把开展工人运动作为中心工作，曾领导创办了我国早期的重要工人刊物《工人周刊》，从思想和组织方面推动工人运动的高涨，通过反帝反军阀争取民主权利，派出许多同志领导开展了长辛店工人大罢工、京奉铁路山海关铁工厂工人大罢工、京奉路唐山制造厂工人罢工、开滦五矿三万余工人大罢工、唐山启新洋灰公司等工厂两万余工人大罢工、京绥铁路车务工人大罢工、正太路石家庄机器厂工人大罢工及陇海、津浦、粤汉、京汉等铁路的大罢工，革命风暴席卷了北方的铁路和矿山，掀起北方工人运动的第一个高潮。
“二七”惨案发生后，李大钊撰写文章揭露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的血腥镇压，总结工人运动。
同年6月，正在躲避北洋军阀政府通缉的李大钊接到党中央紧急通知，化装化名(李琴华)冒险回到北京并秘密前往苏联莫斯科，作为首席代表率领中共代表团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
共产国际五大结束后，李大钊留苏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五个月间他参观考察了工厂、学校、孤儿院等，并在东方大学、莫斯科大剧院演讲，接受《消息报》《莫斯科工人报》记者采访，撰写了多篇文章，还指导中共莫斯科支部的工作。
同年底，李大钊奉命从莫斯科回到北京，专任中共北方区执行委员会书记，加强党对北方革命运动的领导，立即投入火热的革命斗争。
他在北方区党委机关刊物《政治生活》上发表许多文章，指导北方革命运动的发展。
在领导北方革命斗争中，李大钊采取联合冯玉祥的正确策略，并注意在军队中扩大革命活动的影响，促其发动“北京政变”、改编军队，并释放“二七”罢工被捕的工人，进一步扩大了革命统一战线。
1926年3月18日，在李大钊的亲自领导和带领下，北京各界人士及社会团体在天安门举行反对日本等八国通牒要求大沽口撤防的示威大会，并到皖系军阀段祺瑞执政府门前请愿。
虽一再遭受通缉，但李大钊毫不计较个人安危，以舍生忘死的精神坚守在革命前线，毅然肩负起领导北方革命的全副重担。
1926年7月，他发表《日本帝国主义最近进攻中国的方策》一文，揭露日本帝国主义扩大侵略中国的罪行。
1927年4月28日，凶残卑怯的奉系军阀不顾社会舆论和人民群众的强烈反对，将李大钊等20名革命者一齐绞杀。
李大钊同志对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无产阶级的革命前途无限忠诚，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在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事业中，占有崇高的历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