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某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诉 陕西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合同纠纷案
关键词 商事合同 效力判定 合法性审查 合理性审查
非法目的
在商事案件中，裁判者要尊重各市场主体通过合同形式体现的商业决策和商业安排，对商事主体之间的合同关系主要进行合法性审查，而非合理性审查。合同法五十二条中“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判定，重点在于考查合同签订过程中当事人的真实意图，不能仅依据投融资方商业博弈导致的一方损失的结果倒推出合同签订时的目的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百条
上诉人（一审被告）：北京某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 陕西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原告 陕西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投资公司）诉称：其与北京某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农业公司）签订了《公司并购意向协议》，确定其通过股权受让及增资入股的形式介入某农业公司，随后，某投资公司支付了300万元股权转让款。对方并未依约完成股权收购事宜，双方未能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故请求判令某农业公司返还股权转让款300万元及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
被告某农业公司辩称：双方签订的《备忘录》约定,原双方商定的某投资公司出资3800万元收购某农业公司51%股份，变更为某投资公司出资1300万元（含此前某投资公司支付300万元）收购某农业公司相应的股份。该款某投资公司应于2015年7月1日前全部支付，否则某投资公司将承担300万元的违约责任。其后，某投资公司确实违约，违约金应从某投资公司已支付300万元中抵扣，故不存在返还股权转让款的说法。
2014年9月17日，某农业公司（协议内以下简称甲方）与某投资公司（协议内以下简称乙方）签订《意向协议》，主要内容为：3、甲方拟通过股权转让的方式，将某农业公司的部分股份转让给乙方（或者乙方指定的自然人及法人），乙方同意受让。4、乙方拟通过股权受让及增资入股的方式，介入某农业公司，甲方同意出让股权并进行增资。（五）协议终止条款，如果合作双方在2014年10月15日之前无法签订股权转让及增资协议，则本协议自动失效；但经双方书面确认，可对该期限予以延长。（六）并购的内容 ①，乙方受让甲方10%的股权。②，在乙方受让甲方10%股权后，乙方再对甲方进行增资，最终使乙方持有甲方51%的股份。（七）对价条款 乙方为并购所付出的对价为股权转让款及增资款。其中股权转让款为300万元，对应甲方增资前10%的股权； 对甲方的增资款为3500万元。双方还就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
某投资公司于同年9月22日，将股权转让款300万元给付某农业公司。此后某投资公司出现了资金困难，股权转让事宜停滞，某农业公司未将300万元股权转让款退还某投资公司。
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的公示信息显示：2015年2月4日，某农业公司的注册资本由此前的1180万元变更为3500万元。
同年4月16日，某农业公司与某投资公司签订一份《备忘录》，主要内容为：一、双方确认，原双方商定的乙方出资3800万元收购甲方51%股份。因乙方原因，不能按约履行，现变更为乙方出资1300万元（含此前乙方支付300万元）收购甲方股份（乙方占甲方股份额以上述3800万元占51%股份的标准推算）。该款乙方于2015年7月1日前全部支付甲方。否则乙方违约，自愿承担300万元的违约责任。双方签订的《意向协议》终止。该违约金从乙方已支付300万元中抵扣。……四、本备忘录为原甲乙双方于2014年9月17日签订的《意向协议》的补充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若与原协议不一致，以本补充协议为准。
同年4月20日，某农业公司（补充协议内简称甲方）又与某投资公司（补充协议内简称乙方）、杨某（补充协议内丙方）签订一份《补充协议》，主要约定：一、甲乙丙一致确认，2014年9月22日通过丙方汇给甲方法定代表人张某300万元，属于甲乙双方2014年9月17日签订的《意向协议》中乙方应支付甲方的股权款项。备忘录还对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
《备忘录》和《补充协议》签订后，某投资公司再未向某农业公司支付款项，某农业公司亦未将300万元退还某投资公司。
二审补充查明：2014年9月17日，某农业公司与某投资公司签订的《意向协议》同时约定：（九）某投资公司的义务与承诺 ……4、在增资协议签订后，某投资公司在5个工作日内完成增资事宜。最终目的：通过某投资公司对某农业公司增资3500万元，使某农业公司的注册资本达到6863万元，其中某农业公司出资3363万元，占比49%，以公司现有资产出资；某投资公司出资3500万元，占比51%，以现金进行出资。
2015年4月14日，某农业公司与某投资公司签订《备忘录》。关于《备忘录》的磋商方式是双方以邮件往来形式进行，某投资公司主张《备忘录》是由某农业公司起草，同年4月3日由刘牧风发送给杨某，4月8日杨某发送给张某，其通过电子邮件签字盖章。某农业公司陈述，4月20日某投资公司一行来到北京，于是其当面补签了《备忘录》的签字盖章，双方亦签订了《补充协议》。某投资公司对此陈述予以认可。某投资公司还主张：某农业公司利用其资金紧张，在不平等的情况下迫使其签订了《备忘录》，所以，《备忘录》前言部分是不真实的；当时在年关，公司资金链出现问题，急着用钱，即使《备忘录》有风险也没有办法。
北京一审法院于2016年11月4日作出民事判决：一、某投资公司与某农业公司签订的《备忘录》、《补充协议》无效，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二、某农业公司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某投资公司股权转让款三百万元；三、某农业公司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某投资公司上述第一项本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以本金三百万元为基数，自二Ｏ一四年十月二十一日起至欠款付清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标准计算）；四、驳回某投资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宣判后，某农业公司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4月12日作出民事判决，判决：一、撤销北京一审法院民事判决；二、驳回某投资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某农业公司是否可以依据《备忘录》中的约定抵销条款，主张300万元股权转让款与300万元违约金相互抵销。
（一）涉案《备忘录》、《补充协议》的效力判定。
第一，本案是否存在因为欺诈、胁迫、乘人之危而导致合同无效的情形。本院认为，结合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以及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可知，当事人如果主张在签订合同时存在欺诈、胁迫的事实，受损害方可以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撤销合同；如果该合同损害了国家利益，则合同无效。具体到本案，某投资公司主张合同无效，则应当举证证明存在欺诈、胁迫的事实，并且说明相关事实损害国家利益，现某投资公司并未对相应的事实举证证明，故本院对其该项主张不予支持。
第二，本案是否存在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无效情形。
关于某农业公司是否故意隐瞒增资扩股事实一节，本院认为，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可知，某农业公司已于2015年2月4日在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将公司注册资本由此前的1180万元变更为3500万元，此举意味着，公众可以随时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平台或向工商管理部门查询的方式，掌握某农业公司注册资本的变化情况，因此，某投资公司在2015年4月14日签订《备忘录》之前，完全有条件知晓上述情况。故，本院认为，在无其他证据表明某农业公司存在故意隐瞒注册资本金变更行为的前提下，一审法院认定的相关事实存在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关于合同目的是否能够实现一节，本院认为，首先，根据双方签订的《意向协议》的内容可知，双方认可某农业公司最终目的系通过一系列增资转股行为将公司注册资本金增加到6863万元，也即是说，即使在签订《备忘录》时某农业公司注册资本金已经达到3500万元，但离双方约定的6863万元仍然存在合作空间。其次，根据《备忘录》的内容可知，双方将此前约定的某投资公司入资3800万元收购某农业公司51%股份的内容变更为入资1300万元，其所占公司股份比例按照此前3800万元占51%股份的标准计算。亦即，某投资公司计划出资金额及收购股权比例在某农业公司尚可合作的份额以内。因此，一审法院基于某农业公司注册资本金变化而认定《备忘录》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结论不当，本院予以纠正。需要说明的是，某投资公司主张，鉴于《意向协议》约定为入资3800万元收购某农业公司51%股权，从而某投资公司可以取得该公司的实际控制权，但《备忘录》将相关内容变更为入资1300万元后，持股比例亦发生相应变化，从而无法获得公司实际控制权，因此，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对此，本院认为，依据双方签订的《备忘录》第四点内容“与《意向协议》内容不一致的，以《备忘录》为准”可知，双方当事人在签订《备忘录》时，已经商议将合同的标的及对价进行了修改，在此情形下，某投资公司用签订在前的合同标的来解释签订在后的合同目的，存在不当，本院对其相应主张不予支持。故，一审法院适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项判定《备忘录》及《补充协议》无效，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三）300万元股权转让款是否存在约定抵销的情形。
本院认为：首先，某农业公司与某投资公司从2014年至2015年进行了公司入资转股合作事宜的磋商，并签订了《意向协议》、《备忘录》、《补充协议》三份合同。在此过程中，双方以邮件往来的方式对合同内容进行审阅与协商，并以法定代表人签字、公司盖章的方式予以确认，因此，上述三份合同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其次，从合同的约定内容来看，双方当事人在第一次合作未如期履行的前提下，又以《备忘录》的形式再次调整了双方的合同内容。再次，《备忘录》中明确指出，《意向协议》签订后，因某投资公司原因不能按约履行，故现将某投资公司出资款由3800万元减至1300万元，该款应于2015年7月1日前全部支付给某农业公司，否则某投资公司违约。鉴于《备忘录》签订后，某投资公司并未按照约定支付上述款项，所以，某投资公司系《备忘录》的违约方。最后，依据合同法第一百条“当事人互负债务，标的物种类、品质不相同的，经双方协商一致，也可以抵销”的规定，以及双方当事人在《备忘录》第一点中“否则某投资公司违约，自愿承担人民币300万元的违约责任。该违约金某农业公司从某投资公司已支付的300万元中抵扣”的约定，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已经出现可以以300万元股权转让款与300万元违约金相互抵销的情形，某农业公司不必单独返还已经收到的相应款项。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某农业公司与某投资公司签订的《备忘录》是否存在“非法目的”而无效的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是指当事人实施的行为在形式上是合法的，但在内容上和目的上是非法的。依据王利明教授的观点，“这种违法是指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当指出的是，如果当事人所掩盖的目的并不是违法的，而是合法的，则应按照行为人的真实意图处理，……”。司法实践中，通常存在两种情况，一种是当事人主张商事交易违反部门规章的规定，属于违法行为，对此，我们认为，部门规章的效力层级低于法律及行政法规，不属于合同法中“非法目的”判定时的法律依据，不能当然导致合同的无效。另一种情形是，商事交易中出现了一方损失的结果，损失方由此主张对方在合同签订时有故意造成其损害的结果，从而推定相关合同的签订带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本案例中的原告及一审法院即持有该种观点。对此，我们认为，裁判者应当尊重各市场主体通过合同形式体现的商业决策和商业安排，对商事主体之间的合同关系主要进行合法性审查，而非合理性审查。具体而言：
一、商事合同性质之辨析
商事活动中，交易主体为了达到交易目的，往往在不同合作阶段进行多次磋商，并根据合同执行情况与交易环境的变化，制定一系列的合同。以本案为例，某农业公司为了在新三板上市进行融资，于2014年9月17日与某投资公司签订《意向协议》，约定以股权转让、增资入股的方式，由某投资公司向其增资3500万元。在某投资公司支付300万元股权转让款后，双方并未向前推进意向协议。2015年4月16日，双方再次签订《备忘录》、《补充协议》，明确：1.《意向协议》未予履行的责任在于某投资公司未按期支付约定价款；2. 原双方商定的某投资公司出资3800万元收购51%股份，现变更为其出资1300万元（含此前已支付的300万元）收购对方股份（所占股份额以上述3800万元占51%股份的标准推算）。3.某投资公司于2015年7月1日前将约定款项支付完毕，否则自愿承担300万元的违约责任。并且，该违约金可以从其已支付300万元中抵扣。
从上述合同签订主体来看，双方当事人均系平等的民事主体。从合同内容上看，正是体现了双方合作洽谈、合作受阻以及明确合作受阻原因并调整合作内容的整个过程。从作用上来看，签订在后的《备忘录》通过权责明晰、调整合同对价、制定违约金条款的方式修正了双方的合作内容，有利于高效率促成交易，对企业的经营管理起到一定的良性引导。其中的违约金条款建立起来的惩罚机制，往往有利于引导合作双方尽职尽责，对双方交易具有一定的担保功能。综合上述分析可知，本案当事人之间订立的《意向协议》、《备忘录》、《补充协议》等多个合同，包含了股权转让、融资、借贷等多个法律关系，属于一系列的无名合同。
二、商事合同中法律原则之适用
在商事合同的审查时，我们需要重点考虑鼓励交易、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一方面，既然合同有利于商事活动中的投融资双方加快合作步伐，提高交易效率，我们就不能因为合同违约的可能性较高，也即守约方获得违约赔偿的可能性较高，而否认合同的效力、阻碍商事交易。另一方面，在民事行为尤其是商事合同行为中，“个人应享有相对于法律可能性和事实可能性的最高程度的自由来做他愿意做的任何事情”，即我国《民法总则》中规定的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但凡商事交易不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欺诈、胁迫、恶意串通等情形，均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我们就应当尊重当事人自己在商事活动中的商业判断和决策安排。
三、商事合同中法律价值之体现
一种观点认为，在违约可能性较高时订立的违约金条款违背了商事活动等价有偿、风险共担的基本原则，从而损害了正常的经济秩序与公共利益，也即是说，本案《备忘录》的非正义性决定了其无效性。从双方合作的结果来看，某投资公司的确未在约定期间支付股权转让款，故而承担违约赔偿责任。但是，我们需要看到的是，一方面某农业公司为了促成双方的合作，投入了谈判的人力、费用以及大量的时间成本，况且，倘若某投资公司如期履行合同、支付增资款，则不必承担违约责任。因此，我们不能从交易的结果推倒交易行为的非正义。
在当今社会，正义有着一张普罗透斯似的脸，变幻无常、随时可呈不同形状，并具有极不相同的面貌。经济竞赛的基本原理认为：在经济竞赛中，正义者只可能是参与者的行为而不可能是竞赛结果。交易本身是一种商业博弈，有亏有盈，法律并不能保证一项特定的交易中，各方可以等同受益。也就是说，商事活动中的正义体现为过程正义，而非结果正义。我们在案件审查中应该更多去关注《意向协议》、《备忘录》等合同签订过程中当事人的主观正义，而非投融资方商业博弈的结果。综上所述，本案并无适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三）项“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空间。
本案的审理过程，很好的诠释了不同法律价值项下的法律适用方法与规则，也向我们提出了一个更有意义的问题：商事审判法官应当在不断创新的商事领域学什么以及怎么学？此外，本案的事实查明全面，证据论证充分，裁判文书说理部分抽丝剥茧、层层深入，体现出司法应有的智慧与水平。
奥修说：“永远都不要压抑自己，压抑是发生在人类身上的最大不幸，事情之所以这样发生，是因为一些非常美丽的理由。”这些年的商事审判工作，让我看到了一个最具创造力与想象力的主体，那就是企业家。企业家建立企业，都希望完成预定的事业，因此，他们甘愿冒极大的风险，为自己的想法工作，期待将梦想照进现实。正是这种创新精神与冒险精神，一步步成就企业的同时，也使得整个商业领域源源不断地产生着新的激励机制、新的合作模式甚至新的制度。因此，作为一名主审商事案件的法官，应当具备契合商业精神的审判理念，切忌代入个人生活经验低头办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