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中国外交面临的局面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共产党做出了向社会主义的苏联“一边倒”的重大决策。
表面上看，这中国党一方的选择。
然而从深层次上看，“一边倒”可以说是三方面选择的结果，即苏联在国共两党之间的选择、美国在国共两党之间的选择、中共在美苏之间的选择。
当然，这三种选择的地位和重要性也不是平起平坐的，最关键的无疑是中国党自己做出的选择，而利益、情感取舍上最复杂的则是苏联做出的选择。
另外，这些选择并非一蹴而就，其历程大体上是从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反映的也正是这一时期极其复杂的国内和国际的政治、外交关系。
二新中国外交面临的任务:
1新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和政策
1982年宪法对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作了这样的表述: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坚持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发展同各国的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交流;坚持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加强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团结，支持被压迫民族和发展中国家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的正义斗争，为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事业而努力。
中国外交政策的主要内容，概括起来为以下十点:
A、中国从本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出发，把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各国友好合作和促进共同经济繁荣，作为自己对外工作的根本目标。
B、中国主张世界上所有国家不论大小、贫富、强弱一律平等，坚决反对以大欺小、以富压贫，以强凌弱。
各国的事应由各国人民自己去管，世界上的事应由各国协商解决，而不是由一两个超级大国说了算，中国自己不称霸，也坚决反对来自任何方面和以任何形式出现的霸权主义。
C、中国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坚持独立自主，对一切国际问题都根据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态度和政策;中国判断是非的标准，就是看它是否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各国友好合作和促进世界经济繁荣。
D、中国决不依附于任何一个超级大国，也决不同他们任何三方结盟和建立战略关系。
E、中国信守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努力在这个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建立、恢复和发展正常关系，和睦相处，友好合作，而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同来决定亲疏、好恶。
中国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活动，并且认为只有铲除产生这种活动的社会根源和政治根源，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F、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坚持把加强和发展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与合作作为我国对外工作的一个基本立足点。
中国坚决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支持第三世界国家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正义斗争。
中国支持第三世界国家发展民族经济，谋求改善南北关系和发展南南合作的努力。
中国殷切希望第三世界国家加强团结，通过友好协商和平解决彼此之间的争端。
G、中国反对军备竞赛，反对把这种竞赛扩展到外层空间。
当前首要的问题是，两个超级大国应当率先实现大幅度裁减核军备，从而为所有核国家的核裁军创造条件。
中国还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化学武器，在进行核裁军的同时大幅度裁减常规军备。
H、中国坚持长期实行对外开放，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不断扩大和发展同各国的经济、贸易、技术交流与合作。
中国的开放政策面向全世界，既对资本主义国家开放，也对社会主义国家开放;既对发达国家开放，也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开放。
I、中国遵循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支持联合国组织根据宪章精神所进行的各项工作，积极参加联合国及其各专门机构开展的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活动。
中国广泛参加各种国际组织，开展积极的多边外交活动，努力增进各国在各个领域的合作。
J、中国重视各国人民之间的交往。
中国政府鼓励和支持各群众团体，民间组织和各界人士开展同各国在经济、文化、教育、科技、新闻、卫生、体育等各个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加强各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
四种角度看中日关系
■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中日关系不是友好、健康和稳定的。
人们可以经过努力来缩小或限制历史中消极因素的影响，却不可能在短时间里摆脱那么沉重的历史负担
中日关系就只能在目前的处境中徘徊
■在中美日三边关系中，那种通过两方结盟来遏制一方，或为了某种狭隘自私的战略企图而蓄意挑拨离间的政策，是过时和不可取的，因为谁都不可能从对抗中获益
中日关系正进入一个很不稳定、前景模糊的时期，而且看上去不可能在短期内结束，因为当前动荡的背后有相当复杂的原因。
一:历史中的中日关系
所谓“历史中的中日关系”是指两国间的历史问题深刻地影响着双方对中日关系的思考和理解，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中日关系的未来形态。
从19世纪末的甲午战争到1945年8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50年里，中日关系的主要内容就是日本持续不断地侵略和中国反抗日本的侵略战争。
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时间之长，战争规模之大之残酷，给中国带来生命财产损失之严重，是触目惊心的。
中国人民因此对日本右翼复活军国主义的政治诉求高度敏感和警惕，并要求日本各届领导人在涉及侵略历史的问题上谨言慎行。
不幸的是，战后在冷战大格局的笼罩下，中日关系曾经继续处于敌对状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20多年里，日本在美日安保条约的框架下，参与了美国对中国的遏制。
在中美在中国周边地区的军事冲突或对抗中，日本均被美国当作战略基地。
可以肯定，冷战对中日关系的消极影响是造成当今中日两国战略猜疑加剧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国有足够的理由怀疑，冷战中形成的主从式的美日安全关系在冷战后经过重新定义后，是否继续用来遏制或企图遏制中国。
1972年中日关系正常化结束了两国的敌对状态，此后的十几年，中日关系进入了20世纪最好的时期。
可能是经历太多的磨难后，对对抗造成的严重后果记忆犹新，当时的两国领导人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将中日关系一步步推向前进。
如果认真考虑当前中日关系面临的困境，理当敬佩他们那时的远见和勇气。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中日关系进入不稳定时期，其表现和原因在此不赘述。
显然，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中日关系不是友好、健康和稳定的。
中日关系像所有的双边关系一样，将会长期受到历史的影响。
二: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逆向发展中的中日关系
中日关系不稳定的部分原因是东亚地区的发展方向紊乱，中日关系的不稳定是东亚国际格局不稳定的反映。
有学者指出，东亚地区地缘政治的分裂与地缘经济的一体化同时进行。
一方面是东亚地区在冷战后一直存在着引发冲突的热点，如朝鲜半岛和台湾海峡。
还有其他一些导致动荡的因素，如美国力图维持它在东亚的主导地位，并因为担心受到削弱而疑神疑鬼，有时为了证明自己的“不可或缺”便无事生非。
至少可以说地区安全环境中的不确定性因素没有减少。
另一方面，这里又是经济增长比较迅速的地区，相互投资和贸易日益活跃，区域内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相互依存度不断上升。
中日关系不可避免地受到东亚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这种反向发展的影响，甚至就是这种现象的一个缩影。
从经济上看，目前中国和日本互为对方的重大贸易伙伴，未来两国的经济贸易关系将更加密切，相关领域的合作也会增加。
但是，迅速密切的经济贸易关系并没有消除，甚至没有能够减少两国在地缘政治方面的分歧、猜疑等等。
只要东亚地区那种地缘经济与地缘政治反向发展的局面没有根本的改变，中日关系就只能在这种处境中徘徊。
中日关系中经济贸易合作与地缘安全方面的分歧同时发展扩大的趋势，在短时间里不会有根本变化。
三:东亚多种安全模式中的中日关系
冷战结束后，东亚地区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同时存在着影响地区安全形势的“合作”、“均势”与“霸权”三种安全模式，它们各有存在的理由和作用。
问题是各有关国家更依赖、更信赖以及更愿意追求哪一种模式。
就中日在东亚的地位、安全利益以及各自的对外政策看，双方在多种安全模式共存的局面中，有利益相互重叠的部分。
例如，中日双方不论对“合作安全”的愿望是否同样强烈，至少它们都可以利用这种局面，维护或追求各自的战略利益，当然它们实际上也没有力量去改变它。
冷战结束后，中日在促进地区多边安全关系的发展方面，都发挥了各自的作用。
如果两国在这方面没有重叠的利益，要它们积极参与也是不可想象的。
中日的根本分歧显然是在如何对待“霸权模式”上。
东亚地区的“霸权模式”的核心，就是美国试图取得对东亚安全事务的主导权，其中的两个关键要素是美国的军事存在和美日安全同盟。
对于日本来说，冷战后重新定义美日安全保障同盟是一次历史性的机会，因为它最终确定了日本在美国“霸权模式”中的地位，即进一步实质性地提升了日本在美国东亚战略中的地位，从而有可能实质性和极大地提升日本在东亚安全事务中地位。
日本不可避免地要支持美国的“霸权模式”，争取与美国共同主导东亚安全事务。
中国的立场是不言而喻的。
历史上美国从来没有得到在东亚的霸权，中国当然不能在认为多极化趋势日益明显的时期，接受美国主导东亚地区的安全事务。
因为首先，美国的东亚安全战略中包含着防范中国的成分。
其次是中美在台湾问题上存在着尖锐的对抗性矛盾。
一方面中日对于东亚存在的合作安全予以认可，因为多边合作安全是解决东亚安全问题的出路，这符合中日两国的利益;另一方面是两国对待“霸权模式”的立场截然不同，而其分歧的根源又在于深刻的利害冲突。
结果导致中日在地区安全领域中，合作与冲突并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