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中国特色的法治话语体系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外国侵略者为了攫取中国的司法主权,肆意攻击中国法律野蛮落后,最终在不平等条约中得到了领事裁判权。
面对司法主权的丧失,爱国者们锐意改革清朝法律制度,使之与西方法律趋同,以便收回领事裁判权。
在清廷颁发的修律宗旨中虽然提出“汇通中西”,但西学东渐以来法律上的西方中心论,已经笼罩了整个进步的思想界,以致在修律过程中对西方法律采取简单照搬的模式,不数年间便建立起了仿大陆法系的近代法系。
但在西方中心论的影响下,丧失了法制建设上的自我中心,对于中国传统法文化漠然视之,甚至不屑一顾。
外国学者说中国古代只有刑法没有民法,有些中国学者也说中国古代除刑法外是一片空白,既无民法也无行政法。
毋庸赘言,中国古代不可能有近代意义的行政法与民法,但不应由此否认中国古代也有调整行政法律关系与民事法律关系的立法,否则中华法系便不可能是独立的法系,并且影响周边国家一千余年之久。
可见,不清除西方中心论残余的消极影响,便不能正确评价中华法制文明和传统法文化,也妨碍了从国情出发自主创新地建设法治中国。
从法律起源文献记载看中华法文化先进性
早在华夏族法律起源之前,活跃在长江流域的“三苗”部落已经出现了财产的私有和阶级的分化与斗争。
为了控制矛盾的发展,不至于两败俱伤,“三苗”领袖蚩尤制定了法律。
据《尚书·吕刑》记载:“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
注曰:“三苗之君,习蚩尤之恶……而更制重法,惟作五虐之刑,乃言曰此得法也。”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周公设计了礼乐主宰下的“礼乐政刑,综合为治”的国家治理方案。
礼是确认贵贱尊卑等级秩序的行为规范,以确保王室独尊的政治地位和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的权力结构;乐是与礼配合的音乐,有庙堂之乐、宫廷之乐、诸侯大夫之乐和庶民之乐,孔子说:“移风易俗莫善于乐”,说明乐的主要功能是移风易俗;政是设官分职建立政权机构,《尚书·立政》列举了周朝职官的名称与职掌;刑主要指立法建制,周初制定了“九刑”,《左传·文公十八年》有“在《九刑》不忘”的记载。
“九刑”是九等刑罚,也可视为刑书九篇。
对于礼乐政刑的相互关系和效用,《史记·乐书》做出了解释:“故礼以导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壹其行,刑以防其奸。
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礼乐政刑综合治理的国家治理方案,造就了西周数百年稳定的统治,对后世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