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教育是民族教育之本，近代国文教科书向现代语文教科书转变的历程，就是百年中华文化传承、民智开启、公民意识养成的书面记载。语文教育对现代性的不懈追求映射在百年语文教科书当中，就是对传统文化的不断选择、诠释、重构和探索的过程。1919年，新文化运动以文化狂飙的劲头席卷中华大地，“中体西用”的文化选择框架被打破，这“近代百年第二次民族反思”，将传统文化的更迭导入了现代化、科学化、人本化的征途。语文教科书从形式到内容反映并记录着这一文化与历史的变革，并不断用历史的经验和独特的文本话语，启示着语文教育及教科书发展的未来。
教科书是知识传播的载体，是文化得以传承的基本媒介。
从先秦到两汉，教科书从无到有。从两汉到宋代，随着公学私塾的发展，教与学内容以先秦百家学说为主，教科书即为各类经典。从宋代至明清，中国教育核心是以儒家伦理为基础的宋儒理学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程朱理学，科举是普通人摆脱身份加入上流社会的唯一出路。此时的教科书还仅限于儒家经典。
清末，西方国家的坚船利炮敲碎了封建帝制的壁垒，随之而至的是西式现代文明和教育理念，清末教育不得不由单一儒家礼学向近代的教育多元化方向改革。辛亥革命以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走入资产阶级改良期，承载中国传统文化传承使命、体现教育改革走向的教科书编写，成为不同教育思想碰撞、交融的阵地，中国语文教育和教科书构建步入迷茫与选择期。伴随五四运动和以推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中文向实用主义方向发展趋势的形成，小学、中学的语文教育向科学化、系统化转变。自此，语文教科书走上了实用主义之路。
首先，“文白之争”不仅是语文教科书内容层面的革新，更是背后深层次文化选择的结果。中国古代到近代社会的漫长演进中，文言一直承担着记录、积累、传播中国文化思想遗产的重要任务，也是中华民族能够超越方言限制、打破地域界限、相对有效的共同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