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尚德精神?
中华民族尚德精神的形成    在夏商时期，神话时代的原始宗教普遍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天命论作为主流思想，左右着人们对朝代更替、人事变幻因果的认识。如果说由于缺乏相关的文字记载，使我们对夏王朝的诸多政治观念认识不够清晰的话，而在商朝时就表现得非常充分了。在殷商时代，政治、文化中带有很浓郁的宗教迷信色彩，“尊神祀鬼”是殷商人的特点，“帝”既是他们的先祖，也是他们崇拜的最高神。在统治者心目中，天命思想不容怀疑，他们的权利来源于上帝即其先祖的直接赋予，天命被用来解释君主权力存在的合法性与至上性，所以商王便是当之无愧的帝之子、天之子。也是上帝之代言人和人间最高的统治者。正因如此，商王在他们的名字之前总喜欢冠以“帝”字。作为上帝之子，他们相信上帝一定会保护他们及其统治，并且给予他们战无不胜的力量，所以《尚书-盘庚》云：“肆上帝，将复我高祖之德，乱越我家。”这种天命决定论伴着血统论，让他们坚信王权的代代传承是理所当然的，是永远不能更替的。正是因为有恃无恐，所以当西伯文王大肆扩张领土而威胁其利益时，纣王却毫不畏惧地声称：“我生不有命在天!”不相信区区周部族能撼动其王朝的根基。不幸的是，周武王带领天下诸侯举兵伐商，使建立在神权基础上的强大殷商王朝立即土崩瓦解。纣王所坚信不疑的上帝和殷商的列祖列宗既没能保住他的王朝，也没有保住他的命。    西周建立后，借鉴商朝灭亡的历史教训，以周公、召公为代表的周初文化精英们对商人的天命观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得出了“天命靡常”的历史结论。周人不再虚无的认为上帝会成为主宰朝代更替和人事变化的至高神，上天最多只是一个普遍意义上的神，和周人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要想保持周王朝的长治久安、皇胤永存，唯有修养君王的道德。周公在教育幼小的成王时说：“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怀保小民，惠鲜鳏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成和万民。文王不敢盘于游田，以庶邦惟正之供。”周公通过总结周民族发展壮大历史，说明有周之所以能逐渐兴盛并最终成就今天的基业，都源于周之先祖修德操、敬人事，而绝非坐享其成，周王朝的天下也绝非上天无缘无故赐予的。周公等人由夏商之兴衰得出了“皇天无亲，唯德是辅”的结论，提出以“德”配“天”，这显然是对传统宗教的根本否定和彻底批判，标志着中国人文主义的初步形成。    但周王朝毕竟还是一个以家天下为核心的王朝，周人对天人关系的认识毕竟还是受到历史的局限，无论是以德配天，还是天命无常，都逃不脱对天命的无法把握和无形的畏惧；家天下的模式使周人不能走出血统论束缚，只有用道论来调济血统论，将道论与血统论有机的统一起来，从而在西周前期形成了由神学决定论向道德决定论过渡的宗教体系。自西周到春秋时代，神学、道德决定论在社会政治舞台上互相消长，天命鬼神思想还存在于很多人的意识形态之中，而一批有着较强人文意识的周王朝史官、思想家们更注重向君王们灌输敬人事、远天命、远鬼神的思想。《左传·僖公五年》记载了宫之奇和虞侯的一段对话：“《周书》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繄物。’如是，则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冯依，将在德矣。”宫之奇抛开天命思想，将“德”置于国家兴衰、民心向背的顶端，表明政权能否保住，不取决于上天的旨意、鬼神的护佑，而取决于为政者的道德，取决于民心所向。    如果说西周至春秋时代的史官和一些政治家、思想家从历史兴衰的角度用道德论对天命观进行改革的话，那么春秋中后期至战国时代的儒家代表人的孔子和孟子则从哲学的角度对西周以来的道德论进行理论规范和升华。周公等人要求君主们勤政为民、恪守礼仪，而孔子和孟子不仅要求为政者勤于政事、坚守礼仪规范，同时更以“仁”和“义”作为道德评判的重要标准，通过个人的修养，达到“成仁”、“取义”，从而将外在的礼仪规范转化成为一种内心的道德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