彝文文献的渊源流变及内容特征考论:《赫章古彝文合集》序_彝族人网(彝人网)
(本文作者张新民 )
以历史的“千年之眼”即长时段视域进行观察，即可见彝族先民在云、贵、川、桂四省(区)不断拓殖开发，一方面受到国家整体发展局势的影响，始终与其他地方族群有着多方面的交流与融合，一方面也形成了不同的地域政权形态，长期保持着相对独立的政权管理形式。
甚至“元之宣慰、宣抚司属参用流官”，即国家拓殖或渗透的力量已空前加强，土司制度明显有别于既往的羁縻策略，然“在永乐建省前，犹是土酋政治”，中央政府的政治力量依然难以直接插入其腹心地区。
纵观彝族历史文化整体而全程的变迁经历，显然仍与华夏民族历史文化发展的宏观大局休戚与共。
二、彝文文字的产生与发展
彝族文字究竟何时开始运用，历来皆为学界悬案。
彝文典籍论及自己文字的产生，曾有以下一段极为有趣的话:
与彝文文献类似，汉文典籍也有“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之说116。
正是针对文字发明的重大历史性意义，彝文典籍更进一步发挥说:
如同汉文道家典籍所载“儵与忽谋报浑沌之徳，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
当然，文字作为全面整套的符号系统，如同其他文明系统要素的整体性发明一样，不同的时期都有不同的飞跃式局部突破，必然引起文化整体结构多方面的震荡和调整。
与彝文典籍将彝字的发明权归属于够斯艺，同时又肯定支嘎阿鲁统一与规范之功略有不同，汉文典籍则多以阿田句为彝族字之发明者，当有可能是继够斯艺、支嘎阿鲁之后的再一次突破。
较阿田句(田句)“撰爨字”之说更早，常璩《华阳国志》便已称“夷人”之“耆老”，“论议好譬喻物，谓之夷经，今南人言论，虽学者亦半引夷经”364。
由此可见，如同其他语言文字无一不是在历史文化变迁过程中逐渐形成并发展起来的一样，彝族语言文字也有自己悠久的创造发展和书写改进的变迁过程，不仅形成了特殊的社会生活或文化礼俗形态，而且也贮存了大量观察认知或主动调适的历史信息，既可从中找到民族情感的归宿，也能成为美的艺术的创造，与其说是个人的发明，不如说是历史的结晶，积淀了无数个体生命汇集而成的古老记忆，体现了民族集体长期艰难跋涉的共同智慧。
三、布耄的政治地位与文化权力
据乾隆《蒙自县志》卷五《土官》载:
可证彝族文字既可用于官府文诰，亦可用于商业贸易，虽未必人人都能读写，主要为上层精英或权力拥有者所掌握，但仍是一种广泛使用的活态文字，发挥了交流沟通的重要媒介作用。
当然，数量最多的仍为纸质文本，不乏长篇巨制或严格经典意义上的作品，涉及经济、社会、政治、文学、艺术、宗教等诸多领域，说明文字与成文典籍之间着密契一体的内在关联，从而形成了一套完整系统的历史文化自我记忆，产生了一套与之相应的礼仪法律制度，联系着一个广袤的民族传统生活世界。
彝文典籍通常都由布耄掌管，按布耄或又译作布摩、毕摩、呗摩、呗玛，实即祭师或经师，彝语意为“长老师人”，与代表君位的“更苴”以及居于臣位的“慕魁”等管理职守，共同构成了三位一体的权力结构，即所谓“贤君发号令”，“贤臣作决断”，“贤布摩祭祖”9-10。
祭场四十九，请十个布摩。”
如果将君、臣、师三位一体的权力结构，扩大到整个社会空间进行观察，则可说“君民之间，有发号施令之道; 师主之间，有安慰宗祠之理”65。
正是众多文化因子在仪式结构中的神奇交融与互动，才扩大了人们理解生命或世界的范围和方式。
与权力结构的统治管理者一样，民间社会显然也有祭神祀祖的需要，特别是同宗合族祭祖大典，凡氏族成员均必须参加，更能体现社会制度和政治文化的形态特征，因而与“慕魁”一类重臣略有区别的是，布耄亦可突破官学的限制，联结社会各阶层广大群体，成为传播信仰、价值、文化和知识的精英，并将典籍文献扩散至民间，显然更具有道德垂范的色彩，能够发挥伦理教化的作用。
布耄一般都能沟通天、地、神、人，兼有宗教仪式主持者与文化符号解释人的双重身份，掌握了只有信仰、价值和知识的代言人才能具备的权力。
在彝族先民长久的社会传统中，布耄既为宗教祭仪活动不可或缺的权威，故无论其地位如何升降起伏，都必然拥有历史文化的记录权或解释权。
彝文典籍《支嘎阿鲁王》便明载:
布耆记录地方君长国史迹，据彝文相关典籍，早在“鲁德额徐之时，设官修史，规章完备”252。
清人陈鼎为撰《蛇谱》一书，多方搜考资料，曾“在大理浪穹何氏见其抄本，惜匆匆北还，不能尽录其书入中原，以为恨”。
彝族部落君长之耄史一职，如“陡仆阿额，是史官家”465，显然也可世代承袭，即世袭耄史或世袭布耄，多采取师徒授受的方式。
四、彝文典籍的类型特征与价值意义
文献典籍的不断层累增加或积淀，仍携带了大量的历史书写信息，反映了共同的族群文化记忆，其本身即为传承或守护固有文化的一种方式。
整体地看，彝文文献之叙事，上可溯至记忆中的远古，下则止于传抄人书写的当下。
从长时段的视域如实观察，则可说彝族先民世世代代都有热爱知识与智慧的传统。
因此，彝文典籍复杂多样的记载内容，尽管比喻、夸张、借代等修辞手法，多见于各种不同的文本之中，实际仍不过是现实生活的文本化投影。
甚至其宇宙观与社会观，或者说神灵的世界与人的世界，宗教的“集体表象”与现实的“社会实在”，相互之间也始终存在着某种隐蔽而密切的内在关联性54。
据《白皆土目安国泰所译夷书九则》载:
又有堪舆、禄命书，其堪舆即杨茂筠雌雄之说，禄命与汉法不同，不用五行生克。
当然，彝族典籍文献中，涉及卜筮测算者亦颇多，反映其长期一贯的“尚鬼”传统，保存了大量原始宗教及相关礼俗活动资料，甚至汉文化早已遗忘的不少重要礼制，亦可从中找到本来固有的原型，不可不称为传统礼俗风规的渊薮，宗教人类学研究的宝藏。
彝文《说文史名著》便无不自豪地歌咏赞叹:
白鹤有慧眼，鹤展翅，文史带上天，耿举认为好。
晴时雨时，看鹤的翅膀。
修天鹤来修，补地鹤来补。
美文十二篇，好史十二章，二十四篇名著，为后来六祖，建立了好根基，树立了好形象。
具见彝族对自己的文史精品，始终充满了自信和热爱之情，遂不能不以象征高洁的白鹤作隐喻，表达自己寄寓于其中的价值理想或生命关怀。
五、汇编珍稀彝文古籍的重大学术意义
滇、黔、川、桂四省(区) 已征集入藏的彝文古籍，仅据 2010 年的不完全统计，总数已达到两万余册，如果加上其他省市图书馆或相关学术机构的庋藏，以及流失国外，为诸如法国巴黎东方语言学校、英国伦敦不列颠博物馆所庋藏者，则统计数字还会增大。
彝族先民在长期的历史奋斗过程中，不仅撰作了卷帙浩繁的成文典籍文献，而且也留下了数量可观的金石(石刻与铭文) 文字，或者说“金”与“石”作为一种文字载体，也保存或记载了内容丰富的多种彝文史料。
彝族地区金石文献的搜访，历来鲜有人注意，尤其“黔建省为迟，制作本少，宋复被陷金蛮，天荒人废，前代遗物，尽付灰残”。
由此可见，彝文文献不能仅限于以彝文书写的各种纸质成文文本，同时也应包括诸如以金石为载体的各种原始图录史料。
因此，尽管 20 世纪前半叶丁文江搜集整理《爨文丛刻》、马学良翻译《倮文作斋经译注》《倮文作祭献药供牲经译注》以来，彝文典籍的整理工作成果倍出，取得的成绩举世瞩目，但翻译出版的速度无论如何加快，实际仍赶不上毁损散佚的速度，影印出版则不仅可以弥补其速度太慢之不足，而且可以使读者一睹原书之真。
收入《赫章古彝文合集》的彝文古籍，大多为外界学者从未经眼的珍稀善本。
是编收书数量虽多，然既有彝汉对照表可供检索，又不乏书目提要以作导引，读者据此按图索骥，即可获取书籍版本多方面信息，了解各书撰述内容大要。
民国《贵州通志•土司志一》，民国《贵州通志•土司志•土民志》合刊点校本，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第1页。
参阅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贵州省志•民族志》，贵州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上册，第435页。
《皇清职贡图》卷八《贵州》“大定府威宁州倮罗”，《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黄元治: 《黔中杂记》，不分卷，《檀几丛书》第三帙本。
《西南彝志》(第1-2卷，贵州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第312页、321页) 亦提到: “知识神活得好，在天的上方”“天地是知识的根”，当一并参阅。
参阅《物始纪略》第三集之相关注释，四川民族出版社 1993年版，第210页。
《支嘎阿鲁王》，阿洛兴德整理翻译，贵州民族出版社1994年版，第134-135页。
彝族蜘蛛撒经线织天地的神话长期流传民间，恰好可与支嘎阿鲁的所作所为相互发明，故非“经天纬地”一词，则不足以形容之。
关于彝族先民曾建立统一社会政治体系，以及统一历法及文字，尤其是相关彝名称谓的情况，可参阅《彝族源流》前言(第13-16卷) ，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译，贵州民族出版社，1993年版，第 3 页。
民间私家之言突破王官之学后，才有诸子百家之学的蜂然兴起。
谢肇淛《滇略》卷六《献略》“阿田句传”，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万历《云南通志》卷十一《人物》所载相同，惟“阿田句”作“阿轲”。
乾隆《贵州通志》卷五《地理志》载: “留节洞，在(关岭) 城西南十余里，石乳凝结，状若盘龙，鳞鬣生动，上有字如蝌蚪，不可辨识。
范成大: 《桂海虞衡志•志蛮》，不分卷，《学海内编》本。
贵州大方博物馆藏有一成化二十一年钟，乃贵州宣慰使安贵荣及夫人奢脉为祈福所铸。
其中之彝字经过修复，已清晰可辨。
彝文典籍称: “赤即皮聂，为同一层君。
隆庆《云南通志》卷之十六《羁縻志》，中华民国二十三年龙氏重印本。
刘文征: 天启《滇志》卷之三十《羁縻志第》“土司官氏”，云南省图书馆藏抄本; 又见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志草•钮兀长官司》，《四部丛刊》本。
以上见《通贵州至乌撒驿道纪功摩崖》及相关意译和注释，《彝文金石图录》(第3辑) ，贵州省毕节地区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等编，四川民族出版社 2005 年版，第18页、第31页、第 32-33页。
《彝族源流》(第5-8卷) : “君有权威大如天，士有势力深如地，布有渊博的知识。”
彝文文献《有关德实耿俄的叙旨》: “德实布摩额旨哲，来念诵经文，声如钟声悠扬，手持朵毕戳，能敌有野兽，能套山中狠，豹子当狗带，带到姆吐娄。”
《彝族指路丛书》(四川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 的出版，虽只是众多《指路经》的一部分，但也反映了其特有的生死智慧及灵魂不灭观念，从中可见无论生或死，祖先都是人的存在的重要依托。
彝族先民将天、地、布耄称为“三神”，即可见布耄兼有神人两重话语权解释权身份。
彝民先民认为人不仅应该生而读书识字，即死后灵魂也要读书识字，因而曾有建梵书台之礼俗，目的在于择吉日焚书祭祀，以满足祖灵阅读的需要，从中即可一窥其对智慧与知识的仰慕及重视。
《彝族源流》( 贵州民族出版社1994年版，第 395-396页) 曾提到: “姆阿足布摩，管文化礼仪”; 或许可说明其历史文化的记录权或解释权力，乃是从宗教仪式活动的权威衍生出来的。
彝族传说中的英雄人物支嘎阿鲁王，便同时兼有摩史、布摩两重身份，即可见摩史、布摩虽更多地具有文化符号的象征意义，但也与政治权力架构有着密切一体的联系。
以上均见陈鼎: 《蛇谱•百乐蛇》，不分卷，《昭代丛书》本。
《布所阿铺谱》称: “谷皤娄时代，如为世袭布摩。”
《白皆土目安国泰所译夷书九则》“夷语谓巫为补，最尊贵，丧祭用之，父子相继。
突穆、渣喇嫡派在宣威，在大定者乃其支庶也。
其术惟祈禳占卜，而无果报鬼怪之说。
《通贵州至乌撒驿道纪功摩崖》，《彝文金石图录》(第3辑) ，贵州省毕节地区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等编，四川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第28页、32页。
《水西大渡河建桥碑》称: “默家为亲族之帅，甲胄显荣华，基业巩固，权势伸张，乃还愿作祭祀，天地神祇都庇佑啊。
参阅陈光明、李平凡主编: 《贵州彝文古籍整理翻译研究》，贵州民族出版社 2008 年版，第2439 页; 李敏: 《我国民族古籍传统分类体系概述: 以纳西族、藏族、彝族古籍为例》，载《贵州民族研究》2007 年第 3 期
《西南彝志》(第13-14卷) ，贵州民族出版社2008年版，第632-634页。
参阅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贵州省志•民族志》，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上册，第 439 页。
例如《国家图书馆藏彝文典籍目录》(中华书局，第1版，2010年版)，即反映了该馆彝文典籍的庋藏情况，与此类以，其他各地图书馆或学术机构亦多有收藏，数量显然亦不可低估。
具体统计数字统计详见李建平、马锦卫《川滇黔桂彝文献调查与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年第5期; 张邡《关注中国彝文古籍保护现存》，载《中国民族》2005年第10期。
由贵州省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搜集整理出版《彝文典籍目录(贵州卷) 》(四川民族出版社1994版) ，搜集了不少当地民间彝文古籍，并进行了分类编目，内容涉及40类凡1070 条书籍名录，均一一标明彝文原名、注音、汉译、字数、类别、原收藏人、征集地点、征集时间、征集整理者、现藏单位等事项，亟可参阅。
参阅《贵州省志•民族志》，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上册，第 441 -442 页; 《布默战史》译者“前言”，贵州民族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3 -5 页; 陈世藩: 《黔彝古籍举要》，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
民国《贵州通志•金石志》，民国《贵州通志•金石志•古迹志•秩祀志》合刊本，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0 年点校本，第 1 页。
铜质擂体 1972 年出土于赫章县，由乡民挖荒山时发现，出土时有红绸包裹。
《成化钟铭文》及考释，详见《彝文金石图录》( 第 1 辑) ，四川民族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21 -23 页;
《李雨铺四楼梭碑》刻于嘉庆癸亥年(1803)，有彝文 1856 字。
其字数之多，历来罕见。
详见《彝文金石图录》(第2辑) ，第138-170页。
丁文江之《爨文丛刻》，凡 11 种，主要收集滇黔两省之彝文典籍，并经罗文笔译为汉文，由商务印书馆于 1936 年出版。
潘文芮.全黔苗倮种类风俗考//贵州志稿: 卷三.贵州省图书馆据北京图书馆藏抄本油印复制校对本，1965.
南蛮西南夷传//后汉书: 卷八十六.北京: 中华书局，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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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西大度河建桥碑//彝文金石图录: 第 1 辑.贵州省毕节地区民委，等编.成都: 四川民族出版社，1989.
支嘎阿鲁王•俄索折怒王.阿洛兴德，整理翻译.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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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渠敬东，等译.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贵州省志•民族志.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2002.
郑珍.巢经巢诗钞前集: 卷九: 安贵荣铁钟行并序//郑珍全集.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原载《贵州民族大学学报》2018年第3期;作者系贵州大学二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