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古代衙门文化中的息讼理念
公平和正义，是刻在人们骨子里的永不磨灭的记忆，是每个人都想追求和捍卫的理念，而这又与法律密不可分。毋庸置疑，法律是捍卫公平和正义最强力的武器，也是最后的壁垒。不管是今天的法治社会，还是过去的封建社会。法律或者说律例，皆是如此。
而与律例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便是封建时代的集行政与刑事为一体的政府机关—衙门。衙门是古时候官员处理公务，接见上下级，处理百姓诉讼事宜的场所。衙门原称为“牙门。”据《武瓦见闻记》中记载：“近俗尚武，是以通呼公府为‘公牙’，府门为‘牙门’，字稍讹变转而为‘衙’也。”唐朝以后，“衙门”一词广为流行。到了北宋以后，人们几乎只知道“衙门”而不知有“牙门”了。
衙门文化是指以官员为代表的人作为主体，以建筑为代表的实物为客体，并将律法条例贯穿其中而形成的有机整体。不可分割，相辅相成，构成了中国传承已久，独具特色的衙门文化。
而在衙门文化中，最为典型的便是体现执政理念的官衙建筑了。为了克制奢靡之气和收刮民脂民膏之风。历代的制度对衙门的大小规制都有明确的限制。比如，明清两代，不管是什么级别的地方衙门，不管衙门所辖地方是富庶，还是贫困。官衙门面都不能超过三间。两根柱子之间的宽度为一间，一间开门两扇，三间共六扇。久而久之，民间俗语里就用“六扇门”作为衙门的代称。
除此之外，衙门的楹联，匾额等也是体现衙门文化的重要载体。例如“明镜高悬”，“公明威廉”等等。明清时期，最常见的便是“清勒慎”和“天理人情国法”。官员将这些语句置于衙门之中，以此来告诫自己应该谨慎廉明，知国法懂人情明天理。匾额与官员之间的相互影响，即官员通过匾额来提醒自己如何做一个好官，而最开始官员上任时又会选择符合自己价值追求的匾额。这是衙门文化中积极向上的部分，现在仍有着巨大的影响力。
息讼，息是平息之意，讼是争讼之意。息讼，即是平息争讼的意思。中国的息讼理念由来已久，如孔子就曾经明确表示过息讼以致无讼的愿望。孔子曾言，“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呼”。意思是，当我审理案件时，我也和别人一样，希望最后能够实现天下没有诉讼的情况。
由此可见，中国的息讼观念在孔子之前就已经出现，孔子作为先圣哲人，也十分赞同息讼甚至无讼的观念。而自汉武帝独尊儒术后，各朝皆重儒术，以孔子为圣人言。由此可知，息讼的思想基础和历史积淀十分深厚。康熙曾扩写“圣谕六条”，并将其刻与衙门之前。其内容为：“敦孝弟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和乡党以息争讼，重农桑以足衣食，尚节俭以惜财用。”等
我们可以看到“息讼”二字被明确地提出，被作为统治者对各级官员的要求而提出。所以，息讼理念是衙门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它历史悠久，思想基础深厚，被作为具体要求，甚至可以说与政绩相挂钩。息讼理念既是官员的信仰追求，也体现在官员的处理争讼案件的实际操作之中。
首先，古时候的中国是一个在宗法制和阶级制度的印象下，等级鲜明的国度。人们生来不平等，而且在宗法制的的影响下，儿女，妻子甚至是父母，丈夫的附属品和私有物。比如，曾有一案，父亲打死了自己的儿子，县官认为父杀子，事出有因，情有可原，当场便释放了这位杀了自己儿子的父亲。
因为地位的不平等，即使去告官，受害者的合法权益也无法得到保障。而且报官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首先需要请讼师写状纸，然后，去诉讼可能还需要付出一些代价，不仅包括金钱的损失，可能还会受到刑罚。
高昂的诉讼‎成本一般情‎况下都使的‎诉讼当事人‎得不偿失，因而产生厌‎讼的思想。贫民百姓兴‎讼，既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也需要耗费很多精力，因此常常可能会有失去赖以为生的工作的困扰。同时还要负‎担经济成本‎和人情成本‎。“与宗族讼，损恩。与相邻讼，损义。” 而且古时百姓与宗族，邻里关系十分亲近，贸然诉讼，很可能会导致以后无立足之地。
其次，儒教重视教化，追求息讼甚至无讼。孔子就曾明确提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意即，如果仅用政令和刑罚来威慑百姓，禁止民众做出不符律法的事，那么，民众充其量能做到不触犯法律而已，但他们不是因为心中有正义和善恶之分，选择不去做坏事，而是屈服于重刑，不敢做坏事罢了。如果运用道德的力量，使之融入民众的内心，用礼节来规范民众的行为，民众就会明善恶，有道德，出自本心地知道什么可为，什么不可为。
据说春秋时期，孔子执掌鲁国的司寇时，受理了一件因为家庭琐事产生纠纷，从而父亲提出诉讼，控告儿子的案件。当时孔子采取的办法就是命人把儿子抓来拘押，却一直没有审理，就这样拖了三个月之久。后来，这位父亲无奈之下，只好请求撤诉，孔子听闻他撤诉的消息，便马上将儿子放了，这就是一次典型的用息讼理念处理诉讼案件的案例。孔子的这种做法，成为后世衙门处理家庭纠纷和其他民间纠纷的典范。可见，儒家十分重视息讼理念，并把这作为非常重要的价值追求。
第三，统治者为了维护和巩固自己的统治，需要去教化民众，让他们安贫乐道，无争权争利之心。这样既有利于国家长治久安，又有利于社会和谐。正所谓“乱世用重典，盛世倡民德。简言之，依法治重整社会秩序，以德治维护社会秩序。这一价值取向是中国社会结构保持二千多年稳定发展的根本原因。诉讼不符合盛世景象的要求，被认为是乱世之表现，所以这也是历朝历代的统治者追求息讼的原因。
息讼理念是儒家所倡导的价值追求，也是封建时代统治者的治国理念，即整个官僚机构需要奉为圭臬的观念。而处理诉讼案件的官员们，恰好又有这两重身份。科举制的实行，使得宋朝正式形成了文官政府。可以这么说，宋以后，这些处理诉讼案件的官员们几乎都是儒生出身。一方面，那些圣人言告诉他们要追求息讼，教化民众；而另一方面，统治者们也希望他们可以做到所辖之地少讼，甚至无讼。似乎少有诉讼之事，就可以说明此地政通人和，百事具兴。少讼，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政绩优秀的代表。
可以想象，这样上行下效之下，息讼成为了整个社会的共同认知。而那些诉讼者，似乎就成了刁民的代表。“刁讼”一词应运而生，指的是刁蛮而好诉讼之人。这里可以看到，好诉讼已经明确地作为一个贬义词和刁蛮相并列。史籍有云“为严禁刁讼以安民生。”
整个官僚体系形成了一致的价值体系，即息讼。这当然也体现于他们处理百姓的诉讼案件中。统治阶层制定了严苛的刑律，使百姓畏惧兴讼。而且，刑事审判与‎民事审判合‎二为一，使得兴讼者‎无论所控告‎的是何种诉‎讼，都会受到同‎样的刑事待‎遇。
另外，因为在中国‎古代刑讯的‎对象不仅限‎于“狱囚”，同时也可适‎应于“告人”。依《唐律》，被告受讯而‎被拷，拷限满而不‎首者，则反拷“告人”，即准前人(被告)拷仗数，反拷“告人”。即如果你是诉讼者，也有可能受到刑罚。如此诉讼制‎度，给原本生活‎就属下层的‎平民百姓造‎成更加剧的‎身心损害，使之惧怕兴‎讼，不愿兴讼，不敢兴讼，因而厌讼。而这一切，都是为了达到息讼的目的。
很显然，这种为了息讼而采取各种手段的行为，是一种极其不负责任的行为，不仅没有保障受害者的合法权益，还因此迫害他们，最终只会使得弱小者越弱小，蛮横者越蛮横。这是对犯罪的姑息和对正义的漠视。虽然一定程度上保障了短期的和平安定。但是这样的理念确实也造成了很大的危害。就像有人说过的，“当我们的法律不再为了正义而存在时，它可能是最坏的东西。”当然，肆意诉讼也是不对的，这是对公平的浪费和消遣。我们需要的是公平和正义，而不是诉讼，诉讼只是手段，不是目的。
1、《浅谈息讼存在于中国的缘由》
2、《传统衙门文化精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