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助力绿色转型
2012年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的“新四化”之后，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又将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设定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第五个现代化”提出来，标志着党和政府执政理念的新飞跃。
社会治理的丰富思想
从国际上来看绿色增长经历了两次大转型，而资源、能源和环境问题的制约是推动两次经济转型的根本动力。
第一次转型是上世纪70年代初，发达国家经济快速发展之后，首先是遇到了资源与能源的约束。
当时中东战争爆发以后，石油危机导致石油价格大幅度上涨，使发达国家严重依赖石油的粗放型的增长方式受到了严峻的挑战。
最著名的事件就是1970年4月22日，美国数十座城市有上千万人走上街头抗议环境污染，其声势浩大、影响久远都是历史空前的，后来人们将这一天作为“地球日”，成为世界公认。
群众抗议污染的社会活动，大大推动了环境保护，也推动了增长的转型。
国际第一次绿色转型主要是发生在发达国家。
第二次转型是在2008、2009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
在金融危机演变成了经济危机，最后又成为了社会危机和生态危机。
这个结论是从多视角的整体上观察与思考得出来的，即从经济的角度来审视，传统的经济模式正在失去发展的活力;从环境的角度来看，环境污染和气候变化的挑战更加严峻，必须转型;从资源的角度审视，过度消耗不可再生资源，发展已经难以为继;从社会的角度审视，环境污染导致了新的社会不公平的问题更加突出。
我们看国际上两次经济转型，第一次转型仅仅限于发达国家，仅限于“资源、能源、环境”等问题;而第二次转型则是一个世界性的转型，是由发达国家开始，发展中国家紧跟其后，转型的范围更大，转型的思想更加丰富，同时也推动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的转变。
环境公平失衡应当优先解决
二是排污者与受害者之间的环境失衡问题更加突出。
目前各地在处理重大环境污染事件的时候，存在两种环境公平失衡的做法:一种是只满足把严重违法排污者抓起来，从重从快判刑了之，完成了执法任务，而对环境污染受害人的赔偿问题却视而不见，漠然视之;另一种则是为了息事宁人，用财政费用补贴污染受害者，补贴康复治病费用，补贴财产损失等，这样做虽然解决了受害者的环境公平失衡问题，但是却带来了新的公平失衡问题，即用全体纳税人的钱去为违法排污者买单，这又是对全体纳税人的新的不公平。
三是排污者之间的环境公平失衡问题也不容忽视。
环境执法不公，造成对被处罚人的不公平，也是一个严重问题，这是违法现象普遍、违法企业面广的一个根本性原因。
当前环境执法存在一个严重思维误区，很多人认为打击违法一定要从严处罚、从重处理、从快处罚。
我们应当对环境管理体制问题和执法方式问题进行冷静反思，争取早日走出认识误区。
四是环境信息不对称带来的社会不公平问题。
公众充分享受环境知情权，这也是环境群体性事件越来越多的一个重要原因。
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本质根源，不只是发展水平的问题，而是发展方式粗放的问题 ;不只是单纯的技术问题，也是企业内部管理混乱的问题 ;不只是科普知识的问题，而是政府监管错位的问题;不只是安全生产的问题，更是社会治理体系不完善的问题。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随着民众的环保意识的不断增强，民众要求政府、企业信息公开，要求更多、更深入地参与关系民生问题的项目建设和项目决策的诉求日益高涨。
由于环境质量持续恶化，民众对寻求解决环境问题的耐心日益减弱，耐心减弱将会进一步激化社会矛盾。
绿色发展的主要途径
发达国家的做法主要有以下经验:
第二，政策导向要与企业行为具有明显的相关性。
但是由于资源价格很便宜，环境价格也很低廉，造成环境污染和浪费资源的人并没有承担什么代价。
政策目标和政策内容与企业行为不相一致，或是缺乏因果关系。
第三，建立利益相关方的协调机制。
从好的建设项目和政策中，获得利益的人会很多，失去利益的人会很少，即使如此也不能忽视少数人的利益。
许多环境群体性事件都有非常复杂的社会背景，都或多或少地与群众对当地拆迁、征地、招投标等涉及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事件相联系，群众在这些诉求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转而以环保诉求为由，走上街头闹事，以期引起政府的重视，促使问题的解决。
第四，解决社会不公的问题。
第五，正确理解保护国际竞争力与环境保护和温室气体减排政策是正相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