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志勇:"我们无法通过学习法律来认识法"
2011年12月23日，教育部和中央政法委员会联合发布《关于实施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若干意见》(教高〔2011〕10号，以下简称《意见》)，提出要重点培养应用型、复合型法律职业人才，并把培养涉外法律人才作为培养应用型、复合型法律职业人才的突破口，从而探索"高校一实务部门联合培养"机制，探索"国内一海外合作培养"机制，建设80个左右应用型、复合型法律职业人才教育培养基地，建设20个左右涉外法律人才教育培养基地。
对于何为卓越法律人才、如何培养卓越法律人才，《意见》并没有明确说明，学界对此虽有诸多探讨，但在实施过程中，由于"国内一海外合作培养"的高门槛和高成本，《意见》基本上落实为"高校一实务部门联合培养"，因而成为所谓的应用型、复合型法律职业人才的主要培养机制。
培养卓越法律人才的迫切性，学界早有探索，真正理论与实践并行的，莫过于已故的何美欢教授，她只身在清华大学撑起了"一个人的法学院"。
因此，即便认为法学教育是一种职业教育，也应该是且必须是"学术性的"和"博雅的"(liberal)职业教育，中国法学教育失败的原因之一，是它致力于不应该且无能力提供的实务技能培训，而抛弃了它本应该且必须提供的智能技能的训练。
遗憾的是，中国法学教育并没有认真对待何美欢教授以生命代价探索出的"理想的法学教育"，而是继续坚定地站在既往的错误之上奋力前行。
2012年1月，张伟仁教授出版了《磨镜一法学教育论文集》。
如果说何美欢教授从一个纯正的西方法律职业教育的角度来诊断中国的法学教育，那么张伟仁教授则从传统中国的法律职业人才培养的角度把脉现时代的法学教育，从而为我们提供了一面进一步思考卓越法律人才培养、审视中国法学教育的"秦镜"。这种思考的一个基本框架是，法律只不过是多元规范体系中的一种规范。
在作者看来，"在我国的传统观念里，社会的安宁秩序要靠许多规范的协同运作才能适当地维持，其中包括自然的天理、神旨、道德、礼俗以及人为的法律、家训、乡约、行规等。
"(第228页)
"(第246页)
如果一个社会过分地重视法律，将法律视为最高的和唯一的规范，那么"一般民众看到国家只重视法律，当然就将礼、义等高阶规范置诸不顾，也不再尊敬社会权威，而只是顽强地抱着一套法条，斤斤计较其中规定的权利和义务。
"(第230-231页)
轻视法律不可取，"拜法教"亦不可取。
这样的论述对于汲汲于法治的国人来说，显得有点刺耳。
对于权威，要么就是青天，要么就是昏官;对于法律，要么就是善法，要么就是恶法。
"(第225页)
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则必须扩大政治参与，只有当民众成为国家治理和法律制定的参与者时，才能够心平气和地建立起公允持平的观念和秩序。
之前我们缺少法治，所以今天急切地盼望着法治，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拜法教"的后果是贬低法律之外的其他规范，将法律尊奉为最高的和唯一的规范，其结果往往是真正的法治没有建立起来，法律反倒成为工具主义的社会治理技术。
作者告诫学法之人:
"(第311页) 法学教育而非法律教育
作者先概述清代的法学教育，进而以汪辉祖和陈天锡为个案，剖析传统法学教育产生的结果。
"(第86页)
与此同时，"他们大多是科举考试的落第士子，在学习法律之前，已经受过相当完整的传统制式教育，对于中国文化已有了相当深度的认识，因而可以接受法学教育，而不仅仅是法律教育。
"(序，第6页)
说起来有些吊诡，传统法学教育是一种非正规的学徒制，却培养出今天求之不得的应用型和复合型人才，而今天大学里正规的法学教育，却对此无能为力，以至于要靠建"基地"来解决。
首先是偏狭浅薄。
"(序，第8页)
更为严重的是，现如今的法学教育完全教条化了，所学都是抽离现实的抽象概念和条文，看似很"应用"，实则与真实的法律实践差距甚远，学生参加工作后，仍要从头学起。
"(《荀子·君道》) (第242、317页)
其次是崇洋忘本。
在这个过程中，必然会出现诸多不合逻辑的扞格与龃龉，对此的阐述和理解，实际上需要我们不断地回溯历史。
"(第301页)
伦理教育的缺位，导致的结果是 "现在大多的司法者似乎都只见到法律条文，对于条文应该遵循并追求的高阶原则和理想没有什么认识，更没有遵循并追求此等原则和理想必须具备的道德勇气和律己敬业的修养"。
令作者痛心疾首的是，中国当下的法学教育，完全沦落为纯粹的法律技术教育，但法学既然办在大学里，就不应该自贬身价，甘当法律实务技能培训班，否则大学就无须办法学教育了，回归传统的学徒制岂不是更好
"(序，第2-3页)
真正的法学院应该提供超越法律条文的法学教育，这种教育对于学生的意义，正如冯象先生所言:
正如张伟仁教授引英国上议院前法律大臣拉德克利夫所言: "我们无法通过学习法律来认识法"(We cannot learn Law by learning Law)(第317页)。通识教育与卓越法律人才培养
但何美欢教授早就提出告诫，我们对于作为职业教育的美国法学教育存在重大误解。
美国法学院这些年新进的教师大多都有一个非法学的博士学位，因此这里的"联合"是法学与其他学科的联合，而非法学院与实务部门的联合。
此外，由于美国法学教育是研究生教育，学生在本科阶段已经接受了非法学的学士教育，其中重要的部分是所谓的通识教育，这使得法学院毕业生的知识结构更加合理，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复合型"。
就此而言，《意见》提出的"高校一实务部门联合培养"机制，不但未能扭转错误的方向，反而是越走越远，背离了大学教育真义，彻底走向了职业培训。
张伟仁教授根据传统中国法学教育的经验和自己的切身体验，倡言通识教育和跨学科教育对于法学教育的重要意义。
"(第312页)
何美欢教授是律师出身，并坚定地认为法学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律师，但她所设计的理想的法学教育课程中一多半却是人文社科类课程，这不得不让人深思。
今天所谓的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是古典时期的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的现代延续，"其目的是培养出一个对于自身、对于自身在社会和宇宙中的位置都有着全面理解的完整的人。
通识教育鼓励一种超越具体学科的整体的知识观，珍视"非功利"的学习的价值，认为"通过坚持基础知识、反思、艺术创造与分析
回到法学教育，何谓卓越法律人才
燕树堂先生曾论断， "法律教育之目的在训练社会服务的人才，不是在造就个人谋生的能力。
" 因此要造就学法之人的"法律头脑"，包括:社会的常识，即对社会人情之了解;剖辨的能力，即前述何美欢教授所谓的智能技能;远大的理想，即辨理俗事的任务而有超俗的思想;历史的眼光，不明社会的过去，无以明了社会的现在，更无以推测社会的将来。
这样一种法律头脑的养成，自然需要法律之外其他学科的教育。
吴经熊先生对燕树堂先生的论断大为赞赏，并进一步申述了"远大的理想"和"历史的眼光"。
杨兆龙先生则批评法学教育中非法学的补助课程不完备。
蔡枢衡先生倡言:"假定要求法学者对于法学以外的学问保有各该部门最高的水准以上的知识，固然不合理;硬把某些部门排压在法学者应有的知识之范围外，也是错误的看法。
只可惜，这个"历史之启示"，张伟仁教授今天依然要继续讲下去。
张伟仁教授认为:
"(第288页)
这是每一个学法之人应该秉具的远大理想，更何况所谓的卓越法律人才。
因此，在不打破现有法学教育的制度框架的情况下，减少一些专业课程的学分，增设一些通识教育课程，在培养专业法律人才的同时，使其具备健全的人格和自由的品性，是培养卓越法律人才的基础性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