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怀东先生的专着《三曹与魏晋文学研究》，是由他所撰的二十篇论文结集而成的。这些论文看似单篇散论，实际上却内含体系，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序列。该书选录的前十篇论文，着重考察了曹氏父子对于建安文学新变的作用，以及乐府诗向文人诗演变的轨迹。后十篇论文，通过对支遁、陶渊明、颜延之等诗人的还原，深度解答了晋宋诗歌递变中的诸多重要问题。可以说从第一篇《曹氏父子与建安文学》开始，到最后一篇《民歌升降与刘宋后期诗风》结束，着者清晰地勾勒出魏晋诗歌流变的全过程，并深刻地揭示了流变背后的原因。
纵观《三曹与魏晋文学研究》，有两点研究思路十分醒目。第一是着者打通了诗史，注重从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来考察文学现象的发生、发展。正如着者所述，“这近二十篇论文大都属于魏晋文学，从研究对象来说还是集中在几个点上，分别是三曹父子及其家族、建安文学、陶渊明、晋宋诗歌演变，尽管有如此的差异，但是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角度却具有相当的一致性：不是描述，而是侧重于解释；不是就诗歌谈诗歌，而是试图挖掘、分析、阐释某些影响文学活动却被前人忽略的综合文化背景因素”。
举几个例子来说，《经学盛衰与曹操诗歌革新》一文，就较早地从汉末经学式微的角度，来分析曹操诗学独创性的思想根源；《支遁与晋末玄言、山水诗之变》一文，则侧重从晋末玄学与佛学此消彼长的角度，来审视山水诗取代玄言诗的演进过程，并得出了“佛学对山水诗产生之影响，从思想史角度看，是佛学取代玄学在上层社会的位置，引起了玄言诗中玄理与山水之分家，使得山水独立”这一具有创建性的结论；《论儒、道互动与陶渊明思想矛盾及发展》一文，即从魏晋南北朝时期儒道互渗的角度，来动态考察陶渊明的思想矛盾和人格内涵。以上三篇文章，着者都是从思想学术的角度出发，来抉幽发微，从而准确把握了魏晋文学革新的深层原因。
此外，《论晋宋之际的政治转型与文学革新》《颜延之诗歌与一段被忽略的诗潮》《民歌升降与刘宋后期诗风》这三篇文章，则注重从政局演变的角度，来揭示晋宋文学递变的历程。其中，着者对元嘉诗风的探讨尤其耐人寻味，在着者看来，元嘉诗风并非一体，而是伴随着政局的衍化，呈现出从谢灵运之山水诗到颜延之“诵美之章”再到鲍照拟乐府诗的流变过程。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着者敏锐地觉察出，以颜延之诗歌为代表的宋文帝朝宫廷诗风，势必要与以鲍照、汤惠休为代表的民歌化诗风产生尖锐冲突，因此“颜与鲍、休之间的冲突绝非文坛耆老与诗坛后进之间文人相轻意义上的个人恩怨，而是反映了刘宋后期诗坛风尚的更替变化，表明一种新的诗风已经产生，而以鲍、休为代表的这种诗风开始向齐梁诗歌过渡和转换”，从而为文学史上这桩着名的颜、鲍公案作了一个允当的解答。可以说，吴先生的这部专着，正是通过对魏晋时期综合文化的多维透视，赋予了文学研究以思想的深度与历史的厚度。
除了打通诗史这一贯穿全书的主线之外，该书另一令人瞩目的研究视角就是溯流地缘。着者在“前言”中也写到：“基于乡情观念，就对三曹及建安文学情有独钟。因为三曹籍贯谯郡，就是今天安徽的亳州市，曹氏父子算是今天安徽人的同乡，当时我对这几位安徽同乡非常崇敬，向往他们那种敢作敢为的英雄主义，共鸣于那个时期直面生死的深情”。或许正是这股充沛的情感潜流，促使着者在研究曹氏父子时，能够格外留心地域文化之于建安文学新变的影响。《论建安文学新变与发生的地域文化背景》一文，即充分论述了曹操“谯沛集团”及“汝颍集团”的地域文化属性，指出这两个集团的结盟，不仅出于地域的接近性，也出于文化偏好的趋同性，因为二者都是道家故地；同时，受道家尚通脱思想的影响，曹操能够挣脱两汉经学的束缚，不拘礼法，崇尚艺术，重视诗歌的抒情性，注意文学的形式美，从而促进了建安时代的文学自觉。而《曹、孙集团在江淮地区的战争与建安战争文学》一文，则通过对曹、孙在安徽范围内战争的梳理，揭示出以此为背景的建安战争文学的特性，及其对唐代边塞诗的影响。由此可见，基于乡情观念，溯流地缘文化，不仅使得该书的字里行间弥漫着动人的情感力量，更闪烁着着者聚焦区域文化特殊性的真知灼见。
如果说打通诗史更侧重于从“时”的角度来考察文学活动的话，那么溯流地缘则更侧重于从“空”的角度来定位文学活动。正是由于时、空这两个维度的相互交织，吴怀东先生的《三曹与魏晋文学研究》才不是平面的解说，而是立体的还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