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灾与古代中国的危机应对
谢红星 刘 晓
张仲景的《金匮要略》一书中，从食物来源、气味、色泽、存放和污染等情况，科学地介绍了各种疫毒、致毒、致瘘等后果。 资料图片
公元165年到180年期间，被称为“安东尼瘟疫”的天花致几百万罗马城镇居民死亡。欧洲中世纪被称为“黑死病”的鼠疫夺走了当时三分之一欧洲人的性命。西方殖民主义者在征服新大陆时，把天花、麻疹等疫病传给了没有免疫能力的土著人，造成数千万土著人的死亡。正如《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书所指出：“过去战争中的胜利者并不总是那些拥有最优秀的将军和最精良的武器的军队，而常常不过是那些携带有可以传染给敌人的最可怕病菌的军队。”（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版，第193页）病菌、疫病对国家治理与文明兴衰之影响，远远超过常人的想象。
第一，疫灾大量损耗人口，破坏经济与民生。疫灾造成人民大面积患病或死亡，人口损耗。史书上记载疫灾导致“死者以万数”“死者相枕于路”“死者过半”“死者十七八”的记载比比皆是。人口损耗意味着劳动力的丧失，而侥幸存活之人也会纷纷逃亡，必然造成土地的大量荒芜，严重破坏传统的农耕经济以及工商业。“农商失业，食货俱废”，“富者不得自保，贫者无以自存”。（《汉书·食货志下》）田土的荒芜和市井的萧条带来物价上涨，幸存的人们生活成本迅速增加，生活愈加艰难。
第二，疫灾导致社会失序。疫灾发生后，在生存的压力下，一些不道德甚至悖逆伦理的行为，成为人们谋生的寻常手段。抛弃妻子者有之，卖儿鬻女者有之，吃人肉者有之。此外，疫灾时期，地方官吏的横征暴敛对百姓的伤害被成倍放大，如史书记载，明宣宗年间，江西宜黄县连年遭疫，死亡者众，然“官田重租，艰于征纳”，（《明宣宗实录》卷110）永乐年间，河南南阳邓州发生疫灾，官牛病死不少，官府竟要受灾百姓分担损失，“有司责民偿甚急，民贫，至省有鬻男女以偿者”。（《明太宗实录》卷18）中国百姓向来性格温顺，习惯于逆来顺受，但在连最基本的生存底线都无法保证的情况下，再温顺良善之人也难免铤而走险，干起违法犯罪的勾当，社会由此走向失序。
第三，疫灾动摇儒教价值观。儒家学说既缺少对付疾疫的技术性内容，又不能从理论上给受疫病折磨、威胁之人以心理上的慰藉。相反，疫灾发生后部分地方官吏的横征暴敛，以及受灾百姓为了生存而做出的种种悖逆伦理的行为，无不在动摇着儒家“人性善”“民本”“仁政”的价值观。现世学说对现实束手无策，导致人们转而寻求非现实的力量，希冀侥幸免于疫病，并求得心理和精神的慰藉。当时，道教、佛教、白莲教等宗教在民间社会迅速传播。一些反朝廷的团体借此渗透其中，以宗教为发展组织积蓄力量之掩护。如东汉末年张角创立和发展了太平教，便与连年的瘟疫有密切关系，其以驱邪祛疾作为创教和传教之立足点，“符水咒说以疗病，病者颇愈，百姓信向之”，（《后汉书·皇甫嵩传》）继而宣扬具有颠覆性的教义，煽动反抗朝廷的情绪。
建立医事机构和培养医学人才：应对疫灾的基础与保障
首先，逐渐建立起一套医事机构体系，既履行医政管理职能，也提供医疗服务。秦汉置太医令丞等官，魏晋南北朝时期太医令发展为太医署，地方医事机构亦开始产生。唐宋时期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医事机构体系。唐代中央医事机构包括太常寺太医署、殿中省尚药局和左春坊药藏局，地方医事机构主要包括医博士、助教、医学生，病坊原为社会救济性质的民间机构，后来官府加强监督和管理，逐渐演变为官方色彩浓厚的地方医事组织。宋代医事机构主要包括翰林院医官院、御药院、太医局和惠民和剂局、安济坊、病坊、安乐坊等。明代中央医事机构包括太医院、御药房、典药局等，地方医事机构包括惠民药局和养济院。
其次，逐渐形成了一套培养和选拔医学人才的机制。秦汉时期医学教育仍以家承或师传为主，魏晋南北朝时期，官办医学教学逐渐兴起。唐代中央医学教育由太医署兼管，分为医、按摩、咒禁、针科四科，地方医学教育由医博士、助教、医学生负责，医官的选拔遵循一般科举的模式，通过考试选拔，“其考试登用，如国子之法”。（《旧唐书·职官志三》）宋代中央医学教育由太医局承担，“科置教授一，选翰林医官以下与上等学生及在外良医为之。学生常以春试，取合格者三百人为额”，（《宋史·职官志四》）地方医学教育则形成了各路提举学事司管理、州县医学教官参与协作的教育模式，医官选拔同样参照科举考试，“其考试：第一场问三经大义五道；次场方脉试脉证、运气大义各二道，针、疡试小经大义三道，运气大义二道；三场假令治病法三道。中格高等，为尚药局医师以下职，余各以等补官，为本学博士、正、录及外州医学教授”。（《宋史·选举志三》）医事机构的建立和医学人才培养及选拔机制的形成，为应对疫灾提供了必要的基础和保障。
保护环境和公共卫生：预防疫灾的规定与做法
（作者单位：江西财经大学法学院，北京大学医学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