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民族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勤劳双手，创造了象徵着东方灿烂文化的中国瓷器。并以其源远流长的历史、精湛绝妙的工艺、光茂美的质感、异彩纷呈的品类而名震寰宇，极大地丰富了民族文化和世界艺术宝库，推动着人类文明的进程。
瓷器艺术是造型、装饰、材质、工艺等多元素构成的一个整体，是艺术与科学技术的结晶。通过巧夺天工的艺术创造和科学合理的精心设计，使瓷器具有物质和精神双文化特徵。
就瓷器的功能而言，主要有以实用为主的日用瓷和以观赏为主的艺术瓷，除此尚有卫生建筑和特种工业瓷等；就瓷器的装饰工艺而言，有釉下装饰、釉上装饰、釉中装饰、高低温颜色釉装饰、色釉彩装饰和多种工艺综合运用等几大装饰类别，工艺品种和表现形式琳琅满目，各具特色。
除颜色釉外，釉下装饰和釉上装饰是瓷器艺术中最主要的装饰工艺。这里的所谓“釉下装饰”，涵盖成瓷前所有坯釉的装饰工艺。囊括青花、釉裹红、釉下五彩、铁锈花、玲珑、刻划花、薄胎、绞胎、色泥等；“釉上装饰”涵指成瓷后所有的瓷上装饰工艺，诸如古彩、粉彩、新彩、墨彩、广彩、喷刷花、堆雕金、刻瓷等。
中国瓷器由商代原始瓷发展到东汉成熟的青瓷，至唐、宋、元、明、清各代，历经了原料配制由粗到精、坯胎由不透明到半透明、釉色由单色到多色、烧成温度由低到高、工艺技术由不成熟到成熟的不断进步。装饰艺术由“素瓷”到“彩瓷”、单彩到多彩、釉下彩瓷到釉上彩瓷的长期演变，为现代瓷器艺术百花竞艳的局面奠定了良好基础。
20世纪中国瓷器艺术的发展大致可分为50年代前和50年代后两大阶段。前半叶，中国社会并未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国无宁日、经济衰败、民不聊生。尤其是日本的侵华战争，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的灾难。在这样的国运天时下，整个陶瓷事业濒临于人亡艺绝之境。
然而，也有不少有志之士与爱国的陶工及匠师们结合起来，为陶瓷的发展而拼搏努力。醴陵釉下五彩能在本世纪初创制出来，不能不说是个乱世之奇。活跃于20年代后的景德镇“珠山八友”，将文人画技法和审美意识带人瓷坛，形成了一代画风，其余辉至今犹存。在制瓷技术上，先后引进和小规模地试验了煤窑窑炉设计及烧成技术，新法选矿及粉碎技术，机械练泥和成型以及吹釉技术，石膏模具使用，注浆成型技术，新彩及釉上、釉下贴花装饰工艺等。它为后来的瓷器艺术改善了工艺条件，推广了先进技术。但整体上说，本世纪前半叶是中国瓷器艺术黯淡失色的历史时期。
直到本世纪50年代，长期动荡的社会得以安定，国民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国家对整个工艺美术采取了一系列“保护、发展、提高”的方针，实施了一系列较大举措：如把“散之四方”的能工巧匠重新组织起来，提高其待遇，鼓励其带徒传艺；各地陶瓷研究所、陶瓷专业院校像雨后春笋般建立并发挥巨大作用；原轻工业部组织由中央美术学院设计、景德镇担负制作的“建国瓷”，中国工艺美术首次赴前苏联和东欧、印度等十个国家的巡回展览瓷以及1955年第一届全国陶瓷展览瓷，北京等十个国家的巡回展览瓷以及1955年第一届全国陶瓷展览瓷，北京人民大会堂、新北京饭店、国宾馆用瓷和国家礼品瓷的设计制作；加强中德、中捷、中保等对外经贸技术合作；恢复古代名窑的传统工艺；组织研究部门的工程技术专家用科学方法和测试手段进行实验分析和理论总结等等，均把中国近百年来的瓷器艺术一次次地推向新的水平。
50年代初至60年代中，广大陶瓷美术工作者不断深入生活，探索创新，创作了大量反映现实生活、时代气息浓郁的艺术瓷以及经济适用、朴素大方的日用瓷。这一时期中国瓷器艺术的特徵，主要表现在它的现实性、朴素性、单纯性。
60年代中至70年代中，中国瓷器艺术走过了本世纪后半叶中最为坎坷的一段历程，瓷器艺术出现了畸形发展。
80年代伊始，神州迎来改革开放的春风，中国瓷器艺术进入了一个全面繁荣发展新时期。这一时期主要特徵表现在它的包容性、多样性、科学性。许多新工艺、新材料、新形式、新品种在改革的时代中应运而生，在开放的机遇中蓬勃发展。
近百年来，中国瓷器艺术在其发展中虽举步维艰，历尽沧桑，但总体趋势仍随社会的前进而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有所进步，并以它累累硕果步入新的世纪，植根于民族传统的当代瓷器艺术，在古老的传统文化与现代思想意识融合交织中，逐步形成了新的艺术风格和文化特徵。
首先表现在造型中。我国陶艺家不断寻求瓷器装饰载体的时代感，在传统的承继中不囿于传统、不拘泥陈法，灵活按照造型形式美的规律法则，运用切削扭曲、分割组合、穿插堆积等形体构成手法以及反常设计、摹拟设计、联想设计等现代设计法创造出多类型、多品种、多材质、多样式的造型。艺术瓷诸如连珠瓶、青果瓶、春蕾瓶、八方瓶、各式异型瓶以及意象表现型或工艺表现型等各类现代造型。日用瓷造型诸如萌牙、石榴、腰鼓等餐茶具以及金菊、金钟等盖水杯、文具、啤酒具、灯具等各种新款式。
随着对外贸易和旅游业的发展以及人们生活需求的提高，日用瓷品类近年新开发出家庭用瓷、宾馆用瓷、旅游瓷、纪念瓷、礼品瓷、民族用瓷等，逐步形成了家庭用瓷和旅馆业用瓷两不同的主要造型体系。
日用瓷造型不仅优美精致，而且功能合理，尤其是新材质的开发为造型增添了奇光异彩。70年代后，山东淄博陆续研制出滑石瓷、高长石瓷、高石英瓷、钠长石质瓷、色瓷等类型的精细日用瓷而居全国领先地位。河北唐山的骨瓷，文象岩厚胎瓷，邯郸的增韧骨灰瓷、刚玉强化瓷，a－方石英强化瓷，景德镇和醴陵高白釉瓷、高硅瓷、特种耐热瓷等均有瞩目的成就。
介于陶与瓷之间的炻器，在适用于宾馆饭店的成套中西餐具中发挥了较大优势。炻器与厚胎瓷一样，在造型的线形、线角、细部、形体处理上，形成了有别于细瓷及陶器造型特徵的独特风格和规律，丰富了陶瓷造型的表现形式和体系。山东淄博利用本地原料新创造的“焦宝石瓷”，质地坚实，釉面呈秋黄、浅棕、灰白等色，色调娇嫩而无纤弱之感。湖南铜官，河北邯郸，河南禹县、焦作，广东佛山，广西等地均盛产炻器。
无论是艺术瓷还是日用瓷造型，传统样式的变体型还是全样式的创造型，当代瓷器艺术的造型基本上具有形体饱满，线形简洁，转折流畅，对比强烈，材质丰富的新特徵。
其次在装饰风格上，更多地是表现出简练、空灵、淳朴、含蓄以及灵活多变、明朗清新的新特徵。
在装饰题材上，更适应现代社会的审美情趣。则多以花草虫鸟、瓜果蔬菜、鱼藻暇蟹、飞禽走兽、山林水色、刀马婴戏、民间故事、吉祥图案等自然景物、风俗民情和民族文化的题材为主。乡土气、自然趣、人情味、生活情、民族性更足更浓了。
在装饰构图上，除了传统形式外，能随不同造型结构而变化的现代构图格式层出不穷，诸如分层平地式、分格条块式、打散重构式、综合构成式等，千姿百态，美不胜收。
在装饰表现形式上，釉上仍是以隽美精细的工笔为主、写意为辅的格局。釉下除工笔外，多为兼工带写，工笔与写意、具象与抽象共生共荣，工笔者端苙严谨，令人惊叹技艺的精绝；写意者洒脱飘逸，让人领略笔墨的神韵；抽象者意蕴深邃，具象者形神兼备，给人留存更多的联想空间。
在装饰工艺技法上，陶艺家们更考究泥、釉、彩的综合效应。充分体现泥坯的材质美和自然症状；善于发挥色釉相互渗透熔融的特点和“天人合一”的妙趣，展现釉质的色泽美和肌理美；娴熟掌握装饰材料的特性，追求工艺完美结合的意蕴美和形式美。
中国瓷器艺术的最初形态，乃是以青釉和釉下拍印几何纹饰的泥坯工艺装饰的面貌问世的。商、周时期人们发明了釉和器表施釉的新技术，使刚刚诞生的原始瓷器一开始就披上了一层“美丽的外衣”。从此，各种高、低温颜色釉的材质美和施釉技巧的工艺美便成了瓷器艺术不可缺少的审美因素和重要的艺术语言。
颜色釉颜色釉历来是中国瓷器中引人注目的艺术珠瑰宝和名瓷之一。色釉工艺主要是以高低温颜色釉在烧成中的物理化学反应或各种施釉方法、烧成技术所形成的釉面色泽、肌理、质感梦幻似的变化和神奇般的效果以作装饰的工艺。
名贵的颜色釉瓷，以“光”、“色”、“透”、“洁”的审美特性而令人倾倒。“光”：光亮者晶莹闪亮、无光者润泽温蕴；“色”；单色者纯净瑰丽、复色者内蕴丰厚；“透”：半透者乳浊似脂、碧透者清澈如玉；“洁”：洁净者平滑无暇、斑驳者野趣横生。故此，历来被推崇为“人造宝石”而备受珍爱。
颜色釉瓷不仅具有特殊的审美特徵，而且富有深厚的文化内涵和浓郁的文化色彩。越窑青瓷“千峰翠色”之美、钧窑红瓷“夕阳紫翠”之美、柴窑青瓷“雨过天青”之美、景德镇影青瓷“冰肌玉骨”之美都诱发了不少诗人藉物生情，写下了诸如“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雨过天青云破处，者般颜色作将来”、“勿惊午盏兔毛斑，打出春瓮鹅儿酒”等千古佳句。
颜色釉瓷在过云却有“千窑难得一宝”、“十窑九不成”之说。50年代以来，老一辈硅酸盐专家周仁、赖其芳、李国桢等与各瓷区的科技人员一道，用现代科技理化测试分析手段，测定釉的物化状态，用配位场理论研究釉中呈色离子价态和配位体的关系，用热力学状态参数研究烧制工艺与呈色的关系，用科学理论和实验揭示了釉料发色的奥秘，将能工巧匠的实践经验升华到理性的高度，变偶然为必然、化感性为理性，使祖传秘方和传统经验更完善、更科学、更合理。如今，由于采用科学方法进行配料和窑温控制，改进了新的窑炉结构和烧成技术，发掘和运用了新的原、燃材料，不仅提高了色釉的质量，且研究出了适合柴、煤、油、气不同烧成条件的配方，使颜色釉瓷烧成范围更宽、呈色更稳。近年，在钧瓷烧制中选用还原性材料渗入釉料中，使钧釉中还原烧成新技术获得成功，是钧瓷史上的一大技术突破。70年代景德镇研制出“无铅钧红”釉，其色相、光泽度及稳定性均有大贴画度提高，且无铅毒，又是一次铜红釉烧制工艺上的革新。铜红釉的烧制从过去只能烧小件到创烧出3米多高、通体一色的红花瓶和口径1.08米的铜红釉碗，这都标志着现在色釉的配制技术和空投温的控制技术均达到了极高水平。
50年代得以恢复的浙江龙泉窑，不断创新出玲珑青瓷、薄胎青瓷、青瓷釉下彩以及“青白结合”、“青瓷堆花”、“青瓷堆花”、“青瓷堆花”、“青釉开光”等400余种新品，其釉色宛美玉，呈现柿青、浅青、月白等各种色彩。80年代烧制的《迎宾大挂盘》，釉色青翠晶莹，纹片自然迷人。近年来又有效地控制了裂纹的大小、方向和形状，新研制出两种色相、不同纹片结合的新工艺。
失传数百年的陕西耀州青瓷于50年代后，再现了宋代的风采。参加全国工艺美展的一件青瓷《大碗》，造型典雅、釉色青润泛黄、上裂冰纹，展现了现代耀州青瓷的艺术特色和工艺水平。
杭州在80年代烧制成功南宋官窑瓷，进而研制出异光变色釉、雪花釉等新釉色。更有甚者，南宋官窑青瓷工艺在广州开花结果，如广州美院高永坚教授研制的粉青纹片釉，釉色莹润，纹片中呈现冰花似的复杂层面而精彩至极。
福建德化恢復了失传200多年的象牙白瓷，同时又利用不同质料的泥釉烧造出莹洁的高白瓷、清雅的普白瓷、灵气的孩儿红，华丽的色泥釉，还新开发了宝石黄、银丝釉、开片釉等新品种。
此外，诸如茶叶末、鳝鱼黄、蛇皮釉、黑釉等各式传统结晶釉，在广东、辽宁、景德镇、河北、四川、山东、福建等地也相继新花怒放，且花色增多，又能定形定位。尤以广东石湾的硅锌矿结晶釉为佳，花形系复瓣、色彩多样、层次丰富。景德镇目前已有“雪花”、“冰花”、“松针”、“闪星”等50余种结晶釉；河北唐山亦在传统铁结晶釉的基础上，新研制出内外两层红、黄花晕散、金圈熠熠的“铁红金圈釉”。辽宁的硅锌矿结晶釉系列不仅成本下降，稳定性好，而且已形成了工业化的生产规模。
全国各地在恢复传统色釉的同时，相继创造出诸如红灯芯、宝石红、铁红、火焰红、钛黄、象牙黄、钛花、铬绿、芒果、彩霞、金星绿、金星黄、辣椒红、异彩、莹白、金砂、蜡光、夜光、大理石釉、稀土变色釉、紫罗兰等百余种高低温颜色釉和相玉釉、珍珠釉等多种无光系列釉。80年代，江苏用硒镉化合物为着色剂研制出色彩鲜艳、纯正的“嫣红釉”。景德镇近年陆续成功研制现不浮在釉面、纹路清晰、色泽蕴含、格调高雅的凤凰衣釉、羽毛花釉、雨丝花釉以及自然形成黄、橙、红、粉红、白、紫等多种色环、色调柔和的彩虹釉。
宝光盈彩的颜色釉价值不仅在其本身，更贵在为色釉彩、综合工艺装饰等新的艺术形式和品种的开拓，提供了更为丰富的材质。诸如在刻出的葡萄上填豆青色釉，与青花叶相得益彰，格调更为高雅；在珍珠釉上以蓝、赭花釉和青花描绘山水，另有一番风趣；色釉粉彩则以色釉来衬托，拓宽了粉彩艺术的新天地。除此，尚有“色釉镶嵌”、“色釉开光”、“色釉浮雕”、“色釉加彩”、“色釉加彩”、“色釉描金”、“色釉青花”、“色釉刻瓷”等，无一不与色釉息息相关。
色釉彩70年代推出的“色釉彩”是很有发展前景的创新彩类。它以多种高温色釉作彩料，在生坯和釉坯上彩绘，经高温烧成后，因色釉的渗透性、流动性和熔融性形成了色彩斑斓、妙韵天成的艺术特色。因此，色釉彩具有与其他装饰彩类不同的独特性质，具有其他彩类难以达到艺术效果。色釉彩将彩和釉融库冰可分离的统一体，它既是釉，又是彩，釉的作用显然不仅仅是依托和保护，它是将色釉匯集为丰富的艺术语言，以色釉特有的质感云描绘和表现诗情画意，使人在色釉彩光的陶醉中感悟到作品的创意。正是这种特性，绝使色釉彩材质肌理的感染力和彩绘艺术的感染力紧紧凝聚在一起，形成独特的艺术魅力。
景德镇陶艺家潘文復创作的《金色桂林.色釉彩新梅瓶》具有代表性。作者巧妙地在黄釉底上用铁红釉、赭花釉、乌金釉描绘和表现层林尽染的金秋，烧成后光怪陆离，令人遐想。近年来陶艺家们还研制出以黑、红、黄、蓝、青等多彩釉绘制在无光相玉釉上，烧成后花纹在釉中若隐若现，获得水墨般的神奇效果。江苏、辽宁的陶艺家将几种不同色釉组成规律的图案或抽象的线条、斑纹、色釉在熔融渗透中让人感受到一种自然的朦胧美和质地美。
堆釉即在颜色釉底上用白色或其他色釉层层堆填，堆成类似浅浮雕那样的凹凸变化，成瓷后釉堆得薄的地方能透出底的颜色。50年代已有陶艺家利用这一特色创作《红绸舞.圆盘》，纱绸用薄釉堆成，较强地表现了纱绸透明轻柔的质感。尚有用白釉堆就和平鸽、云鹤等，别有一番风味。
除此还有一种具有民族传统特色的低温色釉装饰工艺珐花。现代陶艺家融现代构图、色彩和装饰意识于珐花传统工艺中，以老传统创立新的风采。
釉下装饰艺术是我国瓷器艺术百花苑中又一枝异花奇葩，它集胎质美、釉色美、工艺美、形体美、彩饰美于一体，具有高度的美学价值和文化意义。
釉下装饰艺术通常指在坯胎（含生坯、素坯、釉坯、色坯等）施釉前或施釉后，采用某种装饰技法进行工艺处理或彩饰，然后罩釉经高温窑烧成瓷，其装饰效果表现在透明的釉层之下，乃至釉层本身的光泽肌理变化之中的一种陶瓷装饰工艺。
釉下装饰艺术如果按工艺装饰特徵来分，基本上可分为釉下彩绘工艺和泥坯装饰工艺两类型。
釉下彩绘工艺装饰类主要是以彩绘为装饰手段。若按金属着色剂的区别可分为以氧化钴为主要着色剂的釉下彩瓷，例如青花、釉下蓝彩；以氧化铁为主要着色剂的釉下彩瓷，例如褐彩、铁锈花；以氧化铜为主要着色剂的釉下彩瓷，例如釉裹红、绿彩；以多种金属氧化物为着色剂的釉下五彩瓷等。
青花被誉为“瓷国明珠”的青花瓷是最具中华民族特色的国粹。它是用氧化钴为主要着色剂配制的色料，彩绘在未施釉的“生坯”、或已施釉层的“釉坯”、或经低温焙烧的“素坯”、或含色剂的“色坯”上，再罩以透明釉经高温烧成的釉下彩绘装饰工艺。
钴料的配制技术、高温窑烧技术和釉下彩绘技术即是构成青花瓷的三个基本工艺要素和工艺特徵。由于钴料产地、釉料选配、烧成温度、火焰气氛、操作手法、审美追求的差异致使近现代青花呈现出多种色调和效果。如本世纪初，多用金属氧化钴配料、色调浓烈蓝艳。50年代前后，青花料用于普通瓷中多为浙江、江西产的土料，青花呈色蓝中泛红。用于高级艺术瓷的多为云南珠明料，它综合了宣德、清代康熙青料之长处，呈色艳而沉、明而透、表现力丰富、发色力较强。80年代后，为适应勾线点垛写意的现代青花之所需，配制仿古“炸料”晕散淋、色泽浓重、沉而不灰、蓝而不俗。亦有用“海碧”青料绘制，色调更加鲜丽艳蓝。尽管如此，大凡青花瓷均具幽靓素雅，晶澈明亮，彩翠色润，青白相映的艺术特色和审美特徵，且经久耐磨、永不褪色、无铅毒害，故居名瓷之首。
历来，景德镇“匯集全国技艺之精华”，同时又将自己的精华推动全国之技艺，各地青花均可寻觅到景德镇青花之踪影。然而在不同地区又因胎质、釉色、钴料配方的差异和地方传统文化背景的区别而各具地方特色：如醴陵青花，实为“釉下蓝彩”，在高白釉下透出鲜明蓝艳的图案纹饰；福建德化青花却在纯白如脂的釉下闪现出青色的纹样。
在景德镇被誉为“青花大王”的王步，循“八大山人”等画家的殊途，以豪迈沉郁的气格、简朴雄浑的笔墨，将中国画的水墨写意技法与青花技法相糅合，开创了青花“分水写意法”，形成了近代青花艺术新流派和新风格，与传统的“双勾分水法”齐驱并进。其代表佳作如在《春光.青花方箭筒》、《鹅.青花釉裹红天圆地方瓶》、《双鲶》等。这种泼墨写意似的青花分水画风从后辈陶艺家的作品中，可以触摸到王步流派的经络和支脉。
“双勾分水法”虽是传统工艺，现代却在构图和创意、虚实和青白关系、形象处理和表现手法、分水层次和浓淡变化等方面更有新颖独到之处。
目前，尚有介乎两者之间、源于元青花的“勾点垛水法”成为又一新的流派和风格，亦是现代青花艺术常用之技法。除此外，还衍生出“泼水”、“流水”、“刷水”、“刮水”、“喷水”、“吹水”等现代青花表现技法。
这三种主要青花艺术流派和风格都有各自特徵：“双勾分水法”严谨工整、层次分明；“分水写意法”洒脱自如、淋漓滋润；“勾线点垛法”率意爽朗、概括凝练。
景德镇的陶艺家，不断学习、总结、藉鉴民间青花笔畅神触、率真简约的精髓，结合现代表现手法另癖蹊径，创造出符合现代审美情趣和审美意识的一种新型现代青花艺术。较具代表性的作品如秦锡麟教授的《秋菊、青花葡萄瓶》，装饰构图规范之中有变化，花朵枝叶信手挥就，运用舒展自如，形态质朴大方，富有浓烈的民间意韵。尚有不少年轻作者的作品或为古拙，或为抽象，在其生动活泼而又疏简雄健的笔调间，显露出气势，蕴含着灵性。
在陶艺家的匠心独运下，青花品种和表现形式纷沓而至，创造性地开拓了影青青花、珍珠釉青花、色釉青花、毛地青花等新的表现形式。其总的特色是釉色的华丽或静谧，光亮或无光的质感映照和衬托青花的纯净与青翠，形式表现或为对比、或为和谐、令人耳目一新。
“青花釉裹红”将青花与釉裹红有机结合，青红相映，冷暖相亲。釉裹红常作为点缀色夹在青色之中，仿佛在青花的五线谱中闪耀着几点红色的音符。50年代初，祝大年教授常以“鸡冠花”为题材创作了不少作品。作者汲取传统的缠枝图案构成形式，善于虚实空间处理，青红配合默契，静中寓以律动，民族气质十分强烈。步入80年代后，这种严谨的风格因装饰材料的多样而逐步活跃起来。现代釉裹红流动变幻之色彩与现代青花晕润宛丽之色韵、豪放洒脱之笔调，三者更为协调统一，使人心驰神往。
古称“青花间装五色”的“青花斗彩”，现在不仅仍具青与彩斗艳而不庸俗、华丽而不媚俗、对比而不生硬、有一种静中求动、冷中见暖的艺术魅力，在品种上还创新有斗新彩、斗炉彩、斗釉下五彩及斗色釉等，色饰亦从平涂到洗染、从单色到复色，使青花斗彩更显得楚楚动人。
独绝于世的“青花玲珑”，翠碧相映，虚实相衬。近年来随着玲珑的发展而有新的提高，如今已有了青花加彩玲珑、青花五彩玲珑、影青青花玲珑、青花薄胎玲珑等新的品种。
青花在艺术瓷上光彩夺目，在日用瓷中同样异彩竞放。既有以严谨图案吻合荘重造型的50年代“建国瓷”、青花茶具，又有像海棠、芙蓉、牡丹等轻松活泼、穿插自如的青花中西餐具。青花瓷明净高雅，在日用瓷中赢得盛誉。80年代以来，青花《梧桐》、青花玲珑《清香》餐具等不少产品多次荣获国际金牌和国家金奖。
在青花日用瓷烧制中，现在有的瓷区采用新的工艺，青花料熔融渗透于釉中，烧制出“釉中青花”。
釉里红是以氧化铜为着色剂，经高温还原烧成后，在釉下呈现瑰丽而沉静、艳媚而不浮躁、热烈而含蓄的红色。
唐代长沙窑率先使用铜元素为着为剂，开启了宋钧铜红釉和元代釉裹红装饰工艺的先河。由于科技和工艺水平的局限，秋裹红呈色很不稳定，佳品屈指可数，故历来视为名贵之珍。
时至今日，不仅能根据柴、煤、油、气不同烧成条件，按不同的泥料和釉料配制釉裹红色料，而且能科学地掌握烧成温度和气氛，使之还原发色相对稳定。色彩效果和风格特色随不同的配方和烧成状况而千秋各异：有的红中夹绿、黄、赭、紫色斑，变幻微妙；有的红如血，艳丽晶澈、火流律动、宛若郎红；有的红中泛绿、黄中透红；有的红得深沉、闪烁紫光；有的在铜绿周边晕散着红色的边线，深红周围渗透着浅红色晕。传统的釉裹红红得鲜嫩而又沉着，纹饰线条细腻清晰，较少流动和泛绿变化。而现代釉裹红红得娇艳，且红中多变、易于流动、变化自然，更适合现代人的审美心态。
根据釉裹红的不同配料，其装饰手法更为灵活多变，诸如釉裹红线绘:即用不甚流动的釉裹红色料以线条勾绘图案纹饰；绘：即以釉裹红色料当作墨一样用笔绘，随运笔疾缓和轻重而浓淡厚薄不一，则呈色忽灰忽艳、忽红忽绿、变化莫测；刻绘：即在成片成块绘的色料上用工具刻划纹饰或在刻划的纹饰上绘釉裹红，使釉裹红呈色发生深浅变化；刷绘：用工具将釉红色料均匀地刷在坯上，抹绘纹饰等等，均能达到一定的艺术效果。
釉裏红除单独运用外，尚有与青花、色釉、刻划花、釉上彩绘等相结合的多种装饰形式。
釉下五彩突破千百年来由唐代长沙窑创制的釉下单一彩瓷以及元代景德镇青花、釉里红单色彩绘之风貌，而使釉下彩瓷进入到五彩缤纷的世界，首立奇功的是湖南醴陵。
本世纪初，着名人士熊希龄等积极推行“一立学堂、二设公司”的主张，引进人才，改良工艺，促成了醴陵多种金属氧化物的高火性釉下彩瓷颜料的研制，创造了“釉下五彩”。
它先用墨勾线，然后用桃红、海碧、金茶等几十种釉下颜料，采用“平混”、“接色”、“深浅”、“罩色”分水技法彩绘于坯上，罩釉高温烧成，烧后墨迹挥发，而呈现白线彩色花纹。
当时最着名者有张晓耕、彭筱琴等书画家。其山水、花鸟无不擅长，釉上釉下无一不精。再如吴寿等瓷业学堂的优秀生，对醴陵釉下五彩的发展亦是功不可没。
草创初期，由吴寿祺等人创作的着名作品《荷花瓶》等为代表的醴陵釉下五彩瓷，就以质地精良、润泽清雅、色豊彩腴、艳而不俗的艺术特色，荣获湖北武汉业奖进会、南洋业会以及意大利、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的一等金牌奖。至此，醴陵釉下彩瓷名噪天下、以其灿烂的五彩光辉而载入史册。
1956年，自醴陵成立了陶瓷公司以后，停产了25年之久的釉下五彩瓷纔得以恢復发展。60年代初，随着球土高岺土的开发和运用，使瓷质进一步晶莹洁白，细腻精致。同时，又研制出20多种釉下五彩高温色料，如以氧化锆为发色剂的“241”不透明白色，70年代末又研制出“821”、“422”黑色和各种中间色，为新的装饰工艺创造了条件，使釉下五彩瓷装饰性更强，更加丰富，格调更为高雅。
80年代，沿于清代粉彩“料地万花”的《釉下五彩黑地满花长颈瓶》，在黑地上衬托出饱满繁密、色彩妩媚的茎叶，成为醴陵釉下五彩风貌的代表佳作。近年装饰风格和表现形式上，除多见于图案纹饰外，逐步从工整细腻的中国绘画的章法和画法中扩展到具象与抽象结合的表现形式，如邓文科、熊贵等，他们在色彩运用和调配上，更趋于和谐统一和素雅含蓄，使釉下五彩品味更高。
除艺术瓷外，釉下五彩在日用瓷上亦饮誉于世，诸如《釉下蓝彩牡丹纹中西配套餐具》、《釉下五彩黑地满花中餐具》等已成为精品瓷。如今釉下五彩的花色品种更瑰丽，工艺手法更精湛。既有典雅的五彩，又有翠碧的蓝彩、秀逸的淡彩和素净的白彩等。在生产工艺上创造了釉下皮印、贴花等新工艺。
除醴陵外，湖南的建湘、洪江、界牌、新湘等其他地方以及景德镇、山东淄博、广东潮州等瓷区也闪烁着釉下五彩的绚丽彩光。无论在制作工艺、色料品种、装饰手法、表现形式和艺术水平等方面，均各有所长，颇见成效。
铁锈花即在挂有黄土泥浆的釉坯上，用含氧化铁的“斑花石”作彩料绘制纹饰，再施以透明釉，经高温烧成后釉下呈现赭褐色纹，如铁锈绘成，故称“铁锈花”。
铁锈花在宋代已成为河北彭城磁州窑的代表品种。因材不同而别呈异彩：有白釉、彩釉、黄地、绿釉、黑釉铁锈花等。其特色是将图案构成的手法、潇洒遒劲的笔法、自由疏宕的章法熔为一炉，气势轩昂，意趣盎然，具有民间艺术独特的纯朴美的豪放美。
磁州窑除铁锈花外，釉下彩绘尚有白釉釉下黑彩、白地绘划黑花、白地黑花红彩、白地醤褐花等艺术表现形式。白釉釉下黑彩即在坯胎上施以一层洁白的化妆土，再用毛笔蘸细黑料绘以纹饰，然后罩一层薄而透明的釉入窑烧成。白地绘划黑花则在白釉下的黑花上用工具勾划轮廓、花蕊，其纹样较白地黑花更为清晰、细微。它们一个显着特色是运笔粗犷豪迈、黑白对比强烈，具有民间艺术的风格气质和近似中国绘画艺术的笔情墨趣。
50年代后，磁州窑不仅恢复了传统品种，而且还创造了质如象牙般柔润的象牙瓷、翡翠瓷及珍珠嵌法等新工艺、新品种。
泥坯工艺装饰类主要是以未入窑前，在泥料的配制、泥坯的成型过程中，坯体上采用各种技法、如刻划、堆贴、镂塑、印拓、剔填等工艺处理作为装饰手段和达到装饰效果的工艺。
自古及今，泥坯工艺装饰手法不断更新和拓展：诸如泥条盘饰、拉坯手捏、乾料裂纹、旋坯抹色、弦纹旋削、模印贴花、泥浆沥线、泥浆喷洒、泥浆拓印、纱纲喷浆、色泥嵌填、色泥绞胎、镂空雕刻、堆填捏塑、玲珑镂填等等，工异技别，撮泥化神。
刻划花景德镇俗称“半刀泥”，最早见于唐越窑而盛于宋代，是最有代表性的釉下泥坯装饰工艺。“刻划花”即用工具在坯体上刻划纹饰，最后罩釉入窑烧成。由于所刻纹饰呈一边深一边浅，釉料覆盖后，因填充厚薄不同而浓淡不一。深厚者呈浓重色，浅薄者呈浅淡色，使釉色与纹饰相映成趣。
玲珑又称“米通”、“嵌玻璃的瓷器”，亦是最有代表性的泥坯装饰工艺之一。它起源于宋代镂空工艺，经明代永乐年间演化成玲珑，清代乾隆年间专门烧制而成为传统名瓷。它是先在泥坯上镂空纹饰，再填入特制的玲珑釉，然后罩釉一次烧成。以其玲珑剔透、晶莹雅致而蜚声中外。
现代玲珑瓷在品种上除不加任何修饰而单独以玲珑作为装饰的“素玲珑”外，又有与青花青碧交辉的“青花玲珑”、与釉上彩雅丽和谐的“玲珑加彩”、在厚釉的深青色中透亮的“青瓷玲珑”、与半刀泥玉碧相映的“映玉玲珑”以及透丽盈彩的“五彩玲珑”等。近年来，稀土元素镨、呈色更加稳定。“玲珑眼”的形状也从传统的米粒状演化到月牙、流线、圆珠、菱角、多角等规则和不规则形状，尚可雕成蝴蝶、花草、水浪、云朵等各种图案。不仅在日用餐茶具中享誉遐迩，而且已拓展到各式花瓶、花插、花钵、吊灯、壁灯、皮灯等各种花器和灯具上，充分显示了玲珑的表现力和感染力。
薄胎薄如蝉翼、轻若浮云的薄胎瓷是泥坯工艺装饰之一绝。它始于明代永乐年间，胎薄似“半脱胎”，至成化年间竟薄如“脱胎”。从配方、拉坯、修坯、彩饰、上釉到装窑烧成，若一环有失，则前功尽弃，工艺难度系数极高。尤其是修坯“少一刀则厚，多一刀则破”。近现代精于薄胎修制的能工巧匠，凭着鬼斧神工的绝技，能修制高达60厘米以上，小到拇指般的薄胎器。111厘米直径、壁厚仅0.24厘米的巨型薄胎碗，140厘米×55厘米的薄胎皮灯都接问世。薄胎八角碗的制造更是绝艺称奇，它巧妙地利用坯体在窑烧中收缩的原理，将口沿由圆形变八角，自然成器，十分科学。这昭示着现代薄胎瓷制作已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绞胎亦称“绞泥”、“透花瓷”。源于唐代，系藉鉴于漆器犀毗工艺。用白、褐两色或其他多种色泥相间糅合一起成型，构成抽象花纹：有的像浮云流水，有的似山石木纹，亦真亦幻之中，令人无限联想。绞胎工艺宋代以后已不多见，80年代以来又活跃于景德镇、浙江龙泉等地。另外，有些陶艺家将绞泥切成薄片，镶嵌或黏贴于纹饰中，颇见新意；有的在釉料中加着色剂，经适当搅动后再施于坯体上烧成，这种绞釉虽不同于绞泥，却与之同出一辙。
至于堆花、色泥、通花等泥坯工艺装饰也都有成功的新创造，其例不胜枚举。
随着现代文明进程和审美观念的变化，人们多元化的物质和精神的需求，陶艺家们不断地从民族传统中吸吮母乳，从异域文化中汲取营养，探索和追求装饰的多种语言、形式、技法的综合应用，在烧成工艺、泥坯处理、施釉技巧、材质选配、肌理应用、釉彩结合等方面多方位、多层次地精思巧制，以达到更加丰富多彩的艺术效果。
20世纪的中国瓷器艺术，不仅颜色釉争奇斗艳，釉下装饰妖娆多姿，而且釉上装饰亦成就瞩目、欣欣向荣，并以其强烈的民族文化和审美特徵、丰富的艺术表现技巧和品类而屹立在世界艺林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