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经过短暂几年的动荡期，国际货币体系大体上仍是围绕美元展开的:真正对美元浮动的只有德国马克(后来是欧元)、日元、英镑和瑞士法郎;发展中国家和许多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实行的是低频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
从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到现在的60多年中，美国一直是国际货币体系的中心国家，其贸易账户变化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和周期性。
其过程是:通过贸易逆差输出国际本位货币美元--贸易逆差积累到一定程度美元不得不对其它货币贬值--贬值以后的一段时间贸易账户走向平衡--再次通过贸易逆差输出美元。
每次周期所不同的只是出现经常项目顺差的国家各有不同。
第一次周期:1960年代中后期，美国贸易顺差持续降低，到1971年经常项目余额占GDP百分比首次降到零以下，美国主要通过对外投资向其它国家输出美元，(到1960年代中后期，美国存有的黄金已经减少到1940年代的一半。)当时的贸易顺差主要集中于西欧国家。
第三次周期:从90年代中期开始，特别是亚洲金融危机以后，美国的经常性账户余额占GDP的百分比则再次下降，从1997年的-16%，到1999年的-32%，在到2002年的-45%，一路下跌到2004年年底-57%的水平，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占到全球经常账户盈余的75%。
二、重演的历史背后有相同的逻辑--“特里芬难题”和n-1问题的“不对称解”
几次国际经济不平衡产生的根源是相同的，这个根源到现在也没有消失，可能还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
首先，当国际货币本位选择一个主权国家的货币来充当时，就存在满足国际偿付手段需要和维持国际货币信心的矛盾。
为了满足不断增长的世界各国支付和储备的需求，国际货币本位国美国必须要通过经常项目逆差不断输出美元;但是经常项目逆差的积累，又损害了该货币作为国际货币的信心，动摇了该货币作为国际货币的经济基础，从而使得国际货币体系的维持处于一个两难的境地。
布雷顿-森林体系和后布雷顿森林体系都是围绕美元展开的;是用不对称的办法来解决固定汇率体系的n-1问题的，美国是“中心国”，主要的“外围国”在不同时期有所不同，曾经是西欧、日本，现在是以中国为主的东亚国家。
只要维持美元的国际货币本位地位，美国经常项目逆差和外部世界顺差就几乎不可避免，循环往复的过程，即通过贸易逆差输出国际本位货币美元--贸易逆差积累到一定程度美元不得不对其它货币贬值--贬值以后的一段时间贸易账户走向平衡--再次通过贸易逆差输出美元，就几乎不可避免。
三、本次全球经济失衡程度更大、范围更广且顺差集中在亚洲的原因
本次经济失衡程度更大，范围更广的原因，在于以下参数发生了变化。
第一，更为迅速增长的对国际交易和储备手段的需要。
第二，国际货币供应的外在约束在更大程度上被削弱。
布雷顿森林体系下，贸易顺差国可以把积累的美元向美国兑换黄金，而迫使美国实施紧缩政策，约束美国贸易逆差的进一步发展。
第三，资本账户开放和金融一体化使得各国储蓄可以在更大范围内得以配置，国内储蓄可以在更大程度上同国内投资偏离。
第四，国际货币体系丧失规则，冲突增大。
这次全球经济失衡，出现顺差的国家集中在亚洲，有两个重要原因:第一，“外围国家”发展战略的相似性和东亚国家劳动力低成本优势的共同推动。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欧国家和日本为了推动经济发展，采用了以出口推动就业和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
随着西欧和日本相应完成了经济追赶任务，它们就先后从(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外围国家”阵营“毕业”。
第二，97亚洲金融危机引发的“过度调整”。
四、结论和我国的应对之策
在当前全球经济失衡调整的国际压力下，美国将矛头指向了中国的汇率制度和内需政策。
全球经济失衡的根本解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际货币体系的合理化改进，但这种改进首先是以削弱美元作为国际货币本位和美国作为国际货币体系“中心国”为条件的，必然会遭到美国的反对。
我国的对策:首先要深刻认识不合理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全球经济失衡的根源，不要局限于表面现象，同时要认清美国希望调整责任再次转移的本质，吸取历史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