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证明责任问题探析
这种证明责任分配方式有利于充分保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然而司法实践活动受到诉讼时空、犯罪人的阻扰等主客观因素的限制，还受到严格的证据规则和诉讼程序制度的约束，没有被告方必要的举证活动的配合，有些事实往往难以查清，有时即使能查清，也要耗费多倍的诉讼资源，从而加重侦诉机关的诉讼负担。
因此，两大法系国家的有关立法和司法实际，都建立详细的证明责任的倒置制度，然而我国刑事证明片面强调对被告人权利的保护，忽略诉讼效率等其他重要价值，对刑事证明倒置规定的不完备，有待日后立法的不断完善。
(三)我国的民族心理特征和法律文化传统制约着新刑诉机制要求法院由控审结合的角色回归到只审不控的位置。
我国独具特色的中华法系形成司法从属于行政，犯罪应天经地义由“父母官”依职权追究的民族心理特征和法律文化传统，这些都制约着新刑诉机制要求法院由控审结合的角色回归到只审不控的位置。
若法官承担一定的控方责任，亲自检验证人的证词，便会不自觉的偏向一方，极易造成裁判不公。
目前，从我国刑诉法的规定来看，似乎仍要求法官在审理查明案情时充当控诉方的辅助力量，法院对于有罪证据、无罪证据及认定罪行轻重的各项证据都和检察机关承担着相同的义务。
三、完善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证明责任制度的建议
1、完善我国的《刑事诉讼法》，从立法层面完备我国的刑事诉讼中的证明责任分配制度。
赋予辩护人在刑事诉讼中的拒绝作证权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沉默权。
所谓辩护人在刑事诉讼中的拒绝作证权，是指在刑事诉讼过程中，除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同意或者为了避免严重危害之外，辩护人有权拒绝向追诉机关提供自己履行职务时所知的他们的秘密。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沉默权，是指在刑事诉讼过程中，除非法律有特别规定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于来自官方的提问，有权保持沉默，追诉机关不得据此作出对他们不利的推论和裁判。
为此，有必要对《刑事诉讼法》中的相关条文作出修改。
2、进一步补充规定被告人应承担证明责任的情形，完善我国的刑事诉讼法。
借鉴两大法系国家被告方负证明责任的有关立法和司法实践，结合我国被告人承担证明责任的现状，被告人对于以下几类事实应当承担一定的证明责任:
(1)制定法明确规定应由被告人承担证明责任的情形或者其他可反驳的法律上的推定:所谓推定，是指依照法律规定或由法院按照经验法则，从已知的基础事实推断未知的推定事实存在。
由推定引起的举证责任倒置在诉讼制度和证据法比较发达的国家已成为普遍认可的实践。
因此，凡是对被告人不利的可反驳的法律上的推定，特别是那些法律明确将证明责任分配给被告人的案件，应由被告人负证明责任。
(2)阻却违法性及有责性的事实:从世界各国的有关立法和司法判例来看，精神不正常、无意识、不可抗力、意外事件、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事实一般应由被告方承担证明责任，这些事实在刑法理论上称之为阻却违法性事实和阻却有责任性事实。
该类事实由被告方承担证明责任的理论依据在于，在构成要件事实已证明其存在之情况，一般认为得对违法性及有责性予以事实上推定，被告为证明阻却违法性事由之存在，遂不得不提出反证。
可见，证明阻却违法性事实与阻却有责性事实的责任在控辩双方之间的分配也是受推定影响的产物。
(3)被告方的某些积极抗辩主张:从性质而论，辩护是被告方的一项重要诉讼权利，被告人对于该权利，既可以行使，也可以放弃。
根据被告人提出抗辩内容的不同，又有所谓积极抗辩和消极抗辩之分。
对于消极性的抗辩事由，被告人可以只提出主张即可，而对于积极性的抗辩事由，一般要求被告人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支持，否则不仅该辩护主张不被法官确认，在某些情况下被告人还会招致不利甚至有罪的判决。
(4)被告方主张的程序性事实:从其他国家的立法和司法实践看，被告方主张的程序性事实，如证据的可采性、法官及陪审员是否应当回避等事实，应当由被告人承担证明责任。
因为被告方的程序性活动通常是在案件发生以后在律师的协助或主持下实施的，举证难度不大，且程序性活动通常不会直接影响到被告方的实体性权益，对程序性事实举证不能也不必然导致有罪判决，而且对于程序性事实的证明要求也不如实体法事实的证明要求那么严格，因此可以由被告方承担。
冯国光.刑事诉讼中的证明责任浅析 .甘肃农业.2005(6):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