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宗教社会学是一门西方传入的重要学科，而马克斯韦伯则是该学科的鼻祖。本文从韦伯的名着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入手，分析了韦伯的新教伦理观，通过对韦伯比较方法的研究，讨论了基督新教，加尔文派与理性资本主义诞生的关系。
在西方社会学发展史上，马克斯韦伯大名鼎鼎。韦伯在他的学术生涯中一直在思索一个问题，即近代西方文明何以具有显着的理性特质，或者说合理性何以成为西方近代文明的特色。这种特征表现在西方社会的各个层面，包括经济，法律，宗教，艺术等等方面。具体而言，行政的阶层化，法律的系统和形式化，甚至音乐的作曲和交响乐团的组合，都可视为这一特征的具体表现。
关于韦伯的合理性概念歷来有争议，不管其只意味工具理性或者也包含价值理性，至少其具有知识专门化和技术分工化的涵义乃毫无疑问。合理性发展的结果必定是效率与生产率的提高，但这种趋势并不一定对人类的福祉有所助益。但是在当时这种独特的合理性却在西方文明获得前所未有的发挥，最明显的表现为西方近代科学的建立和资本主义的兴起。
首先，西方近代科学固然在技术层面给人类生活带来有目共睹的方便，但另一方面，由于大自然的神秘性被揭露，世界失去了原有的神秘性，人类原本的信仰或说精神的启示荡然无存。韦伯认为，人类终究是追寻意义的动物;世界既然失去了原有的意义的凭借，人类不得不再次为自身编制意义的网络，以求得安身立命之所。因此雅斯贝尔斯称韦伯为存在主义的先驱者，的确有所洞见。
为了探讨近代资本主义产生的精神驱动力，韦伯于1904和1905年发表了一连串的文章命名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是韦伯最有名也是最富于争论的着作。该书的精彩之处在于，韦伯利用了繁復细致的论证来说明貌似合乎理性的资本主义运作制度，背后却由一套不合理的新教伦理所支撑。
在16、17世纪的欧洲，除了北意大利、法国等天主教区域外，某些改信新教的地区，如荷兰、英格兰的商业经济有相当显着的发展，而这些经济活动的发展，被认为是近代资本主义萌芽的象征。对于韦伯而言，他想要了解的是：宗教在促成这一蓬勃发展的商业活动中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是抑制或者促进了这一经济形态的发展？即韦伯试图界定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关联。
在宗教改革前，基督教神学对俗世生活，尤其是经济行为，一般抱有鄙视的态度，天国才是虔诚的基督徒应该向往的乐园。托马斯阿奎那就认为工作只是为了维持个人与群体的生存，俗世的活动若非为了信仰的生命就毫无价值。在中古时期，一个基督徒关心的仅仅是来世而非现世，因此俗世的成就并非价值的来源，但这种情况在宗教改革后则有明显变化，俗世活动获得了宗教上的肯定。
在宗教改革中，以路德和加尔文所领导的教派最具有代表性。路德教派在促成资本主义的兴起方面并不占有首要地位。因为在路德倡导的教义中，俗世的改造仍未受到重视。虽然他也攻击传统教会，主张直接阅读圣经才能得到真正的救赎，但他的关注点仍然是来世的灵魂救赎方面。相对的，加尔文教则不然，天国虽然仍为最终的向往，但为了荣耀上帝的存在，必须实践俗世的责任，改造世界。
加尔文认为基督徒不仅需要内心的召唤，还需要实践俗世的责任。加尔文一项重要的教义为预选说，在韦伯看来，它是通向资本主义观念的桥梁。预选说强调，人是否会得救，上帝早已决定，人类的意志与努力丝毫不能改变上帝最初的决定，倘若人的智慧可以窥测上帝的意旨、人的努力可以改变上帝的计划，则上帝原定的宇宙秩序会为之破坏无疑，世界将变得不可捉摸，所以即使最虔诚的信徒也不能改变原来已经被决定的命运。加尔文不相信教会或者忏悔的制度，因此在个人与上帝之间并无任何中间媒介，人人必须直面上帝。在这种情况下，个人是绝对的孤独。
按韦伯的想法，作为一个内心渴望得救的加尔文教信徒，他的焦虑必然是巨大的。一方面，他固然希望自己是上帝的选民;但另一方面，他却无法知晓。其所能努力的，只能是由俗世的努力或者成功来证明上帝的存在，以现实的成就来肯定上帝对自己的恩宠。
因此，加尔文教徒必须实践召唤以克天职，这种召唤被视为上帝的恩典的象征。在现世之中，教徒努力工作，求取俗世的成就来荣耀上帝。因而在企业中，应该以最合理的方式来谋取最大利润。为了达到合理的经济，就涉及企业的规划，例如私人财产和公司财产的分离、计划性的投资、有效的商业组织、簿记制度的建立等，这些都是近代资本主义的特征。由于勤奋努力与理性经营的结合，使得加尔文教徒致富很快。加上宗教伦理的约束，使他们不敢放纵享受，财富对他们而言，不过是荣耀上帝的恩宠，他们乃是为了上帝保管这些财产。
综上所述，新教伦理一书指出，近代资本主义合理经营的态度，最初乃是源于新教，尤其是加尔文教派的宗教伦理驱策所导致。特別是在二十世纪初，宗教与资本主义经常处于对立状态，更难以体会到资本主义发展的真相：一种强烈追求救赎的精神却无意中产生了合理的理性企业精神。
[1]马克斯·韦伯着：《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于晓、陈维钢等译，三联书店1987年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