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与惠农政策相比，计生优惠政策在利益导向、风险防范以及法律效力方面存在不足，政策导向力度被削弱，进而产生了“惠农政策连带人口效应”。因此，在新形势下亟需把惠农政策与计生优惠政策的协调工作纳入改善民生的总体部署。一方面，惠民政策不能无原则地“普惠”；另一方面，计划生育政策也要根据国际、国内背景以及人口形势的变化，从利益导向、风险防范以及法律效力三个方面调整其内容和手段。
当前，重庆市江北区双溪村的统筹城乡改革试验引起了广泛的重视，积极报道较多，也有质疑。基于对双溪村572户现住户中92户进行的问卷调查，从农民基本情况、对改革试验的综合评价、经济状况、社会保障、土地流转等五个方面考察分析双溪村统筹城乡改革试验的实施情况。结果表明，双溪村试验总体上是成功的，但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在当前的统筹城乡改革探索中可资借鉴和改进。
政策和制度障碍是导致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根本原因。重庆市被批准为“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以来，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在制度和政策设计上仍然没有完全打破城乡分割的体制，还需要加大政策调整力度。要统筹配置城乡土地资源，建立城乡统筹的社会保障制度，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建立有利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就业服务体制，并加快城乡统筹公共财政体制改革。
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就是打破过去的城乡二元结构，解决现阶段的城乡之间的显着差距。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发展中国家从传统农业社会走向工业化和现代化必经的过渡形态。解决城乡二元结构差异并推动城市化的进程，需要加大对农村人力资本投入、大力发展农村教育、加强对农村劳动力的各种培训、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逐步将农村人口转化为城镇人口。
重庆直辖十年以来，城乡居民的消费水平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但城乡居民的消费差距依然明显。对重庆市城乡居民的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比较分析结果显示：城乡居民的消费结构也呈现出明显的二元状态，两者在食品、居住、衣着、服务性消费支出四个方面都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农村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较低，且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差距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必须从根本上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进一步优化消费结构。
自1997年直辖以来，重庆市的人均生态足迹不断上升，而生态承载力在不断下降，出现了持续且不断上升的生态赤字，年平均增长率已达5．87％。可见，重庆市社会经济的发展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影响超出了其承受的范围，生态系统的健康状况不容乐观。因此，应创新发展模式，提倡循环经济的资源利用模式，并出台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以提高生态承载力、降低生态足迹。
一个成熟的企业家市场应通过公开、公正的选择方式，为企业选择到最合意的经营管理者。目前，甘肃省企业家市场仍然依附于一般性的人才市场，严格地讲还没有专门的为企业家提供服务的企业家市场。要建立政府引导下的企业家市场管理体系和统一的企业家测评指标体系，培育多口径的企业家服务网络，引入竞争机制并逐步实现企业家的市场选择，还要完善企业家的培训体系和机制。
针对我国农村消费市场发育滞后的现状，商务部推行“万村千乡”市场工程，目的是运用现代流通方式，建立新型农村市场流动网络，改善农村消费环境。目前关于农村连锁超市的研究已经非常丰富。从农村连锁超市发展的可行性、所带来的影响、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应采取的对策等角度进行系统地回顾，有助于促进农村连锁超市研究的进一步开展。
20世纪60年代以来，国内外学者对产业内贸易现象进行了理论与实证解释，提出了各自对产业内贸易概念与计量指标的不同见解。学者们以SITC或者替代为基础提出了各自对产业内贸易概念的理解，并根据实证研究需要和对产业内贸易概念的不同理解提出一系列量度产业内贸易水平的指标：传统静态指标与双边动态指标，其中适用性最广的指标为G-L传统静态指数。
依据对我国汽车产业空间集聚以及集群发展状况的实证研究表明，我国汽车摩托车配件行业集聚水平低已经对整个汽车产业空间集聚水平提高产生了明显的阻碍作用，汽车产业空间集聚区域与集群竞争力较强区域之间具有一定的对应性，长江三角洲地区拥有我国最好的汽车产业集群发展前景。
德国金融制度最大的特点就是一直坚持混业经营制度，而其能够坚持混业经营制度的重要原因在于具备一套高效且适合金融业发展规律的监管制度。德国的金融监管系统，是一个法律和法规相当完备、自我监管和社会监管和政府监管相结合、法律裁决作为终审判决的有机整体；完备的监管体系使其能从容面对各种困难和危机。德国金融业的混业经营特点以及严格的监管体系使其稳步发展，即使在全球发生金融危机时也保持了相对的稳定。
社保基金入市后，由于自身特殊性质以及我国股票市场的特殊环境，面临着诸多风险，为了实现社保基金入市后盈利性与安全性的均衡，必须实行有效的风险管理。均值一方差模型、β系数模型、VaR模型和CVaR模型在度量资产的风险中有着广泛的应用。均值一方差和β系数分析均表明，社保基金组合的系统性风险小于整个大盘的风险；各股VaR和CVaR值加权明显大于组合的值，也说明了投资组合可分散风险。
金融保险资源的跨国流动及其形成的世界保险关系日益复杂加剧了对保险精算师人才的需求，保险精算便应运而生。源于保险的精算学，在发展中已经吸收了最新数学成果与计算技术，包括随机过程分析、运筹学、动态最优分析技术、系统工程等分析处理手段。英国精算师考试和北关精算学会考试为精算师职业提供了比较科学的准入模式。它启示我们，职业精算师人才培养重在精算技能和执业经验。
近几年我国民营上市公司治理结构有所改善，但企业绩效并没有相应提高。进一步研究表明：民营上市公司董事会人数与企业绩效呈正相关关系，而公司股权结构、董事会勤勉程度、监事会规模和勤勉程度、两职是否分离等因素与企业绩效不存在显着的相关性。因此，还应完善民营上市公司的监管机制，营造良好的民营上市公司发展环境，适度扩大董事会规模，并引入机构投资者。
尽管中西方都存在MBO，但背景和具体操作过程却完全不同。目前，我国MBO的定价方式存在着许多缺陷，如定价透明度差、定价动机异化、净资产定价法极不合理等。应对净资产定价法、特别委员会制度、公开竞价机制、管理层贡献补偿和无尴尬条款等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搭建以合理的估价方式为基础、相当的主体对垒为格局、充分的市场竞争为主体、适当的贡献补偿为特点、并辅以事后补救措施的MBO公允定价机制。
盈余管理程度高和低的上市公司会对审计费用有不同的支付行为，即盈余管理程度高的上市公司会支付较高的审计费用收买注册会计师，而注册会计师也会被收买；盈余管理程度低的上市公司认为没有必要支付高的费用收买注册会计师。注册会计师为了降低盈余管理所带来的风险，增加了审计成本，进而提高了审计收费；同时，注册会计师对盈余管理程度高的上市公司给予了更多的关注。
我国高校机构编制管理缺乏有力的外部监督和内部约束；而以美国为代表的国外高校则在“行政-学术”二元权力架构的安排、管理机构的设置、人员编制的分类与控制等方面形成了一整套科学的做法。借鉴其经验，应通过国家或地方行政立法来规范高校机构编制管理，将机构编制管理绩效纳入对高校的考核范围，要在精简机构的同时建立健全高校的学术权力机构，各地教育行政部门也要建立起一套完善的实施监管的技术性程序。
通过对H．S．Houthakker和L．D．Taylor的“延迟决定需求模型”的数学模拟，将在宇航、辅助导航和军事等领域广泛应用的卡尔曼滤波与指数平滑法对比，探讨卡尔曼滤波在经济预测中应用的意义和作用。
2008年9月7～8日，“中国企业改革发展三十年理论与实践研讨会暨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2008年年会”在我校隆重召开。大会由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蒋一苇企业改革与发展学术基金、重庆工商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管理科学研究中心联合主办，我校管理学院承办，我校产业经济研究院、企业管理研究中心协办。
终极股东控制的广泛存在往往扭曲了公司治理结构，中小股东利益更容易受到终极股东的侵害。从所有权结构的视角，对上市公司终极股东控制问题进行系统的理论分析，通过对终极控制股东的形成和实现机制的研究，运用多重控制链模型解释了控股股东分离所有权和现金流权的方式，并且通过股权结构对公司治理效率影响的研究发现，在存在控股股东的股权结构下，无论股权的集中度如何，都存在控股股东侵占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公司治理效率无法达到帕累托最优。
国有企业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在30年的改革中，国有企业经历了从“放权让利”到“制度创新”，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也暴露出许多问题。从增加值、利润、亏损、劳动生产率等指标来评价国有企业改革的效率，发现国有企业在增加值、劳动生产率等领域已经具有较高的效率，但利润水平依然不高，亏损情况还较严重。这既有历史原因，也与当前的政策体制有关。针对这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的结构调整和垄断行业的改革，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