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人民法院依法纠正34起重大刑事冤错案件，3700余名被告人被宣告无罪。反思这些冤假错案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事实不清、证据没有做到确实充分。
证据标准不统一，证据收集、审查、运用缺乏刚性，办案人员存在主观性倾向等阻碍刑事诉讼改革的难题怎么破？
日前召开的全国司法体制改革工作推进会提出，要将科技创新与司法体制改革融合起来，深入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努力构建适应实践需要、符合司法规律、体现时代特征的刑事司法新模式。
这既是会议的主题，更是时代提出的课题。
2016年底，被告人周某某超涉嫌贩卖毒品罪，毒品重量336.3克。然而，卷宗中没有查获毒品的搜查证或扣押证明，法庭只认定了抓捕时从被告人身上搜到的10克毒品，最终判处被告人有期徒刑八年。
司法实践中，往往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件案件侦结后，公安认为案件板上钉钉了，检察院说证据不行；检察院认为事实很清楚了，法院说证据不充分。产生这样的分歧，不只是办案人员认知和能力问题，更是证据标准问题。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核心是证据，只有证据在法庭上经得住检验，才能定罪量刑，确保司法公正。
以问题为导向，依托大数据技术，今年1月，贵州省贵阳市以花溪区、经开区为试点，开发了“贵阳政法大数据办案系统”，突破口就是统一证据标准。
目前在该系统中，杀人、抢劫、盗窃、毒品、故意伤害等五类案件已实现网上流转，如果某一证据材料存在问题，办案系统还会自动拦截提醒，要求补充完整后才能进入下一环节。
不久前，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法院法官马丽审理了一起零口供毒品案件。由于直接证据、间接证据全面充分，被告人最终被判处贩毒罪，有期徒刑十五年。
“这要得益于证据标准指引，使得案件在证据上达到确实充分的标准，防止带病的案件进入到审判阶段。”马丽说。
今年3月以来，试点法院共办理案件519件，结案率达93.5%，同比上升18.1个百分点；审理周期15.4天，同比缩短4.7天；服判息诉率达87.7%，同比上升4.2个百分点；判决结果偏离度均在合理区间内。
为解决证据标准问题，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制定了《上海刑事案件证据收集、固定、审查、判断规则》，针对7个罪名制定了详尽的证据标准，并且对同一个罪名案件证据的不同特点，同一案件的不同阶段，进行分类、分阶段、多层次证据标准指引。
“通过建立统一的证据标准、规则指引，使整个刑事诉讼活动全程可视、全程可控、全程留痕，对于防范冤假错案的发生，确保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有罪的人受到公正惩罚，具有重大意义。上海高院党组大大、院长崔亚东说。
在以往，不少案件由于证据收集不合法，带病进入诉讼程序，最终要么不被法庭采纳，放纵了犯罪，要么导致事实认定错误，酿成冤假错案。
“智能辅助办案系统是现代科技在司法领域应用的智慧结晶，是推动刑事司法变革的重要力量。”全国司法体制改革工作推进会指出，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应用为创新监管方式提供了有利契机。要善于运用现代科技创新传统监管方式，变人工监管为智能监管、事后监控为实时监控、粗放监督为精准监督，提高监管科学化、程序化、公开化水平，确保司法公正廉洁。
在这方面，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今年5月，上海高院开发的“上海刑事案件智能辅助办案系统”上线试运行。
“这套系统具有校验、把关、监督功能。”崔亚东介绍说，这样可以及时发现证据中的瑕疵与矛盾，及时提示办案人补正或作出说明，确保提请逮捕、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符合法律规定的标准，提升办案质量和效率，实现防止冤假错案。
现在，在公检法三方统一办案平台上，办案人员只要上传证据，系统就会对每一份证据的收集程序、形式要件、内容要素是否合法、合规进行自动校验，并且及时反馈结果。
在一起蔡某故意杀人案中，系统提示侦查员提取的嫌疑人（被害人）的户籍证明，缺少照片。
“如果被告人的身份搞错了，就可能发生冒名顶替的情况；如果被害人的身份搞错了，那么整个侦查方向就有可能出问题。”上海高院刑一庭副庭长徐世亮说，一些冤假错案发生“王者归来”的现象，也是这个环节出了问题。
除了证据校验，对证据链矛盾事实的审查判断也是该系统的一大功能。在电脑中输入案卷后，相关证据材料的内容，经前期的人工标注，系统会自动按照相关要求进行内容汇总、自动排列并呈现在电脑屏幕上，以利办案人员进行充分地关联比对，及时发现证据中的瑕疵和证据之间的矛盾，防止“一步错、步步错、错到底”。
上海刑事案件智能辅助办案系统让办案人员尝到了甜头。在他们看来，该系统增强了办案人员的证据意识、程序意识、责任意识，成为办案离不开的智能助手。
大数据的前提和关键是开放共享。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涉及到公检法三机关司法职权配置，事关人权保障和有效打击犯罪，最能集中体现和检验司法体制改革的成效。
现实情况是，由于公检法三方都有各自的信息化办案系统，相互之间不能实现信息网上传输和数据共享，大量的文书需要人工流转，导致办案周期长、成本大。
会议提出，要站在大数据、人工智能新时代潮头，主动适应智能辅助办案系统建设和应用的实际需要，摈弃本位主义，加强协同配合，推动形成有利于平台互联互通、信息共享共用、业务衔接联动的体制机制。
政法各机关有效协作，才能把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刑事诉讼原则落到实处。会议要求，要在公检法之间搭建专网，统一数据规格和交换标准，实现办案系统互联互通、数据自动推送、资源共享共用，推动向同一办案平台转变。
2016年10月以来，贵州省公检法共同推进司法数据信息互联共享平台建设，在数据畅通和信息共享中不断提升审判质效。截至今年5月，全省法检两院通过法检互联系统移送一审公诉案件近2万件，全省法院通过法司共建系统办结减刑假释案件7761件。
“贵阳政法大数据办案系统分为公安业务、检察院业务、法院业务三个模块，每个模块都设定了完整的责任流转条件。”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李志强介绍说，如果没有完成该环节应该具备的条件，则该案件无法流转到下一个环节，平台也会自动推送给具体办案人员，限期补充完善通过上述流程的设定。
上海市在公检法三机关之间建立了统一的刑事办案平台，消除了长期以来存在的信息壁垒，初步实现了刑事办案网上运行、互联互通、信息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