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我国金融监管任务艰巨。要扭转资金脱实入虚，整治金融乱象，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底线，必须强化金融监管。然而，在监管举措多箭齐发的同时，还需及时补上体制机制短板，努力把握好防范风险和鼓励创新的平衡点，进而实现监管成本和监管效能的最优配置。
金融业具有很强的外部性，这是实施有效金融监管的必然逻辑。近年来，我国金融市场创新极为活跃，金融工具多层次嵌套，由此导致风险传染性显着增强，表外资产迅速膨胀，资本覆盖风险不足，甚至各种违法违规案件层出不穷。分析这些现象与问题的成因，从市场角度观察，有监管真空形成的风险盲区，有逐利行为催生的监管套利，也有不法分子的以身试法。而从金融监管体系看，则或多或少与体制和机制短板的存在密切相关。
以行业为边界的分业监管，面对跨市场、跨行业运作的金融产品和工具，如在银、证、保、信等的多层嵌套，往往很难清晰界定监管责任。金融子行业基本运作管理模式的差异，如银行、证券和保险机构的业务发展都以资本为支撑，但银行业的资本充足率、证券公司的净资本管理和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并不完全相同，因此，依据行业属性制定的监管规则，往往给资产管理业务提供了套利的空间。加上金融监管滞后于金融创新实践的问题，新兴金融领域风险监管盲区和地方金融监管力量不足的问题，金融法制建设与新型违法违规行为脱节的问题，等等，迫切要求补齐金融监管体制和机制的短板。
基于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反思，世界各国普遍强化了中央银行宏观审慎监管权，赋予其统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金融控股公司、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监管的权力，以及统筹金融统计的权责。但在全球范围内，实施统一金融监管的国家较少，多个监管当局多头或“双峰”监管模式是主流。即使是在英国，在英格兰银行实施统一宏观审慎监管和微观审慎监管的情况下，仍设立了金融服务局，直接对英国议会和财政部负责，并接受金融政策委员会的指导和建议，对所有监管对象实施行为监管。在中国现行金融法制框架下，如果能够补齐功能监管短板，发挥协同监管效能和专业监管优势，也可以达成统一监管规则、消除监管真空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