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的宪法地位
中华民族的构建，有效地支持了中华现代国家的构建以及中华现代国家制度体系。
中华现代国家的构建完成后，中华民族获得了国家的形式而成为标准的现代民族，进而成为现代国家制度巩固和运行的基础。
中华民族的构建与中华现代国家的构建和运行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
中华现代国家构建并非中国国家形态演进的必然结果，而是一种被动的选择。
中国自秦统一后，王朝国家便成为主导性的国家形态。
王朝国家本质上是一套以王朝政权为核心的统治和治理机制，它通过皇帝为代表的王朝绝对权力把统治范围内地域差异、文化差异巨大的不同人群整合于一个政治共同体中，从而构建了强大的国家。
但是，西方诸国以民族国家的形式构建了现代国家以后，便利用现代国家与民族相结合而产生的活力增强国力并向全球拓展。
中国建立在传统农业文明基础上的古老王朝与之发生碰撞后，不仅颓势尽显而且闭关自守的大门很快就被攻破，国家因此陷入了严重危机。
在危机中觉醒的中国人，从此开始了自救图强之路的探索，经过若干的失败后最终把目标锁定于通过国家制度改造而使中国由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转型的现代化之路。
〔2〕西方实行民族国家制度体系而对社会进行有效地组织和整合，为现代文明的形成和巩固提供了基本组织架构，这才促成了现代文明的形成。
中国在近代的探索中最终选择的现代国家，就是民族国家制度体系。
中国的现代国家构建，就是构建民族国家。
近代以来探索救国救民之路的先贤们，在学习和借鉴西方现代国家制度的过程中接触到了与之紧密联系的“民族”概念。
在此背景下，梁启超将“民族”概念引入中国，随后又将其与当时极具热度的“中华”概念相结合并创造了“中华民族”概念。
他起初用此概念指称汉族，随后便在1905年通过对“大民族主义”与“小民族主义”的划分而做出了中华民族是国内诸族“组成的一大民族”的论断，从而使“中华民族”概念有了稳定的内涵。
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中华民族”和“国内诸族”概念自然也是如此，并非学术概念，而是社会政治概念。
它们一旦形成便与处于历史巨变时期国内复杂的族际关系相结合而形成巨大的“概念牵引”力，导致了中华民族的构建和中国各民族的构建。
中国近代以来民族构建是二重性的，既有中华民族的构建，又有“国内诸族”的构建，但中华民族的构建始终是其中的主旋律。
〔3〕中华民族的构建并非“创造”民族，而是对中国历史上在统一国家内长期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文化群体凝聚为一个整体的过程施加影响，促使这些族类群体在中华文化基础上进一步凝聚成以“中华民族”为族称的国民整体。
中华民族的构建，是中国历史上各个族类群体日渐凝聚过程的继续，也是消除国民因地域、文化等因素的影响而形成的分隔、异质性和分散性，建立以同质性为基本特征的人群共同体的过程。
因此，中华民族构建的本质，就是促成全体国民在“中华民族”族称和中华文化认同的基础上的同质性、整体性和一体化。
辛亥革命终结了王朝国家的历史，也开启了中华现代国家构建的进程。
如果“中华民族”概念的创制是对中华现代国家构建的思想和学术回应有学者指出:“梁启超率先提出‘中华民族’这个概念，是因为一方面要维护大清帝国遗留的族群和疆域，另一方面要顺应当时国际上所谓‘民族国家’潮流。
因为当时世界趋势是建立‘民族国家’……为了符合这个‘民族国家’的模式，就要塑造整个的‘中华民族’。”参见葛兆光《什么时代中国要讨论“何为中国”
》，《思想战线》2017年第6期。
，中华民族构建的进程则与中华现代国家构建的进程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并相互影响、相互促进。
〔4〕首先，对西方民族国家制度的学习和借鉴，促成了“民族”概念的引入和“中华民族”概念的创制;其次，初具民族国家性质的中华民国的建立，为“中华民族”概念的传播和发挥社会动员作用提供了基本的政治条件;再次，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入侵这一维护国家主权、争取国家领土完整的民族国家构建行动，促进了中国人对“中华民族”族称的认同，以及在此族称下的凝聚;再者，抗日战争胜利对国家主权的有效维护，不仅巩固了民族国家构建的成果，而且进一步巩固了全体中国人在“中华民族”族称下的凝聚，使一个新型的民族浮出了水面;最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完成了中华现代国家的构建，也使中华民族具有了国家形式，定型成为与国家结合在一起的现代民族。
这样一个由全体中国人组成的以“中华民族”为族称的民族共同体，既是文化共同体，也是政治共同体，更是命运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