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罗马是如何脱离家父权制度的？
家父权制度是古罗马“人法”中最重要，同时也是最具特色的制度，它最深刻地体现了古罗马人的家庭观与伦理观，甚至有人认为，在整个真正的罗马时代，罗马私法就是家父或家长的法。
在优士丁尼的《法学阶梯》中，关于家子脱离家父权的方式，有三个段落援引了优士丁尼自己的敕令。
第一个段落是I.1.12.4，该段首先指出，家子如果服兵役或成为元老或执政官，仍处在家父权之下。然后援引优士丁尼的一项敕令，规定如果某人被皇帝授予最高贵族等级身份，他立即从家父权解脱出来。
这项救令被收录于《优士丁尼法典》第 12 卷，令人难以容忍的是，一个父亲可以通过解放的方式将其儿子从其家父权的约束中解脱出来，而皇帝却没有权力把他已经选出来，置于他自己父亲之位置的人从他人的权力下解放出来。
如果与此相反的观点得不到普遍肯定，皇帝的尊严似乎将会被上述假定贬损，尽管上述情况很少见，因为家子取得贵族身份并不是常有的事——这种情形倒是经常出现在执政官身上，但为了避免在出现这种情况时无法可依，优士丁尼决定发布这项救令。
尽管该救令的适用范围比较窄，只能让极少数具有最高贵族等级身份的人，自动摆脱家父权的控制，但它却隐含着一种非常重要的观念转型——关于家庭的性质、功能及其与国家之关系的观念转型。
在现代人看来，家庭不过是以亲属关系为基础的生活单位而已然而，在古罗马，家庭不仅仅是一个生活单位，它还是一个政治单位。有学者把古罗马的家庭视为一个小型社会，其本身包含着家庭、教会学校、实业及政府的所有机能。
此种见解颇有道理，古罗马的宗教是一种泛神论宗教，人们对家中诸神(灶神、门神土地神祖先的神灵等)非常敬畏，很多宗教仪式在家中举行；古罗马的家庭以祖传遗产为基础，家庭成员在家父的带领下发展家业；家庭担负着为国家培养合格公民的职能，家父以言传身教的方式对家子进行公民训练，而且经常以祖传财产供家子担任公职；家父在家庭内部有执法权，可以惩戒家子的不轨行为，改变家子的身份，决定他们的婚姻。
从某种意义上说，家父权具有主权的性质，家庭是家父主权支配下的政治细胞，整个古罗马社会作为一个政治共同体就是由这些政治细胞组成的，国家元首(王执政官或皇帝)及其他官员来源于各家庭，既可能是家父，也可能是家子。
在古罗马大举扩张的时期，国家机构日益膨胀，很多尚处于家父权之下的家子有机会担任各种官职，其父亲甚至可能成为其下属。
于是就出现一种奇怪的现象：家子在公共政治领域可以享有各种权利(包括选举权)与权力，但在民事生活领域却是一个无权利能力人，不能享有财产权，不能以自己名义缔约，不能作为诉讼当事人，而是受制于至高无上的近乎绝对的家父权。
对此，古罗马人用一句格言予以解释:家父权并不触及公法。 亦即家父权的效力仅及于私法领域，不能影响家子在公法领域的地位与行为，反之，家子在公法领域的地位也不能影响家父权，在私法领域，严格地说，在家庭内部，他仍是一个家子，一个无权利能力人。
从某种意义上说，家子与家庭的关系就如党员与政党的关系，党员当了政府官员或议员后仍然是党组织的一个成员，仍须服从党的纪律，其党员的身份并未因此改变，家子也是如此，当了官以后仍然是家庭这个带有政治色彩的权力单位的成员。
国家的权力游离于家庭这个封闭式的单位之外，无法干预家父对家子行使权力，即便该家子是政府高官或功勋卓著的军人也是如此。
国家与家庭这种“井水不犯河水”的关系格局到帝政时期开始有所改变，皇帝们越来越难以容忍那些长期为帝国履行重要义务的官员与军人，在家庭内居然还要受制于专断的家父权。
优士丁尼发布上述敕令，就是这种情绪的表露，该救令表面上以维护皇帝的尊严为理由把具有最高贵族等级身份的人从家父权中解放出来，但在更深层面上却反映了皇权与家权的斗争:皇权试图打破家庭这个宗法性的权力堡垒。
《法学阶梯》关于家子脱离家父权的第二个段落是I.1.12.6，该段论及家子的解放，依据优士丁尼之前的罗马法的规定，家子的解放程序非常烦琐。优士丁尼于公元 531年颁布一项救令，规定家父可直接在承审员或长官面前解放家子。
这项救令被收录于《优士丁尼法典》第8卷，在该令中，优士丁尼认为传统的家子解放方式拘泥于无用的程式，使用过多令人困扰的元词赘语，必须予以革新。
为此，他规定家父解放家子可以通过三种方式进行:其一，依照《安那斯塔修斯法》的规定进行解放；其二，在未获得皇帝敕答的情况下，到法庭在承审员面前进行解放；其三，向对于家子解放案件有管辖权——这种管辖权可能是法律明确授予的，也可能来源于传统习惯——长官申请把他的儿子、女儿孙子、孙女或者处于其权力下的其他后代，从他的家父权及法律赋予他的所有的权利的约束之下解放出来。
在解放家子时，作为一种慷慨之举，家父应该把家子的特有权还给他们，或者把他不能取得所有权但依据法律的规定，可以取得用益权的那些财产或其他财产给予他们，所有这些行为都是允许的，古法所规定的空洞的程式将因本救令的发布而被废除。
优士丁尼在该救令开头部分所称的“无用的程式”，主要是针对罗马法中最古老的一种家子解放方式：假想买卖或者可以称为拟，制买卖这种解放方式，据说是古罗马人根据《十二表法》中的一项规定创造出来的。
《十二表法》第四表第3条规定:
“家父如三次出卖其子，该子即脱离家父权而获得解放。”
这项规定的本意是为了惩罚滥用家父权的人，而不是为家父提供一种主动解放家子的方式，在现实生活中有时家父想主动解放家子，为达此目的，就故意“滥用”家父权以要式买卖的方式将家子卖给他所信任的人三次，再经过三次解放，使家子脱离家父权。
这种拟制的解放程序，一直到优士丁尼时代之前还在使用，甚至收养也使用此种方式，优士丁尼此项救令的发布，使得这种古老的家子解放方式寿终正寝。
总的来看，优士丁尼在《法学阶梯》中援引的，关于家父权的敕令表现出以下几个趋势:
其一，家父权进一步弱化，家子获得更大的自由空间，在古罗马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家父权是一种绝对的权力。
这一点可以从《十二表法》第四表那两条冷酷的充满血腥味的规定中得到映证:
“对畸形怪状的婴儿应即杀之。”“家属终身在家父权的支配下，家父得监禁之、殴打之、使之作苦役，甚至出卖之或杀死之，纵使子孙担任了国家高级公职亦同。”
事实上，这才只是家父权的一部分内容，除此之外，家父还有权决定家子的婚姻，包括强行拆散家子的婚姻可以取得家子获得的任何财产之所有权，家子在早期罗马人的观念中甚至被视为一种财产，是家父的“掌中物”。
在享利·梅因看来，古罗马人的家父权甚至比野蛮的日耳曼人更为强大，一直到帝政时期，于来自军人以及高级官更方面的压力，家父权才稍有松动，家父对家子的生杀权出卖权、惩戒权逐渐被限制，军营特有产与准军营特有产制度使家子在财产方面有了一定的权利能力。
优士丁尼通过发布几项敕令扩大了家子在财产方面的权利能力，让最高贵族等级的家子自动脱离家父权，从而大大削弱了家父权，优士丁尼作为一名虔诚的基督徒，在他的立法中，践行基督教的人道主义精神与教义，改造以罗马传统宗教为精神基础的家庭制度。
其中一个重要成果，就是对家父权的削弱，使家子的人格趋向于独立，使得罗马法中的家庭制度变得更为人性化，传统的权力型家庭制度逐渐被解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