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力: “官话”里的中国政制秘密 | 文化纵横
日常生活中，“官话”被视为另一种语言，常常不为人们所理解，但作为一种文化制度，对于地域辽阔、多民族、多语言的中国来说，它究竟意味着什么？
北京大学法学院朱苏力教授着眼于“历史中国的制度构成”问题，对“书同文”和“官话”两项文化制度的特殊意义作了独到分析。一方面，“书同文”培养了一个能熟练运用标准文字来有效交流军国大事的职业群体——官吏。这一群体在文治实践中，塑造并分享一种对中华文明，而不是对某个王朝的政治忠诚与职业伦理，进而形成以政治治理为天职的政治文化精英共同体，推动社会凝聚和国家政治的理性化转变。另一方面，要在多民族、多族群的古代社会中形成“中国”认同，还需要“语同音”，即建立一个主要与政治文化精英有关的最低限度的语言共同体。为此，一种以汉字为基础，主要由政治文化精英交流使用的，有别于方言的通用语言即“官话“也出现了。这种官话不是用来交流一切的，而是便于交流“官事”或公务，特别是交流对于中国古代社会治理而言相对重要的事项。因此，官话塑造了读书人，使之成为国家政治所依靠的一个精英群体——“士”。这个文化共同体一旦形成，一个空间地域更广阔的、文字语言产品的生产和消费市场也随之发展起来，进而延续文教传统。于是这些士不再仅仅属于养育他们的农耕地域，而更多属于中华文明，属于这个以文明而非民族为基础的国家。  http://t.cn/A6qCof9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