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娱玉丨中国问题对“东方主义”的挑战及其理论潜能
例如，威廉斯和克里斯曼认为:“《东方主义》一书单枪匹马地开创了一个学术探讨的时代:探讨殖民话语，也探讨殖民话语理论或殖民话语分析。”
本文试图从三个层面入手，一是对萨义德“东方主义”理论内核的梳理和提炼。
一、“东方主义 ”:“权力”与“民族”
(一)东方是西方霸权话语的产物:文化霸权与话语 / 权力的糅合
随着后现代主义的兴起，萨义德受到福柯话语 / 权力理论的启示将霸权从意识形态这一空乏所指锚定到“话语”这一具体、可操作的领域。
也就是说，权力和话语相互生产，相辅相成。
(二)西方文化霸权下的民族正名
萨义德认为下面几个因素导致了西方文化霸权的形成:
一是宗教的冲突。
伊斯兰在许多方面都向欧洲提出了真正的挑战。
萨义德分析了诸多文本看到西方话语中对于伊斯兰教的诋毁，甚至认为“就好比有一个叫作‘东方人’的垃圾箱，一方面，西方对东方所有权威的、不知名的、传统的态度都被不假思索地一股脑地倒进这一垃圾箱之中;然而另一方面，人民又可以像讲故事时的插科打诨那样谈论与此公共垃圾箱毫无关系的在东方或东方有关的经验。”
二是殖民的需要。
为了使其驯服，东方首先必须被认识，然后必须被入侵和占领，然后必须被学者、士兵和法官们重新创造”，但是苏伊士大运河的开掘“最终消除了东方的异质性，其与西方之间的隔阂，其持久的异域色彩。
三是战争与爆发。
可以看出，萨义德的身份决定了他的言说内容，尽管他并非是民族主义的提倡者，更是 极端民族主义的反对者。
二、 “第三世界 ”:强化权力关系与民族意识
先看来自西方殖民理论批评对中国的解读。
“三个世界”理论的声望来自中国文化大革命，它重新定义了世界格局，1974年，毛泽东会见赞比亚总统时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
也就是说，美苏是第一世界--竞相争夺世界霸权;亚非拉(除日本外)属于第三世界--反帝反霸权的主力;第一、第三世界之外的发达国家，如英国、法国、西德、日本等是第二世界--具有两面性，是第三世界在反帝、反霸权斗争中可以争取和联合的力量。
(一)反霸权
詹姆逊认为六十年代最受人瞩目的革命力量是“第三世界”。
可以看出，西方马克思主义，尤其是詹姆逊、德里克，将反殖民与反帝国主义结合在一起，把“东方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融合，并注入了毛泽东的“第三世界”理论，强化了东西方霸权与反霸权的对立关系，形成了一种强有力的批判立场。
(二)文化抵抗:“民族寓言”
为了反对晚期资本主义总体制度的文化霸权，詹姆逊提出了“民族寓言”的命题。
可以看出，“民族寓言”与“三个世界”理论密不可分。
三、 “汉学主义” 对“东方主义”的回应与重构
顾明栋在“东方主义”的启发下提出在“汉学主义”，“汉学主义”也是一种西方认识中国时特有的逻辑理路，它也是隐而不见、尚未被发现的某种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假设，如果说“东方主义”或隐或显地在信仰、意识形态、观念、学术等方面为西方殖民铺路的话，“那么‘汉学主义’是一种在西方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认识论、方法论和西方视角的指导下所进行的相关中国的知识生产，并因中国人和西方人的参与而异常错综复杂。
(一)非政治性、非对抗性
基于此，顾明栋提出“汉学主义”可以成为一种新的批评理论，将中国研究回归到一种知识学层面，去意识形态、去政治化，尽可能科学、客观、公正的的对待中国问题，从政治批评角度转向学术批评范式。
(二)淡化民族差异，强调文化交融
这种双边建构表现在三个方面:
可以看出，与《东方学》中对西方对东方诋毁和污名化的做法不同，西方对中国的态度是好奇、友好、相对善意的，那种相互敌视的心态在中西文化交流中表现的并不明显。
二是对本土文化的自我反思。
三是“自我东方主义化”。
这里顾明栋引用了德里克的观点，所谓“自我东方主义化”有两层意思:“一是亚洲人根据欧洲人创立的东方主义而形成对亚洲的看法;二是那些对亚洲文化抱有同情心且已亚洲化的西方人所形成的有关亚洲的西方观点。”
四、 重组的结构:“挑战”的理论潜能
值得深思的是，在这次从西到东的理论旅行中，中国问题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一) 反思“理论的旅行”
在诸多西方理论中，“东方主义”几乎与本土文化无缝对接。
“东方主义”虽未直接论述中国，但起到了抛砖引玉的作用，之后，詹姆逊的“第三世界”将文化霸权和中国问题结合起来，经他的阐释，鲁迅作品、中国革命这些中国经验被点石成金般的获得了理论意义，在第一世界获得了可见性和曝光度。
在“东方主义”盛行之初，中国学界抱着欣然接受、学以致用的态度，但到了“汉学主义”，中国学者意识到中国是“东方主义”无法覆盖的一个例外:一、它处于资本主义之外，尤其是毛时代的马克思主义革命与中东的意识形态相去甚远，二、它处于欧洲文化圈之外，是一种迥异于基督教文化并自成体系的中华文化。
从“学习”到“反思”意味着逻辑起点、论述重点与研究视角的变更，“东方主义”、“第三世界”是西方理论为中心，中国问题为注脚，而“汉学主义”是以中国问题为主导，对西方理论进行挑战和反思。
可以看出，“民族”“权力”这两个关键词所经历的这次理论旅行，已经使得我们从中国问题在西方回归到了中国问题在中国，并将一种异域化的理论资源转变为当代中国文论的理论模式，此时，理论不仅仅是一个旅游观光的态度，而是驻足停留，入乡随俗，成为了中国文论的重要的思想资源。
这一理论的变形显然经历了中国问题的挑战和操演，释放出了丰富而巨大的理论潜能。
(二) 重组的理论潜能:“挑战”为中介
而“汉学主义”从内部视角出发，更倾向于将中西文化还原到相对客观中立的语境进行学术研究，削弱其政治性，形成学术对话。
当视角发生位移，学者对中西文化的态度也由“对立”转向“对话”。
“东方主义”的精义原本是揭示东西方根深蒂固的、甚至已见怪不怪的文化霸权，如此看来，消解了抵抗的“汉学主义”难道不是一次舍本逐末的探索么。
承上所述，中国问题对“东方主义”的挑战使后殖民理论进入中国语境时经历了从以“西方理论”为中心到以“中国问题”为出发点、从外部视域到内部视域的多重转变，但是无论“第三世界”还是“汉学主义”都是走向中国理论的中介，中国问题要始终成为外部理论的挑战，在肯定其意义的同时，还需不断地批判、否定和反思，把它们当做新理论的垫脚石、将它们永远中介化，如此才能激发新的理论潜能，形成中国独特的理论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