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现行法律体系的基础是1946年“国民大会”制定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及其增修条文。1946年的“中华民国宪法”制定生效时还不存在台湾问题，其效力及于包括台湾地区在内的全中国，该“宪法”确认的中国国号为“中华民国”，并依据该“宪法”产生了包括“总统”和“五院”在内的“中华民国政府”。1949年由于内战的原因，“中华民国政府”迁往并占据台湾，中国大陆地区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同时将中国的国号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取代“中华民国政府”成为在中国在国际上的唯一合法代表。虽然退踞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已无权代表中国行使国家主权，“中华民国宪法”已经在中国大陆地区失去法律效力，但是，中国的台湾地区仍然由国民党控制的“中华民国政府”统治和管理，并一直依据“中华民国宪法”继续使用“中华民国”的国号。
需要注意的是，在研究两岸关系过程中，对台湾地区“宪法”和“政府”的定位，应当是是相互的、双向的。不是一方给另一方定位，而是同时对双方定位。换言之，对一方定位依赖于对另一方的定位。
但是，从法律上看，1946的中华民国政府是得到国际社会普遍承认的代表中国的合法政府，当时中华民国政府在法律上的合法性是没有问题的。自1911年中华民国建立到1949年，中华民国政府就一直有效地行使着中国的主权，具有法律上的合法性。这一时期由中华民国政府依据法定程序制定通过的任何法律文件包括宪法性文件，都是行使中国主权的行为，均具有法律上的合法性。正因为如此，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对中华民国政府才发生国际法上所讲的“政府继承”问题。“政府继承是指前政府在国际法上的权利和义务转给新政府的法律关系的转移。”[3]对非法的在国际法上不能承担权利义务的“政府”根本就不存在“政府继承”。
政治上合法性与法律上合法性的脱节，在各国政治生活中并不鲜见。这种脱节现象往往是通过政权交替的社会革命得以校正的。社会革命是政治合法性对法律合法性的颠覆和纠正：具有政治合法性、正当性而不具有法律合法性的政治势力通过社会革命，使自己由法律上的不合法变为合法，使旧政权的“合法”变为非法。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制定通过时具有法律上的合法性，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成立之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管辖范围内则失去了合法性。
但是，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制定通过这部“宪法”的“中华民国政府”并没有完全消失，它退踞到中国的台湾地区，并继续以这部“宪法”对台湾地区进行统治。目前在台湾地区，这部“宪法”是否仍然具有法律上的合法性呢？法律上的合法与否只能以一套法律体系为判断标准。如果我们将法律问题和政治问题分开，看到法律对政权的依赖，看到不同性质的政权所制定的法律也各不相同，承认不同法律体系内容的差别，那么，答案是肯定的。理由有三：
其一，从法律效力范围的变迁来看，“中华民国宪法”在台湾地区具有合法性。台湾地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台湾人民参与了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的制定，1947年这部宪法生效后，其效力及于包括台湾地区在内的全部中国领域。1949年2月年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与确定解放区的司法原则的指示》，这一文件的地域效力仅及于“解放区”，在大陆全部解放以后，其效力也是及于大陆地区，并未及于台湾地区，其对“中华民国宪法”予以废除的效力，亦如此。无论是1949年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还是1954年产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都从来没有制定发布过在台湾地区废除“中华民国宪法”的法律或决定。故“中华民国宪法”在大陆地区丧失了合法性，而并未在台湾地区丧失其合法性。
其二，从法律所依赖的政治权力的层面来看，台湾地区的政权具有其法律上的合法性，故依赖这一政权的“中华民国宪法”也具有法律上的合法性。1949年迁台的“中华民国政府”是1948年“行宪国大”选举产生的，当时是得到国际社会承认的代表中国的合法政府，其管辖领域及于包括台湾地区在内的全部中国领土，1949年由于中国的内战迁至台湾地区。它在大陆地区丧失了合法性的同时，在其实际控制的台湾地区却依然延续了它的合法性，并在联合国代表中国直到1971年。尽管这一政权仍然自称为“中华民国政府”，实际上仅仅是一个地方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目前明确将其定位为“中国领土上的一个地方当局”。[4]此一定位，也表明中央政府承认其为地方当局的法律地位。
“中华民国宪法”在岛内的合法性还在于：它是一部经台湾地区人民参与制定的中国宪法。
在1946年召开制定“宪法”的“国民大会”时，台湾已经回归祖国，1946年5月1日，台湾省参议会举行了开幕典礼，参议员30人全体出席，会议请省署转呈中央请将台湾省“国民大会”代表18人付诸民选。[6]同年10月31日台湾省参议会选举产生“国民大会”代表共18名，其中，“制宪国民大会区域暨职妇团体代表”12名，他们是：郭耀廷、李万居、高恭、颜钦贤、林壁辉、连震东、黄国书、张七郎、谢娥、林连宗、郑品聪、南志信；“各省市职业团体代表”7名，他们是：洪火炼、陈启清、刘明朝、纪秋水、吴国信、简文发。[7]他们于11月7日搭乘往上海的飞机离开台湾，并于9日抵达南京参加“制宪国民大会”。1947年11月选举“行宪国民大会”代表，台湾省共选出代表27名，有名可查者有王民宁、吕世明、余登发、吴鸿森、森吴帖（女）、林汤盘、连震东、张会、张吉甫、黄忠、黄及时、杨金虎、杨郭杏（女）、刘振声、刘传来、谢挣强、苏绍文、吴三连、洪火炼、谢文程。[8]他们在1948年前往南京参加“行宪国大”，投票选举了中华民国第一届总统、副总统。
“中华民国宪法”制定时，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没有成立，当时的中国政府就是中华民国政府，还不存在“台湾问题”，因此该“宪法”对国家领土主权的认定以及对国家基本制度的规定，完全是基于“一个中国”的原则。“一个中国”的原则，不仅体现在该宪法有关领土范围的第四条的规定之中，而且体现在“总纲”和全部“宪法”有关国家基本制度、公民基本权利和国家基本国策等各章对全国性事务的规范之中。
--“总纲”部分规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第二条）“具有中华民国国籍者，为中华民国国民。”（第三条）“中华民国领土，依其固有之疆域，非经国民大会之决议，不得变更之。”（第四条）“中华民国各民族一律平等。”（第五条）
--第二章规定：“中华民国人民，无分男女、宗教、种族、阶级、党派，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第七条）并规定的中华民国人民的基本宪法权利。
--第十章详细列举规定了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划分，并规定如有未列举事项发生时，其事务有全国一致之性质者属于中央，有全省一致之性质者属于省，有一县之性质者属于县，有争议时，由立法院解决之。（第一百十一条）
--第十一章规定了省、县自治的地方制度，
--第十二章规定：“中华民国国民年满二十岁者，有依法选举之权。除本宪法及法律别有规定者外，年满二十三岁者，有依法被选举之权。”（第一百三十条）并规定：“内地生活习惯特殊之国民代表名额及选举，其办法以法律定之。”（第一百三十五条）
--第十三章规定：“中华民国领土内之土地属于国民全体。人民依法取得之土地所有权，应受法律之保障与限制。”（第一百四十三条）“国家对于边疆地区各民族之土地，应予以合法之保障，并于其地方自治事业，特别予以扶植。”（第一百六十八条）“国家对于边疆地区各民族之教育、文化、交通、水利、卫生及其他经济、社会事业应积极举办，(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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