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的《中国土地法大纲》明确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制度。”从此，各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如暴风骤雨般的兴起，把中国大地盘根错节的封建秩序打了个稀巴烂。这场运动对中国社会的触动之深、影响之大，简直无法估量。任弼时积极地投身这场伟大运动，密切关注着运动的发展，较早发现了运动中存在的“左”的偏差，并及时加以纠正。
“善于接近群众，实事求是地进行周密系统的调查研究”
任弼时住下来后，说是休息，实际上天天都在工作，每天都到驻地周围的村子做调查，一共调查了30多个村子。他访问农民，询问生产、生活情况，征求他们对土改工作的意见，甚至亲自参加一些村子斗地主的大会，实际感受土改运动。他安排身边工作人员利用帮助群众干活的机会，按村、按户调查人口、土地以及评定成分的情况。在此期间，他还查阅了大量的党内文件。
对于任弼时的调查研究，曾任北京市委书记的彭真十分钦佩，他在回忆文章中写道：为了解决当时在各个解放区土地改革工作中的这些重要问题，弼时同志进行了系统的调查研究工作，包括对各解放区土地改革工作的书面报告的细心研究，到处亲自进行直接的调查与访问，虚心地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然后加以分析，做出结论。他敏锐地抓住兴县蔡家崖那样的典型例子来进行科学地分析，使他的判断与结论奠定在不可动摇的基础上。
通过调查研究，任弼时发现“左倾”错误十分严重：
1.错划阶级成分。比如，兴县蔡家崖村共552户，结果划了120多户地主富农，占总户数22.46%，远远高于政策预估的8%。
2.侵犯中农利益，排斥中农。首先，将一些中农和富裕中农错定为所谓的“生产富农”或“破产地主”，其财产被没收，人被斗，被打。其次，剥夺中农话语权。选举代表或委员的农民代表会，不让中农参加；许多重要问题，如决定成分、分果实、分配负担等的会议，也不让中农与闻。再则，加重中农负担。将地主富农的公粮负担派在中农头上，甚至送公粮也多派中农。
3.没收地主、富农兼营的工商业，向民族工商业户征收过重的税。
4.斗争地主、富农不讲政策，不给出路，甚至出现“扫地出门”，乱打乱杀的现象。
这些“左”的作法，严重地阻碍了土地改革运动的健康发展，影响了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和社会秩序的稳定。
1948年1月12日，任弼时又在西北野战军前线委员会扩大会议上作《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的报告，进一步阐明中央的政策，一共讲了6个问题。
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任弼时听取了各种不同意见，并进行了深入地思考和概括，将其上升到理论高度。这样，他对运动中“左”倾错误产生的原因、危害的论述就入木三分，所提出纠“左”措施也有的放矢，而不是泛泛空谈。
对于把一部分中农错定为地主、富农，任弼时指出：“我们必须按照实际情形去划分阶级，进行土改，决不可将本来不是地主富农的人们人为地划为地主富农，错误地扩大打击面，打乱革命阵营，帮助敌人，孤立自己。这是一个极端重大的问题，必须引起全党同志的注意。”他还提出，要坚决地公开地纠正错误，“哪怕只是划错一个人，也必须改正。”关于侵犯中农利益的倾向，任弼时指出：这些侵犯中农利益、不照顾中农、排斥中农的倾向是非常危险的，是一种反马列主义的极端的“左”倾冒险主义倾向。关于破坏工商业的现象，任弼时指出：这是一种自杀政策。任弼时还指出：“对于学生、教员、教授和一般知识分子，必须避免任何冒险政策。”
任弼时对新式富农的政策作了说明，指出：“对新式富农和旧式富农的处理，又应有所区别。有些贫苦农民，在过去民主政权下劳动生产上升为新富农，在此平分土地时期，应照富裕中农待遇，其土地在平分时应取得本人同意，方能抽动其按照一般中农水平的多余部分，如果本人不同意，则不应抽动。”他还指出：因为“这种新式富农的生产是在民主政府帮助下发展起来的，若现在又打击这种富农，就会引起中农动摇”；因此应鼓励新富农（例如吴满有那样的人们）发展生产；“这种富农的存在对我们并无害处，而且在将来一个时期内还会发展的”；“我们今后的政策，还是应当如此”。
任弼时还特别注意政策的可操作性。他认为错划阶级成分的原因是划分标准的混乱，因此明确指出：过去是以剥削、历史、生活及政治态度等这样许多项目来作为定成分的标准的。除剥削一项以外，拿其他几项作为定阶级的标准都是错误的。
由于兴县蔡家崖村阶级划分的错误十分严重，任弼时就以该村为典型“解剖麻雀”，具体地分析发生错误的种种原因：(一)因其祖父、父亲剥削过人，本人在一九三六年以前，即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的前一年，剥削已很少，或已不剥削者，错算了十五户。(二)本人早年享受过地主富农生活，抗战以前(后半辈)自己劳动即未剥削人，或剥削很轻微者，错算了五户。(三)本人勤苦劳动，只有轻微剥削，而“铺摊”大(财产多)，这样算错者七户。(四)本人早年很穷，过继或被卖给地主富农为儿子，自己劳动为主，剥削很少或不剥削人者，错算了三户。(五)因孤儿寡妇无劳动力，中间一段雇过人，父亲是农民，本人长大也是农民，就是说因偶然丧失了劳动力而雇佣长工遂错算者一户。(六)此外，过去定成分中对经济状况剥削关系很难确定者，往往以其政治态度决定其成分的升降。
这样分析错划阶级成分的原因，各个根据地都可以加以对照，检查工作，改正类似的问题。
任弼时的报告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努力把道理讲得尽量的周到，论述到研究对象的方方面面，总是努力把道理讲透彻、深刻、细致。当人们觉得道理似乎已经讲完的时候，却往往能峰回路转，别开生面，把人们带进一个新的境界。
关于斗争地主富农，任弼时反对不讲政策，“扫地出门”、乱打乱杀，而主张给出路。任弼时这样分析：我们对地主的阶级剥削制度是采取消灭政策，但对地主个人则不是采取消灭政策。对一切地主除少数汉奸及内战罪犯经法庭审判定罪者外，均应按土地法大纲分给不比农民多也不比农民少的土地财产，强迫他们劳动，改造他们。因为地主在参加劳动后，是不小的一批生产力，我们不应当抛弃这批生产力。还因为如果我们不分给以必要的土地财产，他们就会去抢、去偷、去讨饭，弄得社会不安，农民反受损失。
在报告中，任弼时分析了侵犯中农利益，排斥中农的危害性，指出：“侵犯中农利益，必使中农动摇，甚至可以被地主富农利用，而使贫雇农陷于孤立”。在土改中，我们一方面必须依靠贫雇农，同时必须“坚固地团结全体中农，才能把事情做好。”
接着，任弼时从历史的角度阐述了团结中农的重要意义，说：“在过去打日本时，中农出力出钱不少。他们打日本是有功劳的。在现在打蒋介石时，也靠他们出很大部分人力和粮食。现在我们的解放军中有30%到40%是中农。如果我们破坏了中农的利益，甚至与他们对立起来，那就要使我们在战争中失败。”继而，任弼时论述了中农在经济建设的重要作用，指出：“在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中，由个体经济到集体合作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主要是依靠新老中农。他们有丰富的生产经验，是值得贫雇农学习的。他们的生产工具也比较完备，可以给贫雇农以帮助。在将来，中农还可以同我们一道走进社会主义。因此，中农是我们的永久同盟者。”“要团结全体中农，首先要作到不侵犯中农利益。”
任弼时还阐述了纠正偏差的办法：改正定错了的阶级成分，退还或补偿中农被没收的财产；在平分土地时，必须和中农商量取得其同意，如果在动富裕中农的一部分土地，而他们自己表示反对时，就应当向他们让步；在分配果实时，也应拿出一部分分给中农，以照顾团结；办事吸收中农参加，尊重中农的意见；公平合理地分配各种负担。任弼时要求，纠正侵犯中农利益问题，“必须是公开的纠正，必须使一切人都知道，应当在报纸上发表。”
任弼时的上述分析，是当时我们党关于中农问题最全面、系统的论述。
任弼时的报告很有说服力。他是靠思想的力量、逻辑的力量来说服人、征服人的。
对于这个报告，曾任中宣部部长的陆定一极为推崇，他写道：“谁只要读过弼时同志在一九四八年一月所写的《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一文，就可以知道，弼时同志是详细研究了许多有关的事实和文件，加以分析，才能把土地改革中许多重要的原则问题解决得那样透彻，把土地改革的理论推进一步。弼时同志处理过许多党的和国家的重大问题，写过许多文件，只要举出这一个例子来，就可以看见他是以怎样负责的态度和细密的研究来处理一切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