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正面战场上成建制、大规模、记录相对清晰的战史记录相比，日军在局部抗战阶段（即七七事变以前）中国军队进行白刃战的真实情况却显现出“罗生门”一般扑朔迷离的状态，本文旨在基于《二战日军白刃战绝技怎样炼成？》一文，对这一段历史进行梳理。
从抗战时期传唱至今，激励了无数热血男儿走上抗日战场，也让无数后人对大刀这一带有“民族气息”的武器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充满了遐想，尤其是近年来抗日神剧的推波助澜，在许多人印象中，大刀都是白刃战中克敌制胜的法宝，但实际上，中国军队使用大刀作为白刃战武器的背后，有着辛酸的背景和错综复杂的原因。
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的1919年5月5日（五四运动翌日），英、美、法、日、西、葡、巴（西）、俄八国就联合照会北洋政府外交部，声明中国南北尚未统一，在中国产生“各省公认之政府”前，禁止本国政府及国民向中国输入“军火及制造军火之器料”，荷、比、意、丹等国驻华公使也表同意，正式拉开了对华十年武器禁运的帷幕。日本本来深度介入中国内战，军火生意做的很大，但唯恐刚结束欧战的英法等国向中国倾销一战欧洲战场的二手货，增加中国内战结果的不确定性，也忍痛参加了这一禁运行动。
因此，当时的内战各方面临着这样一种境地，满清政府留下的军火制造业家底一部分毁于连年兵火，另外一部分疏于管理，且因为原料遭禁运而产能不足，军火价格随之水涨船高，至1920年，黑市上2粒7.92毫米圆头毛瑟步枪弹即作价一元（约1盎司白银），各种自动武器和火炮则更加昂贵，忙于混战的各路大帅均陷入无力再战的窘境，1920年7月爆发的直皖战争仅持续了5天，伤亡百十人就结束了，双方在报纸和电文上的互相攻击却持续了数月之久，可谓可笑至极了。
更荒唐的是，因为军阀混战的战争烈度低、技战术水平差，多数军阀战争的战斗都停留在双方互相乱放一气枪炮然后一方溃散的水平上，根本没有进入白刃战阶段就结束了，所以军阀们在进口各式步枪时压根没有按1：1的比例采购刺刀，而原本可以制造刺刀的国内兵工厂因原料（钢材）不足，只能尽量满足步枪制造。而且刺刀虽然是冷兵器，但卡榫、弹簧等部件没有车床无法制造，对加工精度也较高要求，公差过大会导致刺刀装不到枪上，很多军阀军队根本没有进行刺刀冲锋的条件。
在此背景下，各路军阀不得不动起了脑筋，一些有条件的军阀如张作霖开始自己开设兵工厂（奉天兵工厂.1921），另一些则不得不退回冷热兵器混合时代，设立了一系列冷热兵器混用的部队，如曹锟在直隶训练的“苗刀营”和“铁矛杆营”、孙传芳在江苏训练的“武术营”和“技术大队”、马良在山东搞的“武术队”都是这种产物。这其中以“倒戈将军”冯玉祥的“大刀队”最为有名。
以冯玉祥为代表的西北军阀没有奉军得天独厚的工业基础条件，也没有直系、皖系军阀与外国势力那样深厚的关系，因此更加依赖这种冷热兵器混用的突击部队，因为列强的武器禁运政策漏洞百出，战败的德国乘机将大量欧洲战场并无用处的毛瑟1896型手枪当作“个人防卫武器”出口到了中国，这种被中国人称为“驳壳枪”的大容量军用手枪作为防卫手枪存在尺寸过大和威力过剩的问题，作为进攻武器又不不如冲锋枪好用，是一种相当鸡肋的武器。但在中国军队缺乏自动武器，尤其是因为缺乏伴随步兵冲锋的轻机枪和冲锋枪的情况下，这种手枪和大刀组成的突击部队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冲锋枪的作用，取得了不俗的战绩。
西北军的大刀队即是用毛瑟手枪加大刀的模式组织起来的突击部队，每人配备毛瑟自动手枪一支（即驳壳枪，备弹200发）、毛瑟步枪一支（备弹100发）、勃朗宁手枪一支（备弹50发）、大刀一口。作战时利用敌方军阀部队缺乏自动火力的特点，突击对方阵线薄弱部分，先利用毛瑟手枪弹容量大的特点进行近距离集火攒射，然后冲入敌阵拔刀乱砍，还能一手持枪，一手持刀进行近战。军阀部队大多是组织度低、战术素养差的乌合之众，经此一冲，往往一溃千里。西北军尝到甜头，更加重视这种战法，西北军将领张之江、张树声、李鸣钟等都是精通刀术的武术家,佟麟阁、张自忠、赵登禹、吉鸿昌、董振堂、冯治安、刘汝明等高级将领,都是武术好手，他们在军中大力推广大刀，并培养了一大批擅长刀术的中下级军官，创编了专门的大刀白刃战教材《噼刀十二法》，大刀开始从手枪队的特种武器，成为西北军广泛装备的制式武器。
1925年初来到中国担任冯玉祥军事顾问组副组长的苏联军人普里马科夫上校（1925年来华，1937年死于大清洗）记录了西北军鹿仲麟部士兵操演《噼刀十二法》的情形：
“许多身着白上衣的警卫军士兵在挥舞大刀，一共作出25个噼杀动作，场面非常壮观。约600多名身体非常结实的青年士兵，飞速地舞动着闪闪发光的大刀，时而防卫，时而出击。练兵场上夯实了的土地，由于600双脚的冲击和跳跃，发出低沉的声响”
然而这种战法仅对缺乏装备和训练的军阀部队才有奇效，对装备和训练相对较好的对手，效果就差强人意了。1930年7月，中原大战进入决定胜负阶段时，冯玉祥在郑州集结中下级军官训话，他拿起一把大刀大声喊：
“我们接近敌人的时候,这刀有用没有用?官兵大声回答：“有用”，比起刺刀来好不好用?官兵大声回答：“好用”，一把大刀,会使的可以敌六七柄刺刀,不会使的连一柄刺刀也不如。”
冯之所以如此相信大刀能在近战中破刺刀，乃是因为西北军将领张之江在1926年在张家口成立了“白刃战术研究室”，组织武术家马凤图、马英图、王子平等人集思广益，创编了专门对付刺刀的技术“破锋八刀”，推广全军来取代西北军原有的白刃战教材《噼刀十二法》，冯玉祥坚信经过专门白刃战训练并广泛装备大刀的西北军能够在近战中横扫蒋军。
然而蒋介石的军队并非军阀混战中一触即溃的乌合之众，冯玉祥的大刀战术并未向以往那样奏效，反而在蒋军的优势火力下死伤惨重，这次“大刀训话”后一个月，冯玉祥就在军事上陷入了全面失败的境地，不得不通电下野。
如果说中原大战的结果不足以说明西北军的大刀突袭战术对训练有素的对手效果不佳的话，3年之后的喜峰口抗战则更能说明问题，这一次西北军所面对的，是素以白刃战见长的旧日本帝国陆军。
“中央部队如北上为预备，恐友军多虑。以（张）汉卿（学良）前嘱（蒋）伯诚电中，如中央军不加入前线不如不来之语。此果为何人之意，其电中并未详明。故未开战前，中央军不如缓上。”
国难当头，张学良还在盘算自己的个人利益，置友军安危于不顾，其麾下的东北军望风而逃，日军几乎兵不血刃就占领热河首府承德，饱受东北军汤玉麟部残害的热河人民竟上街欢迎日军入城。
西北军就是在这样后无强援，又被长官坑害的情况下开始长城抗战的，因为之前张学良的一系列昏庸举动葬送了中国军队作为防守方的一切优势，因此西北军决心以自身擅长的白刃战逆袭占据了喜峰口的日军，双方最大规模的白刃战爆发于1933年3月11日夜至12日凌晨，由赵登禹将军率29军第109旅为核心，从潘家口出发，突击日寇营房村，后杖子，三家子，成阳峪阵地后转而攻击喜峰口西侧高地，其他部队相机夜袭蔡家裕、白台子等地之敌。其中被民间传诵的“大刀队夜袭喜峰口”就是指大刀队在12日凌晨突袭三家子之战，此役在国内因抗战宣传需要，经当时报纸渲染后传的神乎其神，已经远远偏离了战斗的真相，最后竟然发挥出29军俘虏日军坦克的离谱情节，其中最为荒唐离谱的要数天津《益世报》的报道：
“我们喜峰口的英雄是光着脚、露着头，使着中古时代的大刀，……抢回了山，夺回了岭，收回了喜峰口，俘虏了几千个日本人，收到了几千枝日本枪，捉住了许多辆日本坦克，抬回来许多架日本开山炮。这个故事，岂不比（法军守卫）凡尔登的故事还威武！还壮烈！还光荣！还灿烂！
那么真实的情况是怎样的呢，我们综合国、日双方史料，大致能够还原出29军大刀队在1933年3月11日夜至12日凌晨突袭日军系列战斗的情形。1933年3月9日，日本关东军混成第14旅团一部在服部兵次郎少将的指挥下，于中午13时许开始进攻喜峰口，不到1天的时间就攻破两道关门，完全控制了喜峰口，之后日军因为不被允许进攻关内而转入了防御作战。3月12日，赵登禹将军针对日军攻陷喜峰口后防御部署的薄弱点，布置了12日夜的一系列大规模夜袭行动。
这次夜袭的战术构想是正确的，旨在一举占领喜峰口附近日军炮兵阵地，尽可能多的破坏日军火炮，摧毁日军弹药车，趁夜迫使日军卷入西北军所擅长的白刃肉搏战，以抵消日军的在火力和射击技术方面的优势，然而因为天气情况不够理想（当晚是个晴天，皓月当空）、策划不够周密，各突袭部队配合程度不够，战术执行不够彻底等原因，更重要的一点是，3月11日晚西北军已经夜袭过日军辎重部队一次并小有斩获，翌日日军已经加强了防备，因此大大降低了12日夜袭出奇制胜的效果，但也取得了一些局部战绩。
如109旅217团和224团一部负责突袭三家子附近日军炮兵阵地，西北军先投掷手榴弹，再用大刀砍杀，日军野炮兵第二大队的山炮兵中队因为缺乏防备且不擅长近战（炮兵也接受白刃战训练但并不精通），一度蒙受较大损失，中队长以下伤亡惨重，被迫用山炮进行近距离直射（山炮是一种曲射炮）防御。
然而在日军附近部队开始救援山炮兵中队后，战况逐渐发生变化，西北军夜袭部队因突袭需要并未携带重火器（有少量迫击炮），在日军拼命抵抗下没有能够占领日军炮兵阵地，被迫承受了附近日军炮兵的炮击，并与来援的日军松野尾特遣队爆发了激烈的近战，双方以刺刀、手榴弹和大刀在三家子以北地区殊死搏斗，西北军顽强的战斗意志得到了日军的赞叹，然而西北军引以为傲的大刀并未发挥想象中的威力，虽然以1500人之众（一个多团）的优势兵力突袭日军一个炮兵中队（100多人）仍不能迅速得手，导致日军组织救援，西北军先胜后败，夜袭行动彻底失败并蒙受重大伤亡。日军对西北军白刃战水平评价甚低，综合意见大概有这么几点：
一、日军是以步兵拼刺小组战术进行白刃战，而中国军队（西北军）却以散沙式的阵形混战。
二、西北军的拼刺技术多以单手送出枪身进行突刺，类似传统武术中枪术，但枪术并不完全适合用在刺刀上，因为枪是活把（即握枪手可以在枪身前后滑动），而刺刀术则是死把（不能滑动），而且步枪要比长枪重的多，重心也大不相同。因此日军能够很轻松的拨开中国军人的突刺而进行反刺。
三、日军在白刃战方面具有绝对的技战术优势，多次在人数绝对劣势的情况下，在白刃战中击败中国军队。中国军队要损失4-5人才能消灭日军1人。
那么，什么长期进行专门白刃战训练，并将大刀技术推广全军的西北军，与日军进行白刃战时依然表现不佳呢，我们可以从日军击退大刀队的夜袭后缴获的武器装备看出端倪。中方战报称“我阵亡营长苏东元、王凤芝，团附胡重鲁等十余员，伤营长王子亮等三十余员，士兵伤亡六百余名”,日方战报则称收敛中方战场遗尸700具，无一受伤被俘者（按照旧日本陆军的传统，很可能“处置”了所有的伤员和俘虏，而且数字不会小），日军缴获了西北军为数不少的武器装备，共计：
可以看出，西北军已经把大刀作为制式武器装备，其装备数量几乎与步枪的数量相当，已经达到人手一只的地步，而刺刀（铳剑）却完全没有，能够反应出西北军缺乏刺刀,依赖大刀进行白刃战的情况。日语中“自动小铳”指的是半自动步枪，没有资料显示中国军队装备过此类武器，应为冲锋枪或轻机枪的误记。
人手一把大刀的士兵要利用人数优势展开白刃突袭，势必需要相当开阔的空间，因为挥动大刀需要一定空间，否则容易误伤身边战友，大刀也难以组织战术队形，而是有利于以松散队形在混战中发挥威力，这一点与日军所述的中国军队以散沙阵形接战的情形一致。
而日军的战术则迥然不同，日军多按照步兵操典，组成3-4人的拼刺小组迎敌，纵使陷入四面包围，一名日军士兵的两翼和背后也总有战友保护，相互配合进行佯攻、骗刺、反刺。日军的白刃战训练也和西北军注重套路演练不同，日军很早就参考剑道护具设计制造了铳剑术对练护具，非常重视实战对练，日军平时不仅进行一对一的单人刺杀训练，还经常进行一对多，多对一，多对多的刺杀训练，实战经验远在西北军之上。
在这种山地作战中，中国军队并不容易大规模以分散队形展开，且日军已有戒备，迅速进入混战阶段的战术意图难以实现，反而有利于日军发挥团队协同优势以少打多。且日军三八式步枪上刺刀后在长度上有压倒性优势，古语有云“以短进长，非死即伤”，因此用大刀与刺刀抗衡十分凶险，对体力、技艺和精神的要求极高。此外，日军在拼刺时可以随时开枪袭击，而同时装备大刀和步枪的西北军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手枪队除外）。
中日两军虽在白刃战的组织程度和技战术上存在较大差距，但战斗精神和战斗意志上均十分顽强，日军记录载：
“敌死伤甚重皆因作战勇武。让人不能相信向彼等冲锋的是中国军人。（中国军人）遭刺倒犹自挥刀反击，被刺两三刀仍拼死抵抗，战意与日本军并无二致。虽是怨敌，却无法对如此之勇武死战之对手心存敬意。”
战斗中还爆发了古代武将单挑式的白刃战，日军乘马讨伐队的伊藤军曹挺身迎战拔刀来袭的西北军将校（军官），结果被杀（格斗死），可见西北军中精通武术的中下级军官战斗意志之旺盛。
然而，个人勇武和官兵的顽强斗志并不能掩盖局部抗战中，中国地方军队，如东北军、西北军等军队因武器、技术、体力等原因，在与日军的白刃战中全面处于下风的事实，12日激战一夜，日军伤亡不过百人，西北军已阵亡700人。然而一些远离战场，完全不了解战场情况的记者，却完全根据自己的想象，刻意渲染、夸大甚至编造大刀这种落后武器在战斗中的威力，一会斩首数百，一会俘虏数千，甚至编出大刀队缴获日军大炮、坦克的荒唐新闻。实际上西北军12日大规模夜袭可以证实的战利品，只有区区一架炮兵观测镜而已——他们连战友的遗体都没有能够带回来。
讽刺的是，3月17日（夜袭行动5天后），北平有小报编造了“服部旅团全灭，服部兵次郎旅团长身亡”的惊天假新闻，而这一天，恰恰正是中国军队全面放弃长城一线阵地，向滦河一线撤退的日子。
战争期间的宣传战，夸大敌人损失，掩盖自身伤亡，渲染己方新式武器威力乃是各国常用的手段，为了战争胜利的终极目标本也无可厚非，但像长城抗战时的中国媒体这样，偏偏吹嘘大刀这种落后武器，给国民造成大刀可以战胜机枪坦克、飞机大炮的错误印象，一方面使民众误以为日军不堪一击，主战情绪高涨，不断以舆论压力催促尚未完成抗战准备的国民政府与日本全面开战，一方面使民众迷信大刀威力，没有把钱用在采购军队急需的刺刀、机枪、火炮和飞机上，民间反而不断筹款赶制大刀送往前线，一批批大刀在日军的优势火力下百无一用，小部分被日军俘获，大部分成为废铁，不能不说是一种极大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