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经营”是企业资本营运和资本结构优化增值的行为规则，“营利”是商人以营利为目的的行为规则，“营利”表征近代商法范式，“资本经营”表征和谐商法范式。近代商法范式危机是其理论危机的集中表现。深入调研资本经营是化解商法范式理论危机，构建和谐商法，捍卫法律主权的最佳切入点。市场本位、商法本位、群体本位正是商法范式变革的三个推动力量。
法国商法意义上的营业资产是一种无形动产，包括有形要素和无形要素，最重要的是顾客群体与租约权。营业资产的买卖、转让、质押适用特别制度。
山西票号是明清时期盛极一时的民间金融。山西票号商事习惯法是规制票号商事活动“无形”的强制性规范，是我国古代最为典型的商事习惯法之一。本文以熟人社会为视角来透视山西票号商事习惯法兴衰的过程，探求山西票号商事习惯法的形成背景、渊源、实施保障和失效原因。山西票号习惯法失效的原因主要是市场的扩大、政治变革和熟人社会的瓦解，最后在总结共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对我国民间金融现状的启示。
欧盟关于保险合同法律适用规则的《罗马条例I》第7条自面世以来一直受到学界的关注，它因错综复杂而受到褒贬不一的评价。本文认为其选法格局宏观上是依保单持有人是否需要特别保护为考虑因素，将保险合同重新分为两大类；微观上分别对再保险合同、大规模风险保险合同、大众风险保险合同以及强制保险合同进行考量，并重点分析了承保大众风险合同法律选择规则的若干问题，如意思自治原则、最密切联系原则以及欧盟成员国的具体情况，最后对我国的相关立法提出完善建议。
加拿大矫正制度独具特色，具体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实行大矫正模式；矫正体系二元化；矫正工作高度专业化；罪犯风险评估与管理制度居于基础性地位；矫正系统的管理“严而不厉”。尽管中加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存在诸多不同，但是加拿大矫正制度仍有许多值得我国借鉴的地方。以加拿大为借鉴，我国矫正制度应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改革：社区矫正在矫正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有待进一步提升；在矫正工作中应进一步引入与整合资源，建立矫正“两条龙体系”；探索建立罪犯风险评估与管理制度；完善有中国特色、符合矫正工作特点的矫正警务制度；更新矫正理念，建立“严而不厉”的矫正管理制度。
美国1793年《专利法》规定了三倍赔偿。之后，随着社会发展不断进行修改。惩罚性赔偿标准由宽松逐渐走向严格。美国法院则在长期的司法实践中，通过一系列判例确立了适用惩罚性赔偿的具体规则。昆腾困境从产生到破解，增加了故意侵权的认定难度，证明故意侵权的举证责任更多地分配给了专利权人，加强了对律师客户保密特权的保护。我国应借鉴美国经验，在《专利法》中明确规定惩罚性赔偿，对故意和重大过失专利侵权，法院可以在补偿性赔偿的三倍以内，根据案件情节自由裁量赔偿额，以发挥民事责任惩罚、遏制专利侵权行为的功能，有效地保护专利权人的合法利益。
近代财产所有权观是建立在对古代和中世纪财产所有权社会义务观的批判中产生的个人自然财产权理论基础之上的，强调个人财产绝对权利；现代财产所有权观则作为对近代个人自然财产权利理论的反作用，强调个人财产权的社会责任。而科学的财产所有权观表明：财产所有权具有两个方面：个人方面与社会方面，个人与社会两方面的利益是共存的。虽然对个人利益或社会利益的强调，在历史每个时期各有所重，但其基本趋势则是走向个人与社会的利益平衡，其根本目标是促进个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
人类的“活动半径”从“内陆”延展至“海洋”，海洋资源保护及污染治理已经开始成为新的“环境危机领域”，成为《人类环境宣言》40年后凸显的一个新课题。以往，学者主要从受害人角度对海洋环境污染损害赔偿进行民事侵权方面分析，鲜少从海洋因子保护视角对海洋污染损害赔偿机制进行探讨。笔者以海洋因子保护为视角，针对海洋污染损害赔偿的概念、特征及有关的国外立法，通过对海洋污染损害赔偿的原则和主体界定等方面的分析，对海洋污染损害赔偿机制进行了探讨，以求能为海洋污染治理及其损害赔偿问题研究提出思考路径。
广西融水苗族村规民约在财产权保护上十分重视，以较大篇幅对财产权的保护以及财产权纠纷的规制进行规定，在承继和发展苗族习惯法有益部分的基础上有力地维护了村民利益，同时明确地将自己定位在国家法的框架内，逐步向国家法治靠拢。因此，对广西融水苗族村规民约的阐述更明确了村规民约作为国家法与少数民族习惯法不断调适的首要选择和最佳途径。
国家适当的法律制度形态不能仅仅从正式的成文规范的形式合理性角度判断，古代中国没有走上法治之路，与习惯法难以制度化地进入国家法而成为有机的组成部分有密切关系。在应对关系密切群体之间所发生的冲突时，习惯法是重要的规范依据，习惯法的“中心化”可以通过习惯的调解治理模式实现。2011年《人民调解法》的颁行和新《民事诉讼法》确立的司法确认程序作为大调解体系建构的两个重要支撑，说明国家控制全面进入这个传统的社会领域。人民调解在新的发展态势下应该认真对待习惯法，使调解成为习惯法析出的一条制度化轨道。这是中国法治现代化在面向法律多元、价值多元和文化多元的挑战时应该要做出的回应。
对南海U形线外源自我国的水下文化遗产，除作为水下文化遗产的国家船舶及军舰外，《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没有为我们主张相关权益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保护水下文化遗产公约》规定的通知报告义务及协调国制度，有利于我国在较短时间内知悉南海周边其他国家在其专属经济区及大陆架上对源自我国的水下文化遗产的发现及有意开发活动，并能参与相关水下文化遗产保护活动，但仅以此作为我国加入该公约的理由不够充足。当前，对南海U形线外源自我国的水下文化遗产保护，我国应着重于主张国有船舶及军舰的所有权、时区域内源自我国的水下文化遗产考虑与商业打捞公司进行合作、积极寻求双边条约或地区条约的签订。
专职检委会委员的选任、职权、职责已被进一步明确和细化，但是作为一种新生事物，专职委员因其任职条件、职权配置、考核机制的缺失或无法落实而陷入履职困境。从完善选任机制、理顺管理体制、明确制度保障等方面入手可以找准专职委员的角色定位并完善这一制度。
执法办案风险评估预警是检察机关化解社会矛盾、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方式，建立该预警机制应遵循评估预警贯穿办案全过程的原则、谁承办谁评估的原则、全面评估提前防范等原则，设计风险评估预警机制的制度，包括案件范围、内容、程序等。
我国学者大多数都将客观归责理论纳入因果关系的范畴进行研究。这一研究进路的选择事实上是混淆了德国刑法理论不同发展阶段因果关系和归责的概念并且忽略了中国刑法理论通说与德国刑法理论中因果关系概念的差异所致，因而客观归责理论难以移植和生存，并进一步导致理论上的混乱。我国对客观归责理论的借鉴应在犯罪论体系下进行研究，运用该理论改造现有的构成要件理论或予以重构。
家庭承包土地经营权作为出资物入股公司节省了交易成本，具有经济合理性。然而，由于家庭承包土地经营权担负社会保障功能，家庭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公司与现行公司法资本制度和治理制度在一定程度具有不相容性，因此，有必要对其采用特别规则，包括：公司双重资本制、农户股东退出制度、保障农户利益特别分红制度和农户股东特殊表决权制等以确保家庭土地承包经营权顺利流转和资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