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中国化”源于中国的宗教实践，是让中国宗教摆脱原有窠臼，但又不改变其根本信仰和核心教义，其实质是让各宗教真正融入中华文化、中华民族和中国社会，让中国人对各宗教有更好的理解。“中国化”应该是内外兼修、深浅并重的。既需要表层的“中国化”，即宗教服饰、宗教建筑、宗教仪轨的“中国化”；更要有深层次的“中国化”，即引导各宗教在制度规范、道德文化、教义教理等方面，与时俱进地同我国国情、社会制度、时代要求、主流文化进行深层次的对接。只有这种表层、深层相互结合、互相促进，才能促成各宗教在中国的植根与发展，才能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宗教建筑是宗教在公共领域进行公开社会表达的一种行为活动。宗教建筑属于公共建筑，必然要兼顾两个方面的需求，回应两个方面的要求：一是对内，满足特定信教群体的精神需求，必须符合特定宗教的基本教义；二是对外，充分考量社会大众的接受度，必须符合特定地域的社会要求。这在客观上要求宗教建筑必须走本地化道路，回应时代发展的诉求。因此，我们可以说宗教建筑“中国化”是中国宗教的必由之路。
一是指宗教建筑“中式化”。即在尊重本宗教基本规制、保持本宗教基本样式的前提下，积极融入中国元素。佛教传入中国后，其宗教建筑“中式化”实践非常成功；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后，其宗教建筑“中式化”探索也很深入；天主教、基督教也建有不少“中式化”特色鲜明的教堂。
二是指宗教建筑的“区域化”。即应当引导宗教活动场所与地域特质、地方文化相结合。中国这么大，不能让一种宗教的所有场所都同一个面孔，应当引导宗教活动场所与地域特质、地方文化相结合，形成各具特色的宗教活动场所，这样的宗教建筑才更接地气、更有吸引力、更富活力。
三是指宗教建筑的“时代化”。即要求宗教建筑具有时代气息、时代特征、时代精神。历史是由不同时代构成的，宗教建筑自然具有时代烙印，中国的佛教建筑如此，有唐式、宋式和明清式之分；西方的教堂也是如此，有罗马式、哥特式和巴洛克式之别。当代中国的宗教建筑不能完全拘泥于本宗教传统，不能完全照搬之前的建筑模式，而应当吸取当代的建设理念，采用当代的建筑技术，表达当代的社会价值，形成当代的建筑风格，这才符合当代中国的现实需求。
宗教仪式仪轨的“中国化”，是指在布道、礼拜、弥撒、修炼等宗教活动中，引入当地的语言、服饰、音乐、艺术等要素，促使宗教与本土文化交互融合的过程。这是考量宗教“中国化”的重要外在因素，是“形式披戴”层面的宗教“中国化”。
一是宗教语言的“中国化”。用本民族的语言记载、阐释宗教经典，用本民族的语言主持、参与宗教活动，这是宗教“中国化”最基本、最关键的要求。如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就明确表示：各地天主教会可以不再使用原来固守的拉丁仪式，而采用本地语言，并尽可能保存甚至采纳富有各民族特色的风俗。用现代的理念来解析经典，用时代的语言解释教义，用新潮的语言说明教规，这是宗教“中国化”的时代要求。
二是宗教礼仪的“中国化”。即宗教在原有礼仪的基础上，吸取当地语言、习俗和礼仪模式。宗教的礼仪必须经过本地化，才能让人们感到更亲切、更有归属感。就拿天主教来说，其礼仪就有拉丁礼仪、拜占庭礼仪、科普特礼仪、叙利亚礼仪、亚美尼亚礼仪等等，天主教认为各地教会在信仰和圣事的共融中举行礼仪，仪式上的差异不但无损于对共同的传统和使命的忠诚，而且更能充实各自的经验。那么，天主教传入中国，“中国礼仪”的形成与运用应当是其应有之义了。
三是宗教艺术的“中国化”。宗教音乐、绘画、雕塑、造像等艺术形式进入中国后，吸收当地艺术营养，融入当地文化元素，形成富有当地特色的宗教艺术。佛教音乐最早起源于印度的“梵呗”，刚传入中国时，因与中国的语言及音乐传统不相适应而限制了其发展。后经僧人们不断探索、吸收中国宫廷音乐及民间音乐，形成了以“远、虚、淡、静”为特征的中国佛教音乐，并成为中国民族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是佛教，汉传、藏传、南传三大语系的造像大不相同，这是因为不同地域文化所致；即使是汉传佛教，不同朝代的造像也不完全相同，这是不同时代、不同主旋律造成的。由此可见，宗教艺术“中国化”不仅是必须的，而且是可行的。
制度规范的“中国化”是指宗教要与中国的政治制度、社会制度和管理制度相接轨。这方面的“中国化”不那么容易被感知，但更加深入、更为关键。
一是隶属关系的“中国化”。就是强调中国的教会不从属于外国教会，坚持“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原则，即坚持“自治、自养、自传”。这是宗教制度规范“中国化”的基石。这一点对外来宗教来说尤为关键，对近现代中国而言尤为敏感。中国的天主教、基督教就是因为在这个问题上坚决果敢，才能够走上与新民主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道路，在中国得以健康发展。
三是管理关系的“中国化”。就是在尊重宗教基本管理制度、管理体制、管理机制的基础上，注入中国理念、引入现代精神。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宗教教职人员队伍、宗教信众的内部关系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传统，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特色，而且不同的国家之间、不同的时期之间，只可以借鉴而不能照搬。所谓借鉴，就是参考其他国家、其他时代的经验，结合本国、本时代的实际，这其中就有注入本国理念、引入本时代精神的含义。宗教传入中国，其管理制度、体制、机制必然要立足中国的实际，吸取中国的营养；宗教发展到当代，其管理制度、体制、机制必然要顺应当代的潮流，回应时代的唿唤。
一是神学解释的“中国化”。历史上，我们有许多神学解释“中国化”的成功实践，主要表现为“会通儒学”，即外来宗教思想尽力靠拢、比附、融会、贯通、接受、吸收儒家学说，以调和与在中国占主导地位的儒家思想的关系。如佛教以其“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饮酒、不妄语）会通儒家的“五常”（仁、义、礼、智、信），伊斯兰教则将其“五功”（念、礼、斋、课、朝）比附儒家的“五常”，基督教将其上帝之“爱”和儒家之“仁”相提并论，实现与中国文化的接轨融合。在当代中国，神学解释的“中国化”就是对教规教义作出适合当代中国发展进步要求、符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旨、契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阐释，以民主的、法治的、社会主义的精神和理念来解释宗教理论，让宗教教义教规解决实际问题、回应现实需要、充满生机活力。
三是神学建设的“中国化”。就是神学理论体系的“中国化”，属于宗教神学思想“中国化”的顶层，对宗教神学思想“中国化”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中国能够促使佛教深度融于中国并引领佛教的发展，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佛教理论研究走在世界前列，并形成了自己的佛教理论体系；基督宗教的话语权为何一直为西方牢牢把握，不仅仅是因为其起源于西方，更重要的是其神学理论研究的高地一直为西方国家所把控。神学建设的“中国化”是宗教神学思想“中国化”中最需要下功夫的工作，也是最为艰难的工作，更是最为关键的工作。近年来，我国宗教在神学思想建设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取得了显着成效，但是与当今时代对宗教发展的要求相比，仍有较大差距。推进神学建设的“中国化”，需要在选拔培养高层次、大师级宗教人才方面入手，需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方面着力，需要在挑战权威、挑战传统、挑战自我方面突破，放眼未来、着手当前，坚持不懈、久久为功。
引导宗教“中国化”是一个渐进、动态、双向互动的过程。从宗教工作部门的角度上讲，在推动我国宗教走“中国化”道路的过程中，要尊重宗教的客观规律，遵循宗教工作规律，注重方式、方法，多用“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办法，避免使用行政命令的方式，要在“导”上想得深、看得透、把得准，做到“导”之有方、“导”之有力、“导”之有效，牢牢掌握宗教工作主动权。从宗教界自身的角度来讲，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继承、吸收我国各大外来宗教历史上“中国化”经验、“中国化”方法、“中国化”理念，结合当前世界现实和国家实际，勇于创新，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实际、行之有效的“中国化”的方法与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