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点评】合同法视角下的股东失权制度
在《》一文中，我介绍了公司法修订草案二审稿以及现行公司法体系之下未实缴出资股东失权制度。本文还有两个问题需要强调：一是现行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18条的规定，针对的是“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全部出资“的情形，“经公司催告缴纳或者返还，其在合理期间内仍未缴纳或者返还出资，公司以股东会决议解除该股东的股东资格”，而对于部分出资的股东，并没有赋予公司股东会取消其股东资格的权利；而公司法修订草案则将这一权利扩大到未全面出资的情形，强调“该股东丧失其未缴纳出资的股权”。第二，也即本文进一步探讨的，公司（假设通过股东会决议）作出除名的决议，如果相关股东也没有履行实缴出资义务，其是否有权利解除其他未出资股东的资格？最近，最高人民法院一则公报案例，“刘美芳诉常州凯瑞化学科技有限公司等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案”对这个问题作出了明确的答复：根据公报的“裁判要旨”：“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全部出资，经公司催告缴纳或者返还，在合理期间内仍未缴纳或者返还出资的，公司可以股东会决议解除其股东资格。但如公司股东均为虚假出资或抽逃全部出资，部分股东通过股东会决议解除特定股东的股东资格，由于该部分股东本身亦非诚信守约股东，其行使除名表决权丧失合法性基础，该除名决议应认定为无效。”这个判决，是对公司法司法解释第18条的进一步“细化”，为实务中大量出现的股东均有出资瑕疵时的除名决议效力指明了方向。案情简介在这个案例中，原告及两名第三人是被告凯瑞公司的创始股东，在经营过程中股东之间产生了矛盾（包括股东内部的婚姻家庭纠纷），原告认为另外两名第三人股东侵害了其知情权，而另外两名第三人则以原告存在的侵害公司利益、抽逃出资等行为而通过决议将原告除名，进而在知情权诉讼时以其原告起诉时不具备股东资格进行抗辩；在另外的案件中，被告公司及另外两名第三人股东则进一步要求原告返还其对公司抽逃的出资及侵占的资金。本案主要涉及该原告起诉要求判令另外两名股东做出的将其除名的决议无效。一审法院支持了被告，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依据相关法律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或抽逃全部出资，经公司催告缴纳或者返还，其在合理期间内仍未缴纳或者返还出资，公司以股东会决议解除该股东的股东资格，该股东请求确认该解除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2016年3月，刘美芳起诉洪强离婚纠纷一案经一审法院受理。刘美芳在2016年3月离婚案件起诉状中自称“。刘美芳要求确认决议无效于法无据，不予支持”在二审中，法院另查明，被上诉人凯瑞公司2015年2月的公司章程记载的内容与实际情况并不完全相符。凯瑞公司成立时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1万元，一审第三人洪强与上诉人刘美芳分别出资22.95万元，一审第三人洪安刚出资5.1万元，但均未实际出资。因此，二审法院推翻了一审判决，认为“案涉股东除名决议的作出和内容于法无据，于实不符，应属无效”，核心理由在于股东做出将未实缴出资股东除名的决议，前提是相关决议的股东本身已完成了实缴出资义务。在“本院认为”中，法院这样论证到：“一方面，结合除名权的法理基础和功能分析，公司是股东之间、股东与公司以及公司与政府之间达成的契约结合体，因此股东之间的关系自当受该契约的约束。在公司的存续过程中，股东始终应恪守出资义务的全面实际履行，否则构成对其他守约股东合理期待的破坏，进而构成对公司契约的违反。一旦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或抽逃全部出资，基于该违约行为已严重危害公司的经营和其他股东的共同利益，背离了契约订立的目的和初衷，故公司法赋予守约股东解除彼此间的合同，让违约股东退出公司的权利。这既体现了法律对违约方的惩罚和制裁，又彰显了对守约方的救济和保护。由此可见，合同“解除权”仅在守约方手中，违约方并不享有解除（合同或股东资格）的权利。本案中，被上诉人凯瑞公司的所有股东在公司成立时存在通谋的故意，全部虚假出资，恶意侵害公司与债权人之权益。但就股东内部而言，没有所谓的合法权益与利益受损之说，也就谈不上权利救济，否则有悖于权利与义务相一致、公平诚信等法律原则。即一审第三人洪强、洪安刚无权通过召开股东会的形式，决议解除上诉人刘美芳的股东资格，除名决议的启动主体明显不合法。另一方面，从虚假出资和抽逃出资的区别来看，前者是指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部履行出资义务，后者则是股东在履行出资义务之后，又将其出资取回。案涉股东除名决议认定刘美芳抽逃全部出资，事实上凯瑞公司包括刘美芳在内的所有股东在公司设立时均未履行出资义务，属于虚假出资，故该决议认定的内容亦有违客观事实。”合同法视角下的股东失权制度从二审法院的裁判观点看，其是类比适用了合同法关于“解除权”的法律原则，现行公司法并未明确规定股东通过决议将未出资股东除名须以其已完成实缴出资为前提，所以判决书才花了一定篇幅论证出资义务作为“公司契约”的一部分。实际上，一篇2003年的最高院公报案例也有类似的判决：上海万顺房地产开发公司诉永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等合作开发协议纠纷上诉案（[最高人民法院(2003)民一终字第47 号]）中，法院认为：“根据双方合作协议约定,永新公司有义务以其名义在义乌设立合作项目的房地产开发公司。在履行该协议时,永新公司虽设立了房地产开发公司,但没有向该公司缴付注册资本金,亦未按投资总额进行投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第九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实施细则》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的规定,永新公司没有履行上述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义务,其设立的公司不能视为对合作协议的全部履行。从合作协议项下己方义务的履行角度看,应当认定永新公司已经构成违约。由于合同解除制度之意旨在于将解除权赋予守约方,而永新公司发出“4.1”函时仍处于违约状态,故永新公司不能享有合同解除权。鉴于双方合作协议解除的法律事实尚未成就,一审判决关于合作协议已经解除的认定错误,应予纠正。”在本案的裁判要旨中，最高院也强调，“催告对方履行的当事人应当是守约方，处于违约状态的当事人不享有基于催告对方仍不履行而产生的合同解除权”。股东失权制度展望从解除权的合同法原理看，解除权由守约方行使应该是基本原则。“九民会纪要”第48条进一步明确“违约方不享有单方解除合同的权利”。在实务中，公司股东均存在出资瑕疵、侵害公司利益的情形也并不少见，因此，对于公司通过股东会决议将未出资股东除名的权利，应做一定的限制，才能确保对所有股东的公平公正。但是，九民会纪要在这一条中其实是想表达一条重要的“但书”：“在一些长期性合同如房屋租赁合同履行过程中，双方形成合同僵局，一概不允许违约方通过起诉的方式解除合同，有时对双方都不利。在此前提下，符合下列条件，违约方起诉请求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1）违约方不存在恶意违约的情形；（2）违约方继续履行合同，对其显失公平；（3）守约方拒绝解除合同，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人民法院判决解除合同的，违约方本应当承担的违约责任不能因解除合同而减少或者免除。同样按照九民会纪要的这一精神，如果机械性地适用守约方解除的规则，可能对于解决公司僵局（“长期性合同”）也是不利的，所以，后续法院裁判公司出资纠纷以及相应的除名决议时，或许可以参考本条的特殊情形：比如，小股东虽然未实缴出资，但不存在“恶意违约”情形，大反而是股东（或管理层等）滥用控制权将公司价值做低，小股东继续出资对其“显示公平”（也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此外，公司法修订草案（包括司法解释）加强了董事会对注册资本的催缴责任，也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股东内部均存在出资不实时各方均无权解除股东资格的僵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