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家本之所以被誉为中国近现代法学的奠基人，是因为他第一个为中国引进西方法律体系，从而使中华法系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于是，他也因此成了中国传统法律向近代转型时期的标杆式人物。从1902年开始，沈家本以刑部“当家堂官”之职担任修订法律大臣，先后制定出《大清商律草案》、《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法院编制法》、《违警律》、《大清新刑律》、《大清新民律草案》等一系列法典。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大清新刑律》的修订，《大清新刑律》一改千年以来诸法合体、六部分类、民刑不分的传统，通过更定刑名、酌减死刑、死刑唯一、删除附比和惩治教育等五个方面，其中力主废止了凌迟、枭首、戮尸、刺字等酷刑，从而开始了清廷的法律近代化。这一切完全得益于沈家本“参考古今、博稽中外”的“会通”思想，沈家本认为参用西法只是手段，会通中西才是目的。因此，沈家本每每变更立法之时，尽管许多根据来自于西方，但目的都是为了收回领事裁判权。包括让后人惊异不已的律师制度的引进与设立，即便内容和材料来自西洋和日本，也往往从中国之事说起。因为慈禧太后1902年下旨修律，就是为了要收回“领事裁判权”。虽然这些新法典未曾实行施行,但其制定的本身就已经表明这是中国法律史上的一大进步。同时，沈家本因其修律贡献并作为全国最高审判机构长官相当于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最高法院”的院长与中国第一所中央官办法律专门学校——京师法律学堂的管理事务大臣而名垂青史。有人说，在中国近代史上,林则徐是首倡“睁眼看世界”的思想家,沈家本则是第一个主张睁眼看世界法律的思想家。如此有声有色的贡献，在中国近代法制史上，恐怕无人能够超越沈家本这样的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