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中国的土地问题与城乡关系再认识
正是晚清新政以来，中国作为现代民族国家进入艰难的锻造历程，开启了中国前所未有的城乡分裂的格局。
其分裂的过程再造了中国社会20世纪以来最主要的阶级关系，它成为20世纪中国革命的背景，也是原因。
【关键词】近代地权 租税 城乡关系 阶级分化
近年来，学界对于中国近代以来土地问题的讨论、对中国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史学与西方学术界为主流的现代性范式，都提出了程度不同的反思，并强调要破除意识形态和政治为先导的“概念化书写”，从“建构”历史转为对历史的“真实”的获得。
其实，相关的调查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后的中国并不在少数，其中最重要的调查来自“满铁”，以及国民党政府的土地委员会和行政院的农村复兴委员会。
因此，民国时期地租率没有明显上涨，或者可能低于晚清，并不意味着农民负担减轻。
江南地区国民党的税收和繁多的附加税和捐税的增加，使得1923~1933年各县的实际负担增加了36%~98%，地主的利益受到强力挤压，而农民抗粮斗争与赋税负担变动过程正与此平行发展，其反抗的目标也从抗租变成了抗税。
1430年代由于经济动荡和赋税的沉重压力，华北的自耕农大量沦为佃农，而地主则普遍都市化与不在地化，赢利型经纪人取代了保护型经纪人，地方豪强和村级恶霸雄起，传统的以自耕农为主体的村社面临分化和解体。
租佃则从有利于佃农的长期分成租转化为有利于地主的逐年定额货币租，佃农丧失了稳定的租佃权利，租约变动频繁，地租负担加重，农民无产阶级化加剧。
而国民党地方政府由于军事化与现代化的需求，其额外摊派往往逼迫佃农来完成，“总之，到了二十世纪30年代，华北平原小农的生活情况已和清初截然不同” ，15它已经是一个阶级分化鲜明的社会。
17但是，这类论证并不足以让人信服，其关键就在于江南地区一田两主的地权结构对于村落社会形态的意义究竟如何理解。
这里，张佩国对近代江南乡村地权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值得关注。
这种村界和村产的观念即便在土改的过程，也得以保留，反而是来自国家的行政权力向这种乡土的习惯法妥协。
26应该补充的是，正是双重地权的社会保障机制，才是江南地区传统上市场经济得以发展的前提和原因。
其实，徽州的情况，从另一个向度说明了在外地主的官僚化和商业化的发展，更能够强化以村社为单位的氏族的存在。
徽州地处内陆山区，土地贫瘠，徽商的发达与宗族互为依存，其外在资本的反馈，促进了徽州经济与文化的高度发展，经济不是内卷，而是通过外卷的方式，把徽州山区与一个广阔的商贸网络密切联系在一起，而其中的网络节点就是以村落形式聚合的氏族。
徽州的村落多为单姓氏族聚集村，大多数村落的族田往往要占全村土地的一半以上，28徽商成为徽州地区社会保障和公共品提供的主要承担者。
有意思的是，徽州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是以村落为单元的，名门望族多以村落为聚集地，29而不是在城镇。
徽州的城镇分布密度低，规模小，与典型的江南地区迥然不同。
明清之际的徽州府志对户口记载都没有区别城乡，因此后人无法从历史记载中估算其城市化程度。
30这其实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徽州地区村落的重要意义，徽州文化和经济的发展不应该用都市化水平来衡量，而是需要重估村落作为文化与经济载体的重要性——这一点极其重要，却缺乏足够的研究。
笔者籍贯所在安徽旌德县，历史上隶属徽州，家里老人一再提起的民谣就有:小小的旌德县，大大的朱旺村。
朱旺村据称是明太祖朱元璋后裔所建，有数百年历史，分为上下两都，上村为十四都，下村为十五都。
两座朱氏宗祠，四座庙宇，曾拥有菜子、兴隆、乾元、庆丰等商号，一座村落能够拥有这么多商号，可见其繁荣。
31旌德另一名村为江村，据称建村已有1400年的历史，明清两代就有127位进士、举人等，近代以来也是人才辈出，不胜枚举，如明代父子进士江汉、江文敏，清代名医 “人痘接种法”发明者江希舜、清代翰林编修江志伊、民国海军将领江泽澍、社会党创始人江亢虎、民国代总统江朝宗、民俗学家江绍原、抗日先驱江上青、数学家江泽涵等，以及胡适夫人江冬秀。
32对于城镇不发达的徽州来说，理解其社会形态最重要的方式正是需要研究村落单位的意义，拥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与名门望族的古村落，徽州比比皆是。
可惜在社会发展以城市化为标准的观念遮蔽下，村落单位的整体性学术研究工作尚未有效开展，而我认为这正是徽州研究的关键所在。
二、太平天国运动之后的国家与租税关系之变动
其实，仔细看白凯的研究，她的确是把太平天国运动看成是长三角地区国家、精英与农民的关系发生转变的分水岭。
因此，真正具有近代意义的是太平天国之后社会结构的变化，新的社会变动的因素由此加入进来，从而形成了新的动态过程，这也正是该著着力论述的要点。
江南地区的集体抗租抗税迅速升级，其原因正是鸦片战争之后银价上升与物价下跌所造成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虽然关于银价上涨的原因学术界尚存分歧。
这导致江南地区田赋上升，给地主和佃农都带来沉重负担。
一些江南县份有惯例按照上层绅户、下层绅户和民户三个等级有不同的漕价，民户负担会高于正额(下层绅户)三四倍。
大户还可以利用衙门“卖荒”，即把赋税减免卖给出价最高的人，获得赋税减免，以逃脱厄运。
而小户纳税人就难于为继了，他们以“包揽”(“诡寄”)的方式委托绅户代为完税，绅户可以按照自己的短价交纳小户之税，并收取小户的手续费。
3319世纪40年代中期，常熟 100户左右的大户代表90%的小户按短价纳税。
34当出现滚雪球效应时，小户数量就越来越少，“因为税基萎缩，地方官员的反应就是提高小户税率，也因此更加刺激小户去寻求绅士包户的庇护，或者把地产卖给大土地所有者。
这使得税基进一步缩小，促使地方官员试图向剩余的普通土地所有者征收更多的钱粮。”35 如此恶性循环之后，土地收益急剧下滑，赋税攀升，诱使地主通过提高地租来弥补损失，但遭遇了承受更加沉重打击的佃户们的反抗。
这导致传统的抗租抗税由个体行为转为集体行动。
“19世纪中叶的货币问题和经济衰退是全国范围内的，在其他地区也挑起了同样类型的民众反抗。
但是在江南，农村经济高度商业化，租税普遍改折，使得土地所有者和佃户特别容易受到物价和货币波动的影响。
结果，这一时期内的集体抗租抗税行动次数(57 次)较之国内任一地区都要更多。”只是今天，我们需要把这一集体抗租抗税行动放置在村社共同体的视野中来看待，才能深刻地理解为什么是“集体”性的。
白凯犹豫地提到鸦片战争在广东造成了地方腹地的军事化过程，而江南地区这种情形并没有显著发生，特别是鸦片战争之前，江南地区都相对游离在复明秘密社会之外。
因此，她更多看到输入性抗争力量的作用，随着上海和宁波开放为通商口岸，作为天地会支派的小刀会进入上海。
37显然，这些都不能足够有效地解释江南集体抗争的组织资源。
她描述 1842年佃农集体抗租运动被推举出来的普通种田人领导闵元元时，表示对“闵元元自己要取得领导权的原因，不很清楚”。
38但从她的描述可以看出，即便是小刀会的成功反叛，也需要依靠当地农民的支持，特别是当地的抗税领导人，如青浦县白鹤江村的周立春。
他本是当地的保正，负责征收田赋，但是他却极力保护本地业主的利益，面对不合理的赋税，他带领纳税人冲进了青浦的县衙门，之后藏匿在白鹤江村到第二年，并与各村订立盟约拒绝纳税。
39这里就有明显的村社共同体行动的印记。
白凯的研究发现，集体抗租的领导主要来自本地佃户阶层，而他们的攻击对象往往是住在城镇的与官府有勾结的大地主，也就是不在地的绅商大地主。
白凯论证了正是因为太平天国运动对江南地区的席卷，并直接向佃户收税的方式，极大地改变了之后清朝重建佃户、地主与国家三方关系的博弈。
大地主与国家的联合关系得到强化，1886年之后，国家通过建立追租局，使得对欠租佃户的追诉从正规司法体系中分离，免除了昂贵的诉讼成本。
通过国家催租系统提供的服务，地主可以绕开法庭，收租和催租系统变得更有效率。
但是，地主与佃户之间的关系却恶化了，乡村传统的儒家伦理对于租佃关系丧失了维护的效用，阶级冲突公开升级。
41而绅商地主“要么自己作为收税人，要么作为通过正规渠道所征经费的指定接班人，越来越紧密地与田赋联系在一起”，这就促使农民的抗税不仅指向国家，而且指向精英阶层。
由此，清朝最后十年间，江南迎来了佃户集体抗争的高潮。
辛亥革命之后，昆山县有130多个村庄联合起来集体抗租，佃农抗租的浪潮淹没了江南每一个角落。
43这是因为太平天国运动之后，“大户小户之间呈反方向的差别税率”，44而绅商地主却继续得到官方的庇护。
“在稳定地租关系的努力中，地主和官员越来越互相依赖，这代表着两者在这一时期因为更充分发展而出现了交叉，这些发展包括:精英影响的扩展，国家更多地介入地方社会。
通过集体资源的动员，地主更有能力促使地方官员将更多的财力和人力注入地租征收;而地方官员在地租负担的调整中也越来越多地进行干预。
国家的介入将地租关系置于一个全新的基础之上，这个基础最终对地主极其不利”。
45这样的历史视野，对于近代以来租佃关系的研究是不应该被忽略的，但是这在高王凌的研究中都有意无意地缺失了。
1927年前后，江南土地所有权快速向城居地主转移，不在地主的比例持续上升，很多县份从一半到90%都是在外绅商地主。
4620世纪30年代的统计，一田二主在吴县达到90%，常熟达80%，无锡达50%，约67%的平湖农民在拥有田面权的土地上耕作。
47 这使得中介的收租代理机构发达，而国家力量则制度化地进入专门的催租代理机构，县级保安团和保卫团成为协助地主收租和镇压佃户的军事力量。
1927年之后的国民党中央政府曾严禁追租处，代之以地方仲裁委员会，并试图实现减租运动，但很快就以失败而告终。
因为在国家征收的土地赋税陡升的情况下，这一政策遭到了地主阶级的顽强抵制。
作为一个以允诺农民解放为其政治诉求的现代政党，国民党的减租减息和平均地权的主张，都使得它的政权理念在性质上不同于传统国家政权，这也使得它陷入一个无法自拔的两难困境，即它无法兑现它的民生与民权的政策，这成为国民党政权失败的一个重要层面。
由此还出现了一个很明显的现象，即 30年代抗租活动加剧，“1932—1936年的5年间的佃户行动要比整个动荡不宁的民国时期其他任何一个连续5年所发生的都要多”。
白凯论证了江南地区在民国之后的农民集体反抗，越来越模糊了抗税与抗租之间的区分，随着国家在地主与佃农之间介入得越来越深，政府开始成为农民反抗的对象。
“官员在地租关系中的介入是双面的，佃户对国家的看法也是双面的。
国家参与催租，农民强烈反对;但是国家参与设定地租，他们热诚欢迎。
而且，事实上恰恰也是他们的行动推动着国家参与设定地租。”在解释为什么江南农民的集体抗争不是抗税活动的升级，而是抗租活动的升级，并且重新把反抗的矛头指向国家(县以及县以下的地方官员成为农民反抗暴力的焦点)的问题上，白凯认为需要从地主、国家与农民之间更广阔的政治背景中去考量。
一方面，地主阶级与国家势力的结合，使得强制征收地租更有效率;另一方面，则是国家在地租设定上的更大作用，使得佃农的集体抗租具有合法成功的机会。
不过，白凯还是坚持认为，区别于两广和两湖，江南地区30年代的集体抗争与现代政党政治(特别是共产党的政治活动)基本没有关系，而是自发行动。
这一点其实更多是从组织资源的角度来界定的，大革命前后现代政治理念对30年代农民集体抗争的影响，并没有被充分评估。
其实正是这些现代政治理念，才给农民集体抗争更多在国家层面上的合法与可能，这正是现代革命的意义。
三、近代以来的城乡分化、阶级分化与乡治变革
杜赞奇在其著名的关于华北农村的研究中指出，清末华北地区在县衙之下的赢利型经纪人相对较少，清末厘金制之后，为县以下的国家经纪提供了捞钱的机会，人数开始增长，而其迅速膨胀则是民国之后的事情。
50民国在向农民征收摊派的时候，是以整体的村庄为单位的，这就摧毁了传统的保护型经纪人的文化网络。
20世纪之后，村领袖的主要职能就是征收摊款。
而随着20年代乡村的贫困化程度加剧，自耕农陷入土地抵押给城居地主、终年借贷无法偿还的恶劣境地，富人的私人财产也不断减少，其部分田亩往往也不得不转给或者抵押给城居地主，其收入已经不足以应对全村摊派的垫付，而垫付给贫农的钱款也总是无法收回，这导致乡村精英被迫退出乡村政治，而恶霸无赖则填补空缺，成为欺上瞒下的赢利型“土豪劣绅”。
杜赞奇的研究发现，到了30 年代，村长已经不再是乡村中有地位的领袖，也几乎没有人能够靠自己的财富和关系来树立威信得到村民的拥戴。
值得注意的是，恰恰是这些人与城居地主有着密切的关系，使得城居地主对乡村的控制和压榨越来越强化。
当村民把自己的地抵押给城居地主而自己作为佃农继续耕种时，“在土地涨价时提高押金，增加接待或延长付款期限等问题上，村民都得祈求地主的‘开恩’，随着城居地主控制力的加强，原先那些向村民介绍低利借贷和高价帮工雇工的村庄保护人的作用下降，村民们不得不转向依赖那些与城居地主有关系的人，而这些人则不一定完全替村民着想。”51杜赞奇调查的案例发现这类人作为城居地主的代理人，通过租佃和借贷关系收取佣金，从地主那里获得优惠条件租种土地和获取低息无息贷款，从未站在村民一边。
他们不但将担任公职视为捞油水的权力，而且勾结县衙中的赢利型国家经纪作威作福。
52在杜赞奇看来，土豪劣绅与村民的对立，体现的是现代国家政权没有得到传统的文化权力支持，却在乡村强行延伸的内卷化表现和结果。
乡村土地从耕作者手上转移到城居地主，乡村传统精英的失散以及自耕农的破产导致华北的村界和村庄共同体的权力处于解体中，这是乡村作为社会解体的征兆。
由此可见，华北农村的阶级分化并非没有发生，而是更多地发生在城居地主与乡村的自耕农之间，它派生出新的与村民对立的赢利型经纪人阶层。
由于没有江南地区两田制地方惯习的制约，华北小自耕农的抵押田更容易丧失，更容易缺乏保护。
而村庄内部的阶级分化则趋于同质化，富有的乡村领袖不是卖掉土地就是逃离村子，富农则走向贫困化。
乡村社会保护型经纪向赢利型经纪的转变，正是晚清以来最大的社会变革。
它是现代化的国家政权建设与中国乡村社会结构直接背离的产物，这个过程也极大地损害了国民党政权在乡村的合法性，以致国民政府也不得不掀起打倒“土豪”的运动。
在梁漱溟看来，晚清以来乡村最大的问题正是“稍微有钱的人，都避到城市都邑，或者租界。
再则有能力的人，亦不在乡间了。
因为乡村内养不住他，……最后可以说好人亦不住乡村里了”，要选村长，土豪劣绅是一定愿意当选的，而且当选的必定是他们。
53他们是国民党地方自治方案遭遇到的最大敌手。
国民党方面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
1933年国民党四届三中全会上，陈立夫、张道藩、罗家伦等提案认为:“吾国连年天灾人祸，民不聊生，而人民之不识字者占百分值七八十左右，于此而设立机关，空谈自治，是无异南辕北辙，背道而驰，结果自治之组织愈大，豪强之把持愈加，自治之耗费愈多。
人民之负担愈重，名为自治，实乃自乱。”1933年5月，国民党中央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陈公博、副主任委员王陆一致函要求立法院尽速制订县自治筹备委员会组织法: “现距中央规定完成县自治之期限已近，而各县筹备地方自治因无法定组织，各自为政，多假托于地方豪绅之手，支离破碎，名实俱无。”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议案总结说:“回顾过去成绩，全国1900县中，在训政将告结束之际，欲求一达到建国大纲之自治程度，能成为一完全自治之县者，犹杳不可得，更遑言完成整个地方自治工作。”《大公报》批评这样的自治成为“病民的新政”，人民苦痛甚于自治之前。
国民党秉承孙中山地方自治的宪政理想，以使民众行使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大权利，却屡遭挫折。
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决议仍然强调指出“必须将官办自治改为民办自治;将土劣自治改为革命自治，而后真正地方自治，始有彻底实现之可能”，55但是在实践中，其官办自治从来没有真正转化为民办自治。
因而当时就有论者主张从宪政的角度摈弃地方自治的方案，而直接以基层组织代之，因为地方自治与民主政体的基层组织之间是对立的。
56而蒋介石从“剿匪”的角度要求推行带有军事制度的保甲制，地方行政部门也更热衷于这种方便征夫派款的保甲制，于是国民政府逐渐从推行自治变成推行保甲，试图把保甲的方式融入“自治”，以形成一种军事化的自治方案。
1940年日本人推行大乡制和保甲制，杜赞奇认为是承袭了国民党的目标:“此举确实达到了某种国家目的，如催征钱粮、清丈土地，使国家行政机构得到加强。
但同时，为完成这一任务而往往迫使乡村领袖与村民对立，结果使正直之人‘退位’，地痞恶棍充斥于乡村政权，这使国家政权在民众中的威信更为降低，实际上这是一种‘内卷化’的政权扩张。”57为了打破以自然乡为基础的利益集团而建立新的乡村基层权力体系，外来的统治毫不留情地摧毁传统乡治结构，“在国家政权继续内卷和高赋税的压力下，促使乡长服从国家目标的根本条件——与乡村社会利益完全分离——也迫使乡长成为最残酷的国家经纪人，它比以往的经纪人更有权威、更具压迫性。”
而张汉儒先生辄以国民政府在中山县举办地方自治，目为村治运动。
他在1930年所作的《敢告今之言地方自治者》中，尖锐地指出:“国民政府果欲完成地方自治，则如何挽回我固有经济日就颓崩之势，而开动其生发进步之机，使地方向荣、乡村兴起，实为最当先解决之绝大问题。
诸公知道，自清季到民国历次举办新政，三十余年间无一次不是欺骗农民，农民听到新法新政就厌嫌头痛么”
因此，真正的乡治必须政治、经济、教化三者合一，以此重建乡村团体。
中国的文化运动须从乡村起手，慢慢由小而大开展，由下而上生长，需经过长久的培养演进。
①代表性论述有:张佩国:《质疑近代中国乡村史的概念化书写》，载复旦大学历史系、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编):《近代中国的乡村社会》，张佩国:《近代江南乡村地权的历史人类学研究》第1章，
②20世纪3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土地调查的材料，参见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
③黄道炫:《1920—1940年代中国东南地区的土地占有——兼谈地主、农民与土地革命》，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编):《一九二○年代的中国》，
④高王凌:《租佃关系新论——地主、农民和地租》，
⑨ 关于华南地区多重地权的讨论，参见张彬村:《十六七世纪中国的一个地权问题:福建省漳州府的一田三主制》，
⑩ 张佩国:《近代江南乡村地权的历史人类学研究》，
11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
12黄金娟:《建国初期上海郊区农村的征粮问题》，载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心(编):《中国当代史研究》第3辑，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
24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
54曹成建:《1920年代末至1930年代初南京国民政府地方自治政策的实施效果及其政策走向》，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编):《一九二○年代的中国》，
55同上，第1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