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党的民族语文政策的贯彻和实施，随着藏语文地位的提高、教育的普及、各民族院校藏语文课程的设置、有关民族语文研究机构的建立以及各种民族语文研究杂志的创办，中国藏族语言文字的研究不仅逐步扩大了研究范围，从书面语研究扩展到口语研究、方言研究、直到藏族所使用的其他有关语言的研究，而且迅速提高了研究水平，以现代科学语言学的理论将语文学研究水平提高到科学语言学的研究水平。无论在藏语的结构研究、使用研究还是比较研究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特別是辞书编纂、语音研究、方言研究诸方面都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产生了重大影响。藏族语言文字研究的繁荣和发展，直接影响到藏民族素质的提高，影响到科学文化水平的提升和文化教育的发展。藏族语言文字的研究，在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也培养了一支强大的藏、汉和其他各族学者组成的科研队伍，他们为中国藏族语言文字研究的开拓、提高和走向世界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在为丰富藏族的文化宝库、推动国际藏学研究和中国民族语文研究等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中国的藏族语言文字研究已经风风雨雨50年。事实上，前10年所进行的基本上是创建学校、培育人才、组建机构、收集资料等进行研究准备的基础建设工作，再去掉10年浩劫，真正进行科研工作时间大约30年。在短短的30年中，取得如此巨大的成绩，值得认真回顾和总结。本文将分现代藏语、古代藏语、藏文文字学和新世纪的藏族语言文字研究等四个方面进行介绍和探讨。本文以藏语和藏族独立使用的语言为主。讨论到的专题，以专门的着作和专题论文为缐索，包含在语言调查报告和概况一类介绍性和描写性文章中的观点恕不引述、介绍和讨论。
对于藏族所使用的藏语和其他语言进行补充调查，本身就包含着语言识別的意义，即识別所调查的语言是藏语的方言还是一种新的语言。比如上述的阿里藏语、夏尔巴藏语和巴松藏语的调查和识別，结果确定为藏语的不同土语，不是新的语言。事实上，语言的识別远比上述情况要復杂得多。比如白马藏语、道孚藏语、尔龚语、观音桥话、错那门巴语等的调查和识別都有不同的意见，甚至对嘉戎语与藏语的关系，即嘉戎语是一种独立的语言还是藏语的一种方言，都有不同看法。这涉及到语言和方言差別的理论、调查的资料、比较的方法、研究者对比较语言的熟悉程度和研究的水平等多种復杂因素。由于研究这些新发现和调查的方言和语言的人员少，调查和研究的时间短，收集的资料还不够丰富，对进行科学识別来说，任务还比较艰巨，需要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注：参见上引黄布凡和孙宏开关于川西地区语言调查情况的报告。瞿霭堂：《嘉戎语的方言》[C]，《民族语文》1990年第4-5期。黄布凡等：《白马话支属问题研究》[J]，《中国藏学》，1995年第2期。《观音桥话语属问题研究》[A]，藏缅语族羌语支语言和语言学研讨会论文，台北，1999年11月。张济川《白马话和藏语》[J]，《民族语文》1994年第2-3期。王建民等：《安多话嘉戎话对比分析》，四川民族出版社，1992年。瞿霭堂、劲松：《汉藏语言研究的理论和方法》[M]，《语言研究》，2000年第2期。瞿霭堂：《中同的民族与语言》[J]，《民族研究》1988年第1期。孙宏开：《语言识別与民族》[J]，《民族语文》1988年第2期。孙宏开：《六江流域的民族语言及其系属分类》[J]，《民族学报》1983年第3期。）
藏语是一种多方言的语言，藏族所使用的其他语言如嘉戎语、羌语、普米语、＠①语等都有方言的差別，这些语言大多沒有进行过深入和广泛的调查，仅就初步了解来说，内部的差別也是较大的。方言和语言的识別，不仅中外观点殊异，国内的看法分歧也很大。应该说这是语言学中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不同国家的研究都按照自己的语言实际有不同的研究传统。国内不同语言的方言研究同样根据不同的语言情况，并无统一的分类标准。过去的研究大多偏于定性，近年来出现定量的研究方法，比如通过词阶比较或综合的量化标准进行定量分类。但由于对量化项目的价值可以有不同的认识，对不同项目的定值同样会发生分歧，因此，量化的方法也不能作为一种硬标准取得统一的认识。在方言研究界，特別是中国的方言研究界，至少有以下几点比较统一的看法：第一，不同语言的方言划分不一定要有统一的标准，换句话说，要按照语言的实际情况区別方言；第二，宜粗不宜细，特別对方言差別大的语言来说，这个原则尤其重要；第三，方言划分是类型学的划分，应以语言的结构特征为主要划分标准；第四，语言之外的种种因素，特別是社会因素、民族因素等是划分方言的重要参考因素，但不能是决定因素；换句话说，要确立民族学、人类学、歷史学、社会学之类的方言与语言学方言之间的不同概念，确立语言学方言概念的独立性，摈弃语言和方言不能区分的错误观点。笔者在语言识別和划分藏语、嘉戎语方言时，除了贯彻上述一般原则外，也提出一些新的划分原则，比如“非等量原则”，“即不同语言识別和方言土语划分在结构标准的掌握上是不等量的，这是根据不同语言或方言之间不同的差异程度以及参考使用这种语言或方言的人的歷史、民族、文化等因素确定的。这个原则体现在语言识別上，就是‘从远不从近’的原则，因为语言识別既关系到歷史分类，也关系到类型分类，具有交叉性。比如白语的识別，就现代白语的结构来看，与汉语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因此有人认为白语是汉语的一种特殊方言，但参考歷史、民族、文化等因素，我们认为白语应认定为一种藏缅语言；再如我们在识別白马话、夏尔巴话、巴松话时，同样使用了这样的原则，从现代语言状况来看，这些话与藏语既有相同的一面，又有不同的一面，但不同的一面小于相同的一面，由于我们采用的是定性的手段，纯粹结构原则的论证就有可能产生不同的看法，如果参考了歷史、民族和文化等因素，这些话认定为藏语的方言就顺理成章了；‘非等量原则’体现在方言和土语划分上，就是‘从合不从分’的原则，这与汉藏语言的方言不仅分歧大而且分散的特点有关，也与方言分类的目的性有关。像汉语、彝语、苗语、藏语等方言分歧大而情况特別復杂的语言，如果按照‘等量原则’，恐怕会划分成三五种语言或十几种方言。以藏语来说，康方言内部土语之间的差別与卫藏、安多方言内部的差別是‘不等量’的，也就是说，康方言内部土语之间的差別远远大于卫藏和安多方言内部的差別。如果按‘等量原则’，康方言内部恐怕还能划分出三个五个方言来。比如康方言内部的卓尼话（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来源于卫藏方言，后来与当地的康方言融合，成为一种与周围康方言的土语很不相同的特殊土语。由于歷史来源和发展缐索清楚，作为康方言的一个土语远比作为一个独立方言要科学和合理。”（注：瞿霭堂、劲松：《汉藏语言研究的理论和方法》[J]，《语言研究》，2000年第2期。）
藏族总人口459万（1990年统计），90%以上使用藏语。藏语三个方言中，卫藏和安多方言差別较大，基本上不能通话；康方言介于两者之间，东部土语和南部土语较接近卫藏方言，其余四个土语较接近安多方言，但它分別与卫藏和安多方言通话都相当困难。卫藏和安多方言内部各土语之间的差別较小，一般来说，彼此通话不成问题。但卫藏方言的夏尔巴土语和巴松土语都比较特殊，与其他土语不能通话。康方言内部比较復杂，土语之间的差別较大，彼此通话有一定的困难。这是就一般而言的，具体情况还要復杂得多。藏语三个方言之间语音、语法、词匯上都有一定差別，但以语音差別为主；其次是词匯和语法。土语之间的差別主要是语音，其次是词匯，语法差別较小。三个方言和方言内部土语之间的词匯差异概括来说，卫藏、康与安多方言的非同源词约30%左右，卫藏与康方言的非同源词约20%左右。方言内部土语之间的非同源词一般是10%左右，差別大的也能达到20%，个別情况像夏尔巴土语、巴松土语都超过20%。语音差別主要表现在浊辅音和復辅音声母、单元音韵母、辅音韵尾和声调的差异上；语法差別则主要是动词的屈折形态和助词的差异。（注：瞿霭堂：《藏族的语言和文字》[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6年。《藏语方言的研究方法》[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第3期。）当然，对藏语方言的分类也有不同的看法。（注：张济川：《藏语方言分类管见》[A]，《民族语文论文集》，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年。）
由上可见，藏语方言的划分还是比较粗糙的，这不仅因为我们遵循上述的有关原则，而且因为盡管对藏语进行过比较全面的普查，但由于藏族居住地区广大，语言使用情况復杂，一次普查和多次补充调查还不可能完全掌握藏语的全部使用情况，特別是康方言分布地区，语言和方言的分布尤其復杂，还有大量的调查和研究工作要做。即使以方言内部比较统一和调查得比较深入的卫藏和安多方言来说，同样有进一步调查研究的必要。比如夏尔巴话、巴松话、白马话等都是近几年才发现和补充调查的。盡管还有这些不足之处，但藏语的方言学研究依然无庸置疑地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可以这样说，沒有中国各民族学者对藏语和藏族所使用的其他语言进行大规模、全方位、长时间地深入四省一区实地进行艰苦卓绝的调查和研究，世人根本无法如此全面地窥见藏族语言使用的面貌，遑论编绘诸如《中国语言地图集·藏语方言图》这样的比较科学和精确的方言地图，（注：瞿霭堂、谭克让：《中国语言地图集·藏语方言图》[M]，香港朝文公司，1987年。）编纂《藏汉对照拉萨口语词典》（注：于道泉主编：《藏汉对照拉萨口语词典》[A]，北京：民族出版社，1983年。）、《安多藏语口语词典》（注：华侃、龙博甲：《安多藏语口语词典》[M]，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93年。杨士宏：《一河两江流域藏语方言匯要》[M]，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95年。）这样规模较大的方言辞书了。
嘉戎语可以划分为东部、北部和西部三个方言。东部方言主要通行于阿坝州的理县、汶川县、小金县、马尔康县和金川县的大部分地方，又可分为马尔康、理县、大金、小金四种土语，使用人口约9万；北部方言主要通行于阿坝州马尔康县卓克基区大藏乡、沙尔乡和草登区的草登乡、大维乡和日部乡，又可以分为大藏和草登两种土语，使用人口约1万；西部方言主要通行于阿坝州金川县中寨区、壤塘县上寨区和马尔康县松岗区木尔宗乡、甘孜州丹巴县格什扎乡、丹东乡、八旺乡和东古乡、道孚县的城关区和瓦日区的瓦日乡、下甲乡和木茹乡以及八美区的沙仲乡，又可分为中寨、上寨、丹巴三种土语，使用人口约4万5千（注：西部方言的人口数字引自上文所引黄布凡文。）。嘉戎语方言差別较大，一般来说，互不通话。以方言内部来说，东部方言各土语基本能通话，北部方言土语间通话就有困难，至多能懂一半左右，西部方言各土语间基本不能通话。嘉戎语方言或土语的差异，就语言结构来说，语音、词匯、语法上都有较明显的反映，尤其是词匯和语法。从差別的程度来说，东部方言与西部方言差异最大，北部方言居中而更接近东部方言，换句话说，北部方言与东部或西部方言的差异远小于东部方言与西部方言的差异，北部方言与东部方言的差异又小于与西部方言的差异。这种差异与地理位置相合，即离得越远，差別越大。如北部方言地理位置居中，与其他方言的差异也居中，而东部方言东端的理县土语与西部方言的差异就大于中部马尔康土语与西部方言的差异。
从上述“从合不从分”的原则出发，在语言和方言识別中，我们提出“方言链”的概念，即如果两种方言的差別较大，使用结构定性的手段难以确定的时候，应该考虑“中介方言”，即在这两种方言之间是否还有一种或数种与这两种方言都能发生关联的方言。“中介方言”是通过与上述两种差別较大的方言的比较，都能确定为方言差別的方言。如果有这种“中介方言”，那么就与这两种差別较大的方言形成“方言链”，将这两种差別较大的方言“链接”起来，成为一个整体，也就可以认定这两种差別较大的方言是方言差別，而不是两种独立的语言。我们认为所谓的“尔龚语”是嘉戎语的一种西部方言，就是因为虽然这种所谓“尔龚语”与嘉戎语的东部方言差別较大，但有北部方言作为“中介”，就将东西部方言“链接”起来，因为通过按照结构原则的比较，北部方言与东部方言和西部方言都只是方言的差別。加之，参考使用所谓“尔龚语”的人的歷史、民族和文化等因素，就更能进一步说明它作为嘉戎语的一个方言而不是独立语言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注：瞿霭堂：《嘉戎语的方言》[J]，《民族语文》1990年第4-5期。林向荣：《嘉戎语研究》，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3年。）
现代藏语的语音研究有两个出发点：第一，揭示藏语的语音特点；第二，丰富和促进汉藏语言的歷史比较研究。主要的研究方向是声调、復辅音声母和韵母。汉藏语言的语音研究，特別是音系学研究，由于独特的语言结构、悠久的文化背景、优秀的学术传统和特定的社会功利目的，形成了独立的研究理论和方法。藏语语音研究自不例外，同样“遵循三条原则：第一，纵横相交的歷史原则，即将语音放在共时和歷时的相交点上，视作纵横共现体，是一种开放和发展的系统功能研究，比如塞擦音声母的单纯性、入声调类的独立性、汉语舌面塞擦音的音位功能性、藏语元音长短的附属性等方面的研究，都是根据这种歷史和发展的观点；第二，主次相关的功能原则，即根据语音的出现和使用频率、语音在系统中的地位和语音之间的关系，确定语音的功能属性，比如借词音位的确定，嘉戎、珞巴等语言声调的功能性质，拉萨藏语鼻音前置辅音等方面的研究，即遵循这种语音的功能价值观；第三，动静相联的系统联系原则，即将语音的动静两种状态结合起来，也即将独立状态和系统状态结合起来，揭示语音的系统结构功能属性、语音之间的动态关系和变化规律。比如语音的协和与联音变化、音变和变音的关系、本调和变调的关系、音位与变体的关系等研究，都建立在这种过程观的基础上。”（注：瞿霭堂、劲松：《汉藏语言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语音篇·汉藏语言的音系学》[J]，《语言研究》2000年第2期。）因此，严格来说，藏语语音极少有单纯的描写研究，大多是将描写、歷史和功能结合起来的研究。
声调声调是汉藏语言的一个重要语音特征，在语音系统中，将声调识別为与辅音和元音同等重要的语言要素，并作为特定语音分析层次的一个功能单位，是对音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贡献。因此，中国有研究声调的歷史传统。藏语的声调研究更有特殊的意义，因为一是声调产生的时间晚，大约在8-9世纪之间；二是声调的变化小，各地的调类和调值比较统一；三是声调产生和分化的条件清楚；四是调值与声韵母还保持着比较自然的联系；五是各地声调发展不平衡，现代藏语中几乎保留了声调发展各个阶段的不同形态；六是保留了可资比较的无声调方言；七是有7世纪左右声调产生之前的书面文献。这样的条件不是其他汉藏语系的语言都有的，于是藏语声调的研究对汉藏语系语言声调的研究，特別是声调发生和发展的研究就有了重大的意义。
藏语的声调研究不仅为藏语声调的定性和定位、发生和发展等方面作出了贡献，而且对汉藏语系语言的声调研究具有推动的意义和借鉴、启发的作用。
復辅音声母復辅音声母是藏语语音的一个重要特点。歷史上藏语有丰富和復杂的復辅音声母。随着语音的发展和变化，復辅音声母已经逐渐简化和消失。现代藏语方言中所保留的復辅音声母同藏语书面语（藏文）中的復辅音声母比较起来，显然已经简单得多了。但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诸语言中，除嘉戎语外，现代藏语方言中的復辅音声母还是比较丰富的，它基本上反映了藏缅语族语言这一语音特点。现代藏语三个方言中，安多方言有比较繁多的復辅音声母，而卫藏方言除一部分地方有带前鼻音成分的復辅音声母外，多数地方復辅音声母已经消失。所以，復辅音声母还是划分方言在语音上的一个重要标志。藏语调类的分合、新音位的产生、浊音的清化、元音的復化等现象，都和復辅音声母及其发展变化有关。
藏语復辅音声母的研究有两种：一种是综合的研究，即通过藏语各方言的材料，探讨復辅音的性质、结构和类型，描写各方言中復辅音声母的现状，并通过与藏语书面语的比较，研究復辅音声母的发展和变化；（注：瞿霭堂：《藏语的復辅音》[J]，《中国语文》1956年第6期。江荻：《藏语復杂声母系统及復杂演化行为》[J]，《中国藏学》1996年第4期。）一种是对藏语个別方言復辅音声母的研究。内容与上述基本相同。如对安多方言復辅音声母的研究。（注：华侃：《甘南夏河、玛曲藏语中復辅音声母的比较》[J]，《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4年第4期。《安多方言復辅音声母和辅音韵尾的演变情况》[J]，《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1期。王青山：《天峻藏语復辅音的特殊现象》[J]，《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94年第3期。）此外，也有人做了相关的实验研究。（注：孔江平：《道孚藏语双擦音声母的声学分析》[J]，《民族语文》1991年第3期。）
韵母古代藏语的单元音韵母和韵尾都与原始汉藏语言的韵母比较接近，而且现代藏语有的方言中还比较相近地保留了这些特点。因此，藏语韵母的研究对整个汉藏语言的研究都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上古汉语的语音研究，无论是声母或韵母研究都不能沒有藏语语音研究的帮助。藏语韵母的研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韵母性质、结构、类型和歷史发展变化的研究。这是一种综合的研究，以全面揭示藏语韵母的面貌为目的，既有以整个藏语方言土语为对象的，（注：瞿霭堂：《藏语韵母研究》[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瞿霭堂：《藏语韵母的演变》[J]，《中国语言学报》1983年第1期。）也有以一种方言为对象的；（注：瞿霭堂：《藏语安多方言韵母演变情况提要》[C]，《民族语文研究文集》，西宁：青海民族出版社，1982年。）二是研究藏语的復元音韵母。藏语的真性復元音韵母在整个汉藏语言中是绝无仅有的，它在感知上是一个单位，却有两个等重的响点，与假性復元音有明显的差別。（注：瞿霭堂：《藏语的復元音》[J]，《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1期。谭克让：《阿里藏语的復元音》[J]，《民族语文》1980年第3期。）有人还对这种真性復元音做了语音实验，为这种復元音的定性和定位提供科学依据；（注：董颖红：《藏语真性復合元音的声学特征分析》[C]，《现代语音学论文集》，北京：金城出版社，1999年。）三是研究与韵母有关的音节减缩现象。藏语音节减缩现象除与声调有关外，主要涉及到新单元音韵母、復元音韵母的产生，特別是真性復元音韵母的产生、韵母配列的重构、韵母的链变等多个方面。应该说是藏语语音重要特点之一。（注：谭克让：《阿里藏语构词中的音节减缩现象》[J]，《语言研究》1982年第1期。《阿里藏语语法形式上的音节减缩现象》[J]，《民族语文》1983年第5期。）
语音演变的理论不同语言的发展和演变既有共性又有个性，这些相似性和差异性共同构成了语音发展演变的理论。比如连续音变论、扩散音变论、叠置音变论等。藏语的音变理论研究是一个具有开拓性的领域。如从音变的类型（注：胡坦：《藏语歷史音变的几种类型》[C]，《民族语文论集》，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音变与语素的关系（注：胡坦：《藏语的语变异和语音变迁》[J]，《民族语文》1984年第3期。瞿霭堂：《藏语中的异根现象》[J]，《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2期。）、音变原理（注：胡坦：《略谈规则和例外》[J]，《民族语文》1993年第4期。江荻：《论语音对应关系中音值差异的成因》[J]，《民族语文》1996年第6期；《论语言演化对初始条件的敏感依赖性》，《中国民族语言论丛(2)》，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7年。）等方面对藏语语音演变进行研究。
藏语和藏族所使用的其他语言在语法上有以下特点：(1)以动词为中心的句法框架；(2)有比较丰富的形态；(3)具有施动和受动标记；(4)大多为宾动、名形（包括数量、指代）语序：(5)判断、存在动词多形化；(6)动词人称化和方向化。中国有关的语法研究主要是藏语，而藏族所使用的其他独立语言，除嘉戎语外，大多还只有描写性的调查报告，沒有专着和专题性的论文。全面和综合研究藏语语法的极少，（注：王志敬：《藏语拉萨口语语法》[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4年。）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助词研究助词是藏语语法体系中的一种主要语法手段。是藏语形态变化分析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助词研究成了藏语语法形式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由于藏语的助词研究大多包含在有关着作和语言的描写报告中，专题的研究比较少。（注：谢广华：《论藏语的结构助词》[J]，《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3期。王青山：《试析巴塘藏语中的几个结构助词——兼谈人称代词的音变现象》[J]，《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94年第4期。）
藏语的信息处理还处于起步阶段，主要解决藏文平台和输入法的问题，而且当前尚处于各自为政，沒有统一的标准和规范的阶段。此外就是建立一些比较简单的数据库（注：鲍怀翘等：《藏语拉萨话语音声学参数数据库》[J]，《民族语文》1992年第5期。赵颖、拉热：《藏汉双语藏药检索系统》[C]，《中国少数民族语文现代化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1999年。）和演算程序（注：王维兰、夏吾才让：《藏文歷算日月食预报系统的研制》，《中国少数民族语文现代化文集》[C]，北京：民族出版社，1999年。）。与语言研究有关的，比如自动分词研究（注：罗秉芬、江荻：《藏语计算机自动分词的基本原则》，《中国少数民族语文现代化文集》[C]，北京：民族出版社，1999年。）、统计用语料的抽样研究等（注：周季文、江荻：《藏语计算机统计用语料抽样文体的遴选》，《中国少数民族语文现代化文集》[C]，北京：民族出版社，1999年。江荻：《书面藏语的熵值及相关问题》[C]，《1998中文信息处理国际会议论文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大多与书面藏语有关。还沒有形成一定的研究规模。
古代藏语研究原来称藏文研究，概念比较笼统，而且语言和文字不分。藏文是拼音文字，语言基础十分清楚。因此，研究藏文的产生和发展、文字体制和正字法等应是文字学的内容；而从语言学的角度研究藏文所表述的内容，则应属于古代藏语的研究，研究的是藏文创造年代作为文字基础的语言。传统藏文的研究主要是“文法”，喜饶嘉措大师说过，藏文的文法多如牛毛，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生动的比喻。而且正如上文所述，文法研究不能等同于作为藏文基础的语言的语法研究，因为传统文法研究还包括了正字法、正音法、文字学等众多内容。由于我们将原来的藏文研究分为古代藏语研究和文字学研究两部分，因此，下文涉及到传统的古代藏语语法研究时，除将文字学部分排除在外，其他内容不再详细区分，只是将传统的研究称为文法研究，以现代语言学方法进行的研究称为语法研究。古代藏语研究可以分为辞书、语法、语音和汉藏比较四个部分。
文法研究传统的古代藏语语法研究是指文法的研究。据传藏文传统的文法书原有八种，但传世的只有《授记根本三十颂》（简称“三十颂”）和《性入法》（也称“字性缀联法”或“音势论”）两种，成为后世文法研究的漤觞。《三十颂》为偈颂体，四句一颂，以后加字为中心，论述正字法和语法问题，包括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字母分类和文字结构；第二部分讲述虚词的形式和意义；第三部分是有关后加字的论述，说明后加字的重要性；第四部分论述学习方法。《性入法》也是偈颂体，简明叙述字母分类、缀联规则及其所表达的语法意义，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字性分类，按发音方法将藏文字母分为阴性、阳性和中性等类；第二部分是前加字和后加字的字性分类、缀联规则及其作用。前加字和后加字的字性是按其在音节中的实际发音确定的，因此与上述字母的字性并不完全一致；第三部分论述字性分类和正确缀联的重要意义。这本书从根本上来说，是从字性和缀联的角度对《三十颂》的注释、疏证和补充。
传统的语音研究基本上包括在文法的研究中，比如上述的字性的分类等。以现代语言学理论来研究古代藏语语音的，可以分为以下几方面。
由于藏语有拼音文字，因此，古代藏语的语音研究或前溯文字创造以前的语音，或后推文字创造以后的语音。做系统研究的，如利用藏文拼音的特点和传统的语音研究，通过方言比较，构拟藏文创造时期语音系统，（注：格桑居冕：《藏文字性法与古藏语音系》[J]，《民族语文》1991年第6期。）或使用文献资料探讨特定时期和地点的语音问题。（注：黄布凡：《十二、十三世纪藏语（卫藏话）声母探讨》[J]，《民族语文》1983年第3期。）但大多古代藏语的语音研究都包含在语音的歷史演变研究中，如上文介绍的復辅音、復元音、韵母、韵尾、（注：谭克让：《藏语擦音韵尾的演变》[J]，《民族语文》1985第4期。张济川：《古藏语塞音韵尾读音初探》[J]，《民族语文》，1982年第6期。罗秉芬：《古藏语復辅音韵尾中d的演变》[J]，《民族语文》1991第3期。）声调等相关研究，这些研究既是现代藏语语音的研究，也是古代藏语语音的研究。藏文是在一定的藏语基础上创造的，所以现代藏语的语音与藏文有严格的对应关系，但有一些藏文声母的读音在现代方言中发音不一致，或者在同一方言甚至同一种话中的读音都不一致。这种不规则现象引起研究者对古代藏语语音考辨的兴趣，因此，像对*sr-、（注：张济川：《藏语声母*sr的来源和演变》，《中国民族语言论文集》，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6年。车谦：《吐蕃时期藏语声母的几个问题》[J]，《民族语文》1986年第2期；《从gcig谈起——关于古藏语声母中清塞音、塞擦音送气和不送气问题》[J]，《民族语文》1982年第2期。）*phja-、*bra-、（注：华侃：《吐蕃时期phya和bra的读音考》[J]，《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6年第4期。）*lh-（注：张济川：《藏语声母lh－的来源和演变》，《民族语文》1990年第2期。）、*db-（注：江荻：《藏语db音类的演化过程及时间层次》[J]，《民族语文》1997年第5期。）这些声母都分別进行了专题的研究。
现在比较统一的看法是藏文创自民间，源于梵字，创制和使用早于7世纪，图弥三菩扎是否确有其人待考，如有其人，也只是对藏文进行整理规范，统一书写和使用，但不是藏文的创造者。至于传说中他所撰写的《三十颂》和《性入法》两书，系后人所作或经后人修改，对藏文的规范和统一起到重大的作用。藏文的字源问题，由于印度及其周边地区文字类型和变体众多，字体又比较近似，完全从字形比较入手考证字源，很难得出定论。还有待于考古学、文献学和歷史学的共同配合，做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此外，由于藏文在歷史上有过一些改进，即所谓正字法的厘订，在藏文文法的传统研究中都有提及，也有专文讨论。（注：罗秉芬、安世兴：《浅谈歷史上藏文正字法的修订》[J]，《民族语文》1981年第2期。瞿霭堂：《藏族的语言和文字》，中国藏学出版社，1996年。）
当代中国藏族语言文字研究经歷了半个世纪，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有幸作为一个参与者，觉得十分欣慰，也十分骄傲，因为中国在短短的几十年中能赶上世界的研究水平，有些方面还处于领先的地位，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即使说是辉煌的成就也不为过。当然，在我们面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且还很艰辛。因此，面对新世纪，至少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值得我们重视。
1.重视语言文字的研究相对于歷史和宗教研究来说，藏族语言文字的研究近年来沒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影响到经费额度、人才培养、机构设置、成果公布、研究深度、国际交流等多个方面。近年来已有明显反映。如果不加强领导的力度，重点扶植，政策倾斜，正确认识政治化和专业化的关系，在不远的将来，中国藏族语言文字研究在国内外学术界所取得的优势就将不復存在。
2.确立明确的方向和目标要确立一个学科的研究方向和目标，必须充分认识现实和实际条件，主要是中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际、藏族社会需要的实际、藏族语言文字研究现状的实际和人才的实际。脱离实际，再远大的目标和科学的方向，无法实现，也等于空话。这已有歷史的教训可以吸取。为了确立科学的目标和方向，我们需要科学地认识和确立三种关系和原则：在古今关系上应以今为主；在国内和国外关系上应以国内为主；在理论和实践关系上应以实践为主。这样的原则，并不影响我们与国际研究接轨，更不影响我们借鉴国外的科学研究成果，也不会影响我们建立藏族的先进文化。因为这是科学的辩证关系，而不是机械的排斥关系。
3.加强基本建设上文已经提到，中国藏语的方言调查和藏族所使用的其他语言的调查，还远远沒有结束，而且任务还相当繁重和艰巨，情况不明，资料不足，难以进行深入研究。以语言研究的基本建设来说，如编写拉萨话的科学口语语法、汉藏口语词典、文字口语的对照词典、科学口语教材等，都是基础建设工作的当务之急；以藏文研究的基本建设来说，规范、统一藏文文体，编写统一教材，确立文字统一使用原则，编写新词术语词典；建设藏文开发平台，以便编写藏文程序，藏化操作系统和应用软件，研究和统一输入方法；建立藏文信息处理学科，提高信息处理水平等，都应属于基本建设的范围。
4.扩大研究范围以藏语和藏族所使用的其他语言来说，除了一般的和常规的研究外，至少有两个方面的问题需要加强研究：第一，是代表语和通行语关系的研究。鉴于我国少数民族大分散小聚居的局面和语言、方言使用的繁杂情况，除了汉语作为族际通用语言外，一个民族内部主要语言的方言之间的关系，以及主要使用语言与所使用的其他语言之间的关系，如确立民族共同语的问题，标准话和基础方言选择的问题等，都有必要进行深入的研究。藏族语言文字的使用同样存在这些情况和问题。比如拉萨话确立为民族共同语，是藏族的代表语言，是中央级的广播和会议翻译、联合国标准化委员会的标准化依据。因此，使用其他方言和语言的藏族就有学习的责任和义务。现实的情况是，拉萨话只在一定的场合或环境中具有通行语的作用，如在不同地区藏族集中的学校、机关、企事业单位等环境中。这就产生了需要深入研究的代表语和通行语之间的关系问题。此外，就是双语问题，即汉语与藏语的双语问题、藏语与外语的双语问题、藏汉外的三语问题、藏语与藏族所使用的其他语言之间的双语问题等，这些问题中既包括了语言问题，也包括了文字问题。语言文字都有选择、学习、并用、兼用、放弃等众多復杂问题。这些问题也关系到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的制定、民族团结、民族语言文字平等使用和外语学习的权利等政治性和政策性问题。如果我们不进行深入研究，妥善处理，同样会造成不良后果，直接影响藏族人民整体素质、科学水平的提高以及先进文化的建立和发展。
5.培养跨学科人才这要解决三个思想上的认识问题：第一，要打破“族界”。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民族语言研究人才的培养出现认识误区，认为民族语言文字应由本民族来研究。科学沒有国界，更不应有“族界”，应该吸纳各民族的优秀人才研究藏族的语言文字，解决适应藏族社会发展需要的各种语言文字的实际问题；第二，要改变知识结构。从上面简单的介绍中可以明显看到，古代藏语的研究者大多是藏族学者，而现代藏语的研究者大多是汉族和其他民族的学者。这不仅是“族界”的问题，而是知识结构的问题。这就需要我们族际交融，古今贯通；其次，要求我们具有跨学科的全面知识，既要学有专长，又要涉猎广博、学识全面、文理兼通。这样才能适应今天信息化时代的要求和学科综合化发展的趋势。第三，要充分发挥老专家的余热。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人才断层现象在藏族语言文字研究中已十分突出，培养需要一定的时间，所以如何发挥老专家的作用就有举足轻重的意义。任何一种认知或一门学科都是歷史的产物，歷史积淀的成果，沒有歷史继承的学科不能称其为新兴的学科，只能是薄弱的学科。当代中国藏族语言文字的研究有半个世纪的积累，是一笔不小的财富，有充分利用的价值。
以上是我们从个人的角度所能看到的中国藏族语言文字研究的“昨天”、“今天”和不远的“明天”。
此间选取古往今来传奇人物的传记与轶事，事不分大小，趣味为先，立意新颖，足以激越古今。
梁实秋（1903年1月6日－1987年11月3日），号均默，原名梁治华，字实秋，笔名子佳、秋郎，程淑等，中国着名的散文家、学者、文学批评家、翻译家，华人世界第一个研究莎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