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抛弃阶级斗争的历史观，我们该怎样解读法国大革命？ 
关于法国大革命的起源，传统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认为是一场阶级斗争引发的社会革命。由于旧的封建制度阻碍了新兴的资本主义经济模式的发展，从而导致新兴资产阶级的反抗和革命。
1960年代起，修正主义史学家提出了新的解释：侧滑论。他们认为不存在那么一个“革命”的资产阶级和“落后”的贵族阶层，原因是：非流动性的“非资本主义”资本（田地、官僚年金等）在18世纪已成为法国经济的绝对主流；封建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利益基本得到了融合，形成新的精英统治阶层。
在这个推论上，修正派认为法国大革命起源于偶然的政治斗争，一次偶然的“侧滑”：国王要改革以挽救濒临破产的国家财政；精英阶层认为改革损害了他们的利益，从而抵制国王的改革；国王不得已召开了已停止了160年的社会阶层大会Estate General（包含三个阶层：教会、贵族、第三阶层），以探讨财务方案；关于投票方案，三个阶层起了纷争，教会和贵族希望按传统的模式每个阶层一票的原则，而第三阶层要按人头投票；投票原则的纷争导致了贵族和第三阶层上层精英的分裂；第三阶层愤然寻求普通市民和农民的帮助，爆发了暴力革命。修正派认为，革命是可以避免的，只要贵族同意他们的经济盟友第三阶层精英的按人头投票的方案（因为他们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革命是可以避免的，法国将走上像英国一样的君主立宪制。
但是最近的研究表明，在经济上确实存在新兴的资本主义，但是新出现的所谓资产阶级的社会地位和形象（暴发户）并没有正面到可以领导一场社会革命；也确实出现了贵族和资产阶级的融合，新兴的富裕中产有机会靠买官进入精英阶层，但是这个融合并不完全，并且在18世纪上半期被传统贵族打断了。马派和修派的观点都都走了极端。
有这种可能，传统修正派可能忽视了贵族自身的结构问题：从地域上讲，有巴黎贵族和外省贵族之分，大多数巴黎贵族得利于新的经济投资模式，而外省的贵族没有；所以当国王废除对贵族的免税制度时，外省贵族受到的经济影响更大。再次，从类型上讲有穿袍贵族和配剑贵族之分，穿袍贵族是买来的爵位，获得贵族身份时间较短，不超过200年，采邑很少，基本集中在巴黎；而配剑贵族属于开国贵族，靠军功得爵，血统更加高贵，采邑在外省；但较低的穿袍贵族紧跟国王获得了切实的利益，而配剑贵族则在朝廷中受到了排挤。
在Estate General关于投票原则纠纷的关键时刻，配剑贵族出于对穿袍贵族的愤恨和违反欧洲封建传统的法国绝对君主制的反感，占到了第三阶层的这一边，并在陈情书中表达了要求建立君主立宪制的要求。正是有了配剑贵族的支持，法国大革命才成为可能。这是一场政治斗争引发的社会革命，但引发政治斗争的社会矛盾是不可调和的，但这个矛盾不是阶级斗争，而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