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极、逃避与礼教：读鲁迅文《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鲁迅对于文学史的洞见是极其敏锐，我想这与他对现象本质的拿捏不无联系。小说也好，诗歌也好，都是文人对当时环境的寄托与书法，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之所以重要，也是因为这个时期的中国处在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被扭曲放大，有了许多比小说情节还要荒诞的现实。政治上门阀矛盾、士族与寒族的矛盾、皇权和士权矛盾愈发激化；社会上民族矛盾在随着不同政权的更迭、战乱到达了顶峰；经济上没有经过比较长期的发展和积累，又由于士族巨大权利兼大地主身份，大部分人的生活水平都处于极低的状态。我们可以这样理解：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是一个当代意义上“失范状态”下的社会，种种社会秩序的乱象背后还是因为原有价值的瓦解和崩塌。这种崩塌，主要的指向我认为还是儒家伦理的崩塌，如果再进一步深究，原因也十分多面的。比如宗教的发展：佛道相争多年，也互相用对方的理论体系完善世界观和思想脉络，两种与与儒家截然不同的思想体系在底层社会广泛传播，势必会对原有的社会思想造成冲击；另一方儒家体系是高度依赖社会秩序的稳定的，近百年的战乱没有稳定发展，恢复社会的可能；还有一方面则是“魏晋风度”的影响。
我们很难说清楚当时文人“魏晋风度”的现象是因是果，到底是社会的崩塌导致了知识分子的消极，还是因为知识分子的消极进一步促成了上层建筑的重构，抑或是两种情况都有。但有一点是确定的：知识分子对社会文化的影响在方方面面都流露出了痕迹，而鲁迅先生的这篇文章，就是将史料中的线索加以归纳，对“魏晋风度”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和见解。但鲁迅的文风与同时期研究有所不同之处在于：他的研究无论古今，都有基于现实的批判和粉刺。此文除了对“清谈误国”的书生做出了批评，也对儒家思想禁锢化、僵化的“礼教”对人对束缚做出了批评，甚至还有对当时文学理论的批判，有对社会附庸风雅之人的批评，有许多即使今天看来视角都十分新颖的见解，文风精悍干练而又极具开创性，十分值得研读。此文，《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收录于《而已集》，大约成文于1927年九月。1927年对于中国而言也是和魏晋南北朝一样有颇多相似的时期，这一时期的中国面临清王朝崩塌后的第一次衰退和分裂，军阀混战，国家内战的状况进一步加剧，另外由于新旧交替，出现了例如早期国民党和共产党等左翼的政党，颗无论前者还是后者，在政治上都还在幼稚的阶段。孙中山逝世之后，国民党的政策从“新三民主义”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转变为右倾，与于共产党人产生了巨大的嫌隙，原有的合作由于政治理念的彻底冲突转变为决裂。又由于早期共产党人对国民党高层过度信任，在政治上处于被动，从一点点排挤边缘化，到之后发展为了迫害和屠杀。反动派策划的“四·一二”等极端恐怖主义行为令左派人士对刚刚燃起的政治信念万念俱灰，鲁迅先生也在其中。所以《而已集》整体的风格就是悲愤、无奈的风格，此文收录其中未尝不是一种自嘲：当时知识分子经历和魏晋一样的窘境，这种窘境是无法破解的。这种观察源于鲁迅的思考：礼教、知识分子、魏晋风度和当时社会环境之间，他感受到有一种极为微妙的联系，只药通过抽丝剥茧，找到一个着力之处，那么就精准剖析出这种“窘境”出现的原因，
鲁迅先生认为，这个“丝”就是药和酒，也就回到了文章的命题《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文章开篇是从南北朝历史的资料匮乏问题开始，也强调了这一时期在文学史重要性，肯定了许多前人研究的功绩，之后就从曹操生平开始讲起。之所以选择从曹操开始，主要有三个原因：一则曹操是“建文文学”的代表人物，换言之曹操本身就是最能代表魏晋文学的人物；二则曹操是当时政治家的代表，曹魏帝国的内政转变是门阀政治的极好参照例；三则药、酒之风曹操同时期的文人关系密切，而开此风之人也不是别人，正是好人妻之曹操视若己出的养子何晏。三点线索相辅相成，唯一汇聚之处就在曹操身上。原文中有这样一句话：“在他的统治之下，第一个特色便是尚刑名，他的立法是很严的……因此之故，影响到文章方面，成了清峻的风格，——就是文章要简约严明的意思……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通脱”可见曹操本人对魏晋文章的影响都是基于现实的政治立场而在文学上作出的改造，因为尚刑名，为人性格冷酷，所以文章“简约严明”，因为“因思想通脱之后，废除固执”，出于务实的心态写出了作品，且因为曹操的政治地位“做文章时又没有顾忌”，所以诗词不拘泥，不古板，能够充分的容纳外界的思想。这里面便有尚不成熟的佛家、道家思想。鲁迅先生也借此举了一些例子称赞了曹操的务实：因为说到底，曹操虽然也是文人，但首先还是政治家，他反叛的思想是落实在政策上、行动上的，曹操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和后世的建安文学依然有着本质的区别。而在1927年的环境下，中国确实有这样的现实需求，需要一个曹操式的人物出现：一个在文学上、思想上有极高造诣能够深远改变后世的文化，另外在政治上有魄力粉碎传统，自下而上的改革。在当时左派思想受到过分的排挤、打压的阶段，鲁迅先生也看不到这样的人出现，是一种隐隐的，含愤着悲痛的失望。也正是因为曹操的诗歌甚有悲凉之语，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先生的共鸣，所以先生对曹操的高度评价，这在1927年是十分罕见的：曹操风评的转变今天的公论大致是在1958年毛泽东主席的讲话之后，在此之前的曹操在旧文人的讥讽和抨击下，几乎都是以反面的形象出现，故不得不说鲁迅先生的评价与今人的观点不谋而合，是有独创性的。曹操的风格在大体上被其子曹丕、曹植所继承，同时鲁迅先生认为：“三曹”的文风相互影响，也不尽相同，甚至是各有风格。
先生对三曹的文风作了一个简单的对比，认为“不过那个时候，更加上华丽”；“丕著有《典论》，现已失散无全本，那里面说”诗赋欲丽””，今人去看曹丕之文，会觉得其路线和同时期人相比过于阴柔细腻，且曹丕写六言、七言，而当时的主流创作还是以四言五言为主，故大部分学者不会认为曹丕有继承了曹操的风格，但鲁迅先生对这种意见毫无疑问持以了否定的态度，因为“文以气为主”，而根据鲁迅的观点，曹丕及建安文学的“气”还是在于这个通脱上，曹丕的文章华丽是其审美上的表现，而通脱才是其内核。如果非要举例，那么我认为《燕歌行》作为曹丕作为成熟的作品是可以加以证明的。“飞鸟晨鸣。声气可怜。留连怀顾不自存”“别日何易会日难。”与曹操《短歌行》“月明星稀，乌鹊南飞”、“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殊为相似，都有对人生苦短的感慨。
且这也并不是单纯的孤例，比如“建安七子”的文风，“不外乎慷慨、华丽”，即立意本身有着极为惊人的格局在其中，不单纯虚构素材，超越到了人类世界的哲学高度和自然规律上寄托感情。和曹操的思想内核是截然一致的，但这种一致也是无意识的影响和接受：“慷慨是因当天下大乱之际，亲戚朋友死于乱者特多”他们和曹操在同一外部环境中汲取了宝贵灵感。鲁迅也借由此处，对当时乃至于今天的学者对魏晋文学的误解做出了批评：认为建安文学“不寓于教训”即魏晋的文章不是出于教化世人的目的写的，他是出于艺术家的自觉和本能。并且借用了曹植“文章小道”的理论认为他是“为了艺术而艺术（Art for Art’s Sake）”。显然这种逻辑是十分荒谬的，曹操出于现实主义的角度写作，固然在继承了古风、乐府的形式外没有拘泥于前人的风格，也没有那么多教化思想在其中，但必然有出于抒发政治抱负的目的。不然“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之类的语句也不会出入其中了。“三曹”从身份上来讲首先是政治家，鲁迅也对曹植“文章小道”说提出了自己的解释：“第一，子建文章作的好，一个人大概是不满意自己所做，他的文章已经做得好，一个人大概总是不满意自己所做，他的文章已经做得好，于是他便敢说文章是小道；第二，子建活动的目标在于政治方面，政治方面不甚得志，遂说文章是无用了”。换言之，这是一种“违心之论”，更像是曹植吃不到葡萄的狐狸在葡萄树下说葡萄酸的心态。鲁迅其实也是借故暗讽在当时的新月社、创造社等人对历史的观点，批评他们直接生硬的套用西方的理论，不正视中国文化的特殊性。但同时鲁迅也依然察觉到了建安文学与中国其他文学的区别：及其中的确有反传统、反叛的部分。而这个“传统”毫无疑问，是礼教的传统。虽然汉、魏时期礼教的矛盾和冲突并不明显，且在乱世儒家体制都有衰落的趋势，但是儒家伦理依然是社会的核心。中国的儒家传统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魏晋算是一个转折点：魏晋之前，以“外法内儒”为主导；魏晋之后则吸收了佛道的世界观念。换言之，礼教之所以会成为鲁迅先生时代的礼教，也正是因为有“反传统”的存在，儒家吸收、修正了其他思想来修正他不适宜制度的反面性，最后愈来愈僵化和臃肿，而思想根源的启始之处，都是基于现实的考量。“反礼教”甚至是构建“新礼教”的一部分。鲁迅先生着眼于此，发现了魏晋士子的局限性，也由此主线解释了“魏晋风度”的形成核心原因：消极本身的由来。
鲁迅举了孔融的案例，特别提到了曹操“禁酒令”和孔融反对禁酒令；曹操借忠、孝之名杀孔融，二者都不是因为曹操和孔融在思想上的冲突，恰恰相反，“曹操也是喝酒的。我们看他“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的诗句，就可以知道”，也并不在根本上反对孔融所认为的“主张母亲和儿子的关系是如瓶子和物一样”朴素唯物主义的观点，因为曹操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的一切出发点都是根据利益和价值的判断。曹操杀孔融、杀祢衡，主要依旧是因为政治上的考量，孔融很早之前就是“以气为主”写文词诗赋。和曹操在思想文学的共性上甚至是一致的。这两件事一如“管中之豹”，是可以以小见大的。鲁迅特别强调了“建安风骨”不是曹操一人的专利，曹操固然有开创之功，但“建安七子”无意识的创作风格是和曹操相同的。这说明魏晋初期的人无论统治阶层还是士族或是寒门都对现实的制度感到了悲观绝望，并且产生了反思。鲁迅也特别强调了“华丽”的文风是完完全全是曹丕“敢为天下先”。言下之意，曹丕的文学素养和成就是被大大低估的。但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当时的社会环境：即使所有人都看到了社会的弊病，包括以曹操为首的新统治阶层，但是他们没有任何办法去做出任何意义上的改变。他们阻止不了儒家伦理在社会层面的瓦解——甚至于曹操”唯才是举”的方针还加剧了这一进程；也无法带来新的传统去代替原有的社会框架。随着时间的变化，这种“左右为难”的窘境逐渐成为积弊，而这种积弊在明帝时期，由曹操养子——何晏做出了改变。这个改变是多方面的，有包括社会风潮的改变、文风的改变，对知识分子精神的改变，以及由质变产生量变，间接的对日后数百年的文风带来变化。鲁迅认为这种变化是十分特殊的，且怀疑对何晏记载受到过一定的篡改或春秋笔法的褒贬“他们的记载对何晏大不满”，并且对于如段子似的事迹加以陈列，比如“敷粉何郎”搓不搓粉的问题。
这毫无疑问是鲁迅先生十分调皮的一面，也有目的性的考虑：因为此文的性质依然是一篇演讲稿，鲁迅风趣幽默的性格不会允许学术上的讨论太过枯燥，这是临场之中对氛围和张力的控制，所以在这种细节之处，着以一笑的发问，也是一大伏笔。中国男人向来都是以阳刚、坚毅的形象为主流，除了当代可能女装大佬逐渐占上主流的情况抹粉不会令人感到意外，但在古人之眼里绝对算得上离经叛道的行为，就算何郎不敷粉却皮肤养的很白，明显在审美上已经偏向女性化，足以说明这种反叛行为其实已经到达了一个高潮时期。而何晏毫无疑问是其中的代表，与其他文人不同之处在于：“但何晏有两件事情我们是知道的，第一，他喜欢空谈，是空谈的祖师；第二，他身体不好，是吃药的祖师。”因为在思想上反抗且无力，加上知识分子的软弱属性，所以审美上逐渐偏向女性化；因为身体不好所以吃药，因为吃药多了就明白了一些依赖性、精神性的药物，其中大名鼎鼎的“五石散”就在其列。不得不佩服鲁迅的博学，尤其是对服散一事有十分具体的、详细的研究，以我们今天马马虎虎做学术的态度，可能不致看的那么仔细，也自然无法联想到因为服药何饮酒对文章的变化了。当然我更认为可能的一点在于：这种状态像极了当时吸食“福寿膏”的愚昧国人，又加上“五石散”本身就是一种成瘾物，我国近代的屈辱历史又是因为毒品问题打开的，所以当历史上出现了一种表象上十分类似的现象，就必须要深究和探讨作为反思的一部分。但事实又证明，“五石散现象”和近代的屈辱史还是有所不同的，因为他只是少数儒生、方士逃避的手段，并不是近代全民赖以为生导致体质贫弱，书生和方士本就少有参加劳动，所以并不能称得上主流。但药性对生活习惯和衣着的变化确是实实在在的：“走了之后全身发烧，发烧之后又发冷；普通发冷宜多穿衣，吃热的东西。但吃药后的发冷恰恰相反。”“为预防皮肤被衣服擦伤，就非宽大的衣服不可。现在有人以为晋人轻裘缓带，宽衣，在当时是人们高逸的表现，其实不知道他们是吃药的缘故。”因为服用药物带来的特殊生活方式逐渐成为士族的集体行为，以至于之后即使是不服药者也开始争相仿效：“一班名人都吃药，见他们衣服都宽大，于是不吃药的也跟着名人，把衣服宽大起来了！”。从衣服本身开始，魏晋的思想风潮就因为“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为礼教和古代的封建制度具体体现等级、规范和意识形态的东西无非就是衣服的形式、祭祀和日常礼节以及文人的思想文章，一旦原有对人的约束被打开，那么这种禁锢解放毫无疑问就会蔓延，所以自衣服开始魏晋之士也不知道是成瘾药物的副作用，还是因为本身就作为抗争礼教的手段，他们出现了近似行为艺术的一些行为，严重的干涉了礼法秩序，又因儒家自身的特殊性：即思想和实际联系的十分紧密，是一种“入世”的指导规范，没有了礼教传统或是一旦当时的人不在以此规范作为社会传统，那么他就变得毫无意义了。一时间何晏仿佛就成为了马丁路德，魏晋好像就是启蒙运动，或是文艺复兴一样的时期，但历史告诉我们，这种近似“失范”的社会时期仅仅的暂时的，相反随着历史的推进，礼教在中国历史的作用越发的加强。这种短暂的，摒弃儒家的中国朝代反而是一种特殊幻象。鲁迅先生对此的思考是：他认为这种看似彻底的礼教摒弃是表面的，实际上魏晋对礼教的抛弃恰恰来源于对礼教的执着和相信，也表明了礼教的禁锢是一方面，但礼教在中国古代依然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当时人对礼教的反抗源于对礼教的崇拜，只是因为礼教在战乱和黑暗的社会环境无法有效的运转，所以他们通过激进的解构礼法、服饰、思想，希望改良礼教本身来达到儒家理想的终极目的。
并且鲁迅先生也认为，魏晋文人对礼法的蔑视也有对于服药之后的现实考虑，比如对丧葬之礼的简化：“本来魏晋的父母之礼是很繁多的……晋礼居丧之礼，也要瘦，不多吃饭，也不能饮酒”，但服用五石散是必须要饮酒的：“因此五石散一名寒食散，只有一样东西不必冷吃，就是酒”。所以饮酒作为“行散”的一部分，是不可以停止的，而“吃药之后，为生命计顾不得许多”。同理还有饮食，《礼记》云：“饥而废事，非礼也；饱而忘哀，亦非礼也”。古人认为行丧礼如果吃的太饱便会忘记哀痛，就与丧葬的本质违背了，所以大嚼大吃是最忌讳的东西。但是服药之后“不能肚饿，所以吃冷食，而且要赶快吃”，“居丧之时，饮酒食肉”，出于对活人的无奈只能委屈死人，这才是上流提倡简化丧礼的诱因。这样离经叛道的生活作风，也引发了社会自下而上的模仿和地震，他们自诩为“名士”作派，鲁迅先生指出：“这种习惯的末流，是只会吃药，竟或者假装吃药，而不会做文章”生生的把那些自古以来附庸风雅的人生生讽刺了一遍：于是后世不作文章而流于清谈，最后又发展为了不以才学而重看门第，恶性的影响延续了之后近百年。鲁迅先生之处，至隋，唐还存有服散风气，但其实醉翁不在酒，鲁迅先生之谈也在于思想的贫弱：服散带来的对社会的切实影响，以及不好文章流于清谈的风气，门第选官的社会传统，成为了延续的基调。鲁迅也特提起了“鸦片之祸”：“唐以后就没有人吃，其原因未详，大概弊多利少，和鸦片一样罢？”。可见毒品之害，不在其药性给人带来的疯癫，而在于疯癫者给世界创造的荒诞，服药者对社会风气的影响会逐渐渗透蔓延，虽然主流价值的破坏也具有一定的正面意义，但是相比起重构的代价太过惨痛。加之中国文人的创作传统依然不是出于“文人的自觉”而是对古代社会的现实责任的抱负抒发，所以也不难理解礼教为何重新回归了正统：因为礼教带来的不仅仅是秩序，还有封建时代政治精英的自我认同。如果说魏初是“通脱”，那么魏末晋初就是一种“痴迷”，“就是说话也要糊糊涂涂也好”，但也不是所有人都不清醒，也有许多人在“装傻”：即其行为虽然看似和那些清流类似，但其实他们的行为目的是不同的，他们的主张受到了统治集团的排斥，有反对礼教的部分。但又在主体上接受礼教观念，反对的主体人群恰恰是清流。而这一群体有着与”药“截然不同的另一种象征物，即“酒”。
“药”与“酒”，而这不是孤立的，恰恰相反，饮酒是脱胎自服药的。因为服药需要饮用冷酒，他是服药后“解散”的过程。鲁迅以酒为喻，把魏晋社会因为外部环境的变化导致的乱象比作“皮肉发烧”的人，把服药比作知识分子的消极与堕落，把人疯癫后荒诞看作是社会荒诞的体现，而现在到了饮酒的部分，则说明到了需要解药的时候。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鲁迅先生拿“竹林七贤”为喻，但他并不是拿这个政治团体一起来讲，而是抽取了其中的三个人：嵇康、刘伶和阮籍做例。“竹林七贤”的共同点在于：“他们七个中差不多都是反抗礼教的”。但是七人又全然不同：“这七人中，脾气各有不同。嵇阮二人的脾气都很大，嵇康就始终都是坏的。”而刘玲“他是不承认世界上从前规定的道理的。”换言之，竹林七贤的七个人代表了不同的思想立场，其中阮籍和嵇康又最具代表这种代表性。这种代表性被总结为“酒与药的区别”：“吃药是可以成仙的，仙是可以傲视俗人的；饮酒不会成仙。所以敷衍了事”。“饮酒”文化是世俗文化的象征，一旦喝酒就说明这些文人就已经有入世的心，所以鲁迅先生认为“竹林七贤”是一个政治团体，而这些人对政治的参与度也有所不同。嵇康吃药兼饮酒，说明嵇康是消极的、远离政治环境的，但是又有忧心天下的责任心，但是思想却与统治阶级不统一，最后“竟丧司马家之手”。阮籍最后“口不臧否人物”而“得享天年”，此文之中鲁迅也说“只饮酒”，足证阮籍一直都是热心于政治的公共知识分子，隐居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结果，最后为世俗所妥协了。刘玲则是中间派：虽然有政治抱负但是依然选择在表面上反抗礼教，所以并没有参与到政治之中去。这就是“饮酒派”和“吃药派”的区别，和“饮酒派”之中的大致区别。竹林七贤在隐居之中抒发各自的政治态度，所以也遭到了许多人的批评和指责，并且是对其不守礼法的指责，包括嵇康之死也是因为“不守孝道”，鲁迅也在文中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嵇康对司马氏的办事上有了直接的影响……嵇康的见杀，是因为他的朋友吕安不孝，连及嵇康，罪案和曹操杀孔融差不多……魏晋是以孝治天下的，不孝便不能不杀，为什么要以孝治天下呢？因为天位从禅位，即巧取豪夺而来，若主张以忠治天下，他们的立脚点便不稳，办事便棘手，立论也难了，所以一定要以孝治天下。”简言之，礼法既然不仅仅是儒家意识形态，更是一种工具，司马氏希望篡夺政治权利，招致了嵇康的反对。嵇康恰恰用伦理上的限制对礼教进行了破坏，而这种破坏性直接源自于对当朝者的反对。由于“孝”从道德标准转变为司马家投机篡夺权利的工具，于是就有了嵇康的立脚逻辑：用反对礼教对态度来匡正礼教。鲁迅先生借古言“今”，指出1921年的中国也有类似的困境在里面，并且对嵇康的行为在大体上表示了同情的心态，鲁迅举了军阀时期的典型案例：“那军阀从前是压迫民党的，后来北伐军势力一大，他便挂起青天白日旗，说自己已经信仰三民主义了，是总理的信徒。这样还不够，他还要做总理的纪念周。这时候，真的三民主义的信徒，去呢，不去呢？不去，他那里就可以说你反对三民主义，定罪，杀人。但既然在他的势力之下，没有别法，真的总理的信徒，倒会不谈三民主义，或者听人假惺惺的谈起来就皱眉，好象反对三民主义模样。所以我想，魏晋时所谓反对礼教的人，有许多大约也如此。他们倒是迂夫子，将礼教当作宝贝看待的。”如果说那位军阀老爷是”举着红旗反红旗”，那么毫无疑问嵇康阮籍便是“反对礼教匡正礼教”。
“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
阮籍的思想从最早消极归隐转变为希望恢复礼教秩序；刘玲意识到了礼教的重要，却不敢面对现实，于是更加的消沉、激进甚至是虚无；嵇康希望改良礼教，并且反对当朝的统治阶层，反对儒家伦理作为统治工具的一面。说到底他们还是接受了源起“三曹”时期的通脱思想，但依旧立身于现实，只是有的人妥协了，有的人没有妥协，还有的人选择了逃避：逃避虽可耻，但有用。
他们的态度与本心截然不同，鲁迅先生指出：“凡人们的言论、思想，倘若自己以为不错的，就愿意天下的别人，自己的朋友都这样做。”而不管是嵇康阮籍，都对后代制定了严格符合儒家伦理的家规，对子女的教育十分严格，并且不允许他们仿效自己的行为。这足以说明“竹林七贤”的本质依旧是一个政治团体，他们不希望为后人留下一个不好的影响，所以归根到底还是两个字：礼教。
鲁迅现实此文虽是学术报告，但其实精彩程度不亚于小说。到此之处，明暗两条线水落石出，表面上看贯穿全文的是“药”和“酒”，但实际上，药也不是药，酒也不是酒，他是礼教的两面。一面是他的僵化和等级，这是令文人消极和反抗的；另一方面，他又代表着秩序和传统，这是每一个民族在发展时期都要回归的主旋律。于是魏晋的文人就在这个纠结之中摇摆，也出现了“三曹”、何晏、嵇康、阮籍等通脱且立身现实的伟大文学家。所以，整个魏晋的文学史，依然是礼教的发展史，而不是酒、药的历史。鲁迅也对许多魏晋名士、附庸风雅乃至于怀念名士之人做出了批评：“而所学的无非是表面，他们是在的内心，却不知道。”。于是在“竹林七贤”的精神灭亡之后，魏晋的思想就逐渐平静了。毕竟没有立身于政治现实的格局，难以写出气魄恢宏的文章，即使到东晋末年的陶渊明时代，鲁迅也认为思想是趋于平和的，因为“乱也看惯了，篡也看惯了”，加上佛、道教思想的发展对各类社会思想的融合，东晋末会出现“田园诗人”也是并不奇怪的。
不过陶渊明并不是简单意义上的田园诗人，鲁迅先生认为：“即使是从前的人，那诗文完全超于政治的所谓“田园诗人”、“山林诗人”，是没有的”，陶渊明文章比如《述酒》就是与朝政有关的。“由此可知陶潜总不能超于尘世”，陶潜的隐居在中国历史上本就是一个十分偶然的现象，就在于历史发展到后期，礼教被进一步加强了。“例如看北朝的墓志，官位进升，往往详细写着，再仔细一看，他是一件经历过两三个朝代了。”，那个门阀掌握社会命脉，礼教作为等级制度具体存在僵化了社会的制度并没有随着“魏晋风度”而消失，相反他通过吸收佛教、道教的思想，甚至于变相承认了“隐士”否定政治不入世的权利，大大延续了生命力。相反是陶渊明这种寒门，出于门第无法跻身核心权力，只能通过隐居表面政治态度，实际上也是一种无奈和可悲。
文人的消极、逃避和礼教贯穿了整个中国封建社会，就和药与酒贯穿了整个南北朝一样。礼教是一个一言难尽的东西，他既是中国古代王朝稳定的基石，也是一块顽疾。直到鲁迅先生成文的那一年，他也依然看不到“解散”的希望。面对民国时期的黑暗与乱世，积贫积弱的国家重现南北朝的耻辱，他成为了直面惨淡人生的勇士。他的笔握紧成了火炬，呐喊的呼声鼓舞着千千万万的青年，从未停止。这也是鲁迅不同于那些旧文人的伟大之处。
只可惜，逃避和消极的知识分子消失了么？礼教消失了么？都是存疑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