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城市化进程中的视觉文化和艺术教育
视觉文化(本雅明)和视觉艺术概念，则是时下兴起的跨域交叉方式的一种西方现代学说。
是一种衍生于后工业文明的商业化、大众文化策略。
情形类似于天安门城楼参观，设想或制造自己所站的位置正是伟人驻足的地方，体验分享同样的时间与空间，如此“体验”并不需要真的站在那里就被虚拟成真。
我们知道，人类的视觉认知和不同的感受角度，产生了浩瀚的文本文化和繁复的图像文化两大类。
一.城市化进程中如何视觉艺术
这个看似无碍于未来前景把握的“技术性实现”，在描绘远景蓝图时大展风采。
一种普遍现象表现在装潢摩登的城市新区广告图景所诱引的看与被看的关系中，人们很少会注意把“经典”改头换面的城市模型与被开发的土地(区域)有任何内在联系，也无暇顾及，或者说还谈不上有足够识别力来关注地域地缘与文化文脉的关系。
类似以“花园”命名的社区，以欧陆风情标榜的广场格局、国际化的机场、车站、码头蔚然成风。
事实上，“意义的给予与获得”的西方后现代的视觉文化语境里，主旨还是为了摆脱陈旧的逻辑实证主义认知世界的方式，寻求作为人的主体性上的超越。
譬如关于一块石头的观看，可以是一块石头，当它在山野里;也可以是一座界碑，当它为权力所用;甚至就是一尊雕塑。
(注释:同上)视域的拓展和思想的解放，此类文化转向所带给我们的思想震撼恐怕还不止于某种价值观念上的动摇，也使我们对“文化”这个形神不显却涉及日常实践活动全部的概念有了全新的认识。
据不完全统计，三十年前的中国城市化率仅为17%，今天则已接近50%。
中国城市化进程显然已为视觉文化和艺术教育提供出了广阔的理论与实践“转向”的条件。
意味着依照身份建起来的社会秩序正向以契约为基础的社会秩序转向。
因此，促使城市成为拥有民生生态多样性和自然萌发出的文化机制，强调视觉文化研究和艺术介入生活得重要性，正是视觉艺术教育和实践可以重新赋予人、事、物，以及事件以意义的充分条件。
二.城市化进程中的视觉艺术怎样作为
基于此，视觉文化和视觉艺术教育与实践的思考，可试从以下三方面的设问与质询中考量:一.现代化、城市化、全球化这些概念是人类进入资本主义后才建构起来的图景，是由商业化衍生出的大众文化倾向在日常生活中的反映;是以经济利益创新为核心的文化形态。
三.城市化进程中的视觉艺术如何充分理由和别开生面
值得肯定的是这种合作正在摆脱盲从迷信的思维模式，转入了“技术决定力量(科学主义)”还是“思想决定力量(人文主义)”，以及“决定力量的力量(科学人文合流一体)”等博弈性思考;进入“社会关系”可以成为审美关系的实践，甚至在探索社会政治如何转化为文化心理的实践。
以上海世博会提出的“better city，better life”口号(美好的生活才是城市化的主旨)为例，“美好的生活”作为一种普遍性的愿望，是很难用物质占有指数的高低与否来进行判断的。
所以文化创造或创造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美好的创造即创造的美好。
因此，“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并不体现在城市的新与旧上，也不见得非要把碍眼的旧物或规划红线内的一切推倒重来就有“美好生活”。
虽然，能把这些有关民生的内容合理地分置于城市的各个角落的城市硬件建设相对容易且效果显著，就像杭州日新月异的城市环境一样。
镜子是身外之物，而历史是我们的昨天。
如此说来，所谓的“城市文化建设”就不是什么“经济搭台，文化唱戏”，也不是弄一个什么花哨“节日”来刺激消费。
如果上述现象分析基本在理，视觉文化研究和视觉艺术教育就有了充分理由来建构别开生面的新城市图像文化学的意义。
其次，既然城市是一种文化产物，是以人为中心的社会组织模式，产品与模式就必然不可避免地具有人的优势与弱点，这些产物与模式曾有或已有的法则和手段就有可能像人一样出差错。
因此，从某种角度而言，视觉文化研究和视觉艺术教育就是城市文化建设中的一股重要的知识力量。
可见，今天城市化语境下的视觉艺术，显然不再可能像过去精致专分的学科性美术生产方式般地出成果了。
并且，还可以任意完成“空间生产”的理想。
这类让行动自由自在的空间想象的人性本质，也为具体的不同领域的身份的具体人的思想提供了一种不可思议的属性，使人借助于现实与想象的某种条件而获得“保真”的具体化。
( 参见 罗岗、顾铮主编的《视觉文化读本》P13，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视觉艺术作为中国美术学院教育改革措施中产生的新学科，已置身于世界视觉文化转向的浪潮之列。
因此，在城市化语境里的中国美术学院的视觉艺术教育已蓄势而为，已在参与长三角的城市化建设中，承担起了重建中国文化精神和视觉文化思想的重任，并实现着新视觉在国家文化复兴进程中的应有职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