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保守与变革的平衡
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革命与改良，梁启超集于一身--
梁启超以“立宪”作为处理时代问题的总纲领，在不同阶段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努力。
武昌起义如一声惊雷，打破了晚清时代沉闷的政治局面，革命党人的势力正式挤入中国政治权力的核心地带，由满族亲贵所主导的清政府面临根本危机，北洋势力蠢蠢欲动……作为立宪派核心人物的梁启超、康有为也深深感到局势之变已是天翻地覆。
随着形势变迁，此方案已不可行，梁启超于是策划第二个方案，发表以“虚君共和”为主旨的《新中国建设问题》一文，并以此为纲领，派出人马与北京、上海、山东、广东各大政治力量联络，意图向他们推广这一折中性方案，把清政府、革命党人和其他地方政治力量纳入到“虚君共和”的道路上来。
在四个月里，梁启超的三次筹划，都是以立宪为宗旨。
而此道的要义，在于寻求保守与变革的平衡。
梁启超一生中，直接经历的且具有宪制意义的政治时刻有四个，一是戊戌变法(1898)，二是辛亥周旋(1911)，三是组党辅袁(1912-1913)，四是护国运动(1915-1916)。
一、立宪的主旨:追求保守与变革的均衡
梁启超的立宪立场，既不同于清政府中的守旧派，因为这种守旧立场，只能耗散中国挣扎求生的契机，坐待灭亡;也不同于激进的南方革命派，因为革命派力图重新奠定政治基础，断裂式地再造政治体系。
如果说康有为坚持君主立宪，混杂着政治义理与帝王知遇的复杂元素--他的儒家圣人情怀使他很难在政治实践中摆脱“君为臣纲”的伦理意识，“戊戌变法”时期光绪皇帝对他的赏识与重用则进一步强化了他对清王朝君统的情感忠诚。
概括说来，梁启超立宪思想的主旨，是追求保守与变革的均衡。
接下来就有三个问题，第一，何以要“保守”，保守的内容是什么
第三，保守与变革的均衡是一种什么样的局面，它包含着哪些更深刻的内涵
(一)何以要“保守”，“保守”的内容是什么
政治建构的方案与政治体的处境总是密切关联，处境构成了方案选择的制约性要素。
康有为在武昌起义发生时，就充分阐释了由旧制骤然转向新制所蕴含的危险:
梁启超在思考中国政治问题时，现代性的国际处境始终是一个关键要素。
他深刻地意识到古代中国与近代中国在外部环境方面的变化，以及这一变化对国家政治变革的影响。
章太炎在给梁启超的信里写到:
现代性潮流中列强环伺的险恶处境，是梁启超“保守”的根本理由。
(二)何以要“变革”，“变革”的内容是什么
革新政体、通达官民、救亡图存，一直是梁启超努力的目标。细究梁启超立宪思想中的“变革”，我们可能会发现一些更为深邃的内涵。
这些因素，使他们在思考问题时比较老辣，能够懂得什么是核心问题，什么是国家利益的关节所在。
从总体谱系来说，革命党人和立宪派都追求现代政治，但革命党人却不自觉地以现代价值理念为出发点，而立宪派则从政治实效出发采择现代性思想资源和制度资源。
(三)变革与保守的平衡意味着什么
近现代西方政治学理论，如霍布斯、洛克、卢梭等人的契约论，多是从个体权利与自由出发思考政府与政治秩序。
他们不是从某种单一逻辑出发考虑问题，而是从整体格局出发考虑问题。
由于这个原因，梁启超一方面要和清政府里的顽固势力斗争，策划着要推翻旧的“皇族内阁”，重塑政府体系;另一方面要和激进的南方革命党人斗争，遏制激进主义，避免秩序的总破裂与国家领土的分崩离析。
阐述完立宪的主旨与内涵之后，我们就具体来重温和理解梁启超在武昌起义期间策划实施的三个立宪方案。
二、筹划宫廷政变、召开国会
但是，一贯善于权变的梁启超，决定在乱局中寻找立宪契机。
事情的原委，得从“皇族内阁”事件说起。
所忧者在于，武昌起义有可能导致国家秩序破裂，使既有政治权威彻底瓦解，进而内乱外患，一起涌来;所喜者在于，武昌起义为沉闷的政治局面打开了一个缺口，从而酝酿着迈向立宪政治的机会。
他的第一项方案是策划宫廷政变。
这四项措施中，后两项为应付局面的技术性办法，前两项关乎梁启超一以贯之的立宪努力。
现象之下，往往包含某些实质性的东西。
在晚清政治中，民族问题是一个基本的政治问题。
“皇族内阁”出现之后，整个立宪派对朝廷的行径极其失望。
康有为在武昌起义之后，第一个要防范的就是袁世凯，他说:
在这里，政治理念是原则问题，民族身份是权变问题;优先选择载涛，实质是优先考虑政治理念。
儒家传统中一直有华夷之辨、文野之别的意识架构。
我们再来分析“召集国会”与立宪之间的关系问题。
在梁启超的这个立宪构想中，改组内阁只是表层目标，召集国会才是根本所在。
权力的中心在哪里，这关系到政体类型的差异。
当权力中心在君主时，它就是传统的皇帝官僚制，当权力中心在国会时，它就属于梁启超孜孜追求的立宪政治。
传统儒家思想中官民通达、言路开放、选贤与能的理念，在国会制度中找到了具体的实施路径。
我们细细考察梁启超关于国会的阐释，发现他对于国会的组织、国会与内阁的关系、国会的运转等等，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主张。
两千多年前，孔子和孟子怀揣儒家政治理念，周游列国以求落实理想、改进现实政治。
发动宫廷政变、拥立载涛为总理、召集国会这一整体构想，是梁启超立足于清王室内部力量的一次立宪努力，它在性质上和1898年的“戊戌变法”有些类似，都是想扶持当权集团中的开明力量，从而实现政治革新。
根据新的政治形势，梁启超迅速展开了第二个立宪方案，发表了《新中国建设问题》，同时派人向各方推广“虚君共和”的方案，意图把清王室、袁世凯、南方革命党和各地方政治势力纳入到一个共同政治架构中。
三、推广“虚君共和”，斡旋南北各方
某些时候，需要从内部某一层面入手。
如果说发动宫廷政变、拥立载涛属于第一种情况，那么推广“虚君共和”，则属于第二种情况。
《新中国建设问题》分为上篇和下篇，上篇以“单一国体与联邦国体之问题”名之，下篇以“虚君共和政体与民主共和政体之问题”名之。
关于单一国体与联邦国体，即中央和地方关系问题，梁启超列举分析了主张单一制和联邦制的各自理由，最后有倾向性地指出:
依比利时挪威等国迎立异邦君主使宣誓入籍然后即位之例，但使现皇室能改从汉姓，我国民或许其尸此虚位乎。
然后，话锋一转，又把清王室痛切批判了一番:
今之皇室，乃饮鸩以祈速死……以前，我曾把这篇文章当做一般政论文来读，发现它和梁启超一贯文风很不相同。
在这一方案中，关于中央与地方关系问题，梁启超倾向于单一制，除了单一制与“强大政府”相关联这一因素外，梁启超可能还有更现实的担忧:在南北对峙、各省宣布独立的状况下，联邦制可能会导致中国分裂。
发布了这一纲领之后，梁启超派出自己阵营的人士，分别到北京、上海、广东、山东进行游说，以推广“虚君共和”方案、谋求敌对各方能够在此基础上妥协合作。
然而，情况并不理想。
袁世凯虚与委蛇，革命党人冷淡消极，地方政治势力骑墙观望。
罗瘿公是梁启超派到北京与袁世凯接洽的人。
他在给梁启超的报告中描述了袁世凯的态度:
盛先觉是梁启超派到上海、南京与革命党接洽的人。
他的报告中写到:
在这个时候，除了梁启超的“虚君共和”方案，南北双方也有自己比较完整的方案。
南北双方后来虽然一度达成妥协，但双方法统之争依然存在着。
历史经常会以不同的形式重复，武昌起义期间飘零于南北双方之间的立宪派，和30多年后夹在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民主党派，处境非常类似。
梁卓如兄鉴:……梁启超再辞，袁世凯再邀:
梁启超回信袁世凯时，阐释了外部合作的原则、原因和途径:
这封回信简要阐述了二者合作的纲领。
在此时期，虽然袁世凯对于梁启超推广的“虚君共和”方案暧昧含糊、虚与委蛇，但较之革命党人的冷淡拒绝，情况要好得多。
梁启超等立宪派人士除了在政治纲领上反对革命党人，在精神气质和实际政治能力上，也不看好他们。
夫汹汹发愤之士，多热心之才杰，痛中国之沦亡，而思救焚拯溺于一线者也。
1912年，袁世凯已任临时大总统，梁启超在给袁的信中，进一步分析了革命党人的状况，他认为:
近代西方兴起的宪政体系，宪法制度作为公共平台，各种政治力量依据宪法规则，在公共平台上展开博弈。
“形式”是结构、是平台;而“质料”是支撑结构的内容、游走于平台之上的鲜活的力量。
革命党人浪漫、天真、低估了问题的难度，使梁启超在没有其他道路的时候，宁可选择北洋集团和旧官僚集团。
在这个立宪努力的方案中，我们可以透视出梁启超的原则与权变。
梁启超曾设想了这次合作的积极场面:
因势利导，转变舆论，鄙人不敏，窃以自任。
然而，时局的变化，却并未朝着君主立宪的路子发展。
历史故事，嚼之思之，余味无穷。
昔之英雄，奔走斡旋，音容未远。
高全喜先生专门用“日常政治”和“非常政治”这两个概念解释宪制变迁问题，参见高全喜:“‘宪法政治’理论的时代课题”，载《政法论坛》2005年第2期。
基辛格从世界秩序的角度，对比分析了古代中国所处的国际秩序与当今东亚秩序之间的异同，参见亨利•基辛格:《世界秩序》，胡利平等译，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第6章“通往亚洲秩序之路:对抗还是伙伴关系”，第275-304页。
外蒙王公在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曾致信梁启超，邀请梁回国救难。
蒙古合境上马，愿执鞭以从。
相关历史细节，参见徐爽:《旧王朝与新制度》第7章，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153-176页。
张朋园细致梳理了晚清立宪派与清政府之间的关系形态，参见张朋园:《立宪派与辛亥革命》，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版，第3页。
孟子曾阐释过政治官僚阶层的问题，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
福山在他的政治发展理论中，曾细致分析了主权、国家能力、自由、政府责任这些要素及其相互关系。
这一内阁组成人员状况如是:总理大臣奕劻(满)，协理大臣那桐(满)和徐世昌(汉)，外务大臣梁敦彦(汉)，民政大臣善耆(满)，度支大臣载泽(满)，学务大臣唐景崇(汉)，陆军大臣荫昌(满)，海军大臣载洵(满)，司法大臣绍昌(满)，农工大臣溥伦(满)，邮传大臣盛宣怀(汉)，理藩大臣寿耆(满)。
康有为给徐君勉的信，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63页。
约翰•密尔曾对此问题进行过系统阐释，参见约翰•密尔:《代议制政府》，汪瑄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4-52页。
{2}康有为:“救亡论”，载《康有为政论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
{3}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