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高校有组织科研，提升服务国家战略能力
多主体协同参与，能够为高校有组织科研提供有效指引。这些群体对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有着较为深刻的认识，能够精准把握重大科技需求定位和凝练重大科技问题。一是打破科研管理部门协同壁垒，提高有组织科研项目管理效能。二是加大对科研管理人员的支持力度，提高科研管理人员的地位，尊重和认可科研管理人员的劳动，改革科研管理人员评价体系，激发相关人才的积极性。三是注重科研管理团队能力建设，打造服务能力强、专业化水平高、战略眼光远的优质管理团队。一直以来，高校专注于人才培养、自由探索式基础研究、基础学科理论研究等职能，缺乏对接国家战略、产业应用、企业技术等需求的完善机制，也缺乏从中凝练科学问题的机制和专业化队伍。我国高校学科门类、一级学科和专业学位类别划分较细。相比而言，世界科技强国的学科划分更具包容性，与社会经济需求高度关联。从产业匹配度看，目前我国高校的学科结构与产业结构总体相匹配，但学科的设置、水平、口径等与产业发展还不能完全适配，无法完全满足产业发展需求；从前沿引领性看，新兴学科、交叉学科的发展，一定程度上带动了相关产业发展，但受制于学科设置的水平和类型等因素，在引领经济社会发展、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等方面仍然动力不足；从集聚融合性看，学科间的融合交叉、学科发展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已初显成效，但学科集群发展和集聚效应还没有充分发挥。此外，许多高校还存在面向产业需求对接动力不足的问题。基于场景驱动的产业需求是高校横向科研项目的主要来源，是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的核心抓手。一些高校对来自企业的横向科研项目重视程度不够，影响了教师与企业合作的积极性，导致校企协同创新中供给侧动能不足。高校有组织科研需要着力破解科研方向与国家需求衔接不紧密的问题。在面向战略需求的关键问题凝练方面，要完善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重大科学问题征集、筛选、凝练、分解机制，充分对接国家发展战略需求、全球性战略需求、区域发展战略需求、行业企业需求。在自上而下方面，可由政府有关部门牵头，联合第三方专业机构，根据各方需求凝练科学问题，并分解为可执行的项目任务清单，再报相关部门最终审定。在自下而上方面，可由部分高校自发组织专业团队，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征集国家、行业、企业发展需求，凝练科学问题，形成倾向开展科研项目清单，上报有关部门审定。高校应当站在综合全球前沿目标和未来产业发展需求的高度，建立面向国家战略需求的交叉学科人才培养体系，加大重点关键技术领域的科技人才培养。特别是，不仅要提高人才的专业化水平，更要注重强化人才的战略预判意识、需求把握能力和组织管理能力，为培养战略科学家打下基础。例如，可以通过部际联席会议机制对接产业和科技需求，建立并完善基于高校、政府、企业等多方需求的对接平台。通过平台梳理出社会和企业层面需求，再进行归纳整理，并与相关政府部门对接，从而提升高校对接外部需求的水平。高新技术企业可以在平台上发布技术需求，高校可以依托平台发布人才供给需求，企业的融资需求也可以通过平台对接到银行。此外，高校还可以联合企业推出科研项目，并为企业投入科研活动提供一定优惠措施，引导企业尤其是科技领军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成为基础研究的重要主体。自由探索、学科导向式的科研组织模式和管理架构无法适应有组织科研对体系化、协同化、跨学科发展的新要求。高校有组织科研需要着力破解跨学科、跨学院组建科研团队难的问题，特别是要注意建立并完善跨校、跨学科、跨专业的协同创新机制。因此，强化高校有组织科研的“筋骨”，需要加强高校规模化、高水平科研团队和科研机构建设。有组织科研需要成规模的人才队伍，有时是成百上千，甚至上万。高校要主动构建多学科大型科研团队，从跨学科、跨行业视角为关键核心技术领域提供系统解决方案。同时，在大团队建设的过程中加强战略科学家培养，最终实现由战略科学家领导的高校有组织科研活动。可建立资源配置一体化机制，在重大人才计划、研究生招生计划、本科生推免名额等方面对有组织科研给予政策倾斜和支持，克服单打独斗、资源分散的弊端，打破传统以学院、学科为单位的科研组织体系。有组织科研需要高校的组织模式从自下而上的自由式探索，转变为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具有整体论思想的统筹组织模式，构建具有计划性、公益性、战略性的科研管理模式。应对国家战略科技任务的组织模式主要包括成立专门机构、设立重大项目和建立动态实体等。高校可根据有组织科研的任务需求类型，选择多元化的组织模式。例如，可优先创建独立建制的实体有组织科研机构，其完全独立于院系之外，且与传统学院平级，以确保有组织科研不受传统院系组织结构的限制，能够灵活地逾越学科界限，针对重大战略问题、前沿问题、现实急迫问题开展有组织的研究。有组织科研通常面向重大科技任务，需要构建有利于团队协同攻关的系统性评价体系，注重对满足国家重大需求的科研成果的整体性考核，同时还要充分考虑个人贡献。广大高校现有的学科导向、面向个体的科研评价方式，不适应有组织科研以团队协作和跨学科合作为主的科研活动。一方面，难以客观衡量团队成员的实际贡献。有组织科研的评价方式和自由探索的评价方式不同，需要针对团队式、合作式、长周期、任务导向型的科研活动进行评价。而高校现行的职称评定、绩效考核、奖励评审等评价激励机制，通常过多强调科技成果完成人的排序，强调第一完成人，容易导致科研人员热衷于牵头干点小项目，不愿意参与承担重大任务。此外，以数量指标为主导的校院两级管理模式，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学科间的交叉合作，难以应对需要跨越学科界限攻克的复杂、前沿、重大研究问题。另一方面，现有评价体系无法充分反映大多数研究成果的水平和价值，难以衡量是否产出了真正满足国家、产业等层面战略需求的成果。有组织科研的评价支撑体系应该有特殊性，特别是要让长期潜心从事国家战略性攻关项目的团队能够安心开展科学研究。然而，现行的基于学科导向的评价体系容易演变成唯论文导向的评价体系，这体现在部分科研人员为了论文和“帽子”，倾向于选择能够较快产出大量成果的研究方向，而放弃具有原创性潜力但需要长期投入的研究领域。加之现有的高校项目评价大多采用的是学术界同行评议模式，相当于自己出题自己评，相对适合基础研究。对应用研究来说，应该以外部评价为主，突出用户评价和社会评价，从而评判研究成果是否解决实际问题、推动技术进步。完善适应有组织科研的评价体系，需注重交叉合作成果实际贡献评估，改革单一研究序列评价模式，引导科研活动解决实际需求。引导广大教师更加关注和对接国家战略需求，承接重大项目；引导广大教师通过长期积累，形成高水平、标志性、有影响力的成果；遴选部分从事原创性研究或重大攻关的教师少考核甚至免考核；在科研的选题、项目验收等环节，发挥行业企业重要作用，与产业应用结合紧密的项目合作，选取活跃在生产一线的技术专家和管理专家参与评审等。不能简单以科研成果完成人排序作为衡量标准，而要强调科研成果的实际贡献，引导科研人员积极参与重大攻关项目或工程，强化协同创新。不管是科技应用课题，还是基础研究课题，在结题的时候，说明团队相关单位或者成员在项目里面的投入和贡献率，是比较好的尝试，从而实事求是地认可每位参与者的实际贡献。可以实行“教授—研究员”双轨制，与主要负责学科建设的教授序列评价作出区分。建立吸纳优质师资加入有组织科研的机制，制定有组织科研计划或项目遴选制度，允许优秀教师以原属院系教师和有组织科研团队成员的双重身份加入有组织科研计划或项目，并完善相应的评价制度，对其参与有组织科研的工作予以认可和评定，纳入考核、晋升、奖励范畴。面向重大科技任务的有组织科研，通常需要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等科研基础平台支撑，而许多高校普遍存在的“科研平台多而不强、合作网络基础薄弱”的科研条件难以满足有组织科研对大平台、多方协作的需求。一方面，科研平台多而不强、协同性差。高校虽然建有不少国家级、省部级重点实验室、工程研究中心、协同创新中心等平台，然而调研发现，高校科研创新平台重申报、轻建设和多而不优、大而不强等情况依然存在，尚未形成高效协同的创新组织体系，平台运行存在薄弱环节。相比之下，国家科研机构负责建设、管理和运行国家大型科技基础设施，在科研条件方面更完备。据统计，以中科院为代表的国家科研机构已建成并运行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有20余个，占全国已运行重大设施的近70%。另一方面，高校合作网络较弱，难以调动外部高水平科技平台条件。高校可以通过外部合作弥补其在重大科研平台条件方面的不足，以满足有组织科研的需要。不过，目前高校与科研院所、企业等主体的协同创新合作机制有待完善，仍存在各组织单位科技计划管理方面联动不够、多元化投入积极性和规模有待提高、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不突出、产学研融合水平不高等问题。此外，高校的对外组织能力较弱，难以调动国家实验室、科研机构、企业等其他战略科技力量协同攻关，也无法满足国际大科学计划培育或发起的条件。为此，要推动构建高校有组织科研平台体系，加强外部合作，大力推动科教融合和产教融合，强化高校有组织科研的条件支撑。在平台建设上，从“自由生长”向“定向培育”转变，围绕重大需求和攻关任务，加强培育布局。强化高校内部优质资源的统筹整合，建立大型科研仪器设备等的共享机制，保障实体与非实体有组织科研机构能够共享校内高端仪器设备等，避免因仪器设备等重复购置造成资源浪费。同时，布局建设一批一流国际联合实验室等平台，鼓励支持高校培育、发起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深入实施“一带一路”科技创新行动计划等。高校要以自身学科优势为基础，选择有组织科研的主攻方向，强化与国家实验室、科研机构、企业的协同创新与合作攻关，并强化科技创新与输出，以高质量科技创新反哺教学，形成互促互融的良好生态；吸引行业企业以项目任务的形式为高校有组织科研提供经费，以新知识服务于行业企业的升级再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