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公司法》中的股东诉讼种类及其分析
新《公司法》中的股东诉讼种类及其分析
2005年10月27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8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法修订案，新公司法于今年1月1日起实行。修订后的公司法有一个明显的特点，重视公司相关利益人（股东、债权人与公司）之间的利益平衡，引入国际通行的一些保护小股东利益的诉讼规则、诉讼制度，极大地增强了公司法的可诉性，对公司诉讼纠纷案件的审理带来重要影响。本文将对其中一些新增有关股东诉讼进行分析研究，并对司法实践中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探讨。
一、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瑕疵之诉
无论股东（大）会决议制度还是董事会决议制度，都是将多数出资者的意思吸收为单一的团体意思的制度，因此，其内容和程序都应当遵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如果决议在内容或者程序上存在瑕疵，就不能认为是正当的团体意思，自然应当适用法律上有关行为瑕疵的规定。然而，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是一种团体法律行为，如果完全采取法律上关于行为无效或者可撤销的一般规定，势必导致团体法律关系的不稳定，进而可能对多数利害关系人的利益造成影响，这不符合商法维护交易安全的原则。有鉴于此，各国商法或者公司法往往对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的瑕疵及其救济专门予以规定。
我国原《公司法》第111条规定，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违反法律、行政法规，侵犯股东合法权益的，股东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要求停止该违法行为和侵害行为的诉讼。该条规定处在原公司法的第三章“股份有限公司的设立和组织机构”，也就是说只有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才可以行使诉权，将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排除在外。另外，该规定非常模糊，并没有对存在瑕疵的决议之效力做出规定。而且，由于公司自治原则，公司章程也是判断决议效力的重要指针，并非只有违反了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的决议才有瑕疵。为了弥补这些缺陷，新《公司法》将该条文的位置调整到了“总则”中的第22条，对股东（大）会、董事决议无效及可撤销诉讼从实体和程序两个方面进行了较为完善的规定。
新公司法将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瑕疵之诉分为二种即决议无效之诉和决议可撤销之诉。新《公司法》第22条第1款规定，公司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无效。第2款规定：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或者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的，股东可以自决议做出之日起六十日内，请求人民法院撤销。间言之，决议内容违法的自始无效，而决议程序违法，内容违章应自撤销判决生效时起无效。
1、诉讼当事人及起诉期间
法律对提起决议无效之诉的原告资格没有特别的限制。也就是说，原告可以是任何人，只要该决议对其利益造成了损害，包括股东、董事、监事，还有公司债权人等。当然，股东是最重要的原告。股东作为公司的出资人，为了自己投资安全，对股东（大）会决议有一个基本的要求，即决议内容不能违反国家法律。当股东（大）会决议内容违反法律时，就破坏了股东对公司的这种期待，损害了股东的期待权，股东有权向法院提起决议无效之诉。由于该诉讼在性质上属于直接诉讼，故任何一名股东都可以提起，而不必有持股数量和时间的限制，新《公司法》对此也没有做出限制。
各国法律在规定决议可撤销之诉的原告时，一般将其限定于股东、董事、监事。这主要是考虑到决议的可撤销的原因在瑕疵程度上轻于无效的原因，而且可撤销的决议在被撤销前是有效的，因此将原告资格限定为与诉讼有最大利害关系者。也是由于上述原因，《公司法》对决议可撤销之诉规定了起诉的时间限制，也就是说原告必须在决议做出后的法定期限内提起诉讼。一般来说，可撤销之诉的起诉期间较短，如《日本商法典》第248条规定为3个月，《瑞士债务法》第706条规定为2个月，我国台湾地区“公司法”189条规定为1个月。我国新《公司法》规定为60天，比较恰当。
由于会议决议是根据“资本多数决原则”确立的，“资本多数决原则”将多数派股东的意思通过决议拟制为公司的意思，既然决议体现了公司的意思，自然应将公司列为决议瑕疵之诉的被告。
2、举证责任之分配
由于股东一般处于公司管理边缘，大多并不掌握公司管理和决策的实际信息，因此法院应当坚持由了解案件事实、实际掌握和控制关键证据的一方负举证责任。在审判时间中具体分配举证责任时，原告（股东）应对存在的损害事实、侵害行为负有提供证据的责任；作为被告的公司、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应当提供证据证明损害行为不存在或损害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否则要承担败诉后果。
3、费用担保
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瑕疵之诉是为了维护股东的利益所创设的制度，但该项制度在运行中也可能出现股东为了妨碍公司的运作而滥用诉权，致使公司疲于应付的情况。为了防止股东滥用诉权，阻止一些别有用心的原告股东提起恶意诉讼，新《公司法》第22条第3款规定了费用担保制度。尽管该担保条款制度的目的在于防止股东滥诉，但其亦存在较大的副作用，即被告可以费用担保为手段来阻止原告股东提起诉讼。因此该条款使用的字样是“可以”，而不是“应当”，这意味着授予了人民法院以裁量权，由人民法院判断和决定是否要求原告股东提供担保。
二、异议股东股份收买请求权之诉
异议股东股份收买请求权又称异议估价权，是指当股东大会做出对股东利益关系有重大影响的决议时，对该决议表明异议的股东，享有请求公司以公平价格收买其所持有的股份，退出公司的权利，实现公司和股东之间的利益平衡。该制度是法律保护小股东合法权益重要手段。
对于异议股东股份收买请求权适用的公司形式，立法上有不同的规定，我国新《公司法》规定该制度仅适应于有限责任公司。这样规定的理由在于：有限责任公司具有封闭性，异议股东无法通过公开市场顺利转让其股权；有限责任公司又具有人合性，异议股东有时较难找到愿意购买其股份的第三人，在此情况下只能被迫低价转让给其他股东。因此，赋予有限责任公司异议股东以股份收买请求权，可以缓解有限责任公司封闭性和人合性所带来的问题。关于股份收买请求权适用的具体情况，各国立法规定存在差异。有的国家规定只有在公司合并或联合的情况下，异议股东才有此权利。有的国家则对异议股东股份收买请求权设置了较为宽泛的范围。我国新《公司法》将异议股东行使股份收买请求权的情形规定为以下三种：（1）公司连续五年不向股东分配利润，而公司该五年连续赢利，并且符合本法规定的分配利润条件的；（2）公司合并、分立、转让主要财产的；（3）公司章程规定的营业期限届满或者章程规定的其他解散事由出现，股东会会议通过决议修改章程使公司存续的。
1、股份合理价格的确定
根据新《公司法》的规定，如果双方在股东会决议通过后60日内达不成协议或在此期间届满之前双方已明确表示协商失败，股东便有权在股东会决议通过后90日内请求法院决定收买价格。新《公司法》对于法院如何确定收买价格并没有明确规定，国外有两种模式。第一种模式是，由法官在考虑双方各自提出的价格以及其他相关因素之后，进行裁决，以确定异议股份的公平价值。如美国标准公司法和美国特拉华州公司法，均规定在公司和异议股东在无法就股份价格形成一致，由法院最终决定异议股份的公平价格。在法院决定之后，即是双方有所不满，也无从改变。第二种模式则是，由相关专业人士来决定异议股份的公平价值。丹麦1973年《公司法》第139条规定，如果异议股东与公司不能就股份的赎回价格达成协议，则由法院指定的专家来确定。应该说在第一种模式中，也不缺少专业人士的对价格决定过程中的参与，因为法官毕竟不是财务或股票专家，需要参考相关专业人士的意见，来帮助自己做出最后的决定。但在第一种模式中，相关专业人士的意见，只起参考作用；而在第二种模式中，相关专业人士的意见则要起到决定作用。笔者认为，结合我国的审判实践，可以由法院聘请专业的评估师进行估价，并允许公司和异议股东就股份的公平价格进行相互质证、辩论，然后由法官在此估价的基础上确定合理的价格。
2、举证责任
从公司与异议股东的相互关系和所处地位来看，一方面公司是对自己运营情况最为了解的，并且有组织的公司处于十分强势的地位；另一方面，少数的异议股东往往是分散的，无组织的，并且不直接参与公司的管理活动，对公司的情况不可能十分清楚。同时由于公司和异议股东出于利益冲突的状态，公司要压低估价，异议股东要抬高估价，所以公司没有动力向异议股东提供公司的真实情况，甚至有可能隐瞒、阻挠股东获得充分信息。出于以上考虑，法院要求公司承担价格决定过程中的举证责任是比较合理的，也是比较经济的，。
3、诉讼费用的负担
在价格决定过程中的费用，会包括估价人的费用、法院受理费用等。对于这些费用的分担，可能数额会相当大。加拿大《商业公司法》第190条第18款规定，异议股东无需提供诉讼费担保（即预付诉讼费）。美国的《示范公司法》第13.31节规定：一切诉讼费用，包括由法院任命的估价人的合理补偿和开销由公司承担。但如果异议股东要求支付的行为武断、诉讼无根据或没有善意，在此范围内，则异议股东要支付诉讼费。新《公司法》没有对诉讼费用分担做出规定，在有关的司法解释出台之前，笔者认为美国的做法可以借鉴。
三、解散公司之诉
公司根据新《公司法》第183条的规定，当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时，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10%以上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该制度的理论基础在于：公司的解散本属于股东会决议的事项，在公司不能做出任何决议的情况下，股东的各种法定权利都失去了行使的条件，法律赋予股东提起诉讼解散公司。
解散公司的理由法律有明确的规定，首先公司陷入僵局。“公司僵局”是指因股东之间或公司管理人员之间的利益冲突和矛盾，导致公司的有效运行机制失灵的一种形象的说法。法院可以根据以下事实判断公司是否陷入僵局：股东会或董事会因对方的拒绝参会而无法有效召集，任何一方的提议都不被对方接受和认可，即使能够举行会议也无法通过任何议案。由于这种对抗，导致决策或者决策有效执行机制断层，公司不能正常运转的，公司的一切事务处于一种瘫痪状态。其次，公司或股东利益遭到严重损害。当公司控制者（董事或控制股东）的不正当行为对公司或股东利益造成严重损害，而且这种损害危及公司的生存或股东的根本利益时，公司已经异化为股东的对立面，不仅股东的赢利目标难于实现，而且一切期待利益都将化为乌有。法院可以根据以下事实判断股东利益是否遭到严重损害：（1）董事或控制股东恶意滥用或浪费公司资产。（2）董事或控制股东对少数股东有严重的压制、不公平行为。根据英美法的一些判例，如果控制公司的人对少数股东实施压制，无论此种压制行为是以公司的身份实施的还是以董事的身份实施的，根据受压制的少数股东的申请，法庭都会颁发公司解散令。
1、解散公司之诉的当事人
（1）原告。请求法院解散公司诉讼的原告应为股东。但由于申请解散公司对公司影响重大，为防止少数人滥用诉权，借提起解散公司之诉损害公司和多数股东的利益，一些国家规定股东提起该诉讼时有一定的资格限制，即只有持股达到一定数量时才能提起这种诉讼。根据我国新《公司法》中规定，提起解散公司诉讼的原告为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10%以上的股东。上海市高院在《关于公司股东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的案件应如何确立诉讼当事人问题的解答》中，对此做了进一步明确，要求该股东必须是现实股东，即起诉时和诉讼过程中必须具有股东资格。
（2）被告。公司解散之诉的被告应为公司，还是其他股东，还是二者都为被告。由于公司僵局纠纷既涉及股东之间、董事之间的矛盾，又关系到公司实体的存亡。上海市高院在《关于公司股东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的案件应如何确立诉讼当事人问题的解答》中认为：部分股东在股东会或股东大会未达成合意解散的情形下，请求法院解散公司，其诉请的目的在于提前终止公司的经营，其实质是要求解除股东之间对设立和存续公司达成的合意。因此，股东请求解散公司的案件，其诉讼指向应针对公司其他股东，故应列公司其它股东为被告。公司实际上是被请求解散的客体，故公司应作为案件的第三人参加诉讼。
笔者认为，人民法院在审理公司僵局纠纷案件时，应将公司和相对方股东作为共同被告列出；当事人未列出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原告追加被告；原告拒绝追加的，可以驳回起诉。虽然股东是直接与其他股东发生冲突，但其他股东的压制行为通常是以公司名义做出，而且如果起诉股东胜诉，要直接承担法律后果的是公司。因此，公司解散之诉的被告应当是公司。不少国家的立法也采取此种模式，如《德国有限责任公司法》第61条第2款就规定，解散之诉应针对公司提出。
2、判决的效力
尽管修订后的《公司法》规定了公司僵局中的股东提起解散公司之诉，但人民法院通过解散公司的方式处理公司僵局时，应当特别慎重。只要公司尚有维系和存续的希望，不应当轻易地判决解散公司。如果在综合考虑各种因素之后，法院认为原告起诉要求解散公司的理由成立，即起诉所指称的事实已损害了股东的权益，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只能解散公司方能保护股东的利益时，法院就应当判决解散公司。判决解散公司的效力，及于当事人及与此有关的一切人。
公司解散的一个当然的效力是导致清算的开始。当法院判决解散公司时，关于清算人的选任，新公司法没有规定解散公司时由法院依职权选择清算人，而由股东自行组成清算组。《公司法》第184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清算组由股东组成，股份有限公司的清算组由董事或者股东大会确定的人员组成。逾期不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的，债权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指定有关人员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
以上是新公司法新增的三种关于有关股东诉讼的类型，其它公司法还有规定了股东代位诉讼和股东查阅公司账簿之诉。后两者已经有司法实践且认识较统一，故在此不再赘述。
（作者单位：民三庭 复旦大学）
（责任编辑：徐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