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过去的2008年，结束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个30年，开始了历史性的转折。我国已经跃上人均GDP3000美元的发展新台阶，今后的5-10年将是一个发展方式全面转型、市场经济社会全面建立的重要时期，也是全球化格局全面重组的关键时期。面对新一轮全球化的迅勐发展态势，我国少数民族文化建设虽然面临种种严峻挑战，但无疑将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期。我们应该站在时代的高起点上，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全面提升少数民族文化建设在国家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战略地位，创新少数民族文化发展机制和发展思路，为少数民族文化发展创造有利的经济环境、制度环境、政策环境以及教育和科技基础，推动少数民族文化大发展。
（一）从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高度，重新认识少数民族文化发展在国家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战略地位。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发展少数民族文化，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是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战略定位。改革开放30年来国民经济持续快速的增长，已经将我国的现代化进程越来越紧密地与全球化进程联系在一起。世纪之交，最引人注目的全球化新趋势就是，文化软实力正在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关键性因素。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关键之一就是发展少数民族文化。我们必须顺应新一轮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以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为核心，全面整合国家经济、政治、文化资源；以经营国家文化软实力战略为基础，全面组织和运用国家综合战略能力。只有这样，才能在全球范围内拓展和维护国家利益，成功实现中华民族和平发展和伟大复兴。
同时，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状况的好坏，还关系到我国一亿多少数民族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利的落实，关系到民族地区的社会和谐与进步，更关系到我国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与全面小康社会的实现。少数民族文化的繁荣发展必将提高少数民族群众的幸福感，也必将进一步巩固各族人民群众的国家认同意识。
（二）加大对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支持力度，为少数民族文化发展创造有利的经济基础。
首先，要为少数民族文化发展创造有利的经济环境，以解决由于经济发展水平滞后而长期制约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问题。外部支持是改善民族地区文化发展的经济环境的重要因素，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就是主要手段之一。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速度较快，经济、社会发展各种不平衡问题也凸显出来，少数民族经济社会发展滞后就是其中最突出的问题。但是与此同时，由于财政增收甚至快于经济增长速度，极大地加强了中央财政对民族地区转移支付的能力，也为解决民族地区发展滞后问题提供了条件。应针对民族地区文化建设欠账较多、地方公共财政能力严重不足的现实，将中央本级财政的转移支付作为提高民族地区公共财政能力的战略手段，增大转移支付规模，为民族地区各项文化事业的加快发展提供直接的财政支持。争取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文化建设的跨越式发展。同时建议，在现有规模基础上，进一步加大东部经济较发达省、市对民族地区经济与文化建设的帮扶力度，推进帮扶省区与受帮扶民族地区之间经济与文化发展战略协作关系，推动民族地区经济与文化更快、更好地发展。
其次，要进一步推进民族地区文化经济政策创新，以培植内生发展动力。最重要的是必须尊重和落实少数民族群众在本地区自然资源和民族文化遗产开发过程中享有的合法权益，改进、完善民族地区自然资源和民族文化遗产开发中的利益分配机制，切实保证自然资源和少数民族文化资源开发中，当地少数民族群众能够分享到合理收益。在此基础上，还要强化民族地区在金融、税收、工商等方面的特殊优惠政策，提高劳动就业培训、产业指导服务的水平，为民族地区文化经济发展提供更为宽松的政策环境和更强有力的支撑系统。
（三）推动民族地区发展模式转型，为少数民族文化发展创造有利的发展环境。
首先，要改变目前的发展模式。在全面建设更高质量的小康社会的背景下，推动民族地区的发展，必须重新认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特殊规律，重估少数民族自治地方的资源优势。要改变长期以来只注重经济资源而忽视少数民族文化资源与自然环境资源的资源观以及只重视经济发展而忽视社会、文化发展的片面发展模式。要大力提升民族自治地方文化建设在现代化建设总体格局中的地位，将文化建设置于民族自治地方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核心。我们应该围绕文化建设这个核心因素，实现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多方面统筹，全面开创民族地区发展繁荣的新局面。
其次，要将文化建设置于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的核心位置，就必须将文化产业放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中更加突出的位置，使之在民族地区整体现代化进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文化产业是当代文化发展的重要动力，而且是当代社会有支柱地位的新兴产业部门，世界各国无不以发展文化产业来获取综合国力竞争的新优势。相比较而言，我国民族地区虽然拥有自然和人文资源多样性的双重优势，具备了参与新一轮全球化竞争的天然优势，但是却远没有在产业化方面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们应该总结近年来少数民族文化产业发展的经验和教训，在普查少数民族文化资源的基础上制定少数民族文化产业发展的中长期规划，并选择一批发展较好的民族地区作为现代服务经济的模范区域进行试点，取得经验加以推广。
（四）加快发展民族地区的教育、科技事业，为少数民族文化发展提供人力资源基础和战略支撑平台。教育、科技事业落后是民族地区文化建设难以提速的关键原因，因此，加快发展民族地区教育、科技事业是促进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重要任务之一。
要全面提升民族地区常规意义上的义务教育水平。一是进一步加大对民族地区义务教育的投资规模。要根据不同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和地域分布特点，尽快完善具有民族地域特色的义务教育基础设施，为民族地区义务教育发展提供基本的物质和设施条件。二是加强民族地区义务教育阶段师资培养，提升、巩固义务教育阶段的入学率，提高民族地区义务教育的水平。
要在民族地区加快建立包括义务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和成人教育在内的国民教育和终身教育体系，整体改善民族地区的教育发展水平，推动民族教育事业跨越式发展。
要进一步完善少数民族双语教育体系（少数民族母语与汉语），要从课程设置、不同教育阶段的衔接、师资配备、教材编写等方面加强少数民族双语教育体系的建设。
最后，科学技术是民族地区实现协调发展和跨越式发展的助推器。从民族地区科技发展现状和促进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角度出发，当前民族地区应该主要选择与少数民族文化产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密切相关的电子技术、信息技术、现代传媒技术等科技领域，作为人才培养和产业开发的突破领域，进行重点投资。
（五）加强民族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切实改善少数民族群众的文化消费环境和文化娱乐生活品质。
我国文化建设的经验是，越是经济、社会发展较为滞后的地区，越是要依赖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基础性的作用。我国民族地区长期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滞后，人民群众文化消费能力极为有限，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满足基本文化消费，与发达地区很不相同，对此我们要有充分认识。
在当前形势下，促进民族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首要问题在于加大投入力度，建立全面覆盖民族地区广大农村的文化站、文化室、广播电视接收设施、网络通信基础设施等公共文化服务设施，解决民族地区农村群众看书报难、看电影电视难、收听广播难、上网难等问题。在投入来源方面，要以国家专项转移支付、地方政府公共财政投入、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公共文化服务提供等方式，多方筹措。在公共文化投资决策方面，要切实落实少数民族群众充分表达意见和参与决策的权利，使公共文化投入真正贴近少数民族群众的实际需求。
突出民族特色应该成为民族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关注重点。我们要将民族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过程变成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传播的过程。民族地区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要充分体现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和风俗，要高度重视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在图书、报刊、电影、电视等文化产品和服务中的使用。在推动现代广播、电视、网络、出版等传媒体系建设，加快推动民族地区现代传媒覆盖率的同时，还要不断增加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传媒产品和少数民族题材文化产品的生产，切实改善少数民族群众的文化消费环境和文化娱乐生活品质。
（六）加快民族地区文化体制、机制创新，为少数民族文化发展提供新的动力。我国还将长期处在发展和转型时期，体制机制和政策创新仍是文化发展的基本动力，加快体制转型步伐仍将是民族地区文化建设的重要任务。
在民族地区推动文化体制机制创新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工作，必须积极审慎进行。首先要将文化体制改革试点的成功经验应用和落实于民族地区文化体制改革工作。要按照“区别对待、分类指导、循序渐进、逐步推开”的原则，抓住“重塑文化市场主体”、“完善市场体系”、“改善宏观管理”、“转变政府职能”等关键环节，全面推进民族地区文化体制改革。其次，要根据民族地区的特殊性实施进一步的机制创新，以便全面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法》赋予民族自治地方和少数民族在文化发展方面的各项权利，从体制上切实保障少数民族群众的文化权益。特别需要关注的是，应该保障少数民族群众对于可能对本地区文化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大型建设项目的决策参与权和监督权。再次，要围绕全球化语境下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新趋势和市场化条件下少数民族群众文化权益表达与维护的新需求，大力推动少数民族文化领域的立法工作，为少数民族文化发展提供新的政策动力。
（七）加强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理论创新，开辟少数民族文化发展事业的新视野。理论创新是我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发展繁荣的总开关，更是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总枢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应该研究新问题，创新理论，拓展视野。
一是针对重大问题开展研究。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在新的时期，人民精神文化需求日趋旺盛，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这对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出了更高要求。民族地区更是如此。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我国社会正在出现一个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各民族共同繁荣、共同发展的时期。少数民族群众受教育程度越来越高，知识分子人才越来越多，民主参与意识愈来愈强，文化分享和文化认同意识越来越明确，各民族之间交流、迁移愈来愈频繁广泛。今后10－20年将是我国城市化速度进一步提升的重要时期，少数民族人民群众参与并直接推动城市化的速度与规模都将超过以往任何时期。多民族聚居的格局将越来越普遍，城市中少数民族的比重将越来越重。这些重大变化将对少数民族文化工作带来哪些挑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推动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与保护？怎样进行政策创新？对这些重大问题开展及时、深入的研究无疑将为我国民族文化工作和少数民族文化发展事业带来战略意义上的主动。
二是强化基础理论研究。我国少数民族文化发展正在面临全球化和市场化的双重挑战，处在一个全新的历史方位。对此，应该积极开展少数民族文化发展问题的多学科综合研究，揭示新的历史方位下我国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特殊规律和内在要求，为少数民族文化政策创新提供理论基础。
三是推进政策创新研究。当前，政策创新研究应该积极关注各类国际经验，争取在吸收国外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经验方面取得突破，为我国少数民族文化政策创新提供新视野。
四是开展战略规划研究。我国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研究中战略性研究还比较缺乏，成熟和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更少，这与少数民族文化发展全面在建构和谐社会和提升国家软实力中的重要地位极不相应。要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中长期战略目标以及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战略路径和战略规划，为我国少数民族文化发展领域的重大战略部署提供有力的决策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