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涉及到近百年中国最核心的意识形态争论，这个问题下的回答或多或少都陷入了简单的“阶级斗争”或者“官民对立”的叙事里，一方强调地主阶级的贪得无厌与盲目扩张是土地兼并与封建王朝危机的罪魁祸首，另一方（以本回答的几个高赞答案为代表）则指出压垮自耕农阶层的祸首绝非地主，而是横征暴敛的官府。第一种，也就是“阶级斗争”说的问题已经被目前已有的答案说得很明白了，这里不必赘述。然而第二种“官民对立”说，也有些过于简化了，至少它无法回答以下两个问题：
其实，造成中国古代土地兼并和王朝危机的主要经济原因绝非总体税负的重或者轻，而是财政管理不善、税基狭小、税负分配不均。
以明朝为例，根据黄仁宇的研究，明朝中期全国的税收只占农业总产出的10%——这比重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
16世纪文人的描述常常会使人形成这样一种印象：当时国家的支出与税收急速攀升到很高的程度。这种观点其实是一种误解。与此正相反，当时最主要的问题是国家的计划性收入太少，而且从不调整。
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官员们普遍认为低税收必然对纳税人有好处，其实这种看法是错误的。明代的例子就显示出情况并非总是如此。税收收入的不足意味着政府不能最充分地管理帝国的资源，这样实际上会对纳税人不利。16世纪资金不足导致了许多政府职能的丧失。其中表现最显著的方面是金属货币（见第二章第四节）和户口食盐钞制度（见第五章第四节），这给人民带来很大的灾难。
在16世纪，普遍的看法是税率过高。虽然当时各地情况不同，税率差异颇大，但当时的文人、奏请者和地方志的编者都有这样的看法……事实上，一个主要依靠土地收入的庞大帝国，整个税收水平仅为农业产量10%，这看起来是很低的。王朝的建立者应该首先对这种情况的产生负有责任……
低税收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所有的地方政府部门工作人员不足，他们收入低下，无法更好地完成各项工作……
因为税收不足，明政府很少能够造福于民。甚至连治水这种中国政府最应该表现出莫大关心的事情，16世纪的明朝政府也做得远远不够……
低税收的惟一正面的影响是保证了土地所有者的收入，但这种好处并不能惠及直接的劳动者……
其实，资金的滥用不必考虑，在传统中国，税收收入严重不足，政府甚至不能正常运作，更不消说求得任何经济上的突破。
引用文字均出自黄仁宇的《十六世纪明代的财政与税收》。可以看到，被我们一直强调的高税负和挥霍，在黄仁宇看来甚至都不是主要问题——税收收入其实并不高，而那么点钱就算不挥霍也不够用。
那么为什么政府收上来的那么少，小农依然过得那么惨呢？问题就出在税收结构和财政管理上。正如很多答主已经指出的那样，自耕农阶层是古代中国最主要的纳税人，而士绅阶层往往享有免税和免徭役的特权（既包括正式的法律规定的免税权，也包括其权势带来的非正式的逃税便利），整个社会分化成了少数的被供养的特权阶层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供养者。在王朝中期，被供养者的范围逐渐扩大——包括皇室的繁衍、社会稳定后地方士绅阶层的壮大、亲贵宗室规模的膨胀，等等。在这种情况下，王朝的税基愈发收窄，而财政支出的压力却不会因此减少，税收的重担便逐渐被转移到了普通的小农身上。正如很多答主所指出的，所谓的土地兼并，未必是豪强地主的巧取豪夺，很多时候是无力承担税负徭役的小农为了避税主动投靠豪强大户以躲避官府。这样就造成了恶性循环：士绅免税——税基减小，政府财政情况恶化——小农承担额外财政负担——小农破产或者投靠士绅——小农规模萎缩士绅名下财富膨胀——税基进一步缩小，财政进一步恶化——小农承担更多负担……
此外，在日益恶化的经济情况面前，政府很难进行有效的改革提高税收收入。在雍正摊丁入亩之前，大一统的中原王朝始终未能建立一套有效的制度对贵族士绅征税（想想李自成消灭了穷死的明王朝后从亲王和豪贵那里搜出来的金银）。同时，由于“‘藏富于民’这种儒家的原则走到一个极端，政府财政的任何增加都将被认为一定导致民困。”（黄仁宇语），增税在古代中国是天然的政治不正确。地方政府无法利用正式的、法定的税收的增加来解决其日常开支问题，就只能通过徭役和非正式的额外捐税来弥补不足——由于这些额外捐税具有很大的武断性和随意性，它对普通民众造成的伤害可能比田赋还要严重。
总之，无论是“阶级矛盾”还是“官民对立”，这两种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单一叙事都不利于我们理解旧王朝的经济困局。阶级分化和官民关系里的不同因素在特定环境下的耦合导致了古代的“土地兼并”困局——政府在财政上的无能导致了不同阶级承担了不公平的税负，而政府因此对自耕农阶层竭泽而渔式的横征暴敛则直接造成了小农阶层的破产，破坏了王朝的统治根基。建立公平有效的财政制度是古代王朝跨越国弱民穷的低水平陷阱的一个重要步骤。在英格兰，君主与议会共享主权，有产者在建立了代表了他们的议会之后，不再如在专制王朝一般抵制纳税，英格兰因此在没有引发紧张的官民对立的情况下实现了财政收入的暴涨；在普鲁士，历代军国主义国王用铁腕手段驯服了手下的贵族，建立了最高效的行政管理体系，因此得益压榨民力到极限，以小国寡民力抗俄奥法三国围剿；而旧制度的法国和传统中国则类似，君主既不愿意满足有产者对政治权利的要求，又无力或者无意限制权贵阶层的经济特权，政府日常入不敷出焦头烂额，权贵一边想在政治上进一步一边又想护住自己的钱袋子，底层则承受了一切苦难毫无天日……最终陷入财政死结和全社会的崩盘，只能等待一次浩浩荡荡的社会革命来荡涤这一切。